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我觉得确实是的，我们国家就需要多一点这样的事情才对。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的副教授》一文,给了我 灵魂深处强烈的震撼!这 也是我困惑已久的问 题—知识分子.你的论 文该写在哪儿? 我以为,写论文的目 的不仅是为了发表,主要 应该是为了解决社会生活 中存在的问题.扣心自问, 二十多年来,我发表及获 奖的论文数十篇,却没有 一篇是“写在大地上”的。 而是写在了为晋升职称的空 谈虚论上。读了《缭望》的 文章,我麻木的心灵被唤醒 了·寄期望于《睐望》,以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副教 授》为起点,把这方面的 问题深入地调研下去,以此 促动政府各级职能部门,尽 快修改完善对知识分子的评 价体系,以科学的政策导 向.鼓励他们的研究成为 真正有益于社会发展进步, 有益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提高的科研成果。@杨晓妍!辽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副教授》一文,给了我灵魂深处强烈的震撼!这也是我困惑已久的问题——知识分子,你的 我以为,写论文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发表,主要应该是为了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扪心自问, 二十多年来,我发表及获奖的论文数十篇,却没有一篇是“写在大地上”的。

自己租地种土豆，让农民先看到实实在在的收获；开免费培训班，手把手教大家种植；全国两会时甚至将土豆带到人民大会堂现场推广……为帮助云南澜沧的乡亲们脱贫，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拼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扶贫院士说来地里写论文才叫真本事。

朱有勇，云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位在世界植物病理学界赫赫有名的科学家，在60岁那年做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离开熟悉的校园和实验室，加入扶贫大军。在云南一个深度贫困的山村，60岁的他换上迷彩服，扛起锄头，跟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院士扶贫”不是口号、噱头，更不是走马观花，朱有勇一年中有100多天住在村里，而且几乎天天长在土地里，一干就是整整4年。

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为帮助云南澜沧的乡亲们脱贫致富，他自己租地种土豆，让农民朋友先看到实实在在的收获，同时免费开培训班，手把手教大家种植，跟大家一同劳作在地里行间，为大家解决技术问题，提高土豆种植产量，并且在全国两会时将土豆带到人民大会堂现场进行推广。除此之外，这位院士还搞现在流行的直播带货，1小时卖出了25吨土豆。一手抓生产，一手抓销售，不仅帮贫困群众提高产量，同时还帮助群众销售。这位扶贫院士曾说“来地里写论文才是真本事”，他不仅做到了而且做的很出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给贫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为澜沧人民脱贫致富提供了技术支持，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了力量。

院士直播带货，让知识借助网络平台转化成生产力，创造了经济效益，帮助农民脱贫，这也让那些有志于学的学子有了更大的前进动力，号召更多的农学学子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是的。这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土豆买了土豆，让土豆更好的发展

法学研究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他，是中国的工程院院士；他，是直播间里卖力卖土豆的农民；他曾解决世界性的稻瘟难题；他也曾为农民的生计问题而四处奔波。他将自己的一生书写在了土地上，压弯了自己的脊梁，却让无数家庭得以摆脱贫困；

他将自己毕生所学全部挥洒在了贫瘠的乡村，却让无数百姓的脸上挂满了笑容。他就是被誉为“农民院士”，时代楷模朱有勇先生。

土地的孩子

从小生活在云南农村的朱有勇先生也和那代人一样，幼年光着脚无忧地在田垄上奔跑，少年一边读书一边为家里分担家务。在云南，土壤肥力不足，粮食产量不够。倘若不进行科学地，有计划地施肥，反而会让粮食的产量大幅度下滑。而这很有可能一家在这一年当中都得要挨饿了。

作为1977年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朱有勇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功考入了云南农业大学。正式开启了他与徒弟相伴的一生。在悉尼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的学习让他受益良多。但作为云南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又怎么会忍心抛弃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

1982年，朱有勇先生云南农业大学本科毕业。除了在中国农业大学和悉尼大学学习的时间以外，他一直在云南，从事科研或者扶贫工作。在时代楷模的颁奖典礼上，有这么一句话来描述朱有勇先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那么朱有勇先生究竟在祖国大地上写了什么论文呢？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布上百篇论文，出版了数本著作，主持了973项目当中的一项，省部级数十项。列举这些朱有勇院士的成就并不会让大家有印象。可以这么说，没有朱有勇院士的成果，就不会有现在的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业。全国人民就不会品尝到来自云南的葡萄酒，马铃薯，柠檬等。

朱有勇院士的论文和其他科研工作者的论文相比，有着非常明显的侧重点——实用性非常的强。当别人在研究如何提高产量，减少病虫害的时候，朱有勇院士立足云南现状，针对云南土壤肥力低下，海拔高等特点，因地制宜研究作物的培育方法。而这为推动云南省的脱贫攻坚事业注入了全新的力量。

院士扶贫

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多溶蚀地貌。土层薄，肥力低一直是脱贫工作当中的巨大困难。尤其是澜沧县，风景秀丽，山清水秀，但是百姓却过着贫苦的生活。当地的百姓主要是拉祜族，对于直播，电商，物流等一无所知。而这，就是朱有勇院士来到澜沧县时，当地的真实写照。

农民出身的朱有勇院士明白农民脱贫还得靠农业，但是在形式上必须要发生变化。为此，一个小小的扶贫站就这么建立起来的，站长正是朱有勇院士。脱贫并不只是让这一代人脱贫，而是要让子子孙孙永远脱贫，永不返贫。这可给朱有勇院士下了一个难题。

身为农业专家的朱有勇院士很快发现了当地的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地处高原，纬度较低，作物上市的时间可以恰好和其他地方生产的同类作物错开上市。这让当地作物拥有了广大的市场。另外，纬度低，海拔高，使得当地作物生长较慢。因此，和东北大米一样，营养物质丰富，口感好。

