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汇报历任总编辑

上海文汇报历任总编辑

1989年至1992年，任上海《新闻报》记者、编辑；1992年至1997年，任《解放日报》记者、编辑、总编室副主任；1997年至2003年，任《申江服务导报》副主编、主编；2003年至2008年，担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2008年7月任《文汇报》总编辑。 2013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上海市版权局局长。

任仲伦，浙江宁波人。 *** 党员。大学学历以及上海交通大学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EMBA)。历任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文汇报社《文汇电影时报》总编辑，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上海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教授。200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任仲伦1974年参加工作，连续多年被授予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称号。

2005年度亚太电影博览会"最佳展示奖"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副总裁、上海电影集团公司总裁。2003年5月他以"开放促改革，合作促发展"的理念，利用有限的资金和丰富的市场资源，借用与国际接轨的行销手段以及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海外的著名片 商、导演、演员合作拍片，推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如 《2046》、《地下铁》、《长恨歌》、《如果·爱》和《伯爵夫人》等，探索出了一套合拍片的新思路。在电影发行上，任仲伦努力创新电影宣传推广的方式，加强电影宣传的力度和声 势，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影院;上影集团主动争取与 *** 有关部门合作，通过企业赞助、院线让利、影院优惠的方式，发行阳光电影卡，放映低价公益电影，降低电影票价，让更多的普通百姓有能力走进影院观看电影。

1974年参加工作。

1983年1月开始担任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1996年12月在文汇报社负责《文汇电影时报》工作;

2000年11月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2001年12月担任该协会副主席。

曾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副总裁、上海电影集团公司总裁、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

2014年4月 任上海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

任仲伦198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中文系副主任、教授。并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理事，长期担任《文汇报》特约记者、《文汇电影时报》评论版主编。长期担任电影理论与艺术理论教学工作，先后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电影学理论》、《电影批评学》、《新时期电影》和《中国电影导演》等课程。撰写《新时期电影》、《中国新潮导演》等学术著作。

《走出西柏坡》

《 *** ·一九二八》 担任制片《鲁迅》 担任制片

《如果·爱》

《天狗》

《东京审判》

《龙虎门》

《2046》

《世界》

《长恨歌》

《伯爵夫人》

《三峡好人》

《24城记》

《亮剑》

《葫芦兄弟》

《爱情公寓》

2007年荣获华表奖优秀出品人奖 《凯歌自述》获全国电视专题片一等奖;

《 *** 在陕北》获中国广播电视奖二等奖、上海广播电视奖一等奖，

创作电影《走出西柏坡》的剧本，获宝钢艺术奖迎接建党80周年创作奖电影剧本奖;该片获2003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

创作电视剧《忠诚》，荣获第2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长篇电视剧优秀作品奖;荣获第22届中国电视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奖;

第5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优秀成果奖;

组织创作、生产了《生死抉择》、《红色康乃馨》、《汽车城》等影视剧，产生了全国性影响。

长期担任《文汇报》特约记者、《文汇电影时报》评论版主编。

长期担任电影理论与艺术理论教学工作，先后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电影学理论》、《电影批评学》、《新时期电影》和《中国电影导演》等课程。撰写《新时期电影》、《中国新潮导演》等学术著作。其中《新时期电影》获得全国高校电影学术著作一等奖，并在日本再版。发表各类论文与艺术评论数百篇，多次获得全国、华东地区和上海市有关奖项，被认为是具有思想锐气与才情的青年电影评论家，近年来，先后创作了《 *** 在陕北》、《凯歌自述》等电视专题片十余部。

2009年11月16日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60周年的日子，但对于上海电影集团公司来说，只有9年的时光--2001年8月，以上海电影制片厂为主体，成立了上海电影集团公司。

上影和中影从此成为中国电影的两大巨头。"中国电影界现在只讲票房，还没有去讲利润。""利润"是挂在任仲伦嘴上最多的词之一。

2008年，中影主营收入7亿多，利润亿元;上影集团主营收入亿元，利润亿元--上影利润是中影的20倍。

这是令人惊讶的数字。上影无论是电影拍摄的数量，还是中国式大片的比重，看上去远远不如中影。"我们做企业有个原则，不图场面热闹，不图表面繁华，而是发展以利润为王。我到上影六年，做了三个字，产业链。"任仲伦说。

11月9日，南方周末记者在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对任仲伦进行了近 5个小时的专访--这个著名的酒店和旁边上海影城，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主场，也是上影集团产业链中的一小部分。

目前，上影正在花10亿元建造11万平米的上海电影集团总部大楼和万平方米的上海电影博物馆;成立了上影英皇、上影寰亚;进一步扩大车墩影视基地到650亩……

根据 *** 的指示，上影集团也开始酝酿上市的可能性。

2003年5月8日，任仲伦接手上影集团，任集团党委书记兼总裁，他还记得欢迎会现场，"掌声稀稀拉拉"。当时是上影欠银行近5亿元人民币。

职工的工资发不出来，有人冲到任仲伦的办公室，把他的热水瓶全部砸光;有人扬言要杀了他。

南方周末:2003年，你接手上影的时候，上影是个什么状态?

