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赋及赋论研究论文

白居易赋及赋论研究论文

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 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诗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正是由于这一点，后来一些株守传统观念的人对钟嵘的这一贡献不仅不予承认，而且颇加非议，如说他“解比兴，又与诂训殊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还正确地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对待和运用。他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因此，他要求兼采三者之长：“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即认为真正的好诗，既不能单用“比兴”以致“意深”、晦涩，又不能单用“赋”法以致“意浅”、芜累，只有兼采三者之长，酌情运用，才能感动人，“使味之者无极”。钟嵘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写诗要把事情写清楚，为读者所了解，就少不了要用“赋”的手法。同时，诗歌要抒发情思，驰骋想象，感染读者，耐人寻味，就又少不了要用“比兴”的手法。钟嵘的“闳斯三义，酌而用之”以及“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观点，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的，对后代诗论有很大的影响。唐宋时期的论述 唐代评论家对“比兴”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即不仅仅把它看作表现手法，而是赋予了美刺讽谕的内容要求。这跟郑玄的说法，是有继承关系的。不过，郑玄是用政教美刺去牵强附会地解释“比兴”的本义和《诗经》的篇章；唐人则是运用“比兴”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创作主张，强调诗歌应发挥美刺讽谕的作用，这就不存在牵强附会的问题。刘勰、钟嵘谈论“比兴”，有时也是涉及内容的，如刘勰所说的“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钟嵘所说的“兴托不奇”、“托谕清远”(《诗品》卷中)等。唐代评论家更进一步把“比兴”称之为“兴寄”，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修竹篇序》，元稹批评唐初“沈、宋之不存寄兴”（《叙诗寄乐天书》），而认为自己的诗“稍存兴寄”（《进诗状》）等，所说“兴寄”，也就是“比兴”。陈子昂又说：“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喜（嘉）马参军相遇醉歌序》）殷□也批评齐梁诗风说：“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比兴，但贵轻艳。”（《河岳英灵集》序）所说“比兴”，也就是“兴寄”。可见，唐人论“比兴”，大都是从美刺讽谕着眼的。柳宗元就明确地指出：“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白居易甚至还把“美刺兴比”作为一个词组来使用，如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谓之讽谕诗。”（《与元九书》）他们标举“兴寄”或“比兴”,强调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发挥社会作用,这对于促进唐诗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宋代学者对“赋、比、兴”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欧阳修在《诗本义》中、郑樵在《诗辨妄》中，都对汉儒解诗的穿凿附会之风提出了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仲蒙和朱熹，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他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所谓“叙物”，不仅是一个“铺陈其事”的问题,还必须和“言情”结合起来,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大大前进了一步，更加符合诗歌创作中对于“赋”这一表现手法的要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为数不多的古代叙事诗中，也存在着这类范例。例如长达1745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除了发端两句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外，通篇全用“赋”体，而叙述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后象北朝的《木兰诗》、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都具用“赋”法而表现出类似的特点。所谓“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仅是一个运用比喻进行修辞的问题,还必须在比喻中寄托作者深挚的感情。这样的“比”法，自然就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而不会象汉赋那样成为各种比喻性的词藻的堆砌排比。所谓“触物”，即接触外物而引起作者主观感情的冲动，也就是梅尧臣所说的“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又把情感浸透、寄托于所描写的物象中。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述，较之他以前的许多解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这些论点，后来曾被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杨慎的《升庵诗话》等辗转引载，后人的见解也大都是对他的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很少新的突破。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这和黄彻所说的“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见《诗人玉屑》)，基本是相同的。朱熹虽然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概括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他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者大力倡导的缘故。朱熹虽然也批评过汉儒解说《诗经》的某些迂腐论点，但是，他自己论诗也不乏微言大义的迂腐见解，如他在《诗集传》中注《关雎》一诗说：“兴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像这样来分析《关雎》的“兴”义，显然是受了《诗序》、《毛传》、《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而且他也没有象钟嵘那样注意到“三义”在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互相作用，往往把一首诗简单地归之为“赋也”、“比也”或“兴也”，甚至对《楚辞》也这样加以分解，结果不能不生穿硬凿,招致后人的讥议。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就说：“风诗三百,……后人强事臆测,系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导读：白居易最美送别诗，成名作《赋得古原草送别》，给"草"的送别诗，其中诗名中的赋得是什么意思？

都说如果唐代没有李白和杜甫，那唐代的诗坛便以白居易为首。很多人将白居易与李白、杜甫并称了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有"诗王"和"诗魔"之称，而大多数人对白居易的印象，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当然还有那流传千古的"离离原上草"。

说到"离离原上草"，甚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但却不知道这是一首送别诗，特别是这首诗的诗名，可能跟多人还以为就是"离离原上草"呢？

其实这首诗的诗名为《赋得古草原送别》，是白居易最美的一首送别诗。这首诗作于787年，那一年白居易16岁。而更令人意外的是，这首诗竟然还是白居易参加科举考试时的"命题作文"。

这首诗作于唐德宗贞元二年，那一年白居易参加应试。按照当时的科举制度，诗是必考项目，而且应试的诗必须是五言符合格律的诗，特别对押韵的要求非常严格。

而凡是应试诗，其诗名必须加上"赋得"二字，以限定的诗题，作法与咏物相类，须缴清题意，起承转合要分明，对仗要工整，才能称得上是得体的。先来看看这首诗：

这首诗通过描绘古原上的野草，来抒发送别友人依依不舍之情，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又像是一曲野草颂，歌颂野草生命力之强，无论什么样的生存环境都能生生不息。白居易凭借这首诗一举成名，而这首诗也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

命题作文一般都比较难写，更不要说有诸多格律要求的应试诗了，但白居易却凭借自己的才华，硬生生把一首应试诗写成了千古绝唱。可见白居易确实是诗中天才，可别忘了那时候的白居易才16岁。

当然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这首诗的艺术造诣之高。其实由草而写道别情，在楚辞中便有了，《楚辞，招隐士》中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这样的句子，而白居易的前辈王维，也在《山中送别》中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这样的句子。

前人有过这样的写法，白居易再来化用，其实难度更大，一招不慎便会被视为抄袭，而且必须写出新意，如若一点新意没有，将会贻笑大方。但古草原上的一颗小野草，要联系上送别，还要写出新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而白居易巧妙地将草木的枯荣交替，作为他的着笔点，草木一年年枯荣交替，不管经历多少春夏秋冬始终不变。白居易看似平平淡淡的描述，却是写出了古草原的生命规律，不可谓不巧妙。