朱有勇院士在考察完当地的情况之后，决定将自己的林下种植三七的专利技术无偿赠送给当地的农民。在保护林木，保持水土的同时。另外，他还教授村民在冬季利用闲置的土地种植土豆。最大程度帮助澜沧县的农民获得经济效益。

第二年，当地如愿迎来了大丰收。可是，怎么将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售卖出去，成为摆在朱有勇院士面前的又一个问题。

直播“大腕”

一说起大米，那一定是东北的好，一说起苹果，那一定是山东的红富士好。但是说起土豆，澜沧土豆虽然好，但是却没多少人知道。这是品牌建立上的是一个巨大疏漏。为此，朱有勇院士在向外推销澜沧县的土豆的时候，没少做品牌建设。怎么做品牌建设呢？带货直播。

依靠传统的经销商来进行批量收购势必会损害农民的一部分利益。为此，朱有勇院士四处奔走，利用自己的身份，帮助澜沧县的土豆售卖出去。于是在2018年的全国人大上，身为云南省人大代表的朱有勇院士，拿着来自澜沧县的土豆，对着镜头在全国人民面前推销起了澜沧土豆。

在全国人大的时间趁机推销售卖澜沧县的土豆成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朱有勇院士意识到，通过网络带货直播和电商将是带领全县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既可以绕过经销商，让当地农民获得更多的利益，又可以提高知名度，扩大销路。

2019年底爆发的疫情让朱有勇院士意识到，疫情很可能会摧毁数年的扶贫成果。于是，在拼多多和央视的联合直播间里，已经年过六十，被大家认为是高不可攀，难以亲近的工程院院士竟然会为村民的生计而卖力直播。

在直播期间，一身农民打扮的朱有勇院士还亲自下厨，为大家现场展示了一道简单的土豆丝是如何制作的。而在直播间另一端的网友们都纷纷留言“看饿了”。最终的直播成果是相当喜人的，而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为直播预备的25吨土豆都被抢购一空。那些购买了澜沧土豆的网友一拿到土豆就开始尝试“院士版土豆丝”，大量的好评随之涌入拼多多。

在朱有勇院士的支持之下，许多从这里走出去的农民大学生纷纷回到了这片土地，加入到了电商物流，直播脱贫的道路上来。在过去的五年当中，拥有十六万农民的澜沧县成功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现在，在澜沧县有许许多多的网店。这些都是朱有勇院士的扶贫成果。

当地的村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拿着和脸一样大的土豆，在全国人大的镜头前，直播介绍澜沧土豆的“农民院士”。

感动。这才是真正的帮助人民摆脱贫困，为社会做贡献，为人民造福，是时代的楷模。

我被感动了。因为这样的论文非常亲民。内容也非常接地气。并且具有时代性。

李建成同志任中南大学校长，为何说他曾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主要是因为他曾经为祖国干实事，完成了多个任务的研究，形成了专业的模式。这位同志将很多难题都已经解决了，形成了自主创新的体系。他在这个中国大地上面谱写出了很多新篇章，实现了大地标准面的重大跨越，所以也是说他把论文写在了中国大地上。

这主要是因为他多个业务的研究都已完成，形成了专业的模式

李建成同志任中南大学校长，那么这位同志是大地测量的学家，也是工程院的院士，他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面的理由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地面全部都测量完毕，而且会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体系，它成为了我国社会领域当中比较年轻的一位专家；

很多疑难杂症都已解决，形成了新的体系

根据目前的媒体报道，李建成同志长期致力于地球重力场的理论，还有工程应用的研究学。它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全球重力场的模型，也解决了一些高难度的难题。形成了一个自主创新的体系，让我国在这方面的领域达到了高科技和先进的水准，所以可以说他把大地的每一个水水面都经常的测量了出来。

中国大地谱写新篇章，确实很厉害

李建成同志是我国精密大地研究和工程化的应用开拓者，这才是为什么说他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面的理由。它实现了大地水准面从理论到工程慢慢的到应用的一个重大跨越，它也变成了越来越重要的国之利器。一如既往的扎根在研究边界线，为祖国做出了坚强不屈的贡献，所以他担任中南大学校长这个职责，是实至名归的，也是对他的一种表彰。

如何根据田野研究写论文

考古勘探是指使用探铲及各种科技手段对一支表面进行勘察，发现和了解地下埋藏的古代遗存状况的科学行为。考古勘探的主要形式有常规勘探、地球物理勘（简称物探）和地球化学勘探（简称化探）等。常规勘探考古勘探基本技能是正确辨识探铲带上来的土样，用洛阳铲，钻探的过程中通过对同样的土质土色和结构的判别，这样可以判断地下各种遗迹和地层堆积的性质及分布状况。“土质辨识指南”生土是未经人类扰动过的自然土层，一般比较纯净，结构紧密、颜色均匀、不含人类活动痕迹和遗物。灰土是人类居住和集中活动的地方，活动中往往有较多的有机腐殖质和生活垃圾及灰烬等，使土色呈现黑灰、褐绿等不同颜色，土质相对松软，往往包含各种遗物。夯土、路土和居住面因为人类的长期活动或有意为之，土质比灰头要坚硬，夯土和路土都会分层，但夯土较厚较硬，包含物较少；路土则由若干薄层构成类似千层饼，包含遗物略多；居住面是人类直接居住所为，有多种人工迹象，其上的抹泥面、白灰面等很容易辨识，单纯踩踏形成的硬面也分层，但往往不易识别。红烧土和草木灰。人类用火行为会将泥土烧烤成红色并产生大量黑灰色的草木灰烬，比较容易辨识，有红烧土和草木灰的地方可能是灶或窑址、房子或者灰坑。墓葬五花土。人们在营造墓穴时往往会挖出若干质地颜色不同的土层堆积，下葬后又会把先前挖出来的土无序地回填进墓葬之中。经过挖出和回填的混合过程，墓葬填土就呈现出五颜六色的特点，俗称“五花土”。五花土堆积往往是判断墓葬存在与否的重要线索。

