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汉学研究论文

近代日本汉学研究论文

日本的中国学学会，较具规模的有三个。1、日本中国学会：成立于1949年10月，包含文学、语言学、哲学三大部分，会员总数超过了2000人。从70年代后期开始，它作为中国学学者交流的场所，起到的是一种类似同业帮会的作用。研究中国近现代问题的中国学学者也有所增加，不过年会的论文宣读和每年一期的《会报》所载论文，仍以中国古典研究为中心。2、现代中国学会：1951年10月创建。80年代以后，思想文学的研究者也加入进来，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学会。3、中国社会文化学会：前身是设在东京大学本部的东大中国哲学文学会，在1986年经大幅度改组而成。此外，尚有中国语学会，它以语言学和中国语教育问题为中心开展活动。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1997年4月，日本爱知大学正式成立了现代中国系（日文名称为现代中国学部）。这是日本国内第一个以中国命名的院系，同时这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创举。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日本的当务之急。古代中国的科学文化曾经对日本的发展有过巨大的促进作用。爱知大学的前身是东亚同文书院，后改称大学。1946年11月15日，经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原校长本间喜一及其他13位原校教职员的共同努力，在日本的爱知县以原东亚同文书院为基础成立了爱知大学。日本的大学中，爱知大学还是为一个与中国的大学签订学术教育交流协定的学校，已与中国八所大学签订了交流协定，即南开大学（1980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1980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984年），上海外语大学（1984年）、复旦大学（1985年），上海交通大学（1994年）、西安交通大学（1995年）。爱知大学拥有精通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文学、语言等方面的知名学者，他们出版了许多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出版的《中日大辞典》。1950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及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批准将东亚同文书院老师们积累的汉语卡片返还给爱知大学，这之后通过爱知大学汉语专家们数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这本辞典。爱知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也很丰富，以霞山（东亚同文会创始人近衡？磨，号霞山）文库为代表，涉及古典、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历史、哲学等各个领域，总数达10万册，古籍36000余册、中国杂志219种，其中有些珍贵文献堪称世界文化遗产。在筹建现代中国系时，还购入了大量文革时期的宝贵资料及战后主要在美国从事研究的德国汉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珍贵个人藏书。现代中国系为学生安排了日本大学中从未实行过的以下三个教学内容：一、当地汉语教学：一年级下学期，学生们赴南开大学，在爱知大学与南开大学共建的南开爱大会馆，学习汉语及中国情况，时间为8月到12月。二、中国教授直接用汉语授课：从中国聘请知名学者为专职教授，并由他们给从南开留学回来的学生们上课。这种做法可以使学生掌握中国的最新知识并提高专业汉语水平。三、当地社会调查：从报名学生中，选拔品学兼优者，与上述中国？妹校合作，在年级暑假时，去中国进行当地调查研究。通过接踵中国的产业、文化风土及生活习惯，使学生们真正了解中国，为中日友好做贡献。调查地区设为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及其近郊。调查内容为大城市及近效的产业、文化、历史。