而白居易描写的重点在于"荣"，而不是"枯"。他这样的安排便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做了铺垫。

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是朴实无华的句子，又是大自然、古草原的生命规律。可以说白居易这首诗与其说是送别，不如说是通过客观的自然规律，来歌颂人在逆境中不甘颓废，顽强拼命博以及奋发向上的精神。

而写完草之后，白居易在诗的最后，用"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来点题，白居易借"王孙"二字来代指他的朋友。虽然对友人的别离依依不舍，但通过对野草"一岁一枯荣"这样的客观规律的描写。白居易表达出，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一规律。

虽然说多情自古伤离别，虽然说与友人离别心中不舍，却也必须接受，这便是人生，人生总会遇到一些你不想发生的事情，但他发生了，只能欣然接受。

《赋得古原草送别》这首诗，措辞自然一气呵成，没有那些刻意雕琢的词句，但却工整流畅。白居易将科考的命题作诗，写得如此贴近生活，写的字字含真情，句句有余味，却又不失人生的哲理和白居易对人生的领悟。

虽然这是一首"赋得体"应试诗，却一点也不会影响这首诗成为千古绝唱。挥手间的离别，总会让人感伤，总会让人失落，千百年来都是如此。但这也是人生的一种"自然规律"。可以伤、可以悲，却不能"入戏太深"。离别之后，定会有重逢，哪怕是角色变了，野火燃烧的那棵小草已化作灰烬，但明年春天，还是那个地方，又会有新的绿芽蓬勃生长。

赋得就相当于随笔的意思，其实作者并不是刻意去写这首诗，是触景生情，油然而发出来的灵感，所以就加上赋得这两个字。

诗词是阐述心灵的文学艺术，而诗人、词人则需要掌握成熟的艺术技巧，并按照严格韵律要求，用凝练的语言、绵密的章法、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来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世界。下面为大家带来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诗词译文及赏析，快来看看吧。

【原文】

赋得古原草送别（又名《草》）

白居易唐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注释】：

①离离：草长而下垂的样子。

②一枯荣：枯萎一回，又茂盛一回。

③远芳：远生的草。

④侵：进入。

⑤晴翠：阳光下反射的碧草之色。

⑥王孙：本指贵族子弟。这里指游子。

⑦萋萋：草生长茂盛的样子。此句诗意，取自《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译文】：

原野上青草郁郁葱葱，鲜活又茂盛。年年岁岁，枯萎了复又苍翠。野火再猛，也烧不尽。春风一吹，青草复生。遥远的古道，弥漫着芳草的馨香，阳光照耀下，一片碧绿连荒城。又送友人，踏上古道，满怀离情，眼望着萋萋的芳草。

【赏析】：

这是一首千古传唱的送别名作。诗题一作《赋得古原草送别》。春草与别情，早在楚辞时代就已有了联系。这首诗从《楚辞》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演化生发而成，以比兴手法表现送别情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借咏春草旺盛的生命力，表现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深含哲理，催人奋进，成为传之千古的绝唱。

这首诗是作者少年时代的作品，也是当时传诵的名篇。全诗结构严紧，格调清新，通过对荒原野草的赞颂，反映了作者积极进取的精神。

拓展阅读：

作者简介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生于河南新郑，其先太原（今属山西）人，后迁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后因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长庆初年任杭州刺史，宝历初年任苏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书。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其诗语言通俗。有《白氏长庆集》传世。

作品简介

《赋得古原草送别》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成名作。此诗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时的依依惜别之情。它可以看成是一曲野草颂，进而是生命的颂歌。前四句侧重表现野草生命的历时之美，后四句侧重表现其共时之美。全诗章法谨严，用语自然流畅，对仗工整，写景抒情水乳交融，意境浑成，是“赋得体”中的绝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二句作为一种“韧劲”而有口皆碑，传诵千古。

此诗是作者应考的习作。按科场考试规矩，凡指定、限定的诗题，题目前须加“赋得”二字，作法与咏物相类，须缴清题意，起承转合要分明，对仗要精工，全篇要空灵浑成，方称得体。束缚如此之严，故此体向少佳作。据载，作者这年始自江南入京，谒名士顾况时投献的诗文中即有此作。起初，顾况看着这年轻士子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虽是拿居易的名字打趣，却也有言外之意，说京城不好混饭吃。及读至“野火烧不尽”二句，不禁大为嗟赏，道：“道得个语，居亦易矣。”并广为延誉。（见唐张固《幽闲鼓吹》）可见此诗在当时就为人称道。

鉴赏

此诗为试帖诗，命题“古原草送别”。草与别情，似从古代的骚人写出“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的名句以来。此诗写出了“古原草”的特色而兼关送别之意，还写出了新意。

首句即破题面“古原草”三字。“离离原上草”，抓住“春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可说是从“春草生兮萋萋”脱化而不着迹，为后文开出很好的思路。就“古原草”而言，也可开作“秋来深径里”（僧古怀《原是秋草》），那通篇就将是另一种气象了。野草是一年生植物，春荣秋枯，岁岁循环不已。“一岁一枯荣”意思似不过如此。然而写作“枯——荣”，与作“荣——枯”就大不一样。如作后者，便是秋草，便不能生发出三、四的好句来。两个“一”字复叠，形成咏叹，又先状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情味，三、四句就水到渠成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枯荣”二字的发展，由概念一变而为形象的画面。古原草的特性就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是斩不尽锄不绝的，只要残存一点根须，来年会更青更长，很快蔓延原野。作者抓住这一特点，不说“斩不尽锄不绝”，而写作“野火烧不尽”，便造就一种壮烈的意境。野火燎原，烈焰可畏，瞬息间，大片枯草被烧得精光。而强调毁灭的力量，毁灭的痛苦，是为着强调再生的力量，再生的欢乐。烈火是能把野草连茎带叶统统“烧尽”的，然而作者偏说它“烧不尽”，大有意味。因为烈火再猛，也无奈那深藏地底的根须，一旦春风化雨，野草的生命便会复苏，以迅猛的长势，重新铺盖大地，回答火的凌虐。那“离离原上草”，就像是绿色的胜利旗帜。“春风吹又生”，语言朴实有力，“又生”二字下语三分而含意十分。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说此两句“不若刘长卿‘春入烧痕青’语简而意尽”，实未见得。此二句不但写出“原上草”的性格，而且写出一种从烈火中再生的理想的典型，一句写枯，一句写荣，“烧不尽”与“吹又生”唱叹有味，对仗亦工致天然，故卓绝千古。而刘句命意虽似，而韵味不足，远不如白句为人乐道。