看看这本书，也许会对您有帮助。这为张老师，是艺术民俗学的研究生导师。中国艺术民俗学作者： 张士闪、耿波著出 版 社：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 2008-4-1 字数： 320000 版次： 1 页数： 332 印刷时间： 2008/04/01 开本： 16开 印次： 1 纸张： 胶版纸 I S B N ： 9787209044677 包装： 平装 内容简介这是一部适用于高校艺术教学的教材。作者善于利用自身丰富的田野作业经验，对一个个艺术民俗个案进行了出色的解析，鞭辟入里，辞采并茂，很具有可读性，非常有利于教学之用，这在今天许多高校艺术教材理胜其情、大而无当的总体状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发扬的亮点。目录第一章 艺术民俗学的确立第一节 艺术民俗学的界定第二节 传统民俗学研究与艺术研究的关联第三节 世纪中国民间艺术研究中的民俗学倾向一、世纪前年中国民间艺术研究：民族国家的自我想象二、世纪后年中国民间艺术研究：从民族国家本位到乡土语境的开启第二章 艺术民俗学的研究系统第一节 民俗的中介位置及社会功能第二节 艺术民俗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一、田野作业二、民俗志书写附：汪宁生的社区艺术调查提纲附：段宝林的民俗调查提纲第三节 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视域一、以整体观的理念研究艺术民俗现象二、强化村落民俗志研究三、中国艺术民俗学研究的特殊性第四节 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路径一、从民间艺术个案出发，以小见大二、突破学科界限，实现跨学科研究三、立足民间立场，构架学理阐释第三章 物质民俗与艺术审美第一节 居住民俗与审美一、传统居住形式之演变二、居住的民俗特征三、居住的审美表象第二节 服饰民俗与审美一、服饰民俗的形成二、服饰民俗的审美多样性第三节 饮食民俗与审美一、饮食民俗的形成二、饮食结构与类型三、饮食民俗与审美第四节 生产民俗与交易、运输民俗的审美意蕴一、生产民俗中的艺术要素二、交易、运输民俗中的艺术要素第四章 社会民俗与艺术境域第一节 家族、村落与民间组织一、家族、亲族及民俗传承二、村落及村落整体语境的构建三、民间组织的类型特征第二节 作为艺术整体语境的社会民俗一、社会民俗对于区域性民间艺术活动的制约二、社会民俗对于区域性艺术风格的影响第五章 信仰民俗中的艺术维度第一节 人类早期信仰中的艺术活动一、人类早期信仰活动中民俗与艺术的多层纠合二、信仰仪式中的艺术色彩三、信仰民俗的社会功能及其艺术化趋势第二节 信仰民俗与艺术世界一、信仰民俗是激发人类艺术创造活动的源泉二、信仰民俗中蕴藏着丰富的艺术创作题材三、信仰民俗中的意象原型四、信仰民俗与艺术活动的相互借助第六章 岁时人生与艺术的关联第一节 岁时节 日中的艺术体验一、岁时节 日起源二、春节 仪式序列与岁时节 日中的艺术体验第二节 人生仪礼中的艺术象征意趣一、诞生礼二、成年礼三、婚姻仪礼四、丧葬仪礼第三节 岁时人生的艺术升华第七章 游艺民俗及其艺术意蕴第一节 游艺民俗及其艺术韵味一、民间游戏竞技 二、民间歌舞乐戏三、民间工艺四、民间口承语言第二节 游艺民俗在艺术学研究中的特殊意义一、游艺民俗：民俗与艺术的复合二、游艺民俗对艺术起源问题的启示第八章 艺术民俗学发展的城市化语境与契机第一节 民俗学的乡土本位与语境转换第二节 艺术民俗与城市公共领域第三节 艺术民俗与城市传播第四节 艺术民俗与城市消费第九章 艺术民俗批评的方法与原理第一节 艺术民俗批评的界定第二节 艺术民俗批评的诸种模式一、社会历史批评二、原型批评 三、功能主义批评四、相对主义批评五、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批评第三节 生活—文化整体性的艺术民俗批评模式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村落生活与文化体系中的乡民艺术摘要:村落民俗志在观察构成乡民艺术之语境的同时,所描述的多种生活知识实际上已经与乡民艺术构成了相互解释的互文关系。乡民艺术作为精神创造现象直接与民俗宗教信仰活动发生联系,这牵涉到中国乡村社会神圣文化空间建构方式的问题。以乡民艺术为轴心、以村落为单元建立起田野研究的动态研究视野,还牵动了关于民俗作为“生活层面的文化”的民俗学“元理论”的思考。关键词:乡民艺术;村落;民俗志;民俗宗教;生活层面记得是在2003年11月,我应邀到山东青州参加了一个关于民俗学田野作业方面的研讨会,会议安排我们到一个名为井塘村的山村作调查。在调查之前,已经见到了由叶涛同志主持的井塘村民俗调查的出色报告。我们注意到井塘村妇女始终保持着在每一个月都在村内举行敬神仪式的传统,她们分别结成“四季社”“、玉皇社”等,活动的地点就在某一户家庭当中。在这每月一天的“社期”之内,她们理所当然地将家务交由男人处理,从而专心致志地举行各种敬神仪式,特别是要进行内容丰富的歌舞表演。借助于神圣宗教的名义,她们赋予该项活动以莫大的权威性,试图获得传达某种知识的话语权力。也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村落社会的环境中,这些妇女们在神圣空间中所上演的歌舞,构成了一种恢宏的叙事,用以认识与解释人生、社会和宇宙的全部秩序。仪式过程中所表达的那些特殊知识,是与她们的特有的表演能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而能够充分显示出她们创造和传承村落精神文化的重要作用。在这种刻骨铭心的聚会中,艺术与信仰、性情与才智,全都浑然一体,难解难分。由此我进一步意识到,艺术,尤其是老百姓的艺术,其价值一定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实现的,因而我们的研究也必须与其社会环境的考察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曾经单纯地认为乡民艺术的主要特征是娱乐性和审美性,比如认为农民只有在农闲的时光里才需要娱乐和表演活动,所谓“闲中扮演”。