任仲伦:上影有光荣传统，也有历史包袱。当时整个集团负债率高达70%，向银行借了5亿多元人民币，下属单位属于亏损的单位有71%，这些单位的亏损总额加起来有3500万。

我问财务总监，现金有多少?只有1700万。结果两天后来了一个通知，要支付上影离休干部一次性补房贴1070万。我还要给在职的人员发工资。我的第一周，主要是借钱和讨别人欠上影的钱。

有的老同志生活过得困难，拿着工资单在人大会议上说:"什么叫尊重艺术，什么叫尊重艺术家，我这样的国家一级演员一个月就拿三百块钱。"

当年我们借钱一次性解决了老同志的困难。老人对上影是最有贡献的。计画经济年代，电影业对国家财税贡献是文化界最多的。

南方周末:你怎么改变这样的局面?

任仲伦:当时其他电影单位都有这样难念的经。所以，大家都是利用当时的政策，跟 *** 要点钱，一个人头给个三五万，你离开这个厂吧。

还有就是采取类似独立制片的方法，把人力分散成许多小公司。当时流行一种观点:美国80%的影片都是独立制片公司制作的。独立制片船小好调头，人少精干没负担。

上任不久，市领导要我去美国考察。我去了美国七大公司，考察回来，我有了新想法。

南方周末:在美国你发现了什么?

任仲伦:我见到美国同行就问:"你们靠什么赚钱?"他们的回答让我心里发凉:在美国，一部电影的投资周期是两到三年，如果只靠影院票房，十部影片里只有一部赚钱。

靠录像带市场租赁和电视著作权，十部影片里也只有三部影片赚钱，另外七部电影是亏损或者勉强打平。

我问他们:这样低的赚钱几率，你们公司怎么做大的?我能不能给看你们公司的财务报表……美国许多公司都是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是公开的。米高梅公司2001年的财务报表里，新片的收入当时是亿美金，但著作权收入(他们叫片库经营)中，收入是亿美金。

他们的财务总监在片库经营四个黑体字后面写了一句话:"片库经营是规避公司本年度财务风险的'安全阀'。"

南方周末:所以米高梅公司是靠旧片维持的?

任仲伦:电影新片投资风险很大，对于拥有大量著作权的大公司来说，电影著作权可以帮他们规避经营风险，成为可爱的摇钱树。因为这些电影已经去掉了制作成本，只有直接的销售成本，其它的全部是利润。

当年的米高梅并不景气，但著作权的收入跟新片相比高了3倍。其中电影音乐、主题曲一年的著作权收入是亿美金。我们2003年全国电影的总票房才9个亿人民币。这等于是说米高梅公司一年电影音乐著作权的收入就相当于当时一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

难怪美国电影公司高层人人都会跟我说反对盗版。他们反对，其实我们也反对。

我突然意识到:上影不是穷光蛋。上影有800部故事片著作权，美术片厂有500多部美术片的著作权，科教影片有1551部的著作权。随着各地有线电视网的整合，网际网路视频网站的兴起，高清频道的推出，手机电视的开播，他们都需要购买大量的影视著作权。著作权就是摇钱树。慢慢会摇出真金白银。

上影和美国华纳合作建电影院，契约第一条规定:双方联合造的影院一定要挂华纳的Logo。还做了一堵墙，把华纳的玛丽莲·梦露这些明星形象都贴在墙上。

契约第23条再规定:因为挂了华纳的Logo，华纳就要收取智慧财产权费，费用是总票房的千分之三。

Logo不挂不行，是华纳总部的法务部门规定的;智慧财产权费不给也不行，也是规定好的。

任仲伦最后想了一个办法:上影也是一个知名企业，也要挂自己的Logo，华纳同意了;上影继而说，既然挂了Logo，上影也要收取智慧财产权费，华纳也同意了。

"平衡下来，相当于大家都不收费了。"任仲伦渐渐学到了好莱坞的逻辑。

南方周末:还有哪些快速改变的方法?

任仲伦:还是产业链。英国有个研究电影产业的专家分析了一个现象:1980年代后期，英国自己的国产片只占有电影市场的7%，90%以上的市场都是美国片。因为英国人没有自己的电影院线和发行公司，美国人在电影院不排英国电影，偶尔放点法国、德国电影，绝大部分放的都是美国电影。

这个专家得出结论，电影制片公司等于石油的勘探业，它是一个高投资、高风险的行业，可能会有高回报，也可能永远没回报。你勘探一个油井，贫油，死了;再挖一个油井，又没油，再干不干?第10个干不干?不乾，前面的投资就死光光了。你有可能到第11个的时候，突然发现一片油田，前面的投资全部回来了，还大赚特赚。

南方周末:但你不知道是在第11个还是101个，还是1001个。

任仲伦:对，所以院线公司和电影院等于石油行业的加油站。它是中期投资;会形成网路;能带来充沛的现金流。现金流是企业运行的血液，院线和电影院的网路会支撑你生产制片，形成良性循环。国际强势影业集团都有强大的市场网路。所以从美国回来，我们就下定决心，融资建电影院，发展院线。

南方周末:建电影院的钱从哪里来呢?