如果说这两句是承“古原草”而重在写“草”，那么五、六句则继续写“古原草”而将重点落到“古原”，以引出“送别”题意，故是一转。上一联用流水对，妙在自然；而此联为的对，妙在精工，颇觉变化有致。“远芳”“晴翠”都写草，而比“原上草”意象更具体、生动。芳曰“远”，古原上清香弥漫可嗅；翠曰“晴”，则绿草沐浴着阳光，秀色如见。“侵”“接”二字继“又生”，更写出一种蔓延扩展之势，再一次突出那生存竞争之强者野草的形象。“古道”“荒城”则扣题面“古原”极切。虽然道古城荒，青草的滋生却使古原恢复了青春。比较“乱蛩鸣古堑，残日照荒台”（僧古怀《原上秋草》）的秋原，就显得生气勃勃。

作者并非为写“古原”而写古原，同时又安排一个送别的典型环境：大地春回，芳草芊芊的古原景象如此迷人，而送别在这样的背景上发生，该是多么令人惆怅，同时又是多么富于诗意呵。“王孙”二字借自楚辞成句。“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说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怀思行游未归的人。而这里却变其意而用之，写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增送别的愁情，似乎每一片草叶都饱含别情，那真是“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别来春半》）。这结尾意味深长。诗到此点明“送别”，结清题意，关合全篇，“古原”“草”“送别”打成一片，意境极浑成。

全诗措语自然流畅而又工整，虽是命题作诗，却能融入深切的生活感受，故字字含真情，语语有余味，不但得体，而且别具一格，故能在“赋得体”中称为绝唱。

赋学研究论文集

许结教授《中国赋学研究》第四讲《文选》中赋的部分，是最早的赋集。《文选》将赋摆在第一位，赋中又将京都赋摆在第一位，这体现了视宫廷文学是典雅文学观的主导思想。 除《文选》外，今存专门的赋集是元朝祝尧的《古赋辩体》。在它之前有《文苑英华》，主要选唐律赋。《唐文粹》选古赋。 《古赋辩体》是一个总集，每一体都有序，分正集和外录。正集包括楚辞和两汉赋、三国六朝赋、唐赋、宋赋，外录包括后骚、辞、文、操、歌五类，他认为外录五种都是赋的派生物。祝尧此集是为元朝考古赋服务的，他提出了尊古的思想，祖骚宗汉的思想，与《文选》尊京都大赋不同。 清人陈元龙编的《历代赋汇》，收录自先秦至明代赋184卷，赋作4067首，康熙题序。 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收录从屈原到庾信共206篇，以古赋为主。 晚清《赋海大观》，收赋12000多首，且收了许多清赋。 现代有费振刚的《全汉赋》，龚克昌《全汉赋校注》，毕万忱《中国历代赋选》，后来还有抒情小赋的各种选本。 与赋格交叉的赋集，康熙朝陆葇的《历朝赋格》，分文赋格、骚赋格、骈赋格。晚清李元度《赋学正鹄》分十类，由入门至优秀步步提高。 与赋话汇合的赋集，如汤稼堂《律赋衡裁》，李调元《赋话》。

1、《〈晋书〉校点志疑》，《江海学刊》1999年第1期、1999年第2期。2、《传国学之真谛——〈嘉定钱大昕全集〉评介》，《文教资料》1999年第2期；又载《江苏古籍序跋与书评》，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版。3、《敦煌学史上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光明日报》1999年7月2日；又载《江苏古籍序跋与书评》。4、《〈全汉赋〉疑误辨证》，《语言研究集刊》（第六辑），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5、《汉魏六朝语词研究考论》，《南京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6、《〈搜神记〉校勘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2期。7、《耄耋之年创辉煌—－记三礼学家钱玄先生》，《书与人》2000年第1期。8、《通学术之变成专精之业——徐复先生主要著作述评》，载《当代江苏学人丛书》之《朴学之光——语言文字学家徐复》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9、《创新的精神实证的方法》，中华书局《书品》2000年第4期；又载《江苏古籍序跋与书评》。10、《此生原为读书来——记周勋初教授》，《书与人》2000年第5期。11、《旷世之作历久弥新——〈洪诚文集〉简介》，《新华日报》2000年10月10日。12、《徐复先生对古文献学的贡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6期。又收入《朴学之路——徐复教授九十寿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3、《庄子》文论选注，3万余字，收入郭丹主编《先秦两汉文论全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4、《读书之门径 治学之津梁——读〈清人别集总目〉献言》（与徐复先生合撰），《古籍研究》2001年第3期。又收入《徐复语言文字学晚稿》，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15、《〈汉书·五行志〉考论》，《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又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编《历史文献研究》第2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6、《〈史记〉新整理本刍议》（二人署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又载《史记论丛》第一辑（华文出版社2004年8月版），单独署名。17、《挖掘历史资源 开拓发展空间——由〈老苏州·百年历程〉说起》，《出版参考》2002年第18期。18、《南京图书馆所藏〈三国志〉版本简论》，“首届《三国志》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2年11月，复旦大学），后发表于《古籍研究》2003年第1期。19、《〈史记〉三家注音切疑误辨正》，《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1期。20、《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校读札记》，“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2年11月），后部分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4期。21、《〈史记〉校点本讹误辨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3期。22、《〈史记〉整理平议》，《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23、《〈史记·八书〉校读札记》（二人署名），收入马景仑、薛正兴主编《朴学之路——徐复教授九十寿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4、《皇皇巨著 巍巍范公——评〈范仲淹全集〉》，《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25、《试论〈史记〉校勘的原则》，《古籍研究》2005年上卷，安徽大学出版社版。又收入《古文献研究集刊》（第一辑），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26、《中国书院志及其学术价值》，《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又收入卞孝萱、徐雁平编《书院与文化传承》，中华书局2009年版。27、《赋学文献与〈历代赋汇〉》，《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6年1期。又收入《古文献问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28、《〈史记〉正文校议》（第一作者。二人署名），中华书局《文史》2006第3期。29、《一代宗师徐复先生》，《江苏文史研究》2006年第6期。又修改后发表于《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30、《试论黄宗羲的创新精神》，收入《从民本走向民主——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31、《校点本〈史记〉标点问题举隅》，收入《史记论丛》（第四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32、《〈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出版及其意义》，收入《王阳明的世界——王阳明故居开放典礼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33、《论章黄之学对国学研究的贡献》，“第五届海协两岸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会议论文，收入《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评论》第二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34、《史记校点补遗》，《古文献研究集刊》（第二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35、《乐把金针度与人——试论叶圣陶先生的出版思想》，江苏省叶圣陶研究会会议论文（2007年11月，南京），《江苏民进》2008年第1期。民进中央网站全文转载。36、《评〈王念孙王引之评传〉》，中华书局《书品》2009年第4期。37、《海峡两岸〈史记〉整理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第六届海协两岸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会议论文，收入《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评论》第三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38、《道德文章、山高水长—记钱玄先生》，《经学研究论丛》第十六辑，台湾学生书局2009年版。39、《〈汉书〉校读拾遗》，载王华宝《古文献问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40、《〈水经注校证〉校读札记》（与王勇博士合撰），载王华宝《古文献问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41、《〈史记〉整理研究与辞书编纂》，“《康熙字典》暨词典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9年7月，山西），收入《中华字典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42、《四史学》3万多字，收入卞孝萱、胡阿祥、刘进宝主编《新国学三十讲》，凤凰出版社2010版。43、《段玉裁著述及其版本考略》，“段玉裁与清代学术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收入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主办、赖永海主编的《宏德学刊》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44、《试论张文虎〈史记札记〉的文献价值》，《史记论丛》（第六集），华文出版社2011年版。45、《〈项羽本纪〉校释汇证》，《项羽研究》（第一辑），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46、《百衲本史记前言》，载广陵书社2011年版《百衲本史记》卷首。47、《〈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出版及其意义》，中华书局《书品》2012年第5期。48、《怀念“学者编辑”薛正兴先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2年第5期。49、《〈史记〉局本吸收王念孙〈史记杂志〉成果之研究》，中国训诂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提交论文。（浙江大学）50、《〈水经注校证〉校读续记》（与王勇博士合撰），2012年西华师范大学等主办“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会议论文集。51、《王念孙〈史记杂志〉平议》，《中国训诂学报》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52、《徐复先生对中国训诂学的贡献》，“训诂学与民族民俗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九届二次理事会”提交论文，2013年8月。53、《论段玉裁校勘学之特色》，南京大学等举办的“经学与中国文献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2013年8月。

