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南花鼓戏音乐研究的论文

豫南花鼓戏音乐研究的论文

花鼓戏的发展现状并不太好，他能够给人类文明的传承带来延续，让后人知道古人的智慧。

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世界民族音乐之林红的一棵古老而长青的叁天大树，是我们华夏子孙的骄傲。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浩瀚的大海。仅仅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歌、器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的数量来看，也是令人惊叹的。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收集到的民歌约有30万首左右。民族民间器乐约有200余种乐器，独奏、重奏、合奏乐曲难以数计，中国的曲艺约有200多个曲种。戏曲约有360多个剧种。曲艺和戏曲都是综合性艺术，音乐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各种剧种、曲种特征和风格的主要体现者。至于这众多的剧（曲）种中丰富多样的剧目、曲目、声腔、板式、行当、流派、唱段、文武场音乐等等。更是难以数计。 产生我国这么丰富的民族音乐的原因有：第一，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第二，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第三，博大的文化背景；第四，众多民族和人口。 包括民歌与歌舞、民族器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四章内容。 一、 民族与歌舞 民歌与歌舞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书中也是一起放在第一章一起介绍。民歌和歌舞都来自人民的生活和劳动，这是它们一个很大的特点。民歌的体裁大体分号子、山歌、小调3个大类。号子直接为劳动服务，是在人民体力劳动中编唱的，它的音乐坚实有力、粗犷豪迈，和劳动联系十分密切，音乐节奏和节奏紧密结合。山歌则产生山野劳作中，声调高亢、嘹亮，节奏较自由，具有直畅而自由地抒发感情的民歌。小调是产生在群众日常生活的休息、娱乐、集庆等场合的民间歌曲。中国的歌舞音乐也很丰富，他的音乐特点与小调很接近，只是因为要配合舞蹈动作，常家用更多的衬词、衬腔和重复腔等。歌舞音乐大体分：秧歌类、花鼓类、花灯类、风俗舞类。此外，还有旱船、莲湘、小车、拉花、春牛等歌舞形式及其音乐。二、民族器乐 分类有吹奏、弹拨、拉弦、打击乐器，曲式结构大多以曲牌为基础，段落性很强。三、曲艺音乐 曲艺是一种表演艺术，也是综合艺术，它以讲唱文学为脚本，安排布局，展开情节，汲取各种艺术表现手段。曲艺是叙事性的音乐，是在“演故事”，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千百年来，文学、音乐、表演三者在曲艺这一综合体中相铺相成，有机结合，达到了今日曲艺的丰富、成熟的境地。中国曲艺有200多种，分类问题很复杂，一般根据音乐特点分8类：鼓词类、弹词类、道情类、牌子曲、走唱类、琴书类、杂曲类、数唱类；曲艺唱腔体式分曲牌体、主曲体、综合体。曲艺分南北不同，各自有长处，我们熟悉的如北方京韵大鼓、南方评弹。 四、戏曲音乐 戏曲，是一种综有诗歌、音乐、舞蹈等多样表现手段的中国传统戏剧艺术。音乐是戏曲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唱腔和器乐两种成分。中国传统戏曲约有360多个剧种，音乐遗产非常丰富，形态十分复杂。戏曲的艺术特点有综合性、戏剧性、民间性与专业性的结合三点。戏曲的唱腔具有抒情性、叙述性、戏剧性三方面特征。戏曲的器乐特点大多处于伴奏、陪衬的较次要的地位。戏曲的剧种全国性剧种有昆剧、京剧、两种。我对京剧特别喜欢，对其中内容了解较详细。京剧是以皮黄腔为主的全国性戏曲举重之一，约有200年的历史，因形成与北京而得名。由于京剧名师辈出，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有了谭鑫培等一带新人出现，谭鑫培是这一阶段杰出的代表，他博采众长，继承余、张、程等又有所创新，为京剧老生的一带宗师。这时京剧不仅受群众欢迎，而且得到清王朝统治者的赞赏，逐渐取代了昆曲的地位而影响全国。从此，建国前后，老生有言菊明、谭福英、马连良、周信芳、李少春、杨宝森等；旦角有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等；武生有盖叫天、厉慧良等；小生有姜妙香、叶盛兰等；净角有金少山、裘盛戎、袁世海等；老旦有龚云匍、李多奎等；丑角有肖长华、刘斌昆等；琴师有孙佐臣、徐仁沅、王少卿、杨宝忠等。。。。。。他们在各个行当中都有重大建新，在唱腔、表演、念白等方面都有所创新，自成一派，将京剧艺术推到了鼎盛时期。京剧约有1000多个传统剧。故事大多取材于“列国演义”、“西汉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杨家将”、“水浒传”、“说岳全传”等，也有从昆剧和其他地方小戏、民间歌舞中移植过来的，范围十分广泛。京剧的唱腔以皮黄腔为主。二黄强苍凉深沉，长于抒发悲愤之情，有正、反二黄之分；西皮腔刚劲明快，长于表现灵活、昂扬、欢快之情。除了皮黄腔外，京剧还有南梆子、四平调、高拨子、吹腔、昆腔和许多民间小调等唱腔。京剧演唱也很讲究，注重按字行腔、要求字正腔圆，声情并茂。京剧器乐文场以京胡为主，辅以月琴、京二胡、小三弦，有时还用笛、笙、唢呐、海笛等；武场有鼓板、大锣、小锣、钹，有时用堂鼓、水钹、碰铃、大饶等。京剧著名的传统剧目有《二进宫》、《玉堂春·三堂会审》、霸王别姬》、《卧龙吊孝》等。其他的戏曲剧种如北方秦腔、晋剧、河北梆子、豫剧、评剧、碗碗剧，南方赣剧、川剧、湘剧、黄梅戏、越剧、湖南花鼓戏、锡剧等，各个戏曲剧种的唱腔都有分别，也各有自己的长处。 学习体会《中国民族音乐欣赏》后，感触颇多，以前我们总是认为欧洲音乐是最优秀的，而我们民族音乐是不足以登入大雅之堂的，现在知道了民间音乐浩瀚如海，并不比欧洲优秀的音乐差了多少，也是那样需要我们努力学习和发扬光大的，我们更应为我们民族音乐能够走向世界多做贡献。

湖南花鼓戏简介花鼓戏源出于民歌，逐渐发展成为一旦一丑演唱的花鼓戏初级形式。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刊行的《浏阳县志》谈及当地元宵节玩龙灯情况时说：“又以童子装丑旦剧唱，金鼓喧阗，自初旬起至是夜止”。说明一旦一丑演唱的花鼓戏——地花鼓，最迟在清嘉庆年间已经形成。又据杨恩寿《坦园日记》清同治元年（1862），杨恩寿在湖南永兴观看的“花鼓词”（即花鼓戏）中，已有书生、书童、柳莺、柳莺婢四个角色，而且情节与表演都较生动，说明这时的花鼓戏不但已发展成“三小”（小旦、小丑、小生）戏，而且演出形式也具有一定规模。从声腔和剧目看，初期以民间小调和牌子曲演唱边歌边舞的生活小戏，如《打鸟》、《盘花》、《送表妹》、《看相》等。后来，“打锣腔”与“川调”传入，才逐渐出现故事性强的民间传说题材剧目。打锣腔主要剧目有《清风亭》、《芦林会》、《八百里洞庭》、《雪梅教子》等，川调主要剧目有《刘海戏蟾》、《鞭打芦花》、《张光达上寿》、《赶子上路》等。这样，便形成了艺术上比较完整的地方剧种。早期的花鼓戏，只有半职业性班社在农村作季节性演出，农忙务农，农闲从艺。光绪以来，这种班社发展较快，仅宁乡、衡阳两县就有几十副“行箱”，艺人近200人。训练演员采取随班跟师方式，也有收徒传艺的，称“教场”或“教馆”，每场数十天，教三、四出戏。过去，由于花鼓戏经常遭受歧视和禁演，各地花鼓戏班都曾兼演当地流行的大戏剧目以作掩护，这种戏班称“半台班”或“半戏半调”、“阴阳班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分别成立专业剧团，进入城市剧场公演。据1981年统计，全省有花鼓戏剧团54个，并成立了湖南省花鼓戏剧院。1957年，湖南省戏曲学校成立，设有花鼓戏专科。 传统剧目各地花鼓戏传统剧目，总计约400多个，以反映民间生活为主，多以生产劳动、男女爱情或家庭矛盾为题材，语言生动，乡土气息浓厚。1949年后，花鼓戏艺术有较大发展，不但整理了如《刘海砍樵》、《打鸟》等传统戏，而且创作了《双送粮》、《姑嫂忙》、《三里湾》等不少现代戏。《打铜锣》、《补锅》、《送货路上》、《野鸭洲》等已摄制成影片。 音乐曲调花鼓戏的音乐曲调约300余支，基本上是曲牌联缀结构体，辅以板式变化，根据曲调结构、音乐风格和表现手法的不同，可分为4类：川调。或称正宫调，即弦子调，大筒、唢呐伴奏，曲调由过门乐句与唱腔乐句组成，调式、旋律变化丰富，是花鼓戏的主要唱腔。 打锣腔。又称锣腔，曲牌联缀结构,“腔”、“流”（数板）结合，不托管弦，一人启口众人帮和，有如高腔，是长沙、岳阳、常德花鼓戏主要唱腔之一。 牌子，有走场牌子和锣鼓牌子，源于湘南民歌，以小唢呐、锣鼓伴奏，活泼、轻快，适用于歌舞戏，是湘南诸流派主要唱腔之一。 小调。有民歌小调和丝弦小调之分，后者虽属明、清时调小曲系统，但已地方化。各种形式的曲调，都具有粗犷、爽朗的特点。 表演特点花鼓戏的表演艺术朴实、明快、活泼，行当仍以小丑、小旦、小生的表演最具特色。小丑夸张风趣，小旦开朗泼辣，小生风流洒脱。步法和身段比较丰富，长于扇子和手巾的运用，拥有表现农村生活的各种程式，诸如划船、挑担、捣碓、砍柴、打铁、打铳、磨豆腐、摸泥鳅、放风筝、捉蝴蝶等等。后期由于剧目的发展，表演艺术也有所丰富，如吸收了兄弟剧种的一些毯子功和把子功，充实了武功表演。 行当花鼓戏的行当分工也更趋细致，不但由“三小”发展到生、旦、净、丑，而且“三小”中也有更细的分工。以长沙花鼓戏为例，小丑又分褶子丑、短身丑、官衣丑、烂布丑、奶生丑；小旦又分正旦、二旦、花旦、闺门旦；小生又分正小生、风流小生、武小生、烂布小生、奶生子等。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各地的花鼓戏都各有一些著名演员，近期有长沙的何冬保（丑）、湘潭的廖春山（旦）、邵阳的王佑生（老旦）、桃源的张树生（生）、岳阳的杨伯成（丑）、衡阳的张廷玉（小生）等。长沙花鼓戏，以长沙官话为舞台语言，是湖南花鼓戏中影响较大的一种。它是由农村的劳动山歌、民间小调和地方花鼓(包括打花鼓、地花鼓—花鼓灯）发展起来的，距今已有一百六十余年。长沙花鼓戏在地花鼓阶段，是从“两小”(小丑、小旦)到“三小”(两小加小生)，再从“三小”发展到多种角色。但以“三小”为主，至今仍是长沙花鼓戏的重要特点。长沙花鼓戏的传统剧目中，有大量的小戏和折子戏，是最有特色和具有代表性的剧目。小戏包括“对子戏”和“三小戏”。小戏大都是在山歌、渔歌、小调、地花鼓、竹马灯等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折子戏则是大本戏中经常作为单独演出的，都是长沙花鼓戏中最流行的剧目。建国后，依靠老艺人和文艺工作者的合作，对长沙花鼓戏的传统剧目进行了挖掘、改编。重点加工整理的有《刘海砍樵》、《芦林会》、《阴阳扇》、《南庄收租》、《刘海戏金蟾》等五十个剧本。