任仲伦:当时 *** 同志到上影视察，明确要求上影从事业单位改成企业。企业要走出困境，就需要资源配置。我当时争取到最大的资源，就是按国家广电总局的政策，凡是成立企业化的电影集团，可以配置一个电影频道。于是上影建立了东方电影频道，2004年12月28日那天开播，到2005年底，给我带来了1亿元人民币的现金流。同时，文广集团作为母公司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也给了支持。

南方周末:所以，当时的突破口不是拍片，而是放片?

任仲伦:我们没有选择单一的制片发展。世界著名电影集团都拥有自己的产业链，特别是强大的制片公司与强大的院线公司相互支撑，形成了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在计画经济年代，中国的电影制片厂都是单一的制片机构，拍完影片，由发行公司统购统销。发行与放映都受制于人。所以，我们认识到现代影业集团的发展关键时，什么叫心花怒放?当时的心情就是如此。2003年年底我们就超前下定决心，打造产业链!那时中国电影圈还在推崇"内容为王"，几个有名的厂长笑话我说:"造什么电影院，内容为王!造电影院是文化厅的事情。"现在中影和华谊也开始要造自己的电影院了。

南方周末:电影院让你们有底气和中影、华谊等抗衡。

任仲伦:在我的词典里，很少有抗衡的词条。上影在2004年年初就提出:开放逼改革，合作促发展。

前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论坛上，我半开玩笑说，上影追求的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深挖洞，说的就是要把基础打好;广积粮，就是要把稳定的利润作为企业的基础。

电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平民艺术，拍给老百姓看;另一面是"贵族艺术"，要花大钱的，所以搞电影的没有钱不行;不称霸，是说上影按照自己的战略大胆而稳妥发展，平等对待所有的合作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人愿意背着干粮来当你部下的，交上干粮，还要听你立正稍息。

近年上影默默创造了很多中国电影产业的第一:2003年和美国华纳合作了中国第一家合资电影院;2007年的《蓝莓之夜》是国内电影企业第一次投资外国电影。

南方周末:上影利润节节上升之后，独资拍摄的电影却越来越少，为什么?

任仲伦:答案很简单，大家为了规避投资风险。中影、华谊和上影都在选择合作拍摄。现在几乎看不到独家投资的电影了。改革开放前，常常是单家制片厂投钱拍，中影公司统购统销，一般是旱涝保收。在1980年代，一部影片的投资是30万左右，导演能拿到投资50万的影片拍，大家就要羡慕死了。现在一部商业电影动辄数千万，有的甚至上亿。

所以，大家都学会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赤壁》原来是6家投资，后来变成14家投资;《风声》本来我们和华谊两家投，后来加了个天津电视台;《建国大业》也是十几家，不管什么企业都不敢把钱全部压在一部影片上。

上影给《赤壁》投了3000多万，给《风声》投了2000多万，给《集结号》投了1000多万。现在世界范围的影业集团大抵如此，自己有好项目，就去融资;别人有好项目就去投资，目标就是一个，保证自己的投资有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2003年，我访问环球公司，他们的总裁告诉我，环球每年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影片是投资别人的，我去前一小时，他刚决定对波兰一部影片进行投资。

每部电影同时都有两三家以上的投资，可以规避些风险。中影拍《建国大业》，三平让我"投资一点"，我问成本多少，他说预算是3700万，我看成本控制的还可以，后来我投了10%。作为投资方来讲，因为这个成本低，赢的机率很高的。

南方周末:你可以拿《建国大业》票房的10%走吗?

任仲伦:应该说是利润的10%。这样的电影我当然投，三分钟决策。现在大家有一种误解。比如问你，这部影片投资多少?你说一个亿;再问票房多少?你答:两个亿。他就会说:恭喜你赚了一个亿。其实，投资一个亿，票房两个亿，片方是亏了两千万。因为片方只能拿走票房的40%。

南方周末:韩三平为什么心甘情愿让你拿走这10%?

任仲伦:大概他希望能确保票房。因为上影有全资的院线，它占全国10%的票房。我们的东方电影发行公司也很强，去年做到了亿营收。加上我们还有电影频道和四种电影杂志的宣传网路。韩三平当时跟我讲，我们确保一个亿吧。我说两个亿没问题。他当时跟我打赌说，票房做到两个亿，他在上海南京路上裸奔。结果最后做到4个亿，他改口晚上到车墩基地的南京路裸奔。

"上影光是服装，道具就有三十万套，我们各类拍摄用枪枝可以装备一个师。"面对南方周末记者，任仲伦一直很有底气。

而院线是他最有底气的部分:"今年我们联和院线票房可以做到6 . 5个亿，占到全国票房的10%，东方电影发行公司2008年做到了4 . 2个亿。"

上影集团在全国18个省47个城市有126家影院和404块银幕，现在占全国票房的十分之一左右，《建国大业》近4个亿票房里，上影集团的院线就贡献了4600万票房。

"没有自己的影院，院线公司就变成皮包公司了。"任仲伦强调。

南方周末:抛开利益关系，你掌握的联和院线能够不支持中影吗?

