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问题现象的论文

都市文化问题现象的论文

简单啊 要免费的参考文献就去“文发网”上找嘛 多得很哦城市化与过度城市化摘 要:工业化、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政府的发展规划成为推动城市化的动力。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城市人口过度增长、政府的过度消耗、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以及过度的非人本指标等现象,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关键词:城市;城市化;过度城市化Abstract: Industrialization, change of rural economic & social structures and government development planning have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phenomena of over-increase of urban population, over-consumption of government, over-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and serious pollution and excessive non-human-oriented indexes, etc. bring a series of serious social words: city;urbanization;over-urbanization一、城市与城市化要理解城市化问题,先要了解城市。什么是城市?美国学者曾经指出,有三种定义城市的方法,“在美国,城市是有2500人居住的社区,城市化地区是居民不少于5万人的城市”;“在巴西,人口规模则不是确定城市的依据——城市就是首府”;“按照社会学的传统,城市被定义为在地理上有一定范围并具有某些特征的社会组织形式”① 。中国学者对城市也有定义,有人指出:“城市是大规模高度聚集的人类活动区域。”②城市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地,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性产物。城市是特定国家或特定地区居民经过生活演变,在合适的地点逐步发展起来的,有稳定的生产布局和贸易市场,有各种相对完备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和文化事业组织,以及相对严密的专业化管理秩序的大规模人口聚居区。什么是城市化?可以把城市化看成一种指标,一种用以分析城市化实现水平的评估体系;也可以看成形容词,形容一个相对大的区域内城市的密集程度。50年代初期有一个划分城市的标准,3000人口以下的是农村集镇,3000人口以上的叫城镇,或者叫城市,所以在中国有城市、城镇和农村集镇的区别。建国初期江苏的城市化率是14%强,而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苏南地区的城市化率是17%强,大约高于全国平均数7个百分点,所以苏南是全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化在当前,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当局以扩大城市的规模,强化城市的经济功能,提升城市的辐射能力为手段,加快国家经济建设的一种手段或者方案。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城市化就是政府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具有很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特征。关于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有关专家有许多研究,提出了很多设想,比如信息化城市、数字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创新型城市等。这都是一些十分有价值的想法,实现起来有一个过程。严格说来,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尽管1949年以后,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发展方针方面有问题,或者限于发展速度缓慢,都不能称之为城市化运动。最近20多年来,城市化运动才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以下三组数据能够说明这一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笔者选取了四个年份,反映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变化(表1)。综合有关《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85年以来的四个年份,反映全国城市的建成面积(表2)。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90和2001两个年份中国城市发展的有关数字对比(表3)。二、过度城市化应该承认,我们的城市化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经验教训也不少,其中过度城市化就是一个值得注意和预防的问题。西方学者曾经提出了“城市化过度”的概念。有学者指出:“城市化过度是伴随着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状况,即一国城市居民相对于全国人口的比例大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一般说来,它是迅速城市化的孪生兄弟。”③上述西方学者关于过度城市化的观点,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性。现在看来,城市居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高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当然可以作为讨论过度城市化问题的衡量指标;从占全国人口总数比例的角度上分析过度城市化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因素。不过,由于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的差异,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往往并不具备决定的意义。换句话说,在考察具体城市是否已经城市化过度的时候,单纯以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来衡量,有可能并不十分科学。因为有的城市,虽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较高,但是它的综合能力所决定的人口涵养能力比较强,因而并没有达到过度城市化的程度。除了人口因素之外,过度城市化的指标,应该包含城市生存质量和城市功能的因素。所谓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落后、供养能力不足,管理水平低下,但是人口数量畸形增长,其膨胀速度大大超过了经济、环境与公共设施所能承受的程度,使城市不仅失去了现代化发展的牵引作用,而且成为充满社会不公、环境污染、疾病、贫困、混乱、犯罪、黑帮势力和政治冲突的恶劣生存空间。过度城市化是人口片面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失去协调性,城市管理严重失控的结果。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上,过度城市化是任何国家在一定阶段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发生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更容易发生和更值得重视的问题。一般来讲,城市化的动力有三个:第一个是工业化。近代之前,包括西方世界的城市化,它的驱动力主要是工业化。由于工业化,城市里面兴办了大量的近代化工厂,致使大量人口向大城市流动,这是一个动力。工业化引起的城市发展,在欧洲特别明显:“在欧洲,十九世纪是城市大发展的年代。1816年德国城市人口略多于250万,到1895年就达到了1300万。1846年法国城市居民是850万,而1891年则增加到1450万。巴黎在1800年时只有50万人,1891年达到250万,是1800年的5倍。”④第二个是农村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民的生存状况恶化,自发流入城市,增加了城市的人口。这个情况在近代以前很明显,据国外有关专家统计,1800年北京人口110万,伦敦万,巴黎万,东京万,柏林万,莫斯科万,开罗万,费城20万,汉城19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人口控制得比较严厉,人口的流动性相对差一些,但是仍然有流入城市的,特别是一些省以上的政治中心城市。据统计,1949年北京市的城镇人口大约178万,1959年达到421万,1979年达到510万,其增长速度还是相当可观的。第三个动力来自政府的发展规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加快,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于政府的规划和发展战略。政府把城市化率的提高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过度城市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当前城市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城市范围和人口规模的扩张。比如在城市买套房子,就给予城市户口;因各种圈占土地,郊区变成市区,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也有工业第三产业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扩张。但是,有些城市的人口膨胀非常厉害,而其动力不是来自于工业化或者说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城市化最重要的前提,它们直接造成城市的劳动力需求,保证城市扩容的人口有稳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离开了这个前提,离开了产业基础,盲目地扩大人口,会导致社会的极度不稳定。政府的过度消费。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政府当局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与此相联系,城市化运动中的过度城市化,也就包括政府的过度消费。或者说,过度的政府消费,自然成为中国这样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国家城市化运动中的基本特征之一。公务员和编制外人员数量快速增长,公款消费数额巨大,政府楼堂馆所豪华气派,这实际上是现代化成果的不正当不健康的消耗。在有些城市,政府的消费非常大。有些地方的县政府,办公大楼里豪华的电梯,庞大的空调,加上物管费,每年支出费用极大,这是很大的浪费。应该把这些过度消费的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改善经济技术基础,增加物质储备,提高抗击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这一点,有许多报道和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透支、水透支、环境透支,已经非常严重,人们深有同感。现在即使到农村去,许多地方也是污水一片,奇臭无比。城市里出现地面开裂或下沉、地下水资源枯竭、噪音、粉尘、废气、酸雨、沙尘、热岛效应等现象。恶性疾病发病率上升,甚至已经成为常见病、多发病。过去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说苏州和杭州是人间天堂。现在,有哪些地方还可以真正称为人间天堂呢?假如我们不计后果地建设,把自己生活的地方污染到很严重的程度,终将有一天这个地方会成为死亡之域,经济发展再好,又有什么用?这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情。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城市化应该以人为本,致力于建设一个宜居城市,为居民创造优美的生活条件。除了环境的宜居之外,还有生活的宜居,工作的宜居,文化的宜居。这就要求一切发展的举措,都要以人为本。各种规章、制度、管理目标的提出,都要把以人为本放在核心的地位上考虑。要明白,非人本指标与宜居城市的目标是不协调的。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存在于很多方面,比如市容的过度美化,造成很大浪费。为了城市的美观,造成老百姓生活的不方便,这就是非人本指标。在我们的城市,城管是一个工作难度最大的部门,也是一个群众意见比较集中的部门。有个城市曾经有人公开在店门口贴了“城管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其实不管理肯定是不行的,问题是怎么管,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用什么方法管。群众对城管意见那么大,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管理的某些指标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拆迁,也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旧城改造是必要的,特别是城市的商业区、文化区、窗口地区和基础设施改造,有利于改善城市条件,美化环境,提升城市品位。但是,为了拉动房地产市场,不加区别地针对居民区的拆迁改造,只会增加群众负担,加重群众生活成本。国外有些城市,富人住郊区甚至远郊的别墅,公寓区、贫民区在市区。我们反过来,拆迁的困难户都转移到远郊,经济适用房多数建在远郊,他们的生活成本仅交通费就要多花许多。城市的建设为富人考虑多,为穷人考虑少。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前那么长时间有棚户区,过去每个城市都有棚户区,就是条件相对差一些的地方,有的甚至是有点破烂的地方,因为居民的经济水平不一样,所以棚户区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现在美化城市要把那些旧民房大片地拆掉,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矛盾。一些市区边缘的民房拆掉之后,没有便宜的地方能租住。有些地方的教育部门调整学区和学校布局,把农民工办的学校取消掉。这样一来,农民工子女读书很成问题。原来民工子女学校费用很低,现在把他们并入城市学校,他们要和城里孩子交一样的钱读书,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增加。媒体曾报道,有个地方,政府专门花钱建造了楼房,一间房子放四张床,然后说对农民工说我,给你们谋利益了,一个月可以花一百多块钱用一张床,结果没有一个农民工要。记者采访农民工,他们说:“我在这边打工,工地就可以住,为什么要住那里?我每天工资才几十块钱,住在那边每个月要交一百多块钱,另外工地在城东,房子在城西,每天交通费又要加好几块钱,一个月下来,要多花不少,划不来。”结果政府为农民工造了房子,他们却不肯住。这种事情很多。有些城市建设草坪,大量采购,进口草皮,效果怎么样呢?一些中国土生的草可以上去踩,可以躺在上面,没什么事,外国进口的草很娇嫩,它只能看不能踩,这样做城市建设的成本无意间就扩大了。这些实际上都是为了完成脱离实际的非人本化指标的结果。过度城市化还带来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公共设施跟不上,交通跟不上,电力、煤气、住房跟不上,生态恶化,大量人口失业,大众普遍贫苦化,犯罪率上升,城市管理成本上升等(城市管理是要成本的,我们现在城市管理成本很高,有些重大的案件破案很快,一打110警察就到场,这很好。我们的公安已经从静态管理转入动态管理,这是很了不起的,但要有成本的)。当初,在盲目扩充人口的时候,矛盾可能还不会马上暴露出来,但是这些问题,迟早会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城市的各种利益阶层、各种等级之间的利益协调,做得很不够。城市居民各个等级间的利益和愿望要调节好,社会矛盾不能太尖锐。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差异,但是社会的利益分配,必须维护公平底线。党中央提出要研究收入分配政策,并且提出和切实落实关注弱势和推进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正确和及时的。城市虽然扩大了,但是还没有建立成熟的社区伦理。城市有城市的伦理,过去西方学者把农村社会称之为通体社会,把城市称之为联组社会,是按照农村和城市的不同伦理精神来分析它们的性质的。通体社会和联组社会,这两个概念有一点玄。什么叫通体社会?在一个村子里面,可能聚集着一个宗族,本来就是一个熟人社区,居民有共同的价值观,也有比较稳定的民间纠纷的处理习惯,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所以叫通体社会。但城市人口来源于各个地方,他们脱离了原住地,来到了陌生的地方,没有了原住地居民之间在生产上、血缘上、情感上、历史渊源上的密切联系,必须自我奋斗,优先考虑个人利益才能生存,这就导致城市各个群体之间的亲合度不够,所以城市社会是一个联组社会。也有人反过来讲,说农村里是机械团结,而城市是一种有机团结。因为农村里虽然有统一的乡规民俗,但乡民之间缺乏共同利益,缺乏有机的分工合作,所以他们之间的互相团结不是很稳定。而城市里专业分工的程度很高,各个行业之间互相依存度比较高,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工种停下来,其他行业、其他工种,甚至整个城市的运转就要停下来。所以城市的人必须互相协作,互相支持,高度紧张地团结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生存而结合。城市居民的结合,当然比农村居民之间的结合,要密切得多、有机得多。以上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这两种看法取了两个极端,有点绝对化,因而可以继续讨论。但是,不管怎么说,城市确实应该有共同的社区伦理。所谓城市的社区伦理,是指城市居民共同遵守的体现都市文化特征的公共规范,包括城市的公共信仰、公共观念、公共权力、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公共制度等一系列规章性、制度性、观念性、习惯性价值与规则。有这一整套公共的规则,来维护市民的共同利益,把人们共同生活的代价降低下来。共同生活是有代价的,有时社会的组织不协调不合理,共同生活的代价就很大。城市是五湖四海的人的汇集,所以必须确保每一个人的利益,否则大家无法共同生存。只有建立起共同的社区伦理,让这些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有一种公认的价值基础,才能团结起来,这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培育新形势下的城市伦理,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已经可以看出,在有些城市,城市化的推进,不是提升了城市原有文明的水平,而是降低了水平。原因很简单,在有些地方,外来人口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超过了原住人口,城市原来的文化特色被消解了,甚至外来人口的语言、民俗、生活习惯、人际网络、利益诉求、群体风气改变了原有文化内涵,成为城市面貌的新的主流特色。