音乐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无论高低贵贱,我们都有欣赏音乐的自由.无论你是高兴或悲伤.当你真正用心去聆听音乐的时候.你就会忘记生活中的种种得失.尽情沉静在美妙的音符之中.音乐是一种心灵的产物.音乐是内心感情的一种宣泄.因此音乐往往会引起共鸣.会勾起你的喜怒哀乐.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就是在他失聪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试想失去听觉对一个音乐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是贝多芬的伟大正是在于他用心去聆听这个世界,聆听自己的命运.所以他才能写出那么震撼的交响曲.贝多芬正向一个音乐精灵,在他身上我们看到音乐的两个属性-灵性和神奇.我是个感情很丰富的男孩子.我认为通常这样的人对音乐的热情会比较高.因为音乐本身是种很感性的东西.出于对音乐的喜爱我选择了音乐欣赏课.这对我来说对音乐的理解和感悟有了种突破.也纠正我对音乐的一些狭隘的理解.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通俗流行音乐充满了吸引力和号召力.这是因为符合了年轻人的口味.但盲目追求流行的同时我们也丢失了一些东西.流行中的确有很多好的东西.但也有很快餐的音乐.现在终于知道老鼠爱大米有多可笑了.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和静下心来聆听高雅艺术还是在音乐欣赏课.那么的震撼.感觉心灵受到洗礼.忘不了美妙的钢琴曲的声音. 我真的喜欢钢琴的声音.同时我也觉得自己的欣赏水平的提高.在感受音乐的同时,我们更了解了许多的音乐家.其中有天才莫扎特.和音乐之父贝多芬.上面提过.不过他是让人感受最深,心灵震撼最大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太伟大了.贝多芬的一生是充满了艰辛与痛苦，但他同样是幸福与永恒的.因为有音乐伴随他的一生.更影响他的后代. 当然我是无法用音乐评论家的角度去分析他的音乐，我只能用心去感受，试图能与贝多芬音乐的灵魂接触，对于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来说，音乐是生命，贝多芬同样如此，音乐是让人欣赏的，但贝多芬耳失聪后，仍对音乐那种至死不悔的精神让我感动。他仍不断的创作，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音乐篇章。此时此刻，音乐是有灵魂的，它飘忽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人们热爱音乐，更爱音乐给他们带来的那份感情。音乐的力量是伟大的，它甚至能拯救人的生命。当然伟大的音乐只能由伟大的音乐家来创造，或许这话过于绝对了，但有一点，音乐是值得我们去付出的，也只有我们去付出了，才会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音乐，才会让音乐家的生命永恒，让音乐的天使留在我们的身边。每个音乐人都希望有贝多芬那样的成绩，但音乐又是自私的，而是在于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贝多芬的创作过程也是令人惊讶的，他善于捕捉每个音乐细胞。我想音乐与贝多芬已经合为一体了。贝多芬是音乐，音乐亦是贝多芬。音乐的升华就是生命，或许有一天当我们去拨弄那把无玄琴时，才发觉音乐就在我们身上。其实音乐无所不在.关键我们缺乏发现的眼光.就是因为音乐的灵性和神奇吧.所以不是没个人都能成为音乐家.我看过西区故事,了解了黑人音乐.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西方古典音乐的熏陶，或者曾经喜爱过已广泛采用西方音乐体系的所谓中国民歌。我们接受那些起源于白人传统的美国流行音乐来一般不成问题。但摇滚乐的基础有一大半来自黑人音乐，其旋律特点，节奏方式，乃至音调高低等都与西方古典音乐有所不同。黑人乐手十分注重Showmanship。这个词可以译为职业道德。比如，早期的黑人民歌手即使再穷，上台也要穿西装，因为他觉得这是职业歌手起码的装束。后来的黑人摇滚乐手在表演时一个比一个疯，演出服一个赛一个地夸张。这个词还可以译为表演技巧。表现在音乐上，就是对即兴演奏的重视。其实早期的西方古典音乐很重视即兴演奏，据说莫扎特就是一个天才的即兴演奏大师。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西方人把这个美好传统给丢掉了。早期美国黑人乐手的唯一舞台就是酒吧。在那种嘈杂的环境下，面对喝得醉醺醺的听众们，没有什么比一大段出色的即兴演奏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的了。美国摇滚乐吸收了黑人音乐这一特长，极为重视器乐独奏，在主副歌之间总要来上一大段Solo，极为出彩。这在中国流行音乐中是少见的，这和中国乐手缺乏演出机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人可以说是后来风靡美国的所谓“另类文化”的开山鼻祖。他们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就是扩展了人们的视野，鼓励人类第一次越过贫富、阶级和肤色这些表面的差异，挑战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许多基本价值观念。不管这种挑战是否有意义，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美国的文化艺术（尤其是摇滚乐）的发展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其中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就是：人们比过去更能容忍另类的思想和艺术了，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鼓励个性发展，崇尚标新立意。没有这种态度，没法想象美国摇滚乐在这四十多年里会出现那么多独特的歌手，那么多富有个性的作品，那么多不同的流派。虽然我们聆听好音乐的时间不多.但我真的感觉到了音乐给我们带来的一切.不敢想象没有音乐世界是什么样子.虽然没有每次都去,可是我去的每次都用心听了.感谢老师，感谢音乐欣赏课。我知道以后的时光中能有这样的时间听音乐的时候不多.可是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她将永远伴我向前迈进。我想让音乐支撑起所有的价值和尊严，因为音乐让我多了一份睿智，让世界多了几缕温馨……

湖南花鼓戏的论文研究

花鼓戏是吸收了各个地方的独特艺术，洪水吸收了民间的艺术精华，花鼓机的传承更有助于弘扬地方的传统文化，而且花鼓戏还有着贴近生活的特点，能够反映出生活的现状，他是比较受大众欢迎的，所以我认为花鼓戏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欧阳觉文是国家一级作曲。他于1942年12月生于湖南浏阳，1956年考入湖南省花鼓戏剧院，先司鼓，1969年开始作曲，曾去上海音乐学院进修。至今为止，为花鼓戏作曲125出，其中有《沙家浜》、《喜脉案》、《桃花汛》、《秋天的花鼓》、《乡里警察》、《作田汉子也风流》等。

欧阳觉文为电影、电视作曲60部，其中有《乡长本姓赵》、《村官是个堂客们》、《野鸭洲》、《送货路上》、《女儿船》、《铁牛镇》等。

欧阳觉文还发表或对外演唱的歌曲三百余首，如《江南采茶女》等。专业论文20余篇，如《湖南湘中花鼓戏四音结构的探索》等。

编著《湖南花鼓戏常用曲调》、与刘赵黔合作编著《湖南花鼓戏名师指点》、《湖南花鼓戏名剧名段选》，由出版社出版。获省以上作曲奖28次，有湖南花鼓戏《老表轶事》、《走进阳光》获文化部十一届和十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其作曲的剧目六次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其作曲的四部电视剧获“飞天奖”。

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可以达到特别好的教育意义，是湖南这个地方的特色地方戏曲，流传度比较广，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是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可以将这种传统文化进行传承，比较典型的代表作有刘海砍樵。

