关于人文关怀的文献综述论文

关于人文关怀的文献综述论文

论特殊教育老师的人文关怀方面的缺失的论文

一、特殊教育教师在语言素养方面人文关怀缺失的现状

1．教师授课语言暴力频出，尊重不足

所谓语言暴力，就是使用侮辱歧视性的语言，致使他人的精神上和心理上受到侵犯和损害。在当下，由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平等的，所以必然地为语言暴力的生长提供了合适的土壤。而在特殊教育领域，教师所处在的情况更为特殊，以自我为中心，依靠强制手段，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学生的行为特征更为明显，为了使特殊学生向教师预想的方向发展，面对违反纪律、犯了错误、领悟能力较差的学生，教师采取简单粗暴或讽刺挖苦或恐吓威胁的暴力语言也是很常见的。例如，“你怎么长大的，这么笨!”“我教了这么多年书，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你呀，什么也学不好。”等等。特殊教育课堂上的语言暴力折射出教师缺少人文关怀的同时，更能表现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语言素养程度偏低。特殊教育教师长期使用暴力语言，会严重伤害特殊学生的自尊心，严重影响到和谐的师生关系。所以如何化解特教教师的“语言暴力”是当下特殊教育环境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教师授课语言冷漠敷衍，温情不足

在特教课堂上，我们总能发现一些学生那种对于教师权威的“藐视”，尤其是面对一些非班主任教师时更加明显。究其原因是一些特殊教育教师在授课中表达出来的“我上的课你要是不喜欢就睡觉，但是不能扰乱课堂秩序”的意思。长期的这种“安民告示”似的授课，让学生感觉到的并不是宽松的环境和舒适的课堂，而是感觉老师的潜台词是“随便吧，反正怎么学也学不好”，从中得到的答案是教师对学生过于冷漠。冷漠都是双方面的，教师的冷漠影响着学生，学生渐渐由冷漠发展成“藐视”和“不屑”，这种态度的展现，更能激发起教师在语言中的冷漠敷衍，缺乏温情。赢得学生的尊敬，不是靠大力压制，也不是靠低眉顺眼，更不能靠冷漠敷衍，特殊教育教师需要有较高的语言素养来面对特殊学生各项教学需求，不能为了表面的和谐气氛，放弃运用自身的情感语言来解决各种问题。通过情感的联络沟通，才能化解冷漠，展现特殊教育教师人文关怀的风采。

3．教师授课语言重复沉闷，激励不足

语言表达是教师的基本功，而特殊教育教师的授课语言也同样展示着教学的基本功。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特殊教育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教学语言重复的情况随处可见，容易分散误导学生的注意力，有些调皮学生可能上课就开始统计教师重复语言的次数，无法安心听课。有的教师一句话能表达清楚的意思，又怕学生没有听清楚，不断重复，这种重复沉闷的讲话，不但浪费时间，而且使学生听起来厌烦。重复并且沉闷的语言是没有新意的，无法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引发兴趣爱好，启发式的教学更是谈不上。现在，特殊教育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的互动，往往一问一答式的多，真正融入到学生内心，将教学中精彩的知识点播撒给学生，激励学生心灵深处存在的真善美的情况很少。语言是教学的最主要媒介，其所能传递的信息可以给予那些特殊学生温暖和力量，让他们尽快感知学校与社会的关怀。

二、特殊教育教师在语言素养方面人文关怀缺失的原因分析

1．师生角色定位的历来传统

人因其社会性，所以遵守一定的伦理规范，而中国的传统师生关系是依靠伦理来维系的。在古代，由儒家思想构建的社会等级规范，从根本上确立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从属关系，师道尊严严肃细致的讲究，赋予了教师极高的权威性，进而演变成师生之间的专制关系。到了近现代，人们把教师的教学活动看成了一种主客体关系，即教师育人就是一种“育物”，这样的结果就变成了教师高高在上地进行知识传送，而学生只有洗耳恭听，从而忽略了学生是“人”，并非“物”这样的事实，漠视了学生作为教学两主体中的一极。不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在教学活动中均忽视了学生的平等存在，漠视了受教育者本身应有的独立和尊严。而在特殊教育教学活动中，特教教师所接受的教育背景，在课堂上当其面临与自身求学时遇到的相似情况，便驾轻就熟地运用当年所受的语言和思维开展教学，因此一些冷漠的语言、暴力的说教都会运用出来，所以这种一代又一代的惯性力量是不可小视的。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因为他们自身存在的某种缺陷，面对这种不平等的对立情况，反应往往会更加强烈，导致学生心理的抵触甚至逆反，觉得教师的批评就是挖苦讽刺，没有关怀和帮助，缺乏足够的温暖。

2．缺乏对人文关怀的认识

人文关怀基础是教育，是用人的方式去理解人、对待人、关怀人，特别是关怀人的精神生活、精神生命的发展［2］。特教学校的学生与普通学生不同，他们多数由于身体机能的缺陷，再加上心智发育尚待完善，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不能像家庭生活一样，时刻享受父母的呵护和家庭的温暖。在我国特殊教育领域，就目前情况来看，特殊教育课堂上要完成的任务有很多，特殊教育教师面对的学生也很多。在任务繁重的情况下，特殊教育教师很难再有更多的精力去研究每一堂课语言表达的细微内容，同样很难通过琢磨细微的表达方式来体现人文关怀的本意。虽然在表面上看来人文关怀的意义并不是很大，但随着表面的风平浪静，长久之后就完全忽略了人文关怀。如果特殊教育教师在课堂上没有体现出教师的关怀与温暖，那么特殊学生肯定会感觉心灵受到伤害，久而久之会疏远教师与学校，变得自律性相对较差，面对将来更迷茫和困惑。结果是学生虽然可能学到了一些安身立命的技术，但是在缺乏人文关怀的情况下，会形成一定的心理缺陷。

3．特殊教育教师工作压力增大

特殊教育教师工作压力增大，这与当前教育的大环境和特殊教育所处的小环境有很大关系。特殊教育教师要承受来自学校、家长、社会的重重压力。例如绩效考核情况，特殊教育教师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大，除课堂以内的工作，还要承担学生的考核测评、安全、卫生、饮食等各方面的工作，甚至考核测评结果与绩效工资挂钩，若不达标就降低工资等。这样特殊教育教师把工作中的不满情绪转嫁到学生身上，训斥、威胁甚至采取不正当惩罚方式，都容易造成师生间的对立冲突。而目前社会对特殊教育教师的期望和评价标准过高，更加重了教师的压力，本来学生的教育是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的共同责任，但是现在几乎全落到学校身上，奉献时关注少，犯错时人人指责。特殊教育教师的工作需要得到家长、学生、社会各界的肯定，这也造成了对教师不利的舆论氛围，误导了学生和家长，无形中特殊教育教师的压力与日俱增。

三、提高特殊教育教师语言素养方面人文关怀的途径

1．提高特殊教育教师人文关怀的主观意识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理解、尊重、关心和帮助残疾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道主义情怀，人文关怀是对人价值的肯定、完整人格的尊重，对残疾人更重要。［3］因此，特殊教育教师必须加强人文关怀的主观意识。提高特殊教育教师的语言素养，以期展示对特殊学生的人文关怀，这不仅仅只是简单地通过语言本身素养的提高来完成，而是需要文化素养和思想素养来相互支撑。首先，从知识文化素养层面来看，优秀的课堂语言表达是由丰富的知识文化素养决定的，学生学习知识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教师的讲授获得的。在学生看来，教师有能力给予学生指导和帮助，甚至依赖教师，因此教师要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才能不影响正常的语言表达。教师不仅要精通本学科专业知识，同时也要做个博学多才之人，扩大知识面。只有知识文化内涵深刻的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才能游刃有余，得心应手，这也是尊重学生的主要体现。其次，要注重语言素养本身的提高，特教教师在运用教学语言时，要词汇丰富、逻辑严谨，甚至可以充满艺术表现力的语言来进行授课。这也就要求特殊教育教师在授课前要认真备课，按照预先设计来进行发挥，而不是天马行空的、毫无逻辑、缺乏节奏的组织语言。只有严谨细致，才能尊重课堂、尊重学生。再次，从思想素养层面，特殊教育教师在平时语言交往中要给学生做表率，决定语言质量的人，只有慧于心，才能秀于言，在师生对话过程中，要将高尚的道德观念、情感价值观渗透到语言中，不能将工作生活中的不快和不满带到课堂，不能将不良情绪传染给学生。最后，教师自身的语言素养是引发师生对话语言问题的主观因素，教师应积极主动地正确看待自己的`不足，及时弥补，提高教师内在和外在的威信，为建立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奠定基础，才能更好地展现特殊教育教师人文关怀风采。

2．建立以人为本的特殊教育教师培养体系

构建以人为本的特殊教育教师培养体系，就是要在教学氛围、教学资源配置、学术交流等方面给予特殊教育教师更多的支持。因此，以人为本，尽可能多地培养特殊教育教师，既要高标准严要求，又要关心、爱护、扶植、尊重他们，帮助解决其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问题和矛盾，促使积极性、创造性得以充分激励、开发和调动，这亦是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第一，要构建幸福奋进的教学氛围。让特殊教育教师感觉到特殊教育这个职业是幸福快乐的，奉献和挑战并存，只有幸福快乐具有奉献精神和敬业精神的教师，才能教出幸福快乐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所以，特殊教育教师的师德建设以人为本，就是要充分尊重、理解他们，使其最终具有奉献精神与敬业精神。第二，教学资源配置要合理。充分运用多种教学资源来调节课堂内容，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地扶持他们参与科研，提供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实验设备、图书音像资料等。第三，要多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提供教师参加重要学术活动的机会，同时提供各种进修、培训甚至出国等机会。注重加强校际间、国内与国外，老、中、青教师之间以及特殊教育教师之间的学术交流，允许就各自不同的学术观点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使之在学术探讨、交流、争鸣中开启智慧，活跃思想，承前启后，立足于发掘和发展本学校特有的学术风格、学术文化，注重精神理念的提升，给更多的特殊教育教师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和条件。这样特殊教育教师可以从其他同行、其他领域学到精湛的技艺和品德，使其在学术、学业、思想上更快地提高。

3．加强语言运用能力，展示人文关怀风采

其一，特殊教育教师语言要情感丰富。采用浓郁人情味的话语和语态，用满面春风的语气，富含激励的语调都是优秀和高明的老师引发学生的情感潜势，在情感共鸣的语境中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良好办法。其二，特殊教育教师要有亲切的教态。古人说:“亲其师，信其道”，特殊教育教师让学生感到亲切、微笑和亲切的表情对学生很重要，这是教师的“职业表情”。其三，特殊教育教师的语言要有幽默的风格。教学幽默是教师聪明才智的表现，许多优秀的特殊教育教师都具有这种幽默的话语风格。幽默语的艺术包括:教师设计的情节幽默;讲笑话、趣事、机敏的妙语、警句;生动有趣地描述或评论、超想象夸张及教师的肢体和表情幽默等。这样才能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充分体现人文关怀。总之，语言素养是特殊教育教师必备的素养，特殊教育教师语言素养一定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因此特殊教育教师只有以高质量的语言素养为依托，才能让课堂充满人文特征，让特殊学生每时每刻感受到人文关怀的，让他们在人文关怀中健康成长。

庄子是中国第一个揭示自然美的思想家,他在谈论人的生存问题时,大量涉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之间要统一、协调、和谐的发展。在庄子的哲学里,自然是美的,自然中的一切都是人所不应干预的,庄子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尊重自然、“不傲倪于万物”,承认宇宙整体和万物均有尊严性,主张安时处顺、随顺自然,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下面我为大家整理了关于庄子的人文关怀的论文，欢迎各位哲学毕业的同学借鉴!