多数情况下,这种新的特色带有许多负面意义的内容,或者说,具有负面的性质。怎样才能在人口急剧膨胀的条件下不降低城市的文明水平,强化城市的文明管理,让外来人口尽快融入城市生活,改善他们的文明素质,是一个十分艰巨的现实任务。提供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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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地铁文化建设一定是以城市文化为依据的,城市文化是地铁文化建设的依据和灵魂核心。离开了城市文化,地铁文化就无从谈起。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地铁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关系。城市文化,是人类进化到城市生活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在城市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城市的人格化表现,是人类生活的空间化表述。它是城市人群生存状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及城市风貌的总体形态,是城市的灵魂,是文明的标志,是属于这个城市人群的完整价值体系。地铁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产物,地铁文化是伴随地铁的出现产生的文明,这种文明从来没有离开城市文化的范畴。 第三,地铁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浓缩和提炼。纵观发达国家较成熟的地铁文化建设,可以看出,在地铁文化建设中蕴含着浓郁的城市文化气息,是城市的文明的长卷。如伦敦地铁,各个车站体现了不同年代的建筑风格,从早期的砖石拱形结构,到后期的纯钢铁架构,再到现代的钢化玻璃站台,让人体会到英国一百多年地铁建筑发展史的巨大成就;巴黎的地铁每个地铁站设计独特,内部装饰各异,成为展示该国文化艺术的窗口;香港地铁是世界公认设备完善、自动化程度高、管理较好的地铁,它的自动售检票设备,由自动售票机、检票机、补票机和磁性车票、站台、中央计算机等组成,集计算机、自动控制、光电技术等高新技术于一体,这是高度发展的香港大都市文化的缩影,同时,一进入香港地铁站,映入眼帘的必然有各类广告。这些广告悬挂在上上下下的电动扶梯两旁,悬挂在月台前的“巨幅装”、“超大幅”的灯箱广告更加引人注目,这与香港人繁忙的工作节奏是相吻合的,香港的地铁,其实代表了香港的文化。 世界各国的地铁建设,都离不开本国文化的渊源,走入地铁就仿佛走入了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长廊,想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可以选择从地铁文化开始,在那里一定可以找到凝炼的城市文化。二、地铁文化是城市文明建设的延伸和提升,它对城市文化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 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及其在现代社会的价值？◆ 越来越会看到传统文化的价值。◆ 传统文化精致、典雅、高贵，有它自身内在的境界之类，不一定要“古为今用”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积淀，应是我们每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的寄托与归宿，它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是极其深远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吸收青年人来参与，才能永葆青春。◆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深深浸入中华儿女的血脉，现代社会中要继承发扬，光大。◆ 传统文化是改变现代人价值取向、引人向善、净化社会风气的良方。◆ 我认为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及其重要，当前社会缺乏道德，为了使下一代的孩子们真正成为祖国的栋梁，必须尽快宣扬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如果处理好的话，就是文化财富，反之，就是文化包袱。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有机的结合起来必能振兴中华。◆ 只有学习外国的长处，才能立于不败；只有发扬本国的长处，才可占得先机。◆ 我觉得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存在的一种标志和形式。◆ 是打造社会转型期中华民族新的精神支柱的核心内容，没有对中国自己传统文化的传承，就没有中华民族。◆ 不可或缺。◆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的精神家园。◆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我们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根本。她为现代社会提供精神资源和智慧支持！◆ 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的魅力。这与现代社会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现代社会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化内涵。以比喻来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根与叶的关系。叶与根不同，但叶永远无法离开根。◆ 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寄托。◆ 传统文化是现代社会得以发展的根基。◆ 传统文化并不是过时的，老掉牙的东西，反而，这是中华民族的根基所在，如果失掉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支撑作用，任何的事情都会失掉前进的动力。◆ 社会风气的净化正需要传统文化的振兴。◆ 立新并不需要破旧。◆ 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的熏陶可以让个人修身养性，不为浑浊的价值观所腐蚀，保持人格的相对独立。◆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积淀，是中华民族的内在气质。◆ 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传统文化的价值需要一批有识之士的努力才能使其发挥更大的价值，特别在现在学习西方已经成为正统的当今中国，学习永远是一种思潮，是一种运动，运动需要人以及人群的力量。◆ 很有价值。中国现代社会没有一种精神寄托。这种寄托恐怖还要从传统文化中找。◆ 在现代社会，我国传统文化应该大力弘扬。◆ 应该大力发扬！◆ 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现代社会。◆ 丢失了传统文化几近于丢失你自己前进的方向◆ 简单来说，现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发展，我认为文化是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因此，现代文化本身很大一部分是传统文化的积淀。从这里角度来看，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是现代文明持续发展和健康发展的基石。◆ 传统文化是我们重要精神财富，现代社会更需要我们重塑传统文化。◆ 待进一步思考。◆ 传统文化给予我们精神力量和修养底蕴，现代社会对此越来越淡漠，道德水平一直下降，有必要再次大力弘扬。◆ 我觉得:传统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也是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每个民族都有构成本民族精神凝聚力的文化传统，它影响着国民心理。◆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中，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作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观念的体现。◆ 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人们发出了“可持续发展”“回归自然” “救救地球”等呼喊，而且为了对付这些危机，人们已经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些危机继续恶化的势头。要想彻底地解决这些现存的问题，必须高扬中华传统文化所拥有的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的思想，也即：“天人合一”精义。我想这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价值所在。◆ 我认为，传统与现代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是相互包容的。现代是相对传统来说的，而传统这个概念的出现却恰恰是在现代社会中。因此，传统文化中必定有一些东西对现代社会是有用的，但是也不能排除某些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束缚和桎梏。我们必须正确引导传统文化的走向，使之更好地为现代社会服务。◆ 传统文化无疑是一个民族得以凝聚的最强有力的黏合剂。文化滋生出道德和文明。在现代国际化日趋加强的社会，更需要一种本土化的东西用以证明自己民族的存在，以及规范和统一人们的价值观念。◆ 传统文化过去有用，现在有用，将来也有用。其价值大小不在文化本身，关键是掌握和运用文化的人如何去充分发挥，怎样去加以利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文化多元，秩序在混乱纷杂中重建的时代。面对纷繁芜杂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面对中西文化的碰撞。我们必须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才能找到精神上的立足点，吸取智慧，让我们知道怎样正确地思考，正确地说话，正确地做事。◆ 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经过几千年沉积下来的文化精髓，在现代这样的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价值取向人有不可磨灭的作用，使人们不断思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 传统文化是现代社会价值体现的一部分，而要更好地实现现代社会的价值，必须与传统结合，建构在一定的传统之上。◆ 我认为，传统与现代是相互包容的。我们必须正确引导传统文化的走向，使之更好地为现代社会服务。◆ 传统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具有长久不变的价值，在现在西方文化占主要地位的世界里，我们很需要探索一下当今的文化思潮是否对我们有益，传统文化对弥补我们的不足有很大价值。◆ 我认为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来源，是一个民族从根本上独立的基础；同时它也是文化创新发展的条件和依据。◆ 传统有精华，也有糟粕，现代社会价值也是有优有劣。◆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其它民族的本质特征。◆ 应该大力的发扬传统文化，其在现代社会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的宝藏，如果说它们中有过时的部分，那是现代人对它的理解不够深入和灵活，也有可能是受了已有的对传统经典解读的影响。如果认真地接触原著经典，会受益无穷。◆ 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应该汲取其中的精华部分。◆ 现代生活离不开传统文化，她是我们幸福生活的源泉和动力，离开了她，我们就会像离开水的鱼儿。◆ 应该在现代社会大力倡导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它蕴涵在每个人的血液里，它决定着这个民族的未来。◆ 对本民族文化，我首先表示尊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 传统文化是宝贵的、无价的，但也正因为其在现代社会中价值不可估量，又很难转化成生产力，不被社会大众所重视。◆ 传统文化在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和人生座标，学习和了解传统文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其中虽然有糟粕，然而更多的是精华；其负面效应固然足以构成现代化的滞碍，然而其正面效应与中国现代化并无内在的冲突，关键在于批判性的改造、创造和扬弃。我们在全球化趋势越演越烈的今天，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时候，应当注意树立并保持自身的民族文化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是提醒我们在进行交流时、在交流中发生冲突时，不能“迷失自我”，不能丧失民族自信心，必须以理性的态度去鉴别、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 传统文化一直在现实中活着。它是现代中国人精神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很欣赏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它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我们现在的社会应对此给予更大的关注。◆ 现代社会不是缺少传统文化的内容，而是缺少土壤、环境，从而使传统文化的价值得不到体现。◆ 我看过很多关于佛学方面的书，我觉得儒家文化与佛学还是有很多相关的地方。传统文化，能保存下来，且发扬光大，至少能在我个人身上找到。所以我个人认为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价值是不可估计，尤其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人们很容易迷失自我，缺乏信仰。◆ 我们知道有些古董价值连城，而古董是从传统文化传统中出来的，因此传统文化能够复活的话，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俗气的说是多么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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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的发展简史“有机化学”这一名词于1806年首次由贝采里乌斯提出。当时是作为“无机化学”的对立物而命名的。由于科学条件限制，有机化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从天然动植物有机体中提取的有机物。因而许多化学家都认为，在生物体内由于存在所谓“生命力”，才能产生有机化合物，而在实验室里是不能由无机化合物合成的。1824年，德国化学家维勒从氰经水解制得草酸；1828年他无意中用加热的方法又使氰酸铵转化为尿素。氰和氰酸铵都是无机化合物，而草酸和尿素都是有机化合物。维勒的实验结果给予“生命力”学说第一次冲击。此后，乙酸等有机化合物相继由碳、氢等元素合成，“生命力”学说才逐渐被人们抛弃。由于合成方法的改进和发展，越来越多的有机化合物不断地在实验室中合成出来，其中，绝大部分是在与生物体内迥然不同的条件下合成出来的。“生命力”学说渐渐被抛弃了，“有机化学”这一名词却沿用至今。从19世纪初到1858年提出价键概念之前是有机化学的萌芽时期。在这个时期，已经分离出许多有机化合物，制备了一些衍生物，并对它们作了定性描述，认识了一些有机化合物的性质。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发现，有机化合物燃烧后，产生二氧化碳和水。他的研究工作为有机化合物元素定量分析奠定了基础。1830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发展了碳、氢分析法，1833年法国化学家杜马建立了氮的分析法。这些有机定量分析法的建立使化学家能够求得一个化合物的实验式。当时在解决有机化合物分子中各原子是如何排列和结合的问题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最初，有机化学用二元说来解决有机化合物的结构问题。二元说认为一个化合物的分子可分为带正电荷的部分和带负电荷的部分，二者靠静电力结合在一起。早期的化学家根据某些化学反应认为，有机化合物分子由在反应中保持不变的基团和在反应中起变化的基团按异性电荷的静电力结合。但这个学说本身有很大的矛盾。类型说由法国化学家热拉尔和洛朗建立。此说否认有机化合物是由带正电荷和带负电荷的基团组成，而认为有机化合物是由一些可以发生取代的母体化合物衍生的，因而可以按这些母体化合物来分类。类型说把众多有机化合物按不同类型分类，根据它们的类型不仅可以解释化合物的一些性质，而且能够预言一些新化合物。但类型说未能回答有机化合物的结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困扰人们多年的谜团。从1858年价键学说的建立，到1916年价键的电子理论的引入，才解开了这个不解的谜团，这一时期是经典有机化学时期。1858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和英国化学家库珀等提出价键的概念，并第一次用短划“—”表示“键”。他们认为有机化合物分子是由其组成的原子通过键结合而成的。由于在所有已知的化合物中，一个氢原子只能与一个别的元素的原子结合，氢就选作价的单位。一种元素的价数就是能够与这种元素的一个原子结合的氢原子的个数。凯库勒还提出，在一个分子中碳原子之间可以互相结合这一重要的概念。1848年巴斯德分离到两种酒石酸结晶，一种半面晶向左，一种半面晶向右。前者能使平面偏振光向左旋转，后者则使之向右旋转，角度相同。在对乳酸的研究中也遇到类似现象。为此，1874年法国化学家勒贝尔和荷兰化学家范托夫分别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同分异构体，圆满地解释了这种异构现象。他们认为：分子是个三维实体，碳的四个价键在空间是对称的，分别指向一个正四面体的四个顶点，碳原子则位于正四面体的中心。当碳原子与四个不同的原子或基团连接时，就产生一对异构体，它们互为实物和镜像，或左手和右手的手性关系，这一对化合物互为旋光异构体。勒贝尔和范托夫的学说，是有机化学中立体化学的基础。1900年第一个自由基，三苯甲基自由基被发现，这是个长寿命的自由基。不稳定自由基的存在也于1929年得到了证实。在这个时期，有机化合物在结构测定以及反应和分类方面都取得很大进展。但价键只是化学家从实践经验得出的一种概念，价键的本质尚未解决。现代有机化学时期 在物理学家发现电子，并阐明原子结构的基础上，美国物理化学家路易斯等人于1916年提出价键的电子理论。他们认为：各原子外层电子的相互作用是使各原子结合在一起的原因。相互作用的外层电子如从—个原了转移到另一个原子，则形成离子键；两个原子如果共用外层电子，则形成共价键。通过电子的转移或共用，使相互作用的原子的外层电子都获得惰性气体的电子构型。这样，价键的图象表示法中用来表示价键的短划“—”，实际上是两个原子共用的一对电子。1927年以后，海特勒和伦敦等用量子力学，处理分子结构问题，建立了价键理论，为化学键提出了一个数学模型。后来马利肯用分子轨道理论处理分子结构，其结果与价键的电子理论所得的大体一致，由于计算简便，解决了许多当时不能回答的问题。

