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现状国外论文

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现状国外论文

影响短视频行业发展的宏观因素有很多，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短视频行业的发展环境。大致来看，对短视频行业发展环境进行分析主要应该着眼于以下几个层面。（1）文化环境：主要应该侧重于分析短视频对传统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例如短视频弘扬社会正能量；同时也需认真研究当前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对短视频内容所持的基本态度，例如低俗短视频导致人们对短视频行业形成偏见。（2）经济环境：主要考察社会的生产力、居民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等具体经济指标，面向特定城市或特定用户群体的短视频产品还应该具体分析其经济环境中与短视频消费相关的因素，例如美妆短视频带货与大学生群体的消费能力。（3）技术环境：分析当前及未来影像短视频行业发展的技术因素，例如短视频平台提供的视频剪辑功能在技术上解决了普通用户的制作难题，又如5G通信技术的普及将推动视频内容超高清化。课堂讨论请读者回忆互联网诞生以来，技术的发展经历了那些阶段？（4）人才环境：考察整个社会及本地区短视频人才的供给状况和收入状况，着重分析创意人才、制作人才和运营人才等群体，了解短视频人才创业的基本状况。完成了对短视频行业发展环境的调研分析之后，就能够清楚地掌握大到全球或全国、小到本地域或本领域的短视频行业宏观发展状况，能够为自身的短视频垂直领域选择和产品基本定位提供决策参考。

