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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发布时间:2024-07-05 05:54:55

民宿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S(优势)(1)成本较低。相对于高星级酒店,完全可以省去穹顶、宴会厅、招待厅等大型设施,民宿的管理成本较低。 (2)价格合理。 (3)面向人群精准,且客户大多为千禧一代,素质高,消费能力高。 (4)投资回报率高。 (5)自带本地文化属性,特异性强。 (6)相对于酒店的管理来说,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的机会。 (7)政策的支持:政府主导政策驱动。民宿产业的发展与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大背景息息相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乡村旅游发展,也重视民宿这种新业态的打造。民宿产业集聚受到各地方政府政策的推动。 (8)随着90、00后等成为市场主体,多样化、个性化体验等新需求不断扩大,原有的标准化住宿产品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个性化、体验性强的民宿产品更迎合他们的喜好。民宿投资资本驱动。目前民宿投资除了为了情怀、追求小而美不追求投资回报的民宿主之外,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电商平台投资民宿产业,比如携程旅游网、去哪儿网、途家网、同程旅游网等。除成立民宿客栈频道外,还直接从事民宿投资运营,如同程旅游完成对花间堂的战略投资,成为花间堂第二大机构股东;途家网旗下的途远公司直接参与贵州美丽乡村精品民宿建设等。 第二类是国有大型企业进军民宿领域,比如首旅集团、浙江旅游集团、国奥集团等。首旅集团成立首旅寒舍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已经在全国布局60余个古村落民宿产业;浙江省旅游局与浙江省旅游集团及相关公司设立100亿元旅游基金,高等级客栈和精品民宿项目都是主要投向。 第三类是房地产企业转型进入民宿产业,如新华联集团、银泰集团、金融街。新华联集团在安徽芜湖开发了鸠兹古镇项目,有上万平方米的用地建设客栈、民宿和精品酒店。

民宿行业主要品牌:目前中国民宿行业主要品牌有松赞绿谷、山里寒舍、浮云牧场、过云山居、花间堂、原舍、西坡、不负艺术、山水间、喜悦秘境等

本文核心数据:中国国内旅游人数及收入情况、中国在线短租用户规模、中国在线民宿市场交易规模、中国在线民宿房东规模、中国民宿房源总量、中国在线民宿房源数量

疫情期间在线民宿市场有所下滑,疫情后时代将迎来增长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高速发展,2019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分别达到亿和万亿,分别同比增长9%和11%。受疫情影响,国内旅游业受到重创,2020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分别下滑到亿和万亿。

得益于我国旅游业迅速发展,在线民宿市场也发展迅猛。2019年我国在线短租用户和在线民宿市场交易规模分别达到亿人和亿元,同比增长55 %和64%。同样受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在线短租用户和在线民宿市场交易规模分别下滑至亿人和亿元。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以及乡村民宿的大力发展,2021年我国在线民宿市场交易规模有望上升至亿元,回到疫情前水平。

疫情期间在线民宿供给逆势增长

在消费市场低迷的情况下,疫情期间民宿供给端却高速增长。根据中国旅游与民宿发展协会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民宿房源总量达到300万套,同比增长88%;其中乡村民宿房源总量为38万套,同比增长90%。

同时我国在线民宿房东数量和房源数量均呈现逐年增长态势。2020年我国在线民宿房东数量为万人,房源数量约为156万套,为在线民宿市场的后续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以上数据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民宿行业市场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原标题:吾心安处是归乡

——甘肃民宿业发展观察

“坐在一片李广杏树下,远处鸣沙山、月牙泉在月光下显得诗意而又神秘。和三五好友对酌几盏桃花酒,你可曾想到,在大西北的深处也能有这么一处静谧的所在!”

不久前,江西游客孔金霞发出的敦煌民宿照片刷爆了朋友圈。

这个获得极高评价的民宿,就是敦煌的抱璞庄园。

民宿——乡村 旅游 的逆袭之路

曾几何时,喝茶、打牌、吃野菜,是甘肃每个 旅游 景区旁边村子的标配。“大盘鸡、黄河鲤鱼、手抓羊肉,走到哪里都是这老三样。”游客的“吐槽”,道出了我省乡村 旅游 建设同质化严重、开发和创新不足等尴尬。

“甘肃文化 旅游 资源独特,且具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在发展乡村民宿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潜力。但是,多年来,甘肃乡村民宿开发经营销售一直比较滞后。”西北师范大学 旅游 学院院长把多勋说。

要突破就要有创新。通过创新,黄河驿窑洞康养民宿将古老黄河文化与现代 科技 相结合,使越来越多的甘肃乡村脱下了老旧的外衣,穿上了 时尚 的新装。

黄河驿窑洞康养民宿在距离兰州市38公里的榆中县小康营乡浪街村。它以传统窑洞特色为基底,融合当地黄河文化元素,并在现代美学设计理念加持下,打造出一处“诗与远方”兼具的游憩之地。该民宿项目规划建设108孔窑洞,目前已建成运营10孔窑洞和一座二层民居民宿。“五一”假期,10孔窑洞的28个床位被抢订一空,且每到周末也是“洞”无虚席。

走进黄河驿窑洞康养民宿,古朴典雅的内置陈设、文化气息十足的创意装饰、整洁美好的住宿环境等,为住宿者营造了一处舒适安逸的下榻之地。现代美学颜值与传统文化兼具,瞬间就抓住了旅客的视线。

黄河驿窑洞康养民宿还被赋予了 科技 的力量。项目建设及运营方甘肃省工业与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王强介绍,黄河驿窑洞康养民宿已经获得了绿聚能居—— 健康 超低能耗建筑质量标识。“所谓绿聚能居,就是利用装配式、低能耗建筑技术,解决北方冬季乡村取暖的顽疾,并让室内充满负氧离子,让住宿者体验到空间舒适、空气清新、环境安静、光照良好的休憩环境。”