化学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对深化基础教育改革，提高学生素质具有重要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化学综述论文，供大家参考。

前言

化学工业推动着人类社会和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也为人类社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伴随而来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化学工业表现出的“贡献”和“环境污染问题”的两重性对化学工业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和生产人员提出了挑战。用绿色的化工工艺取代传统的化工工艺是绿色化学工程与工艺所提出的思想，通过在化学工业生产过程中，在无毒、无害的反应条件下去采用无毒、无害的原料来进行反应，同时使整个反应具有高选择性，进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副产物的生成。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在化工行业推行清洁生产，实现零排放，把污染消灭在生产过程中。文章针对传统化学工业的发展问题，通过对绿色化学工程与工艺对化学工业节能的促进作用进行探讨，从而在我们国家今后的化学工业生产中环保性和节能性提供参考依据。1绿色化学工业概念绿色化学又称“环境无害化学”“、环境友好化学”“、清洁化学”，绿色化学的最大特点是在始端就采用预防污染的科学手段，因而过程和终端均为零排放或零污染。其研究目的在于寻找充分利用原材料和能源且在各个环节都洁净和无污染的反应途径和工艺。绿色化学工业是把绿色化学的思想引入传统化学工业生产中，并此基础上产生对人类健康、社区安全、生态环境无害的化学工业过程。

2绿色化学工程与工艺的开发

早期人们对化学工业所引起的环境污染常常采用的办法是“末端治理”，开发了多种环境保护手段，如：水处理技术、大气污染防治技术、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和噪声治理技术等，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人类社会和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环境污染的速度远远快于治理环境污染速度，并且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不断增加，而且治标不治本。而绿色化学工程与工艺是用绿色的化工工艺取代传统的化工工艺，采用无毒、无害的原料，在无毒、无害的反应条件下进行，使反应具有高选择性，最大限度地减少副产物的生成。从而在化工行业推行清洁生产，实现零排放，实施绿色化工生产，从污染的源头防止污染的发生。绿色化学工程与工艺在化学工业中具体实施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原料的绿色化

在化学产品生产中，原料的选择是决定化学生产过程和生产工艺的主要因素之一，绿色化学工程与工艺以无毒无害的原料作为绿色化学工业重点研发目标，选用可再生资源作为绿色化学原料，如生物质资源包括植物、农作物、林产物、海产物(各种海草)和城市废弃物(报纸、天然纤维)采用生物转化法通过一系列的反应转化得到醇、酮、酸类等常见的化工原料，在转化过程中依赖各种微生物在细胞内产生出我们所需要的各种化学品，整个过程清洁无污染，这都是绿色原料应用的典型。

催化剂的绿色化

近几年来，随着化学工业的快速发展，采用合理的化学反应应用在化工生产过程中成为了现代化学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常规的化学反应中都离不开催化剂的使用，正确合理的使用催化剂不仅可以加速反应进程，改善化学反应的选择性和提高转化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加工成本，而且从根本上减少或消除副产物的产生，减少环境污染，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目前，针对化学反应催化研究已经研发出各种催化剂，例如，在精细化工生产中，已使用安全的固体催化剂分子筛、杂多酸等来替代有害的液体催化剂浓硫酸，从而简化了工艺过程，减少“三废”的排气量。

溶剂和助剂的绿色化

在化学工业生产过程中，无论是化学反应过程，还是化学产品的分离过程，都会使用大量的溶剂或者助剂来克服反应或分离过程中的特殊障碍，但是这些溶剂和助剂都是有毒的，往往会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开发出无毒无害的溶剂和助剂也是绿色化学工业重点研发目标之一。合适的绿色的溶剂和助剂不仅仅能使反应加速进行，也能使反应能耗低、效果更好、选择性更高以及产品更容易分离，更有利于环境保护。例如，现已开发出各种离子液体来应用于化学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化学反应提供新的反应环境，也应用在化学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分离过程进行产品与副产物的分离。

能源的绿色化

在化学工业中，从获取的化学原料到发生的化学反应以及反应产物的分离和纯化等各个环节均伴随能量的产生和消耗，而且耗能巨大。然而，在化工生产的化学反应中，若反应是吸热的，则需要在反应开始时加入热量来使反应进行完全;若反应是放热的，则需要冷却以移出热量来控制反应进行。同样在化工过程的分离与纯化中，可通过精馏、萃取、再结晶、超滤等操作来实现，也需要消耗大量能量。所以找到合适的能源也是绿色化学工业重点研发目标。例如，比较清洁的能源有电能、光能、微波以及超声波等能量，其中电能是运用较多的一种，在利用天然、无毒、手性的维生素B12为催化剂的电催化反应中可以实现在温和中性条件下的自由基环氧化。

3绿色化学工程与工艺对化学工业节能减排中的促进作用

近些年来，在国内的化学工业中，绿色化学工程与工艺主要应用在以下几个方面。

清洁生产技术的应用

在化工行业清洁生产包括清洁生产过程、清洁的产品以及清洁的能源等三个方面。而在化学工业节能减排中，主要以清洁生产过程为主。清洁生产过程是指在生产中尽量少用和不用有毒有害的原料，采用少废、无废的新工艺和高效设备，改进常规的产品生产工艺;尽量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危险因素，如高温、高压、易燃、易爆、强噪声、强震动等;采用可靠、简单的生产操作和控制。已有的化学工业中清洁生产技术应用案例为：磷肥工业清洁生产工艺、铬酸酐生产工艺的绿色化改造、环氧丙烷的清洁生产、对苯二甲酸二甲酯氧化尾气的回收利用、二氯苯胺的清洁生产以及苯甲醛的清洁生产工艺等，这些清洁生产技术对化学工业节能减排有促进作用，实现了化学工业的绿色化，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与生物技术相结合的应用

在化学工业生产中，绿色化学工程与工艺常常与生物技术相结合，采用生物炼制技术将可再生资源转化化学原料，进而合成出所需要的化学品。通过这种技术得到的化学原料相对于一般的工业原料来讲，反应效果和催化效率较好，反应产生的污染物和废弃物较少，还具有良好的无污染性、高效性、节能性。生物炼制是开拓创新型技术，是生产能源、材料与化工产品的新型工业模式。例如，全作物生物炼制方法以油菜、大豆、甘蔗、玉米等为原料，采用发酵技术，用基因组合方法在有氧条件下生成1，3-丙二醇重要的化工中间体。

环境友好型的化学品的应用

大力发展绿色化学工程与工艺可以使化学工业为我们生产出更符合社会、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友好型产品，在生活中有许多具体应用实例。例如，已被联合国列为新一代环保制冷剂含杂原子N、Si的三氟碘甲烷(FIC-1311)来替代传统制冷剂氟利昂，FIC-1311不损耗臭氧层，温室效应可以忽略，对环境破坏作用较小;2005年美国环境保护署已批准的新型熏蒸气体杀虫剂硫酰氟来替代溴甲烷，杀虫效果比溴甲烷好，对坚果和干果气味无影响，同时对臭氧耗损潜能值为零，对大气臭氧层无影响。

4结束语

在化学工业生产的过程中运用绿色化学工程与工艺的思想，从化工生产的源头上采用无毒无害的原料、催化剂、溶剂等，使用节能减排的生产工艺，采用清洁生产的技术，能够降低化学工业生产过程中能源消耗，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开发和应用绿色化学工程与工艺对现代化学工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也是促进现代化学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基础有机化学实验是高等学校理工类、化工类、环境类、材料类以及生物、检验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对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思维训练等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机化学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础有机化学实验作为有机化学的基础课程，发挥着奠定学生未来发展的作用。然而，笔者在实验教学中，发现有机化学实验教学在教学理念、方法上存在诸多问题，结合笔者自身的教学经验，提出了新的教学理念与方法策略，为基础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提供参考。

1有机化学的重要性及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有机化学与人们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人类的生命就是一个有机体，由各种各样的有机物组成，如蛋白质、核酸、糖类等，这些物质构成生命的基本单位，同时也参与体内的各种合成代谢。其次，人类的衣食住行离不开有机物，如我们穿的各种衣服，都是由各种合成纤维构成，饮食中少不了各种有机蛋白质、有机营养物质。最后，有机化学提升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如有机化学合成的各种药物，不仅治愈了人类多种疾病，并且提高了人类的寿命。1965年，人类合成的第一个人工胰岛素——结晶牛胰岛素，在我国诞生，为糖尿病病人带来了福音。

2基础有机化学实验对学生的意义

(1)训练学生动手操作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有机化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单独以老师为主体的理论教学无法将整个有机化学知识点融会贯通，而有机化学实验就为学生提供了动手操作的机会，解决了学生上课时对不明白知识点的困惑。例如，在学习有机物萃取时，很多学生在理论课时对萃取的过程以及注意事项都是死记硬背，而实验课时学生通过自己的独立完成或者协作完成，将会彻底领悟到萃取的原理，并掌握分液漏斗的正确使用方法。有机化学同时也是一门实用性非常强的学科，例如阿司匹林的制取，阿司匹林是一种解热镇痛药，在人类的药物发展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对此药物进行合成可以使学生明白有机合成的重要性，同时也能对重结晶提纯法进行巩固。

(2)训练学生科研思维与专研精神。有机化学实验由于其操作性强、专业性强等特点，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出了考验，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与专研精神。诸多著名的化学家如居里夫人、门捷列夫等，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就是凭借实验训练带给他们的科研思路以及实验成果。本科阶段的化学实验要注重的是实验的热情，因此将他们的热情鼓舞起来后，他们才能够真正投入到专研当中。

(3)为学生步入未来工作岗位打基础。有机化学实验是有机化学专业相关人才进入未来工作岗位的必要条件，只有掌握基本操作的技能才能够胜任工作岗位的需求。我国大学生越来越多，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市场和人才培养方向的脱节主要原因就是学生操作技能差，理论考试都能得高分，而一到具体应用就措手不及。然而，对于那些不从事化学相关专业工作的专业来说，有机化学实验是一门基础性的实验，对未来工作岗位相关的知识都是一种重要的铺垫。

3目前基础有机化学实验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实验方法落后、实验设备陈旧。有机化学实验教材内容一般是那些已经完成被认可的基础性实验，这些实验虽然很经典，但由于实验方法落后导致实验耗时长、操作繁琐，有的实验要6个小时以上才能结束，这使得一些本来对有机化学感兴趣的同学望而却步。而实际上有机化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验手段也不断在进步，采用先进的实验方法可大大缩短实验时间，这非常有助于提高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另外，我国诸多高校在有机化学实验设备上都存在着设备过于老旧的问题，很多实验无法开展下去的重要原因就是实验设备的短缺，一般都是几个学生用一个实验台或者一台操作仪器。在实验方法上，除了传统的基本内容外，没有将社会上用的新技术引进去，学生不知道学完后用在哪里，自然无法激发他们的热情。而很多现代社会根本用不到的理论仍体现在实验教材上，这不仅耗费了学生和老师的宝贵时间，同时也不利于学生适应未来的工作。

(2)实验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实验的安全性隐患包括三个方面：①我国目前很多高校在实验室安全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隐患，例如缺乏实验安全操作柜，实验试剂过期或者不合格等现象屡屡出现。②一些有机实验本身存在安全性隐患，比如乙酰乙酸乙酯的制备，该实验要使用钠砂，金属钠遇水即燃，在热熔钠块并震荡使之变成砂粒的过程中，如果操作不当，钠会从瓶子里喷出来，非常危险。而事实上笔者在从事这么多年的有机合成研究过程中从未使用过钠砂。③在实验操作过程中很多学生都缺乏安全意识，没有带口罩和眼罩，一旦发生意外事件如试剂喷射到眼里，或者身上，则无法进行有效及时的处理。

4对基础有机化学教学的看法

(1)明确基础有机化学实验教学的目的。目前我国基础有机化学实验教学中存在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真正明确其实验教学的真正目的。我国大学现在开展的是素质教育而不是二十年前的精英教育，因此将过多的要求投放在学生身上，将会导致他们厌学或者恐惧。有很多学生还没有进行实验就被那些高难度的要求吓得退却，不能激发他们的实验热情、钻研热情。笔者认为，本科阶段的有机化学实验教学主要目的应该是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只有他们有学习的热情与渴望，才可能进一步地钻研，也才可能克服怕苦怕累的思想。