湖南花鼓戏流行于原长沙府一带，以农村的山歌、民间的小调及本地花鼓为基础演变而成。形成时期为清代末叶。长沙花鼓戏在原长沙府地区内分益阳、西湖、宁乡、醴陵和长沙5个艺术流派。演唱时均以长沙方言为统一的舞台语言；故通称长沙花鼓戏。其音乐曲调有川调、打锣腔、牌子、小调4类约200余支，有传统剧目336个。以表演“三小”（小生、小旦、小丑）戏为特色，反映民间生活为主，多以生产劳动、爱情或家庭矛盾为题材，语言生动；幽默诙谐，通俗易懂，富有浓厚的乡士气息。1949年后，经整理的传统戏《刘海砍樵》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并获奖。50年代《刘海砍樵》唱遍全国。1989年长沙市花鼓戏剧院重新整理改编的《海哥与九妹》赴日本演出，轰动东瀛。还有《小姑贤》、《讨学钱》、《访友》、《喜脉案》以及现代戏《姑嫂忙》、《打铜锣》、《补锅》、《中秋之夜》等，其中拍成电影艺术片的有《打铜锣》、《补锅》、《喜脉案》等。花鼓戏演员中还涌现出了一批歌唱家如李谷一、张也等。花鼓戏源出于民歌，逐渐发展成为一旦一丑演唱的花鼓戏初级形式。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刊行的《浏阳县志》谈及当地元宵节玩龙灯情况时说：“又以童子装丑旦剧唱，金鼓喧阗，自初旬起至是夜止”。说明一旦一丑演唱的花鼓戏——地花鼓，最迟在清嘉庆年间已经形成。又据杨恩寿《坦园曰记》清同治元年（1862），杨恩寿在湖南永兴观看的“花鼓词”（即花鼓戏）中，已有书生、书童、柳莺、柳莺婢四个角色，而且情节与表演都较生动，说明这时的花鼓戏不但已发展成“三小”（小旦、小丑、小生）戏，而且演出形式也具有一定规模。从声腔和剧目看，初期以民间小调和牌子曲演唱边歌边舞的生活小戏，如《打鸟》、《盘花》、《送表妹》、《看相》等。后来，“打锣腔”与“川调”传入，才逐渐出现故事性强的民间传说题材剧目。打锣腔主要剧目有《清风亭》、《芦林会》、《八百里洞庭》、《雪梅教子》等，川调主要剧目有《刘海戏蟾》、《鞭打芦花》、《张光达上寿》、《赶子上路》等。这样，便形成了艺术上比较完整的地方剧种。早期的花鼓戏，只有半职业性班社在农村作季节性演出，农忙务农，农闲从艺。光绪以来，这种班社发展较快，仅宁乡、衡阳两县就有几十副“行箱”，艺人近200人。训练演员采取随班跟师方式，也有收徒传艺的，称“教场”或“教馆”，每场数十天，教三、四出戏。过去，由于花鼓戏经常遭受歧视和禁演，各地花鼓戏班都曾兼演当地流行的大戏剧目以作掩护，这种戏班称“半台班”或“半戏半调”、“阴阳班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分别成立专业剧团，进入城市剧场公演。据1981年统计，全省有花鼓戏剧团54个，并成立了湖南省花鼓戏剧院。1957年，湖南省戏曲学校成立，设有花鼓戏专科。 传统剧目 各地花鼓戏传统剧目，总计约400多个，以反映民间生活为主，多以生产劳动、男女爱情或家庭矛盾为题材，语言生动，乡土气息浓厚。1949年后，花鼓戏艺术有较大发展，不但整理了如《刘海砍樵》、《打鸟》等传统戏，而且创作了《双送粮》、《姑嫂忙》、《三里湾》等不少现代戏。《打铜锣》、《补锅》、《送货路上》、《野鸭洲》等已摄制成影片。 音乐曲调 花鼓戏的音乐曲调约300余支，基本上是曲牌联缀结构体，辅以板式变化，根据曲调结构、音乐风格和表现手法的不同，可分为4类：川调。或称正宫调，即弦子调，大筒、唢呐伴奏，曲调由过门乐句与唱腔乐句组成，调式、旋律变化丰富，是花鼓戏的主要唱腔。 打锣腔。又称锣腔，曲牌联缀结构,“腔”、“流”（数板）结合，不托管弦，一人启口众人帮和，有如高腔，是长沙、岳阳、常德花鼓戏主要唱腔之一。牌子，有走场牌子和锣鼓牌子，源于湘南民歌，以小唢呐、锣鼓伴奏，活泼、轻快，适用于歌舞戏，是湘南诸流派主要唱腔之一。 小调。有民歌小调和丝弦小调之分，后者虽属明、清时调小曲系统，但已地方化。各种形式的曲调，都具有粗犷、爽朗的特点。 表演特点花鼓戏的表演艺术朴实、明快、活泼，行当仍以小丑、小旦、小生的表演最具特色。小丑夸张风趣，小旦开朗泼辣，小生风流洒脱。步法和身段比较丰富，长于扇子和手巾的运用，拥有表现农村生活的各种程式，诸如划船、挑担、捣碓、砍柴、打铁、打铳、磨豆腐、摸泥鳅、放风筝、捉蝴蝶等等。后期由于剧目的发展，表演艺术也有所丰富，如吸收了兄弟剧种的一些毯子功和把子功，充实了武功表演。 行当 花鼓戏的行当分工也更趋细致，不但由“三小”发展到生、旦、净、丑，而且“三小”中也有更细的分工。以长沙花鼓戏为例，小丑又分褶子丑、短身丑、官衣丑、烂布丑、奶生丑；小旦又分正旦、二旦、花旦、闺门旦；小生又分正小生、风流小生、武小生、烂布小生、奶生子等。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各地的花鼓戏都各有一些著名演员，近期有长沙的何冬保（丑）、湘潭的廖春山（旦）、邵阳的王佑生（老旦）、桃源的张树生（生）、岳阳的杨伯成（丑）、衡阳的张廷玉（小生）等。

湖南花鼓戏论文开题报告

1、艺术价值。近几年来，专业人员通过对地花鼓的调查、发掘、考证证明，南县地花鼓经过200多年的发展，这种民间艺术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它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湖南花鼓戏的发展。2、学术价值。南县地花鼓根据省专家们认定，属于汉民族民间舞蹈类。①它的舞姿优美，活泼诙谐，动作规范，贴近生活。②它采用的曲调丰富，演奏采用吹奏乐和打击乐合奏，曲调有“十二月望郎”、“十月看姐”、“采茶调”等十多种曲调。③它所表现的内容大多都是表现劳动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的劳动场景和男女爱情生活。3、实用价值。①发掘、抢救和保护地花鼓，对于振兴民族艺术，弘扬民族文化，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服务于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必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②南县地花鼓已经是湖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目，正在申报国家级保护名目，这是一个大好机遇。党的十七大报告十分重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这是一个大好时期。把地花鼓做大做强，实现地花鼓搭台，经济唱戏，对于宣传南县，推介南县，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必将产生很好的宣传作用。

现在的发展状况是比较好的，具有非常重要的传承意义，而且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巴尔扎克说过：戏剧具有惊人的巧思匠心，而又一清如水。空气在画面流动，没有一个人物闲着。花鼓戏由民歌而来，人们将其改编，渐渐地就成了花鼓戏。那么花鼓戏的特点有哪些呢？本期花鼓戏文化带你来看看。 花鼓戏初为“童子装丑旦对唱”形式，表演内容多是农村青年的生活趣事，如《看牛对花》、《扯笋》等。后来，演员由原来的小丑，小旦2人对唱再增加1名小生，演唱形式也开始有了规范。 表演时，一唱众和，以鼓击节的打铜腔开始形成；由民歌发展起来的川调，亦具板式雏形。同时吸收湘剧中的伴奏曲牌和锣鼓点子。继之，演员中又增加老生、花脸两个行当。此后，剧目逐渐增多，如《芦林会》、《青风亭》、《山伯访友》等等。及至行当基本齐全，声腔体制渐趋完善，题材逐渐丰富。至此，花鼓戏作为区境的一个主要剧种，乃逐渐发展成熟。 形成与发展：益阳花鼓戏是湖南比较有名的地方剧种，已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以前亦称楚剧。 花鼓戏的“正调（单句子）”长于叙事，亦善抒情，是使用得最多的一个曲调，在其结构上有重复与其承转合两种形式。它为五声宫调式演唱哪个时演员根据唱词，结构临时转调，这种唱法艺人们称为“败韵”，在湖南花鼓戏系统中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由于“正调（单句子）”板式灵活，唱法变化多端，后又派生出了哀调、梦调、垛子、一字调等。 通城花鼓戏“西湖调（夹句子）”是一个叙事性较强的曲调，虽与长沙花鼓戏西湖调同宗，并且句式结构、调式相同，但由于各自强调的骨架音不同，故而行腔各异，加之不同的语言特点，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无论从广泛与否、唱法和风格乃至给人的直接感受个实际效果等方面都是有着明显区别的。 花鼓戏中的“琴腔”是通城花鼓戏的主体声腔，他是在保留梁山调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与湘东北地区的语言、民歌、风俗音乐有机融合，发展成为具有极具特色，为湘鄂赣毗邻地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声腔。 板式结构上“琴腔”除保持单、夹句子基本形态外发展产生了“两板半”，类似“快板”的“紧板”和类似“导板”的双凄头单凄头，以及梢腔的首尾扩大变化形式。从而增加了新的节奏层次和新的板式变化。故在湖南花鼓戏系统中独树一帜。 【结束语】戏台是我们小时候玩耍的地方，那是我们满满的童年回忆。虽然那时候我们不懂戏剧是什么，但我们被那表演深深地吸引了。

9岁10岁的时，沉迷花鼓戏的大叔想让我去学戏，自己都是很有兴趣的！但在那个年代，唱戏的一来是销售市场不够，吃饱饭都算不容易，不算个好行业，在农村，比较好的三条路便是：读书参军学技术，但这种技艺指的是木工瓦工这些不简单的技术活，绝对不包含唱戏！二来，唱戏的，私人生活层面的知名度，的确一直是被别人抨击的。因此，我和叔叔一次次的斗争，我爸爸都没允许--那时我大叔连师父都帮我找好啦，只等我爸爸松嘴便去拜师学艺，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以偿。

可是，虽然我爸爸抵制我学戏，并不代表他不喜戏花鼓戏，他不许学戏仅仅考虑到的现实问题。他自身一天到晚都哼着戏剧--唱得还不错哦！尽管那个时候，在咱们那一带方圆十里，一年到头可以看不得超过六场戏，这其中还包含几次正耍龙灯筹款而唱的庙戏！但不妨碍附近老百姓对戏的喜爱，那类喜爱深层次内心深处！这一种方式的祖上的危害，最少是直至90时代的宝宝，都被遮盖的。因此，尽管像我这样被阻拦的孩子多，但还是会出现非常一部分小孩被家中适用或自身一意孤行去学了戏。

那样，在那般没销售市场、较难的时代，花鼓戏都挺过来了，而且承传得非常好。而来到新千年以后，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效呈现，乡村经济条件越来越好，这些当初想在自己家唱场戏但没标准的家中，都有了筑梦的机遇。因此近几年来，湖南省的乡村大剧销售市场尤其受欢迎，像湘潭一地，大概每日就会有几次戏在各乡镇街道开演，由于销售市场的刺激性，学戏的年轻人也很多，加上科学合理的比较发达、专用设备的升级，如今学戏也没当初那么难那样苦，之前学戏是以儿童时期进行就需要入门的气功心法，而如今许多二十来岁乃至三十来岁入门得人，数不胜数！也从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国戏曲行业的兴盛。