“我们还推出了采摘体验、五音 养生 、农业研学等充满乡土气息的特色活动,让游客获得吃、住、娱全方位优质服务。”王强说。

民宿——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枣社壹号民宿位于永靖县太极镇大川村,距兰州市约一个小时车程。太极镇大川村黄河穿流而过,两岸枣树成林,民宿星罗棋布。

与如今的火热相比,两年前的太极镇却是另一番模样。虽然位于黄河三峡大景区里,但当地能享受到 旅游 经济带来的好处并不多,民宿多年来停留在低端农家乐层面。同时,作为水源保护地,太极镇不允许有产生污染的产业,农民一年的开销只能靠耕作和半年的农家乐经营来维持。

“近年来,游客需求不断提高,以前的经营模式已经过时,需要改革创新寻求新的盈利点。”认识到这一点后,徐燕开始多方接洽。在村委会、县文旅局的大力支持下,枣园壹号宣告诞生。

枣园壹号选址大川村七社,由村里提供建设用地,县上补助20万元,徐燕自筹50万元建设。主要是对原有的房屋和院落进行彻底改造,室内采用竹制、芦苇的民宿风格高档装修,陈设全部采用高档榆木家具,院内保留原有枣树,并修建了园路并铺石,围栏更换为木质景观围栏。

徐燕认为,新建的农舍与当地自然、人文环境浑然一体,通过旧物利用和空间设计,满足了中高端人群的休闲度假需求。

2020年9月营业的枣园壹号,为永靖县开启了一个新的产业——民宿,许多村民纷纷效仿。随着中高端消费群体中逆城市化生活方式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城市周边的休闲民宿来度假。在民宿的带动下,大川村七社农房的租金翻了一倍,以前40、60元一间的小房间再无踪影。当地村民除了房租收入,有的还在民宿干起了服务员。此外,村民栽种的蔬菜和水果,每年都会以略微高出市场的价格供应给民宿。

“整个民宿产业发展中,当地政府一直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徐燕说。永靖县政府认定精品民宿是乡村休闲 旅游 的发展方向之一,在旧屋改造上给予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并提供资金补助。同时,永靖县利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契机,高规划严要求,通过招商引资,将枣园及枣园新村内的原有农家乐、道路、山体、水体、鱼塘、农田、景观等进行整体提升改造,将其打造成最美乡村。

投资者、村民、当地政府,多方要素的有效组合,使永靖县民宿成为乡村创新发展的出色范本。

打造独一无二的精品民宿

为了加快我省民宿发展,省文旅厅多方发力。今年3月,省文化和 旅游 厅与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了《中国·甘肃乡村 旅游 发展指数报告(2020)》,报告全方位分析了2020年甘肃乡村 旅游 市场消费情况,给出了合理建议,为各地发展乡村 旅游 指明了方向。

4月,省文旅厅与携程集团在兰州举行座谈会,双方就如何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合作开发甘肃乡村 旅游 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了创新发展、合作共赢的一系列共识。

省文旅厅厅长陈卫中表示,要深入研究乡村振兴战略。瞄准国家政策,用好项目资金,摸清乡村 旅游 增长点,在农村产业链上发挥政府作用,履行企业责任,带动农民致富。同时,处理好“筑巢”和“引凤”的关系。在发展观念上变“投资拉动、筑巢等客”为“消费引领、产品驱动”,也就是先“引凤”后“筑巢”,通过铁路、航空等政企合作模式先把游客引进来、消费带起来,以市场倒逼 旅游 产品创新、营商环境改善,逐步解决甘肃 旅游 “旺丁不旺财”的问题。

陈卫中说:“要敢于做创意精品项目和标杆样板工程。突出兰州什川梨园、河西走廊,做热省会兰州和甘青大环线的乡村 旅游 ,在甘南扎尕那沿着‘洛克之路’创新打造新颖独特、全国独一无二的精品民宿,从而为全省作出表率、趟开路子,带动各地高品质、高效益开发乡村 旅游 ,吸引国内外高端游客。”

今年2月召开的全省文化和 旅游 局长会上,省文旅厅要求着眼甘肃乡村之美,创建一批全国乡村 旅游 重点村镇,培育全国乡村 旅游 示范区,其中国家4A级乡村 旅游 景区或度假区将达到3个,3A级将达到20个,同时还要培育精品民宿60家,打造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精品民宿集聚带1-2个,加快建设西部知名乡村 旅游 目的地。

把多勋认为,甘肃民宿发展从初创到规模、从业态到模式、从产品到产业一路走来,可以说是甘肃 旅游 标志性成果之一。甘肃自然和人文资源极具典型性,希望乡村 旅游 业和民宿业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和乡村振兴大业,紧扣山地 旅游 主题,凝聚全体会员的智慧和力量,共同走出一条甘肃特色的乡村 旅游 和民宿发展之路。

民宿发展的毕业论文

旅游专业人才供需矛盾问题长期存在,完善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是解决人才供需矛盾,培养高素质旅游专业人才的重要途径。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旅游专业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通过文献分析及访谈的方法,提出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测量模型由七个维度构成。对该模型进行了因子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测量模型包括情况专业前景、专业归属与发展、专业教学3个维度,最后提出地方高校应从提高教学水平,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寻求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开展专业各项活动,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归属感等方面提高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专业认同。