(2)因地制宜制定本科教学的培养策略。有机化学实验教学应该采取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策略，对于化学专业的同学和相关专业的同学应该制定不同的目标，不能一概而论，否则有机化学实验课将对那些基础理论学习少的同学产生很大的负担。本科教育注重的是素质教育，因此着重在于培养他们的实验热情，只有奠定热情的基础上，才能够进一步地实验和攻读研究生。

5改革基础有机化学实验教学的策略

(1)改革实验教学的理念与目标。本科阶段的有机化学实验其本质上的问题是教学理念与目标的偏差。因此，教育部门应该彻底改革现有的教育体制，不能将二十年前的目标与理念用于现在。制定的理念与目标应该结合学生和学校的实际，同时也应该结合社会市场的需求。笔者认为本科阶段基础有机化学实验教学的理念与目标应该是：着重培养学生的实验热情，提升素质教育。

(2)根据社会需求，改进实验方法、设备。现阶段我国本科有机化学的实验不能与时俱进，没有跟上社会需求的潮流。因此，应该引进那些社会工作中需要的实验、删除那些社会不需求或者用不到的实验，改进实验方法的前提就是要有充足的资金购买实验设备，因此可以采用和企业联合办学的策略，由企业投资引进设备，同时企业排除专门人士进行指导，带领学生参观公司，只有了解到所学知识的有用性，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也为学生的就业带来了保障。同时也要尽量使用现代的有机合成方法和手段，增加实验的实用性，还可以找一些现象明显、容易成功、能显著提升学生兴趣的实验，以替换危险、气味大的实验。

(3)分阶段教学的培养方案。在本科阶段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培养策略：首先，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可以是老师带领学生参观化学应用公司或者大型科研院所，也可以是老师通过简单的实验激发学生动手的热情。其次，对那些有实验操作热情的同学，可以引进到老师的科研队伍中，开拓学生的视野，同时也提升学生的实验设计、操作以及钻研的能力。最后，结合同学自身的情况，给出不同的建议。例如对那些具有刻苦钻研精神的同学，可以将其作为保研的对象，对于那些实际操作能力强的同学，可以将其推荐到合作的企业当中去。

6结束语

有关城市化问题的论文

应该针对本城市的相关资料作为入门信息，城市化建设和城市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容，突出本地的城市化建设和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再针对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举例当地的主要对策以及启示。就这么简单！！！

简单啊 要免费的参考文献就去“文发网”上找嘛 多得很哦城市化与过度城市化摘 要:工业化、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政府的发展规划成为推动城市化的动力。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城市人口过度增长、政府的过度消耗、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以及过度的非人本指标等现象,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关键词:城市;城市化;过度城市化Abstract: Industrialization, change of rural economic & social structures and government development planning have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phenomena of over-increase of urban population, over-consumption of government, over-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and serious pollution and excessive non-human-oriented indexes, etc. bring a series of serious social words: city;urbanization;over-urbanization一、城市与城市化要理解城市化问题,先要了解城市。什么是城市?美国学者曾经指出,有三种定义城市的方法,“在美国,城市是有2500人居住的社区,城市化地区是居民不少于5万人的城市”;“在巴西,人口规模则不是确定城市的依据——城市就是首府”;“按照社会学的传统,城市被定义为在地理上有一定范围并具有某些特征的社会组织形式”① 。中国学者对城市也有定义,有人指出:“城市是大规模高度聚集的人类活动区域。”②城市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地,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性产物。城市是特定国家或特定地区居民经过生活演变,在合适的地点逐步发展起来的,有稳定的生产布局和贸易市场,有各种相对完备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和文化事业组织,以及相对严密的专业化管理秩序的大规模人口聚居区。什么是城市化?可以把城市化看成一种指标,一种用以分析城市化实现水平的评估体系;也可以看成形容词,形容一个相对大的区域内城市的密集程度。50年代初期有一个划分城市的标准,3000人口以下的是农村集镇,3000人口以上的叫城镇,或者叫城市,所以在中国有城市、城镇和农村集镇的区别。建国初期江苏的城市化率是14%强,而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苏南地区的城市化率是17%强,大约高于全国平均数7个百分点,所以苏南是全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化在当前,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当局以扩大城市的规模,强化城市的经济功能,提升城市的辐射能力为手段,加快国家经济建设的一种手段或者方案。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城市化就是政府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具有很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特征。关于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有关专家有许多研究,提出了很多设想,比如信息化城市、数字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创新型城市等。这都是一些十分有价值的想法,实现起来有一个过程。严格说来,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尽管1949年以后,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发展方针方面有问题,或者限于发展速度缓慢,都不能称之为城市化运动。最近20多年来,城市化运动才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以下三组数据能够说明这一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笔者选取了四个年份,反映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变化(表1)。综合有关《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85年以来的四个年份,反映全国城市的建成面积(表2)。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90和2001两个年份中国城市发展的有关数字对比(表3)。二、过度城市化应该承认,我们的城市化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经验教训也不少,其中过度城市化就是一个值得注意和预防的问题。西方学者曾经提出了“城市化过度”的概念。有学者指出:“城市化过度是伴随着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状况,即一国城市居民相对于全国人口的比例大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一般说来,它是迅速城市化的孪生兄弟。”③上述西方学者关于过度城市化的观点,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性。现在看来,城市居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高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当然可以作为讨论过度城市化问题的衡量指标;从占全国人口总数比例的角度上分析过度城市化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因素。不过,由于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的差异,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往往并不具备决定的意义。换句话说,在考察具体城市是否已经城市化过度的时候,单纯以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来衡量,有可能并不十分科学。因为有的城市,虽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较高,但是它的综合能力所决定的人口涵养能力比较强,因而并没有达到过度城市化的程度。除了人口因素之外,过度城市化的指标,应该包含城市生存质量和城市功能的因素。所谓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落后、供养能力不足,管理水平低下,但是人口数量畸形增长,其膨胀速度大大超过了经济、环境与公共设施所能承受的程度,使城市不仅失去了现代化发展的牵引作用,而且成为充满社会不公、环境污染、疾病、贫困、混乱、犯罪、黑帮势力和政治冲突的恶劣生存空间。过度城市化是人口片面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失去协调性,城市管理严重失控的结果。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上,过度城市化是任何国家在一定阶段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发生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更容易发生和更值得重视的问题。一般来讲,城市化的动力有三个:第一个是工业化。近代之前,包括西方世界的城市化,它的驱动力主要是工业化。由于工业化,城市里面兴办了大量的近代化工厂,致使大量人口向大城市流动,这是一个动力。工业化引起的城市发展,在欧洲特别明显:“在欧洲,十九世纪是城市大发展的年代。1816年德国城市人口略多于250万,到1895年就达到了1300万。1846年法国城市居民是850万,而1891年则增加到1450万。巴黎在1800年时只有50万人,1891年达到250万,是1800年的5倍。”④第二个是农村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民的生存状况恶化,自发流入城市,增加了城市的人口。这个情况在近代以前很明显,据国外有关专家统计,1800年北京人口110万,伦敦万,巴黎万,东京万,柏林万,莫斯科万,开罗万,费城20万,汉城19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人口控制得比较严厉,人口的流动性相对差一些,但是仍然有流入城市的,特别是一些省以上的政治中心城市。据统计,1949年北京市的城镇人口大约178万,1959年达到421万,1979年达到510万,其增长速度还是相当可观的。第三个动力来自政府的发展规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加快,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于政府的规划和发展战略。政府把城市化率的提高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过度城市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当前城市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城市范围和人口规模的扩张。比如在城市买套房子,就给予城市户口;因各种圈占土地,郊区变成市区,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也有工业第三产业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扩张。但是,有些城市的人口膨胀非常厉害,而其动力不是来自于工业化或者说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城市化最重要的前提,它们直接造成城市的劳动力需求,保证城市扩容的人口有稳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离开了这个前提,离开了产业基础,盲目地扩大人口,会导致社会的极度不稳定。政府的过度消费。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政府当局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与此相联系,城市化运动中的过度城市化,也就包括政府的过度消费。或者说,过度的政府消费,自然成为中国这样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国家城市化运动中的基本特征之一。公务员和编制外人员数量快速增长,公款消费数额巨大,政府楼堂馆所豪华气派,这实际上是现代化成果的不正当不健康的消耗。在有些城市,政府的消费非常大。有些地方的县政府,办公大楼里豪华的电梯,庞大的空调,加上物管费,每年支出费用极大,这是很大的浪费。应该把这些过度消费的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改善经济技术基础,增加物质储备,提高抗击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这一点,有许多报道和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透支、水透支、环境透支,已经非常严重,人们深有同感。现在即使到农村去,许多地方也是污水一片,奇臭无比。城市里出现地面开裂或下沉、地下水资源枯竭、噪音、粉尘、废气、酸雨、沙尘、热岛效应等现象。恶性疾病发病率上升,甚至已经成为常见病、多发病。过去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说苏州和杭州是人间天堂。现在,有哪些地方还可以真正称为人间天堂呢?假如我们不计后果地建设,把自己生活的地方污染到很严重的程度,终将有一天这个地方会成为死亡之域,经济发展再好,又有什么用?这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情。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城市化应该以人为本,致力于建设一个宜居城市,为居民创造优美的生活条件。除了环境的宜居之外,还有生活的宜居,工作的宜居,文化的宜居。这就要求一切发展的举措,都要以人为本。各种规章、制度、管理目标的提出,都要把以人为本放在核心的地位上考虑。要明白,非人本指标与宜居城市的目标是不协调的。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存在于很多方面,比如市容的过度美化,造成很大浪费。为了城市的美观,造成老百姓生活的不方便,这就是非人本指标。在我们的城市,城管是一个工作难度最大的部门,也是一个群众意见比较集中的部门。有个城市曾经有人公开在店门口贴了“城管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其实不管理肯定是不行的,问题是怎么管,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用什么方法管。群众对城管意见那么大,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管理的某些指标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拆迁,也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旧城改造是必要的,特别是城市的商业区、文化区、窗口地区和基础设施改造,有利于改善城市条件,美化环境,提升城市品位。但是,为了拉动房地产市场,不加区别地针对居民区的拆迁改造,只会增加群众负担,加重群众生活成本。国外有些城市,富人住郊区甚至远郊的别墅,公寓区、贫民区在市区。我们反过来,拆迁的困难户都转移到远郊,经济适用房多数建在远郊,他们的生活成本仅交通费就要多花许多。城市的建设为富人考虑多,为穷人考虑少。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前那么长时间有棚户区,过去每个城市都有棚户区,就是条件相对差一些的地方,有的甚至是有点破烂的地方,因为居民的经济水平不一样,所以棚户区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现在美化城市要把那些旧民房大片地拆掉,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矛盾。一些市区边缘的民房拆掉之后,没有便宜的地方能租住。有些地方的教育部门调整学区和学校布局,把农民工办的学校取消掉。这样一来,农民工子女读书很成问题。原来民工子女学校费用很低,现在把他们并入城市学校,他们要和城里孩子交一样的钱读书,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增加。媒体曾报道,有个地方,政府专门花钱建造了楼房,一间房子放四张床,然后说对农民工说我,给你们谋利益了,一个月可以花一百多块钱用一张床,结果没有一个农民工要。记者采访农民工,他们说:“我在这边打工,工地就可以住,为什么要住那里?我每天工资才几十块钱,住在那边每个月要交一百多块钱,另外工地在城东,房子在城西,每天交通费又要加好几块钱,一个月下来,要多花不少,划不来。”结果政府为农民工造了房子,他们却不肯住。这种事情很多。有些城市建设草坪,大量采购,进口草皮,效果怎么样呢?一些中国土生的草可以上去踩,可以躺在上面,没什么事,外国进口的草很娇嫩,它只能看不能踩,这样做城市建设的成本无意间就扩大了。这些实际上都是为了完成脱离实际的非人本化指标的结果。过度城市化还带来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公共设施跟不上,交通跟不上,电力、煤气、住房跟不上,生态恶化,大量人口失业,大众普遍贫苦化,犯罪率上升,城市管理成本上升等(城市管理是要成本的,我们现在城市管理成本很高,有些重大的案件破案很快,一打110警察就到场,这很好。我们的公安已经从静态管理转入动态管理,这是很了不起的,但要有成本的)。当初,在盲目扩充人口的时候,矛盾可能还不会马上暴露出来,但是这些问题,迟早会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城市的各种利益阶层、各种等级之间的利益协调,做得很不够。城市居民各个等级间的利益和愿望要调节好,社会矛盾不能太尖锐。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差异,但是社会的利益分配,必须维护公平底线。党中央提出要研究收入分配政策,并且提出和切实落实关注弱势和推进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正确和及时的。城市虽然扩大了,但是还没有建立成熟的社区伦理。城市有城市的伦理,过去西方学者把农村社会称之为通体社会,把城市称之为联组社会,是按照农村和城市的不同伦理精神来分析它们的性质的。通体社会和联组社会,这两个概念有一点玄。什么叫通体社会?在一个村子里面,可能聚集着一个宗族,本来就是一个熟人社区,居民有共同的价值观,也有比较稳定的民间纠纷的处理习惯,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所以叫通体社会。但城市人口来源于各个地方,他们脱离了原住地,来到了陌生的地方,没有了原住地居民之间在生产上、血缘上、情感上、历史渊源上的密切联系,必须自我奋斗,优先考虑个人利益才能生存,这就导致城市各个群体之间的亲合度不够,所以城市社会是一个联组社会。也有人反过来讲,说农村里是机械团结,而城市是一种有机团结。因为农村里虽然有统一的乡规民俗,但乡民之间缺乏共同利益,缺乏有机的分工合作,所以他们之间的互相团结不是很稳定。而城市里专业分工的程度很高,各个行业之间互相依存度比较高,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工种停下来,其他行业、其他工种,甚至整个城市的运转就要停下来。所以城市的人必须互相协作,互相支持,高度紧张地团结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生存而结合。城市居民的结合,当然比农村居民之间的结合,要密切得多、有机得多。以上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这两种看法取了两个极端,有点绝对化,因而可以继续讨论。但是,不管怎么说,城市确实应该有共同的社区伦理。所谓城市的社区伦理,是指城市居民共同遵守的体现都市文化特征的公共规范,包括城市的公共信仰、公共观念、公共权力、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公共制度等一系列规章性、制度性、观念性、习惯性价值与规则。有这一整套公共的规则,来维护市民的共同利益,把人们共同生活的代价降低下来。共同生活是有代价的,有时社会的组织不协调不合理,共同生活的代价就很大。城市是五湖四海的人的汇集,所以必须确保每一个人的利益,否则大家无法共同生存。只有建立起共同的社区伦理,让这些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有一种公认的价值基础,才能团结起来,这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培育新形势下的城市伦理,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已经可以看出,在有些城市,城市化的推进,不是提升了城市原有文明的水平,而是降低了水平。原因很简单,在有些地方,外来人口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超过了原住人口,城市原来的文化特色被消解了,甚至外来人口的语言、民俗、生活习惯、人际网络、利益诉求、群体风气改变了原有文化内涵,成为城市面貌的新的主流特色。多数情况下,这种新的特色带有许多负面意义的内容,或者说,具有负面的性质。怎样才能在人口急剧膨胀的条件下不降低城市的文明水平,强化城市的文明管理,让外来人口尽快融入城市生活,改善他们的文明素质,是一个十分艰巨的现实任务。提供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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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去看看（城镇化与集约用地）上的文献，自己去找下这类的资料