摘要: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者之间的关系。庄子倡导“随顺自然”的人与自然和谐、“安命无为”的人与社会和谐,“虚静恬淡”的人与自我和谐,呈现出其哲学思想独特的人文关怀和超越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 庄子人文关怀和谐理论价值

一、“随顺自然”的人与自然和谐

在思维方式上,中国哲学始终奉行“天人合一”的和谐思维模式。“天人合一”即是主体与客体的一致、和谐。庄子《知北游》篇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又说“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均是要求人的行为要自觉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为自然是人的栖身之所、精神家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人作为宇宙整体的一员离不开自然的怀抱,即是说“天”与“人”本是融合为一的,“天”只有有了人的生存参与才成其为“天”,人也只有在“天”中才能展开其本真生存,所有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人与天一也”(《山木》)。

庄子在《天道》中说,“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即是说当明白了天地的规律,就把握了根本和本源,而成为与自然和谐的人,用此来均平万物、顺应天下,便是跟众人谐和的人,跟人和谐了,称之为人乐,跟自然和谐了,就叫做天乐。可见,庄子是非常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的,为此他还进一步提出“天与人不相胜”,即人与自然不对立的观点,以此来呼吁人必须走上与自然统一、和谐的道路上来,人不能主宰自然,只能“顺物之情”,对待自然的态度应该是“与物为春”(《得充符》),“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基于此,庄子所追求的理想的美亦并不在于人类社会生活,而在自然之中,他总是以审美的态度去欣赏自然、亲近自然,寄情于山水、逍遥于林下,对自然的亲近与迷恋,以至物我消融、人与外物契合为一,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安命无为”的人与社会和谐

庄子清楚的认识到,人要在周遭世俗社会安适的生活下去,除了随顺自然,“不傲倪于万物”,人与自然和谐外,还要掌握如何与社会各色人物相处以及怎样融入到世俗当中去的原则和方法。在庄子看来,人生的一切遭遇,都不可避免受客观必然性的支配,诚如《德充符》篇说的那样,“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因此,庄子为了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要求人们对于人生的一切变化、际遇都应当“安命无为”。

首先,庄子认为人生在世自有一套处世原则和方法,人应当遵守社会规范,以此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一方面,人在主观努力都不能改变的境遇面前,要学会“虚己”, 即忘却自己的肢体形骸,遗弃自己的聪明巧智,摒除心中的一切私心杂念和利害得失,避免大喜大悲、憎恶与愤怒,保持内心的平静无忧;另一方面,庄子主张以“顺物”的方式来与“他人”相处,人要在世俗社会中生存下去,免祸存身,与周遭他人、社会周旋处理好关系,要在行动和神态上与人保持一致,不以任何外物相抵触,不与任何事物相违背,“顺物”的方法尤为重要。但要注意的是,庄子提出的“顺物”,绝非是在世俗夹缝中的蠕蠕营生,而是“顺人而不失己”,是一种不失却本性,“内直而外曲”,在精神的层面上保持高洁和人格独立完整,渴求个性自由及全面发展的处世态度与生存方式。

其次,庄子看到世界到处是“以物易其性”(《骈拇》)的芸芸众生,于是主张用“无为”方式来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在庄子看来,作为万物之一的人,其生存方式、行为准则应该是“无为”,无为即是天地万物的存在方式,“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也就是说要顺应自然之理而不作不为。

最后,庄子要求世人对人生的一切变化、际遇都应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人间世》);既然人的主观努力不能改变这些境遇,若能安心顺命、坦然处之,也就可以获得人生命自由的解放和全面的发展。一方面,庄子告诫人们在功、名、利、禄等方面不要去汲汲追求,“贵富显严名利”就像自然界有昼夜一样,应该顺其自然、安然处之,就能获得人的心理安适平和,让人生变得分外洒脱;另一方面,他主张“安命”,要求人做到在死亡面前不动心、不动情,保持非常豁达、乐观的心态,“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养生主》),“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田子方》),其生命就会如同笔下那条北冥鲲鱼,脱胎换骨变成一只大鹏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浩瀚长空,体会到自由人生的“至乐”。

可见,庄子的“安命无为”强调人在世俗社会面前所必须持有一种泰然处之、顺其自然的安然态度,是从思想上让人达到一种自由、快乐的境地,安命方怡然轻松,无为则悠然自得;两者互为表里、紧密结合,成为庄子哲学人文关怀的核心坐在。

三、“虚静恬淡”的人与自我和谐

如果说“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与“安命无为”的人与社会和谐是对外的,那么“虚静恬淡”的人与自我和谐,就是对内,是人的心灵在体验自然、社会后达到的精神和谐状态,是庄子哲学人文关怀的最终落脚点。

庄子特别强调,要调控自我的情绪状态,只有调适人的自我内心达到精神的和谐,才能体悟“道”,进入“至美至乐”的境界。在庄子看来,“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天道》),虚静,指的是内心世界的凝寂虚无和外在表现静止空明的统一,“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即是涤除一切欲念的虚寂之心,“不用感官和思维,做到心境虚寂,忘怀一切,甚至不感到自己的存在”,其心理状态便是恬淡寂寞。庄子还指出,心境安泰镇定、修养高尚的“至人”,其心思就像是一面镜子,对于外物是来者即照、去者不留,散发出自然的光芒。由此可见,庄子非常注重人的内心宁静,他主张以内心的安静、和谐的心态来调适自身,内心虚静空明了,就会让人神清气朗、胸怀开阔、穷乐无忧。

在保持了身心虚静的基础上,庄子继而提出了“坐忘”。在他眼里,“坐忘”是一种心灵体验,就是对世俗、功利、形骸的超越。“人的存在,是被限制、有限性的东西。人是被安放在缺乏、不安、痛苦的状态,而常陷于矛盾之中的。美或艺术,作为从压迫、危机中,回复人的生命力,并作为主体的'自由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3]作为现实社会的人,摆脱生理肉体的欲念,使欲念不奴役于心,不做本能欲念的奴隶,而是从欲念中解脱出来,摒弃外物的一切干扰,保持虚静之心,通过内心的安宁于天地自然之美的关注中与天地自然契合无间,就能达到心灵、精神的畅然之游,让生命得到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大宗师》就描述了颜回“坐忘”的故事,说颜回先是忘了仁义,继而又忘了礼乐,最后达到了“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天地》篇解释“坐忘”更是说“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其目的就在于待世以虚、为人以静,彻底忘却客观的现实世界和自身的存在,使自己与道通合,故称为“无己”、“忘己”。“无己”只是无我之形体而存我之精神以通于道,自我不存在了,自我的精神与道就合一了,所有说做到“离形去知”就能“同于大通”,进入“道”的境界。可见,“坐忘”的方法和过程,实际上就是使自己合于道而实现自我内心平衡和谐、逍遥自由的方法和过程,实现了人与自身的和谐,也就达到了“乘物以游心”的极致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精神与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而绝对自由的“道”合一,就可以与“道”一起无往而不至,在无穷的宇宙里任意驰骋、尽情往来,在“游心于物之初”的情境中感受到无拘无束的“至美”,体悟到自由自在的“至乐”。

英国哲学家鲍桑葵说:“人的心灵态度是静观的。“[4]从“虚静”到“坐忘”,再从“坐忘”到“游心”,庄子反复强调的人与自身的和谐,对人生虚静、恬淡的执意追求,无疑不是精神领域的又一贴清凉剂,为人的内心世界的和谐提供了更为广阔而深邃的思想渊源,为我们日益干枯的精神生活指明了方向,为我们在物欲横流、人为物役的现实世界之外,再次找到了一个宁静的心灵港湾,显现出超越的理论价值和独特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 季羡林.季羡林说和谐人生[M],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P1