1、《私家藏书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增刊；2、《明清藏书家印鉴平议》，《中国图书评论》1990年第6期；3、《阮元的学术地位与成就》，《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4、《阮元与编刻书籍》，《图书馆学刊》1991年第3期；5、《阮元与诂经精舍》，《浙江学刊》1991年第4期；6、《敦煌学书林新结硕果》，《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7、《从日本辑刻的〈古逸丛书〉及其文献价值》，《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8、《发掘与开拓》，《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9、《张元济与中日文化交流》，《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10、《中国古籍索引的回顾与前瞻》，《辞书研究》1994年第2期；11、《古籍分类中增设“方志部”的探讨》，《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4期；12、《古籍丛书的历史贡献与现实价值》，《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13、《阮元与学海堂》，《文史》第41辑（1996年4月）；14、《试述古汉语研究中的三重证据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3期；15、《略论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之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3期；16、《〈古逸丛书〉与中日汉籍交流》，《中国书目季刊》（台湾）第30卷第3期（1996年12月）；17、《关于古籍索引工作的若干思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18、《〈四库全书〉绢面颜色考辨》，《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19、《中国古籍丛书的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2期；20、《古籍丛书所蕴涵的中日典籍交流》，载《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7年；21、《阮元与〈十三经注疏〉》，《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22、《浅谈清代档案的价值》，《历史教学》1997年第8期；23、《〈皇清经解〉辑刻始末暨得失评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5期；24、《阮元创设诂经精舍考略》，《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冬之卷；25、《略论〈十三经注疏〉及〈校勘记〉》，《文教资料》1997年第6期；26、《论〈经籍籑诂〉的编纂及其功过得失》，《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1期；27、《从古籍丛书看中日典籍交流》，《文献》1998年第1期；28、《二十世纪古籍索引编制概述》，《文献》1998年第2期；29、《〈四库全书〉及其存目书收录外国人著作种数考辨》，《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30、《〈宛委别藏〉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2期；31、《中日典籍交流史研究的新进展》，《日本学刊》1998年第6期；32、《日本的汉籍索引编制概观》，《中国书目季刊》（台湾）第32卷第3期（1998年12月）；33、《试论阮元在训诂学上的贡献》，《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3期；34、《由训诂以考文化——阮元训诂学成就研究之二》，《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35、《由训诂以明义理——阮元训诂学成就研究之三》，载《’98语言论丛》，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36、《试论阮元在金石文字学领域的成就》，载《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第2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37、《清代杭州灵隐书藏及经藏考略》，《东南文化》1999年第3期；38、《关于图书馆开展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思考》，载《历史文献的开发与利用论文选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39、《杭州诂经精舍教学效应》，《杭州研究》2000年第2期；40、《对〈四库全书〉厥功至伟的清代华籍韩人金简》，《故宫文物月刊》（台湾）2001年第5期；41、《阮元与〈皇清经解〉》，《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2期；42、《关于〈支那学入门书略解〉》（日文），《日本国立福井大学教育地域科学部纪要》（2001年12月）；43、《长泽规矩也在编纂、刊刻汉文丛书方面的贡献》，《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44、《长泽规矩也与和刻本丛书》，载《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第1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45、《〈经籍籑诂〉与汉语辞书编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46、《清代私家藏书与学术发展之互动关系》，《文献》2003年第4期；47、《〈经籍籑诂〉在中国辞书编纂史上的地位》，载《汉语史学报》（第3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48、《类书与汉语词汇史研究》，《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1期；49、《国外和台港地区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概述》，《中国索引》2004年第1期；50、《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扬州史志》2004年第3期；51、《章学诚与索引学》，《书目季刊》（台湾）第38卷第3期（2004年12月）；52、《评王章涛〈阮元年谱〉》，《书品》2004年第6期；53、《〈经籍籑诂〉对现当代大型语文辞书编纂的助益与启示》，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3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4、《清代江南地区学术研究兴盛与私家藏书发达之关系初探》，《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4期；55、《试论日本所编的中国古籍索引》，《文献》2005年第2期；56、《阮元与段玉裁之恩怨探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57、《台港地区所编古籍索引综述》，《辞书研究》2005年第3期；58、《长泽规矩也〈支那学人门书略解〉之得失》，《图书馆杂志》，2005年第9期；59、《阮元与朝鲜学人交往考略》，载《中国江南与韩国文化交流》，学苑出版社，2005年；60、《欧美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概观》，《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11期；61、《中日学术交流与古汉语文字学研究》，《东北亚学刊》2005年第4期；62、《孙诒让学术思想与玉海楼藏书特色之关系》，《文献》2006年第2期；63、《中日学术交流与汉语训诂学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1期；64、《俞樾与中日韩文化交流》，《韩国釜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2月）65、《20世纪上半叶“四库学”研究综述》，《汉学研究通讯》（台湾）第25卷第2期（2006年6月）；66、《日本的汉语史研究之历史与现状——兼论中日学术交流对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东华汉学》(台湾)第4期（2006年9月）；67、《阮元在中朝关系史上的若干事迹考述》，《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68、《经世致用与宏博会通——钱穆治学精神之精髓》，《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69、《日藏汉籍珍本的调查与研究》，《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6年第4期；70、《诂经精舍对19世纪浙江学术发展之重要影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71、《阮元与朝鲜学者金正喜之交往》，《扬州史志》2006年第2期；72、《日本的中文书店与汉学研究》，载《天一阁文丛》（第4辑），宁波出版社，2006年；73、《俞樾对中日文化交流之贡献》，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5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4、《从〈揅经室集〉看阮元的治学方法——以训诂学为中心》，载《汉语史学报》（第6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75、《关于古文献学的十大思考》，载《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书局，2006年。