研究某一文化现象的论文

中西文化差异与税制改革内容提要：我国现实文化以面子人情关系为特征，在这种文化下执法很难不被人情关系所左右，从而形成预期成本很低的“违法也仅就是被处罚”社会心理。西方文化下行之有效的制度在我国文化环境下无法产生同样的作用。完善税制的方向不是所谓国际接轨，而应当更多地遵循国情原则，国情原则不仅要求以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基本出发点，而且要求关注中国现实文化，寻求在我国现实文化中能够有效运行的制度及其管理办法。就是要设计出使面子、人情和关系无法起作用的制度，即反面子人情和关系的制度，从而使制度得到确实施行，实现制度中体现的效率和公平的理想。关键词： 税制改革 增值税 个人所得税 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 比较文化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实行世贸组织规则的过程就是制度和管理机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过程。而与国际接轨就是向西方看齐，经济制度和税收制度要采用西方的模式，似乎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做过的事情中国才能做（即使认真分析在西方发达国家某一项制度已经存在许多问题），西方国家没有做过的事情中国就不能做。实践证明这种改革的决策思路和全盘照搬西方理论、制度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且后患无穷。中国的经济改革包括税制改革只有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以国情原则为第一原则才能取得成功。国情原则不仅要求以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基本出发点，而且还要关注中国现实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一、西方税制模式及其有效运行的文化基础（一）西方税制模式西方文化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税收制度有广泛的影响。这里笔者只想分析两个与我国税制建设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即增值税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制度和自行申报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说明它们都只有在西方文化环境中才能行之有效。1.增值税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的制度。采用增值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克服传统流转税道道课征、重复征税的弊端。对纳税人购进的投入品已纳增值税准予抵扣（即进项税额抵扣）是增值税的最基本特征，也是增值税克服传统全值型流转税各种弊端的基本机制。进项税额抵扣制度运行状况如何是决定增值税改革成败的最关键因素。进项税额抵扣可采用以账簿记录为基础的办法（账簿法），也可采用以购进货物的发票记录的数据为依据的办法，即发票法。发票法的特征是将有专门内容规定的增值税发票作为唯一的凭证据以抵扣进项税额。在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的制度被完全依法履行的情况下，增值税体系内的所有纳税人获得一视同仁的待遇。他们都有权凭合法增值税发票获得进项税额的抵扣，也有权通过开出增值税发票将累积到本阶段的所有增值税税额转移给下一阶段的货物或劳务的购买者，并最终将税额转移给货物或劳务的消费者。使最终消费者以外的纳税人，即所有生产经营者并非是最终消费货物或劳务的纳税人，不论其生产经营的形态是纵向联合的全能式企业，还是横向联合的专业化分工合作企业，都处于同样的纳税人地位——它们都是增值税的代收代缴者，而只有最终消费者才是增值税的负担者。货物或劳务的增值税负担与其经过的生产经营环节的多少无关，这样就解决了传统全值型流转税道道课征、重复计税的弊端。此外，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的机制还建立起了纳税人之间自动的交叉稽核机制，使偷逃税得到抑制。如果实行账簿法，就不可能建立其增值税环环相扣的链条。⑴但就大多数纳税人而言，还是严格遵守税法而使用增值税发票的。尽管不存在全国统一印刷发票、给发票添加防伪标记的做法，也不需要通过计算机网络实行交叉稽核，但利用发票进行偷逃税仅限于极少数不法商人，远没有成为普遍性和偷逃税中最严重的事件，发票法的运行是可控制的，运行也相当简化明确、成本低。因而，增值税成为一种征税成本低、自动运行，既能为国家获得稳定的收入又能克服传统流转税重复课税的不公平效应的良性税种。但是如果纳税人未能自觉守法，仅热衷于利用发票做文章，未纳税却想得到抵扣，偷逃税普遍化，那么增值税要么成为征税成本很高的税种，要么就不适合实行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的制度。制度均可借鉴，但实行效果却天差地别，这只能从文化差异角度加以解释。2.个人所得税按年综合课征，自行申报、源泉扣缴、重点稽查、违法处罚的征管制度。西方个人所得税以个人或家庭为纳税主体单位，以年为纳税的时间单位，要求纳税人就其全年全部所得，在减除了法定的可扣除费用和生计扣除额后，适用超额累进税率或比例税率（少数国家）。但为了保证税款入库的均衡，便于纳税人安排营业和消费活动，均实行源泉代扣代缴和按时（如按季、按月）预缴，年终结算的办法。源泉代扣代缴适用于经常性、周期性的应税所得项目（如工资薪金），按时预缴适合于工薪所得以外的其他所得。由于个人所得税的税基以全年的收入减除费用和生计扣除额后的余额为税基，并且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制，因此，多数情况下，源泉代扣代缴和预缴的税款，与实际必须缴纳的税款不一致。必须在纳税年度结束以后，进行总的清算，多退少补。总清算的办法是于纳税年度终了的一定时期内，由纳税人或其代理人按税法规定填写所得税申报表，自行申报各项所得额，自行计算其总所得额、允许扣除的费用额以及个人宽免额、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金，征收机关要对申报表进行调查或审核，通常是抽查。抽查的申报表只能是极少数，否则征税成本就太大，因此个人所得税普遍有效推行的前提之一就是绝大多数纳税人能否做到自觉申报纳税。⑵在这种情况下，税务当局就有可能集中力量对付少数偷逃税者，使重点稽查得以实现，并通过对偷逃税的严厉处罚，造成震慑，又促进纳税人守法。从而使自行申报制度的运行得以有效控制，个人所得税成为一种在税务审计控制下的自核自报制度。也使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成本处于可接受的程度内。如果偷逃税被处罚的预期成本很低，从而偷逃税普遍，就必然法不责众，抽样审计、重点稽查就无法进行，而普遍稽查因征税成本太高不可能实施，自动申报的制度就无法运行，宽税基、累进性、综合课征的个人所得税模式就不可能成为现实。（二） 西方文化的主要特点及其对税制选择的影响上述两个决定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成为主体税种的制度安排及其有效运行，不仅以发达的市场经济为依托，而且都是建立在西方特有的文化基础之上的。许多国家包括不少的发展中国家也推行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度，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也分别推行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纳税人主动申报加税务局重点稽查的办法，但实行最好的、达到理想化程度的只是西方发达国家。规范化的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既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也是根植于西方文化土壤的产物。文化这个概念从广义上讲包括人类活动所形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成果。但本文采用狭义的文化概念，将文化定义为由一个社会实际存在的主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处事规则所组成的道德传统。西方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存在很不相同的文化。本文所称的西方文化是指主要发源于英国、德国并继承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传统包括主流价值观念以及行为、处事规则，特别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和机制，又被称为资本主义精神。其基本特点如下：⑶在我们看来，赚钱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赚钱是为了消费和享受。但根据韦伯的分析，构成资本主义精神的，恰恰就是视赚钱本身为最终目的，视赚钱为神授的义务，人们不是因为没有钱才去赚钱，人们不是因为贫穷才去劳动。一个人是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韦伯认为这看来违反常理的精神气质正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是人生成功与否的最高检验标准。2.价值从内在途径获得，而不是从别人的评价中来检验。西方人在人与人关系中不像中国人那样过分关注别人的看法和评价，即过分关注“面子”。西方人在追求经济利益和为人处事过程中更多地讲究直截了当、表里如一，较少为支撑面子而不顾实际情况。表现为更多的个性、创新，更少的对权威的顺从和趋众；提倡个人通过合法的奋斗去获得社会地位，较少地依附势力，攀比、摆阔、过分注重形式主义等的社会心理没有成为文化主流因素。3.追求经济成功的手段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在生活和行为方式中具有注重精确的特征。这导致普遍重视效率即注重时间的节约、投入产出的对比。理性核算的普遍化，使西方人对价格信号敏感，往往斤斤计较，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基本符合事实，形成注重质量的经济运行机制。⑷西方文化中除了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激烈竞争外，还广泛存在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合作关系，既是自私自利的文化又是以社团为纽带的合作信任的文化。如果市场经济只有竞争，没有信任和合作，这种市场经济不可能发挥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西方人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作为人生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使得西方人的人际关系比较注重共同得益和长远发展，讲求社会性、信用和诚实。重视成本观念，在经济领域对价格信号敏感。这种传统带到政治法律领域，就变成注重精确和确定，定法律、做事情，考虑细节，思考深入，规定具体，因此法律详尽，不论是实行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节都十分确定，任何事情都有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法律的可实行性较强。以经济利益为中心，使西方人的个人之间哪怕是家庭成员之间利益边界都很明确，重利不重义，重理不重情。西方人说话处事直截了当，不兴人情，没有面子之虞。每一个人捍卫自身利益，不讲情面，就能形成民主意识、民主行动和民主体制，法律成为准绳，法律成为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基本原则。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得以有效监督，官员的违法首先得到有效遏制。治税和纳税都注重法律的规定，而不是“人情关系”，讲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税法的执行和税务违法的处罚是严格的，一般不受人情关系所左右，他们并无在法律问题上讲情拉关系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对违章处罚的预期成本是很高的，存在普遍的惧怕心理，一旦偷逃税被发现可能被罚得倾家荡产并无人情可讲，还会成为舆论界的众矢之的。税务人员在处理税务案件时也是十分尽责的，征纳双方的纠纷不通过协商或“领导”干预求得解决，而是诉诸独立的复议人和法院审判了结。征纳双方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权利义务十分明确且得到保障。虽然偷逃税也是屡禁不止，但由于税收执法严格，对偷逃税处罚严厉，以及舆论监督的作用，纳税人纳税义务意识、普遍守法观念和偷逃税耻辱观念树立起来了。这样使大多数纳税人因违法被处罚的预期成本很高，而严格遵守税法，即自觉依法使用增值税发票（不需要统一印刷和添加防伪标志）或自觉按时申报其收入，偷逃税仅限于少数人，远没有成为普遍性，这是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制度和个人所得税主动申报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二、西方税制模式与中国特有文化的不相容性（一）西方税制模式在中国推行的无效性1.增值税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制度的无效性。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中，我国完全摒弃了账簿法而全面引进西方国家的发票法，并且设置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制度。把增值税专用发票摆在增值税的计算和管理的决定性位置，在发票管理上制定了比西方国家更为严格的规定。不仅实行统一印刷、统一纸型、统一格式，而且领用规定严格、保管措施严密，据说纳税人要经过18道程序才能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规章的篇幅不亚于增值税条例本身。动用现代高新技术、不惜成本代价，强化管理措施。为严厉打击增值税发票的犯罪活动，先后有100多个犯罪分子被判处极刑。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行为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蔓延，造成税款大量流失，也导致严重的不公平，使增值税设计的初衷难以达到，税法规定与实际执行结果相去甚远。⑸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在传统流转税制下，要偷逃税只能通过隐匿销售收入来做文章，而现在除了这一条途径外，又增添了专用发票这一途径。在西方国家实行得相当成功的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的制度，在我国推行却遇到难以解决的突出矛盾，运行效果不佳成本却很大，使增值税变得十分复杂，没有了西方国家增值税那样的简便易行、偷逃税少、征税成本低的优点。要让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的制度获得成功似乎不能只靠管理（管理越严格成本就越大），更要靠纳税人自觉遵守法律，自动运行法定的体制。要做到这一点又需要具有违法被处罚的预期成本很高的普遍社会心理和机制，而这样的社会心理和机制目前只可能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中。2.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抽样稽查管理方式的无效性。如果个人所得税要普遍推行并且成为主体税种，由于纳税人众多，不可能像管理流转税那样实行专户管理的办法，而必须实行纳税人自觉申报、税务局抽样稽查的办法。可以说普遍推行的个人所得税天然地是以纳税人主动申报为基础的。无法建立或无法推行纳税人主动自觉的申报办法，个人所得税就不可能成为普遍征收的税种。而要让纳税人主动申报必须解决相关的三个问题：一是纳税人不愿意申报怎么办？二是申报量太大怎么办？三是纳税人申报了，但申报不实怎么办？解决纳税人不愿意申报问题逻辑上有两个途径，其一申报者会获得好处，办法是将申报与社会福利挂钩，申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越多，将来获得的福利待遇越多。但这是以建立了普遍的社会保险制度为前提的，这一前提目前还较难做到。即使在某些局部地区有了较为普遍的社会保险制度，纳税人还会在不申报的得益与申报了所获得的社会保险利益之间进行权衡，比较富裕的人选择不申报可能更有利。第二个途径就是让不申报者有麻烦，使其不申报被处罚的预期成本很高，从而让纳税人不敢不申报，但这一条件我国目前也是不存在的。为了使个人所得税制度普遍推行，一方面要求凡有收入者均要申报，要建立强迫或刺激主动申报的机制；但另一方面征税要成本，申报量太大，特别是小额收入申报的数量太大，不仅达不到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或调节目的，而且会大量增加税收成本，使税务局做许多无用功，甚至无法应付。因此从税收成本考虑，对申报量又必须加以限制，理想的状态是高收入者申报、低收入者不申报，但如何确定谁是高收入者，谁是低收入者，难度也很大。解决申报不实的问题更加棘手。哪些申报表可能申报不实？如果发现大规模的申报表不实该如何处理？普遍审计，非税务当局人力物力所能为，如果只是少量抽样审计（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又会助长偷逃税的侥幸心理。上述三个问题均无法通过加强管理加以解决，即使采用现代化程度很高的计算机网络，也只能起辅助作用。这说明申报只能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之上，单纯靠管理难以成功。因此，在西方国家能够运行的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的制度和个人所得税主动申报、税务局重点稽查征管模式，在我国却很难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实行这样的税制模式与我国现实文化不相容。三）中国式个人所得税的制度设计⒁1.低税率的负担政策。负担政策首先体现在税率上，税率的确定不仅涉及税负高低这一税收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而且对税制运行情况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在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里，各种收入的货币化、账面化程度不高，即使加快改革步伐这种状况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彻底改观，而目前个人所得税又只能主要针对获得账面上货币收入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税率定得过高，会使纳税人感到牺牲过大而且很不公平，这往往会促使他们选择收入隐性化（如不要求过高工资而要求较高的实际福利）或者在契约中要求税后净收入。在当前的社会中，能获得高的账面货币收入的人一般具有一技之长，在市场交易中处于“卖方市场”的地位，将个人所得税转嫁于雇主往往成功。这种情况的出现，意味着高税率特别是高的边际税率对高收入进行调节的政策目标难以达到。传统观点认为，个人所得税要承担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责，就必然要求实行高税率、多档次的累进税率制。实践证明这种观点有失偏颇。高税率、多档次税率制往往难以行之到位，难以行之到位的税制就无法实现其既定调节目标。纳税人对税制的普遍看法是决定税制运行成功与否的重要要素，一旦纳税人普遍感到老实依法纳税牺牲过重，这样的税制就不可能长期存在。因此，实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职能，在负担政策选择上也要遵循低税率、宽税基的治税思路。低税率使纳税人纳税时不感到牺牲过大，这有利于自觉申报纳税，减少对收入的隐瞒，为建立个人所得税的档案和统计信息基础铺平道路。 经过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累，就能形成关于个人收入的详细真实全面的信息库，个人所得税的公平目标和征管效率的提高均以全面系统真实的信息为基础。低税率易于扩大税基、提高征管效率。2.以源泉扣缴为主体的多元征收方式。我国今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也应当是中国式的，以源泉扣缴为主，模式既非分类也非综合，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混合制。大多数纳税人适用不分类课征，源泉扣缴。实际上就是目前实际中运行的定率或定额征收方式的改进和法定化。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应当允许多元征收方式的存在，规范征收方式和简易征收方式并存。要对基层实际征收方式进行认真研究，按去粗存精的原则，将其合理有效的内核吸收到税法规定中来，不能一概地贬斥它们为非规范做法并加以统统取缔。不过税法要明确各种方法的适用条件。例如，较发达地方个人所得税征收可与社会保险支付联动。第一种办法，只允许由企业代扣代缴的员工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的工资在成本中列支，取消标准工资扣除办法；第二种，社会保险利益的享受不仅与社会保险税挂钩，而且与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挂钩，单位源泉扣缴时也要向纳税人开出税单，并按个人社会保险账户号码，在其账户中记录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原则上个人所得税缴纳越多其享受的保险利益也越多。其他不发达地区可实行定率或定额扣除办法或其他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更有效的办法。3.针对高收入阶层的最低限度税制度。为了解决对工薪收入者以外的高收入者（如明星、商人、政府官员、知名教授）征管困难问题，笔者建议推行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最低限度税制度或管理办法。就是按一定的标准，如私营企业家按其全年营业额或支付的职工工资额或流动资本数量，并根据行业盈利情况，分地区确定最低限度税税基；演员、运动员等按抽样调查的年收入划分等级，确定不同最低限度税税基，他们选择纳税后，向社会公布，一等的演员，如果选择二等以下的纳税等级，就会自我贬值，这会形成约束；政府官员可按级别，综合考虑工资收入和为官的福利收入，确定最低限度税税基；知名教授和其他社会名流同样通过抽样调查其全部收入，确定若干税基等级。等级确定后由其自行选择，按5%的最低税率征收。如果纳税人觉得按此办法纳税多于按申报的规范办法，可选择申报办法，多缴的税收可予退还。参考文献（1）Government Accounting Office（GAO）， 1998，Tax Administration： Assessment of IRS Audit and Criminal Enforcement Rates for Individual Taxpayers Across the Country， GAO/GGD，99，19，1998.（2）J.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Viking Press， 1962.（3）爱伦。A.泰特《增值税国际实践和问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2年版。（4）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5）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6）弗朗西斯。福山《信任》，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7）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8）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9）钱 穆《民族与文化》，新亚书院1962年版。（10）杨 斌《比较税收制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版。（11）杨 斌《西方模式的增值税的不可行性和中国式增值税的制度设计》，《管理世界》2001年第3期。（12）杨 斌《西方模式个人所得税的不可行性和中国式个人所得税的制度设计》，《管理世界》2002年第7期。（13）张春安《管理中国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14）中国税务学会《完善增值税问题》课题组，《完善增值税问题的研究报告》，《税务研究》1999年第1期。