实际上,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农民的农事劳作是闲下来了,但他们仍然在忙着进行创造,这是一种为了生活的有序与精神的完满而主动进行的文化创造。这种文化创造离不开艺术活动,这是我们对乡民艺术予以认知的基本前提。《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一书的作者张士闪在艺术院校从教多年,他正是因循这样的研究理路而展开乡民艺术研究的。他的主要着眼点并不在于乡民艺术活动中艺术层面的规定性,而是关注于掌握在乡民手中的艺术文本如何在乡村社会中一再被表演、重复、传承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意义显现。比如,小章竹马为什么要请村书记来主持“出马”的仪式?井塘村妇女结社为什么要将歌舞表演的高潮部分安排在村民午饭后的闲暇时段?洼子村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将本村的辉煌历史以及与本村有关的“文化人”编成经典段子,以“啦呱”的形式到处讲说?这些观察与思考正是本书与以往乡民艺术研究著作的最大不同之处。我觉得本书带给我们的最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启发,在于以下几点:一、乡民艺术与村落生活空间显然,作者是从“作为民俗现象的艺术活动”的角度来理解乡民艺术,并给予个案描述性的研究的。这在理论、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质,特别是在民俗学和艺术学之间搭起了桥梁,丰富了他一向倡导的艺术民俗学研究的理念与经验。在他看来,乡土社会与乡民艺术,是文化语境与文化文本的关系,同时后者还是容纳有丰富历史信息、具有神圣秩序意义和情感交流价值的象征性文化载体。应当说,这些“表演性”的民俗现象,同时还是在乡民生活中与一般日常语言既不相同却又相辅相成的特殊的交往工具,这种认识在书中也得到一定的体现。在这样一些理解的基础上,作者力图对小章村的竹马表演和其他几个村落的民间艺术给予全面的描述。这种尝试很有难度,但我们看到他根据大量第一手的实地调查材料,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在这几个村落当中,家族村落生活规范及其历史记忆与乡民艺术及其传承活动的紧密关系,其中不仅有结构性的分析,也有关于变迁过程的历时性观察,因而能够较为系统地完成了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个案研究工作。作者无意将本书写成没有具体人和事件的歌谣荟萃、民间故事大观或者是秧歌小戏一类文本的琐细罗列,也无意对民间工艺技术进行不厌其烦的介绍与赏析。作者还特意避开从芜杂的艺术文本资料中筛选例证,去分析其中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道德观念、家庭观念、爱情理想。于不动声色之中,他已经超越了以往对于乡民艺术的这一传统解读模式。书中所涉及到的四个村落,作者都曾不止一次地身临其地,做过扎扎实实的田野作业。以这些反反复复的调查为基石,毫无疑问地,这首先是一项民俗学的研究,但我相信,这同时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艺术学的研究。因为乡民艺术的展演活动,是离不开乡土社会的具体生活环境与整体文化模式的,所以乡民艺术的意义也就需要在这种生活中去解读。因此,如果说民俗学能够对艺术学有所借鉴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对社区文化进行整体性解读的方法,中国民俗学的新近发展已经提供了这一可能性。本书特别强调对于村落民俗志的描述,但这种描述不是村落内部生活形态与文化事象的简单集合,而是承担着揭示该村“文化的语法”、凸显这一村落个案典型意义的重任。这样,村落民俗志在构成乡民艺术文本之语境的同时,所描述的多种知识形态与乡民艺术之间也就构成了相互阐释的互文关系。换句话说,作者将乡民艺术视作村民的一种生活实践活动,他所关注的是乡民艺术如何在村落生活中发生实际作用,以及如何与其它村落知识一起交织成一个相对自足的村落文化体系。乡民艺术是民俗文化的一种形式,而民俗文化是伴随民众实际生活的文化。为什么当我们置身于民俗场景中才会感到乡民艺术的展演特别有味?因为乡民艺术本来就离不开现场,其意义的生成和表达都离不开实际生活。如果让井塘村的妇女们到城市的舞台上去表演仪式歌舞,那些本来在村落环境中由她们与观演者在文化互动中所生成的意义就无从产生,她们的情感也难以表达。试想,不烧黄表纸,没有了香烟袅袅所营造的神圣氛围,妇女们之间没有了日常生活中的充分交流,她们的歌舞表演如何能够保持韵味?更重要的,她们的观众就是家人、亲友和本村村民。也就是说,只有在村落场域中,她们的表演才是有的放矢的。有的时候,包括学者、当地官员在内的外来者也可能会前来观看,她们自然也不会拒绝,甚而感觉更加高兴。事实艺术探索39民艺术的表演空间一般都是开放性的,表演者和外来的观众之间通过交流,很快就成为可以信赖的朋友,而且表演者总是能够把那些进入自己村落的外来者看作是新的观众。所以此时的艺术表演活动仍然处于比较自然的状态,只是由于增加了外来的观众而使得她们的表演更加起劲。乡民艺术的传承人甚至认为外来者大多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应该更聪明,更有水平。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初来的客人还一时不能作为合格的观众,因为他们还不熟悉村落的生活,需要在表演活动之外与村民发生更多的接触。二、乡民艺术与民俗宗教乡民艺术活动具有鲜明的实践功用性。对此,一般的理解主要着眼于艺术与生产活动的关系,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村落生活当中,艺术的创作和传承主要是满足乡民的精神需求,是与民众的各种交往活动紧密结合的。其中,与宗教信仰活动的关系是最为突出的现象。