[2] 陈鼓应.老庄新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P234

[3]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36

[4] 鲍桑葵.美学三讲[M],周熙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P2

临终关怀论文文献综述

试论我国安乐死的立法选择摘要：安乐死早已不是一个生疏的名词。安乐死一词源出希腊文Euthanasia，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组成，又称安乐术，或称怜杀（Mercy killing）。原意是指在人类外力的作用下安然告别人世。这项提议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人们提出，1936年英国首先成立安乐死自愿协会，提出安乐死法案，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法”的国家，但是很快便于1997年废除。2002年，荷兰下院通过法案，使安乐死合法化。而本文中提到的特丽案件中对于安乐死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对于本人意愿、伦理以及法律实务操作中的一些问题。美国植物人特丽•夏沃的生死使人们再度开始对安乐死的大讨论，本文通过对一些观点的分析总结来阐述对这个话题的法律思考。关键词：安乐死；法律；伦理Try to discuss the selection of legislation of euthanasia through Terri Schiavo’incidentAbstract：Euthanasia is not a verdant noun. Euthanasia one etymology produce Greek euthanasia, and " death" two phrases succeed by " bright ", the original meaning mean that says good-bye to this world under the function of the human external force safly. The proposition propose as far back as 1930s people British establish the voluntary association of euthanasia first of all 1936, propose the euthanasia bill , Australia is the first country that pass " euthanasia law " in the world, it is abolished but benefited quickly in 1997. In 2002, Dutch Lower House legalized euthanasia through the bill . And Terri Schiavo’incident dispute in euthanasia concentrate on to one's own will, ethics , legal practice some questions operate , mainly specially. The American vegetable is specially Terri Schiavo’incident；Fertile life and death make people begin the free discussion to euthanasia once again in summer，this text explains the legal consideration of this topic through summarizing in analysis on some views. Key words： Euthanasia； Law； Ethics特丽•夏沃是一个害羞的女人，喜欢小动物、音乐和篮球。她从小在宾夕法尼亚长大，1982年认识迈克尔•夏沃，两年后结婚。他们后来搬到了佛罗里达州，在那里特丽就职于一家保险机构。由于常年减肥，特丽饮食功能紊乱，最终导致26岁时（1990年）彻底病倒。医生们说，由于钾失衡，她的心跳停止跳动，在被救活之前，脑部缺氧长达10分钟，导致严重脑损伤，陷入植物人状态。1998年，在医生将特丽确诊为“永久性植物人”且无任何康复可能后，特丽的丈夫迈克尔向佛罗里达州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特丽实行安乐死。他认为，这是尊重特丽的意愿，因为她曾表示不愿用人为手段维持生命。但这一要求遭到了特丽父母的反对。此后，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迈克尔和特丽的父母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官司。特丽的进食管曾两度被拔除，后又根据州议会紧急通过的法令而两次重新插上。2005年3月18日，佛罗里达州法院第三次裁决拔掉她的进食管。之后，美国国会对这起案件进行干预，授权联邦法院对此案进行审理。联邦法院法官3月22日做出裁决，拒绝下令将特丽的进食管重新插上。此后，特丽父母又几次向不同的法院提出上诉，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就这样13天后特丽在争论声中离开了人世，逝者已矣但是对这件事的争执还在继续，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的“安乐死”又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一、安乐死的概念及国内外安乐死研究概况（一）安乐死的概念及主体对象1．安乐死的概念安乐死早已不是一个生疏的名词。安乐死一词源出希腊文Euthanasia，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组成，又称安乐术[1]，或称怜杀[2]（Mercy killing）。对安乐死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包括一切因为“健康”的原因致死，任其死亡和自杀；狭义的理解则把安乐死局限于对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或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在濒死状态下忍受着精神与肉体的极端痛苦时，在其本人或家属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不再采取人工的方法延长其死亡过程，为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不得不采用人为方法无痛苦地结束病人的生命[3]。当前，我国民间对“安乐死”一词的理解多是狭义的。2．安乐死的主体对象植物人并不是“安乐死”的主体对象。我们谈“安乐死”，一定要有这样一些前提：（1）安乐死的对象是那些当前医学条件下毫无救治可能、处于临终阶段、正在遭受不可忍受痛苦的患者；（2）患者本人有安乐死的强烈意愿；（3）必须由医生采取行动，并选择没有痛苦的终结方法[4]。由此可知，安乐死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在临终患者的明确请求下，为解除患者无可忍受的痛苦而由医生对其死亡过程进行的主动医疗干预行为。 （二）国内外安乐死的研究概况1．国外安乐死研究概况1935年,全世界第一个提倡自愿安乐死的团体在英国正式成立。自50年代起，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尝试为安乐死立法。探索、争论了20多年后，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颁布了《自然死亡法》[5]。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安乐死的法案。1993年2月9日，荷兰议会通过了默认安乐死的法律，此后又一放宽安乐死合法化的尺度，1999年8月10 日通过的最新修正案规定，凡16岁以上的人，若患绝症到生命末期，均可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安乐死，12岁至15岁的青少年，要似要求必须经其父母同意。现在，荷兰每年大约有25000人以安乐死的方式告别人生。1994年10月20日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近百万市民通过一部名为《他自己选择死亡》的电视目睹了一位63岁的老人接受安乐死的全过程。目前，安乐死在荷兰很受公众的支持。80%以上的荷兰人赞成安乐死。 在英国，近年来要求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据统计，50年代英国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安乐死应合法化，但目前这一比例已上升到了82%。1993年2月4日，英国最高法院裁定了英国第一例安乐死案件，同意了一位年仅21 岁患者的父母和医生的申请，停止给他输入营养液。1996年4月24日，又裁定允许为53岁的珍妮特-约翰逊太太(已成为植物人4年多)实施安乐死。1998年，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尽管安乐死还不合法，但英国已有万人在医生的帮助下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多数德国人也赞成安乐死。1994年德国一家民意测验所对1004名德国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3%的人赞成安乐死，30岁以下赞成安乐死的人甚至多达88%。在德国，安乐死协会的会员1994年已达万人。1999年，德国外科学会首次把在一定情况下限制和终止治疗作为医疗护理原则的一个内容。 1992年10月1日，丹麦实验了停止延长无药可救的病人的生命的法律，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4个月内就有4 5000人立下遗嘱，表示愿意在必要时接受安乐死。 以色列1998的也实行了首例经法院批准的安乐死，耶路撒冷一家医院的医生给一名49岁的身患绝症的男性病人注射了致命剂量的麻醉剂。 1996年5月25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6]，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拥护者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最后，澳大利亚其它一些洲的议员也在准备制定本洲的安乐死法。 美国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在包括医生在内的美国公众中，支持安乐死的已占多数。1994年，世界许多媒体都报导了美国一位身患绝症的老妇在儿女们轻唱的平安歌中平静地离开人世的“诗意死亡”[7]。2．我国公民对安乐死的看法改革开放以后，安乐死的观念传入我国，并很快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从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都是安乐死议案的提案人，他们不仅在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进行着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时也要实施安乐死。目前，我国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识阶层人士。上海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赞成者占；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支持率则高达；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二、伦理道德以及人权保护上是否可以接受（一）安乐死并不违备伦理道德为了减轻患病者的痛苦，在一定的条件下，对特定的临终患者实施“安乐死”，在伦理学上是可以允许的。但具体实施的时候，还是会涉及到很多感情问题，比如特丽的父母，就很难接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因为营养和水分缺乏而导致的死亡。这种人之常情，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安乐死在法律和伦理上的争论似乎仍未平息，对安乐死的法伦理学解读，也许会突破目前理论和立法实践中的僵局。安乐死实现的是何种利益？安乐死能否成为一种权利，首先要看它为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利益是满足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妨以人的需要为分析起点。人的存在有三重关系维度[8]。人的作为肉体存在的自然必然性，决定了人要通过物质生产的实践来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并由此建构起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是永远的主体，物作为客体只存在对人的单向效用，不存在人对物的有用性问题。但人必须是以群体的方式，才能实现寻求需要满足的现实物的活动，这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必然性，即是说，只有在人的联合中，才能获得直面自然的勇气和力量。物质生产的实践既创造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同时又生产了人类的社会关系，它引起了人的不同于物质生活需要的社会生活需要，如交往、合作的需要、归宿与安全的需要、友谊的需要、道德的需要等等。社会实践所建构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它不同于人与物的关系，它是主体间的关系，而且使人与物的单向效用关系摆脱了粗陋的、原始的“动物学”性质，使主体的自然需要带上了社会文化的印记，使客体的效用能否实现为现实的价值存在形式，受到活动主体的生活态度，活动方式等的制约，这不是因为客体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也不是主体不需要某些客体的属性和功能，而是取决于一种更高的价值形态。因此，除了物质生活的需要、精神生活的需要以外，由于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产生，人还有认识自我和追求自我完善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由于利益是满足需要的东西和条件，因此，与人的三层需要相对应的就是人的物质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格利益三个利益领域。其中，人格利益被视为人的最高利益，其核心是人格尊严。人格尊严作为一种价值，内在于自我实现的需要，发生在人的自身内部，不是主体对身外之物、身外之人的需要，而是主体对存在于自身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的需要，简言之，人格尊严作为一种利益是内在的，与其他经济利益、社会利益不同。它因出生而当然发生，因死亡而当然消灭，确确实实是“生则带来、死则带走”的权利。而其他利益关系都是主体对自身以外的物和人的关系，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人格利益属于身信领域的关系。意味着人除了对物的支配权之外，对自身也有支配权，前者实现的是物质利益，后者实现的是人格利益。安乐死的利益基础是人格利益。人格利益的核心是人格尊严，即个人的自由自主。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身体，包括选择死亡。这意味着要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独立的决定去过自己的生活，而不受强迫或干预。（二）安乐死不是侵犯人权而是保护人权世界卫生组织1948年在宪章中提出：“健康是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只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现象。”死亡作为人的生命的一个阶段，同样需要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安乐死正是这样一种完满状态，实质上是一种实现了人格尊严的状态。显然，安乐死带给我们的不是物质利益，也非社会利益，而是人格利益。这是我们讨论安乐死是否是一种权利以及是何种权利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说，要说安乐死是一种权利，它只能是一种人格权，而不是物质上的或社会上的权利。不过，这里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安乐死如果是自主、自由支配自己的利益的人格权，是否会和人格利益中最关键的生命权发生冲突？问题的关键是对安乐死本质的看法。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吗？安乐死即安乐地死亡。这里“安乐”所界定的是死亡的状态，不是死亡的原因和性质。它不过是用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消除死亡痛苦，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所以安乐死所解决的矛盾，不是“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死亡质量”问题；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不是“为什么死”，而是“死得如何”。可见，安乐死是以解除人的死亡痛苦为唯一目的，使人死得安乐，维护人的死亡尊严。如此一来，那种把安乐死称为是一种死亡权的说法，就显得很可笑了。因为，死亡本身不可能成为一种利益，死亡不可能成为一种需要，相反，生命的存在是其利益之所以产生的前提。况且，死亡是一个必然的结局，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可见，安乐死如果是一种权利，也不是死亡权，而是自主权，是人格权[9]。 三、法律实务中安乐死出现的一些问题（一）安乐死合法化的精神探源1．安乐死能否成为法律权利安乐死可以成为法律权利吗？没有合理的理由限制安乐死，并不意味着安乐死就能成为一种法定的权利。权利是以体现社会意志的规范的认可为前提的。就是说，并不是任何利益要求都能成为权利，权利是人的利益要求与社会的规范性要求的统一，是人的个体意志得到了社会的整体意志的许可或承认。安乐死典型的是一种人的意志的体现。有学者把安乐死说成是死的权利。其实死是人的一个宿命，是无法逃脱的必然，也无法体现人的意志，因此不可能成为一种权利。安乐死则是对人的实存的一种反思、限制和决定。具体来说，一是安乐死是个人要求的，体现个体的意志。二是安乐死要符合规范，得到社会意志的认可[10]。如此，安乐死才能成为一种权利。2．安乐死成为法律权利的条件安乐死必须体现个体的意志，这是确定无疑的，否则就是谋杀了。这意味着无法表达和不具备个体意志的个体，是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的。至于要得到社会的整体意志的许可或承认，首先要看它是否能得到社会道德习俗的认可和承认。显然，在现代社会，也正如我们上面所论证的，安乐死是可以作为一种道德权利存在的。起码在我国，它能被社会所认可和接受。但安乐死作为一种道德权利，是否就必定转化为法定权利？这当然取决于合法化过程的几个限制性因素。立法者在将应有权利通过立法的形式转换为法定权利的过程中，要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限制：社会客观因素的限制，主观因素的限制以及法律形式本身的限制。正因为这些限制因素的存在和不可避免，使得现有的法律权利不能完全再现应有的权利[11]。所谓客观因素的限制，是指任何应有权利要求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权利的客观因素包括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自然条件、民族传统等，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的权利主张就会不同，因此有些应有的权利可能在某个时代、地区得到确认和保护，而在另一个时代和地区则得不到保护[12]。（二）我国是否具备安乐死立法的条件在中国社会，安乐死作为一种应有权利是否可以转化为法定权利呢？我们可与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做个比较。荷兰之所以能使安乐死合法化，至少有四个有利因素：1、荷兰的医疗服务在全世界来说，可以说是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95%以上的老百姓有私人医疗保险。长期疗养也包含在保险范围内，而且涵盖没有私人保险的少数人民。2、缓和医疗非常进步。几乎每一家医院都有疼痛控制及缓和医疗中心，与之相较，其它国家的类似中心少而昂贵。3、纳粹占领时期，只有荷兰的医生不参与纳粹的“安乐死”计划。这个因素显示荷兰医病关系有高度彼此信赖的传统。4、他们的家庭医师制度推行的很不错。大部分的病人与医师都有长久的友谊关系。显然，这些条件在中国还远未具备。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现在还没有能力保障每个人都能接受较好的医疗条件。很多人在医治无望的情况下，不愿意让亲人多花钱而想到一死了之。中国目前的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特别是在广大贫困农村，由于基本的医疗保险尚未建立健全。许多人得了个小病就面临巨大的家庭经济危机，主动谋求死路是他们最好的解决办法。中国目前医院的医疗水平还不高，而对于医学上无法挽救的濒死者的确认，需要达到一定的医疗水平，具备一定的医疗条件。最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医疗水平，而且我国民族众多，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差别很大，死亡文明的发展水平不同，对安乐死的要求和接受程度也不同。可见，客观因素的限制不支持将安乐死从应有权利转化为合法权利。四、安乐死的立法构想及结语（一）安乐死的立法构想安乐死是一个涉及伦理、法律和医学等方面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当代社会，为制定政策和立法之目的，审视安乐死必须立足伦理，要围绕生命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等来看待问题。讨论安乐死的最佳情景是国家经济、法制、医疗保障和公民的观念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准，根本问题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得到保障。从伦理上来讲，绝对禁止或全面开放安乐死均不可取，我国社会目前不具备讨论安乐死的理想条件，从立法上来讲，我们仍需创造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严格规范安乐死使用的对象范围、主体范围、实施条件、申请程序、审查程序、操作程序，和明确擅自实行安乐死的刑事责任，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安乐死职责的刑事责任，并明确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其中以安乐死为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实施安乐死的对象必须是根据现代医学和技术断定已身患不治之症，并死期又迫在眼前的病患者；2、实施安乐死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或消除病人的痛苦；3、病人忍受的肉体痛苦，达到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程度；4、病人意思清楚并能表达自己的意识，必须有其本人真挚的嘱托和承诺，且该嘱托和承诺是在事前或行为当时作出。在病人无法表达时，近亲属及其他人不得代为请求，医生也不得主动实施；5、除安乐死外，无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来减轻或消除痛苦；6、应由医生实施，其他人无权实施，且实施安乐死必须有三名医生研究同意，在经主治医生批准；7、实施安乐死的方法必须合乎伦理而且被认为是妥当的。（二）结语2006年5月9日，金陵晚报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南京一位年仅5岁，名叫龙龙的小朋友意外发生车祸导致昏迷，在龙龙父亲的情求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院长陈忠华教授与南京市第一医院的专家共同给龙龙会诊，确定龙龙已经是脑死亡，虽然龙龙能依靠呼吸机呼吸，但最主要的生命体征已经不存在了，龙龙的父亲双眼含着泪水，拔掉了龙龙的呼吸机，对龙龙实行了安乐死，并把龙龙包括双眼在内的多处器官捐献给四位极需帮助的病人，而龙龙的遗体则送往东南大学医学院作医学研究。虽然龙龙的情况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安乐死，但却可以做为一个很好的例子，为安乐死立法提供参考。在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公开讨论安乐死以来，支持和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两方各执一词。不少学者认为，安乐死合法化具有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但进行立法的条件尚不成熟。虽然安乐死在我国尚不合法，但必须承认，罹患重病且无救助可能者的家属因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等原因停止对患者的有效治疗而让其“自然死亡”的情形在我国客观存在。如何保障患病者得到有效治疗，最起码能够最大限度的减轻其死亡前的痛苦，使其能够安详、有尊严地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是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问题。在对生与死的权利仍有重大争议的情况下，国家可考虑先行立法对这一特殊人群在医疗、法律等方面的应有权利给予切实保障。参考文献：[1]Tom Jackson,Health Law Litigation [J]. Human rights,2002,(5).[2]储怀植.美国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DavidS,Oderberg . Applied Ethics[M].Oxford: Blackwell ，2000.[4]林桂榛，陈瑛.论“安乐死”的构成要素及道德冲突——基于医疗领域内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医疗干预[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3）.[5]石文亮.试论安乐死立法[J].法律与医学，1995，（2）.[6]李宝珍.应为安乐死立法[J].中外法学，1998，（1）.[7]陈晶晶.安乐死的伦理困境[J]. 前沿，2002，（8）.[8]赵雪纲.人权概念的正当性何在？——康德伦理学对人权概念(以生命权为例)之奠基性意义[J] .政法论坛，2004，（5）.[9]刘三木，汪再祥.关于安乐死的若干争议问题之讨论[J].法学评论，2004，（6）.[10]贾红梅.道德对安乐死合法性与非法性的界定[N] .法制日报，1997-5-3（8）.[11]朱沛智.安乐死及其立法思考[J]. 科学.经济.社会，2002，（1）.[12]陆敏.安乐死的立法思考[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