日本的文化是日本人日常生活习惯和风俗，文化是反映一个国家特殊性的东西，是一个社会综合的缩影。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在姓氏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人名的起名等方面，都很注重姓名的社会性、现实性。

日本文化方面论文篇1

试论日本姓氏文化现象

摘 要： 姓氏文化是日本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日本人的姓氏产生较中国晚。

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在姓氏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人名的起名等方面，都很注重姓名的社会性、现实性。

日本虽国土面积小，人口不多，但日本人的姓氏却为数不少、千奇百怪。

日本姓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社会文化、历史、经济、宗教、风俗等重要文化现象。

研究日本姓氏对于日本社会、文化、语言、文字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日本 姓氏 文化现象

日本人的姓氏产生较中国晚。

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在姓氏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人名的起名等方面，都很注重姓名的社会性、现实性。

日本虽国土面积小，人口不多，但日本人的姓氏却为数不少、千奇百怪。

日本姓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社会文化、历史、经济、宗教、风俗等重要文化现象。

1.日本人的姓氏起源较中国晚

中国人的姓氏起源

中国人的姓氏起源据说可以追溯至上万年前对风、云、雷的崇拜。

传说中的女娲、伏羲为风姓，神农为雷姓，黄帝有云姓之称，等等。

上古时期，中国人姓和氏是分开的，女子称姓，男子称氏。

姓指的是一个人的血统，只有贵族才有闲空研究或者附会自己的血统。

而氏则代表此人的身份地位。

男人主外，平常使用能代表自己身份地位的氏而不用姓。

姓、氏分开的制度在汉以后就逐渐被人们所遗忘，姓、氏逐渐合流。

夏商周时期，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称号，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

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

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

先秦时期一般老百姓不准有姓氏，如变法的商鞅，本是卫国人，起先被称作卫鞅，后来在秦国变法成功，被封于商郡，从此改名为商鞅。

日本人的姓氏产生

与中国姓氏制度相比，日本的姓氏产生较晚。

受中国汉文化影响，日本也以汉字取名。

公元四世纪中期，大和政权建立(中国南宋中期)后才开始产生姓氏。

氏指的是出身氏族，姓则指的是大和朝廷赐予氏上等贵族的称号，如“臣”、“连”、“造”等。

这种“姓”其实含有种姓的意味，以区别氏族地位的高低，其后出现的赐姓如“藤原”、“橘”、“源”、“平”等严格意义上来说仍是氏而不是姓。

贵族男子正规的称呼必须姓氏叠用，如“藤原朝臣九条兼实”，“藤原”是氏，“朝臣”是姓，“九条”是苗字(苗裔之意)，“兼实”是名。

公元四世纪末，大和朝廷统一了日本列岛南部，其政治统治的基础就是氏姓制度。

以大和朝廷的大王(即后来的天皇)为首，掌握着中央政权的贵族与隶属于朝廷的小国国王之间建立了有血缘关系的集团，这些集团被称为“氏”，一个“氏”就是一个贵族世家。

此时的氏并不只限于父系或母系家族，并非自然的社会集团，而是建立朝廷的中央豪族，以独占或世袭官职，借助朝廷对平民进行统治。

氏按照其职务、领地、居住地来命名，称为“氏名”，如“出云氏”、“忌部氏”、“中臣氏”(后来的藤原氏)。

也有氏名来自神名、技艺等。

掌握大和朝廷最高权力的大王家是当时最强大的氏。

后来，大王家对隶属朝廷的许多氏按与自己的亲疏、血缘远近和功劳势力大小分别赐予“姓”(カバネ)，这个“姓”不能算是真正的姓，只是表示地位、门第、职务的称号，类似爵位，属世袭，是除了皇亲外的贵族用来区分身份地位的标志。

当时的姓约有30个，其中“相臣”、“君”、“直”等赐给皇族及显要贵族的姓最具势力。

这时的氏表示部分家族血缘关系，姓只表示家族的地位尊卑，姓氏代表贵族的等级。

公元七世纪中期，大和国统一日本列岛南部，开始通过氏姓制度来建立自己的家族统一脉系。

公元645年，大化革新废除世袭称号，实施官位制，此时表示身份地位的姓逐渐失去意义，在贵族社会只称氏而不再称姓，但姓仍是贵族的专利。

随着人口的繁衍，公元九至十世纪(平安时代)，大的氏产生出许多分支，出现新的称呼“苗字”。

苗字其实是一个家族从氏族本家分离出去后产生的新的姓氏。

此后氏、姓、苗字逐渐融为一体，统称为苗字。

日语中“苗字”(みょうじ，也写作“名字”)是中文“姓氏”的意思，现代汉语的“名字”则是“名前”(なまえ)。

日语“氏”指的是氏族(氏名)，包括“源氏”、“平氏”和“藤原氏”，即古时曾掌握过政权的氏族。

武士阶层抬头以后，武士们的苗字越分越多，越分越杂，逐渐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姓。

在江户时代，很多商家把商号冠在自己的名前，逐渐演化成现代意义上的姓。

男性贵族姓名包括家名・苗字+通称・あざな+氏(ウヂ)或姓(カバネ)+讳(イミナ)，武士或平民的姓名构成则为：家名?苗字+名(相当于武士的讳，平民场合没有避讳一说)，如“织田信长”的完整姓名应该为“织田�正忠平朝臣信长”，其中“织田”为家名，“正忠”为通称，“平朝臣”为姓(カバネ)，“信长”为讳。