关键词:旅游管理;专业认同;福建省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地方本科院校也开设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人数也逐年增多。然而,就业形势缺不容乐观。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但从现实情况而言,可能更多的是学生对本专业的认同度低造成的,认同度低,就缺乏学习的兴趣,即使毕业了,也不会愿意从事本专业的工作。为此,以专业认同为视角,对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进行了调查,了解目前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对本专业的认同评价情况,为营造有利于专业认同的生成环境、提高专业认同水平提供参考。

1研究假设

“专业认同”是由埃里克森首次提出的,是自我认同和自我发展的重要内容。白凯等人认为学科认同由专业学习、专业前景、专业意识、职业发展、专业投机、社会偏见、专业归属等7个维度构成[1]。邱宏亮等人认为导游专业认同包括专业教学、专业前景、专业意识、专业归属和职业发展等5个维度[2]。再结合现实的情况,将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测量模型划分教学、专业前景、专业意识、专业归属、专业发展、专业投机、职业偏见等7个维度。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专业认同测量模型具有多维性,包含专业教学、专业前景、专业意识、专业归属、专业发展、专业投机和职业偏见。

2研究设计

为了解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现状,笔者对福建省部分新建本科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依据上述假设的七个维度,设计23道问题,对学生的专业认同情况进行调查。采用李克特量表,分为五个等级,分值分别为1~5分,分数越高者,代表其对专业的认同度越高,反之则越低[5]。本次调查一共发放了350份问卷,最终回收的有效问卷为326份,有效率达到93%,符合要求。其中,男生72名,占22%;女生278名,占78%。从性别看,男女生数量差距较大,原因在于旅游管理专业的生源中,女生要比男生多。

3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专业认同因子分析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先要进行题项的纯化。题项纯化标准是:(1)题项与总体的相关系数值小于且删除题项后内部一致性α系数反而变大者删除;(2)旋转后因子载荷值小于或者同时在两个因子上的载荷值都大于者删除[2]。根据上述标准,使用进行题项纯化,23个选项最后删除了10项,剩下13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表明,13个题项的KMO检验统计量的值为,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值为,Sig值为,符合探索性因子分析的要求。采用进行因子分析,由方差解释贡献率来看,前3个因子累计解释了的信息,符合要求,说明可以提取3个公因子。从因子分析的结果看,第一个公因子“专业前景”;第二个公因子“专业归属与发展”;第三个公因子“专业教学”。

4结论与建议

结论

通过上述因子分析,验证了文章开头的假设,即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专业认同测量模型具有多维性,只是从实际分析结果看,多维性只包括专业前景、专业归属与发展和专业教学3个维度,其中专业归属与发展包含了专业归属和专业发展的部分指标。

建议

(1)提高教学水平,强化教师队伍建设。教学工作是培养学生专业认同的重要途径。所以提高学生的专业认同首先应该从提高教学水平、加强教师的专业素养着手。地方高校可以有计划分派到国内外知名高校进行深造进修,完善、拓展其知识体系,提升其教育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鉴于旅游管理专业强烈的实践性和地方高校培养目标的职业化,增强教师的实践技能显得尤为重要。

(2)寻求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教学中,要打破过往的以教师纯理论知识教授为主的授课模式,尝试创建以培养学生应用、创业、创新能力的职业技能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将理论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结合地方高校特色,以案例教学和项目教学贯穿整个教学活动的始终,突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讲授为辅。

(3)开展专业各项活动,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归属感。良好学习氛围的营造需要校方和专业教师的共同引导。一方面校方可以出台指导学生专业认同和职业素质培养的相关制度文件,比如对学生的社会调查给予资金支持,由专业教师分别带队就知名的旅游城市、旅游饭店、旅游集团等进行社会调查,形成书面报告进行交流学习,让学生提升专业认知度和把握行业最新动态;另一方面需要深化师生互动关系,让教师走下讲台,与学生多些交流互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项活动,鼓励学生创新,引导整个专业良好学习氛围的形成,从而促进学生专业归属感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官春兰等.特殊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现状的调查研究-以两所部属全国重点师范大学为例[J].中国特殊教育,2011(4):22-29.

[2]白凯等.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科认同:量表开发与维度测量[J].旅游学刊,2012(5):41-48.

摘要:旅游行业的特点决定了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必须具备创新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内容。但是我国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中仍然存在着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的不够、教育模式单一、课程体系不合理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通过优化教学模式、营造学术氛围、实行校企联合等方式,培培育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

关键词:旅游管理;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

创新能力是民族进步的灵魂、经济竞争的核心;当今社会竞争,与其说是人才的竞争,不如说是人的创造力竞争。对于综合性旅游产业而言,创新型人才尤为重要。我国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是为旅游业培养具有创新能力高端人才的摇篮,所以加强对我国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培育的研究尤为重要。

一旅游管理研究生创新能力概述

(一)创新能力的概念

创新能力是指研究者运用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经过科学的思维加工和再造,产生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成果的能力,是一种思维作用动机、认知指导实践的综合性能力。创新能力强调的是一种在打破常规的基础上产生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的能力。

(二)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需具备的创新能力

(1)获取和转化知识的能力

掌握丰富的的基础理论知识是研究生进行创新的必要条件,没有知识的积累,一切创新都只是空谈。在研究生阶段,对于知识的获取需要注意的有知识的广度、深度以及获取知识的速度。旅游管理是一个涉及知识面非常广的专业,学生只有拥有了广博的知识才能使自己的思维更加灵活。研究生阶段学习具有很强专业性,对知识的获取需更加深入,在“专”的基础上再“破”。同时,快速获取和不断更新知识的能力是知识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知识是永无止境的,学术研究也是无止境的,加之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学生如果不能保证获取知识的时效性,那么创新就无从谈起[1]。