阿房宫赋研究论文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总结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用以敬诫“后人”是全文主旨而在行文上主要是用描写、铺陈、夸饰等文学手法的运用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阿房宫赋》作于唐敬宗宝历元年，即公元825年，杜牧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唐敬宗李湛十六岁继位，贪好声色，大兴土木，游宴无度，不视朝政，求访异人，希望获得不死之灵药，因此在位三年即为宦官刘克明所杀。作者预感到唐王朝的危险局势，就借这篇赋，表面上写秦因修建阿房宫，挥霍无度，贪色奢侈，劳民伤财，终至亡国，实则是借秦之故事讽唐之今事，规劝唐朝的当政者，要以古为鉴，不能哀而不鉴，最终只能落得“后人复哀后人也”的结局。

l两个观点都不对。第一个观点的解释：描写宫人的这一段，对秦皇荒淫奢侈进行了充分的铺陈夸张的刻画，谈不上惜墨如金。第二个观点的解释：现代文中的“可怜”是“值得怜悯”的意思，但在文言中除说明“值得怜悯”外，还有可爱、惋惜的意思。这里的“可怜”说明为“惋惜”。作者用这二字，使无穷感叹充满字里行间。一度威震四海的秦王朝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土崩崩溃，迅速灭亡；覆压三百余里的阿房宫，也在一场烈火之中化为灰烬。秦朝速亡的史实说明，不能爱民，难图久安。但是，当时的唐朝统治者疏忽历史教训，沉沦声色，又大起宫室，身居积薪之上，仍认为安。历史兴亡，激荡胸中；目睹现实，感叹万端。神奇瑰丽之阿房宫付之一炬令人惋惜，显赫一时的秦壬朝毁于一旦令人可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意今人又在步秦人之后尘，唐王朝的命运不也令人可忧吗？“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作者的不安与忧愤溢于言表。辞赋不同于论文，许多处所并不直说，读时需细加玩味，方能体会作者的居心。若思中文网,EB9u`$w s!o&h%D

