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论文英文参考文献

科举制度论文英文参考文献

提供一些科举制的参考文献，供参考。 [1] 张晓光. 论科举制的历史作用[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2007,(01) . [2] 陈小锦. 从科学发展观看科举选才制衰亡的必然性[J]. 广西党史, 2006,(Z2) . [3] 李福荣. 科举制度[J]. 中学政史地(七年级), 2007,(02) . [4] 谢华章. 古代科举制度史话[J]. 炎黄纵横, 2006,(04) . [5] 王艳. 论科举制度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培育和桎梏[J].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06) . [6] 刘海峰. 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2) . [7] 刘海峰. 中国对日、韩、越三国科举的影响[J]. 学术月刊, 2006,(12) . [8] 荀凤英. 清朝的科举制[J]. 兰台世界, 2006,(19) . [9] 杨司薇. 功过自凭后人说——对科举制度的几点见解[J]. 西南林学院学报, 2002,(S1) . [10] 王金炳. 科举制的利弊和借鉴[J]. 南方论刊, 2007,(04) .

英文参考文献格式举例

参考文献是毕业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统计分析，不仅有利于本科生的.教育和管理，而且能为图书馆文献保障和读者服务等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下面是我整理的英文参考文献格式举例，希望大家重视。

一、参考文献的类型

参考文献(即引文出处)的类型以单字母方式标识，具体如下：M——专著C——论文集N——报纸文章J——期刊文章D——学位论文R——报告

对于不属于上述的文献类型，采用字母“Z”标识。对于英文参考文献，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①作者姓名采用“姓在前名在后”原则，具体格式是：姓，名字的首字母.如：MalcolmRichardCowley应为：Cowley，.，如果有两位作者，第一位作者方式不变，&之后第二位作者名字的首字母放在前面，姓放在后面，如：FrankNorris与IrvingGordon应为：Norris，F.&.;

②书名、报刊名使用斜体字，如：MasteringEnglishLiterature，EnglishWeekly。

二、参考文献的格式及举例

1.期刊类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举例】

[1]王海粟.浅议会计信息披露模式[J].财政研究，2004，21(1)：56-58.[2]夏鲁惠.高等学校毕业论文教学情况调研报告[J].高等理科教育，2004(1):46-52.

[3]Heider，[J].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1999，(3):62–67.

2.专著类

【格式】[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举例】[4]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42.

[5]Gill，[M].London:Macmillan，1985:42-45.

3.报纸类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举例】

[6]李大伦.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N].光明日报，1998-12-27(3).

[7]French，[N].AtlanticWeekly，198715(33).

4.论文集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举例】

[8]伍蠡甫.西方文论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2-17.

[9]Spivak，G.“CantheSubalternSpeak?”[A].(eds.).VictoryinLimbo:Imigism[C].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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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2.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1.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2.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1.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2.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3.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1.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2.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3.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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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元：科举制度中，乡试第三名至第五名。再详细一点：会试第一名叫“会元”，第二至十名叫“会魁”，余称“贡士”。殿试后依其成绩列为一、二、三甲，才有一甲状元，榜眼、探花；二甲第一传胪及翰林之称，但均统称“进士”。举人第一名叫“解元”，第二名及第六名叫“亚元”，第三至第五名叫“经元”，第七至十八名叫“亚魁”，其他正举人都叫“文魁”，副举人叫“副魁”。参考文献：据《福建通志・选举志》还有，可以傅氏祖居当地老人山西盂县 沿金龙街到北关傅氏祖居《傅氏族谱》记载：乾德，第7世，应授文林郎，字健庵，号野菜，为儒者之首，士子多拜其门，推重一时。康熙壬午（1702）经元，拣选知县。配刘氏，子三。价出：乾义，处士，配曾氏。乾业，处士，字敦勋，配陈氏，承继子一。

经元是指乡试的第二名至第五名 科举制度中有一项由地方政府向朝廷贡举人才的制度。各直省每年于府、州、县学中选送廪生入国子监肄业，其升贡入监者为岁贡生；每三年各省学政会同巡抚考选生员之优者，送国子监就读，称优贡生；乾隆七年始，每十二年（逢酉年）一次，各省学政选拨生员送国子监读书者，称拨贡生；各省“乡试”中式副榜者，准作贡生送国子监读书，称副贡生；凡遇国家庆典，恩诏加贡之生员，以及临雍之年、圣贤后裔入监听讲、陪祀，恩准入国子监读书的，均曰恩贡生；另有按例入国子监读书者，称例贡生。共计六种贡生，贡卷第一名称经元。 【中国的科举制度】 清代科举分文、武两途，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 要参加科举，必须是“生员”，为获取“生员”资格而进行的考试，称童试，也称童生试、小考、小 试。童试包括县试、府（或直隶州、厅）试和院试三个阶段。三年内举行两次。童试合格称入泮，为秀才。 乡试为省一级考试，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城举行，因试期多在八月，故又称“秋闱”。考试合格者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唐制，举进士者均由地方解送入京，故后世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亦称“解首”。 会试也是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考试，应试者为各省举人，试期多在三月，故又称“春闱”，又因其由礼部主持，故也称“礼闱”。考试合格者为贡士，第一名为会元。 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殿试又名“廷试”，应试者为贡士，清代从顺治三年始行，多于四月在太和殿举行，殿试合格者为“进土”。进士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第一名通称“传胪”；三甲人数最多，赐“同进士出身”。“状元”起初称为“状头”。唐朝参加考试的士子，经由各州贡送到京城，应试前需递送“投状”，即类似今日考试填写的资料，考试结束之后，将最高的成绩放在最前面，居首者因曰状头，亦曰“状元”。 民间所谓 “连中三元” 的说法，即是由连中“解元、会元、状元”而来