你可以自己先想想，你将怎样关怀临终的人，就可以写出有真实感情的好论文来了．

《生命教育全民化研究》

摘要：目前，我国的生命教育处于发展初期，主要在一些学校开展，但实际上，生命教育作为元教育，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任何人都需要的教育。特别是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期，各种危害生命以及腐化堕落的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更需要开展全民生命教育的推广活动。为此，进行了全民生命教育问卷调查，对全民化生命教育必要性进行了验证，同时也对大众的生命教育需求进行了调查，期望能对生命教育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生命教育;全民化;生命教育内容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040-03

一、生命教育简介

1968年，美国学者杰·唐纳·华特士最早明确提出生命教育，他在加州创建“阿南达村”，开始倡导和践行生命教育思想[1]15。此后，世界很多国家根据当地的情况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生命教育，生命教育所包含的内容也不断地扩大。如：“日本于1989年修改新的《教学大纲》中针对青少年的自杀、欺侮、杀人、破坏环境、浪费等现象日益严重的事实，也明确提出以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之观念来定位道德教育的目标”[2]5。自生命教育一词诞生以来，专家学者们对生命教育有不同的界定。其中，程红艳认为，“生命教育，旨在唤起人们对生命的价值的认识，全面恢复人类生命的本性，采用理想的教育推动人的发展，提升人类生命的本性，使教育成为生命本质觉醒和显现的过程”[3]。生命教育主要包括“生存意识教育、生存能力教育和生命价值升华教育三个层次”[4]。而生命教育的具体内容涵盖很广，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挫折教育、意外伤害的救护和自我救护、了解个体生命的成长历程、艾滋病和毒品预防教育、珍爱生命与预防自杀、生命情怀的养育、临终关怀与死亡教育、生态环境教育，等等。

二、我国生命教育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也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倡导以人为本和尊重、关心、理解、信任每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开展生命教育的开端。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针对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开展青少年生命教育就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号召要把生命教育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载体，科学有效地实施生命教育活动。上海、辽宁、江苏、四川、山东、黑龙江、吉林等省市相继开展了生命教育科研、教学实践、教材编制、教学大纲试行等活动。

纵观我国的生命教育，会发现“理论分析研究较多，具体实践操作较少;基础教育关注较多，其他教育领域关注较少;学界研究关注较多，政府、社会对生命教育主题关注较少”[5]。在深度访谈中，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生命教育项目办公室主任郑瑶指出：“大陆的生命教育还处在发展初期，人们对生命教育的了解很有限，大陆的生命教育还处在呼吁阶段。”

三、生命教育全民化的必要性

(一)生命教育的属性：“元教育”

从本质上来看，生命教育是元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也是教育的最高追求。实际上，生命教育是任何时代的任何地区的任何人都需要的教育，因为生而为人，都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是：生命的实相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如何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这些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无论人暂时是多么成功和快乐，人生的一切都将没有正确的根基和方向，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就会不堪一击，甚至会做出危害自己和其他生命的事情。如果回溯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关于生命的探索、思考和教育就已经开始了，中外皆有。如宋朝的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民胞物与”思想。也就是说，天地、万物、人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天地就像父母，一切人、一切物都是天地所生，因而人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皆是我的伙伴，应该爱一切人和一切物。

(二)转型期生命教育全民化的必要性

“社会转型”是“社会结构转型”的简称。社会转型“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质的飞跃，造就了一个完全有别于传统的新的社会形态”[6]，社会转型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从传统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新时期”[7]。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阶层结构调整和分化，既得利益调整，社会矛盾有所激化;既有价值观的权威被颠覆，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和冲突状态，极端利己、享乐主义出现;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呈现多元化状态。目前，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触目惊心的现象，如自杀与残害他人的事件增多，腐化堕落现象增多，重大安全事故频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等。

从上文我们知道，生命教育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任何人都需要的元教育，而社会转型期种种严峻的、危害生命的社会现象让全民生命教育的必要性更加凸显。但是，与现实需要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国内的生命教育目前只在为数不多的学校展开，从全社会来看大多数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生命教育。

(三)全民生命教育调查对生命教育全民化必要性的验证

1.调查简介

为了对生命教育全民化的必要性进行验证，笔者进行了全民生命教育调查。与以往生命教育调查不同的是，这次调查的目标群体是社会中的所有人，不仅仅是学生群体。本次调查采用了“分层抽样方法”①对调查总体进行抽样，最终获得的有效样本277个，样本结构简要如下：

2.调查结果

(1)生存技能自评：多数处于中等水平

当被问及对自己生存技能的评价时，选择“一般”的46人，占总体;选择“较强”的21人，占总体;选择“较弱”的18人，占。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近半数的人认为自己的生存技能一般，不强也不弱，其次，选择自己生存能力较强和较弱的比例也较高，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生存技能处于中等水平。

(2)压力源：多元化，学业和工作压力突出

当被问及生活中的压力来源时，被调查者的回答比较分散。选择“学业”的119人，占总体的;选择“工作”的111人，占;选择“经济”的97人，占;选择“人际关系”的87人，占;选择“家庭”的69人，占;选择“情感”的58人，占;选择“健康”的43人，占;选择其他的18人，占。在选择“其他”选项的人中，有些人的压力来自于对孩子的培养。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被调查者的压力源是比较分散的，选择人数比较多的是学业和工作，这是学生和上班族必须直面的压力，此外选择经济和人际关系作为压力源的人数也较多。人们压力源的多元化可能有如下两个原因，一是生活本来就有多面性，因此压力来源也是来自方方面面的;二是具有不同人口统计特征的人所处的生活情境不同，因此所面对的压力也不同，学生的主要压力是学业，而上班族的主要压力就是工作。

(3)自杀意念：比例过高

从统计数据来看，在生活中偶尔有过自杀念头的人比例过高，达到;经常有自杀念头的人的比例达到了，说明每100个人就有一个人具有自杀的风险。

(4)生命价值和意义：为自己居多，其次是亲友

当被问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时，选择“自我实现”的人最多，达到127人，占;其次是“为亲人和朋友”，48人，占;选择“生活舒适快乐”的45人，占。选择其他选项的人数较少，按选择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其他”，“为社会作贡献”，“没有思考过”，获得地位和财富。统计数据显示，近半数的人以“自我实现”为人生价值和意义，还有较高比例的人以“生活舒适快乐”和“为亲人和朋友”为人生价值和意义，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大多数人是为自己和亲友活着。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在选择“其他”选项的人中，有些人不知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还有一些人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为了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只有的人选择“为社会作贡献”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这从一个侧面问题反映了整个社会利他行为的缺乏。