与赋赋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苏轼又名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即唐代李白之后又一文学巨匠，他创造了宋代文学的高峰，然而苏轼的仕途却充满了坎坷与不公，在崎岖的忠君爱国之路上，他却依旧充满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大度与豪放。本来诗人本性与官场生活是处处相悖的，两者时时处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一种是带着面具的政客，一种则是肝胆赤诚的诗人。正是在这夹缝中生存的苏轼显示了他超凡的人格。 从苏轼从政的开端来说，可以说是相当顺利的，苏轼兄弟一举成名，之后曾先后担任“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祥府判官”，杭州通判等职，可以说此时的苏轼诗春风得意的，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助他在仕途上青云直上。但是如果没有以后的坎坷也许就不能体现出苏轼的伟大人格了。时势造英雄，历史上的政治风云最终造就了苏轼这一文学奇才。命运的转折随之而来。苏轼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于是最后于王安石一排反目成仇，并受到王一派的排斥和迫害。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然而这并不能打击苏轼建功立业的热情，也正是在此时 他在困顿中做出了不朽的前后《赤壁赋》，前《赤壁赋》中赤壁一带的江山触发他想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年何等英雄，而今安在？何况吾辈渔樵江渚之上！由江水无穷想到人生须臾，渺如沧海一粟。摆脱现实处境，渴望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却“知不可乎骤得”。后《赤壁赋》 中作者在文中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与前篇毫无二致，但是笔墨全不相同。写景方面，前篇字字秋色，本篇则“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句句都是冬景，鲜明地反映出不同季节山水面貌的变化，勾勒了两幅截然有别的江山景色图，可见作者描景状物的传神。至于夜间山景：陡壁、怪石、危巢、古木等，都写得逼真而有幽森之气，跟作者“悄然而悲，肃然而恐”的心情密切吻合，而与前篇幽静安谧的情景恰成鲜明的对照。叙事方面，前篇但言“苏子与客”，“举酒属客”，“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都是即事而叙，简洁明了；本篇对于客、酒、肴则用详述，写得别有情味。反之，前篇对于泛舟而歌的情景，用大段笔墨加以渲染；本篇则唯有“顾而乐之，行歌相答”，“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寥寥几句，同样情致盎然。剪裁安排之妙，确很值得借鉴。抒情方面，前篇由乐而悲而解脱，过程起伏，但直抒多于想象，作者的观点表达得完整而且显露；本篇则从飞鹤探舟而西展开想象，将鹤与道士合而为一，完全是幻觉和梦境的描述，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种虚无消极的思想当然不足为训，但是在写作方法上却也告诉我们，只有从不同的角度去表现不同的情景，同一主题的文章才能各具特色。以上有别于前篇的各点，正是本篇的艺术成就。在这两篇文章里，苏轼用巧妙地笔墨描写了苏轼之不能入阁，除了性格因素之外，还在于苏轼本人对于功名富贵的蔑视。他曾有《蜗牛诗》：“升高不知疲，竟作黏壁枯”，将那种功利人生刻划入骨，将这种功利人生的结局看得十分透彻。对于功名富贵，苏轼是蔑视的，对于那些阿谀小人，尤其蔑视。不仅依旧我行我素，而且写出了更为瑰丽的篇什。可知，在仕途与诗文写作艺术人生。审美人生之间，后者才是苏轼生命的灵魂、生命的依归。这正是笔者之所以将苏轼的人生命名为审美人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几经贬谪之后，苏轼逐渐成熟起来，并逐渐开始重新思考人生，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变化是他真切而深刻的体会到了人生的艰难，正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所说人生如梦，一尊换类将月。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沉沦下去，并没有因此否定人生，力求超脱自我，始终保持了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在《定风波》中有明显的表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比较完整的表现出作者有积极进取转而压抑苦闷又力求超脱的心路历程。苏轼是典型的士大夫文化的代表，是士大夫精英文化的代表。 苏轼的人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并对三家兼容并蓄，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现苏轼个性的人格精神体系。儒家讲求入世，苏轼做官锐意进取，渴望建功立业，济世报国，干一番大事业，是典型的儒家入世思想。“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敬佩英雄，更渴望成为像周瑜那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千古风流人物”，甚至在已经“鬓微霜”的年龄，仍发出“又何妨”的呐喊，强烈的入世精神表露无遗。他会为政治上的失意而悲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壮志未酬，功业无成，失望至极，更从反面表现了苏轼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儒家的思想在他的性格中体现为忠诚、刚正、忘我、爱民。他忧国忧民，为民做事，同时直而不随，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在政治上坚持自己的见解，坚持正道，不因哪方是得势新贵而趋附于任一边。这也是他在仕途上屡受挫折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典型的“君子”形象和理论。鲜明的个性，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苏东坡。终其一生，他对自己完全自然，完全忠实，尽管始终生活在政治的旋涡中，但他还是一路歌唱，作文，评论，无论在他的仕途路上，还是在他的流放路上。显然，苏东坡深谙山水之乐，宦海沉浮，他一生嬉戏歌唱，自得其乐，悲哀和不幸降临，他都能够微笑接受，磨难始终跟随着他，直至死亡临近。苏轼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讲求辩证处世，物我合一。“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人生就像一场梦，辉煌像周瑜一生，失意像我苏轼一生，都是一场梦而已。“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生在滚滚不息的长江面前，是多么的渺小，一切的失意潦倒，愁苦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只是一个瞬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逝者如斯，“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卒莫消长也”，“人无尽也”，水、月、人都是既变又不变的。变是永恒的，不变也是长久的。人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分子也是与时同进，与物古今相生。苏轼喜欢放眼宇宙，跨越时空对比，着眼天地，物我古今合一。这是多么深奥的道家辩证法，多么可贵的人生相对论！纵然有“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英雄气概，但一句“而今安在哉”的反问，一下子使苏轼的精神空间提升到一个超迈古今、独步天下的舒阔境界。伟大与渺小，原是一回事，都只是历史长河的一个瞬间啊。世事都将转空，横空的人物都终成过客，倒不如寄情酒歌，托意箫音！这不正是道家所追求的那种，通过理性的思辩，而达到的乐观、旷达、超然、自适、超越功利、一切淡然处之的人生态度吗？ 道家的生存方式是归隐。苏轼深受道家影响，自然少不了对归隐的向往。有人统计，在苏轼现有的360多首词作中，归字竟出现了100余次。苏轼仰慕归隐，但终其一生，却并未有真正意义上的归隐。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说“苏轼一生并未归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深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他所追求的并非外在的“身”的隐退，而是内在的“心”的退隐；他向往的所“归”之处，并非家乡眉州，而是一个使自己复杂灵魂安放解脱的精神家园。