隋文帝当皇帝后，发现“九品中正制”都被玩坏了。几百年来，朝廷官员基本是根据门第、关系来推荐的，鱼龙混杂。于是，他对大臣们说：“你们推荐的人到底有没有本事，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那就通过考试来筛选吧。”这就是科举制的雏形。此时的科举是先进行推荐，然后通过考试来过滤，基本还是在小圈子里玩。南北朝时，士族族谱是选任官员的重要依据。唐朝初年，旧士族虽已没落，但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数家所谓“山东士族”，仍凭借起祖先的影响，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些家族编写族谱，标榜为华夏“高门”，自诩“家风”优良，相互间通婚。唐初那些以军功起家的大臣，也把能与他们通婚视作荣耀。直到宋朝，因为书籍的大规模传播，寒门通过读书科举来提升阶层，才真正得到实现。此后千年，再也没有门阀士族产生，也没有数百年的分裂。……两汉实行州郡推荐，朝廷考试任用的察举制；经魏晋九品中正制，至隋唐演变为自由投考，差额录用的科举制，科举制更有利于提升社会文化水平。（2019·黄石）与提示信息“十年寒窗，连中三元，金榜题名”相关的制度是科举制。（2017·黄石）2017年是我国恢复高考40周年，高考制度有利于国家人才的选拔。历史学者威尔·杜兰特在《世界文明史》里评价我国古代某制度曾写道：“没有操纵的提名，没有伪君子卑鄙的争夺……没有混战或腐化的选举，没有仅凭巧言而能登人仕途的现象”。他称赞的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2012·鄂州）在我国，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有“国考”之称。这种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在我国古代称为科举制。