索此无益，徒增知解，专心研读元典，定心修养为正，释氏曰以己为岛以己为验，岂非良言，自入故纸堆，有何出息？

中国酒文化对外传播现状研究论文

从酒文化的误区"三品"酒文化从酒文化的误区"三品"酒文化----访百年制酒有限公司经理潘好龙近年来，随着白酒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和中国加入WTO步伐的逐步推进，作为中国传统行业代表白酒如何直面挑战，参与竟争。文化行销已成为竞争的重要手段，所以有关酒文化的话题逐渐多了起来，各种酒类促销活动常冠以“文化酒”的名称出现在消费者面前，专家学者和普通公众也对酒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酒文化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似有被发扬光大之势。但究竟什么是酒文化，酒文化又有哪些特征，尤其是在新世纪的今天，如何把酒文化赋予新的内容各方面的看法并不一致，甚至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带着这一问题，记者日前走访了以出产文化名酒“百年孤独”和“百年喜庆"酒闻名的百年制酒有限公司经理潘好龙先生。得知记者来意后，潘先生开门见山，侃侃而谈：“目前，酒类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各种促销活动花样繁多，其中以酒文化切入的活动不在少数，这本是件好事，无可厚非。但问题是，由于对酒文化狭义的理解或指鹿为马者有之，张冠李戴者有之，牵强附会者更有之，使酒文化失去了本来的含意，陷入商业炒作的误区，也使公众对酒文化的认知出现很大偏差。今年年初爆发的传统白酒与新型白酒之争，表面上看是酒的生产工艺之争，背后反映的却是对酒文化理解的不同。这种状况不能不令人担心。”潘先生强调，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每个地区乃至每个企业都有独具特色的酒文化。但酒文化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其基本含义应该是特定和统一的。酒文化因酒而生，酒是酒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产生土壤，没有酒谈不上酒文化，仅有酒也不成其为酒文化，既有酒又具文化属性才能称之为酒文化。但酒文化并不是酒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酒与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在生产、销售、消费酒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酒文化的主体是人，是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正是由于人的不断创造，酒文化才得以丰富和发展。没有人，酒文化既没有产生的可能，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也就是说，酒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和人的创造性劳动联系在一起的，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于酒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存在的，体现着对人的文化关怀。据此，并考虑到人们在生产、销售和消费等阶段对于酒的文化需要之不同（生产阶段强调品质，销售阶段强调品牌，消费阶段强调品位），我们不妨用“品质、品牌、品位”作为酒文化的内在“指标”。其中品质是核心，品牌是灵魂，品位是层次。只有符合这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并实现了三者的有机统一，才称得上是完整意义上的酒文化（即品质+品牌+品位=酒文化）。一、“品质”误区首先是“品质”误区。酒的“品质”是指酒的色、香、味、质地等，所有这些虽与酒产地和酒的生产历史有关，但主要与技术和工艺的先进程度有关，与生产过程中蕴涵的科技和知识含量有关。但有的人过分强调所谓“好山好水出好酒”，把酒产地的某些物质条件如水质、空气等因素绝对化。也有人把酒厂或酒窖的历史拿来作为酒质的证据，甚至为此不惜从故纸堆里、从民间故事里“寻根求源”，或请一些“文物专家”和“权威部门”来“考古”、“挖掘”和“鉴定”，以与死去百年、千年的古人攀上亲戚，拉上关系，并名之曰酒文化源源流长。酒的发展早已经过“作坊酒”和“工业酒”阶段，进入“科技酒”阶段，一些物质条件完全可以依靠科技手段创造出来，大可不必一切靠天。神化“好山好水出好酒”，与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一样不理智和缺少现实依据，除表明其思想意识仍停留在农业经济时代外，还可能对酒行业的发展产生方向性误导。如果说“地理决定论”还有一定道理，“历史决定论"显然没有依据。美国的历史短，但现在很发达，中国的历史长，目前却明显落后，就足以说明问题。当然，这里丝毫没有否定历史之于酒文化的重要性，而是说，在知识经济时代，抱着历史不放，甚至沾沾自喜，自鸣得意，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只有不断采用新工艺和新技术，才能真正提高酒的内在品质。新型酒是如此，传统酒也是如此。不把精力用到提高酒的科技含量上，而是埋头于寻找所谓“风水宝地”和“吃历史”，最终结果是不难想象的。二、“品牌”误区其次是“品牌”误区。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品牌”的重要性。对于企业来说，品牌就是形象，品牌就是旗帜，品牌就是利润。但如何经营品牌文化，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严格说来，品牌是知名度和美誉度的结合，两者不可偏废。过去，企业多以提高质量为主要发展手段，信守所谓“好酒不怕巷子深”，忽视了广告宣传的功效。现在许多企业不惜斥巨资进行广告宣传，而对酒的内在品质注意不够。还有人将名字、包装等当作品牌本身，刻意求新、求奇甚至求感官刺激，什么披金戴银、妖怪出洞、神仙下凡之类的品牌满天飞，包装和外观也越来越花哨和离谱。所有这些都是对品牌的片面理解。就实质而言，品牌是个产品市场定位问题。只有找准市场，正确定位，才能确定品牌的文化取向，赋予产品更多的文化内涵，也才能树立起真正的品牌形象。一个品牌的形成，必须建立在加强市场调研，充分研究消费者心理和消费习惯，准确细分市场，正确定价的基础上。否则品牌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在一些企业不是在市场调研上下功夫，而是热衷于一夜成名，做一些表面文章，结果适得其反。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值得认真汲取。无可否认，品牌也有个外在形式问题，比如名字、包装等。但形式要有内容来决定，必须以对产品准确定位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赋予名字、包装等更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总之，经营品牌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切不可顾此失彼，更不能投放失当。三、“品位”误区最后是“品位”误区。“品位”不同于“品味”，前者是指某事达到的人文高度和水准，主要侧重其社会价值，如“某节目的艺术品位很高”，而后者是指“尝试滋味”，主要强调个体感受，如“经专家品味，认为酒质优良”。酒作为情感交流、精神表达和文化张扬的介质，体现的是人的价值取向。饮酒时，每个人的品味可以也应该有所不同，但品位却有高有低。“借酒消愁”和“借酒撒疯”不在一个档次上，“把酒抒怀”与“划拳行令”也不在一个水平上，“以酒会友”与“以酒行贿”更不可同日而语！可见，生活中许多人错把“品位”当“品味”了，结果造成酒文化整体品位不高。应当指出是，企业对此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些企业则在引导消费方面存在明显的市场化色彩。如过分宣扬酒的社会功利性，所谓送礼佳品云云，或强调高档、至尊，把一种帝王之气、等级观念强加给消费者，好像喝XO就高贵，喝二锅头就贫贱，对人们的消费心理产生误导。我们认为，在当前人们对酒文化还知之不多、不深的情况下，企业应当承担起宣传酒文化，进一步提升公众酒文化品位的责任，为发展和繁荣酒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潘先生最后指出，上述误区之所以出现，一方面与人们对酒文化的认识水平不高有关，另一方面也市场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关。中国的酒文化要获得发展，必须正视并努力克服这些误区，把增加酒的科技含量，明确酒的市场定位，提升公众的文化品位作为主要任务来抓。只有这样，中国酒才有希望，才能从容应对即将到来的洋酒冲击和挑战。