花鼓戏，2008年第二批被审批纳入非非遗文化。只因此能被我国准许，我觉得几个缘故。第一，花鼓戏属我国汉朝地区戏曲剧种，都是汉民族文化艺术的意味着中国戏曲。第二，花鼓戏覆盖面广，除开湖南花鼓戏知名度非常大，湖北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陕西省等省，都是有各有特色的花鼓戏。第三，花鼓戏派系和曲目多种多样，尽湖南省就会有六个派系之多，传统剧目约有四百多个，歌曲旋律三百余支。第四，具备演出设计风格，花鼓戏粗狂开朗，地方色彩浓厚，旋律活泼欢快，节奏顺畅轻快，有浓烈的乡土味。花鼓戏拥有二百多年的时间，备受广大人民群众的钟爱，所以才会被我国纳入非非遗文化。

戏曲音乐的研究论文

。欣赏戏剧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戏剧比单纯的音乐、舞蹈和美术要浅显易懂

悲剧艺术是一种崇高的艺术形式,以其哀伤的叙事情节和悲愤的情感震撼人心。而中国悲剧艺术独特的文化视角,向人们展示了悲剧艺术的鲜明特征,它唤起人们对正义、崇高、良善的心理认同,激发人们对审美价值和人生价值的深沉思考。 悲剧艺术从广义上讲,就是以悲剧故事为体裁的艺术形式;从狭义上讲是一种特殊的民族艺术。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条件、民族性格、文化素质、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的各异,会形成各自不同的艺术特征。在我国,关于“悲剧”一词,据考证直至晚清时才偶然在一些文论中出现。而古代文学往往把那些悲惨之作称为“怨谱”或“哀曲”;在民间,老百姓则称之为“苦戏”,这可以视为中国悲剧艺术的最初形式。 从一定意义上讲,悲剧艺术是有明确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目标的;反映的是人们在对苦难命运具有大致认同的基础上,怀着悲壮的豪情践履自己使命的情操。那些悲剧人物往往不畏险恶,甘愿为承担时代的苦难而付出,甘愿将其牺牲纳入道德的谱系中,牺牲者并因此获得精神的永生。同时,由于社会分为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结构层次,这种道德追求和社会评价的标准也会各不相同,而道德标准的异化也会滋生痛苦哀伤的情愫,因此而在艺术形式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道德生命同样会喷发出情感的岩浆,从而凝铸成悲剧艺术的基石。 中国悲剧艺术的艺术特征 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悲剧艺术中,悲剧人物的人格形象,是伴随着悲伤苦难而逐渐在大众审美过程中被不断接受和确立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悲剧艺术才总是有一种英雄的壮丽色彩,而在人们的情感反应中,也总是带着惊奇和赞叹的成份。悲剧艺术强调群体与个人二元价值的弹性选择,悲中有怨,怨中有悲,呈现出价值评判式的矛盾冲突的展示方式,从而构成中国悲剧艺术的独特模式。 一、叙事的冲突性。歌德说:“悲剧的关键在于冲突得不到解决,而悲剧人物可以由于任何关系的矛盾而发生冲突,只要这种矛盾有自然基础,而且真正是悲剧性”。如梁祝的故事不仅感动了一代代少男少女,而且也令许许多多的成年人为之伤感。人们如今已经习惯将这个故事界定为“悲剧”,称其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祝的故事充分体现了悲剧艺术的特征,即人类情感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归结起来悲剧艺术的根本特点主要有两点:一是冲突的不可解决性;二是悲剧冲突引起人们的怜悯、同情、哀怨甚至焦虑、孤独、崇高、毁灭、死亡等情感体验;这些悲剧冲突的体验形式共同渗入作品之中,使作品的悲剧性在不同层面的体验之中显现出来。如《汉宫秋》以表现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冲突为主线,同时,爱情线索与政治线索之间的冲突也以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伴随爱情与政治线索之间的冲突便是怜悯和恐惧。因此,随着剧情的发展,到冲突的加速,作品呈现出了完整的悲怨情感的体验形态。对于悲剧冲突来说,由于其主要在于展开苦情的冲突历程,追求剧情的曲折性,即善恶、忠奸、正邪、美丑的多层次冲突,所以,得到的是悲愤激烈、凄惨的苦情审美效果。 二、审美的情感性。悲剧艺术鉴赏是一种审美情感,因而悲剧艺术的怜悯也是一种审美同情。悲剧艺术除了能唤起人们的怜悯外,同时能唤起人的情感。也就是说,我们欣赏悲剧艺术时,就好象观看一场大风暴。我们先感到的是,面对某种压倒一切力量的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体会到的活力,它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感到敬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欣赏者欣赏悲剧艺术时,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深入,会与主人公达到同呼吸共命运的共鸣境界,使人们感到振奋,产生快感。 三、题材的国民性。从悲剧意识上看,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爱情悲剧《梁山泊与祝英台》,与在西方同样著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所刻画出的国民性就不同。两者结局虽大同小异,主人公最终殉情,但反映出的两位作者的悲剧意识及其所体现的文化底蕴却“大相径庭”。中国的“梁祝”最后终于“化蝶双飞”,是一种凄美的结局,更体现了一种“神往”的祝愿。而西方的“罗朱”最后的结局很平凡,也很实在,是一种值得人信服的结局,因而给人以巨大的冲击与震撼。中国悲剧艺术所表现出的悲剧结局和西方不同。西方悲剧的结局意在普遍引起人们的怜悯与同情,甚至恐惧,使人们的思想在悲剧冲突中得到提升。而中国悲剧艺术并不重视悲剧结局引起的人们的种种情感体验,它不主张人性在悲悯中得到净化,而总是在悲剧事件结束之后,又续接一段体现剧作家或观众的理想愿望的情节,使悲剧冲突得到淡化,理智地去调控由悲剧冲突引起的情感体验,使之渐趋平缓,并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与精神上的安慰,这不仅符合“中和之美”的美学原则,也符合中国大众传统的文化习惯和民族心理,正如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① 中国悲剧艺术的大众审美价值 大众审美价值总是从具体而多样的艺术现象中“提取”出来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艺术现象不同,审美价值就可能体现出明显差异。悲剧艺术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从对人性的透视和人类价值的评判中,来达到心灵共鸣、精神启迪的作用。 归纳起来,中国悲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想之美。亚里士多德最初在解释悲剧时指出:悲剧是人生中严肃的事情,它不是悲哀、悲惨、悲痛、悲观或死亡、不幸的同义语,它与日常语言中的“悲剧”一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作为美学对象的悲剧艺术,必须是能够使人发奋兴起,提高精神境界,树立对幸福人生的理想。悲剧艺术通过丑恶对美好的暂时的一种压抑,来强烈地展示美的最终和必然的胜利。实际上,悲剧艺术所显示的审美特性必然展现出一种对幸福理想之憧憬,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悲剧艺术中,人们面对失败的惨象,却有胜利的感觉。那是艰苦卓绝的斗争后的失败,而不是怯懦者的屈服投降。因此,对悲剧艺术来说关键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选择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艺术。引起人们快感的不是痛苦和灾难,而是反抗精神和对未来美好的执著追求。 因此,悲剧艺术在无意间产生出合乎道德理想的深远影响。因为理想之美受到摧残时,又导致其被压抑的情感得以反弹,使人们从悲剧人物的苦难和毁灭中认识到真理,它能唤醒人们,鼓舞战斗,从而使人们的道德情感得到陶冶。 二、道德之美。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悲剧的道德作用时认为,悲剧激起哀怜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人受到净化后,就会感到一种舒畅的松驰,得到一种无害的快感。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带有社会的道德的思考。可以说,古往今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悲剧作品不与道德有关。悲剧艺术具有道德教化的典型意义,藉此可以获得良好的道德启迪,有效地提升人们的道德情操。关汉卿的《窦娥冤》曾被国学大师王国维称作“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悲剧艺术名作。对其主要人物窦娥的形象,人们普遍认为在她身上体现了对黑暗社会勇敢反抗、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但在今天看来,这个人物悲剧性格的完成,除了自身的生命要求遭恶势力压抑迫害所致外,也并不排除传统伦理道德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从她对妇女改嫁的态度和拒绝张驴儿逼婚的描述中可以体会出来:“日恩忘却,新爱偏宜;坟头上土脉犹湿,架儿上又换新衣。哪里有奔丧处哭倒长城?哪里有浣纱时甘投大水?哪里有上山来便化石?可悲可耻!”在这里,封建伦理倡导的“从一而终”的妇道成了女主人公抗暴的唯一武器,而促成窦娥悲剧的传统伦理道德在作品中却贯穿始终,这也是中国传统悲剧艺术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