中国近代日本研究论文

古代中日关系大概可以分成下面几个部分 汉魏时期—— ——中日关系萌芽 一、 汉魏时期——中日关系萌芽 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这在汉书上有所记载。而后汉书是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 记录。 三国时期，日本出现称为邪马台的女王国，同中国关系密切 关系密切。到女王卑弥呼统治时，中国使者 关系密切 四次赴日。由此中国文化进一步传入日本。金属制品的传入使日本的冶炼术迅速提高。当时日本对中 国输入的铜镜已不能感到满足，开始自己动手制造，这点从倭镜大量出土可以证实。图中左侧是中国 的铜镜，右侧是日本的仿镜。 中国南近代史(中日关系) 严海禁， 派兵剿御倭寇。 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后，为满足日商恢复对明贸易要求和日本上层阶级对明代商品嗜爱，同时为 利用对明贸易充实幕府财政，政治上借助明帝国的声势巩固将军地位，决心恢复对明邦交。明成祖允 许日本以朝贡形式同明贸易，并为防止倭寇温水摸鱼，规定“勘合之制”，也就是所谓《永乐勘合贸 易条约》。 以朝贡形式进行的勘合贸易对日方非常有利，明回赠品的价值大大超过贡献方物的价值。 义满死，其子义持继任将军后，改变对明的外交贸易政策，中断日明关系。此后倭寇劫掠明沿 海的活动又继猖獗。义持死，新任将军义教决心恢复日明邦交，在北京签订《宣德贸易条约》：规定 10 年一贡，人员贡船都有了一定限制，此后日明贸易正常进行。 公元 1590 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丰臣秀吉不满足于对日本人民的统治，进而想迫使朝鲜、菲 律宾前来朝贡，梦想统治中国大陆和朝鲜。1592 年，日本侵略朝鲜。应朝鲜政府之请，明朝派遣的 援朝军，但第一批轻敌失利。第二批援军入朝，收复平壤，继而解放开城。1598 年，丰臣秀吉病死 日本陆军陆续撤回日本。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为获得贸易利润，充实财力，继续采取织田、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鼓励 海外贸易。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 后来，德川幕府为了禁绝天主教和巩固幕府的统治的安全，陆续颁布了一些闭关锁国的政策，日本 与国外的交往逐渐中断。。 六、 明治维新及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 1868 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 日本的国力日渐强盛。然而日本内部矛盾激化，日本政府 为安定内部，决定转内征为外征，把士气转向国外，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中国，开始推行向中国 侵略扩张的政策。日本开始对中国血腥的侵略史。

近代史(中日关系) 严海禁， 派兵剿御倭寇。 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后，为满足日商恢复对明贸易要求和日本上层阶级对明代商品嗜爱，同时为 利用对明贸易充实幕府财政，政治上借助明帝国的声势巩固将军地位，决心恢复对明邦交。明成祖允 许日本以朝贡形式同明贸易，并为防止倭寇温水摸鱼，规定“勘合之制”，也就是所谓《永乐勘合贸 易条约》。 以朝贡形式进行的勘合贸易对日方非常有利，明回赠品的价值大大超过贡献方物的价值。 义满死，其子义持继任将军后，改变对明的外交贸易政策，中断日明关系。此后倭寇劫掠明沿 海的活动又继猖獗。义持死，新任将军义教决心恢复日明邦交，在北京签订《宣德贸易条约》：规定 10 年一贡，人员贡船都有了一定限制，此后日明贸易正常进行。 公元 1590 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丰臣秀吉不满足于对日本人民的统治，进而想迫使朝鲜、菲 律宾前来朝贡，梦想统治中国大陆和朝鲜。1592 年，日本侵略朝鲜。应朝鲜政府之请，明朝派遣的 援朝军，但第一批轻敌失利。第二批援军入朝，收复平壤，继而解放开城。1598 年，丰臣秀吉病死 日本陆军陆续撤回日本。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为获得贸易利润，充实财力，继续采取织田、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鼓励 海外贸易。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 后来，德川幕府为了禁绝天主教和巩固幕府的统治的安全，陆续颁布了一些闭关锁国的政策，日本 与国外的交往逐渐中断。。 六、 明治维新及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 1868 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 日本的国力日渐强盛。然而日本内部矛盾激化，日本政府 为安定内部，决定转内征为外征，把士气转向国外，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中国，开始推行向中国 侵略扩张的政策。日本开始对中国血腥的侵略史。