酒文化的研究论文提纲 一、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目的和意义： 本次课题研究中西方酒文化差异，主要研究对象为中、西方的果酒，本论文内容包括酒的历史，酒的构成，酒的品种及喝酒的礼仪等。其目的在于了解中西方酒的文化差异。加深人们对酒的了解，以及饮用的乐趣。 许多人常说，“喝酒伤身”，但这只是他们片面的理解。在古代就已经产生了所谓的药酒，以治疗疾病与调理身体机能闻名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人对酒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负面想法，而对于葡萄酒更是如此。虽然在我国古代的医学家很早就认识到葡萄酒的优异和对于疾病防治重要作用，但这并没有替葡萄酒洗清“冤屈”. 本次论文的主角就为葡萄酒,介绍中、西方各个国家从古到今，葡萄酒的发展、变化、文化以及葡萄酒对于人们的益处等等。 三、毕业论文详细提纲： 提 纲 一、 绪论 （一）酒的主要种类： （二）饮酒的益处： （三）酒的传说（葡萄酒） 本文主要介绍葡萄酒。 二、葡萄酒 （一）葡萄酒的分类 （二）葡萄酒质量等级和品牌 （三）葡萄酒的储藏方法 （四）品尝与饮用葡萄酒的酒杯的选择 （五）解酒的方式 三、 中西方比较说明 （一）传说 （二）原料 （三）酿制工艺 （四）分类品牌 （五）鉴赏方式 （六）储藏方法 （七）酒杯的选择请继续阅读相关推荐： 毕业论文 应届生求职 毕业论文范文查看下载 查看的论文开题报告

传统体育国外研究现状论文

国外体育赛事社会影响研究综述及启示盘梅红;张宏研究目的:近几十年来,大型体育赛事不断吸引全球各个城市和国家竞逐,成为地区提升形象和升级发展的绝佳契机。大型体育赛事的社会影响继经济影响后逐渐受到各界重视,然而国内理论界对大型体育赛事的社会影响研究相对较晚,仍有值得深入研究的巨大空间。体育运动对任何一个全球化城市的内生发展与外生吸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联合国(2010)指出体育是实现其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一种可行、实用的工具。随着国际体育赛事数量、参与人数、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人们对大型体育赛事影响的研究兴趣呈指数级增长,成为大型事件影响理论研究的重点。早期的研究主要从经济角度考察大型体育赛事,鉴于赛事带来的预期经济影响和评估赛事绩效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Crompton,1999;Porter&Fletcher,2008),但Chalip(2006)指出,社会影响是 潜在事件价值的核心来源(也是问题的潜在来源) 所以必须予以重视。广义而言,大型体育赛事的影响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影响,与经济和环境影响相比,社会影响及其评估更为困难且具有挑战性,不仅构成因素错综复杂,指标宽泛不定,还难以客观准确的测量,具有模糊性、潜在性和广泛性,所以一直是体育赛事影响研究的难点。但对于由国家或城市主办的大型体育赛事,其本质上已经是一个准公共产品,举办国或举办地政府无论是在前期考虑还是举办后的成果验收中,都更看重其辐射延伸带来的社会影响,如2022年北京冬奥会,其《申办报告》中对举办目标的庄严承诺是: 北京将秉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把冬奥会申办筹办与城市生态环境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树立奥林匹克运动与城市互动发展、共赢发展的典范,创造更多积极、持久的奥运遗产,更好地惠及公众。 由此可见,大型体育赛事社会影响既重要又复杂,值得我国体育理论界深入研究。本文将对国外大型体育赛事社会影响理论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明了其研究进展,厘清其研究内容框架,并在与国内研究现状的比照中,得出对我国体育赛事社会影响理论研究的启示。研究方法:文献综述能够结合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提供系统性或描述性的文献综述方法,可以收集、分类、总结某一学科领域前期研究价值与发现动态变化的状况,启示当下研究的重难点和未来研究发展的可能方向,是本文探索国外大型体育赛事社会影响的研究方法。本文在详尽检索国外大型体育赛事社会影响的相关研究基础上,对此理论的研究脉络、内容和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梳理。同时还采用文献溯源的方法,对最新代表性成果的参考文献重点分析,理清各层面的研究脉络。研究结果:总结大型体育赛事涵盖的几个显著特征:国际性赛事、媒体报道覆盖范围广、巨额成本投资/公共支出、短暂性周期举办、吸引大量外地游客、为赛事建设或翻新基础设施设备。国外文献的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社会影响评价的宏观指标研究较多,对指标进一步操作化到测量层面的研究较少;理论研究较多,实证研究较少。研究结论:虽然学者们对大型体育赛事的定义讨论仍未有获得公认的标准,却以各自的专业研究做出阐释使得此概念轮廓越发清晰。从定义的动态变化中可以推断出,研究学者们的聚焦点从商业性短期收益的经济影响逐渐拓宽到各方利益相关者整体长远的社会影响方面。随着大型赛事的规模和影响不断呈上升趋势,学者们也意识到标准和定义是基于当下赛事的已有影响和实际规模提出的,需要根据实际发展不断注入新的维度和数据、对指标进行定期修订以便更好的区分赛事属性、丰富不同类别和属性的样本以进行横向对比研究、设计不同时间长度实验以便观察纵向变化等。文章最后在概述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认为今后可能的突破是:将数学中的综合模糊评价法运用于体育赛事社会影响客观测评;并且在评价方法中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定性指标采用主观感知问卷量化操作的启示。