科举制度论文的参考文献

1、要点：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任何一个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同样，我们评判科举制度也是一分为二，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通过科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明清时实行八股取士，严重束缚应考者，使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2、详情：追溯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一种熠熠发光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科举制度。科举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是一个科举大国，科举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在中国历史上承负着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的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它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运行均起到枢纽与调节作用。这种制度创立于隋代,完善于唐,发展于宋,中落于元,鼎盛于明,终结于清。100年在中国文明史上不过短短一瞬，但科举的施行历史却超过1300年。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与精英选拔制度，既是维系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相互依存关系的纽带，也是维系社会个阶层对君主、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的基础。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都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逐步建立了一套考试与选官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完善。科举制度与以前的各种人才选拔制度最大的不同，也使得它在最大范围内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贤能志士。它的确立似乎为那些出生贫寒的人指明了一盏明灯，为他们带来了终有一天将飞黄腾达的美好希望。科举制的发明，最大限度摒除了权力的干扰，保证了官员选拔的公正、公平。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科举制度所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它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在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同时，也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特别是在科举制度日趋完善的宋朝，历代皇帝几乎都以奖掖孤寒、抑制势家自诩，采取了特别举措限制“贵家”子弟，这客观上给了平民子弟更容易崭露头角的机会。宋朝不但出现了“平民”状元的现象，而且很多普通百姓子弟通过科举改变了自身及其家庭的命运。然而，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综合能力，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的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多面互动的整体。科举制度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因为通过科举可以取得名位，一般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都强烈要求进学读书。科举制度的产生在客观上推动了封建教育的发展。科举考试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为内容，这对于结束魏晋以来学校教育所流行的清谈学风和玄虚思想，对于学校教育教学内容的统一和标准的一致，对于造成当时出现的所谓“五尺童子耻于不闻文墨”的风气，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科举制度促进了传统儒学文化的传承与普及带动了民间社会崇尚人文、教育。其对于国内民族文化融合、社会整合以及国家统一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它推动了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及书法艺术的发展。同时，科举对民俗文化也有重大影响，对文化习俗的流行具有自发性，有的科举甚至转化为民俗。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科举产生出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学者、教育家、外交家等，如唐代的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朱熹、包拯、寇准，明代的张居正、汤显祖、海瑞、徐光启，清代的纪晓岚、刘墉、郑板桥、林则徐、翁同龠、张、蔡元培等文化名人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都是中华民族的英才。时至今日，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了计算机、多媒体的时代，但是传统的制度还是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因为制度和文化相辅相成，制度是文化的载体。所以看今日的高考，我们不难发现科举与现代高考有很多相似之处,从探索科举与学校教育教学关系的历史发展规律入手,看现代高考与学校教育教学的关系,可以为当前的高考改革提供历史借鉴,使高考改革有利于中学的育才,大学的选才育才。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科举。两者都是竞争性的公开的选拔考试，只认成绩不认人。在当代中国，高考制度是社会上最为公平的制度之一，考试选材所遵循的是能力本位的原则，就像游泳一样，游得过去就游过去，游不过去，权力、出生、金钱等其他的办法都旧不了你。科举和高考都能选拔出文化素养较高的人才。科举调动了民间办学的积极性和士子的积极性，推动了文化教育的普及，有利于澄清吏治，以任人为贤取代任人为亲。科举制度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的存在既依赖于专制王朝，又促进国家的统一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的历史。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的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客观上使中华文化统一到儒家文化的前提下来，这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制度的弊端不断暴露，已经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由于科举制度是以儒家的政治标准和价值来选拔人才、凝聚人心和构成获取地位、权力的基本途径的，科举制度的废止，从长远来看，就使国家丧失了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这就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家庭悲剧。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而且科举也是普通人出头的重要途径，因此经常会有贫士高中之后抛妻弃子的悲剧发生，相信陈世美的丑名是无人不知晓了。这虽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思想价值观，和责任感，但是科举毕竟给了它这样一块生存的土壤。最后，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由于科举的这些弊端，改革科举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终于在1905年9月2日，科举制度结束其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时代的分水岭。科举制度的废止，从长远来看，就使国家丧失了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这就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村，文盲率反而较之传统社会更为上升。中国近代与现代之间在文化上的断层，至少可以由此得到部分的解释。科举兴废影响深远，意味着中国历史的一个根本性断裂，相对与此前中国的“千年”传承，他是终结之时，相对于此后的“百年变革”它又是开端之时，它构成中国社会变迁链条中关键的一环，其意义要超过一个王朝的覆灭。如今，科举制度已经消失100多年了，尽管科举已如失去的流水，但其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是中国原创力的重要基础。它代表的是一种趋势和追求，包括对知识的追求、对人才的渴望和不问背景的公平竞争。