(5)对自杀行为的态度：大多数持否定态度

当被问及对自杀行为的看法时，选择“理解种行为，但自己不会做”的111人，占总体;选择“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选项的106人，占总体;选择“他们失去了生命太可惜了”选项的35人，占;选择“这是摆脱痛苦的一种方式，或许我会做”的13人，占;选择“其他”选项的11人，占;选择“我不认识他们，他们自杀与我无关”选项的1人，占。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被调查者对自杀行为的评价以负面为主，以选择“理解种行为，但自己不会做”和“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的人最多。但是，也有的人选择了“这是摆脱痛苦的一种方式，或许我会做”，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比例。与前述的自杀意念调查结果相对照可以看出，具有自杀意念的人的比例为，远远高于对自杀具有正面评价的人的比例，即。这个比例的反差说明了虽然人们对自杀的认知是负面的，但是自杀的念头还是会出现。

(6)对生命教育的了解：甚微

当被问及对生命教育的了解程度时，选择“没听说”选项的122人，占总体;选择“知道而已”选项的70人，占;选择“了解一点”选项的66人，占;选择“了解很多”的15人，占总体;选择“深入理解”选项的4人，占。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对生命教育一点都没有概念的人最多，占，其次是对生命教育“知道而已”和“了解一点”的人，而对生命教育了解很多和深入理解的人非常少，大多数人对生命教育根本不了解或了解很少。

(7)生命教育课程或活动参与情况：未参与者占多数

当所有对生命教育有了解的人被问及是否参与过生命教育课程或活动的时，回答“否”的100人，占总体;回答“是”的人55人，占。本题有效填写人次为155人。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即使是在对生命教育有了解的人中，没有接受生命教的人也超过2/3，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过生命教育，这与前面统计结果显示的人们需要生命教育的状况形成强烈的对照。

(8)接受生命教育的意愿：愿意和不排斥为主

当被问及是否想接受生命教育时，回答“想”的113人，占总体;回答“无所谓”的106人，占总体;回答“不想”的31人，占总体;回答“非常想”的，占总体;回答“非常不想”的3人，占总体。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想接受生命教育的人数最多，近一半，其次为对接受生命教育持无所谓态度的人，总体来看，大多数人愿意接受或不排斥生命教育，这对生命教育的推广来说是好消息。

3.结论：亟须进行全民生命教育推广

具体来看，人们在生命状态和生命认识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从生存技能自评来看，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生存技能处于中等水平，中等水平的生存技能可以应付日常的生活情境，但是遇到突发的灾害等情况就不够了，因此人们需要生存技能方面的生命教育。其次，从压力源来看，人们的压力源呈多元化状态并以工作和学业为主要压力源，生命教育能够帮助人们找到自己的生命价值和意义，进而学会正确看待压力和应对压力。再次，从自杀意念情况来看，具有自杀意念的人的比例过高，危机干预以及自杀预防生命教育刻不容缓。再次，从人们对自杀行为的态度来看，的人选择了“这是摆脱痛苦的一种方式，或许我会做”选项，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比例，再次说明自杀预防生命教育的重要性。最后，从生命价值和意义来看，大多数人的人生目标就是为自己而活，说明人们需要生命价值和意义升华方面的生命教育。上述调查结果所反映出的种种问题，验证了全民化生命教育是必要的假设，说明整个社会亟须进行全民生命教育的推广。

四、全民化生命教育的内容

那么全民生命教育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内容呢?为此，笔者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一)生命教育内容需求排序：生存技能、挫折教育与生命意义

当被问及“您需要哪些方面的生命教育”时，选择“生存技能”选项的213人，占总体;选择“挫折教育”选项的145人，占总体;选择“生命价值和意义”选项的133人，占总体;选择“关于生命的知识”选项的78人，占总体;选择“其他”选项的14人，占总体。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除了“其他”和“关于生命的知识”选项，问卷所列选项被选择的比例都比较高，最低的“生命价值和意义”选项的被选择比例也达到了。具体来看，约2/3的被调查者需要“生存技能”方面的生命教育，生存下来和生存的好是生活的基础和基本需求，是满足更高需求的基础。选择比例排在第二位的是“挫折教育”选项，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了该选项，说明了很多被调查者遇到挫折时自身的应对能力不足，需要外力的帮助。

(二)全民化生命教育内容的设定：以大众“显性”需求为基础，渗透生命的终极问题

在全民生命教育实践中，生命教育内容是否符合大众的需求是成败关键。生命教育内容的设定应该以大众的“显性需求”①为基础，结合生命教育的宗旨进行科学的设计，才能保证生命教育的实效。综合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人们需要的生命教育内容很多，如，生存技能，挫折教育，生命价值和意义，关于生命的知识，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生命价值和意义升华，压力调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具体分析人们的生命教育需求。首先，从生命教育内容需求来看，被调查者对于所需要的生命教育内容选择的比例按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生存技能，挫折教育，生命价值和意义，生命的知识。这个排序与生命教育的逻辑顺序正好相反。从生命教育的逻辑顺序来讲，了解生命的知识甚至实相，才能确定正确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找到了生命的意义，遇到挫折才容易面对，而生存技能也是建立在生命的知识上的。被调查者生命教育内容需求的排序与生命教育逻辑顺序的正好相反说明了，大多数人关注的是生命中比较表层和直接要面对的问题，如生存技能和面对挫折的方法，对生命的价值乃至生命的知识这些根本问题没有太大的关注，但是，生活表层问题的解决恰恰就在于对于生命根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在生命教育实践中，可以先根据人们的主要需求提供相应的课程或活动，然后在课程和活动中，渗透生命的知识以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生命教育设计既能吸引大众，又能解决生命的根本问题。其次，从自杀意念来看，调查结果显示具有自杀意念的被调查者比例过高，说明亟须危机干预以及自杀预防教育。再次，从压力源来看，人们的压力呈多元化分布，可以提供多元化的压力调适生命教育。最后，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看，大多数人活着是为了自己，说明需要加强生命价值和意义升华方面的教育。

参考文献：

[1]王晓虹.生命教育论纲[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2]郑晓江.生命教育演讲录[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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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健.当前生命教育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EB/OL].华夏生命教育网.

[6]冯建军.论教育转型[J].全球教育展望，2010，(9).

临终关怀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是一项利国利民的社会系统工程。临终关怀事业的开展体现出人们卫生服务观念和健康观的进步，是精神文明建设前进的表现，也是优化医疗卫生服务结构，提高卫生服务效率、完善医疗卫生保健系统的重要一环。在我国，大力发展临终关怀具有深远的影响。首先，发展这一事业适应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如今我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而且相当一部分老年人为临终病人，生活不能自理，80％左右依靠家属照料，加上目前“少子化”家庭的增多，家属面临极大困难，众多垂危老人呼唤临终关怀，对于临终老年人来说，传统的、机构化的卫生保健形式可能并不是帮助他们和提供爱心的最有效的途径，临终关怀便是一个节省费用、解决濒危病人家庭照料困难的重要途径。其次，发展这一事业有利于彰显我国医疗机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临终关怀不仅改变了无法救治的患者被拒之医院大门之外，或只在医院延长痛苦的生命而得不到真正的关心和照顾，以及医务人员忽视患者家属痛苦的现象，而且使临终患者在关爱、舒适的环境中尊严地、安详地离开人间，也使患者的家属得到了心灵的慰藉，这些不仅彰显了医学人道主义精神，也体现了一种关心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精神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延缓死亡成为可能。再次，有利于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延缓死亡成为可能，不过这会增加临终病人的痛苦，加重患者家属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并且将浪费大量的卫生资源。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乡和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合理，公共卫生和农村、社区医疗卫生工作比较薄弱，卫生资源严重不足的局面在短期内还很难改观。在这种背景下，卫生资源的分配应坚持合理、公正的原则，在尊重人的生命、人格和尊严的基础上，对生命个体的生命价值和生命质量进行判断，并据此决定卫生资源的投向。而临终关怀以提高病人临终前的生命质量为宗旨，对临终病人采取生活照顾、心理疏导、姑息治疗，目的在于缓解病人痛苦，消除病人及家属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这无疑有助于节约卫生资源，也使有限的卫生资源投入到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最需要、最迫切的领域，推动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不过，正是由于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刚刚起步，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执行上，这一项事业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在具体的实施和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传统观念缺失。临终关怀要与患者及其家属讨论死亡、如何对待死亡等问题，而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中即使无任何意义和价值的人也不愿过早结束自己的生命，同时受传统孝道的影响，显然中国传统的死亡观并未为临终关怀提供相应的观念基础。第二，社会支持缺失。目前，临终关怀在我国还属于新兴事业，一方面政府对临终关怀的投入极其有限，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支持也不足，相应的保险计划和慈善捐助很少，临终关怀机构的资金严重匮乏，这就导致我国临终关怀机构数量少，从业人员数量少、素质不高等问题的出现。第三，制度保障缺失。政府、医疗保险机构对临终关怀事业的态度如何，决定这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如何建立临终关怀机构以及如何运行？临终关怀机构设立的条件如何？临终关怀机构的治疗规范和服务水准如何这些问题也将决定这临终关怀的实际效果。但是我国目前在这方面并没有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临终关怀缺乏制度保障，临终关怀更需要“制度关怀”。因此，要想使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发挥更好的作用，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一是开展死亡教育，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开展形式多样的大众化死亡教育。如可以利用学校等教育机构，开展科学死亡观教育；也可利用医疗机构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死亡观教育，同时也可利用新闻媒介对科学死亡观和科学的死亡文化进行大力宣传，广泛更新人们的观念，同时也必须加强对医学界和医务人员的死亡教育，以使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积极关注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认真对待临终患者的需求。二是多元宣传，完善社会支持系统。临终关怀是一项社会化的系统工程，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针对目前社会各界疏于对临终关怀事业的了解，首先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对此项事业的宣传，如政府宣传、媒体宣传等，以此来增加对临终关怀事业的资金投入，同时也可以最大程度的争取社会支持。三是建立临终关怀保障制度。首先通过立法，明确临终关怀的主管部门及其监督管理责任，明确投入主体，保证临终关怀事业的资金来源。其次，应制定专门的卫生法规（含具体的规章制度），对诸如临终关怀对象的界定，临终关怀医院或病房的设置标准，临终关怀的技术标准及操作规程，从业人员的资质、职责和伦理要求，临终关怀机构的设施、设备、药品以及资金的管理，收费标准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真正需要临终关怀的患者得到切实的、全面的临终照护。