近代汉语研究论文

1、 日本汉语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4期2、 论日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与现状 合撰 《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3、 近十几年来日本的汉语教科书 《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3期4、 汉语演讲、朗诵六诀，《学汉语》1992年第6期5、 日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先驱--中国文学研究会及其核心人物考介 《日本文化教育研究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12月6、 仓石武四郎论--日本の汉语教育に贡献したその生涯 日本帝冢山学院大学《中国文化论丛》第2号，1993年4月7、 日本三所不同类型学校的汉语教育考察 《汉语学习》1993年第2期8、 对外汉语教学文化课中的中国概况课管论 《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1994年第3期9、 论学习汉语的日本人 --对日本留学生几个普遍性问题的分析 《北京大学学报》专刊 1994年9月10、 中国家庭的变迁 《中国文化研究》 1994年冬之卷11、 中日汉字异同及其对日本人学习汉语之影响 《世界汉语教学》1995年第2期12、 日本人的交际--兼论与中国人之差异 《日本学》第四辑 1995年6月13、 中国の改革开放と対外汉语教育史略 日本《山梨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第29号1996年3月14、 藤堂明保--献身于汉语教育事业的日本学者 《国外语言学》1997年第2期15、 日本人学习汉语过程中母语的作用 《北大海外教育》第1辑 1997年6月16、 电视连续剧《大地之子》的思想与艺术 《日本学》第八辑 1997年11月17、 日本的国民性研究 《北京大学学报》特辑 1998年6月18、 浅谈双语法教学 《北大海外教育》第2辑 1998年12 月19、 汉日同形词给日本人学习汉语造成的误区 《汉外语言对比与偏误分析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5月20、 日本人学习汉语的优势、劣势及改进对日本留学生汉语教学之构想 合撰《汉外语言对比与偏误分析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5月21、 六角恒广的日本近代汉语教育史研究 《汉语学习》1999年第4期22、 扭曲历史下的记录与收获--日本近代八十年汉语教科书述要 《日本学》第九辑 2000年4月23、 现代中国的幽默艺术 日本帝冢山学院大学《中国文化论丛》第9号2000年7月24、 论对外汉语教学的科学定位 《高等教育论坛》2000年第3期25、 中日汉字词缀比较 《汉语学报》第4期（2001年下卷）26、 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日汉翻译课教学 《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2001年第4期27、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 《高等教育论坛》2002年第2期28、 二十年来中国的汉日语言对比研究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期29、 日本明治时期的汉语教师 《汉语学习》2003年第1期30、 三十年来日本的汉语热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31、 北京大学的对外汉语教学管理 《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2003年第2期32、 汉日量词异同 《海外华文教育》2003年第4期33、 日本明治时期的中国人汉语教师 日本帝冢山学院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第39集（2004年12月20日）34、日本中国语教育的道路 日本山梨县立大学《山梨国际研究》第1号（2006年3月）35、基础深厚，扎实推进，全面繁荣--日本汉语教育情况综述 《汉语学刊》第2期（2006年11月）36、教初级《中国语会话》课的一些体会 日本山梨县立大学《山梨国际研究》第2号（2007年3月）37、中国的宗教与宗教政策《中国语言文化讲座》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