百年回眸，我们感到科举制度虽有种种的局限和弊端，但着却是我们民族智慧的一大创造，一个重大发明。科举制度无论过后多少年，它依然功不可末，人们依然能记起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参考文献：杨齐福：《科学制度与近代文化》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2.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1.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2.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1.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2.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3.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1.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2.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3.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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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由孔伟伟与地图书人文地理知识库（以下简称地图书）于2022年3月份共同建立，通过对海内外近四十家图书馆三百多种清代进士科举文献的汇总，按照9个朝代112次科举考试的时间范围，以科举文献的地理分布为依托，通过地图书平台提供的开放协作服务，直观的体现每个科年的文献存世情况，同时提供可在线浏览文献的“一键直达”。“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是国内首个对清代进士科举文献进行汇总整理的数据库，旨在为古文献研究、人类学研究、社会史研究、古代教育制度研究、科举文化研究的学者提供方便。同时在版本的基础上开放协作，让更多的爱好者参与到我们的项目中来，完善现有文献数据的刻本、册数等数据，增加遗漏的、将来发现的新的清代进士科举文献。为什么建此数据库？与明代科举文献相比，清代进士科举文献的现存总量更大且类型也更为丰富，不仅有常见的登科录、会试录，还有进士履历便览、会试同年齿录、同年录、会试朱卷、会试闱墨等。馆藏地极为分散，分布于中国各省份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日本内阁文库、法国国家图书馆等海内外几十个地方，造成了信息不明、获取不易、利用率低等问题。虽然世面上已有《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中华科举库》等科举类数据库，但存在收录不全、资料重复的问题。目前尚无任何大型数据库对现存所有的清代进士科举文献进行汇总和整理，只有部分科举文献得以公开出版。国内主要有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1992年出版的《清代朱卷集成》，全国图书馆缩微中心2011年出版的《中国科举录汇编》《中国科举录续编》；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登科录（康熙11年-光绪24年）、会试录（顺治4年-广西24年）、会试题名录（康熙21年-光绪30年）、武会试录（康熙24年-光绪21年）的微缩胶卷，均是随科举奏折一同进呈保存至今的版本；其他收藏较多的有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天一阁保存的几十种刻本。海外有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的《进士三代履历便览》，为红叶山房旧藏，转至内阁文库后进行了汇编，收入顺治三年至康熙六十年28种科举文献，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进士三代履历便览》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版本的影印版，对国内科举文献有极大补充。还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藏《明清科举档案资料》，所收录由明至清、种类繁杂，是收集台湾故宫博物院、傅斯年图书馆等处所藏科举录进行的汇编文献。其他公开的还有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两科清代科举文献，云南图书馆所藏光绪二十九年登科录和会试同年齿录，美国犹他家谱学会的十余种会试同年齿录，美国HathiTrust网站公开的哈佛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几十种登科录、会试同年齿录等。其他分布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处的各类登科录、会试录、会试同年齿录则查看难度极大。本数据库创建者在去年至今写作《明清泽州科举研究》书稿过程中，对海内外现存的300余种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做了整理和汇总，建立此数据库的目的是为国内外科举文化研究者提供便捷，以期能够为诸位查询清代进士科举文献现存数量、现存地点、是否可见、获取难度的时候节省宝贵的时间。数据库做了些什么？1.已收录319种清代科举文献，清代晚期的文献存世较多，其中光绪21年乙未科现存17种科举文献，光绪29年癸卯科16种，光绪30年甲辰恩科14种。2.标注海内外馆藏地38家，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最多72种，其次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48种，再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28种。3.进行了10种归类，其中登科录44种、履历便览33种、会试同年齿录140种、会试录41种、题名录7种、考官录6种、同门姓氏12种、会试朱卷19种、会试闱墨12种、会试同年录5种。4.已收录国内外古籍文献数据库7个，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华古籍资源库、全国古籍数目数据库、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图书目录、台湾善本古籍典藏、台湾中研院数位文化中心、学苑汲古—中国高校古文献资源库、HathiTrust、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等古籍数据库。如何使用？通过科年，可以在右侧文献处直观的看到该年份现存的进士科举文献数量。如顺治三年丙戌科已收录2种，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则收录了14种。通过文献，可以详细的看到该科文献的科年、种类、馆藏地、地理位置、是否公开出版，是否有网站可在线查看，以及文献封面图。如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康熙十八年己未科会试进士三代履历便览》就可通过网址链接一键直达查看电子版，藏于北京大学的《乾隆四十六年会试录》则可以看到官职页的图片，但并未有在线资源，只能通过所附链接进行咨询。“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采用CC BY 协议，采用本着开放共享的原则，允许社会各界用于个人、公益、学术和商业目的，如果你需要使用标注、考证、图标统计等文本和地理坐标信息，请注明来源“孔伟伟：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数据库中使用的文献、图像版权均归属馆藏者所有，使用者如基于个人、公益或者学术研究等非商业目的，依据馆藏地的版权规定规范使用，如需前往相关图书馆查阅的，请务必遵守图书馆的阅览规定。如用于商业目的，请根据我们给出的来源信息自行仔细确认是否可以商用。目前缺乏来源的图像资料，请谨慎使用。项目不对这些图像资料的使用承担任何版权责任，由此造成的纠纷请自行负责。如果以上图像资料侵犯了您的权益，请立即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确认后删除相关信息，联系方式参见文末。如果某些未指明来源的图像资料的版权属于您所有且愿意共享，你可以提供版权证明，我们将补充您的信息，并将您或者您的单位列入贡献者名录。将来还会做些什么？“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项目版本发布后，我们希望能够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予以改善，同时征集志愿者共同参与到我们数据库的共享协作中来。未来，我们将补充现有319种清代科举文献的载体信息（刻本、微缩品、电子数据）、册数、页数、刻印年代等信息；增加武会试录、武登科录的文献信息；增补遗漏的各类清代科举文献；补充将来新发现的清代科举文献。本数据库主要依托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华古籍资源库、全国古籍数目数据库、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图书目录、台湾善本古籍典藏、台湾中研院数位文化中心、学苑汲古—中国高校古文献资源库、HathiTrust、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等古籍数据库，以及各高校、各省市图书馆的馆藏古籍目录。志愿者需要如实填写科举文献的科年信息、馆藏地、是否出版、预览或信息来源网址、封面图，文献标题尽量与馆藏地所登记的一致，同时要根据文献的类型进行选择归类。