(2)开拓创新的能力

墨守成规是发展的绊脚石,创新的意义在于“出新”,新是创新的本质,是创新的价值所在。要创新,就要突破常规戒律,突破固有的习惯,突破条条框框,突破已有经验,突破过去的思维定势。旅游管理专业的研究生要善于用新思维、新方法、新角度看问题,突破旧的观念,使用新思维方式对现有资料进行梳理和分析;在汲取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赋予其新时代内涵;除需具备时代精神外,还要注重新资料的发掘考证,对其进行科学分析,古为今用,赋予新的内涵和外延。

(3)预测和承担风险的能力

创新就意味着风险,任何创新都与风险相伴相依,充满了不确定因素。旅游行业本身也是一个风险重重的行业,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使得旅游管理创新型人才必须勇于承担风险,对经营、管理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勇于接受挑战,并能够经受风险考验,在困难中不断开拓进取。

(4)实践和应变的能力

创新能力的形成离不开学生的实际活动,学生只有在各种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在不断探索中产生新的观点和思想火花,才能形成“求异”的思维,萌发创新意识。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实践的作用,旅游属于服务性的行业,实践和应变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将研究与实践有机结合,在实践中灵活处理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随机应变,才能碰撞出真正符合实际的创新火花,使这些创新成果运用到实处,实现创新目的。

(5)集成和移植创新能力

集成创新能力是指创新行为主体采用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以提供特别优点的方式,将创新要素经过主动的优化、选择搭配,使其相互之间以最合理的结构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由适宜要素组成的、相互优势互补、匹配的有机体,从而使有机体的整体功能发生质的跃变的一种自主创新过程的能力[2]。移植创新能力指的是将已有的知识在不同的时空引进、消化、吸收并进行再次创新的能力[3]。旅游管理专业是一个覆盖很多门类的学科,经济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对于旅游管理专业的研究生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学科合理整合可以使学生在思考问题时避免了直线思维方式,有助于创新思维形成,在研究学习中,旅游管理专业的研究生要善于灵活运用交叉学科,采用不同的标准思考问题。

二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市场对各层次旅游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量急剧增长,对旅游管理人才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一)创新是旅游企业家的使命

研究生培养的核心是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职业定位已经和本专科旅游管理专业的毕业生有了明显区别,旅游企业家已经成为了很多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职业选择。创新是企业家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使命,也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对于欲在旅游行业中有所作为的企业家而言,创新显得尤为重要。旅游作为新兴产业,存在的机会和可以利用的资源都还很充足,需要旅游企业家具有独特的投资眼光,发现一般人无法发现的机会,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包括一般人不能运用的资源,找到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办法,创造性地进行开发,或者对已有资源重新进行整合,实现再次发现,为自己创造具有独创性的事业保证。这些都需要企业家具备创新精神和能力。

(二)创新是旅游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

旅游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很多种能力的有机结合,它是旅游企业自身控制的且不易被别的企业所模仿和复制的可以是旅游企业在行业竞争中保持持久优势的一种综合能力,创新是旅游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4]。创新是旅游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创新的主动与被动以及创新的快慢与效果也成为了旅游企业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的关键。旅游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不断生成与强化,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开发潜在市场能力的不断更新,强化产品的升级换代上。旅游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直接的体现是旅游企业产品之间的竞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改变,旅游消费者对旅游企业产品的需求也随之更为多样化。所以,绝妙的创意、经典的策划和产品的不断开发创新将对旅游企业行业地位的提升及企业未来的长远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创新是旅游行业持续发展的推动力

旅游业是高度综合的服务型产业。加快旅游业持续健康地发展,必须树立新的旅游资源观、新的旅游产品观、新的旅游市场观和新的旅游投入观,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本行业的研究,而要拓宽视野,根据市场要求,并结合旅游相关行业的发展情况,开拓新的旅游市场,推出新的旅游产品,开发引领创新型的旅游消费方式。只有不断更新,不断改进,才能确保整个旅游行业蓬勃发展。旅游行业的发展需要具有专业旅游管理知识的人才,创新型旅游管理人才的优势,对于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高校旅游教育是我国旅游管理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原动力。

三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自主创新意识不强,学术氛围不浓

我国研究生大多受传统教学模式影响,对老师传授的知识被动地接受,甚少对老师所讲授的问题进行独立思考,更鲜见提出自己的观点,学术讨论和交流的氛围不浓。包括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在内的我国研究生普遍地养成了一种依赖性接受知识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缺少教育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开放式追问风气,没有养成批判性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是重要环节之一。目前我国许多高校开展的学术活动相对较少,学术氛围不够浓厚,很少组织有研究生参加的科研实践和学术活动[5]。很多学校研究生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因为导师的不同,即使在同一学院或同一专业,除了在公共课或全体大会之外学生基本很少联系,那么相互之间对学术问题的探讨就很少。一些导师忙于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对研究生的学术活动关注不够,研究生学术视野狭窄,对学科国际前沿问题缺乏了解,科研能力、创新意识不强。

(二)教学模式和方法落后,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研究生教学与本科教学的方法有着本质区别,但我国研究生教学仍存在许多问题。很多学校教学模式单一,归纳型和以“教”为主的教学模式仍被广泛运用于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教学中。教学方法对课堂教学效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便教学内容再新颖、再先进,没有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也很难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目前,我国研究生教学中普遍存在着导师仍旧采用灌输式的“授之以鱼”方法,而很少采用引导式的“授之以渔”授课方法。很多老师教学方式手段落后,很少利用先进教学设备进行辅助授课,很难激起学生兴趣,影响教学效果。旅游管理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师资力量还不够雄厚,很多导师都是直接从别的专业转入,知识体系不够完备;大师级别的导师较少,师资力量相对于其他成熟专业较弱,严重影响了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