又如“德川家康”的全名叫“德川次郎三郎源朝臣家康”，其中“德川”是家名・苗字，“次郎三郎”是通称，“源”是氏，而“朝臣”是姓(カバネ)，“家康”是讳。

直到十九世纪，姓只限于武士、巨商和村里有权势的人。

此时的姓氏代表着贵族的等级，重要官职必须由特定家族中的人来担任，如征夷大将军必须由平、源两族担任，关白必须由五摄家担任。

“摄关家”实际上是藤原氏的五姓，即“近卫家”、“九条家”、“一条家”、“二条家”及“鹰司家”，又称“五摄家”。

“平源藤橘”即平氏、源氏、藤原氏、橘氏，实乃日本当时的四大贵族。

“平”、“源”两家实际上都是天皇宗族的分家，最有名的“清河源氏”就是起源于清河天皇的庶子。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幕府时期”，是武士阶层专政的时代，那时只有贵族、士大夫、富豪、巨贾和大地主才有姓氏，而一般庶民在暴政的钳制下有名无姓。

除了“佐藤”、“铃木”、“丰臣”、“北条”、“源氏”等当时赫赫有名的贵族外，其他2700万平民百姓大都是目不识丁。

为了满足征兵、征税、制作户籍等的需要，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政府于明治8年(1875年)颁布强制性的《苗字必称令》，做出“凡国民，均可起姓”的决定。

1898年，日本政府制定户籍法，每户的姓这才固定下来，不得任意更改。

可见日本人有姓不过只是一百多年的事。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一般平民百姓从来就是无姓无名，纵然有名也只是“诨名”，或仅以兄弟排行相称，如“太郎”、“二郎”、“三郎”，“一男”、“二男”、“三男”，等等。

明治以后突然允许一般百姓拥有姓氏的原因有二：首先，日本新政府立志改革，建设“文明开化”的近代国家，宣布“万民平等”以树立日本人的自立精神。

其次，方便户籍管理和激励国民。

2.日本人姓氏透视出的社会文化

日本的姓氏分为两类，即自古就有的和《苗字必称令》颁布后创立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繁、杂、怪、奇四大特征。

日本国家虽小，姓氏却为数不少、千奇百怪。

据日本《姓氏的历史和谜》一书介绍，日本有13万余种姓氏，当属世界第一，比一些小国家的总人口还多。

其中“佐藤”、“铃木”、“田中”、“山本”、“渡边”、“高桥”、“小林”、“中村”、“伊藤”、“斋藤”占总人口的10%，有1000多万。

较具代表的姓氏有100个，普通姓氏3600个，其他属稀奇杂姓，如“一井”、“一木”、“一色”、“一尾”、“上下”、“和气”、“左右”、“前后”、“火山”、“热海”、“温泉”、“满身”、“小穴”、“瓶子”、“布袋”、“我孙子”、“早乙女”、“不入斗”、“一二三”、“五鬼肉”、“一尺八寸”等。

“造姓运动”使得日本姓氏丰富而又稀奇

明治8年(公元1875年)，日本天皇下诏颁布《苗字必称令》，令全国的庶民在名字上加冠姓氏，并凭姓氏向政府登记申请户籍。

也许是对过去等级制度的嘲笑，日本人对于姓氏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姓氏不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与保证，出现“造姓运动”。

于是各种各样的怪姓层出不穷。

大部分人取姓氏只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此绝大部分日本农民取姓氏很随意，出现了大量五花八门、荒诞怪异的姓名。

其次，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样祖祖辈辈都使用一个相同的父姓，日本人中不用父姓的占有不小比例，其结果是姓氏的数量不断增加。

最后，当时日本人对突如其来要求取名的政府法令无所适从，众多文化不高的平民百姓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尽一切所感所知所见所闻来为自己命名，上至日月星辰，下至花鸟鱼虫，从职业、住所到自然现象等等都作为自己的姓，因此出现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姓氏，如“百目鬼”、“九鬼”、“鬼首”、“我妻”、“新妻”、“我孙子市”、“我孙子”、“猪股”、“猪野”、“猪口”、“犬养”、“盐尻”等。

住家周围是稻田的农民就根据“田”的特征姓“田中”、“田边”、“藤田”、“吉田”，或“野中”、“藤野”，等等;家住河边的就姓“河边”、“河本”、“渡边”，或“川上”、“川口”、“川端”、“川崎”，等等;如果住在山脚下，户籍官就会建议他们姓“山本”，如此，“山上”、“山中”、“山下”、“山口”等不一而足;日本人中姓“松下”、“松本”的，其祖上老家的房子肯定是在一棵大松树下;“竹本”、“竹下”、“竹内”、“竹中”、“多木”、“芝木”等也顺此理用来命姓。

从日本人以上姓氏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农村;而姓“东条”、“南条”、“北条”、“九条”、“十三条”等的，一看便知他们的祖先可能是城市居民(町人)，住在或东或西、或南或北的某条(如九、十三条)街上。

3.日本姓氏主要类型和文化内涵

地名为姓

这一类姓氏在日本的姓氏中最多，现在日本的姓90%来自地名，一般以居住的地理位置为姓。

居住在山上的平民就以山为姓，如住在山口的就姓“山口”，住在山上的就姓“山上”，住在山里的就姓“山内”，另外还有“大山”、“秋山”、“山本”、“小谷”、“冈村”、“松冈”、“川崎”、“宫崎”、“五十岚”等。

住在田中间取姓为“田中”，住在田旁边的就取名为“田边”，此外还有“田泽”、“本田”、“池田”、“武田”、“吉田”、“松田”等。

居住在沼泽地带的人则以“沼泽”为姓，如“大泽”、“宫泽”、“五十泽”等。

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研究论文

社会现象是社会主义的外在特征和外部联系，是社会主义本质在各方面的表现。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现象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谈网络语言中的社会语言学现象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中到处都可以看到网络的身影。人们利用网络工作、学习、娱乐、购物，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交流，网络语言也就应运而生了。虽然网络词汇是在虚拟的空间中使用的，但作为一种新的语言交际方式，它仍然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一个例证，也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

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研究语言同社会的相互作用及影响。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称代形式、语言变体、语言与性别、语用学等等都是它研究的对象。而网络语言正是语言的一种变体，它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网络语言是指以中文为主体，以汉语拼音、英文、符号、数字等为辅助手段，在互联网上进行交际时所使用的语言形式;狭义的网络语言是网民们在网络聊天室和BBS上进行交流时所使用的语言。本文试图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入手，分析网络语言的形成、特点及发展前景。

二、网络语言的形成

网络语言是在特定的语言社区(Speech communities， 指一群人使用同一种语言，对语音和语法的异同有相同的概念)里出现的新的语言现象，这种新的语言现象同科学技术发展、社会发展和网民心理需求密切相关。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网络语言产生的前提条件

作为报纸、广播、电视之后全新崛起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网络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个角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交流方式。人们在网络上可以聊天、购物、浏览新闻、收发电子邮件，还可以通过博客、微博等方式自由地发表意见，而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虚拟空间中产生了一种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交流时不同的语言环境。“网络正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方面，由此也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语言――网络语言。”由此可见，网络语言的产生及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社会发展是网络语言产生的根本原因

当今社会是一个快速发展并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人们已经从最初对基本生活资料的追求发展到了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追求。计算机的产生和网络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生活、工作、娱乐的各种追求。

(三)网民心理需求是网络语言产生的直接原因

在利用网络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一些平常说不出来的话，在网上却能脱口而出。究其原因，无外乎是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给了人们一些遮挡，在这里，交流虽然是即时的，但却不是面对面的，甚至是匿名的。因此，人们可以摆脱现实中的很多诸如身份地位、人际关系之类的束缚，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自己的不满或是痛苦。

三、从实例中看网络语言的特点

网络语言具有多样性、简约性、随意性、不稳定性和非语言符号化倾向的特点。其多样性表现为英语原词、拼音、汉英混合、数字等多种形式并存。为了适应现代的快速生活而出现的大量的词语的缩略形式则是网络语言简约性的体现。人们在利用网络交流时出于调侃或是其他一些目的而对固有的词语进行改动的行为使网络语言具备了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当有声语言和书写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我们的意思时，符号便出现了。这些符号具有约定俗成的语义，是语言交际的一种辅助手段。下面，我们通过一些实例来看看网络语言构成的特点。

(一)缩略词

缩略语是网络语言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现象。为了交流方便，网络语言常常取 英语单词 的首字母或是其他一些发音相同的单个字母来代替单词或是 短语 ，或是以汉语拼音中的声母来代替汉语词句。

1.英语单词的缩略形式

英语单词的缩略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单词内部的几个字母或是短语的首字母来代替整个单词或是短语。如：GF(girlfriend)， BF(boyfriend)， WWW(World Wide Web)， 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DIY (do it yourself)， PK(player killing 或 Penalty Kick)，BBS(Bulletin Board System)，VR(Virtual Reality)。而另一种缩略形式则是利用一些本身发音接近某些单词的单个英文字母来代替整个词句，如“u”代替“you”，“r”代替“are”，“IC”代替“Isee”，“BTW”是“by the way”，“CUL是see you later”等等。

2.汉语拼音的缩略形式

汉语拼音的缩略形式是指以汉语拼音的声母来代替整个词句。比如DD(弟弟)，GG(哥哥)，MM(妹妹或美眉)，JJ(姐姐)，PP(屁屁)，PLMM(漂亮美眉)，BT(变态)等等。

(二)谐音词

谐音词的产生往往是为了输入的方便，但却往往具有风趣、幽默或是亲昵的效果。所谓谐音，就是指用相同或是相似的音来代替原来的字词。网络语言中的谐音有三种主要类型，既汉字谐音，数字谐音和英文谐音。

1.汉字谐音主要是用一些近音字来代替原来的字词，并由此而产生一些幽默的效果。比如油饼(有病)，斑竹、斑猪(版主)，大虾(大侠―网络高手)，菌男霉女(俊男美女)等等。

2.数字谐音则是利用阿拉伯数字的汉语谐音来表达一些特定的含义。比如886(拜拜了)，520(我爱你)，7456(气死我了)，555555(呜呜呜呜呜呜)，74974(气死就气死)，1314(一生一世)，584(我发誓)等等。

3.英文谐音既利用英语单词的音译来组成新的谐音词。如英特尔(Intel)，粉丝(fans)，伊妹儿(e-mail)， 烘焙 机(homepage)。

除了以上三种主要的谐音类型之外，一些符号也可以取其谐音表达一定的含义，比如==(等等)，0(哦)。 (三)生造和转义

生造和转义是指网民们在网上交流的时借用一些修辞手段，或是旧词翻新，或是生造出一些新词来。生造和转义的方式多种多样，往往是一些单词、字母或是数字的组合。如：3Q(thank you)，帅G(帅哥)，e心(恶心)，东东(东西，泛指各种事物)，坛子(论坛)，灌水(在论坛上发表无聊或是无实际内容的帖子)，拍砖(发对某贴)，顶(支持某贴)，楼上楼下(表示两个帖子之间的相互关系)，青蛙(长相难看的男生)，恐龙(长相难看的女生)，沙发(第一个回帖的人)，椅子(第二个回帖的人)，路过(看完帖子不留言)等等。而一些网络词汇则是生造出来的，它们也被赋予了一定的特殊含义，如大虾(网络高手)，菜鸟(网络新手)，网虫(痴迷于网络的人)，小黑(黑名单)，等等。

(四)符号和图形

早期流行的网络语言侧重于将标点、数字和字母等符号组合在一起，模拟一些表情，用来传达一些单纯的文字无法传递的意义。符号和图形可以分为：

1.标点符号组形。如：-)表示笑脸，：-(表示哭脸，^@^表示小猪，：-o表示惊讶，(：&表示正在生气，：-!表示不屑的笑，：-&表示张口结舌等等。

2.标点符号+数字组形。如：8-)表示睁大眼睛，：-9表示舔着嘴唇笑，：-1表示平淡无味的笑，：-7表示火冒三丈等等。

3.标点符号+字母组形。如：-P表示吐舌头，：-S表示语无伦次，：-I表示吸烟族，：：-D表示仰天大笑。

随着 网络技术 的不断更新和发展，现在许多网站为网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动画表情，这些表情更加生动有趣，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符号和图形的作用，在网络交流时被广泛运用。

(五)古字新义

新一代的网络词层出不穷，让人应接不暇。其实，它们当中有许多字都是一些曾经在文字史上出现过的生僻字，被今天的网民借来表达一些特殊的含义。

四、结语

对于网络语言中的种种现象，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新兴的 文化 现象，应该被予以重视和认可，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网络文字是对传统文字的挑战，甚至是对中国 传统文化 的恶搞，是不能接受和纵容的。其实，任何一种语言形式的兴起都有着它的深层次的社会根源。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网络语言其实是一种语言变体，它是一种言语现象，它本身是动态的、开放的、个性化的。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网络语言出色地完成了其作为交际工具的任务，而它们的出现和消失都是顺应社会需求而做出的自我调整。