一、科举制度的产生、发展与废除 （一）科举制度的产生 隋文帝时期，为了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对国家各项政策进行了改革，包括改革选官制度。以门第为评选标准的九品中正制阻碍国家政权的统一，于是察举制的选官制度出现并成为科举制产生的胚芽。在吸取察举制经验的基础上，科举考试制度慢慢形成。首先是开皇七年（587年）正月“制诸州岁贡三人”此令是科举考试制度起步的重要标志。[1]其次是开皇十八年（598年）“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表明察举转向设科举人，具有科举考试制度的重要特征。最后是大业二年（606年）“始建进士科”，[2]表明科举考试制度已经正式的确立。 （二）科举制度的发展 隋代科举制度建立后，历经唐、宋、元、明各代，一直延续至清。 1、唐代的科举制度 唐代基本上是承续隋代的科举制度进行的。在此基础上，唐代对科举的科目标准和考生名额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关于科目的设置方面，有很大程度的丰富与发展，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此外，考试内容有所变更。从隋代的只试策一项发展到每科都有自己的考试内容，而且扩大了考试内容的范围。 2、宋代时期的科举 宋元时期的科举制度已经开始成熟，成为宋元选官制度最主要的途径。主要的表现为武科出现、科举名额大量扩大、科举及第后的地位的显著上升、科举时间成为定制以及州试――省试――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形成。 3、明代的科举 明代是科举的鼎盛时期，这是经历过被荐举取代后，又重新被恢复的命运。其特点是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的四级考试程试成为定制、科举考试有了固定形式的文体――八股文、学校教育与科举的关系十分紧密。 （三）科举制度的废除 清朝时期，科举制度作为政府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的地位并没有改变，然而科举制度的衰落却是从清朝开始的。例如：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科场舞弊现象十分严重等。直至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发展，于1905年被废止。 二、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 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教育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一种制度像科举制那样长久深刻的影响当时的世道、人心、和风气。[3]由于它的重要性，一度被西方学者认为“科举”是中国在精神领域世界中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之一，甚至超过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视其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4] （一）对封建社会的积极影响 总体来说，科举制度对封建社会带来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善了中国古代的用人制度，它使得社会身份不再世袭，为封建社会各阶层的人员流动提供了机会。科举制的创立使得士族门第制度瓦解，寒门子弟可以通过科举及第走上上层社会。 其次，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它消灭了氏族制度，巩固了封建君主对中央大权的掌握。豪门贵族的政权的流失以及平民子弟的涌入仕途，是扩大了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了消除了阶级斗争和不满，对于封建政权的巩固有十分明显的作用。 再次，促进了中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因为科举及第带来的光宗耀祖和改变命运的极大激励作用，促使知识分子都以考上科举为人生目标，于是民众走进学校修习以期望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因此，走进学校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对知识的普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得平民百姓中知识分子的比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然后，它结束了隋以前魏晋风度中遗世独立的士人风气，例如：魏晋时期形成的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他们提倡一种超然脱俗的生活方式，进而形成了一种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的魏晋风度，隋唐科举制度的形成扭转了中国文人的率真自然、不问俗事的思想，为专制政权培养了大量可用之才和治国官吏。 最后，开启了我国封建社会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官员选拔制度。从科举制度的建立开始，以后的历朝历代都以科举取士为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中国的官吏选拔制度开始有了正式并有效的规定。 （二）对封建社会的消极影响 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毫无疑问地起过重大的进步作用，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政权更迭，以及清朝后期封建社会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端和消极影响也逐渐显露开来。 首先，科举考试内容狭窄、考试形式僵化。科举考试的内容一直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到了元朝以后，更是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答题标准。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下诏：规定科举考试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5]到了明朝，八股文的出现使得科举制度更是变得僵化，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这样就将考试内容与社会主流思想一致化。 其次，禁锢士人思想、束缚士人才智。科举考试的内容固定在儒家思想和文化范围内，民众便苦捧儒家经典进行反复吸收与学习，没有志趣和精力去研究其他有价值的文化和思想，而且，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使得科学实用的知识被丢弃在一旁，得不到重视。科举考试激起士人都去求学做官，然而当学校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时，科举考试的内容便是学校教学的内容，所有教育的目的和学生求学的目的都只是为了科举及第。所有的文体范式被中规中矩的民众遵守与服从，不需要思考，也不提倡创新，民众的思想和心智仅停留在科举严格规定的框架中。 最后，科场考试风气糜烂，同时影响了世风。有些士人用了一生的时间就是为了能够考上科举，改变命运，拥有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于是，巨大的物质利益使得有些人宁愿铤而走险、营私舞弊。清朝的科场考试作弊现象最为严重，能够罗列出的便有以下几种：冒籍、怀挟、倩代、传递、通关节。这种考场作弊风气让科举考试制度的公平选拔受到质疑，并且这种作弊风气的形成严重地污染了社会风气。 三、科举制度对中国当代教育的影响 作为中国文化领域和选官制度的首创之举，科举制度对中国当代教育来说，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借鉴价值。因为科举制度本身就益害矛盾的共同体，那其对中国当代教育的影响也要从利弊两方面剖析。 （一）对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正面作用 首先，科举制度中的以才选人体现的平等精神一直在现今的教育中延续着。科举制标榜公平竞争，及第标准是“一切以程文为去留”。[6]即依照考试成绩决定是否录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通过考试的方式，体现了一定意义上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冲破了门第、豪世所形成的士族世代官位传袭的局面。这种平等精神体现在今天的教育中，表现为教育的入学资格和入学条件基本上没有严格的限制。不论身份、社会地位、种族、性别，只要达到法定的入学年龄并愿意接受教育，都可以进校求学。其次，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一再强调“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现代教育中也有很明显的痕迹。很多参加高考、接受教育的学生是为了学到知识、提升能力后，走进仕途，为官治国，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有志向的青年人才。最后，隋唐科举考试创建了各种考试方式，例如：墨义、口试、贴经、策问等，这些考试方式在当今的教育中也有相当程度的借鉴与发展。 （二）对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负面作用 首先，科举制度使得“学而优则仕，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深入人心。造成一种惟有参加科举走上仕途之路才是唯一生存之路的局面。在当今教育中，也造成一种只有参加高考，考上重点大学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的误区，很多父母和长辈倾其所有让孩子上重点大学。推崇读书学习固然是可取的，可是如若把读书学习考重点大学作为一个人一生唯一的生活方式，那么将导致很多问题的产生。例如：学生会只读死书、过分的强调去读重点本科大学，会导致很多真正需要专业技术人才的行业出现了短缺现象等。 其次，科举制度盛行的时代，学校的教育任务便是让学生可以科举中第，学校是为科举输送生源的场所。在如今的中国教育中，这种模式和状况仍然清晰可见。即高考考什么，学校便会教授什么。一直以来提倡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已经成陷入了形式主义。现今的“考试主义”与“升学主义”便很好的证实了这种影响的带来的后果。追求成绩万岁的教育现状会让本来追求培养人才的教育目标变得畸形。这种教育下的学生，必定会深受不良影响。例如：缺乏足够的道德教育会导致学生道德缺失；沉重的升学压力会导致学生心理问题泛滥；学校成为高考的附庸也会导致学生创新等精神无法得到正常的发挥等。 四、如何克服科举制度对当今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 对于科举制度对我国当今教育的影响，我们应该秉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来面对。对其进步的方面，应该积极的吸取并借鉴，对其逐渐出现的弊端带来的消极影响，应该加以摒弃并找到方法去消除。 （一）改革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的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问题的调整。它关系到课程、考试方法、评价体系等多方面的内容。例如：最近几年教育部开始出台的一些教育文件，关于各阶段课程的整合与改革；关于高考考试制度的调整等，都是对应试教育带来的弊端的处理与应对。具体来说，首先，教材要适应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其次，教学管理制度要改进；最后，考试制度要改革。 （二）树立多元化的人才观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这种不同的个体在遗传、环境和教育三者的共同影响下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和天赋，例如：有些人更适合接受普通的文化教育，有人更适合学习音乐或绘画，而有些人有更好的动手操作能力等。真正的多元化人才理念便要善于挖掘学生个体身上的优点，加以培养，任其所能。因此，首先要加强文、理科的融合。其次，专业课和选修课教学兼顾进行。再次，加强学生的道德修养。最后，运用现代化的评估手段来优化教学团队，提高教学质量。 （三）树立教育为本的理念 教育本身就应该是它的目的，除此之外教育别无其他的目的。[7]学校教育应该是以起到教育的作用为最终原则。对于知识的传输与普及是教育本身就应有之义，所以不应该使其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如果教育的目的变成了对文化知识的传输、对高等学府的一种追逐，如果学校教育变成了走上官场的一种手段，那么教育将失去意义。所以，无论是何种阶段的教育，都应该把提倡教育为本。所谓教育为本是指学校的首要目的是应对学生的成长起到帮助和促进的作用，对于学生的未来和人生发展起到引导和规划的作用。学校扮演的角色是引导者，不应该是决定者。如果学校教育所倡导的理念是追求知识、探索创新、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与成长，而不是以追求高分数和登上高等院校的学府为最终目的，不是把走上仕途之路作为学生未来的最佳选择，那么教育的意义会更纯粹。 科举制度使我国精神文化领域的一种创新，是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对待科举制度对我国教育的影响的问题上，我们要学会有所选择，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不断地反思，不断地探索创新。