文言文到底怎样教宝坻五中 吴淑静 杨占平 许俊霞【内容提要】为改变长期以来文言文教学“老”、“慢”、“差”、“费”的教学现状，优化文言教学过程，本文试从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实效两方面，针对文言文教与学的特点，提出具体的做法，以促进文言文教学的发展。【关键词】激发兴趣 精讲精练 灵活方法 提高实效 积累迁移“经过千百年时间的淘洗而流传下来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文言文，是诗文中的极品，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而被选为教材的文言文更是优中选优。但是，无须讳言，长期以来文言文教学处于老（教学方法）、慢（进度慢）、费（费时多）、差（效果差）的状态。绝大多数学生对文言文不感兴趣，甚至厌恶、畏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也有来自“教”的因素：许多老师仍采取传统的逐字逐句的串讲方式，让学生记笔记，然后从中抽题训练；或者偏重知识教学，把字、词、句的理解、翻译当作重点，其他都交给学生自己解决；或者一味侧重背诵，让学生背课文、背注解、背练习题答案。这样的课堂，没有体现新课改理念的精神，不能够让学生体验到古文的精髓，谈不到提高学习文言文的能力。因此，我们从事教学第一线的老师必须大手笔地、适宜学情地改革我们的文言文教学，让新课改的春风也度“玉门关”。改革课堂教学，优化教学过程，使教学效率得到最大可能的提高，让文言文焕发出新的活力。文言文毕竟离我们的生活较远，教法不可能和现代文教法等同，但它并不是外语，和现代文有非常强的传承关系，是“大同”、“小异”。所以，我们可借鉴现代文教学如讲究合作、探究、开放的学习方式、个性化教学等成功经验，形成有文言特点的、灵活而实用的教学体系。下面结合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古文教学谈谈文言文教学的具体做法：一、激发兴趣。有了兴趣才产生主动学习的可能性，培养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是教好文言的前提。讲课时务必脑子里时刻牵着这根弦。（一）、教师富有激情。还清晰地记得刚上高一时语文老师杨乃林老师讲宋词的那节课，他从温庭筠的《花间词》讲到词风一变的李煜，讲到“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柳永，讲到豪放派词人苏东坡、辛弃疾，讲到清朝的纳兰性德，讲到毛泽东。让我们震惊的是杨老师不看教案，而能把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一边背一边快速写在黑板上，加上他抑扬顿挫的诵读声和评论感悟，彻底把我们折服，宋词真是太美了！我们急忙记笔记，杨老师笑着说：“不用记，不用记，以后咱们还会讲的。”但我们哪肯罢休，生怕落掉一句一字，同桌商量好你记第一句，我记第二句，他记第三句。真是语言美、艺术美的享受，如坐春风，让我从此迷上古典文学。我这样说一点也没有夸张溢美。仔细想一想，您是否也享有过这样的课，让您曾经有过很大的思想触动？创造出这样的课，老师肯定投入了他的激情。选入教材的文言文，每篇都包含着作者的理想和情感，都是作者“情动而辞发”的，我们教师在教学中也应引导学生“披文以入情”，深入作者的内心世界，同作者一起或喜或悲，或忧或憎。应该说，要想在课堂上充满激情，教师就应熟悉历史，读懂古人，才能以情激情。试想，不懂曹操，怎能理解“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壮怀激越？不懂苏轼，怎能领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不懂辛弃疾，怎能理解“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无奈与激愤？教师的激情有助于学生产生浓郁的兴趣，在此基础上学生必会获得美的享受，受到感染和熏陶，从而使自己的价格和精神得到塑造和升华。（二）、精心设计导语。让每一节古文课的导语符合短小精悍、形式多样、调动兴趣的原则，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试举几例：以重温旧知识切入，《核舟记》导语可为：“我们学过一篇描写古代艺人技艺高超的作品，还记得吗？还能背出一些语句吗？”同学们是可以回答出的，接着引入新课“今天我们学习的《核舟记》是描写雕刻家高超技艺的文章，请留心写法上的异同”；《湖心亭看雪》导语为：“西湖是有名的风景区，我们学过很多描写它的诗文。想想可以记起哪些？”同学们可以说出几句，像“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等，教师接着说：“我们欣赏的都是西湖春夏的美景，那冬天的西湖什么样哪？一起看看张岱的《湖心亭赏雪》”中的描写；以名人名言、诗文名句导入，《大道之行也》导语为：“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就出在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课文里，你知道是哪句吗？”学生们已预习课文，大多数可以猜出应为“天下为公”。《三峡》导语为：“我们先一起背诵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谁能说说“千里江陵”指的什么，“万重山”指的是哪里？”这样引到美不胜收的三峡；以古今对比导入，《捕蛇者说》导语为：“我们的政府和人民正致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千百年来农民种地缴税制被废止了，而且政府还给予一定补贴，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作为对比的《捕蛇者说》深刻地揭示了苛刻的赋税给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猜谜式入题，《观潮》“你知道‘天下第一潮’指的是哪儿吗？今天我们就来欣赏钱塘湖惊心动魄的气势”。导语相当文章的开头部分，岂能不吸引学生？（三）、精心设计问题。课堂提问要求紧扣文章重点、难点，有梯度、有思辨性，有引领性，且尽量生动有趣。所谓“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下面试举几例：《捕蛇者说》——文章写了哪两件事，以哪件为主？《核舟记》——本文结构是怎样的？为什么先写船舱后写船头？《大道之行也》——大同社会什么样？它同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有无相似之处？它可能实现吗？《记承天寺夜游》——苏轼笔下的景带有什么特点？“闲人”指什么样的人？请回答“我认为苏轼是一个（ ）的人”，你对苏轼怀有怎样的感情？《湖心亭看雪》——写了何事，绘了何景，抒了何情？雪景有何特点，使用什么方法？你认为当今社会需要隐士吗？《三峡》——山水有何特点？请你想象2009年三峡大坝建立以后，三峡会有哪些变化？《观潮》——作者从哪几方面写“观潮”的？本文在描写浙江潮景象之后，为什么又花大量笔墨来写水军演习和吴中健儿的弄潮？教师的提问少而精，保持足够的吸引力。（四）、创设轻松和谐而有活力的课堂氛围。课堂是不是盛满生机、充满人文气氛，需要师生协力打造，需要教师倡导、需要学生配合，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中实现师生和谐的一体式。1.精讲字、词、句。文言文字词疏通需要花较大工夫，这是我们必须面对、承认的。如果还是教师一字一句地教，学生一字一句地记，当然重现死气沉沉的局面；如果统统把字词的解决都抛给学生，认为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自学完成，那无疑是自欺欺人。讲是必要的，问题是怎样讲，许多老师给出了适宜的方法即抓关键，精练习。首先布置预习，让学生查工具书、对照注解初步扫清字词障碍，这只是第一步，因为这些知识留给学生的印象并不深，很模糊。老师在课堂上没必要串讲，因为面面俱到，反而处处重点处处不是重点，也不过是“水过地皮湿”。我们选择重点、难点的关键处点拨、讲解，这些重难点的确定依据教师对文本的分析、学生的反馈。一般说来，每句文言需重点讲解、识记的字词在两个左右，每篇文言需意译的句子“君将哀而生之乎”、“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之类并不多，其它均可让学生轮流作小老师讲解，调动学生的参与兴致，改变只纯“听”的被动，而为动耳、动口、动手、动脑的主动。2.教学方法灵活化。每节课都有一个让学生兴奋的点。运用教学形式多种教学手段如朗诵比赛、知识竞赛、辩论会、故事会；多媒体、幻灯投影、图片等创设教学情景，拉近学生与文本的距离，让他们能欣赏到文言文的言简意丰的美妙，并体验到主动学习的快乐。如教学《伤仲永》，我们要求学生自由结组利用课下时间排演课本剧。终于正式“演出”了，学生们的表现令人非常满意。每一组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出现了很多亮点，给老师带来很多的惊喜。举例说吧，原文对仲永父亲短视贪利的形象并没有具体、细致的描写，给阅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许多“父亲”的形象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像“仲永父亲”看到钱时努力睁大、再睁大双眼的夸张神态，像“他”炫耀儿子时摇头晃脑的滑稽动作，像“他”只认钱，即使是自己的姐姐来求诗也因没交钱，坚决地不让仲永写，像仲永也想跟其他孩子一样去读书学习时，“父亲”的一句“你傻了？现在的钱多好赚呢！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等等。事实证明，学生的体验表演绝对胜于讲课 + 练习的效果。表演体验法肯定适合《核舟记》中“大苏泛赤壁”的人物描写，可帮助学生分清人物的所在位置及神情动作。《三峡》预习作业与其他课文不同——不看课文，而是按雄奇险拔、清幽秀丽的特点先描写三峡山水，可纯想象，可参照有关资料包括图片进行描写。课上再阅读课文，看看郦道元是如何写三峡的，选取什么景物，依什么顺序？并体会语言的美妙。《记承天寺夜游》可设计让学生自由畅谈心目中的苏轼形象，可介绍他的轶事，可朗诵他的诗词，可谈他的性格胸襟。借此活动了解文中作者的心情。《答谢中书书》语言非常凝练，可作对偶句练习:出上句，找下句。或反过来。总之，课堂充满多变的互动形式，可为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服务。3.讲究教学语言。我们要求课堂语言文雅、幽默、亲切、富有激励性。如时时穿插精炼的成语、名言、俗句肯定会起到榜样的作用，让学生回忆学过的名句名篇，还起到知识迁移的效果，如《湖心亭看雪》学生可背诵、知道的写雪的词句。幽默亲切的话语有助于消除师生间的距离，善解人意的、真诚的激励话语会增添学生以温暖、信心，从而享受成功的滋味。二、提高实效。