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

海盐腔纵谈海盐腔是我国戏曲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艺术明珠。在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可谓红遍大江南北,名满神州大地,没有一种戏曲能望其项背。可是,不知何故,好景不长,到万历末年,它就开始衰落,清康熙以后,便销声匿迹了。由于海盐腔“英年早逝”,连注明海盐腔的曲谱也没有一段留存后世,所以,仅凭一些零星的文字记载资料,不但已难识其真面目,要弄清其来龙去脉、发展衍变就更不容易了。到目前为止,许多问题还是一片空白,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对海盐腔没有研究,只是就我对某些资料的理解,谈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一、海盐腔是怎样的戏曲?这似乎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我国所有权威性辞书都认定:海盐腔是明代形成于浙江海盐的戏曲声腔,它与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并称为明代南戏“四大声腔”。有的辞书还说海盐腔、余姚腔等,既是不同的戏曲声腔,又是不同的戏曲剧种。①实际上,这些说法,并不是没有一点问题。近些年,我省戏曲音乐研究专家洛地先生,就曾著文指出:(一)明代没有人将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昆山腔等腔称为“声腔”。古代“声腔”一词的指义是“演出当场演员口中的语音语调”,而不是今天的“戏曲声腔”。(二)我国明代以前的戏曲剧种,都是曲牌体,其唱腔,都是“以文化乐”的,即以文辞句字之字读语音的平仄声调,化为乐音,构成旋律,他称为“以字声行腔”。这种戏曲唱腔,到魏良辅、梁辰鱼改造过的“昆山腔”才发展成熟。在此之前的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昆山腔等四“腔”,“原系四地之语音语调”。因此,明代海盐腔等四腔既不是“四大声腔”,更不是“四个剧种”。②这些见解是闻所未闻、独一无二的,在目前的戏剧理论界,差不多是一种“奇谈怪论”。但是,我认为总的说是很有说服力的,是有科学根据的,我不但赞同他的意见,而且从中得到极大的启发。然而,具体谈到海盐腔,说它也与余姚、弋阳、昆山三腔一样,“原系四地之语音语调”,即四腔只有方言语音的不同,而无音乐旋律的区别,直到海盐腔消失前均如此。对此,我还有些想不通,似乎论据不足,想谈点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海盐腔发展的前期与后期是不一样的。我承认,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等在各地刚刚产生和形成的时候,主要是指各地演员口中的不同方言语音,唱腔上并不象今天的京剧和越剧那样,相互截然不同,各有鲜明的特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等等,都是南宋温州戏文(元代始称南戏)在海盐、余姚、弋阳等地长期流传的产物。起初,海盐、余姚、弋阳等地的戏迷(称“戏文子弟”),出于对温州戏文的爱好,在当地组织戏班演出,演的都是南戏,唱的是温州传来的南戏唱腔,剧目、表演、伴奏、化妆、服饰、道具等,都向温州的南戏学习,因此,各地戏班所演的戏是差不多的,最大的不同是各地戏子口中的方言语音。他们也想学用温州戏文的语音语调演唱,但是,大家都做不到,只得改用当地方言演唱南戏。这样,在各地观众看(听)来,所谓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等等所演的戏,相互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本质的不同,主要是戏子口中的方言语音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演的是同属于南戏剧种,唱的是同属于温州南戏所用的声腔(我把“声腔”理解为一个剧种所用的音乐唱腔和伴奏)。因此,初期的“海盐腔”,应该是海盐戏班演出、海盐戏子用海盐话演唱南戏的意思。不能把海盐腔与余姚腔、弋阳腔看成不同的戏曲声腔(不同的戏曲声腔,必须是各自所用唱腔旋律或主奏乐器明显不同),更不是不同的戏曲剧种。但是,洛地还认为,语音语调的“腔”付诸唱,久而久之,会产生一定的音乐旋律,所以,“以文化乐”的“腔”,有两种指义:一是语音语调;二是音乐旋律。音乐旋律是从语音语调衍化而成的。虽然这种音乐旋律的“腔”,要到魏良辅、梁辰鱼改造过的“昆山腔”才发展成熟,在此之前,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等等的音乐旋律是无定的,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并不十分固定,但毕竟还会产生音乐旋律的“腔”,并不是永远停留在方言语音语调上。假定最初的“海盐腔”是指海盐戏子组班、用海盐话唱南戏,其最大的特点是海盐的方言语音,但数十年、上百年以后,在海盐方言语音的基础上会产生一定的音乐旋律,其旋律也会有一定的海盐特色和风格。因为“以文化乐”的戏曲唱腔本身是由语音语调衍化而来的。音乐旋律受唱辞句式平仄的制约,唱辞句式平仄又受方言语音的制约,不同的方言语音会产生不同的音乐旋律。同时,南戏传到海盐、由海盐人演唱以后,还可能吸收当地某些民间音乐入戏演唱,或受海盐民间音乐的影响,因此,使海盐腔所具有的海盐音乐特色越来越浓,使之具有特色唱腔的含义。后期海盐腔的特点和面貌如何呢?我们只要将水磨昆山腔与后期海盐腔的有关记载加以对比,便可知其大概。明沈宠绥在《度曲须知·曲运隆衰》中说魏、梁改革后的昆山腔是:“……尽洗乖声,别开堂奥,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功深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园,收音纯细。”与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等相比,新的昆山腔除了新增管弦伴奏外,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用规范的通用字读语音演唱,即用中州音演唱,不再用昆山方言演唱;二是唱腔的旋律经过魏良辅、梁辰鱼等人的加工,变得十分细腻、柔婉而优美,犹如水磨过似的,俗称“水磨腔”。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明成化以后的海盐腔已与余姚腔、弋阳腔等有明显的不同,它也是用中州音演唱的,其唱腔旋律亦已相当细腻柔婉了。明顾起元(1565—1628)《客座赘语》卷九《戏剧》条说:“……大会则用南戏,其始止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弋阳则错用乡语,四方士客喜阅之;海盐多官话,两京人用之。”这段话是尽人皆知的,说明当时的弋阳腔、余姚腔等是各用弋阳、余姚方言演唱的,而海盐腔却已不用海盐方言演唱,而是用中州音演唱了。这里的“官话”,就是上层官僚、士大夫间通用流行的话,即中州音。这与水磨昆山腔是基本相同的。③至于海盐腔的细腻柔婉,明万历间人姚旅《露书》卷八《风篇上》说:“歌永言。永言者,长言也,引其声使长也。所谓‘逸清响于浮云,游余音于中路’也。故古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钩,累累如贯珠。按今唯唱海盐腔者似之,音如细发,响彻云霄。每度一字,几尽一刻,不背永言之义。”也许海盐腔唱腔之细腻柔婉尚不及水磨昆山腔,但从“音如细发,响彻云霄。每度一字,几尽一刻”来看,似亦与水磨昆山腔相差无几了。洛地把水磨昆山腔(正昆)的唱叫做“曲唱”,认为只有文人音乐家才能为之;而将余姚腔、弋阳腔、海盐腔以及草昆的唱称为“俚唱”(非曲唱),各地艺人皆能为之。我以为,后期的海盐腔与余姚腔、弋阳腔等不同,已经够得上或接近于洛地所说的“曲唱”了。很有可能在魏、梁之前,早已有文人曲家对旧海盐腔作过很大的改造,只是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不知是谁、在何时对旧海盐腔进行了改造而已。如果没有经过无名氏文人曲家的改造,后期的海盐腔,其语音就不会从海盐方言改为用官话;其唱腔更不可能变得那么细腻柔婉。至于后期海盐腔的伴奏,虽然除了锣、鼓、板等之外,有无管弦乐器尚有争论,未能断定,但却已取消帮腔。因此,如果“声腔”一词,按我的理解,是指一种戏曲所用唱腔和伴奏,那么,海盐腔已具有自己独特的音乐特点,可以说,已经形成一种新的“戏曲声腔”。只是现在权威辞书上关于“声腔”的定义概念太混乱,好像既指戏曲剧种,又指剧种中的腔调(指唱腔和伴奏),又说是一个“系统”,实在弄不明白,故还是避而不用“戏曲声腔”一词为好。我们可以概括地这样说:后期的海盐腔,与余姚、弋阳等腔已不同,它不用方言唱念,而用官话唱念;唱腔比余姚、弋阳等腔柔和细腻,并取消帮腔,因而,受到官僚、士大夫的欢迎。它是在水磨昆山腔之前,最为高雅、成熟、优美的南戏。二、海盐腔如何产生和衍变?如前所述,据我推测,海盐腔最初只有海盐的方言语音特色,后来,在海盐方言语音基础上产生了有一定海盐特色的音乐旋律,最后,经过无名氏文人曲家的改造,形成了接近“曲唱”的海盐腔。虽然海盐腔的文字记载不多,其发展过程,亦多属推测,但是,以今度古,作些揣想,亦并非空穴来风。大家知道,明代的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义乌腔、杭州腔、昆山腔等等,都是从南宋戏文、元明南戏分化衍变而来的。现在,我们不知南宋戏文在温州形成之初,是用温州方言唱念,还是用温州官话唱念。据明徐渭《南词叙录》,说南戏“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南宋戏文最初是用温州方言演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为,永嘉杂剧或温州杂剧,是南宋戏文流布到温州之外各地产生的名称。当时,各地群众常看、熟悉(宋)杂剧,见温州(永嘉)戏班所演的戏,与众不同,为与他们平时所见“杂剧”相区别,就称之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从各地观众看来,所以称其为温州(永嘉)杂剧,至少一是指温州来的戏班,二是指用温州话(方言)唱念。特别是明祝允明在《猥谈》中,谈到生、旦、净、末等脚色名称来源时,说:“此本金元谈吐,所谓鹘伶声嗽,今所谓市语也。”他说得很清楚,鹘伶声嗽,就是金元谈吐,也就是民间的方言土话(市语)。但在《南词叙录》中,徐渭明确记载,“鹘伶声嗽”是“永嘉杂剧”的别称,即温州人的一种土称。所以会有“鹘伶声嗽”的称呼,正是因为用当地方言土语唱念的缘故。一个剧种诞生之初,无不用当地方言语音唱念的,尤其是在江南。但是,后来,南宋戏文改用温州官话唱念了。原因是,温州方言很难懂,流传地域也很窄,如果南宋戏文始终用温州方言唱念,那么,除温州人外,大都听不懂,根本不可能流传到浙江全省以及全国各地。现在的瓯剧(温州乱弹),远不及南戏流传那么广,却也是用温州官话,而不用温州方言唱念的。明祝允明《怀星堂集》卷二四《重刻中原音韵序》中还说:“不幸又有南宋温浙戏文之调,殆禽噪耳,其调果在何处?”