古代科举制度论文参考文献

中国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帮助中国人民选拔人才。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2.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1.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2.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1.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2.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3.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1.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2.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3.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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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些科举制的参考文献，供参考。 [1] 张晓光. 论科举制的历史作用[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2007,(01) . [2] 陈小锦. 从科学发展观看科举选才制衰亡的必然性[J]. 广西党史, 2006,(Z2) . [3] 李福荣. 科举制度[J]. 中学政史地(七年级), 2007,(02) . [4] 谢华章. 古代科举制度史话[J]. 炎黄纵横, 2006,(04) . [5] 王艳. 论科举制度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培育和桎梏[J].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06) . [6] 刘海峰. 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2) . [7] 刘海峰. 中国对日、韩、越三国科举的影响[J]. 学术月刊, 2006,(12) . [8] 荀凤英. 清朝的科举制[J]. 兰台世界, 2006,(19) . [9] 杨司薇. 功过自凭后人说——对科举制度的几点见解[J]. 西南林学院学报, 2002,(S1) . [10] 王金炳. 科举制的利弊和借鉴[J]. 南方论刊, 2007,(04) .

要点: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任何一个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同样，我们评判科举制度也是一分为二，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通过科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明清时实行八股取士，严重束缚应考者，使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选举制度论文参考文献