当前我国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仍不够合理,存在学分较多、公共基础课偏多、课程体系缺乏层级性、实践课比重不足、跨学科、跨专业课程较少、前沿性课程不够等问题,没有突出课程的专业性、前沿性、综合性,不能充分反映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和新兴学科的新发展。旅游管理是一个跨多个领域的学科,但是很多学校对于此专业的研究生课程安排没有体现这个显著的特征,课程安排很少涉及除旅管理专业之外的其他专业课程。课程设置和本科专业课程部分重复。

(四)创新与实践结合的能力不强

目前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教学仍主要是对于课本知识的课堂讲授,这种方式不仅空洞乏味,而且理论和实践脱节现象较为严重,忽视了对学生研究能力、实践动手能力、综合分析能力以及与社会沟通协调能力的综合培养。很多学校只是注重学生发表的论文数量,注重学生所获的学分多少,却不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于本专业而言,学校和旅行社、酒店等旅游企业的横向合作是培养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需要学校和旅游企业密切合作、协同发展,为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搭建坚实的平台。

四提升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具体措施

(一)重视知识积累,培养自主创新意识,营造良好学术氛围

知识积累是创新的基础,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做出的,只有了解前人成果,才能实现超越。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培养,既要注重培养获取和转化知识的能力,也要了解问题的研究基础,善于思考问题,在丰富的理论知识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学校要设法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努力创造教师到境外培训、学习的机会,同时让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扩宽研究生视野、增长见识、锻炼思维能力,培养创新意识。学生通过参加学术活动,与同行接触交流,孕育创新的思想,产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聆听专家和优秀代表的报告,相互交流,拓宽研究视野,启迪思维,激发创新灵感,培养创新意识,促进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使学生在一种良好的学术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实现创新素质与创新能力的提升。

(二)培养导师创新观念,优化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

对于研究生而言,导师的作用不言而喻。一个拥有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导师往往能给予学生很多帮助,要让研究生做出好的研究,导师首先带头垂范。这种垂范要体现在教授、示范、指导和控制等多个方面。学校要优化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可采取小班授课,采用讲座式、启发式、互动式教学,扩大自学比重,鼓励研究生进行课程专题报告,互相讨论交流。有条件的课程可以通过聘请院士、知名专家举办专题讲座等形式进行。学校应该以旅游管理重点学科建设为龙头,以教学、科研建设为中心,加大经费投入,建立一支年富力强的培养教育、科学研究、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师资队伍。充分发挥学科教学带头人作用,推进教学工作的老中青相结合,创建教学质量高、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建立有效的团队合作机制,推动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研究,促进教学研讨和教改经验交流,开发教学资源。

(三)优化课程体系,拓宽学生视野

要进一步优化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结构。降低必修课程总学分,提高选修课比重;调整部分老化课程,增加包含新观点、新方法、新内容的课程,鼓励开设学科交叉的课程;鼓励研究生跨专业、跨学科选课。由于旅游管理专业的涉及面很广,学校可以加入一些旅游相关专业的课程,如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课程,打破学科界限,加大课程融合,培养学生广博的知识面和良好的综合素质。

(四)加强实践教学,在实践中创新

学校和学生都要提高对实践的认识,实践对于旅游管理专业的研究生而言尤为重要,脱离了实践,培养出来的创新型人才将无法真正服务于社会。学校需要提升实践课程地位,通过实验实训课、旅游企业调研、专业实习和毕业设计环节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应用能力和在实践创新能力。旅游资源富集区是旅游专业学生见习和实习难得的社会课堂。在旅游专业课的学习之余或者是学习过程中,可采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式授课,让学生走出校门,带着问题到宾馆、风景区、旅行社去学习。在实践中深化理论知识,在实践中运用已有的知识进行创新,做真正适应社会需求的创新型人才。

参考文献:

[1]李烨,王庆生.旅游管理专业大学生创新能力培育模式研究[J].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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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林.培养医学硕士研究生从“移植创新”到“自主创新”的能力[J].考试周刊,2009(40):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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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叶建军.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缺失及其对策[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03-106.

[6]姜乃力.高校旅游管理创新人才培养措施探究[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4,(12):105-107.

[7]陈福义.整合、创新及品牌营销是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根本[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3,10(4):65-68.

[8]王奕.人文社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之路——以重庆大学为例[J].中国研究生,2011(11):56-57.

1( 《分时度假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分析》 2( 《论工业旅游的发展模式及其趋势》 3( 《论杭州节庆旅游现状及其发展》 4( 《中外连锁饭店经营比较》5( 《浅议我国导游薪酬制度改革》

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的话可以选择一些对民宿的调查,在目前看来,民宿的火热程度一直不减,而且也越来越受欢迎。民宿的分布地也比较广,而且建筑也是一个很好的议论点

民宿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如果是计算机相关专业的话,毕业设计民宿的相关选题可以是民宿订购系统或者是民宿评分小程序;毕业设计难度不可以选得太高或者太低,太高的话自己无法完成,开题导师不给过;太低的话没有办法完成必要的工作量。

民宿,指利用当地民居等相关闲置资源,经营用客房不超过4层、建筑面积不超过800 ㎡。

主人参与接待, 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

民宿一词的起源,一说源自日语的民宿,一说从欧洲的B&B,即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家庭旅馆模式演变而来。此定义完全诠释了民宿有别于旅馆或饭店的特质,民宿不同于传统的饭店旅馆,也许没有高级奢华的设施,但它能让人体验当地风情、感受民宿主人的热情与服务、并体验有别于以往的生活。