他所说的“南宋温浙戏文之调”,除了说温州戏班所演的南戏,唱腔不合音律,音乐旋律不好听外,还指他们所用的语音是带有温州土音的浙江官话(温浙之调)。据徐渭《南词叙录》,南宋戏文所用之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从现存南宋戏文剧本《张协状元》看,所用曲牌的确大都是民间歌谣和唐宋词调。但是,民音歌谣、唐宋词调也仍有个用什么语音唱念的问题。例如《张协状元》中还有〔福青歌〕〔福州歌〕〔台州歌〕等曲牌,它们被吸收入戏演唱前,在福建的福州、福清和浙江的台州流传,肯定都是用当地方言说唱的。吸收进《张协状元》后,若仍用福州、福清、台州方言演唱,不但演员不一定能唱,即使能唱,外地观众也听不懂。因此,只能是一律改用温州方言或温州官话唱念。假定南宋戏文在温州形成以后,由温州艺人组班先用温州方言在本地和外地演唱,因外地人对温州方言听不懂而逐步改用温州官话演唱,那么,什么时候,温州戏文有可能传入海盐呢?现知南宋末年的咸淳四、五年(1268、1269),临安(杭州)已有太学生黄可道所作的《王焕》戏文演出(见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六)。海盐离杭州不远,至迟在元代初年应该有温州的戏班来此演唱戏文了。也有可能戏文进杭州的时间比这还要早一些,因为从温州的戏班到杭州来演温州人编的戏文到由杭州的戏班演杭州人编的戏文,须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现在暂时假定温州的戏文班子最早在南宋末年到海盐演出,受到海盐群众的热烈欢迎,甚至迷醉,仅靠温州戏班要过很长时间才能难得来演一次,已无法满足海盐群众的迫切需求,于是在元初由海盐的戏迷们自己组成业余的或专业的戏班,在本地登台演唱戏文。此时,温州戏班来海盐演唱戏文,用的已是温州官话。温州官话仍是带有浓重的温州方言口音的。海盐人要学温州官话演唱戏文也很难,因此,海盐戏班只得改用海盐方言演唱戏文。这样,在元代初期的海盐腔,与温州戏班相比,只有海盐方言语音上的不同,并无其它区别。不过,在元代,江浙一带已有用江浙官话唱念的本地戏班活动了。元代音韵学家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说:“南宋都杭,吴兴与切邻,故其戏文如《乐昌分镜》等类,唱念呼吸,皆如(沈)约韵。”他认为,在元代杭州一带演出的戏文《乐昌分镜》等,用的是沈约所制之韵;而沈约是吴兴(今湖州)人,他所制之韵是江浙语音,周德清认为并非中原正声。可知元代流传杭州一带的南戏,已用吴浙之音,即江浙一带官方通用语了。这应该是浙北、苏南一带的本地戏班所用之语音。如果是温州戏班在这一带演唱,即使用江浙官话唱念,亦必然带有温州方言的影响,只能是“温浙之调”,不可能是纯粹的“吴浙之音”。当然,自南宋末至明中叶,南戏并无统一的语音语调,相反,用方言语音演唱南戏的戏班层出不穷,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之外,又有杭州腔、义乌腔、徽州腔、青阳腔等等的出现,就是最好的明证。所以,很有可能,自元初至明初叶(1271—1449),约一百八十年间,海盐腔的特色从主要表现于方言语音,发展到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音乐旋律(唱腔)。这是两个前后相连、密不可分的发展阶段。这时,海盐腔与余姚腔、弋阳腔等还是大同小异的,有点像现在的各路高腔那样,大家都只用打击乐器伴奏,而且都有帮腔,都属于民间戏曲,主要观众是广大农民和城镇市民。海盐腔与余姚腔、弋阳腔等的不同之处,除了所用方言语音之外,已经有了各自在方言语音基础上产生的一定的音乐旋律(唱腔)。遗憾的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缺乏南戏在海盐演出和海盐腔形成的任何记载。余姚、弋阳等腔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以上一切都是据理推测。我认为,南戏各种地方分支(即诸腔),都是各地出现本地戏班、由当地戏子用当地方言语音演唱开始的。但是,各地的本地戏班出现的时间先后和发展生长状况各不相同,有的不等在方言语音基础上萌生出有地方特色的音乐旋律就消亡了;有的虽然已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音乐旋律,但在外地影响不大,没有产生冠以地方名称的腔名;还有的可能在当地和外地都有较大的影响,也已产生冠以地方名称的腔名,但偏偏没有引起文人的注意,没有人加以记载,我们今天仍然不知道。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等,都是外地人的称呼,是海盐、余姚、弋阳等地的南戏戏班在外地演出,有较大的影响,又有文人加以记载的缘故。它们在当地,一般只称“本腔”、“土腔”或“土戏”。例如,据明范濂《云间据目抄》记载,嘉靖、隆庆交会之时,松江(现属上海)崇尚弋阳腔,不但有许多弋阳籍戏班在松江演弋阳腔,甚至有的戏子移居松江。但后来不大有人看弋阳腔了,弋阳戏子就学用太平腔、海盐腔演唱,而“听众愈觉恶俗”,故万历四、五年(1576、1577)以来“仍尚土戏”。当时松江有“土戏”,但没人叫“松江腔”,说明它主要在松江本地演出,在外地没有影响。再如据明陆容(1436—1494)《菽园杂记》记载,海盐、余姚、慈溪、黄岩、永嘉等地,“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说明这些地方戏曲都很发达,有许多当地戏子、戏班演南戏,但是,后来不见有“慈溪腔”、“黄岩腔”的记载。这并不能说明不存在这两种腔,只能说其在外地的影响,还不及海盐腔、余姚腔。现知,称“海盐腔”最早见于主要生活于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年间的祝允明(1460—1526)《猥谈》,比祝早二十余年的陆容(1436—1494),虽说到了海盐戏文子弟之多,海盐戏曲之兴盛,但还没有称“海盐腔”。而我却认为,陆容生活的年代,不但海盐腔早已存在,很有可能,正是此时无名氏文人曲家对旧海盐腔进行了改造,改海盐方言为中州音演唱,把海盐腔加工成相当细腻柔婉的戏曲唱腔了。因为自陆容以后,有关海盐腔的记载日益增多,而且描写越来越具体,不但讲了海盐腔所用语言语音、伴奏乐器、唱腔特点、流传地区,而且记载了海盐腔戏班、著名演员、常演剧目以及受欢迎的程度。这时的海盐腔,已经从民间戏曲发展提高为比较高雅的文人戏曲,其基本观众已从农民和城镇市民变成主要是全国(南北两京)的官僚、士大夫了。·98·综上所述,如果海盐腔从海盐戏子组班、用海盐方言演唱南戏算起,很有可能在南宋末、元初已经有了,但直至元末明初,仍只有海盐腔之实而无“海盐腔”之名。带有海盐特色唱腔的海盐腔,估计最早也要在元末或明初才能形成。明嘉兴人李日华(1565—1635)在《紫桃轩杂缀》中说海盐腔系南宋前期寓居海盐的张钅兹(1153—1211以后)所创,完全是想当然,绝不可能。其时,南宋戏文(温州杂剧)是否已完全形成尚不一定,不可能那么早就流传到海盐。清王士祯根据元姚桐寿《乐郊私语》记叙元代海盐杂剧作家杨梓与散曲作家贯云石(酸斋)交往、唱曲的情况,在其《香祖笔记》中说:“今世俗所谓海盐腔者,实发于贯酸斋。”这也是没有根据的论断。姚桐寿只说杨家之“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曲者”,并没有说杨氏家僮“唱海盐腔”。不过,元代的南戏已吸收北曲入戏演唱了,故也有可能杨家所唱南北曲对海盐腔有过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据我推想,在元代,海盐戏子组班、用海盐方言唱南戏的初期“海盐腔”已经存在,杨家所唱南北曲对海盐腔的影响可能性就更大。但海盐腔发源于南戏,不是发源于北曲杂剧,因此,也就不可能发源于专写北曲的贯云石和杨梓;早期的海盐腔(仅指方言语音之不同),不可能由任何少数文人作家、曲家创造,而是产生于最初组班、不得已用海盐方言演唱南戏的海盐艺人群体。三、海盐腔为何踪影难觅?海盐腔在明代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和万历(1573—1620)前期是非常兴旺、风行的。如明杨慎(1488—1559)约作于嘉靖三十三年(1555)的《丹铅总录》中说:“近日多尚海盐南曲,士大夫禀心房之精,从婉娈之习者,风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数十年,北曲亦失传矣。”汤显祖(1550—1616)作于万历三十年(1602)的《庙记》说,江西宜黄人谭纶,在嘉靖年间,“自喜得治兵于浙,以浙人归教其子弟,能为海盐声。大司马(指谭纶)死二十余年矣,食其技者殆千余人”。明末人张牧在作于清顺治三年(1646)的《笠泽随笔》中亦说:“万历以前,士大夫宴乐,多用海盐戏文娱宾,间或用昆山腔,多属小唱。若用弋阳、余姚,则为不敬。”但是,到万历末即开始衰落,顾起元(1565—1628)写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客座赘语》中说:“今又有昆山,较海盐又为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长,延至数息,士大夫禀心房之精,靡然从好,见海盐等腔,已白日欲睡。”张牧《笠泽随笔》亦说:“今则昆山腔遍天下,海盐已无人过问矣。”海盐腔为什么如此迅速地衰落?现在已难探明其究竟。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海盐腔原与余姚腔、弋阳腔等一样,是民间戏曲,其主要观众是广大农民和城镇市民。自从约在明正统(1436—1449)前后,经无名文人曲家的改造,海盐腔已变为主要为官僚士大夫所欢迎、欣赏的文人戏曲。这在正统至嘉靖年间(1436—1566)是最高水平的戏曲,是独一无二的,因而风靡一时,无人能及。但是,约至嘉靖末年至万历初年,魏良辅、梁辰鱼改造了旧昆山腔,使其细腻柔婉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海盐腔,特别是增加了笛、箫、笙、琵琶、月琴等管弦乐器伴奏,更使其具有最为鲜明独特的艺术特色。这样,海盐腔的基本观众,很快即被水磨昆山腔所夺走,使海盐腔在无情的商品和艺术竞争中一败涂地。这时的海盐腔与弋阳腔、徽州腔、青阳腔等相比,又不如它们通俗、热闹,适应性强,因而,在争取农民、市民观众方面,又竞争不过弋阳等腔。海盐腔高不成低不就地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故失败如山倒就是必然的了。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海盐与昆山、苏州同属于核心吴语区,其方言语音比较接近,而海盐腔长期改用“官话”唱念的经验,恰好为魏、梁对昆山腔语音规范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二)在“官话”语音语调基础上形成的海盐腔之唱腔,则全部能为水磨昆山腔所吸收,有的可说是原封不动地移用,有的则加以润色加工。(三)海盐腔的戏子自然多为海盐人,但后期海盐腔戏子,苏州人已不少,他们改唱水磨昆山腔就更为方便。④这样,海盐腔所有的,全部被水磨昆山腔所吸收;而水磨昆山腔所创造、提高的,海盐腔却不能拿过来加以运用。这是海盐腔失败、衰落的重要原因。用现在的观点看,海盐腔与昆山腔之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昆山腔有魏良