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代表选举理论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创造出来的新型民主政治制度，对于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并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力，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意义极为重大。 但它现有的基本框架在某些方面仍然体现着同过去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用的浓厚色彩，与目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出现的巨大进步不相适应，逐渐显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引起充分注意。比如，民主和平等的选举原则有待于深入贯彻；选民对代表不便进行有效监督；选民素质与民主选举要求有一定距离；选举制度的某些规定不科学、不完善；各级人大代表数量过多，影响人大职能作用的发挥。 目前，加快中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改革的条件正在逐渐具备，时机日趋成熟。这表现在：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落后面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从财力和物力上能够充分满足选举改革的需要；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了国有经济、乡镇经济、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三资经济、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竞争的新格局，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民主、开放、宽松的政治环境；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的新社会利益群体，积极要求参与政治事务；文化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素质；现阶段腐败现象的蔓延使得对权力的制约要求尤为迫切；长期的选举实践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丰富选举经验的人才；广大群众的民主政治意识明显增强。各地交通条件极大改善，通讯技术发达，新闻媒体影响面广，电脑信息处理手段越来越先进，为选举改革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技术保障条件。因此，现在已到了进一步完善人大选举制度的时候了。 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理论成熟、程序完备、操作规范、监督严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简单来说，应该做到“三公”，即“机会公平、程序公正，过程公开”。要以是否促进了经济发展、是否增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调动了选民和代表的积极性，作为评判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改革效果好坏的重要标准。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现阶段从以下几个方面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 （1）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提高直接民主程度。建议省以下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尽快实行直接选举，至少应在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进行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 （2）将竞争机制引入人大代表选举过程，实行竞选。建议改革现有代表候选人提名办法，实行初步代表候选人自愿申报登记制；通过选民预选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初步代表候选人和正式代表候选人均有权根据法律在规定的时间进行各种形式的合法竞选活动。这就是变“要我当代表”为“我要当代表”。投票完毕采取公开计票，允许选民监督，增加透明度，保证计票公正，计票完毕当场公布选举结果和代表候选人各自得票多少，以杜绝可能的作弊行为。应取消水分很大的委托投票，外地选民可邮寄缺席选票，规定日期内投寄有效。实质上，竞选只是一种选举手段，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阶级性。社会主义国家照样可用它来发扬和扩大民主。 （3）实行地区选举和界别选举混合制。作为过渡办法，建议在保持现有地区选举方式的同时，扩大界别选举的范围。这样既可以保证代表的广泛性，又能够保障和促进选举过程的民主化，避免过去那种为片面追求代表结构比例而采取硬性指选、派选的不民主做法。 （4）合理减少代表数量，增加代表资格规定，提高人大代表素质。中国目前各级人大代表太多，造成一系列问题，客观上影响人大正常发挥职能作用。建议根据国情，参照国际惯例，大大压缩各级人大代表名额并规定行政、审判、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不能兼任人大代表。为保证人大代表具备必要的任职素质，还应规定当选人大代表应具备的基本资格条件，包括政治素质、能力素质、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四方面。 （5）改革选举委员会组成方式。设立选举专门法院，规范选举的组织，监督和诉讼纠纷的处理。 （6）完善代表监督与罢免办法，增强可操作性。建议规定人大代表必须定期走访选民，经常召集选民座谈会，随时倾听和如实反映选民的愿望、意见、要求。代表需向选民定期通报情况、报告工作，接受选民投诉，真正充当选民利益的代言人。允许一定数量的选民提议，经全体选民的简单多数通过，即罢免不称职的代表职务资格，另行补选新的选区人大代表。 （7）制定新闻法，发挥新闻媒体的独特监督作用。建议尽快制定新闻法，确立“记者对事实负责，媒体对法律负责”的原则，把事前预防机制变为事后追惩机制，加大新闻监督力度，并充分保障新闻工作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新闻媒体可以对选举过程中的重大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论，从而增强选举的透明度。 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改革的政策性强、敏感度高、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必须在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一切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讲求实效，既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止步不前。只要我们勇于探索，大胆实际，就能调动广大选民的积极性，逐步实现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改革的预期目标，稳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1）联系工作实际选题要结合我国行政管理实践（特别是自身工作实际），提倡选择应用性较强的课题，特别鼓励结合当前社会实践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建议立足于本地甚至是本单位的工作进行选题。选题时可以考虑选些与自己工作有关的论题，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实践工作经验上升为理论，或者以自己通过大学学习所掌握到的理论去分析和解决一些引起实际工作问题。（2）选题适当所谓选题要适当，就是指如何掌握好论题的广度与深度。（3）选题要新意所谓要有新意，就是要从自己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出发，在研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善于发现新问题，敢于提出前人没有提出过的，或者虽已提出来，但尚未得到定论或者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只要自己的论文观点正确鲜明，材料真实充分，论证深刻有力，也可能填补我国理论界对某些方面研究的空白，或者对以前有关学说的不足进行补充、深化和修正。这样，也就使论文具有新意，具有独创性。选题技巧：技巧—：依据学术方向进行选题。论文写作的价值，关键在于能够解决特定行业的特定问题，特别是在学术方面的论文更是如此。因此，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一，就是依据学术价值进行选择提炼。技巧二：依据兴趣爱好进行选题。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二，就是从作者的爱好和兴趣出发，只有选题符合作者兴趣和爱好，作者平日所积累的资料才能得以发挥效用，语言应用等方面也才能熟能生巧。技巧三：依据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行选题。文献资料是支撑、充实论文的基础，同时更能体现论文所研究的方向和观点，因而，作者从现有文献资料出发，进行选题和提炼标题，即成为第三大技巧。技巧四：从小从专进行选题。所谓从小从专，即是指软文撰稿者在进行选则和提炼标题时，要从专业出发，从小处入手进行突破，切记全而不专，大而空洞。[3]