旅游管理论文的参考文献范例

在现实的学习、工作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论文吧,论文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下面是我整理的旅游管理论文的参考文献范例,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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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民宿发展的毕业论文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增强农民的见识,解决农村的劳动力,能够让农村致富,在合适的地方建立民宿,对农村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便于交流和分享,更加的接地气比较精致,更加的温暖,方便游客去旅游,而且能够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我时常在和酒店及民宿业主交流时科普到底什么是民宿、什么才是度假酒店,因为行业内对民宿的概念是非常混淆的。城市里的短租房、乡村里的民宅、仿古建筑里的酒店、有点文化特色的酒店、民族风情的住宿体等等都习惯性的被人们称之为民宿。在这些特定的住宿体系内,度假酒店和民宿一直都没有明确的分界点,因为特殊的行业背景,所以这块的住宿体系一直都比较混乱。从字面和权威的书面字眼来理解民宿,英文名Minshuku,发源于日本,是指利用当地闲置资源,民宿主人直接参与,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

民宿实际上更多的是来自于英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西南部与中部地区人口稀少的农家,为了增加收入开始出现民宿,采用B&B(Bed and Breakfast)的经营方式,性质属于家庭招待的方式,这是英国最早的民宿。所以说民宿的真正来源于住宅这一特殊属性,这里的住宅更多的是指代的农宅,而非城市高层住宅,利用自用住宅空闲房间,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生态、环境资源及农林渔牧生产活动,为外出郊游或远行的客人提供个性化住宿场所,这应该是民宿较为全面的解释。而中国文化和 旅游 部在2019年7月19日发布的《 旅游 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里明确规范了民宿行业标准、定义及等级划分等,就是利用当地闲置资源、民宿主人参与的小型住宿体,并将 旅游 民宿分为三个等级,五星、四星、三星。而在有些地方,将房间数量作为衡量民宿与酒店的标准要素,如四川地区把14间房以下的归为民宿,这个或许有些片面,其实民宿与酒店的区分首要的规模、其次是土地和房产性质,小体量的民宅改建为民宿,超过这个体量的有商业概念的应该归为酒店序列。

杭州安缦

从国内民宿的发源看,最早要看台湾省,在上个世界八十年代就出现大规模的发展,因政府的“观光农业”刺激,成为了当时台湾省一个新兴的乡村 旅游 经济产业。而大陆的民宿发展基本是在1998年间出现,开始以农家乐、渔家乐形式出现,在2011之后,因为网络预订平台的兴起,民宿产业才迎来蓬勃发展,也逐步形成了几大民宿产业集中区;莫干山的 旅游 民宿集中地成为中国民宿产业集中的标杆;丽江、大理为代表的云贵川藏区民宿更是成为众多 旅游 爱好者的首选 旅游 目的地;岭南山海民宿集中区成就了别具特点的民宿集群;传统徽乡民宿区更是以徽派建筑为代表形成了建筑特点的民宿连片区;西北高坡民宿区如中卫、西安等地创造了非常具有特点的西北风情。所以说民宿与乡村是密不可分,我们在这里先把民宿与城市短租房做一个切割,城市里的高层住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宿。国内民宿从开始到现阶段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产业链,成为 旅游 城市及目的地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增长点,民宿的火热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综合性增长。

青城山六善酒店

从国内逐步形成的五大民宿集中连片区来看,民宿的野蛮生长也为这个行业带来了危机。从早期民宿的高回报到如今大多数民宿入不敷出的状况看,民宿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行业的变迁、城市连锁酒店的发展、客群喜好的改变都对这个行业带来着深远的影响。国内民宿发展迅速,但是绝大部分依旧是定位低中端的产品,随着受众年纪的扩大、生活品质的提高、追求多元化消费场景、客群年轻化之后,大量低端的民宿、环境一般、没有核心配套的民宿将逐步失去市场,而另一方面稀有的高品质民宿房间紧俏导致价格虚高,节假日价格几何式增长,这都是制约民宿行业 健康 发展的因素。民宿在国内实际也就20多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农家乐式的起源阶段到2000年后的个性化阶段再到现阶段的品牌时代,民宿实际经历的三个时代的产品依旧存留在当下这个 社会 。但随着品牌化的深入、客群的持续改变、疫情的催化作用,前两个阶段的产物会加速淘汰,第三阶段的民宿也会更新换代甚至重新提升,或许民宿真正进入到了一个 健康 发展时期。何为品牌时代,从大的区位来说,莫干山、大理、阳朔等酒店民宿的品牌代名词;从小的来说,莫干山裸心谷、半山民宿、大理双廊民宿等就是品牌的含义;从单店来说,成都半山隐庐、莫干山西坡、中卫大乐之野、上海武康路隐居繁华公馆等就是品牌的意义。所以民宿产业发展至今,时代更迭与产品淘汰持续加快,而升级后的民宿实际成为度假酒店的雏形,从而形成了度假酒店产业集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度假酒店的崛起和民宿的衰退。

大理双廊

无论度假酒店还是民宿,都是依托度假的深刻含义,都是为度假人群提供独特的住宿体验。我们前面说了民宿与酒店的界限,而度假酒店与民宿的界限就变得确实模糊。这一块要从产业发展趋势和消费客群消费喜好变化角度来分析,主要消费年轻人的民宿及度假酒店产业面对的客群基本为同一个人群,这一人群目前的消费观逐步变为多元化与个性化并存。一个小型的单一的民宿住宿体或许无法满足亲子、群体出游的消费需求,民宿迸发出来的卫生、安全隐患也是制约高端客群消费的主要因素,而传统民宿区出现的高端度假酒店形态逐步增多,如丽江的悦榕庄、金茂酒店;莫干山的郡安里度假酒店、开元森泊度假乐园;阳朔在水一方酒店、悦榕庄;成都青城山、峨眉山的禅驿酒店、六善酒店、蓝光己庄度假酒店等都为各地传统 旅游 区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住宿场地,而且功能更为丰富,配套更为齐全,更好的卫生和服务。随着文旅大产业的发展,未来这些地区规模化的度假酒店将逐步增多,进一步挤压民宿的生存空间,并进一步催化低端住宿产业淘汰和升级。