这就形成了中国乡民艺术的独特景观:艺术常常打着信仰的旗号,增加自己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合理性与权威性,而宗教信仰往往需要借助于艺术表演增强自己的感染力。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神灵总显得人性十足。这并不一定要用日常与狂欢的对立统一来解释,而是与中国人对于神圣空间的独特建构方式有关。在中国式的神圣空间里,不仅需要礼节、礼仪之类庄严肃穆的活动,也需要欢腾的表演;既需要象征性地表达与重建社会生活的秩序,也需要夸张地体验生活的乐趣和发挥真实的性情。本书旨在推进国内学界对于乡民艺术的研究,却将大量笔墨投放在对于村落宗教信仰活动的描述与分析,这绝非偶然。张士闪在长期的村落调查中发现,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乡民在农闲时节进行的最重要的精神活动有两种,信仰的和艺术的,而许多乡民艺术都曾发生过类似的由信仰到艺术的内部行为的置换,或者说,它们是在某些信仰活动的艺术化过程中逐渐成型的。而他所关注的鲁中五村有着至为丰厚的民间信仰土壤,“使得村落信仰体系的描述在通常村落民俗志中的必要,变为在‘深描’层面的必需。”他的这一认识,成为他所倡导的艺术民俗学研究走向深化的一个突破点。作为民族宗教实践方式的乡村仪式活动,主要有两大类型,一为祭祖仪式,一为敬神仪式。西方的宗教活动集中在教堂进行,实行的是教皇或总会以下的教阶制。我国乡间广大民众参与的宗教仪式活动则是比较分散,权力直接源于地方的祠堂和庙会制度,与乡村自治社会的集体意志相关联,对社区秩序起到了一种整合作用,具有很强的世俗性、功利性。庙会制度既然是社区权力建构的民间传统,那么就与西方社会自启蒙时代之后所强调的宗教与世俗、进而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有所不同。我们从汉族民间宗教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对于国家框架之内地方权力建构的想象,与一个社区对神圣权威的认可过程形成了一致的关系。沃尔夫从神灵体系与政治体系相仿佛的现象入手,强调了中国宗教的整体性,即神、鬼、祖先的宗教体系。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宗教中神灵没有绝对性的、稳定的神格,神、鬼、祖先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神需要不断地有香火供奉,不断地有祭祀仪式,否则就难以保持自己的灵验。此外,我认为有必要指出,中国民间的祓除仪式(傩)在西方是比较少见的。中国的宗教精神中特别强调“生生不息”,有时就是直接采用拒斥死亡、驱除灾病的办法。比如,古代的上巳节就有在水边举行这类“实用”的祓除仪式,今天我们还保留着端午节在门上插艾蒿、除夕之前张贴门神、春节期间在门口放置“拦门棍”或在庭院里“撒陈草”等习俗。至于放爆竹、放风筝等,也来源于这种意识。现在我们称作乡民艺术的抬阁、甩花、扔火把等,都与这种祓除仪式有关。人们多注意到民间仪式迎神、娱神、谢神、送神之类旨在纳吉的活动,其实,在此之前一般都会有类似“扫除”、“净坛”的仪式,起着驱邪、驱鬼、避灾一类的作用。也就是说,纳吉与祓除二者之间往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宗教精神的表现,对于理解乡民艺术何以使得人们的心灵得到抚慰,实在是一个不可以缺少的观察角度。艺术探索40纵观本书中所涉及到的四个村落个案,作者主要都立足于乡民艺术传统与村落家族叙事的深层联系,这当然不止于艺术与宗教的关系,还直接将乡民艺术放进村落社会的秩序与地方历史文化的认同过程之中。但正是借助于对艺术与宗教之间关系的思考,作者以乡民艺术为轴心建立田野研究的关联性动态视野,在民众仪式性表演实践与村落生活规范之间发现并揭示出“民艺”活动的某些“文化逻辑”。实际上,这已经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对于中国乡民艺术如何在村落生活与文化空间里得以存续、发展和变化的这一基本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三、民俗:生活层面上传承的文化村落之所以是乡民艺术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是因为这些艺术现象具有民俗文化的基本性质。对民俗文化性质的界定,当然有不同的角度,例如强调其创造与传承主体的社会性,或者重视其载体和形式的特征等。钟敬文先生关于上中下三层文化的理论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一理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前都有其可进一步挖掘的意义。我以为,这在当时是针对过分强调民间与官方两种文化对立观的一种反正。此外,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讨论中,钟敬文先生就提倡从民族文化的整体框架中审视我们的民俗,将民俗视作民族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由这样的认识出发,他提出“民俗文化学”,实际上就是强调了在民族文化中民俗研究的重要意义。他提出的上中下三层文化的观点与此相吻合,认为其中的中下层文化大体上是民俗的。钟敬文先生还清醒地认识到民俗文化与民众生活的紧密关系,在这方面他有许多思考和言论。例如在1980年出版的《民间文学概论》中,他提出民间文学是“整个人民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观点;1982年在《民俗学及其作用》一文中,他又指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的“生活文化”。