任仲伦:在国际上，院线公司拍片是自主的，而且各院线公司排的影片是不一样的。我们35条院线排的影片大同小异，这是不正常的。美国 *** 有一段时间按照《反垄断法》，限制制片公司拥有院线。为什么?他们觉得制片公司拥有的院线会优先放映自己的影片，形成不公正竞争。如果你对哪家有意见的话，那你不放、不排，或者少放少排他的电影，这在现实中是可能出现的。因为电影院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一部影片排与不排，排多少场，排在大厅小厅，都是影院经理做主的。

影院是不会意气用事的。只要有钱赚，就不会恶意排斥别人的影片。所以，美国后来就取消了这种限制。这里面有店大欺客和客大欺店的问题，如果这部影片很强势，你没有必要去阻挡它吧。即使它赚钱了，我影院也赚钱啊。它拿了40%，我拿50%。一般来讲，我们都是理性的企业家，不会互相残杀。如果硬要这样做，大家肯定是有矛盾了，变成恶性竞争，那么你阻击我，我也阻击你，打到后来你也损失，我也损失，到后来有一天大家还要握手的。

南方周末:只有共赢，不要共输?

任仲伦:是只想共赢，不想共输。只要你坚持恶性的自我保护就肯定共输的。大家都有院线，等于都有核武器，大家不要动，大家不要打。你一打我一打，大家乱了么。从原则上来讲，我们跟兄弟公司都是同一个战线的战友，争取互赢，不要互输。这几年上影与中影、华谊都有很多的联合出品。

南方周末:联合出品的坏处呢?

任仲伦:坏处?可能在最后著作权的分割上。时间长了就模糊了。实际上如果这部影片是3000万投资，每人1000万，从理论上这个著作权是归三家所有的。但时间一久会模糊这个著作权，特别是著作权收益。

但国外是一部影片上片两年以后，主导方会跟其他出品人商量说，让主导方出个价钱，把余下的著作权买回来。

2004年初，上影提出建立产业链，尽量将稳赚的放到最高点，这些部分包括前期拍摄道具的制作，后期冲印、做拷贝等。

"一般小公司没有洗印厂，没有发行渠道，我们上影有。你来洗拷贝，我们就会产生利润，加上前期道具制作、后期制作、发行等，又是一笔利润。"任仲伦就是这样从书生变成商人的。

南方周末:相比电影后端经营的红火，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很多上海导演都跑去北京发展了……

任仲伦:这是一个历史现象。其实很多电影人才都汇聚在北京，形成所谓的北漂。这几年上海本土导演开始回归，也有好的电影。彭小莲的《美丽上海》2005年得了四个金鸡奖;李歇浦的《 *** 1928》也是得奖的影片，包括这次江海洋的《高考1977》赢得了华表奖、金鸡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多项荣誉。郑大圣的《廉吏于成龙》获得了华表奖和金鸡奖。梁山的《父亲》曾获得开罗电影节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上海美影厂的导演基本坚持在本土创作。

我们也联合华语电影界的优秀人才。贾樟柯近几年的四部影片都是上影出品的，如《世界》、《三峡好人》、《24城记》，和这次迎接世博会拍摄的《上海传奇》;高群书第一部影片《东京审判》也跑来上影，第二部《千钧一发》也是和上影合作，《风声》也是，接下来我们的《追捕》也准备找他合作;王家卫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上影最好的合作伙伴，他和上影合作了《2046》、《蓝莓之夜》，和这次的《一代宗师》。

我经常讲，有意为之和无奈之举。说有意为之，是从国际和中国电影产业的现状来看，联合出品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基本面貌。其实，美国环球、华纳，他们基本不养导演、演员，主要靠一帮制片人，一年生产18部影片或者20部影片，自己独资生产的只有五部到十部，其它的都是参与全球的电影项目投资。说无奈之举，是因为由于在上影最困难时电影拍得少，导致人才或衰退或离开，最后就缺乏有观众号召力、资本号召力的商业电影导演。目前我们没有冯小刚、陈凯歌、张艺谋这样有商业影响的导演，上影要有谢晋这样的大导演，这也是我们追求的。

南方周末:为什么没有?

任仲伦:我研究过上海电影的历史，它有个传统就是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就是谢晋，成为当代电影的高峰。当中国电影进入商业化时代，上影没有应运而生商业性的大导演。这需要个过程。导演的成长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商业影片需要大投资，要拿钱砸，给你硬配置，比如一个章子怡或者配周迅，靠强有力的宣传和大数量的拷贝覆盖;还有一类是艺术电影，要靠威尼斯、坎城、柏林这样的国际大奖露出脸来，像贾樟柯的影片那样。

电影一定要有人注意，没人注意就惨了。电影市场上其实也有一些好电影，导演不错，但没有人去看，很容易被商业大片淹没掉了，票房都很差。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些不错的影片，不能像推广大片一样给它们砸钱，让它们变得比较牛呢?