峨眉山蓝光己庄酒店

度假酒店的形态一方面是城市酒店一部分,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度假民宿的升级孵化,只是他存在于商业用地与房产性质上,跟多元化的配套和更为全面的服务及管理系统,更大的体量。度假酒店基本存在于度假景区及度假城市,与乡村相去甚远,但也相辅相成,互为妯娌共进关系,都受行业特点影响,冷热交替,共度季节性危机。度假酒店的定义不单单是开在与度假有关的地方,更多的是拥有完善的度假配套产业,如温泉、亲子乐园、 养生 、山道、高尔夫、游泳池;或者靠山、靠海有沙滩、靠江靠河靠湖等自然景观,这些才是一个度假酒店的特殊标签。另一个度假酒店的核心就是在地文化的主创,从杭州的安缦到青城山的六善,核心就是独一无二的设计呈现了在地文化的呈现与文创的落地。

扬州隐居度假酒店

所以在未来,度假住宿产业的发展将会迎来新的时期,民宿将会走向更精细化、品牌化、集群化、高端化的路线,中低端供给将会逐步消失,整体基本走向小型精品度假酒店方向。而度假酒店行业,本身就是孵化出的新的板块,以高价,高品质著称。随着疫情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变化和消费者消费观的颠覆性改变,度假酒店将以更加多元化的模式出现在城市的周边和度假目的地,甚至在 旅游 城市的核心地段。度假酒店的形态是打破传统的客房住宿模式,成为吃、喝、玩、乐、住的集合体,更好的服务于多元化的消费人群。所以说,未来的度假酒店与民宿更像,都是为同样的一群人提供优质的度假服务体验,成为度假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力军#文旅度假# #度假型酒店# #

丽江金茂璞修雪山酒店

乡村民宿的发展可以增强农村和城市的联系,能够让发达的城市去带动落后农村的发展,这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农村创业活动,能够帮助农村,实现农村振兴,促进整个农村经济活动的发展,也能够给更多农民就业机会。