文言文教学在帮助学生认识传统文化，吸收民族智慧，培植热爱祖国文字的情感，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等方面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有责任培养学生学习文言的良好习惯，提高学生的学习文言文形式能力。具体如下：（一）引导学生预习。重视预习，而教师要给予明确要求。或要求借助工具书扫清文字障碍，借助注释，初识文章，最好能疏通全文。与此同时批注不懂的地方，以便上课解答；或搜集文章的背景及作者资料。还有每节课前都要提出一、两个预习问题。质疑内容可从多方面进行：语言运用上、课文内容上、表现中心的手法上等。对这些问题教师认真审阅，做到心中有数。集中、分类后挑出有代表性、典型性的问题，让学生提问、讨论、解决。所要注意的是——教师随时检查预习情况，绝不能放任自流。预习环节很重要，单说其中包含三个语文习惯的培养。培养学生借助注释，使用工具书的能力，是学习文言文的有效途径。文言文的语言知识零碎而庞杂，如字音、词义等，多数要靠一个一个地去理解、体会，所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显得尤为重要。而要想培养自学能力，就要让学生养成这样的良好习惯，边读文边读注释的习惯，勤查字词典的习惯，应该让每位同学手中具有一两本工具书，如《现代汉语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等。关于搜集材料的习惯，起码不坐等现成答案，而是主动寻找、整理、归纳，在搜集中看到的、集到的东西，也许会在某一天派上用场。还有质疑习惯，正像爱因斯坦说的“提出一个问题要比解决一百个问题更重要”。学生的积极思维往往是从疑问开始的。有疑问才能促使学生去探索、去创新。（二）做好领读。文言文教学中，老师们都非常重视学生的诵读。可以说，我们把“读”字摆在首位。读法有种种，默读、吟读、诵读、个人读、集体读，范读不一而足。文言文的传统的诵读方法是科学的，它对知识的积累，对作者思想感情的感悟，对真正掌握语言的运用能力不容置疑。老师们，现在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重视课文的诵读，真正能做到“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却非常少？是不是领读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由于文言文生字多，个别字的读音与今天通行的读音还不一样，有的句子不容易确定它的停顿等特点，让学生听一遍录音或老师的范读，就去读课文，很难保证不出错。只要老师在领读时不出错，一般情况下，学生跟着读上两三遍，再自己去读，效果好。有的老师认为对初中学生还要领读，方法太幼稚。我们觉得只要方法有实效，不用在意是否“低级”。有的老师担心领读可能会影响学生的个性化感悟，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领读有助于学生把握文章的感情基调，因为朗读课文必须建立在正确把握文章感情基调的基础上。（三）重视字词教学。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字字落实，句句清楚”的文言文教学八字真经应淘汰，理由是有些文字具有模糊性。我们认为不能因为一些文字的模糊性，就让文言文也得学得模模糊糊。确实，“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如果译成现代汉语，是破毁了那种诗意美，那我们大可不译，但你必得让学生明白“矣、思”的用法吧。不译，并不影响对整句意思的理解，但还是要落实到字词上的。我们让学生先做扫清字词障碍的预习，在课上精讲精练，把基础夯实。这里有一个培养积累习惯的问题。对文言文中的实词、虚词及其一词多义、古今异义和特殊句式等现象，有系统地进行积累，让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联系、归类、比较、迁移，达到“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的量变效果，才能拥有举一反三的能力。每篇文言文中的重点字、词、句最好以板书、投影形式精讲精练，让训练真正落到实处。如《捕蛇者说》有几个实词、虚词可这样归纳：指出下列词语的一词多义现象。若：①像 貌若甚戚者②如 未若赋吾赋不幸之甚也③你 若毒之乎毒：①怨恨 若毒之乎②怨恨 又安敢毒耶③毒害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赋：①征收 岁赋其二②赋税 复若赋③文赋 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乎 ：①疑问语气助词 君将哀而生之乎②在 叫嚣乎东西③感叹语气助词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于：①在 吾祖死于是②给 余将告于莅事者③到 积于今六十岁矣④比 苛政猛于虎也以：①如果 以啮人，无御之者②用、拿 太医以王命聚之③因为 而吾以捕蛇独存④根据 今以蒋氏观之⑤表目的 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而:①表并列的连词 黑质而白章②表转折 而吾以捕蛇独存③表修饰 时而献焉④表承接 退而甘食其土之有还有几个特殊句式，如定语后置“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宾语前置“吾谁与归”、“何陋之有” 、“时人莫之许也”，词语活用现象“君将哀而生之乎”、“其一犬坐于前”、“稍稍宾客其父”之类应给学生解释，不能因淡化语法就对文言特殊用法忽略不提。只有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文言实词、虚词及一些特殊句式特点，才可以独立阅读浅易文言文，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关于文言文还要不要串讲，这要灵活掌握，须看教材、学生情况而定。如果课文浅显，就没必要串讲；有的课文可让学生用讲故事的形式讲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让学生在教师点拨下疏通文意，遵守“字不离句，句不离篇”的原则。疏通文意，在教学中采取让学生给注释搬家的办法，即有选择地把注释抄写到课文中被注释的字词的下面或一边，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学生抄写一遍比只用眼看印象要深刻得多，有助于记忆。生字词的注释就在这个字词的下面或旁边，学生只要读课文就会看到，这样还充分调动了学生的无意注意和识记。最后，字词学习不能忽视巩固的环节，课后要以卡片、图表等方式及时整理、归纳，在一定时期里做些练习，其中让他们尝试做课外阅读，选择短小、有趣而有哲理性的文言文练兵，或与课文有关的或同一为作者所写、或内容有关或写法相似均可作比较阅读，有意培养学生迁移能力，学以致用。（四）促进学生感悟。新课标中明确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强调阅读教学“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与理解”，我们都清楚，应该给学生留出感受、体验与理解的时间，让学生在阅读中想象，体验，品味，咀嚼。那么，教师此时要务是帮助学生形成感悟，因语感的培养是语文学科人文性的着眼点和归宿点。在文言文教学中，重要的不是学生是否已经掌握了教师对某篇课文的分析，而是在教师的启发下，学生自身感受到、领悟到什么，有什么进步与提高。阅读不能只停留在字词理解的浅层面上，而是把文言文视为一种文化，一种文学。讲析环节与现代文讲析所体现的教学理念一致，采用以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自主、合作、讨论探究为主的教学方式，不再细说。另外，古文教学还需注意从以下方面帮助学生感悟。1.鉴于历史原因，教师适当补充一些内容，如课文涉及的有关历史掌故、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分析《捕蛇者说》，就得让学生清楚柳宗元的政治主张，忧国忧民的一贯情怀；中唐时期的赋税制度。分析《记承天寺夜游》、《核舟记》，就得让学生清楚苏轼的性格、胸襟、抱负和他一生的际遇。2.加强与现实的联系，让学生觉得古文中的人和事“远可在天边，近可在眼前”，调动情感，关注体验。以《童趣》为例，沈复描绘的是闲情，是童趣。学生都有过这样的感受，让他们回忆自己童年趣事，课堂自然活起来，学生和作者情感了产生共鸣。再如《春望》，可联系抗日战争、伊拉克战争发挥想象，体会普通人在战乱中的感受。3.指导学生感悟作者情感，进而解读文本。如《记承天寺夜游》传达作者微妙复杂的心境，可引导学生抓住人物的语言“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的感叹，体味“闲”的滋味——贬谪的悲凉、人生的感慨、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湖心亭看雪》写出作者不同于世俗的文人雅趣，从人物的行为动作入手：张岱于大雪三日、湖中人鸟俱绝的更定，架小舟去湖心亭赏雪，是迥异常人的行为，揭示出他怎样的心境呢？（五）指导背诵。“腹有诗书气自华”。朗诵和背诵是千百年来人们从学习文言文的实际过程中总结出的好方法和好经验，我们也一向重视背诵。需要说明的是背诵不是死背，而是巧背。按新课程标准要求，初中阶段需背诵诗文80篇，对许多学生来说是难题，他们很怵背古文。原因可能主要是背诵经常作为课后练习来处理，致使学生产生厌烦心理。尽管学生也背书，但目的在于应付检查，又因是强记手段，记忆当然难以持久。对此，可以多介绍名人的诵读经验、感受和方法。茅盾能背诵《红楼梦》，巴金曾说过：“现在有二百多篇文章储存在我的脑子里了”。我们提倡遵从熟读成诵的自然规律，熟读中要加入自己的理解、感悟，这样记下来的东西才能在头脑中长期保存，到用时信手拈来。向学生推荐一些记忆方法，如：情景法。《核舟记》中“大苏泛赤壁”一段，选三人表演人物各自神情，给人印象要深得多，表演者自己就更为深刻了，容易记且记得牢；线索法：《三峡》从夏水到春冬之时到晴初霜旦的顺序；化整为零法，即连句成段，连段成篇，适宜较长的篇幅如《捕蛇者说》、《湖心亭赏雪》。“源头活水得清渠”，文言文阅读理解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有赖于教师课上的点拨引导，有赖于教师立足课内、放眼课外的教学意识与训练，有赖于教师汲取传统教学精华又不断创新的教学理念。记得特级教师韩军说过这样的话“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们不能不想方设法让我们的学生喜欢文言，欣赏文言，并从中汲取行文写作的、思辨哲理的、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营养，为他们的终身发展服务。参考文献:1.《语文课程标准》2.《语文教学通讯》.《中学语文参考》