任仲伦:有些影片不错，指的是它的艺术追求和质量，但是它自身的观众群是有限的。光靠宣传也难以赢得市场更多的观众。有些影片本身是一部商业影片的模式，你就会选择作为商业影片来投入。

现在电影市场讲商业号召力，遗忘了电影另一个价值思想和艺术价值。一个导演没有太大影响，投资商不会给你投钱配置好班子。某个公司觉得有部影片蛮好，去找一线的演员，他问的第一句是:"谁导?"后来因为导演对他没有吸引力，他不来了。然后这个公司再找老板们，老板们先问:谁导?谁主演?没听说过啊，算了吧。

最后只能这个公司全额投资，考虑到收支平衡，它不敢投5000万或者1亿，因为有可能就回收个1000万。因为成本有限，这个电影用的都是三四流的演员拍戏，导演又没有知名度，又没有好的团队，观众也不会来，投资人肯定就赔本。所以投资人经常面临一个问题了，给谁投钱?投多少钱?其实背后是能拿回多少钱。

任仲伦反复引用 《好莱坞电影工业》书里的第一句话:"电影工业是一个始终让人模糊不清的产业，外行人如此，其实内行人也是如此。"

"《铁达尼号》投资两亿美金，变成十亿多美金票房的时候，大家都去研究它，把它的配方研究出来了:悲剧、爱情、灾难、高科技、题材的知名度，但把这个配方告诉你了，你去拍一部电影，不一定赢。"任仲伦说。

南方周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历史基本等于中国美术电影片的历史，现在这个美术电影制片厂赚钱吗?

任仲伦:现在正常运营没什么问题。美术片制作周期特别长，不像故事片，拍个半年一年，回收就两个月。做一个美术片可能需要三四年。但这个电影要回收的话，可能需要更长的回收期。

这几年，卡通片看上去好像很繁荣，实际上还是有困难。每分钟卡通片成本大概一万多块钱，央视如果收购播映的话，每分钟最高是1000块钱，大部分都是600到800块钱。投入和产出落差很大。

南方周末:迪士尼靠衍生产品赚钱的模式不能复制吗?

任仲伦:在唐老鸭之前，美国创造了多少李老鸭、刘老鸭，结果都死掉了。唐老鸭是在尸体遍地的情况下诞生的英雄。大家都希望自己成为幸运的唐老鸭和米老鼠。现在，我们的卡通片生产达十几万分钟，每个公司都算下账，盈利的真不多。

南方周末:《喜羊羊》不就成功了吗?

任仲伦:我碰上这家公司的老板，他说如果从综合投资收益来看，他目前不赚钱。《喜羊羊》电影卡通片的宣传是成功的，地毯式轰炸地做宣传，打广告。如果换成成本的话，谁做得起?这个现象一般是不能复制的。

电影《喜羊羊》是8000万的票房，影院要拿走50%，发行公司和院线公司拿走10%左右，留下40%，留给制片方的就是3200万。1000个拷贝就是1000万元了。《喜羊羊》在前期做电视片的时候亏了很多。

它赚钱的可能在哪里?要坚持做，明年做，后年再做，不断做不断做，把喜羊羊做成像唐老鸭一样的品牌，然后通过衍生产品来赚钱。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中国电影连续5年保持30%的速度增长?

任仲伦:我上任时中国电影票房只有9个亿，今年可以达到60亿，这是很可喜的。但如果是利润的30%增长，那大家就是喜出望外了。

中国电影界现在只讲票房，还没有去讲利润。如果这个行业有30%的利润，而且连续五年增长，我估计房地产老板肯定都来拍电影了。因为资本是有觉悟的，只要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资本就会紧急集合。现在电影票房增长30%，但制片成本也在大幅增长，客观上减弱了行业利润的增长。

南方周末:利润明显增长的只有院线吗?

任仲伦:从大账上算，票房增长，对于各个环节都有利。部分影片获利空间大些。但大多数中小投资的影片依然有亏;院线的利润增长多一点，影院增长没有想像的多，因为现在变成1600个电影院了，票房被摊薄了些。

南方周末:所以这个行业其实是不赚钱的?

任仲伦:我们说，电影产业的整体利润没有明显增长，没有票房增加那么快，因为电影成本也在增加，但不是说没有利润。票房是一个概念，利润是一个概念。每个单位的利润增长又是一个概念。有的企业利润增长很快，有的可能出现亏损，甚至出局。这就是电影企业的本性，生生死死，活下来的就是强者。

南方周末:现在是投资电影的好时候吗?