1、《大街》》（合译），法国中篇小说，《当代外国文学》1992年第 4期。 后被收入《自己的安身之处》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6月。2、《巴黎圣母院》，法国古典名著（合译），第二部，译林出版社，1995年初版，2002、2009年再版。3、《选举制度》，法国《我知道什么？》丛书，商务印书馆，1996年。4、《公有部门与私有化》，法国《我知道什么？》丛书，商务印书馆，1997年。5、《毛泽东、邓小平军事思想》(汉译法)，南京陆指教材，军事出版社，1997年。6、《恐怖的权力》，[法]克里斯蒂瓦著，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3月。7、《中国南京》，（汉译法：Nanjing Chine），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2月。8、《往事烟云》，[法]庞克拉齐著，漓江出版社，2005年9月。9、《冬季宿营地》（合译），[法]庞克拉齐著，漓江出版社，2005年9月。10、《天命号马夫》（校对），[比利时]西姆农，张璐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5月。11、《游荡的影子》，[法]基尼亚尔著，译林出版社，2007年10月。获2008年江苏省第三届紫金文学奖。12、《日常生活的革命》，[法]瓦纳格姆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13、《冷记忆（1）》，[法]波德里亚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14、《冷记忆（2）》，[法]波德里亚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15、《冷记忆（3）》，[法]波德里亚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16、《冷记忆（4）》，[法]波德里亚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17、《冷记忆（5）》，[法]波德里亚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18、《论诱惑》，[法]波德里亚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19、《文学在思考什么？》（合译），[法]马什雷著，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20、《南京青奥会申办手册》（汉译法：Nanjing），南京市政府新闻办编印，2009年12月。21、《魅力江苏》（汉译法：Charme de Jiangsu），江苏省外事办公室编印，2010年5月。22、《电影书写札记》，[法]布列松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23、《冷记忆1980-1985》，[法]波德里亚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24、《模糊性的道德》，[法]波伏瓦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月。25、《皮洛士与基尼阿斯》，[法]波伏瓦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月。26、《冷记忆1987-1990》，[法]波德里亚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新校版，下同）27、《冷记忆1991-1995》，[法]波德里亚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28、《冷记忆1995-2000》，[法]波德里亚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29、《冷记忆2000-2004》，[法]波德里亚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30、《视觉机器》，[法]维利里奥著，南京大学出版社（待出版）31、《游戏与警察》，[法]波德里亚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32、《无边的艺术》，[法]维利里奥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33、《图像的命运》，[法]朗西埃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34、《沉默大多数的阴影》，[法]波德里亚著，南京大学出版社（待出版）35、《我永远的激情》，[法]福雷斯特，上海文汇出版社（待出版）36、《文学的政治》，[法]朗西埃著，南京大学出版社（待出版）37、《普鲁斯特的空间》，[法]乔治-普莱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待译出版） 1、《和平》，载《世界中学生优秀作文选评》，广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2、《从争斗中解脱出来》，载《世界中学生优秀作文选评》，广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3、《巴黎人看外国人》载《世界中学生优秀作文选评》，广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4、《小说与电影语言模式：空间的再现》，[法]《世界文论》（8），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编译， 电影出版社，1997年。5、《一位异乡女》，[法]克里斯蒂瓦著，载杜拉斯《写作》，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6、《青少年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法]马古安著，载《跨文化对话》2004年8第5期。7、《协同治理的精神：技术、伦理和民主》(校对)[法]S.拉维勒 成昌伟译。载《跨文化对话》18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8、《知识协同治理的展望》》(校对)[法]A.裴纳-维加 齐悦译。载《跨文化对话》18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9、《我之汉学研究之方法》，[法]汪德迈，载《跨文化对话》2008年第23期。10、《思想史研究：目的、方法及地位》，[法]罗赛，载《跨文化对话》2009年第25期。11、《法国初中法语教学报告》，《法国基础教育教材报告》，载《外国学者评述本国语文教材》，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12、《“感觉”作为“认识的相对性”的视野》（校对），（法）罗赛著，张璐译，《跨文化对话》2010年第27期。13、南京申办青年奥运会网站法文版：14、克里斯蒂瓦，《阅读圣经》(校对)，吴紫雯等译，载梁工主编《圣经文学研究》第四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5月。15、《复杂地行动与思维》，[法]勒莫瓦涅，《跨文化对话》第29期（与熊世英合译）。三联书店，2012年11月。16、《行动与思考的集体艺术》，[法]维亚兰，《跨文化对话》第29期（与吕莹合译）。三联书店，2012年11月。17、《玉书》——朱笛特·戈蒂耶的梦，[法]伊万·丹尼埃尔著（与高原合译，待发表）18、《感化、解放与思想操练》，[法]卡萝尔·塔龙－于贡著（待发表）19、《美学的困惑》，[法]多米尼克·夏托著（与翟月合译，待发表）20、《利奥塔之后的法国当今美学》，[法]卡萝尔·塔龙－于贡著（与翟月合译，待发表） 1、《符号在今日社会中的运用》，《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外文专刊。2、《食物符号》，《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外文专刊。3、La Sémiologie de la nourriture，Beijing Information (《北京周报》法文版), 1989第34期。4、《教育技术与外国文化教学──从符号学看多媒体教学》，《教育技术与外语教学》 论文集1989年 1月。5、《符号学与风俗》，南京大学硕士论文提要汇编，1989年 5月。6、《当代的伽弗罗什──评萨巴杰埃笔下的流浪儿形象》，《当代外国文学》1992年 第 4期。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 1期全文转载。7、《神话学与社会批评》，《南京大学学报》外语专辑，1993年12月。8、Nouveau Sans Frontières 1：Apports et limites（《新编无国界》：优势与局限），93北京亚太法语教学国际研讨会，1993年9月。9、《用符号重现时光的典范──试释〈追忆似水年华〉的符号体系》,《当代外国文学》1996年第 4期。10、Approche sémiologique de la traduction（翻译的符号学探讨），法国《翻译论坛》1997年6月，总第172期。11、《论〈追忆似水年华〉中符号的创造》，《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 2期。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 7期全文转载。12、《法国当代文学中的空间符号》，《当代外国文学》1997年第 4期。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 11期全文转载。13、《符号学与交际理论的结晶》，《外语研究》1997年第 4期。14、《论〈追忆似水年华〉的叙述程式》，《国外文学》1998年第1期。15、《论〈田园交响乐〉的叙事结构》，《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 7期全文转载。16、《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年第 2期。17、Les signes sociaux et leur traduction(社会符号与翻译)，加拿大《Meta》1999年3月。SSCI目录。18、La sémiologie du vêtement chinois(中国服饰符号), 法国Harmattan 出版社，2000年；《第一届广州中法跨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5月。19、《写作的零度》述评，载《20世纪100部名著》，漓江出版社，2000年。20、《符号化的中国：解读克洛岱尔的〈认识东方〉》，99南京《20世纪法国作家与中国》国际研讨会论文，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21、Le monde chinois en sign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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