浅谈语言中的社会歧视现象

摘 要：在实际社会生活里，人们因为各自的社会地位及所处的社会阶层不一样，导致在语言使用、交流过程中出现一些有心或无心的带有歧视性的语言词汇。面对种种语言歧视，正确的面对和修复是社会义不容辞的职责，以确保语言使用的纯工具性。

关键词：语言;歧视

在现实社会中，歧视无处不在，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歧视，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不同地域之间的歧视，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歧视等等。这些观念借助功能强大的媒体、文学作品、社会舆论以及人际传播，歧视的态度和情绪被强化并推行开来，更加剧了这些不平等的隔阂和隔离。歧视和偏见作为偏离客观事实的看法和态度，是文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社会文化中，人们选择一种说法，排斥另一种说法，是由于主流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它的形成被经济上政治上占绝对优势的群体所掌控，与权力有关。反映在文化上就是一种文化霸权。福柯(Foucaul)的著名权力理论也指出，语言与权力密切相关，语言是一个充满压迫和斗争的场域。语言里面出权力，现实是语言的现实，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语言中的各种歧视实际是社会现实中阶层歧视、文化歧视、民族歧视的表现。

一、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话题。

男性被认为是人类的原型，汉语中的“他”也正能反映出人们的这一认识。“他”在语用上完全偏向于男性，不论在书面语中还是在口语中，可以指代男性和女性，而“她”只可指代女性。在指代一群人时，即使只有一个男人，也不能用“她们”，仍然要用“他们”来指代。这种完全以男性的视角来定位的语言现象就是男性语言泛化的表现。

不独称谓词，一些看似漫不经心的词语也在将女性丑化，这正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居高临下和歧视，如“妇人之见”、“婆婆妈妈”、“女流之辈”、“最毒妇人心”等，而对那些不被男人群体接受的男人的评价却是“女里女气”、“娘娘腔”、“伪娘”这类与女性相关的词语。

女人的价值似乎与男人联系在一起，与青春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岁月流逝，年华老去，女人似乎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身价大跌，成了令人生厌的人。于是，女人被描写成“人老珠黄”、“弃妇”、“失宠”等。

汉字是表意文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体系。汉字积淀着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对1997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的包含有“女”字的简体字做了一个简要的分析，其中表贬义的字就有十几个之多。

如“耍”字从“而”从“女”，它的本义是玩弄女性，因为“而”是象形字，指男人的胡须，“而”与“女”合起来表示是男人把胡须垂到女人的脸上，对女性进行戏弄;“妥”字从“手”从“女”，指男人以手，即以武力驯服女人;“妾”从“立”从“女”，有学者认为其中的“立”字像一把倒悬的刀，一把刀始终悬在女人的头上，随时有可能落下来，可见女人处境的低下。

二、社会角色歧视

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具体说来，它包括以下四方面涵义：角色是社会地位的外在表现;角色是人们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角色是人们对于处在特定地位上的人们行为的期待;角色是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的基础。

最近很多年，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不断高速成发展，很多农民离开土地来到城市，从事建筑、维修、运输等工作，成为时代的新工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一一“农民工”。“农民工”一词频频出现于各种媒体，成为人们熟知的名词。

“农民工”这个词汇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玉林教授1983年提出来的。这词语取代了最初的“盲流”一词，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社会的进步和宽容。不过近些年社会对“农民工”这一称谓越来越多地提出疑义，主要是针对这个词语背后的歧视意味。

其实，“农民工”一词并不规范，这个称呼既不是职业的标准分类，又不是社会分层的正式的概念。按以往的标准说，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按现行标准，农民工应划分到劳动职业阶层。这一不规范的概念之所以仍然长期存在，主要缘于人们对于城乡这一最大差别的优先分类。

人们通常以所从事的社会工作来标识社会身份，区分职业属性，而很多农民兄弟们即使告别了土地，也不能与工人并称为现代工人。社会的这种定性式的称呼带有社会歧视的意味，使这些农民兄弟时刻意识到自己身份的卑微。

三、地域歧视

地域歧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歧视”就是“区别对待”，地域歧视就是基于地域差异而形成的一种“区别对待”。它是由地域文化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人类心理活动等因素引发的一种刻板、片面的观念和错误倾向。

语言中的地域歧视在地理行政区划上表现的较为明显，以前，苏北人被称为“江北赤佬”、“上海人的陪衬人”、“江北猪秽”等。已经作为特殊专有名词的“河南人”、“四川民工”、“湖北佬”、“外来妹”、“乡巴佬”以及描绘河南人、苏北人、四川人、湖北人的种种文字，都透露着这样一种信息，这些新词语的生成实质上是发达文化群体将边缘地区、贫困地区人作为陪衬和附属来看待，而这些被歧视的人则终日躲在发达地域人们的阴影下生活，暗淡着而又无奈着。

地域歧视是“贱贫”心理的体现。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发展出现一系列阶段性特征，如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问题比较多。特别是因为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而造成的“仇富”心理和“贱贫”心理，使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拉大。贫穷地方的人到了沿海一些经济发达省份谋生，容易遭到歧视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他们的家乡太穷，富人看不起穷人，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才产生了歧视，其骨子里、在内心深处仍然是小农心理在作怪。

四、职业歧视

语言中的职业歧视主要表现在对从事低等职业的人的称谓上，如将回收废品和垃圾的称做“收破烂的”，将清扫街道的人称为“扫大街的”，将照看孩子的人称做“看孩子的”，将靠 唱歌 为生的人称为“卖艺的”，将清扫厕所的人称为“掏大粪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类称呼虽然仅是口语词汇，并未进入书面语，不过也很不规范，是将一些生存群体在尊严和人格上予以矮化，这些人在主流文化中屡屡被轻视，甚至被当成了嘲讽的对象，没有稳定的社会定位和相应的社会价值。这些职业称谓包含着人格歧视。 简言之，就是一类职业的人看不起另外一类职业的人，也就是什么职业吃香，什么职业不吃香，从事吃香职业的人看不起从事不吃香职业的人，说到底就是一种高贵和低贱较量的产物，而评判的标准就是“权”与“钱”。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职业歧视现象在一些公开场合逐步有所淡化，人们也开始正视分工不同的职业在社会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互融关系。于是在语言方面也自主取消了带有歧视性的语言，特别是对一些所谓“低贱职业”都重新加以换名，如“打大街的”己被“环卫工人”取代、“失业下岗人员”被“自由职业者”所代、“剃头匠”也逐步转化为“理发师”、“美容美发师。

五、人格歧视

由于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对人格权认知方面的缺陷，许多人还严重缺乏尊重他人人格尊严的自觉性，或者，即便有一些认知，也是属于初级阶段，在不以为然的心态支配下就侵害了他人的人格尊严，“人格歧视”就是这样产生的一种不尊重他人人格尊严的违法行为。所谓“人格歧视”，是指具有某一方面优势的个人或者群体，出于对他人的不平等心态，公然实施的轻蔑或者轻侮他人人格尊严的行为。通俗地说，就是凭借自己的优势，不把他人的人格尊严放在眼里，并且以一定的行为表达对他人的人格尊严的蔑视。

称呼具有区隔的作用。近些年汉语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称呼语，这类称呼大多将被称呼者的某类特征作为标志，屡屡被突显出来，比如“留守 儿童 ”、“艾滋孤儿”、“特困生”、“问题青年”、“弱势群体”等，着实值得人们思量。

至于像“女强人”这一流传多年的谓呼，实则是把女人事业上的成功与女性的美好品性对立起来，冠上了“女强人”的帽子就意味着失去了贤良、温柔的特性。上文提到的“农民工”，其实就是新劳工，社会却偏偏要在称呼上将其出身标注出来，这充分反映了人们认知方面的局限性。

称呼成为一条鸿沟，使彼此无法逾越，成为不同类别的人们之间很深的隔阂，也造成了新的社会歧视。凡此种种，都提醒人们，要小心使用称谓。在突显一种特性的时候，要注意是否会暗淡另外一种特性，从而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和新的歧视。

语言中的社会歧视现象，其实质是一种社会心态、一种政治权势的反映。因此，关于语言中的歧视现象，我们可以三个方面去理解语言中的歧视问题，

一是语言有二元分类的特性，一是大众集体心态和观念的影响，还有就是文化霸权，或者说是“权势概念”在起作用。如果说语言性别歧视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那么观察语言中的地域歧视现象和职业歧视现象则可看出现代人的集体心态。

有学者指出，对诸如“河南人”这种类似的丑化与歧视的称呼，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它背后隐藏着的东西要比已经暴露出来的东西可怕得多，反映了在这个社会经济急剧变化的时代，人们以取笑羞辱贫苦百姓为乐趣、为时尚，以歧视穷人、落后者为能事，以“经济”作为唯一标准来评判一切，这不能说不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时，在传播这种歧视的同时，人们的口舌相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己则偏安一隅，泰然观看事态的发展，这也是一种看客心理。如果任由这种集体心态发展下去，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很多社会变化都是从称呼的改变开始的。改变称呼是为了改变称呼的特定内涵。上文提到的几个称呼的改变也说明了社会的宽容、进步和对某类人的理解。称呼的改变使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身份不固定的人群获得了应有的自我价值，进而实现了自我的中心化。一个社会的结构、制度不是一时能改变的，但是称呼却可以在较为短暂的时间内，引导社会观念，淡化歧视色彩，在一定的氛围内改善关系，在这方面语言可以发挥一定的拉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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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 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 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 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 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亿元。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 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 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 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 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 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 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 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用权力和社会做 生意，百分之百赚钱，简直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泽.布坎南等学者提出一种“寻租理论”，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称作“租金”。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寻租活动”就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泽.布坎南认为，要克服“寻租”现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权力对市场干预和管制，通过市场开展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应有明确规范，提高透明度。 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资源严重浪费，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由于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者不需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强烈激励，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 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腐败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 二、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形式上，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生活腐化，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任人唯亲，兼职经商，严重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等。 从1988一1998年这10年中，在社会坐标图上，贪污贿赂案件呈曲线上升趋势，此间全国检查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共计万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100余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而对危害同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并未引导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玩忽职守案件高达3189件，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达亿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26万余元之多。同样，经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处分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错误的党员干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标准仅局限在10万元以上。 据有关人士最保守评估，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腐败行为，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也在十几亿到二十亿元，加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有30个亿。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12亿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钱来填补因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损失的经济“黑洞”，意味着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万名职工一年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要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更多、更惨重。 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 （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 前面讲过，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证百分之百赚钱。 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完全相悖的。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创造个人收入的机制，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收入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第二平等原则。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竞相争先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所谓的“竞争基础”其实是指个人参与竞争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个人找到和进入竞争场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竞争过程中“裁判”的执法在每个人之间保证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们又把竞争基础的平等称之为获胜机会的均等，即“机会均等”。 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强暴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 改革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政府过度干预造成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仍存在少数商品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双轨制正趋于向市场价格单轨制过渡。目前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零售额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已经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3、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 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证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4、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 （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 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四、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 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 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这种非经济的强暴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经济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 五、遏制、削化腐败的经济学途径 （一）“制度创新说”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社会腐败是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关的，包括制度缺陷、体系变动、法制不完善等，当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必须以制度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体制、机制、法制、思想、世界观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标和治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而在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上，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 （三）“国际反腐败协议公约”说 由于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国际上采取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对成员国国内企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也要进行惩罚。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虽然谁都明白腐败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后果，但国际社会难以采取共同行动，因为在国际性腐败中存着一种经济学家所说的“囚徒困境”，所有有关方面都可以从没有腐败的世界得到好处，但是，促使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反腐败措施的刺激却非常小。 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源于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各级政府代行市场功能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 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来遏制、削化腐败。这里的‘制度创新”包含五个层面：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即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二是政府行为改革，即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却，或者如哈耶克所讲，社会与国家应分开；三是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即加强法制建设，真正朝“依法治国”方向迈步；四是构建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新闻监督体系，对寻租活动说“不”；五是国民意识创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树立、倡导国民“纳税人”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 作为现代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付出巨大代价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创新经验，包括制度框架、经济体系和法律规范，为我所用，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 六、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 在当今文明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被人们视为公敌，称作“灰色瘟疫”。环顾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也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公众利益。 当中国政府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向腐败现象毫不妥协宣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惊呼“狼来了！”。德国《经济周刊》曾以“贿赂风行全球”为题向世人警示——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不无堪忧地指出，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进而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向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举起“达摩克利斯剑”。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实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为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成为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社会经济环境。正如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样，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程度之内，使社会经济资源在市场化、规范化基础上得到较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经济学界应该像医生那样，对处于病态的社会机体及时进行治疗，使之早日恢复健康。 由此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已势在必行，而作为研究腐败现象产生根源、表现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径的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的创立，应该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