武术国内外研究现状：当前中华武术在国内外发展现状不容乐观，而且发展现状极不稳定，竞技武术一枝独秀发展迅速，传统武术略显落寞。武术形式逐渐西方化，为进入奥运会已有些不伦不类。学校武术已名存实亡，大众武术尚需加大支持和引导力度。媒体时代和后奥运时代的到来使得武术传播的方式已跟不上发展，需拓宽传播路径，不断地完善传播机制。武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长期生产劳动过程中创造并形成的一种土生土长的运动方式，它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中华武术其历史源远流长，与中华五千年文明相辅相成，有着血肉难分的渊源关系，随着时代的不断地发展，中华武术所特有的防身、健身、修身、养性等功能也都得到了更直观的体现。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武术也逐渐地走向了世界。受西方体育运动思想的影响，中国武术逐渐向着竞技武术和传统武术两个主要方向发展。

国外体育社会科学发展状况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科技理性;人本主义;建构

论文摘要: 文章以日本的体育研究为主要分析对象，探讨了国外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得以发展的社会背景、组织特点、经费支持及其发展趋势，提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在描述、解释体育自身的现象与问题，提高它的实际应用价值的同时，正在进入更高的学理探讨的层面，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展开一种学术性的对话，从而共同参与对于这个世界的话语建构过程。

20世纪以来，体育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它的影响超越了体育本身的范围，已经辐射到了社会的许多层面，包括政策、历史文化、社会、产业和大众传媒等等方面。因此，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体育问题，不仅是体育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社会科学研究有关领域所关注的重要对象。比如，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在他的经典著作《区分》(distinction)中就以大量的篇幅分析法国社会中的体育分层现象，以此来论证他所提出的有关资本、惯习以及场域概念对于人类实践活动所具有的意义。

今天，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众多分支领域，这些研究在不断形成各自的学科理论体系的同时，也参与了对于体育活动的社会性建构。它不仅丰富并提高了人们对于体育问题的认识，并且以多种方式对于体育运动的健全发展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体育作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性活动，日益成为一种公众性话题，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透视社会的结构形态及其变迁状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

在这种背景下，国外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与以前相比，日益得到普遍的重视与关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以日本的事例为中心，以体育社会学研究为主要对象，对国外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做一个初步的分析。

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得以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科学研究活动，从发生学意义上讲是一种个体行为。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组织化，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一个被组织化的社会。不管社会的形态如何，今天的科学研究活动都会在一定的组织状态下得到展开。这是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前提。

作为一种有组织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起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而在这之前，有关体育的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用自然科学，特别是运用人体科学的方法。比如1928年在阿姆斯特丹第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同时举办了冠以运动之名的第1届体育科学大会。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科学应该是无所不能的。间题是西方人所理解的科学，也即SCIENCE，几乎特指我们所认为的自然科学，而奥运会竞技中的胜利至上主义更使体育研究中偏重自然科学的倾向得到强化。

在充分展示了现代科技成果给人类带来恶梦般现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开始对被奉为神明的科技理性提出置疑。海德格尔非常尖锐地指出:技术不仅成了掌管日常思想的手段和形式，甚至生命的本质也被迫把自身交付给技术制造去处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在他的代表作《批判理论》一书中则断言:科学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掩盖了社会真实矛盾及其过程，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有关当下社会境况的正确理论，去反映社会的诸种矛盾。总而言之，人们开始反思自身所安身立命的生活世界的状况及其意义，这就为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人本主义传统的复苏提供了契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萨特的存在主义风靡世界的景观仅仅是为战后社会科学研究的隆重推出提供了一个佐证而已。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对于体育问题的研究则一改自然科学方法独步天下的局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终于登堂人室。在一些国家的大学里，体育哲学、体育社会学等分支学科得以建立，一些体育研究所开始组织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课题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各分支领域的国际、国内学会逐步得到设立，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开始进人快速发展时期。

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是如何被组织的

一般来说，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与每个国家特有的体育科研体制有关，而这种体制又会受到各国体育体制基本特点的影响与制约。