民族发展论文的参考文献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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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政治论文篇二 民族团结报道研究 摘要: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历届政府都极为重视民族团结问题,把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紧密联系,视为全国工作的大局。各类新闻媒体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同时,也大力讴歌维护各族共同利益的新人新风尚,揭露和批判破坏民族团结的各种民族渗透和分裂势力的丑恶行为,并造成强大的舆论氛围,推动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民族团结的报道受到了一贯重视,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团结的内涵日益丰富。针对民族团结报道进行研究,从民族团结报道中主题与框架之间以及民族意识生成两个方面分别展开,充分体现出民族团结报道对于民族意识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民族团结报道;主题与框架;民族意识;研究 中图分类号:C9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前言 我国对于民族团结意识的关注最早开始于20世纪末,之后民族团结理论一度成为了研究的 热点 问题而持续至今。关注的角度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生改变。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之研究》中提出的“何为民族团结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观点,这成为了民族团结意识的定义式提问,对后续的研究开展有着重要意义。之后的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祖国的统一,民族团结意识的关注角度转变为了民族团结意识的内涵与实质。之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面对复杂的内在民族团结问题以及外界的复杂因素,民族团结问题的关注角度转变成为了民族关系以及民族问题实质方面。 龚永辉认为民族意识是一种由民族团结意识而转变的精神意识,他在《关于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与北京一些同行的对话》[1]阐述到民族意识是社会存在的缘由,民族意识与社会之间的辩证性关系说明了民族意识是一切团体存在的前提。同样的,廖杨与覃卫国[2]进行进一步深入,他们认为民族团结意识是由一个民族形成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群体之间的特殊社会关系所构建,这种社会关系不同于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建立的前提在于民族团结意识的共通性。 目前,民族团结意识的相关研究成果仅仅只是集中于一些概念与理论体系方面,对于民族意识的个案研究方面开展很少。我国民族众多,社会环境、人口比重以及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这些问题对于民族团结意识造成了很大影响。因此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进程的不断加快,在民族团结方面也做出了更多努力。各类的新闻报刊对于民族团结方面的文化建设进行了大力的宣扬,旨在建立良好的社会舆论,促进社会主义的和谐稳定发展。传播媒介可以某种程度塑造社会认知,进而影响着社会的结构和形式。然而如何通过相关的民族团结报道了建立良好的社会导向,达到激励民族团结意识生成的目的。为此,本文针对民族团结报道进行了如下研究。 1.民族团结报道中主题与框架的转换 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的主题之一 民族团结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特征之一[3]。民族团结的前提在于民族平等。有了民族之间的平等,才有民族内部的团结。其中民族团结报道只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分别为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内部的团结。随着民族歧视的相关政策的废除,民族之间的平等原则得到了 实现。党和政府也使用了很多手段进行民族偏见以及不信任观念的消除工作导致了各族之间的团结意识基本形成。为了使得民族团结得到巩固,相关的民族领袖进行了民族团结的言辞。毛泽东反复强调:“比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存在着的眼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无论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而“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这些言论大大的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生产。 民族团结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关系着当和国家的兴衰与存亡。毛泽东曾经说过:“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通过目前的民族团结形式看来,毛主席的话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四个特征是相互联系的[4]。民族平等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石,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线,民族互助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保障,民族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就为民族团结互助创造了条件,民族团结互助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必然产物,而民族和谐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的结果。民族团结互助的发展,必然会进一步巩固民族平等,逐步消灭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民族团结报道的主题与框架之间的转换 新闻框架理论 新闻框架理论[5-6]是新闻传播学者受到霍夫曼的社会框架理论启发,引入到新闻传播领域。框架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条和框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成再现的标记,也就是人们对事件的主观解释和思考结构。作为社会真实再现主要 渠道 的媒体,通过报道新闻来建构一个主观环境,以达到其预先指向的目标。所以新闻框架就是新闻工作者使用语言或 其它 符号再现社会真实的过程。新闻框架是媒体对社会事件所建立的思想结构,即对事件定性。它具有“选择与凸显事物”的作用。一般而言,框架具有三层内在结构:高层对事件的主题(事件及事件所表达的意义)进行界定;中层对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过程、结果影响进行归因、评估;低层运用语言和其他符号对事物 作文 本性的表达。 民族团结报道中框架理论的应用 高层:民族团结报道中民族团结的高度。 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团结精神,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通过相关的社会主义团结报道,使得社会公众与政府媒体之间形成一座思想的长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伟大实践,同时大力谱写民族团结的赞歌,促进民族大爱在公众之间得到弘扬与发展,到达民族凝聚力生产的目的,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的伟大力量。 中层:民族团结为中心思想,深度报道,整个多元信息。 对于民族团结的 相关报道 中,民族团结始终作为了相关报道的核心予以贯穿,通过合理有序的多元信息进行互动,既体现出民族团结意识的大众化需求,同时通过相关的信息传播方式,从不同方面对于民族团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报道,使得信息的接收群体可以通过不同侧面与不同层次对于民族团结的相关报道有着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促进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中民族团结意识的生成。与高层的民族报道形式不同的是,中层报道更注重的是对于多元化信息的框架建立,并进行了相关主题的转变。实现了单一的报道主题向报道框架的转变。 低层:从小见大,社会主义人文关怀形式报道民族团结 媒体为了获得相关公众的信任与认可,就需要站在相关公众的意识下进行民族团结的报道,这样才可以最好获得公众共鸣心理的产生,促进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报道意识的生成。平常人与平常事才是社会公众最多接触的,日常生活中的民族团结与和睦便成为了民族团结报道的主要理念。任何简单的人和事上升到一种民族团结的角度与高度,对于相关报道主题以及得到了彻底的更换。诸如抢救异族病人、异族同事之间相互关心与相互帮助的小事,报道中可谓屡见不鲜,然而这种小事之中一旦有着民族团结问题的涉及,那么就可以被纳入民族团结的报道之中,变为了一种政治的框架形式。民族身份也显然会成为报刊媒体所报道的重点而被设置在标题之中进行强调,如此方式的民族团结报道方式逐渐的变成一种习惯性报道方式而随处可见。 2.民族团结报道中民族意识的剖析 民族团结作为一种民族关系的表现形式,其本质与一般的社会关系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社会交往导致了民族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因此从某种社会关系上来讲,不同民族之间生活中相互帮助的琐事就成为了民族团结报道的主要形式。因此导致了很多的新闻报道的民族典型问题对于民族团结进行肆意的贩卖用以引导 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其实所报道的只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一般社会关系。 民族团结的相关宣传模式中,异族人们受到了不同民族的救助之类的新闻较为常见。然而相关的事件是否真的能够体现出的是一种民族意识,没有人去考虑。相关的新闻工作者也表示,对于一些好人好事的行为动机绝不是因为对象的民族种族不同。由此可见,相关的简单的社会报道纳入“民族团结”的大帽子显然不合适。一些简单事情的发生原因在于自身处境下即刻意识,并非对于民族意识的深刻认识。 相关新闻对于简单社会关系的民族意识化解读与报道,是否真的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意识的生成。导致了新闻的相关报道方式逐渐发生着改变,同族之间的典型 事迹 由于没有“民族团结”意向的挖掘特点,贴不上“民族团结”的大标签,因此宣传的力度显得小很多。那么这种标签式的“民族团结”报道的效果如何呢。 民族团结的制度化报道方式,不仅会觉得社会上对于一些反常事件的好奇,慢慢的读者的注意力依然会从相关的民族团结之中回归到生活的实际之中,平常人与平常事才是日常生活的主题。这使得相关的民族团结报道仅仅只是一个 口号 ,正常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都不是民族团结问题的实质。 相关的民族团结意识报道逐渐泛滥之后,不仅使得相关的公众有了阅读的疲劳感,同时也得到了相关新闻工作者的思考,逐渐的相关报道走回了正轨,然而一种高歌式的民族团结宣传又没有新意,使得相关新闻工作者对于这一报道问题更加头疼。 目前,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报道形式似乎都已经超出了民族团结意识的初衷,而刻意去突出民族团结表现形式的新颖性与差异性,偏离了民族团结报道的原有理念。声泪俱下的民族团结意识报道中体现出的是一种对于民族团结问题认识的偏差。 3.结束语 民族团结的主题在于促进我国各族民族的团结相处,促进各族人民的相亲相爱以及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然而对于社会主义的民族团结的报道逐渐变得制度化,通过一些异族之间的简单的社会关系进行深入民族团结意识之中,这是对于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概念的一种误解与认识偏差。民族意识的生成是民族之间社会关系的结果,而非个人关系所致。因此相关的民族团结 报告 因回归民族团结的主题,回归原有主线。 参考文献 [1]龚永辉:关于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与北京一些同行的对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2]廖杨、覃卫国:关于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3期 [3]王万盈:论我国的民族意识研究,《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4]白润生编著:《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5]艾则孜・阿布杜热依木 报纸要跟上传播时代发展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维文版“新疆日报”新闻报道发展状况分析,《新疆 财经 大学学报》 200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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