关于人性化论文的文献综述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聪明 狡猾 善于分析 赤壁之战反映了他的能言,冷静,祁山之战表明了他的机智,执着,忠心. 一、不贪权势他位极人臣，却不追求个人权势，不弄权也不为权所努役。以他的才能智慧和崇高威望，拿掉昏聩无能缺德无才的阿斗，自己称王称帝，可以说上合天理，下顺民心。但是，他对后主坚持执君臣之礼，决不摆相父架子。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以礼规劝、得后主同意才进行的。 二、不谋私利他只靠俸禄为生，不以权势谋私利。在《诫子书》中，他提出了自己严格的要求，“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以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处世。他对后主说：“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他死时确实如其所言。他择妇摆脱了郎才女貌的陋习，选择了黄承彦的丑女。黄承彦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关于这桩婚事和黄氏的才美，《三国演义》在描述诸葛瞻战死绵竹时曾有简要的介绍，其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对这位丑女给予了热情的赞美。 三、严于律己 街亭之役，马谡违节，造成败局，但他主动承担责任：“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他几次发布鼓励将士直言极谏的文告，要求大家批评自己过失和缺漏。在他执政期间，如果出现失误，他都决不委过他人，而自省自律。来敏、李严等人罪责虽然深重，但他都引咎自责，检讨自己的失损。 四、知人善任他从蜀汉大业出发，以宽广的胸怀，纯正的心灵，选拔重用了一大批人才。他取士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对那引起忠于蜀汉政权，又有真正才学的人，他不讲门第、资历，破格用人，大胆地授以要职，委以重任。何祗原为蜀郡太守杨洪手下的一个书佐小吏，杨洪亦是犍为郡太守李严之功曹小吏，何、杨都先后被诸葛亮擢为太守与李严同列。因此事他被誉为“是以西士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也。”诸葛亮任蜀相时，为了广揽俊才，曾在成都南郊筑招贤台。刘备死后，他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重用了一批德才俱佳的卓越人才。如蒋琬、李邵、马勋、宗预、杜微、马忠、秦宓、董允等，这次用人之举被时人赞为“德举”。在《前出师表》中，他从“亲贤臣，远小人”的原则出发，向后主郑重推荐了董允、向宠等，其心之公明纯正实所罕见。诸葛亮所重用的文武大员中，既有荆楚之士，又有蜀地人材，既有刘璋旧部，也有魏降将，却无任何山头圈子之弊，大有“五湖四海”包容一切之襟怀，团结了绝大多数人。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家，他心胸开阔，容人容物的雅量，摆脱个人好恶从事业出发选人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的。受过诸葛亮严厉处罚被削职为民的廖立、李严听到诸葛亮病故的消息，竟痛哭失声，他们被罢黜官职，不但不怨恨反而寄予希望，对他的死十分悲伤。这说明诸葛亮用人多么公正。 五、谦恭待人若把诸葛亮同当时的孔融、祢衡等人相比，显然后者的声望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和才智过人的周瑜、鲁肃、司马懿相比也略高一筹。与他同齐名的庞统相比，更能看出二人高下。虽然，水镜先生说：“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但他说的重点仍在诸葛亮。诸葛亮高于庞统之处，不单在智谋才华，更重要的还在于品德胸怀。庞统心怀私念，妒忌孔明，骄兵轻放，急于求成，铸成大错，终身抱憾。诸葛亮无私无畏，谦虚谨慎，深思熟虑，卓识远见，善于博采众长，融化于胆识之中。他多次表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在《与杜微书》中说：“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在《又教与军师名史与参军掾属》中称：“任重才轻，故多阙漏。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功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以谏止；虽资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子始终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诸葛亮不仅自谦，而且以深受教益的事例说明愿得别人诲教之诚心。平定南中，他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言，并作为命令颁布全军，强调南征，不能单靠武力镇压，还要靠智胜和从思想上瓦解叛军，从而制定了对少数民族部落实行和抚政策。 六、治蜀有方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在《水浒传》书中,史进这一人物形象并不是十分的突出,但这主要是由于有关他的文字篇幅较短所造成的,并不能因此而否认作者在塑造其人物形象时所做的一些艺术上的努力.本文正是希望通过对《水浒传》一书对史进形象塑造的分析,...