如果对各国的体育管理体制做一个大致归纳的话，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

1.政府主导型:又可分为中央政府主导(如法国、希腊等国，我国也可以归为此类)和地方政府主导(如加拿大和比利时)两类。

2.法人型:典型的有英国的体育评议会(SPORTS COUNCIL )。

3.社团与行政混和型:如德国，政府内务部一德国体育联盟

4.团体主导型:如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这里讨论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问题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是如何被制度化的，二是这种研究是通过怎样的社会途径得以开展的。

关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主要分布于一些高等院校，特别是一些体育院校之中一体育专业课程设置的不断完善过程，同时也是体育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在这些高校中得到不断发展的过程。目前。一些国家的体育院校基本建立了较为齐全的包含体育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课程体系，而承担这些课程的专业教师大多为这一学科领域研究的主要力量。如拥有6000余名会员的日本体育学会，其大部分成员来自于大学教师。又比如在俄罗斯，相对于4所体育科研所的450余名专业科研人员，各体育院校的专业教师接近8000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力量的分布在此昭然若揭了。

其次是一些体育研究机构。如体育研究所等，其中包括具有团体性质和民间社团属性的两种。前者如德国的联邦体育科研所，它成立于1970年，是德国内政部直属的国立体育科研机构，以组织和协调全国体育科研工作和提供体育信息服务为主。该所设立社会科学和体育文献信息部，以体育、学和学为主，兼顾体育学、、史学、和学。民间研究机构如日本SSF笹川体育财团.它以支援大众体育的发展为宗旨，同时组织力量开展以大众体育为主题的系统研究，至今已公开出版影响深远的《大众体育白皮书》等书刊，引起体育界及其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

同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一样，目前国外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通过各种学会的活动而加以开展的。这种学会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最近，区域性的跨会以一种比较快的速度建立起来。除悠久的北美体育社会学会、体育史学会外，即使在亚太地区，规模不等的区域性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团体组织也建立起来并开展了各类学术活动。

根据这些学会组织的收人来源，可以大体将其分为三类，一是完全依靠会员所交纳的会费或个人与团体的捐款进行活动的。北美的学会基本如此。二是主要借助于会员的会费，同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若干资助的，如日本体育学会。三是既有特定出资企业的赞助金，又有会员会费的收人的`学会，如日本体育产业学会，它的主要出资企业为日本体育产业团体联合会，在这个联合会里包含了美津浓、阿西克斯等体育企业。

三、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支持

不言而喻，研究经费的保障是体育社会科学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通过对一些国家科研经费来源情况的考察，可以将其大致归类为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有关部门的研究基金。前述德国的联邦体育科研所，其研究经费全部由国家供给，自身绝无创收任务。1993年的经费为1257万马克(约合7200万元人民币).其中课题费为万马克。每年的课题约为23个。平均每个课题约5万马克。其中课题和委托课题的比例约为19:4，也就是说，这些研究经费除了提供给所内研究人员外，同时面向社会，从而起到组织与推动整体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俄罗斯的一些国立体育科研所基本也是同样情况。

又如“日本学术会议”这一研究组织。它是所属日本文部科学省管辖的统合性学术团体。代替文部科学省协调全国所有经过注册备案的各类学术组织，同时接受各学术团体以及个人的课题项目申请，经审核通过后下达相应的研究经费。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组织也是同样，它专门用于国外高级研究人员在日本国内的访问研究或者合作研究。

3.社会团体的研究基金。1985年北美体育经营学会(North American Society for Sport Management)的设立，预示着体育研究领域中“产、学、研”三位一体研究模式的诞生。体育经营学领域的课题研究与课程建设通过教育研究机构与体育产业组织的沟通合作机制得到开展。在这一过程中，体育产业组织对于体育经营学的研究提供导向性信息资源及其经济奖励。

日本有较多的企业组织设立体育研究基金，如前述的SSF甚川体育财团。设立专门的体育研究基金，资助大众体育研究方向的课题项目。美津浓公司同样也专门设立了体育振兴发展基金，重点资助社区体育的发展项目，同时对体育学术团体及个人的研究项目给予资助。如日本体育史学会多次到美津浓公司体育振兴发展基金，开展大型的集体研究项目。

3.高校的研究经费。以日本体育大学为例.该大学每个研究室多会从学校分配到一定份额的年度研究经费，学校及其体育研究所另外设置一定的研究基金。供全校教师提出研究项目进行申请。这种研究体制基本上解除了教师在科研经费上的后顾之忧，保证了科研活动的计划性与连续性。