任仲伦:目前是中国电影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是基本事实。许多人看中这个行业，冲进来，对于电影产业的发展是好事。资本是有觉悟的，它总是往最可能有钱挣的地方冲。但现在也不能盲目，电影投资同样有风险，甚至很大的风险。

香港文汇报历任总编辑

张国良（历任新华社秘书长、《参考消息》总编辑、香港《文汇报》社长、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世界中文报协主席、香港新闻联会主席）：我与刘群是旧识，也曾是他的领导。2000年我出任香港《文汇报》社社长，他则是报社的记者。期间，刘群参与了报社不少重大选题的采写，更耐能可贵的是他兴趣广泛、勤奋耕耘，从中共全会的高层访谈到财经地产人物访问都涉猎深广。而见刘群更乐于思考，他是一名记者但他不拘泥于一时一事之报道，而常常与我探讨媒介经营发展之道，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干了10年记者的刘群离开了报社，创办“美地行”，开始了他在企业营销策划方面的新事业。人虽离开，但联系不断，我们的话题也从传媒扩展至了企业、品牌等等。10年记者，8年从商。两重身份的转换，使得刘群在媒体、品牌与营销等问题上，有着更客观与全面的认识。李蓉（刘群大学同窗、曾任上海市政府新闻处处长、现任《文汇报》社副总编辑）：大学时的刘群，就是一个极善观察和思考之人，时有惊人之语和与众不同的观点。这于他，也许已如浸润在血液中的基因。步入职场，这一秉赋令他游刃有余地转圜在媒体和商业两界，屡有建树。新闻科班的扎实功底、跨界交叉的从业经历，使他在剖析案例时更能有专业和独到的眼光。更何况其中一些案例还是由他亲自操刀的，自然深得个中三昧。谢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党委副书记）：还在复旦新闻学院读书时，刘群就不“安分”：时而是“小说家”，时而是校园报纸主编。毕业后到香港文汇报做到高级记者，摇身一变又去当了老板。如今，老板重拾笔墨，竟然宝刀不老，处处闪耀智慧的光芒。龚宇（曾任搜狐首席运营官、现任百度独立视频公司奇艺首席执行官）：新闻式传播恰恰是刘群在新闻界磨练思考十载，又在公关行业开拓探索八年后对媒介生产力的阐释。