关于天人合一的文献综述论文

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方式向集约型方式转变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一项重要历史任务，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经济学术论文文献，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经济学术论文文献篇一 信用类经济资本管理优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在经济资本管理框架下，本文以某商业银行二级分行为对象，运用案例分析的 方法 对如何实现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有效管理进行实证分析，特别是对银行的重点业务―信贷进行贷款组合经济资本收益率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经济资本管理的建议，力求将该方法真正应用于实践，切实提高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 关键词：经济资本管理 信用风险 应用 信用类经济资本管理存在问题与实证分析 本文以某商业银行二级分行为例进行分析： (一)经济资本管理存在的问题 1.经济资本占用居高不下，大量吞噬银行经营绩效。通过笔者实地调查，该行贷款非违约类经济资本占用57724万元，同期贷款额度亿元;表外类经济资本占用1792万元，同期表外资产亿元;违约资产占用1265万元，同期违约资产亿元。前5个月银行平均经济资本占用57064万元，比年初的50197万元增加6867万元，增幅，而同期银行贷款仅增加亿元，增幅。上半年，因经济资本占用增加带来银行经济增加值净减少755万元，绩效工资减少113万元。 2.信用等级评定不连续，导致经济资本占用大量增加。该行评级覆盖率平均为83%，有近13亿元资产处于未评级状态，未评级客户原为AA级的系统默认为BBB级，无效经济资本占用提高61%，全年多增加经济资本7000万元，减少经济增加值770万元，影响绩效工资116万元。 3.客户结构不合理，抵押类贷款占比低，付出较大经济资本。该行客户结构中，电力、纺织、机构客户贷款占比较大，这类客户在评级系统中违约概率较高，其经济资本占用要高于平均资本占用约15%。抵押类贷款占比低，风险暴露金额大，造成债项违约损失率高，经济资本占用相应增加。同时，风险资产占比高、经济资本占用少的贴现、表外业务资产等占比低。 4.在信贷营销时考虑经济资本占用的意识淡薄。经济资本在贷款定价方面的应用没有引起客户经理等相关人员重视，贷款营销考虑产品定价基本原理的少，价格谈判具有盲目性，对剔除各项贷款成本之后的毛利润率不敏感。部分贷款收益甚至不能有效覆盖贷款风险成本、资本成本。造成资本与风险不能够匹配。经营意识不能紧密结合进而有效提高资产质量、客户结构调整、基础管理及风险管理水平提升等，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以资本为基础的风险防范体系。 (二)经济资本占用分析 1.信贷产品的经济资本占用分析。由表1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初步得出与银行信贷资产业务相关的主要结论：第一，在贷款定价时必须充分考虑信贷产品的资本占用成本，产品设计及营销尽量向客户提供低成本率信贷产品。第二，要改变固定资产贷款、外国政府转贷款发放就有收益的思路，因为以上两品种贷款大部分执行基础利率，如果扣除资金成本、信用风险溢价、税费，再减去远高于平均成本的资本占用率，最后的毛利率所剩无几，有的贷款甚至亏本。第三，个人类贷款住房类与非住房类差别较大，最高达22个基点。第四，表外业务并非没有成本，只是占用较低。以承兑汇票为例可以看出，其成本接近该项业务所产生的手续费收入的一半。第五，客户经理必须熟悉产品经济资本占用成本率及其他成本费用率，以在客户谈判的过程中指导贷款定价，力戒盲目定价行为。 2.信用等级对经济资本占用影响分析。本文以保证类流动资金贷款为例，说明某借款客户信用等级与经济资本占用关系。如表2所示，不同的客户等级，占用的资源和创造的效益也不相同。如某个AA级客户，目前经济资本占用为804万元;如果该客户是AAA级信用等级，其所占用的经济资本就减少到512万元，是AA级的65%，相应地经济增加值将会增加万元;反之，如果客户信用等级为A级，则其所占用的经济资本就增加到1033万元，是AA级的倍，相应地经济增加值将会减少万元。 3.担保方式对经济资本影响分析。借款客户采用担保方式不同决定了客户的风险暴露程度，进而需要不同的经济资本来抵补非预期损失。从表3来看，质押方式为收费类帐户，其经济资本占用与抵押类基本相同，比完全保证类贷款节约经济资本万元。可见，信贷资金投向不同的客户和产品，经济资本的占用是不同的，带来的效益也不相同。因此，要充分发挥信贷审批在执行和传导全行统一风险偏好的关键作用，统一区域内行业、产品的审批标准，实施“有保有压”的经营策略，引导贷款投向优质行业、优质客户和重点区域，加大对基础设施领域项目和个人贷款业务的营销拓展力度，适时退出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和问题客户的信贷工作，积极主动地调整、优化信贷结构。 经济资本管理模式下贷款组合经济资本收益率分析 经济增加值(EVA)计算模型为： EVA=人民币贷款余额×[(贷款利率-内部资金利率-信用风险溢价-费用率-贷款利率×营业税及附加税率)×(1-应缴所得税率)-资本成本率]，其中资本成本率=经济资本占用率×经济资本回报率。 在公式中，要注意到：第一，贷款利率是变动的，对客户的谈判溢价能力越高，EVA越大。但它不是决定性因素，仅是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子。第二，内部资金利率由总行提供， 1年期贷款转移价格为。贴现贷款转移价格。第三，信用风险溢价即贷款减值准备率，由总行提供，借款客户分类级次不同，信用风险溢价率也不同，正常类公司贷款减值准备比率为，关注贷款比率 。由于减值准备是特殊性资产，随着贷款的回收，准备金会随之回拨，只要贷款被正常回收，那么它等同于过渡性成本。但是，它仍然会直接影响当期利润。第四，费用率取决于客户开发和维护及银行内部管理效率，银行平均约。第五，根据本文前部分分析可知，资本成本率是可变的，它决定于客户评级、担保方式、信贷品种、债项违约以及基础数据准确率等。 下面举例说明，考虑经济资本变动因素的贷款定价原理： (一)AAA级和AA级客户贷款的效益测算 在担保方式为保证的情况下，对于AAA级客户，执行基准利率，如果不考虑信用风险溢价及费用率，则贷款毛利润大都在左右;执行下浮10%的利率底限，贷款毛利润也在左右;对于AA级客户，如果执行基准利率，贷款毛利润大多也可保持在1%以上。总体看，AA级及以上客户各期限档次贷款毛利润贡献均较为可观。在担保方式为抵押的情况下，执行基准利率，如果不考虑信用风险溢价及费用率，则贷款毛利润大都在1%左右;执行下浮10%的利率底限，贷款毛利润也在左右。 (二)A级客户贷款的效益测算 在担保方式为保证的情况下，对于A级客户，执行基准利率，如果不考虑信用风险溢价及费用率，则贷款毛利润大都在左右;执行下浮10%的利率底限，贷款毛利润在左右，基本保本;执行上浮10%的利率底限，贷款毛利润在左右。如果考虑信用风险溢价及费用率，那么即使执行10%的上浮利率，贷款毛利率也仅为左右。所以，对于此类客户利率上浮应不得低于20%，否则高风险贷款不会带来相应回报。在担保方式为抵押的情况下，对于A级客户，执行基准利率，如果不考虑信用风险溢价及费用率，则贷款毛利润大都在左右;执行下浮10%的利率底限，贷款毛利润在左右;执行上浮10%的利率底限，贷款毛利润在左右。如果考虑信用风险溢价及费用率，那么即使执行10%的上浮利率，贷款毛利率仅为左右。所以，对于此类客户利率上浮应不得低于15%，否则高风险贷款不会带来相应经济回报。 通过比较发现，在同一担保方式下，因其经济资本占用不同，AA级及以上客户收益率比A级客户要高左右。所以，对于A级客户在不考虑其风险成本的情况下，应给予更高的贷款利率溢价，用来抵补经济资本所带来的成本损失。 优化信用类经济资本管理的建议 (一)树立经济资本节约意识并用先进理念指导信贷营销管理工作 在营销和管理过程中应努力调整风险资产的结构，压缩高风险资产所占比例，节约经济资本。要熟悉和掌握不同信贷产品资本成本率，便于在营销和风险管理过程中，根据客户的信贷需求，合理向客户推荐成本率低的信贷产品。要积极营销中间业务，改善收益的多 渠道 方式。经济资本预先定量后，尽量在低风险市场和低风险产品(主要是中间业务产品)中良好地运作，使银行以较低成本创高收益。 (二)科学选择行业与客户以降低经济资本占用水平 严格遵照总行文件规定，客户经理和风险经理应时刻遵循总行的风险偏好，及时掌握国家各部委和总行公布的行业宏观调控政策，及时避免限制行业的准入，并根据政策的调整及时对存量客户压缩退出。但好的行业里也存在不好的客户，而限制行业里也有优良客户，关键是从中选择符合该行信贷条件的优良客户进行营销，要充分利用收集到的各种正确信息，熟练运用内部评级系统(IRBS)，及时通过系统程序操作，分析和判断初始评级(R1)和系统评级(R2)、风险限额、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等重要指标。在当前信贷规模严格控制、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市行相关部门应积极引导基层行营销优质客户，把营销重点放在利率或综合收益率上浮幅度较大的信用等级为AA级(含)以上的客户，以及能获取高额综合收益率的A级(含)以下客户，提高带来丰厚回报的优良信贷客户占比。 (三)制订不同信贷产品组合方案并提高综合定价能力 客户营销与拓展固然重要，而营销成果核算更为重要，产品和客户营销的重点应该是能够给银行带来高额利润回报的，而非高信用低收益客户或产品。在积极营销好行业的客户时，应在全面了解客户信贷需求的情况下，综合考虑为客户制订信贷产品需求组合优化方案，在充分考虑资金成本、风险成本的情况下，按照不同产品风险，本着风险与收益平衡或收益大于风险的基本要求，采取灵活定价模式。 (四)夯实信贷管理基础并提高客户评级覆盖率 业务部门要高度重视客户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加强与审批部门沟通联系，及时做好评级到期客户的评级，避免因客户信用等级不连续造成经济资本占用的无谓增加;经办人员对于在评级、计量中出现的问题，应尽早处理，重大问题及时上报，做到夯实基础，提升银行经济资本计量水平;加强基础数据管理，保障基础数据质量，确保风险计量结果的正确性。 参考文献： 1.解冉.经济资本配置在商业银行的实践应用[J].经济视角(下)，2008(4) 2.佘运九，严力群.基于风险管理的商业银行价值创造模式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08(10) 3.刘建德.经济资本―风险和价值管理的核心[J].国际金融研究，2004(8) 4.王伟, 邓学衷.经济资本：商业银行管理的核心工具[J].华东经济管理，2007(4) 经济学术论文文献篇二 “自然”与人类经济形态的变迁 摘要：从自然中心主义(自然经济)、人类中心主义(工业经济)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经济)，人类对“自然”内涵的不同解读进而到采用不同的经济手段对待自然，反映了人类不同的经济活动乃至生存状态的变迁。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胸怀去体悟自然的神秘、奥妙和无限性，尝试“道法自然”，理应成为现代人类解决自己经济发展困境的优先价值取向和现实行为选择。 关键词：“自然” 人类经济形态 非人类中心主义 目前，学界关于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人与自然)、社会(人与人)以及精神(人与其自身)三个角度展开的。本文拟从人类经济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基本上已经进入现代(工业经济社会)并且在某些地方后现代(生态经济社会)已初露端倪的时空背景中，以不同生存状态下人们对“自然”内涵不同解读进而到采用不同的经济手段对待自然为轴线，进一步去挖掘老子“道法自然”生存智慧中的积极因素在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经济(生态)和精种两大危机(尤其是前者)中的现代价值。 一 老子天道自然、人道无为的“道法自然”思想无疑是整个中国传统哲学之精髓“天人合一”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足道家生态经济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思维基础，同时也是道家处理经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可能是第一个对“自然”概念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在“道法自然”中，“自然”不但是天、地、人的终极价值和最高存在状态，而且也是“道”的根本特性。如果从“自然”即“让自身的自己而然”的意义上理解，“自然”就是一种不同于“人为”而又高于“人为”的天然状态。这一点和约翰?密尔在《自然》一文中的观点相似。密尔认为，“自然”一词的一种含义是“未受到人类干预按其本来应是样子所足的事物”，这就足天然的、自生的、自在的、符合本性的自然。按照三国魏王弼说法，自然是宇宙万物在没有人为干扰时的本来面貌，是一种无须用语言也无法用语言言说的存在状态或天然本性。“自然”既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内(“地”、“天”“法自然”)，又存在于并展现在人的行为、欲望和感觉之中(“人”“法自然”)。从无生命的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到有思想、有意识的人的七情六欲、生老病死，只要是“未受到人类干预按其本来应是样子所是”，莫不如此。 也许正是有了这种“自然中心主义”的思维基因，人类历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是在一种自己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度过的。不管人类是否都意识到了道家的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特别是“有所不为”之最高境界的“道法自然”思想，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毫无例外，为了生存，他们就“有所为”，积极地去认识改造自然。毕竟，人类能力的现实发展是历史的，是在内外尺度的博弈中逐步提高的。人类此时在处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时，更多地也许是无奈地体现出一种“有所不为”，一种顺其“自然”， 一种道法“自然”。也正因为如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整体上说是和谐的。当然，以“自然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自然经济”中的“自然”，还只是一个朴素而原始的概念。 二 从 文化 渊源上讲，发韧于欧洲的现代工业经济生产模式，是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基础、以对人类知识理性和主体性的强调为核心的，它用理性化的社会建制(包括市场经济体制甚至民主法制等)协调着具有不同才能世俗化的人们为发展工商业而效力，其间所表现出的“世俗趣味的高涨、工具理性的蔓延和个性表现的放纵”至今仍方兴未艾。当初这种多少带有点西方中心主义(更多地是人类中心主义)特色的文化之火一日在欧洲燃烧，便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席卷世界各地，并逐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世界 其它 地方(尤其是那些具有深厚自然经济传统的民族)的人们(已经习惯田园牧歌式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苦苦挣扎的阵痛后，如今却也正兴奋地品尝着现代工商业所带求的甜果，乃至于他们对祖上留下的本来弥足珍贵的遗产也似乎有点满不在乎。 与东方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交相感应“天人合一”价值观不同，在西方经济、文化传统中，尽管在占希腊时期曾经把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有机体过，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天人相分以及人对自然的主导的。不管是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还是____的神学目的论等，都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把自然仅仅作为一种为人而存在的工具。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人与自然的对立空前激化，而人的主体性却被大大张扬。笛卡儿首先确立了人是作为一种精神性主体而存在的，康德又提出“人为自然界立法”，黑格尔则把自然界视为人绝对精神的外化，而尼采更是表明，人是可以取代上帝的全知全能和至善至美的。从此，作为主体的人成为科学知识、政治价值和道德法则的最终依据，从此，作为人类生活方式基础的工业经济的成长与壮大也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三 然而，正是基于这种主客二分并带有宰制性色彩的现代理念，以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丰义为特征的现代工商业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今天却逐渐成了曾经欣喜若狂的现代人眼前挥之不去的乌云，尤其是在那些渴求加快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譬如中国);而信奉“上帝死了”的现代人募然发现自己，怎么也走不出失去终极关怀后虚无主义精种危机的阴霾。尤其是前者，即生态问题，已经成为现代人类不得不去严重关注和认真解决的问题。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已经开始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对自己本来所引以为豪的工业发展模式，开始进行全面而深刻的 反思 ，并试图找出产生这一问题的真正根源。 在美国，历史学家林?怀特最先探讨了生态危机产生的历史根源，他认为，西方社会片面地去发展工商业经济而破坏自然的态度起源于____。社会学家芒克雷弗则认为，基督____义只是对人类去采用何种方式发展经济的一种误导，即是基督____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按照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无休止地掠夺地球资源，发展工业，因为自然没有内在价值。而形成于20世纪中叶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生态伦理学，则主张把伦理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展到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去尊重每个生命生存的权利。循着这种思路，人类所能发展的也只能是生态经济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追求仁智会通的东方智慧被纳入西方学者新的诠释系统。他们逐渐认识到，如果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古朴、神秘而又深刻的东方智慧不仅有“过去时”(自然经济)的美感和魅力，而且有“现在时”(工业经济)乃至“将来时”(生态经济)的启示意义。爱因斯坦、普利高津等人都以浓厚的求知欲研习东方的《易经》、《老子》和佛经，希冀从中发现治疗现代社会工业病的精神启示。作为中国“愿住民”、与儒释共同构成中华文化智慧之源的道家道教，在奠定其理论基础的《老子》一书中所阐释的“道法自然”的生态经济思想尤为西方学者所肯定和重视。 总之，从西方到东方，从现代到后现代，从自然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从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到生态经济，人类对“自然”内涵的不同解读进而到采用不同的经济手段对待自然，反映了人类不同的经济生活乃至生存状态的变迁。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胸怀去体悟自然的神秘、奥妙和无限性，尝试“道法自然”，走发展生态(循环)经济之路，理应成为现代人类解决自己经济发展困境的优先价值取向和现实行为选择。看了“经济学术论文文献”的人还看： 1. 经济学术论文 2. 会计学术论文文献 3. 会计学术论文文献综述 4. 计算机类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大全 5. 大学关于经济方面的论文