1、元明以来韵书中的入声问题，中国语文，、汉藏语系“风”字的读音，山东大学学报，1989、13、重纽的历史研究，古汉语研究，、本悟本《韵略易通》与明代云南方音，语言研究，、近代汉语官话入声消亡的条件，古汉语研究，、明代官话标准音问题，[日]中国语研究，41号，19987、从《韵略易通》到《韵略汇通》的发展看明代官话语音的几项变化，[日]中国语研究，39号，19978、《韵略易通》三个善本考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构成特点及其发展，古汉语研究，、普通话不规则音变初探，语言教学与研究，、评《普通文字学概论》，古汉语研究，、《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读后，古汉语研究，、内外转补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4、方言音韵学构架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5. 方言音韵学研究小史，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 载16、点检二十世纪音韵学通论性著作，音韵论丛，齐鲁书社，200417、周秦时代汉语声调的语音性质及分布，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518、明清欧人传习的汉语语音的性质，汉语音韵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2003，高雄师范大学出版社19、朝鲜时期传习的汉语官话的语音性质，语言研究，、近代汉语官话语音研究焦点透视，《近代汉语官话语音研究论文集》，语文出版社，200721、《颜氏家训音辞篇》释要，语言学集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2、《切韵序》释要，纪念廖序东教授逝世周年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3、再释内外转并论及早期韵图的性质 语言研究 2009/0324、《中原音韵》点校失误五则 （与耿军合写）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0125、《中原音韵》时代汉语声调的调类与调值 古汉语研究 2010/0226、《合并字学篇韵便览》韵母系统的几个问题（与耿军合写）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227、《中原音韵》版本源流辨正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0/0128、明清时代汉语官话的社会使用状况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0/0129、《中原音韵》的著作权问题，浙江大学学报，在线优先出版30、《琼林雅韵》的声母和声调，载《汉语的历史探讨——庆祝杨耐思先生八十寿诞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31、近代学术转型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3:5-19+、明人袁子让的音韵学[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中原音韵》所依据的音系基础问题[J]. 语言研究,2012,03:、 论葛中选《太律》的音韵学价值[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154-160. （第一作者）35、《中原音韵》的著作权问题[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5:、明人叶秉敬的音韵学研究[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4:106-110.

近代中日关系研究论文

摘 要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关键字 人民 关系 历史 合作 日本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二、中日关系的症结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古代中日关系大概可以分成下面几个部分 汉魏时期—— ——中日关系萌芽 一、 汉魏时期——中日关系萌芽 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这在汉书上有所记载。而后汉书是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 记录。 三国时期，日本出现称为邪马台的女王国，同中国关系密切 关系密切。到女王卑弥呼统治时，中国使者 关系密切 四次赴日。由此中国文化进一步传入日本。金属制品的传入使日本的冶炼术迅速提高。当时日本对中 国输入的铜镜已不能感到满足，开始自己动手制造，这点从倭镜大量出土可以证实。图中左侧是中国 的铜镜，右侧是日本的仿镜。 中国南近代史(中日关系) 严海禁， 派兵剿御倭寇。 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后，为满足日商恢复对明贸易要求和日本上层阶级对明代商品嗜爱，同时为 利用对明贸易充实幕府财政，政治上借助明帝国的声势巩固将军地位，决心恢复对明邦交。明成祖允 许日本以朝贡形式同明贸易，并为防止倭寇温水摸鱼，规定“勘合之制”，也就是所谓《永乐勘合贸 易条约》。 以朝贡形式进行的勘合贸易对日方非常有利，明回赠品的价值大大超过贡献方物的价值。 义满死，其子义持继任将军后，改变对明的外交贸易政策，中断日明关系。此后倭寇劫掠明沿 海的活动又继猖獗。义持死，新任将军义教决心恢复日明邦交，在北京签订《宣德贸易条约》：规定 10 年一贡，人员贡船都有了一定限制，此后日明贸易正常进行。 公元 1590 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丰臣秀吉不满足于对日本人民的统治，进而想迫使朝鲜、菲 律宾前来朝贡，梦想统治中国大陆和朝鲜。1592 年，日本侵略朝鲜。应朝鲜政府之请，明朝派遣的 援朝军，但第一批轻敌失利。第二批援军入朝，收复平壤，继而解放开城。1598 年，丰臣秀吉病死 日本陆军陆续撤回日本。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为获得贸易利润，充实财力，继续采取织田、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鼓励 海外贸易。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 后来，德川幕府为了禁绝天主教和巩固幕府的统治的安全，陆续颁布了一些闭关锁国的政策，日本 与国外的交往逐渐中断。。 六、 明治维新及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 1868 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 日本的国力日渐强盛。然而日本内部矛盾激化，日本政府 为安定内部，决定转内征为外征，把士气转向国外，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中国，开始推行向中国 侵略扩张的政策。日本开始对中国血腥的侵略史。