天赋人权的认识及研究人权论文

天赋人权，源于拉丁文jus nafural，应译为自然权利，中国早年译成“天赋人权”，后一直沿用。近代自然法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人具有天生的生存、自由、追求幸福和财产的权利。

中文习惯译为“天赋人权”，或称为不可剥夺的权利，是指自然界生物普遍固有的权利，并不由法律、信仰、习俗、文化或政府来赋予或改变，是不证自明并有普遍性。法定权利是由特定的政府给予其统治下之人民，由国家的立法机构逐条订立并编纂成为法律条文。

天赋人权在政治学和法学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更高法律规则（英语：rule according to a higher law）及其衍生开的一些其他概念。更高法律规则意为只有当公平、道德和公正这些更高原则获得满足后，法律才可以被执行。

天赋人权来源

源于拉丁文jus nafural，应译为自然权利；中国早年译成“天赋人权”，后一直沿用。近代自然法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人具有天生的生存、自由、追求幸福和财产的权利。由荷兰的格老秀斯、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卢梭于17、18世纪提出。

认为在国家形成之前的自然状态下，人是自由和平等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与财产是人的固有品质，也是人固有的权利。

这种权利受到自然法（人类理性）的指导与规定。格老秀斯认为，由于自然法使人得以占有某一特殊的东西或正当地去做某些事情，使人具有了自由、财产和偿还债务的权利。洛克认为，自然法规定了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并指导人们不侵犯他人的自然权利。

人的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是由父亲和母亲给我们的基因决定的，当然也有很多是由环境和我们个的努力决定的。因此，了解自己的基因，发现自己的天赋特长和疾病风险，有效规划、管理、安排自己的生活非常重要。北京佳学基因将人的基因序列检测出来后，可以将人的基因序列信息用在一个人的学习上，比如选择学习内容、确定未来发展方向，在音乐、舞蹈、棋艺、运动上面进行选择。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里，在孩子最有发展前途的事情上进行教育和培养，据此佳学基因提出个性化教育的基因信息指导观念。这个主要是通过佳学基因的天赋基因解码基因检测来实现。

西方法律认为，人权是上天赋予的。相比国内，这只是一种想多说法而已，因为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没有义务何来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