香港《文汇报》是一份面向香港全社会的综合性大报，零售港币6元。以爱国爱港为办报宗旨，新闻报道公正翔实，及时准确；新闻内容详尽丰富，生动活泼；版面时尚，色彩艳丽，印刷精美。香港文汇报在中国内地各省市共设立包括北京新闻中心、上海新闻中心、珠三角新闻中心在内的三十个办站机构，拥有一支敬业、勤业的专业记者队伍，其关于中国新闻的报道和评论，经常获得国内外媒体的广泛转载和高度评价。香港文汇报立足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除香港外,每日还在美洲、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同步出版海外版，读者遍及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文汇报正在努力成为一家覆盖全球华人世界，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华文精英媒体。香港文汇报社长王树成王树成先生，河北省平山县人，高级编辑，现任香港文汇报董事长、社长。1983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具有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生学历，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编委，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他相继担任新华社半月谈杂志记者、编辑、主编、总编辑助理，1993年升任副总编辑、总经理；1994年12月调任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1997年底，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2005年底任《经济参考报》总编辑；2008年5月，担任香港文汇报董事、副社长，同年12月任现职。他还相继担任安徽省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副组长、安徽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安徽政协委员、安徽省记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记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老记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海外联谊协会常务理事等。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他写出百余万字的消息、通讯、特写、述评、人物专访、杂文、调查报告及报告文学等。其中一批稿件被新华社和相关部委评为全国好新闻，《我们永远需要艰苦奋斗》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辅导教材。他在新华社工作期间，相继组织和参与了国庆50周年、北京奥运会申办和筹备、抗击非典等重大战役性报道；参与过“漫游中华大地”等大型丛书的编撰，编著有《风云人物大写真》等人物通讯集和《太行山的呻吟》等报告文学作品。早在1946年，因国民党政府步步紧逼上海《文汇报》就范，报社负责人中就有人提议到香港创一新刊，这样可以桴鼓相应，互为犄角，使当局不敢轻易下手；一旦报馆真的被封，大家可以转移到香港。徐铸成力赞其议，但终因经费难筹，这件事就搁置了下来。鉴于上海馆已封，大家无事可做，何不趁此机会去香港开辟新的天地?徐铸成随即约来严宝礼、宦乡、陈虞孙商谈。大家一致同意徐先去香港与李济深见面，如愿合作，即共同出资，创办香港《文汇报》。事不宜迟，严宝礼很快托人秘密为徐铸成订好了赴港机票。临行前，徐铸成专门去了吴绍澍家一趟，问他在台湾旅游时所谈之事是否已经决定。吴恳请徐到港后务必向马叙伦、谭平山转达自己“转向”的决心。香港，徐铸成先去拜访夏衍。夏衍告诉他，非常欢迎《文汇报》来香港出版，但“色彩不宜太红”，因为港英当局对进步报刊处处刁难，《华商报》天天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文汇报》应准备顶上去；如果态度一如《华商报》，恐怕有被一网打尽之虞。翌日见到潘汉年，潘也谈了同样的看法。在和香港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接触之后，徐铸成便去拜谒李济深。他提出由双方各出10万元作开办费，创刊香港《文汇报》。李济深表示完全赞同，说由徐负责在港创办《文汇报》，影响必大。李专门留徐共进午餐，并邀来陈邵先、陈此生和梅龚彬作陪，席间就创刊计划进行了详细磋商，约定由徐、梅和二陈等四人全权筹备。此时，香港有不少上海《文汇报》时期的同人。他们逃亡到港后，生活无着，不少人依靠领取由夏衍等募集的救济金糊口，然后才各自找到临时性的工作。大家闻听徐铸成抵港有出版《文汇报》之意，就约集起来开酒会欢迎，表示一旦报纸创刊，即辞去现有工作，重回报馆效力。正在香港办《大公报》的胡政之也宴请昔日的部下、今日的竞争对手徐铸成。徐对香港《大公报》一反该报之中立传统，称共军为“匪军”、中共为“匪党”深为骇异，只是当着胡政之和一帮朋友的面不便言说。酒过三巡后，胡政之笑着说：“铸成，欢迎你来港恢复《文汇报》，大家热闹些。”徐知道这是在试探自己，就虚晃一枪说：“此来仅为访友。办报，谈何容易。胡先生清楚《文汇报》底子薄，要在香港办一报馆，哪有此力量?”在孟秋江的引荐下，徐铸成还拜访了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等在港民主人士。他们听说《文汇报》有来港出版的打算，都热情鼓励。在拜访谭平山、马叙伦时，徐铸成没有忘记吴绍澍的托请。谭、马二人表示一定将吴的转向意愿转告中共方面，并希望徐回沪继续向吴多做工作。诸事略有眉目之后，徐铸成即离港返沪，向严宝礼等汇报在港经过。大家都很振奋，立即着手准备相关工作。1948年5月，徐铸成正式赴港筹备创刊《文汇报》。临行前，他与黄炎培、陈叔通、包达三等三十余人在大世界附近的红棉酒家聚会，交换对于中共刚刚发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号召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热烈拥护。经商定，香港《文汇报》由李济深任董事长(登记时用别名)，蔡廷锴、虞顺懋、严宝礼、徐铸成为董事；总主笔徐铸成，总编辑马季良，副总编辑柯灵，总经理严宝礼，经理宦乡；报社设社务委员会，正、副主任由陈邵先、徐铸成分任，委员为严宝礼、陈此生、梅龚彬和马季良。领导层人事安排基本上是“民革”和原上海《文汇报》双方的组合。历时四个月的筹备，1948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终于正式与读者见面。创办之初，报社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拮据。上海《文汇报》本来就是个穷报馆，“民革”也属初创，资金不充裕，报纸出版近半年，双方交来的股款才各有两三万元，与当初约定10万元相距甚远。由于资金拮据，在寸土寸金的香港租不起像样的房子，大家只好“螺蛳壳里做道场”，局促在一幢四层小楼里。这幢房子小得不成样子，每层不到60平方米，编辑、排字、印刷、发行、食宿都挤在一起，身为总主笔的徐铸成，起初也只能住在楼梯转角处一间仅容一单身铺位的“斗室”里。徐铸成本来只负责言论，可是总经理严宝礼、经理宦乡均不能脱身来港，他只好兼管经理部事务，每天除了写社论、审稿，还要为职工生活、报纸印刷发行尤其是筹款等琐事奔波，工作强度可想而知。他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称其为自己服务新闻界60年中“最辛苦劳累之时期”。香港《文汇报》创刊前，徐铸成请郭沫若主持了一个茶会，茅盾、夏衍、侯外庐等二十多位文化学术界著名人士应邀参加。他们大多为上海《文汇报》写过文章，有的还编过副刊。郭沫若在这次茶会上，把《文汇报》当作解放战争中文化战线的一支部队，号召一切进步力量都来支持《文汇报》，并且勉励《文汇报》同人高举民主主义的旗帜奋勇前进。徐铸成邀请郭沫若主持周刊各版，郭欣然应允，并很快网罗了一批名流分任各个版面的主编：他和侯外庐主编哲学周刊，茅盾主编文学周刊，宋云彬主编青年周刊，千家驹主编经济周刊，翦伯赞主编历史周刊，孙起孟主编教育周刊。这一阵容之整齐强大，可谓一时无两。《文汇报》在香港能够“一炮打响”，这些专家主编的各具特色的高水准周刊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的港九只有80万人口，加上澳门也不过百万。不过出版的报纸却不少，仅大型日报就在10家之上，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读者群。在这样竞争激烈的报业环境下，《文汇报》竟然后来居上，一创刊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不到半月订户就突破两万，超过了《大公报》和《华商报》，这让徐铸成和同人们备感自豪。曾任香港《文汇报》副经理的黄立文后来撰文说，1948年到1949年这一年多，“是我们从事新闻工作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如此长期持续地处于极度兴奋之中的岁月。‘号外’出版发行的频繁，可以说打破了我国报业史的纪录。革命发展带来的欢乐，在读者中引起的强烈而持久的反应，报纸威信的迅速上升，在香港，除《华商报》等一两家外，是其他任何报纸无法比拟的。每当看到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自己经手编辑的报纸或‘号外’被抢购一空的时候，我们这批原来亡命香港的报人都很引以自豪”。

上海青年报新上任总编辑

安徽人在干嘛嘞们这

现任总编辑陈保平，曾任青年报部主任、三联出版社社长、文艺出版总社社长、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副社长，2005年任新民晚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主持工作），2008年任新民晚报总编辑，是上海作家协会会员。