四、体育科学研究的发展特点

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爆炸、信息泛滥的时代，其中不乏优劣不分、良芳不齐的知识霸权现象。美国当代著名的家卡斯特对此评论说:目前，全球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快速结构转型，人们在这一巨大转型面前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知性应对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呈现出一种比任何时期都要繁荣的景象。

1、分化与综合的趋势并行。今天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如果对它做一个分类的话，可以列出无数个分支学科名称，专业的分化越来越细，甚至可以这样说，只要总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一个新学科的话，就会有冠以体育名称的分支学科。与此同时，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也体现了一种综合的发展趋势，这是因为体育的社会性问题已难以从单一的学科角度得到完整的解读，比如职业体育的问题，不仅需要学的视角。同时也需要社会学的、学的、的、学的以及学等学科的专业知识。因此往往一个课题的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具备多方面的学科知识，或者多方面学科人员的参与。

2、学科研究力量的再整合趋势。体育作为一个开放性的人类活动领域，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相关联，其中隐含着丰富的社会科学研究资源，因此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以体育现象或问题作为分析的案例展开各自的研究。从而充实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力量。

前述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经典著作《区分》出版以后，在他的周围聚起了一批社会学家运用他的理论分析工具开展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从而形成了被称为布迪厄学派的法国体育社会学流派。

日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研究人员基本来自于体育院校的学科教师。主要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作为研究体育问题的分析框架，集中讨论了体育的政策体制、组织结构、群体关系和社会化等间题，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日本体育社会学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等大学的社会学家为主体，结合部分体育社会学研究人员，独自成立了体育社会学研究会，从社会学问题本身出发，运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方法、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方法、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以及埃利亚斯的文明化理论等对体育与主义、体育与全球化、体育与社会性别、后现代体育、体育与共同体再建等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从而将日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3.参与社会性话语的建构过程。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人在一种被约束的条件下再构了自己的世界。体育也是如此。它在受到社会多种因素制约的同时，也参与了这个社会的建构过程。尤伯罗斯独创的奥运会经营手法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可与传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体育研究中的社会性别问题、体育与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体育与共同体意识的关联间题、体育与大众传媒的话语霸权问题等，都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话题。

五、结语

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也许正面临着这样的课题，即如何在描述、解释体育自身的现象与问题，提高它的实际应用价值的同时，进人更高的学理探讨的层面，与其他社会科学展开一种学术性的对话.从而共同来参与对于这个世界的话语建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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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传统工艺研究现状论文

论文国内外研究现状写法如下：

首先，我们要知道国内外研究现状是什么，其实通俗来说，就是国内和国外对于一个研究对象目前的研究现状，可以是国家层面上相关部门对于研究对象的研究，也可以是权威学者，对于研究对象的研究。

所以很明确，国内外研究现状有两种写法，要不就是从相关部门对于研究对象的研究，或者就是从学者对于相关研究现状的研究来写。

正常来说，国内外研究现状都需要大家去阅读大量的文献，然后总结学者的主要观点，这里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可以直接从一篇文章的摘要看出来，一个学者的研究观点主要集中在哪些，这样的话，即便你不完整的阅读文章，也能知道文章的主要观点。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直接从硕士论文里面去摘抄，大家可以找一些和自己题目一样，或者是关键词一样的硕士论文，我们在里面摘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且将这个话改成自己的意思，这也是一种写作方法。

但是注意标注引用的时候，一定要找到最根本的文章，而不是你参考的这篇硕士论文。找文献去哪里，中文的话我们可以从百度学术或者是知网里面直接观看，主要就是看一篇文章的摘要，因为主要观点都在摘要里。

英文的话，之前有提过从谷歌学术去搜索关键词，就能找到很多的国外文献，这里要注意，查找国外文献的关键词，一定要翻译成英文，如果是中文的话，是没办法识别的，然后只需要把相关的英文文献翻译成中文，再去进行总结就可以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范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正式提出经过了漫长的过程。相对于有形的物质类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容易受到破坏甚至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迫在眉睫，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鼓励在保护中利用，以利用促进保护。下面我们来看一篇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题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策略研究

【内容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在当今信息化高速发展，互联网无处不在的时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介绍了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经验，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先进做法，从互联网背景、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计划、少年儿童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海外传播四个方面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策略。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互联网；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一直与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等融为一体，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记忆。

近些年来，“非遗”一直是个热词，非遗的保护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

在传统村庄减少、农耕方式替代的时代背景下，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也要与时俱进，创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符合当代人审美和精神文化需求的非遗，使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

一、非遗活态传承的意义

非遗的活态传承是指非遗的产生、发展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环境中进行传承与发展，其最终目的是保护非遗。