“天人合一”是易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些年来，学界谈论甚多，在一定范围内，它已经被作为易学甚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因此，弄清这个概念的本来含义，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然而，要弄清这个概念的意义，不能根据我们对它的望文生义的理解，而应该求助于古人自己的言论。看一看，在古人的观念中，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含义。而要弄清“天人合一”的含义，关键又是弄清“天人合一”中的“天”是什么意义。  《四库全书》中有二百余条明确表述“天人合一”的材料。发现“天人合一”中的“天”包含着如下内容： 1、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 2、天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 3、天是人们敬畏、事奉的对象 4、天是主宰人、特别是主宰王朝命运的存在（天命之天） 5，天是赋予人仁义礼智本性的存在。 今天不少人把“天”理解为自然界，因而认为“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合一”的内容，则一条也没有找到。 另一需要说明的是： 最早使用“天人合一”概念的，现在所能查到的出处，是张载的《正蒙》。 然而和张载同时的程颐就不认可，他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遗书·卷六》）依本人理解，张的“合一”，程的“无二”，其内容是说，天人同此一气，或同此一理，人的仁义礼智本性乃是天的赋予。在他们的著作中，这个赋予人以善良本性的天也是一个人们必须敬事的天，是一个可以和人感应的天，是可以给人以吉凶祸福的天。   天人合一观念的明确提出者是董仲舒。 1 、西汉董仲舒初次尝试 -- ----- 董仲舒的名言是：“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 阴阳义》）在董仲舒那里，天是一个有喜怒哀乐的天，当然，也是一个主宰世界，可以和人感应、能够给人以吉凶祸福的天。 “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 “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是董仲舒构建天人关系的方法和结论。汉代董仲舒“人副天本”说首次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天人关系，但是由经学后来的发展为谶纬之流，儒家走向经学神教迷信，并成为赤裸裸的政治夺权工具，很快就没落了。 在董仲舒那里，“天人一”的“一”，是“一类”的意思。 因为在董仲舒当时，由于自然科学新的发现，人们知道，物与物在不接触的情况下是可以发生感应的。比如磁石可以吸铁，琴弦可以共振等等。人们认为，感应的发生，是由“气”在做着它们的中介。同时人们还发现，以气为中介的感应，是有条件的。比如磁石可以吸铁，但不能吸铜；琴弦的共振，也是宫弦和宫弦共振，商弦和商弦共振。如同牛鸣牛应、马鸣马应一样。于是得出结论：只有同类的事物可以互相感应。 董仲舒为了论证天人可以感应，首先需要论证天与人同类。这是天人合一的现实背景。 董仲舒论证天人同类的方法，是“天人相副”。 即，人是天的副本，“拷贝”。比如，天是圆的，所以人的头圆；地是方的，所以人的脚方。人为什么有两只眼睛？因为天有日月；人为什么有四肢？因为天有四季；人为什么有喜怒哀乐？因为天有阴有晴。天有三百六十日，人的骨头有三百六十节。如此等等。 明代程颢进一步阐述“天人合一”含义，强调“ 人与天地一物也”，称天人关系为“一天人”。以后各代的思想家哲学家都论及“天人合一”这个命题，虽然用语不同，但是他们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思想还是基本一致的。2、宋朝张载程颢-----强调天道与人道的同一性 “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亦即“内外合一” “ 人与天地一物也”，称天人关系为“一天人” （程语） “须是合内外之道，一天人，齐上下。”（程语）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3、朱熹为孟子所言注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 王守仁从“良知”是宇宙本体出发，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人与万物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整体观， 把先秦以来的“天人合一”观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天人关系上，朱熹、王阳明都主张“天人合一”，但在具体的路径上却有很大的不同，这集中体现在二人对《大学》的重新阐释——《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朱子的“天”、“人”合于外在之“天”，走的是一条由外(穷理)→内(体理)→外(推理)的功夫径路，而阳明的“天”、“人”合于人心之“良知”，其功夫论则是在知行合一基础上，进行“致良知”。朱子的天人合一是“以天统人”，而阳明的天人合一则是“以人统天”。这正是二者在此问题上的根本不同。4、再后， 天人合一思想就成为解读《周易》的基本思想 ，易学中，“天人合一”的概念多起来了；天人合一也成为解读古代其他经典的基本思想，在对于其他经典的解读中，天人合一的概念也多起来了。到今天，天人合一似乎又成为中国古代所有思想的核心，并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被赋予了它从来不曾有过的人与自然和谐、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等意义。董仲舒的“天人合一” 董氏的“天人合一”的主要特点： 天人相类 -- 相类同召 -- 天人感应 -- 君权天授—赏罚在天—天意可挽  1、“天”是最高的意志，既是“自然”之天，是有“身体”，有运作的“实体”神，更是神灵之天，是有意志、知觉的人格神。董仲舒把道德属性赋予天，使其伦理化。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思想，建立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图式。从而使它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备；他将“阳阴二气”作为解释天人感应的基础。但是从而也将阴阳五行学说的神秘色彩带来进了自己的学说。人的“生理”结构与天的“物理”结构有相同的模式；天地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与社会的治乱关系完全一致。因此，天与人是“同类”。而同类的事物又能“以类相召”，互相感应。因此，人世的治乱，人们的善恶，“天”不但可以掌握，而且可以通过祥瑞、灾异与改朝换代向人间传达它的旨意。这就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主要特征     2、董氏天人感应学说对封建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家学说成封建正统思想。 董仲舒的这种理论，有其强调天命主宰一面，又有重视仁义道德的一面；有其加强封建专制的一面，又有造成政治动荡的一面；有其巩固中央集权的一面，又有制约皇权独断专行的一面；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其落后迷信的一面； 董氏学说的神秘色彩最后被谶纬之学发展为儒教神学，连孔子都成了“神”。谶纬经学最终完全成为迷信，并被成统治者内部权力斗争或改朝换代、农民起义所利用的政治工具，如在王莽篡汉，刘秀称帝过程中，东汉未年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在东汉发展到高潮在三国时期并走向未落，被历史所抛弃。 然后，谶纬经学和天人感应之说有关联，但天人感应之说本身还不是谶纬经学，这一点要加以区别对待。董氏的天人感应中的“君权天授”、“符瑞灾异”思想一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里对政治产生着正面或负面影响。通常认为“它通过上天发生灾异现象与人君（皇帝）有过失行为联系起来，用托天管人的手法，试图控制皇帝的所作所为，从而达到安邦治国的目的。它是儒家借天灾“正刑与德”思想的结果”。3、天人合一论造成的三个错误：  ①天人合一论使得某些人可以代言天道。儒家试图自称“近道”的“能与天地参”的君子，将天道代言的权力抓到手里。这已经将自己变成了巫婆角色。更糟糕的是一直继承下来的“天子”一称，也被儒家继承。老墨也采用这个华夏传统的词，但是儒家“天人合一”或者“与天地参”，结合“天子”后就变质了。天子就变成了上天的代言人。沟通天人以后自然是最强力者成为最大的代言人，毫无疑问。可原本的“天命”只是让天子有国而已，而不是老百姓受天命管理。“天子有国”是封建制必须的一个稳定要素，扩大解释就会造成思想和制度的专制。  ②“天人合一”或者“与天地参”导致了文化层的“致命的自负”。文化层的人本就有天生的优越感，自以为智珠在握，是愚民的主宰。当今的文人仍然有这种情节。但是这种“致命的自负”必然导致孔孟式的“信念伦理”，将社会带人奴役之路。  ③天人合一是儒家设置的一个最高大牌坊。在这个牌坊上面，皇权代表了圣明，皇帝就该是圣人。天人合一论使得皇帝成为了真正的上天代言人。而且使得宪政之“约束君王”目标产生了理论上的困境。这是天人合一论的第三个错误。且不说皇帝更有实力去代言上天，就说如果我们要约束君王，那么我们将对君王提出一些要求。比如君王不能有自由意志，只能老老实实按法律办事（公法必定需要细致）。比如要求君王要节俭,比如要求君王要无私。在天人合一之下，是不是要把这些“天道”同时加到老百姓身上呢？否则你如何要求别人相信上天对君王最不“公平”呢？儒家正是用这样统一的标准去要求君王、自己和老百姓的。儒家人自己要去做圣人，只要不搞政治，没人理会你。问题是不能这样去要求老百姓。 君王手里的权力使得他总是能依靠权力豁免。儒生并不可能修得“人性善”，科举成功当了官也可以背弃戒律。可是老百姓无权无势，才是真正被约束到的对象呀。当今的真儒还是很喜欢“无私”，其实华夏传统中真正需要无私的是天子而已。张载的“天人合一” 张载“天人合一”思想是在对佛老的批判中而提出的，是在儒家原有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一个儒家的概念。其来源，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易传》的天人合德观念，二是《中庸》的性命、诚明观念，三是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观念。张载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其主要内容可分成五个部分： 1、气本论——天人合一之基础 2、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天人合一”之可能与必要 3、穷理尽性：“天人合一”的内在途径 4、礼乐制度：“天人合一”的外在约束 5、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最终归宿  其中对于性的理论可以说是性善论的延续。张载认为性就是鬼神，就是天道，是气所固有的良能在不同方面的表现。这个性应该是纯善的。既然万物都是气之聚散，都具有纯善的性。在气化生物的过程中，由于人物所禀受的气质的不同，导致了对“天性”的禀受程度不同。同样是人，由于其弊的厚薄旳不同而区分除了智愚。其弊厚者，难以开通，其弊薄者，则容易开通。一旦开通，则就达到了圣人的境界。 这样张载的天人合一肯定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圣人。途径就是个人内在的“穷理尽性”。而外在的礼乐制度可以帮助人改变气质。最终达到为儒教国家所服务的天人一体的世界秩序。 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提供了向上的可能性，他所提的目标“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后世读书人的圭臬。从现实维护阳儒阴法的社会秩序来讲，起到了重振的作用。当然也必须看到，他的理论中以人合天的成分大过以天合人，这必然会导致人的失落。朱熹的“天人合一” 朱熹几乎没有明确谈到过天人合一，但从其整个思想体系来看，朱熹的思想却是对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在“天人合一”的内容上，朱熹承认宇宙万物都是由气所构成的，只是在理气关系上与张载的认识有所不同而已。因此说，朱熹也是承认天人一气的，这和张载的认识是相同的。朱熹对“天人合一”的发展在于，他提出了天人一理的主张。由于朱熹主张“性即理”，因此，张载的天人同性就被发展为天人一理。在“天人合一”的途径上，朱熹也承认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的不同，主张要通过“格物致知”的方式来达到“即物穷理”，通过个人的努力来达到“一天人”的理想状态。 朱熹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在科举考试的推波下，维护儒家国家秩序的作用被放大，人的失落也逐渐在科举八股的制约下演变为僵化，失去能动性的人。  “天人合一”和人与自然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日趋紧张。人口剧增、粮食短缺、水资源污染、臭氧层空洞、酸雨、土地沙漠化等问题越来 越严重，这些都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首先在西方产生了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的研究。由于人类中心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传统，这种传统在西方根深蒂固，因此一些深层生态学学者认为，要突破这种传统，就应该借助于外部的文化权威。最终，他们发现，东方文化特别强调人和自然的融合，具有有整体的、有机的特征，和他们所主张的生态中心主义有着某种一致性，从而能够推动现代生态学由浅层向深层发展。这其中，道家思想最受生态伦理学者的青睐。道家思想在表面上与深层生态学有某些相似之处，例如“道法自然”就和深层生态学主张的生态中心主义或自然中心主义相似。但这些只是字面意义上的相似，在实质上是很难统一起来的。可见，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解读，完全是站在自己立场上的一厢情愿。不过，到底在这个过程中，“天人合一”被生态伦理学赋予新含义并传回中国。 “天人合一”本身并无保护自然之意，但这么多中外学者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天人合一”，希望借此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是现代人所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能等同于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如果说古代的“天人合一”主要探讨的是人和作为主宰的上帝之间的关系的话，现代人讨论“天人合一”则主要着重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即使从人与自然这一层面来看，乃是天人一气的意思，这表现的是天人的同一性而没有表现出天人之间的矛盾性。但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既要看到人与自然统一的一面，也要看到对立的一面，这才是辩证地看问题。可以说“天人合一”与保护自然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认为“天人合一”能够解决现代人所面临的人与自然之间紧张关系，完全是以逻辑概念去解释自然科学概念，这是对“天人合一”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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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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