冯兰瑞，经济学家，1920年9月出生，贵阳人。早年求学于贵阳达德学校，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赴延安，先后在青年工作委员会和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后考入中央军委编译局主办的外语学校英文队学习。1954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师资部专修政治经济学专业。历任上海《青年报》社氐兼总编辑、《中国青年报》编委兼文教学生部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兼马列教研室主任、黑龙江省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黑龙江省统计局副局长、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研究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副所长兼党委书记、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经济学周报》社长。著有《劳动报酬和劳动就业》、《按劳分配、工资、就业》、《论中国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就业问题研究》（与姜渭渔合著）、《中国社会保障制度重构》（与齐翔延、孙炳耀合著）。

于心妍是谁这个人我不认识你可以上网上查一查搜一搜看一看。

中国经营报总编辑历任总编辑

IORC认证是什么啊？好弄么？一楼那是留个么电话？800不是免费电话吗？

1979-1983年：南京大学气候学专业1983-1986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业气象学专业2002-200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国际MBA学习，2004年6月获美国Fordham大学MBA学位1986-1987年：中科院 实习研究员1987-1992年： 《中国经营报》社 历任记者、编辑、总编室主任等职1993-至今 《精品购物指南》报社总编辑 2006-至今兼任《风尚志》杂志社社长2014年-至今兼任《OK!精彩》出版人

李佩钰，男，苗族，字云秋，号阅微堂主，别署泣红斋主人，山东省威海市人，毕业于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国家一级美术师，IORC国际一级书法师、国际一级美术师。工行、草书，擅长写意山水、花鸟。现为中国艺术职业中心山东办事处主任、中国艺术学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当代艺术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名家研究会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艺术名家研究院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民族文化研究院常务理事、华南艺术工作者协会山东分会会长。书画作品入选国家级大展20余次并被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中华世纪坛、北京荣宝斋、山东省美术馆、浙江省美术馆、浙江大学、徐悲鸿纪念馆等多家机构和英国、法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友人收藏，并制碑刻于黄河翰林、苏州拙政园、黄山蕙园山庄、山东圣经山等名胜。个人传略及作品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人物辞海》、《国际书画名家名作大辞典》、《辉煌60——翰墨华彩写春秋》、《中国艺术家大典》、《改革开放三十年人物成就大典》、《现代书画30年名家精品博览》等100多部大型典籍。2008年五一被授予全国劳动英模荣誉称号，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6月受邀参加“中华之光—2008中国文化艺术界赴台湾访问团暨作品展”，作品于2008年6月28日——7月10日在台湾台北画廊展出；8月受国家广电总局邀请，由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凤凰卫视联合摄制《中国文化名家》系列纪录片——《书画名家——李佩钰》；9月，由北京市邮政局监制的《中国当代艺术名家精品系列——李佩钰作品选》一套八张明信片，在全国发行；12月，被授予“共和国改革开放先锋人物”称号。2009年1月，出席全国第二届道德模范大会，并荣获“全国百名道德模范”荣誉称号；2月，入选“建国六十周年艺术功勋人物”（中国艺术家交流协会【2009】第02号文件）；3月受邀参加中国书画名家2009北京—俄罗斯书画双联展；4月，当选“共和国60年功勋文艺家”（中国民族文艺家协会文艺部【2009】第001号文件）； 5月，个人业绩入选中共中央党校《求是先锋——共和国60年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丛书； 6月，入选“2009-中国艺术年度人物”（中国艺术学会【2009】第06号文件 证书编号：20092555）。

没有。李佩钰是中国经营报社总编辑，兼《商学院》杂志社长，1994年被任命为中国经营报社总编辑。2021年因经济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截止2022年6月23日，仍在狱中没有出来。

经济日报历任总编辑

是的。 1938年出生的艾丰自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在从事新闻工作期间，一直享有很高的知名度。52岁才开始学习经济学。 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1年毕业于社科院研究生院，1961年到1978年在北京广播电台工作，1978年到1995年在人民日报社历任编委、经济部主任。1996年到1999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从1999年到现在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 艾丰曾经是《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经济日报》总编辑；离开新闻工作岗位后他开始担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并成为一名知名的经济学家。现在还是品牌研究专家。

安岗 1984—1989 原经济日报社总编辑、全国政协委员高永毅 1989—1996 原经济日报社编委徐心华 1996—2001 原经济日报社社长、全国政协委员武春河 2001—2005 原经济日报社社长、全国政协委员郑光兴 2005—2008 经济日报报业集团副秘书长、经济学博士孟宪江 — 经济日报直属单位管理部主任梅绍华 至今 经济日报高级编辑、经济学教授

经济学家并非一个职业,而是一个行业对有所贡献的人的认可.我个人认为,我们把专家和学家这个概念搞混了，不是经济学理论学的很好的人就可以称为家...经济学家至少应该对这个领域的发展有所贡献，特别是专业知识上的贡献.如果按照我个人的这个愚见,恐怕大多数国内学者,都难称学家.可担学者之名的确有人在,比如...我们众所周知的人物...现实如此，不必太在意媒体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