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活态呈现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血脉和情感的主要体现。

非遗不是文物，不是凝固的。非遗历经千百年的文化流变，是动态的、可变化的，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各时代的传承人群在与历史、自然等环境的互动中不断对非遗进行再创造。

一方面，非遗项目需要在创新和传承相结合的良性互动中，为当代人理解和认同，真正实现活态传承。

另一方面，非遗的活态传承也要杜绝过度商业化的倾向。

例如，在一些旅游景点，“泼水节”“火把节”天天上演，那只是“表演”,而非“过节”;带有恶搞甚至低俗性质的婚庆习俗强拉游客参与，目的就是让游客为名目繁多的消费项目买单，早已失去了展示非遗项目、让游客了解认识非遗的初衷。

这种纯粹为了赚钱、改变非遗性质的所谓创新，实则是对非遗的严重破坏，在非遗的活态传承中是要坚决摒弃的。尊重非遗，保护和传承非遗，核心是保护传承人，尊重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保护传承人群获得收益的权利，在保护和传承中实现非遗的创新性发展。

二、日本非遗活态传承的经验

日本是世界上文化遗产保护走在前列的国家，重视非遗的活态保护，他们的许多做法都值得借鉴和学习。

（一）创新求变的传承之路。

以传统手工技艺为例，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传统金属工艺、漆艺和陶艺制作时使用天然材料和传统技法，对器物形制、色泽、纹样进行改良创新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和人们审美取向的改变。

1974年日本颁布了《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法》，1992年国会进一步修正该法律，加大了扶持力度。日本的传统手工艺坚持创新求变，因此多年来发展良好。

（二）“人间国宝”的认定和保护。

非遗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是“活”

的动态文化，其声音、形象和技艺存在于从事它们的人身上，传承人是确保非遗“活态性”的核心因素。

日本在非遗的保护中非常重视传承主体，强调对传统文化持有人的保护。

非遗保护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对传承人的认定。日本将那些具有高超技能，能够传承某项文化的“身怀绝技者”,称为“人间国宝”.

日本的这些“人间国宝”对所传承的技艺予以记录、保存并公开。

日本 *** 每年给这些“人间国宝”200万日元补助金，用来培养和传承继承人。因此， *** 监督该笔款项的使用情况，“人间国宝”

每年要向 *** 报告该笔款项的用途。日本对“人间国宝”的认定和扶持有力推动了日本非遗的传承发展，“能乐”、“歌舞伎”、“狂言”这些日本传统的艺术表演由此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三）非遗保护中的儿童意识。

非遗的活态传承不仅是少数核心传承人的保护，还关系着培养传承群体，特别是传承群体中的少年儿童。

日本非常重视对传承群体中少年儿童的培养，为中小学生提供体验传统艺能的机会。

例如“歌舞伎”,2001年开始举办以中学生为对象的“歌舞伎讲习会”,从2002年起，“歌舞伎讲习会”拓展到小学生，并且每年都予以实施。

日本中小学在课程设置上也非常重视日本传统文化的学习，设立了传统工艺品课程，加深中小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培养他们从小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亲近之情。

三、我国非遗活态传承的策略

（一）互联网背景下非遗活态传承。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借助互联网技术，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更加贴近年轻人、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被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接受与选择，拓展其生长空间，以真正实现非遗的价值。

微信推送、淘宝开店、视频课程，是许多非遗项目都在尝试的互联网背景下活态传承的新途径。

以桐乡竹编的传承之路为例，竹编传承人钱利淮和他的团队开创了竹芸工坊，让竹编从小众作坊走向大众传承。

他们根据受众的年龄和基础编写了生动直观的竹编网络课件，开设竹编私房课的网络直播教学，并在“竹芸”微店上推出竹编DIY商品。钱利淮开创的“互联网+竹编”的传承形式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普通大众可以根据需要在网上选购竹编材料，按照网络课程自己在家学习竹编。

浙江桐乡推出了非遗项目专题传习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剪纸、桃核雕刻、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木雕、麦秆画，最大程度地满足公众对非遗以及传统文化的需求。

非遗项目通过互联网汇聚人气，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人到非遗项目实体店；通过非遗项目实体店的展览、展示，创造一种审美的情感体验，以及对于传统、对于历史的敬畏，形成互联网与实体店的良性互动发展。

社交媒体公众账号、移动终端应用程序这些途径让非遗越来越进入普通公众的视野。

例如，浙江象山的非遗订阅号“象山非遗”,信息发布频率很高，阐释质朴而到位，策划很接地气。

中央美术学院发布的《中国古典家具》APP大受欢迎，这个APP运用游戏的手法，实现明代榫卯家具的完成过程，在带给人们娱乐游戏的同时，使人们了解到中国传统木作的“灵魂”---榫卯的技艺。