与此相关联,高丙中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一书中受现象学哲学的启发,进一步提出了民俗学的领域在于“生活世界”的观点。这些思考都突破了只见文化形式、不见社会实际生活与活生生的人的文化观,丰富和拓展了我们对民俗研究意义的认识。最近我在想,任何一种文化,如果仅仅停留在一种精英或士大夫的言论之中,这种文化就不能成为关乎民族命运的根性文化。民族文化应该而且必须在社会生活层面有所表现,才能成为民族的生命。自然,在生活层面上的一些风俗习惯,不经过文人士大夫的具有一定逻辑性的总结或心有灵犀式的妙悟,大家也不容易体会到这种文化的意蕴所在。反过来说,对于孔子所代表的圣贤文化来说,董仲舒是第一次大改造,到了程朱理学又是一次大改造。几经改造,孔子文化才算延续下来。假使没有这方面的努力,它就不能成为活的文化。但从民俗学者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圣贤文化,如果它完全没有进入民间生活,就不会具有坚韧的生命力,也不会变成我们民族的东西。可见,无论哪一种文化,如果在民众生活中不能表现出来,必将难以久存。于是,我想通过对“生活层面文化”这一概念的强调,来说明在整个民族文化中的民俗文化现象。采用“生活层面的文化”这一用语,是想说民俗文化与文人文化没有截然不同的区别。文人文化也可以是一种流动性强的、非常活跃的文化,它一旦与生活发生血肉联系,往往会充实民俗文化的内涵,或者将民俗文化的形式加以精致化。但是,知识分子可以对民俗文化进行提炼、升华,也可以将民俗文化抽离了民俗的土壤为己所用,甚至形成了对民俗文化的歪曲、阉割。今天我们看到一些民俗文化在一定时空内的畸形发展,实际上也包含某些文人的作用。我所说的“生活层面”在一定意义上不是指的民俗本身,而是指的一种研究方法。我主要是强调需要从生活层面来理解民俗文化,这是个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民俗学是注重观察文化如何流动的学问。实际生活中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民众创造、传承的文化没有全部被纳入到既有的文人视野之中,而所有的文人文化也不一定都要经过艺术探索41层面的过滤。很多精英的思想老百姓并不了解,反之,老百姓的思想也不一定被精英们了解,它们之间毕竟有着一定的隔膜,所以文化分层理论才是有意义的。但是我认为所有文化只要成为传统,它就或多或少地在生活层面有所表现,所以今后民俗研究的着眼点可能不在于划分文化的类别,而在于突破文本著述范围的限制,考察一种文化是怎样在实际生活中被活泼泼地运用与传承。我们过去对于民俗特征的一些共识,如集体性、传承性、变异性、类型性、规范性等等,其实都来源于这个“生活性”。对于民俗文化而言,生活性是更根本的一个特征。此外,还有一个特征也很重要,那就是“地方性”。集体性、传承性等等首先是就一定的区域、一定的群体而言的,然后才是就全民族而言的。因为民俗文化总要进入到这个地方的生活层面,这就涉及到民俗文化的地方性问题。总之,从生活性和地方性的角度来理解民俗,可以让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不要把搞田野作业并写成民俗志仅仅看成是收集资料和汇集资料的工作,它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意义。有的人的确是只想收集一些民俗资料,但是更多的人却是在田野作业中有一个深刻的追求:通过民俗志这种研究方式,能够使自己对于民俗做出深刻的理解和完整的表达。因此为书写民俗志而进行的田野调查,就是在作民俗学的实地研究。我们民俗学者没有实验室,自然科学才有实验室,所以我们不能把老百姓叫到实验室里来做实验。我们只能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主动地去接近他们,理解他们,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研究手段,更确切地说是基本的研究方式。因此我认为,民俗学者只有将田野作业提升到研究方式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才能促成民俗文化研究真正走上科学的轨道。民俗学的研究,就是要有别于不特意涉足生活文化的种种研究。从事生活文化研究的人,当然应该扎根到生活中去。现在有人仍容易踏入这样一个认识的误区,即出于对文化形态二元对立的思考,作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如认为凡是口承的都是民间的,精英文化中没有口承,或者将我们这样一个有文字的国家里的老百姓想象成是完全不利用文字的群体。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我的看法是,老百姓只是由于受教育的关系不那么习惯使用文字,但他不是不尊重文字。比如他喜欢挂的对联就是文字,他也请人代写书信;他还“敬惜字纸”,不随便地处理这些有字的东西。他并不绝对排斥文字,但他更具有口头创作和表达的能力。同时,用文字的人永远也不会丢掉作为人的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口头语言。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人们究竟是处在哪一种场合进行交往,用哪种方式来进行文化创造,而不完全在于是民众,还是精英。以上这些谈论,可能算是对于中国民俗学“元理论”的思索。当我看到张士闪这本完完全全地从民间生活出发、闪耀着民众智慧、发散着泥土芬芳的学术著作时,便感到由衷的欣喜。这是作者多年来一直坚持田野研究的结果。由于有了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功夫,再结合对于地方史志文献的系统爬栉,所以当他从艺术学与民俗学的双重视野切入“村落生活常景”与“乡民艺术”的文化逻辑,描述村落传统维系与发展过程中的民俗文化现象时,就显得比较从容。作者注重揭示乡民艺术活动在一个村落文化空间中的结构性意义,观察其存续、流播和演变的走向,就这种追求的目标而言,本书作为一项个案研究成果不仅是实证的,也在理论方法上富有启发意义。