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论文

古代中日关系大概可以分成下面几个部分 汉魏时期—— ——中日关系萌芽 一、 汉魏时期——中日关系萌芽 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这在汉书上有所记载。而后汉书是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 记录。 三国时期，日本出现称为邪马台的女王国，同中国关系密切 关系密切。到女王卑弥呼统治时，中国使者 关系密切 四次赴日。由此中国文化进一步传入日本。金属制品的传入使日本的冶炼术迅速提高。当时日本对中 国输入的铜镜已不能感到满足，开始自己动手制造，这点从倭镜大量出土可以证实。图中左侧是中国 的铜镜，右侧是日本的仿镜。 中国南近代史(中日关系) 严海禁， 派兵剿御倭寇。 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后，为满足日商恢复对明贸易要求和日本上层阶级对明代商品嗜爱，同时为 利用对明贸易充实幕府财政，政治上借助明帝国的声势巩固将军地位，决心恢复对明邦交。明成祖允 许日本以朝贡形式同明贸易，并为防止倭寇温水摸鱼，规定“勘合之制”，也就是所谓《永乐勘合贸 易条约》。 以朝贡形式进行的勘合贸易对日方非常有利，明回赠品的价值大大超过贡献方物的价值。 义满死，其子义持继任将军后，改变对明的外交贸易政策，中断日明关系。此后倭寇劫掠明沿 海的活动又继猖獗。义持死，新任将军义教决心恢复日明邦交，在北京签订《宣德贸易条约》：规定 10 年一贡，人员贡船都有了一定限制，此后日明贸易正常进行。 公元 1590 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丰臣秀吉不满足于对日本人民的统治，进而想迫使朝鲜、菲 律宾前来朝贡，梦想统治中国大陆和朝鲜。1592 年，日本侵略朝鲜。应朝鲜政府之请，明朝派遣的 援朝军，但第一批轻敌失利。第二批援军入朝，收复平壤，继而解放开城。1598 年，丰臣秀吉病死 日本陆军陆续撤回日本。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为获得贸易利润，充实财力，继续采取织田、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鼓励 海外贸易。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 后来，德川幕府为了禁绝天主教和巩固幕府的统治的安全，陆续颁布了一些闭关锁国的政策，日本 与国外的交往逐渐中断。。 六、 明治维新及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 1868 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 日本的国力日渐强盛。然而日本内部矛盾激化，日本政府 为安定内部，决定转内征为外征，把士气转向国外，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中国，开始推行向中国 侵略扩张的政策。日本开始对中国血腥的侵略史。

中日近代化之比较 19世纪60年代起，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改革的进程。这不是偶然的，两国都是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中国屡次改革却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反而加剧了列强的瓜分脚步。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大化改新中的全盘中化，明治维新中的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将西方先进技术引进国内产业，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内天皇制相结合而成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使日本统一于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阶级之下。 一、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前，对两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传统的政治制度。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日本的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日本政府统治阶层面临人民斗争不断。3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加上藩主的自治权大，促成了后来的强藩改革，这些小规模的改革也为明治维新培养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领导者。 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 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 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 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 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历史上中日之间从未同时强盛，所以两国谁强盛，另一个就是附庸或者被侵略，被压迫。现在两国同时强盛，必然出现对立与分歧，可能要互相僵持数十年以上。未来我想大家都会明白和则两利，战则皆亡的道理两国的关系可能像英国和法国，总的来说都属于同一个东亚联盟之中，然后在内部会在理性的规则中争夺联盟主导权，这一联盟应包括东亚，东南亚以及太平洋一些国家，这一联盟的首领之争中，统一后的朝鲜，印尼，越南以及澳大利亚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力。

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