这个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明代榫卯家具APP,是数字化背景下将现代新技术与非遗中的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这个明代榫卯家具APP,使用户短时间内能够直观的认知榫卯家具的结构和组合，让非遗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实现了非遗的活态传承。此外，通过开发非遗游戏软件来扩大非遗在儿童、青年人中的传播。

例如：南通蓝印花布的游戏软件收录了近千种蓝印布典型图案，该软件还可用在苏绣、云锦等非遗项目中。

（二）实施非遗传承人群的支持和培训计划。

人是非物质文化的载体，传承人是确保非遗活态传承的核心问题。

除建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之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第29条规定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

目前，文化部已命名了4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国家自2008年起，补助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8000元，2016年起提高为每人每年2万元。

非遗的传承仅靠为数不多的代表性传承人作用甚微，还需要积极培养非遗持有者、从业者等非遗传承人群，通过非遗传承人群来推动非遗的活态传承。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培计划”

）正式启动，该研培计划是文化部联合教育部专门针对非遗保护发起的。

研培计划有助于提高非遗传承人群的技艺能力，有助于非遗传承人群深入领会传承项目的文化内涵，从而增强非遗活态传承的持久动力。

（三）非遗走进少年儿童。

非遗的活态传承要在少年儿童中扎根。聘请民间艺术家走进课堂为中小学生常年授课，教授传统手工艺课程，为学校里的少年儿童讲好民族文化的每一课。

在符合条件的中小学建立传统文化基地，将非遗烙印在少年儿童心中，鼓励中小学生从小就树立保护传承非遗的意识。

充分利用民俗、节日，让少年儿童在非遗实践环节参与技艺体验，在体验中培养少年儿童对非遗的兴趣爱好。

建立非遗博物馆，展示非遗项目的图文及实物，举办非遗项目展示展演互动活动，点燃少年儿童非遗教育的火种。通过深入认知和参与非遗项目，使少年儿童成为非遗活态传承的后备力量。

（四）非遗的海外传播。

将中国的非遗向世界传播推广，是进行国际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

以非遗项目剪纸为例，剪纸在中国多地广泛存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也有剪纸。

以剪纸为媒介，可以很好地起到文化交流沟通的作用。

在中国剪纸推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央美术学院通过剪纸与世界进行沟通交流，十多年间与不同国家进行以剪纸非遗为主题的创作合作，将剪纸作为国际间交流共有的文化背景。

这既推动了中国剪纸走出去在海外的传承，也促进了世界对中国剪纸艺术的认同与接纳。

从营销策略来看，将非遗产品上传到网络平台，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远销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极为宽广的领域。

【参考文献】

[1]王英杰。浅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J].理论界，2013（4）：67

[2]陈又林。从日本经验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J].神州民俗（学术版），2012（3）：10~12

[3]徐继宏，薛帅，郑蕾。“走进非遗第一线”振兴传统工艺浙江行纪实[N].中国文化报，2017-06-08

[4]郑海鸥。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让非遗活起来传下去[N].人民日报，2017-06-08

国外对戏剧传承的研究现状论文

歌剧伤逝国内外研究现状：中国歌剧是歌剧艺术于20世纪早期传入中国后与本土已有的音乐艺术相结合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是一个宽泛的音乐戏剧概念,是在中国民间音乐(尤其是戏曲音乐与歌舞音乐)与外国歌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是中外戏剧、音乐相结合、相交融的结果。歌剧艺术在中国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经艰难坎坷,产生了近百部歌剧作品,其中虽然良莠不齐,但这些艺术实践为现在和将来中国歌剧的存在和发展准备了坚实的基础,为形成中国特色的歌剧艺术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什么样的歌剧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歌剧?本文从总结和归纳过去近一个世纪中国歌剧在发展中所形成的基本特征、总体风格入手,通过对《伤逝》这部在中国歌剧创作实践中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作品的分析研究,得出一些对当今中国歌剧创作实践的启示。全文分为导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导言提出形成较成熟的中国歌剧风格要清楚的三个问题,选取《伤逝》作为分析对象的原因及写作本文的意义。正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中国歌剧的基本特征和早期创作。第二部分详细分析了歌剧《伤逝》的艺术特征。第三部分概述了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歌剧发展概况及《伤逝》的创作方式和创作思维对当今中国歌剧创作的启示的现实意义。结语部分回答了导言中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并再次肯定了施光南和歌剧《伤逝》对中国歌剧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