作者： 张士闪、耿波著

田野调查论文题目

论衡阳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对策 当前，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在村民自治制度下直接参与农村社区的政治生活，这一新型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地位、权利与规程，并赋予了农村妇女政治参与以新的时代内涵。本文选取了衡阳市衡南县云集镇黄金村妇女的政治参与作为分析对象，运用规范性分析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考虑政治文化因素，通过问卷法、访谈法进行资料收集，随机抽取了该村100名妇女进行调查。一、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现状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以一定方式加入并影响现行政治过程的政治行为，是公民对现行政治过程的介入，是公民的一种利益表达。它分为参与选举、参与决策、参与监督三种形式。（一）参与选举参与选举，主要是指全体村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在黄金村，参与选举是妇女政治参与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第一，选举意识及认知。选举意识和选举认知是决定政治参与的两个重要因素。黄金村妇女的选举意识较强，对参与选举的权利和义务有较清醒的认识，如81%的被调查者意识到“选举是自己的权利”，72%的被调查者认为“村干部应该由村民选举产生”。此外，她们的政治认知水平均较高，对选举的相关知识均有所了解。第二, 选举取向。选举取向是指公民在选择候选人时所依据的标准。黄金村95%的妇女都参加过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而且大多数妇女的选举取向较为客观公正，她们较为重视候选人的品行和能力。在这些品行能力当中，排在首位的是“肯为老百姓办实事”，占81%；排在第二位的是“有能力”, 占67%。在黄金村妇女的政治取向中，选择“男性”的比例只占6%左右。部分妇女尤其是对选举缺乏理性认识的妇女，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偏低，再加上思想的狭隘，她们往往不能以一种客观标准去选择和评价候选人，使得一些精英长期流离于村庄权力系统之外，从而造成精英的流失。第三，对选举的评价与反应。对选举程序、结果的评价和反应是公民选举态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由于该村选举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各环节都较为规范、公正和透明, 而且大多数妇女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政治偏好, 她们对选举程序较为认可，对选举结果也较为满意。但有8%左右的妇女当选举结果不符合自己的期望时，便使用各种冲动的、激进的、非法的手段进行发泄和抗议。（二）参与决策参与决策，主要是指村民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来讨论并决定本村内的重大事务。在该村，凡是涉及村民利益的大事，村委会都会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这为妇女具体地、充分地表达个人的意愿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性参与渠道。第一，决策动机。在该村，妇女的公共决策意识较强，而且参与村务决策的频率较之于男性更多。调查显示，90%的妇女都参加过村民会议。她们的决策动机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争取、实现和维护，部分妇女还出于对村务管理的自觉和主动的关心。第二，决策态度。在该村，妇女较之于男性对村务更加敏感和关心，对会上讨论的村务也比较感兴趣，参加村务管理的热情也较高。有近一半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曾在会上发表过意见，而且，在这些积极发表意见甚至与村干部发生激烈争论的女性当中，70%左右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妇女，这主要是由于中老年妇女比年轻妇女在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自信心方面更强。第三，对决策结果的认同度。由于部分妇女进行决策时只顾眼前利益和短期利益，村委会在进行利益整合时，往往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对会议中不合理的政策建议进行适当的调整。大多数妇女对这些调整都能从心理上给予认同和支持，如果调整后的政策结果损害了个别或少数妇女的利益，或者利益整合后输出的政治产品与部分妇女真实的利益表达状况不完全相符时，这些妇女往往会对政策本身或决策结果产生抵触情绪。（三）参与监督参与监督，是指村民通过各种方式对村民委员会成员及其各项工作与村务活动进行监督和评价。监督参与可以防止权力的异化，保持村务管理的公正性。在该村，村民倾向于采取各种各样的监督方式，包括制度化的和非制度化的。第一，监督意识及认知。在该村，大部分妇女都认为“有必要将村里的一些大事向村民公开”、“有必要对村干部的工作进行考核”。但大多数妇女对监督参与的政治认知水平较差，普遍缺乏与监督有关的法律常识和政治知识。如60%左右的妇女认为“自己没有权利罢免不合格的村干部”，中老年妇女比年轻妇女在政治认知水平上更差。第二，监督动机。由于监督制度不甚完善，妇女缺乏与监督有关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巧，她们对不涉及自身利益的村务活动较少提出异议。当村干部管理不力、办事不公影响自身利益时，她们才会采取各种积极作为的监督方式，试图影响或改变对自己不利的政策或决定。第三，监督方式的选择及其效果。该村妇女选择非制度化监督方式的比例比制度化的略多，其中采取非制度化的比例为53%，采取制度化的比例为44%，选择“向村干部反映”的最多。上访行为通常是由该村某位男性牵头组织，煽动一些妇女聚众越级上访，她们大多对上访缺乏正确的认识，不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因此她们的上访在很大程度上是盲从的、缺乏理性的。二、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特征通过对黄金村进行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 根据该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现状，尤其是参与选举、参与决策和参与监督三者的实际状况，经分析，该村妇女政治参与有四个基本特征。1. 在参与形式上，自主参与居多，动员参与较少。在黄金村，妇女对于自己的参与权利, 如选举权利和决策权利都非常重视，而且她们大都能认真地实现自己的权利。这主要是因为她们具有较强烈的参与意识，即有强烈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的要求。2. 在参与动机上，主要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和本村的利益，而较少关心国家利益。除少数妇女偶尔表现出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与管理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外，大多数妇女参与本村的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且往往是为了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对于涉及国家利益如国家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时, 她们的政治参与态度显得过于冷漠、疏离甚至抗议。3. 在参与手段上，合法参与多，非法参与少，但破坏性较大。在该村, 理性参与、制度化参与居多，但非制度化参与、非法参与依然存在，而且潜在的破坏性较大。这些非制度化或非法参与主要表现为：第一，无动于衷，过于消极。第二，参与行为极端化，如采取抗议、暴力对抗、越级上访、冲击国家机关等手段。4. 在参与主体上，以中年妇女为主，不同年龄段的妇女参与方式不同。在该村, 年龄比教育、收入等因素更能决定妇女的参与态度。中年妇女构成了政治参与的主要群体，这主要是由于年轻的女性到外地求学或进城务工了。除了在参与程度上呈现出的参与主体的大龄性特征外，不同年龄段的妇女的参与状况和参与方式也略为不同。