花鼓戏的大学毕业论文

北方的蒙古早原上，在西北的广大地区，世代流传着灿若凡星的各种民歌。 民歌，是土地上的声音，它载送着土地上的悲、欢、离、合，源源不断，绵绵流淌。 民歌，深切的反映人们的生活与情感，经万人之口，通万人之心，是劳动人民思想、感情、愿望和理想的寄托，是劳动人民心灵深处的声音。因此，一切欢乐和痛苦、无奈和愤怒、爱意和离伤、热烈和谐谑......种种感情都会不可避免的反映到民歌中来。 民歌的作者和传唱者就是劳动人民自己，他们有最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与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意志，这就要求一定要用自己的艺术手段表达出来。劳动人民创造民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声。如《绣荷包》抒发了少女对情人的一片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川江船夫号子》、《打夯号子》等表现了劳动人民在与自然斗争时的豪迈气概；而《长工苦》、《揽工歌》则倾吐了遭受欺凌压迫的长工们的悲苦情怀。 在山东，一说起民歌，大多数人一定都会提起《沂蒙山小调》。小调还被称为“家曲”，在演唱时不受环境、对象的限制。由于小调根植本乡本土，与地方方言结合紧密，包孕着浓郁的民歌情调，展现绚丽的乡土风姿，深受人们喜爱。小调像历史长河中扬帆鼓浪的轻舟，随着生活的变化而更新，具有茁壮的生命力。小调的歌词，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加上衬词的穿插，很有特色。小调歌词反映的社会面极为广泛，涉及生活的各个角落，浓缩着不同的风华，是历史流光的折射，是劳动人民心声的表述。 民歌所表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是非常真实和深切的，是劳动人民心声的深切体现。 我国民族众多，分布很广泛，其居住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50%以上，如此广阔的地域和复杂的自然环境，必然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民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辉煌的音乐传统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一样，都对中国的音乐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历史上的多次民族融合，使各民族的音乐在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共性。而伟大的中华民歌就是各民族音乐相互交融、相互吸收、相互促进的结果。民歌就在这一次次的交融中相互学习并被劳动人民广为传唱，正是这样一些朴实真切的民歌，把各族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团结地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用民歌这种表达方式传达生活的幸福和民族的团结。所以数，民歌是各民族共同的结晶，是民族凝聚的纽带。 民歌是人与自然结合的产物，黄土民歌是黄土文化的积淀，是黄土人民世世代代的苦难凝成的歌。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先辈们特别不容易，他们需要凄凉婉转或高亢悲怆的调子来抒发情感，民歌就是他们心灵的呼喊。 虽然身在湖北的我从未亲睹黄土地，但我知道我的心连着那片土地，那是中国的脊梁，背负着民族沉重的历史，承受着长久的苦难。在这片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为缓解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压抑感，创造了这样一种具有浓浓黄土味的黄土民歌。民歌记载着民族的历史，是先人生活的记录。不懂得黄土地，不懂得黄土地上的人们，就无法读懂中国。江南小调让我们认识阴性的中国，黄土民歌则使我们了解阳性的中国。听黄土民歌，你会想到寸草不生的黄土高原和浑黄浑黄的黄河水。黄土民歌是中国音乐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由于黄土地区地广人稀，风俗淳朴而民风剽悍，加之茫茫的草原、高山大川对民族性格和乡土文化的直接影响，大部分黄土民歌粗犷、豪放、高亢而挺拔，极富阳刚之气。黄土民歌就是中国民歌的脊梁，是中国民歌之魂。 在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传统音乐的五大类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丰富的。其中民歌是最早形成的，在其他传统音乐体裁的形成和发展上，民歌起着积极作用，许多歌舞、曲艺、戏曲和民族器乐的品种是直接或间接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各地的“花灯”歌舞、“花灯戏”“花鼓戏”；说唱音乐中的牌子曲类、琴书类、杂曲类中的大部分曲种；“河北吹歌”等乐种及许多民族器乐曲牌，如《梳妆台》、《剪剪花》等均由民歌发展移植或改编而来。所以说，民歌是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 常听到有人说：“我很喜欢音乐，可就是听不懂音乐。”美国著名作曲家科普兰曾经这样说：“如果你要更好的理解音乐，再没有比倾听音乐更重要的了。”作为大学生，只要相信自己的音乐潜能，不断的倾听音乐，就会越来越多的获得音乐美感。而对于民歌，要在倾听民歌的前提下主动去体验民歌，这样就会产生自己对民歌的感受和理解。作为一个大学生，随着科学文化知识的增多，求知欲的盛切，如果对祖国民歌知之甚少，当在事业上成功时，会感到自己感情深处的欠缺。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继承和发扬祖国的民歌。除了通过反复的“听”，还需要理性的去理解民歌作品，与审美体验相结合，才能进入一个更崇高的情感境界。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在一个各种文化、各种潮流交汇撞击的时代，中国人不能离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不能丢掉自己的民族特征。中国民歌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名大学生，更应当为保护和延续这些劳动人民世代传承的文化瑰宝做出贡献。愿真正的民歌不要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绝响。 一、《中国民族音乐欣赏》课的任务除了让学生进行民族音乐欣赏之外，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 中国民族音乐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就产生了歌舞和歌曲。现在出土的文物中，就有新石器时代（约一万年至四千年前）的吹奏乐器——陶埙。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音乐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周代（公元前十一世纪－前256年）就曾出现过庞大的宫廷乐队。特别是唐代（公元618年－907年），音乐高度发展，处于当时世界音乐的先进行列；对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音乐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中国民族音乐一般分为五大类，即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器乐。每类音乐又各有多种体裁、形式、乐种和作品，如歌曲又有古代歌曲和民间歌曲之分；民间歌曲中又分劳动号子、山歌、小调、长歌及多声部歌曲等不同的体裁；同是山歌，又因地区、民族的不同而风格迥异，各具特点。又如民族乐器，早在两千多年的周代就有七十多种乐器了。现在经常使用的乐器已达两百多种。按其演奏方法和性能，可分为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弦乐器和打击乐器四类，这些乐器既能独奏，又能组合成各种形式和乐队进行重奏和合奏，并具有独特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音乐和四域音乐以及外国音乐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说，中原音乐、四域音乐、外国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三大来源。 二、 民乐最突出的特点是写意性，也就是烘托一种精神氛围，一种心灵感受。比如《高山》、《流水》，并非直接对景色进行细致的描写，而是写情，以情见景。正如子期所说----“巍巍乎志在高山”、“荡荡乎志在流水”，是 “志在”，而非景在也。在这里，有人会认为笔者把写意（和写实相对）和写情混为一谈了。但实际上，写意描绘了客观事物经过心灵投影之后的影象，在很大程度上经过了人的感情的加工，并进一步抽象化为音乐形式表露出来，落在纸上而为谱，发于声则为乐。民乐的这种写意性与民乐体裁大多为独奏或少量乐器合奏，而很少有乐队合奏、协奏这一事实十分吻合。大型乐队长于细致入微的景物、色彩描写，精于大范围气氛的烘托，而心灵深处的意境所至，则是独奏和少量乐器合奏的专利。在西洋古典体裁中，最贴近心灵的是室内乐，如弦乐四重奏之类，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听听民乐吧，你不会失望的。民乐的另一个特点是个体性----写个人之意，抒个人之情。这与西洋音乐中的室内乐很相似，但在民乐中似乎没有，或者说很少有与西洋交响音乐相匹配的体裁与作品。不只沉浸在个人情致里，而是反映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的音乐作品有《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江河水》等，但是这样的作品并不是很多。应当说，过于强调意境，过分地沉浸在个人世界中严重地限制了民乐的发展，使民乐的音乐体系没有达到西方音乐体系的广度和繁荣程度。这是十分可惜的。你听民乐，大部分时间不会感到酣畅淋漓、热血沸腾，也不太经常感到缠绵悱恻，美得醉人，但它却能充分调动起你的心灵（如果你真的在听的话），让你产生一种意境、氛围，并融化在其中，从心底里产生最细致、最真挚的情感。这就是民乐，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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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柏梁教授多年来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史、古代戏曲、西方戏剧史、比较文学和影视文化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出版《中国悲剧史纲》、《中国分类戏剧学史纲》、《世界悲剧文学史》、《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中国悲剧文化史》等多部著作。先后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上海市“曙光工程”基金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谢柏梁博士，近年来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戏剧和世界戏剧发展历史的专著，并几度应邀到加拿大、美国的一些著名高校讲学 。鉴于他在文化艺术领域内的一系列理论建树，中国国务院向他颁发了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证书，并授予他政府特殊津贴；美国学术委员会也将他列入1999-2000中美学术研究重点资助对象。 耳濡目染花鼓戏，身体力行文艺路“我与天门花鼓戏渊源很深。”谢教授说，天门是江汉平原的一个戏窝子，除了汉剧、楚剧的广泛影响之外，本地的天门花鼓戏（后来又称天沔花鼓戏或者荆州花鼓戏）十分流行，成为一方百姓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1958年9月25日，谢柏梁出生在多祥镇板桥大队西台村。他的祖父谢有本、父亲谢支祥，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乡村知识分子，同时也都是忠实的戏迷。谢柏梁自小便酷爱看戏，酷爱读书,但因为“文革”株连，不能考入高中深造。从此，谢柏梁便返乡劳动，挑起了沉甸甸的生活担子。在农村务农、装卸站扛包的6年“社会大学”磨练之中，谢柏梁积极参加了大队、公社文艺宣传队的活动，成为乡间剧团的笔杆子。他所创作的一系列小戏和小节目，都被搬上了舞台，获得了县区的许多奖励。他也随着大队剧团和多祥剧团四处巡回演出，直接感受到老百姓对文艺节目的愿望。民之所欲与民心好恶，为谢柏梁创作契机的生发、审美趣味的升华，提供了最为深厚而广袤的文化土壤。后来，他又在县文化馆范齐家等老师的引导下，成为天门县较为活跃的年轻创作者之一。全国棉花工作现场会在天门召开时，大型开幕式的节目创作，便出于谢柏梁之手。从此，谢柏梁成为县文化局悉心扶植、重点培养的一名年轻人。从爱好花鼓戏到为剧团创作花鼓戏，谢柏梁对这一本地剧种的历史渊源与艺术流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到近年，作为戏剧教授的谢柏梁，还为家乡的剧团提供了一些适宜于移植成花鼓戏的剧本和演出录像资料。自古以来，一方水土养一方戏。因此中国戏曲的其他剧种，同样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群众土壤。想当年，在文化局组织的一次次的创作学习班上，谢柏梁创作之余，往往一头钻进县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博览中国名剧，从而逐渐萌生了日后为中国戏剧写史的强烈愿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家乡接受的艺术启蒙、儿时受到的艺术熏陶以及楚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都使得谢柏梁能够在艺术和文化领域内不断前行。 寒窗十年勤耕耘，曲论才罢剧史成1979年秋，踏入社会6年之久的谢柏梁依靠顽强的自学，考上了湖北师范学院，成为中文系的一名新生。作为一名大学生，他的古典文学、戏剧文学与英语课，一向是班上名列前茅的。由于有多年的创作实践，谢柏梁的写作在班上尤为突出。他的作文通常被列为全班的范文；他的散文、诗歌与小说创作也都在报刊上先后发表，成为班上同学发表作品的翘首。长期从事戏剧活动所带来的惯性，促使谢柏梁对戏剧名作更多一份关注。他对中外戏剧悉心研读，早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在学报上发表了《从〈琵琶行〉到〈青衫泪〉》的长篇论文，对元曲大家马致远的作品予以了细致分析和深入品评。临近毕业时，他又以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研究对象。四年本科生涯结束后，谢柏梁觉得自己的知识还很贫乏，便毅然报考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徐中玉、齐森华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戏曲理论研究。上海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中心地区，曲学研究却是较为薄弱的一项。在导师的指导下，谢柏梁数年如一日地坐冷板凳，在上海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反复借阅古代名剧稀有版本，并且一笔一划誊抄下来许多有研究价值的戏曲序跋。最后，他整理出来近百万字的中国戏曲序跋，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中国戏曲序跋概论》。该书的一些章节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等杂志上发表之后，为曲学研究又打开了一扇值得注意的门户。硕士毕业后，谢柏梁又马不停蹄地报考中山大学的中国戏剧史博士专业，并在众多考生当中，以较好的专业成绩获录，成为近代曲学大师吴梅的传人、当代中国戏曲研究大家王起（王季思）先生的入室弟子。在上海时期，谢柏梁重点研究戏曲理论；广州时期，他重点研究中国戏曲史。这样下来，使得他能够对戏曲理论和戏曲发展史两方面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在大师的悉心指导下，谢柏梁每月都要写一篇以上的戏曲论文，这些文章在《文学遗产》等全国各地的许多杂志上先后发表，作者也因此先后两度被评为中山大学研究生院的文科科研奖第一名。十年磨一剑。在这些年的求学生涯中，谢柏梁终于转型为学术素养比较丰厚、文学基础比较扎实的青年学者。也是在此时，随着《中国悲剧史纲》的完成，谢柏梁立下了写作系列戏剧文化史的宏愿。 埋头科研成一体，云游讲学走天涯获得沉甸甸的文学博士学位后，谢柏梁来到上海戏剧学院任教，先后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和教授，成为文化部系统中的年轻学者。之后，他又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在上戏任教期间，除了上课并担任戏剧史教研室主任之外，谢柏梁埋头科研，勤奋著述，先后写作出版了多种专著，逐步构建起他的戏剧文化史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系列，先后出版《中国悲剧史纲》、《世界悲剧文学史》、《中国分类戏剧学史纲》、《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大戏剧家关汉卿》等专著 。多年以来，谢柏梁的学术研究受到了国家、社会和北美学术机构的扶助与支持。他的研究先后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有两项，被列入上海的是“曙光工程”项目、上海市教委青年教师基金项目、上海市出版局重点资助项目等三项；被上海戏剧学院列入科研一等奖的有一项，被列入为南京师范大学重点科研项目资助的有一项，被全国美学学会、国家新闻出版局和全国外国文学学会评为优秀科研奖的有两项。除了著书立说之外，谢柏梁还在许多高校和文化机构讲学。他曾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和上海越剧院、宁波市文化局等一些文化机构作过关于戏剧文化的专题报告。2008年，谢柏梁进入中国戏曲学院任教，成为该校文学艺术相关专业的学术带头人之一。作为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他表示会带领自己的弟子们，为繁荣学术文化作出新的成绩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谢柏梁走出国门，先后到澳门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佛萨大学、加州伯克莱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为一些本科生、研究生讲解中国文学艺术传统，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还与一些外国学者合作著述，将中国文化通过不同语言文化层面，传播到更为广泛的接受群体中去。谢柏梁在海外的奖助项目中，包括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美国学术委员会等学术单位的科研奖学项目等四项。正是这些春风化雨般的资助和相濡以沫似的鼓励，使得谢柏梁深感对外文化交流责任重大，不敢懈怠停步。从故乡踏上征途，从我国古代文化的一方重镇、现代教育中全国驰名的高考“状元县”起跑，他将为中国传统文化、影视艺术和世界戏剧艺术的弘扬光大做出自己不懈的努力。谢教授认为自己所有的一切，全归功于天门水土的滋养，故乡文化的陶冶，家乡父老的熏陶，父母亲人的赐予，以及童蒙老师们、文化局系统的诸多长辈们、三所求学高校的诸多恩师们的悉心栽培与精心呵护。难忘故乡与师恩，谢教授说：最好的报答，还是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中多洒点汗水，多做些耕耘，趁此大好的春光良辰。

湖南花鼓戏简介花鼓戏源出于民歌，逐渐发展成为一旦一丑演唱的花鼓戏初级形式。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刊行的《浏阳县志》谈及当地元宵节玩龙灯情况时说：“又以童子装丑旦剧唱，金鼓喧阗，自初旬起至是夜止”。说明一旦一丑演唱的花鼓戏——地花鼓，最迟在清嘉庆年间已经形成。又据杨恩寿《坦园日记》清同治元年（1862），杨恩寿在湖南永兴观看的“花鼓词”（即花鼓戏）中，已有书生、书童、柳莺、柳莺婢四个角色，而且情节与表演都较生动，说明这时的花鼓戏不但已发展成“三小”（小旦、小丑、小生）戏，而且演出形式也具有一定规模。从声腔和剧目看，初期以民间小调和牌子曲演唱边歌边舞的生活小戏，如《打鸟》、《盘花》、《送表妹》、《看相》等。后来，“打锣腔”与“川调”传入，才逐渐出现故事性强的民间传说题材剧目。打锣腔主要剧目有《清风亭》、《芦林会》、《八百里洞庭》、《雪梅教子》等，川调主要剧目有《刘海戏蟾》、《鞭打芦花》、《张光达上寿》、《赶子上路》等。这样，便形成了艺术上比较完整的地方剧种。早期的花鼓戏，只有半职业性班社在农村作季节性演出，农忙务农，农闲从艺。光绪以来，这种班社发展较快，仅宁乡、衡阳两县就有几十副“行箱”，艺人近200人。训练演员采取随班跟师方式，也有收徒传艺的，称“教场”或“教馆”，每场数十天，教三、四出戏。过去，由于花鼓戏经常遭受歧视和禁演，各地花鼓戏班都曾兼演当地流行的大戏剧目以作掩护，这种戏班称“半台班”或“半戏半调”、“阴阳班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分别成立专业剧团，进入城市剧场公演。据1981年统计，全省有花鼓戏剧团54个，并成立了湖南省花鼓戏剧院。1957年，湖南省戏曲学校成立，设有花鼓戏专科。 传统剧目各地花鼓戏传统剧目，总计约400多个，以反映民间生活为主，多以生产劳动、男女爱情或家庭矛盾为题材，语言生动，乡土气息浓厚。1949年后，花鼓戏艺术有较大发展，不但整理了如《刘海砍樵》、《打鸟》等传统戏，而且创作了《双送粮》、《姑嫂忙》、《三里湾》等不少现代戏。《打铜锣》、《补锅》、《送货路上》、《野鸭洲》等已摄制成影片。 音乐曲调花鼓戏的音乐曲调约300余支，基本上是曲牌联缀结构体，辅以板式变化，根据曲调结构、音乐风格和表现手法的不同，可分为4类：川调。或称正宫调，即弦子调，大筒、唢呐伴奏，曲调由过门乐句与唱腔乐句组成，调式、旋律变化丰富，是花鼓戏的主要唱腔。 打锣腔。又称锣腔，曲牌联缀结构,“腔”、“流”（数板）结合，不托管弦，一人启口众人帮和，有如高腔，是长沙、岳阳、常德花鼓戏主要唱腔之一。 牌子，有走场牌子和锣鼓牌子，源于湘南民歌，以小唢呐、锣鼓伴奏，活泼、轻快，适用于歌舞戏，是湘南诸流派主要唱腔之一。 小调。有民歌小调和丝弦小调之分，后者虽属明、清时调小曲系统，但已地方化。各种形式的曲调，都具有粗犷、爽朗的特点。 表演特点花鼓戏的表演艺术朴实、明快、活泼，行当仍以小丑、小旦、小生的表演最具特色。小丑夸张风趣，小旦开朗泼辣，小生风流洒脱。步法和身段比较丰富，长于扇子和手巾的运用，拥有表现农村生活的各种程式，诸如划船、挑担、捣碓、砍柴、打铁、打铳、磨豆腐、摸泥鳅、放风筝、捉蝴蝶等等。后期由于剧目的发展，表演艺术也有所丰富，如吸收了兄弟剧种的一些毯子功和把子功，充实了武功表演。 行当花鼓戏的行当分工也更趋细致，不但由“三小”发展到生、旦、净、丑，而且“三小”中也有更细的分工。以长沙花鼓戏为例，小丑又分褶子丑、短身丑、官衣丑、烂布丑、奶生丑；小旦又分正旦、二旦、花旦、闺门旦；小生又分正小生、风流小生、武小生、烂布小生、奶生子等。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各地的花鼓戏都各有一些著名演员，近期有长沙的何冬保（丑）、湘潭的廖春山（旦）、邵阳的王佑生（老旦）、桃源的张树生（生）、岳阳的杨伯成（丑）、衡阳的张廷玉（小生）等。长沙花鼓戏，以长沙官话为舞台语言，是湖南花鼓戏中影响较大的一种。它是由农村的劳动山歌、民间小调和地方花鼓(包括打花鼓、地花鼓—花鼓灯）发展起来的，距今已有一百六十余年。长沙花鼓戏在地花鼓阶段，是从“两小”(小丑、小旦)到“三小”(两小加小生)，再从“三小”发展到多种角色。但以“三小”为主，至今仍是长沙花鼓戏的重要特点。长沙花鼓戏的传统剧目中，有大量的小戏和折子戏，是最有特色和具有代表性的剧目。小戏包括“对子戏”和“三小戏”。小戏大都是在山歌、渔歌、小调、地花鼓、竹马灯等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折子戏则是大本戏中经常作为单独演出的，都是长沙花鼓戏中最流行的剧目。建国后，依靠老艺人和文艺工作者的合作，对长沙花鼓戏的传统剧目进行了挖掘、改编。重点加工整理的有《刘海砍樵》、《芦林会》、《阴阳扇》、《南庄收租》、《刘海戏金蟾》等五十个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