三、完善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对策根据笔者近期的调查，衡阳市农村妇女已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 但由于经济条件、政治机制、文化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她们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还呈现出一些非理性、非法参与的特征，这既不利于农村妇女表达其合理的政治要求和维护其合法的政治权益, 也不利于衡阳农村地区的安定团结与政治稳定，影响衡阳农村民主化进程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本人认为，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自觉性。村民自治中妇女参与状况，不仅是妇女作为社会“半边天”地位的集中体现，也是衡量我国妇女地位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评价指标。离开了广大农村妇女的聪明才智，离开了广大农村妇女的积极参与，农村村民自治实践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是无法实现的。特别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对我国农村影响的不断加深，农村人口流动不断加大，流出的大多数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现象普遍存在，妇女日益成为村级事务管理和决策的重要力量，成为发展农业生产、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骨干力量，成为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进一步扩大妇女参加村民自治实践，是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民主权利的必然要求，是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把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参与村级事务管理、提高妇女整体素质，作为全面推进村民自治实践的重要内容，抓紧抓实抓好。二是积极探索，努力提高农村妇女进村支两委的比例。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引导农村妇女参与民主选举活动，不断提高农村妇女进村支两委的比例。为此，要采取五项措施：一是实施女性候选人“定位产生”制度。提名候选人时，可在提名票上专门设置“女委员”栏目，鼓励选民提名女性候选人。在主任、副主任、委员任何一个职务上都没有女性候选人的情况下，可将1名符合候选人资格条件、得票最多的女性选民确定为“委员”的正式候选人。正式选举时，女性候选人的当选条件与其他候选人相同。二是实行妇女委员专职专选。如果村党组织中没有女性成员，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要单独设立妇女委员岗位，实行专职专选。在《村委会委员候选人提名票》中，明确标注“应选人中妇女委员至少一人，否则该提名票无效”；在《村委会委员选票》中，单设“妇女委员”一栏，确保妇女当选；选举时，对女候选人单独计票，只要得票达到法定票数，即使在所有委员中其得票靠后，也认定其当选；村委选举中没有女性胜出，女性职位必须补选，男同志不得挤占，只要票数超过三分之一、在女候选人中票数高者即可当选；因多种原因，村委会没有女性当选的，或在村党支部换届时补选女支部委员，或由组织部门选派女大学生村干部，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或村长助理。三是明确规定女性比例。要求村选举委员会中至少要有一名妇女，推选村委会人员时，每张提名表中至少要有一名妇女；工作人员要尽量多地安排妇女参加，妇女不能少于工作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提名候选人时至少要选一名妇女，正式候选人至少要有2名女性成员，采取直接为妇女留出固定职位，妇女单独投票、计票，确保1名妇女当选；村民代表和村民小组长中妇女比例不得少于20％。四是扩大女性选民登记范围。对符合选民条件的女同志，积极教育和引导她们进行登记；对嫁出的姑娘户口没有迁出的、对娶进的媳妇户口没有迁来的，只要没有在另一方进行登记者都给予登记；对来村务工的外地妇女、女技术能手、女大学生村官等，经村民代表会议确认也给予登记。五是采取农村妇代会换届直选。在妇代会换届时妇女自由报名参加选举，由具有选举权的妇女直接选举妇代会成员。可以将妇代会直选与推选村委会候选人同时进行，如果村委会候选人中没有女性，选举产生的妇代会主任直接增列为正式候选人。也可以将妇代会换届和妇代会主任进村委会同时进行，选出的女委员候选人即是村妇代会主任。三是采取措施，积极引导农村妇女参加日常村务管理。指导各地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妇女群众广泛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活动，保障妇女在村务管理中的合法权益。支持妇女代表担任村民民主理财小组成员和村务监督机构成员，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开展扩大妇女在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小组会议组成人员比例的试点。已经建立村务公开协调机制的地方，要吸纳各级妇联组织代表参加。要健全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为妇联组织发挥作用提供渠道。四是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为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创造有利条件。加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力度，使乡村干部、村民代表和广大村民树立法制观念、政策观念、男女平等观念，尊重法律，尊重政策，尊重妇女的合法权益。要广泛开展“双培双带”活动，把女能人培养成妇女干部，把妇女干部培养成女能人，鼓励她们带头致富，带领妇女群众共同致富、共同发展。要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开展对女村委会成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她们的能力和素质。要注重培训新当选的女性村委会成员，为她们量身定做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使她们迅速掌握村务管理、决策等方面的方法和技能，以适应农村工作的需要。在组织社会工作专业培训、资格认证时，优先考虑女村委会成员、村妇代会干部和妇女骨干。对任期内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工作成绩突出的女干部，要及时给予表彰，为连选连任、提高妇女在农村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创造条件。

民族学毕业论文田野点概况写作技巧如下：

当然，对所指导的学生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的讲解是十分必要的，包括如何选择田野点；如何撰写调查提纲；进入田野点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如何确定访谈对象；如何进行深入访谈；在访谈过程中，如何化解尴尬局面，缓和紧张气氛。

还有如何做田野笔记；如何分析田野调查资料等方面的内容。在选点时，大学生可以选择熟悉的基层社区作为田野调查地，这主要有三方面的优势:首先，对调查地的人地环境熟悉，便于调查的顺利进行，比如利于确定与选题相关的重要访谈对象，也利于访谈的深入进行。

深耕田野调查

在云南大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学院，“田野调查”被视为“从学生到学者”必不可少的一场“成年礼”。

每年由青年讲师或教授带领深入各民族村寨进行田野工作，本科生每年1个月，硕士研究生每年20天，博士研究生则1年，调查期间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一起干活，白天深入调查，夜晚总结写报告，尽管有些累，但学生们依然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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