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侠的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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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剑》是一部战争艺术和传奇色彩融会贯通的主旋律作品。书中，爱国精神与英雄主义、铁血丹心与人世常情、斗智与斗勇、友情与爱情交相辉映。故事内容是讲述我军优秀将领李云龙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从他任八路军某独立团团长率部在晋西北英勇抗击日寇开始，直到他在1955年授予将军为止。“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这句话就是李云龙，这位“战神”式将军的一生写照。主角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最多也只是赶上了那个时候。乱世出英雄嘛！他一身的草莽气息，刚开始没有什么自己思考的能力，是一个典型的农民英雄。他盲目地崇拜毛主席，尊重自己的上级，对于日本人有一种完全不分是非的憎恨；他满口粗话，整天日爹操娘，动不动拿人撒火；有仗打就兴高采烈，没仗打就浑身不舒服，找人吵架；惟恐天下不乱，挑事儿，和军校国民党教官对着干，爱炫耀自己的战功，自以为是……他有很多的缺点。同时，他是农民出身，对共产党有一种忠诚；他关心群众和下级，在全军都树立起了威信，他永远是士兵打心眼里尊敬的人，他的精神影响了一个师；没有人和他对着干，都知道他和他的士兵都是惹不起的主儿；他果断机敏，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几乎赢得了每一场战役，虽败犹容，和国民党的军官建立了一种超乎意识形态的友谊；他耿直乐观，和朋友建立了一种超乎时间的友谊……他有很多的优点。在战争岁月，这几乎不算什么，因为太多的影视作品反映的都是这一类的英雄。 然而在动乱年代，文革的时候，他从盲从到开始自己思考。开始的时候，他不允许自己的学者岳父怀疑党，怀疑党的政策，不相信岳父的远见，甚至和岳父产生了很深的隔阂，要老人家改造改造思想；可是后来听说岳父在改造农场的誓死不屈，坚贞勇敢，他由衷的佩服。当组织派人来让他妻子和自己的父母划清立场的时候，他勃然大怒，没有爹娘哪儿的自己，他支持自己的妻子，没有向组织妥协。他从反省自己到开始怀疑，最终做出行动。他的行动保护了更多人的生命。他在听说了外地的灾情时，痛心不已，完全不顾自己家的人也饿得前胸贴肚皮，把用高价买来的粮食送给士兵，让他们接济前来投难的亲人。像他一个男人，也经受不住弱者的眼泪，哪怕是他们无知，他任凭打骂，要不是妻子的勇敢，他早垮了。他最后为了更多人的生命采取了行动，也把自己送进了监狱。他没有怪那些殴打他的士兵，因为他懂得对待敌人要决不留情，他也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士兵；他不能忍受士兵的侮辱——在他的碗里吐口水，他是一个有尊严同时懂得尊敬人的人，他会满足日本俘虏死的要求，觉得他们还算个军人，尽管这违反军纪。他不要战士的营救，他害怕连累他们，连自己秘书在关键时刻要求辞职，他也十分理解。他不要妻子和自己一起受苦，让她和自己划清界限，他把孩子给前来救援的战友，自己留在暴风雨的中心。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亮剑，死都死得很有尊严，用军人的死赢得了敌人的尊重。 书中有很有趣的地方，也有感人肺腑的地方。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 亮剑，是江湖中的术语。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就算明知自己赢不了，也要宝剑出鞘，这就是亮剑，把习武人的气势拿出来，把尊严亮出来。 对于国产的电视剧，我一般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涉案剧和武侠剧以及那些哭哭啼啼的爱情剧，让人提不起精神来。可是一些描写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我还是偶尔会看一下的，这和我童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有关，因为那个时代崇尚的是革命英雄主义，崇拜的是革命英雄。这种崇拜不同于当今社会上年轻人对电玩和动漫上英雄的崇拜，也不同于当今社会人们对金钱和物质的崇拜；这种崇拜是发自内心的，神圣的一种精神寄托。 偶尔一次机会，听同事说起《亮剑》这部电视剧，他说这部电视剧很特别，不同于以往看过的国产战争剧，尤其是主人公的性格，根本就不像我们所了解的那些英雄，简直就是个土匪。有了同事的这句话，我决定去看一下这部特别的《亮剑》，在现在工作忙的情况下，也许我只用看一下，没必要把他看完。 剧情开始是在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新一团在完成阻击日军的任务后，接到总部撤退和转移的命令。然而，团长李云龙却让话务员关掉了对讲机，命令部队发起冲锋，目的只是让全团剩下的唯一一发迫击炮弹能够打到日军的指挥所，这一炮不仅炸死了日军的联队长，也打懵了敌人，使得新一团能够从日军的正面冲出了包围圈。正是这发炮弹，不仅让日军、国军和我军的将领感到震惊，同时也让我对李云龙的指挥艺术和人格魅力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促使着我一集一集不停地看下去。我完全融入了这部电视剧，也深深地他所感动。 李云龙由于阵前抗命而被撤了团长的职务，新一团由李云龙在红军时的老战友丁伟接任团长，而三八六旅独立团在一次日军特工队的偷袭中莫名其妙地做了冤大头，李云龙又被起用任命为独立团的团长，原独立团团长孔融后被调任为新二团团长，于是就形成了当时晋西北的所谓铁三角。这个铁三角成了华北日军的一个恶梦。当然还有国民党山西晋绥军的楚云飞团也功不可没。本剧就是在这四个团的恩怨纠葛以及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军人携手抗敌的故事中轰轰烈烈地展开。 说句实话，这部电视剧在一些战争场面的叙述上仍显粗糙和简单，可是剧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中国军人前赴后继、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强者气势，实在让人敬佩和感动。这种气势也正是敌人所害怕的。 李云龙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就是：“做为军人，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无论是百团大战还是伏击日军的车队，不论是反“扫荡”的突围战还是xx县城的攻坚战，甚至在最后他做为师长的淮海战役中，作为指挥员，李云龙很少想以前我们所熟知的那些指挥员一样在指挥所里指挥战斗，这在一般人的眼里简直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典型人物，但正是他的这种作风凝成了独立团无坚不摧、英勇顽强的战斗风格。犹如政委赵刚所说的，他的整个人已经融入独立团每一个战士的心中，即使他不在了，他的魂依然存在。 剧中那个骑兵连的故事让人难忘。在一次突围后，独立团骑兵连和主力失去了联系。他们且战且退地牵制着日军的一个骑兵联队，最后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所剩无几的骑兵连战士调转马头，齐齐拔出锃亮的马刀，连长高呼着“骑兵连，进攻！”带领着战士们迎着敌人冲了上去。几个回合下来，连长调转马头，身边已经没有其他的战士，他的手臂也被砍去了一只，鲜血从他的断臂处喷射而出。他稳住自己的身子，高擎着马刀全力呼喊：“骑兵连，进攻！”再次冲向敌阵。日军的马队过后，在夕阳的余辉中，大地上留下了阵亡八路军骑兵的遗体和死伤的骏马。没有音乐，也没有歌声，惟有战马的低鸣在山谷中回荡。面对这样的场面，一向飞扬跋扈的日军官兵也低下了高傲的头颅，日军少佐脸色凝重地说：厚葬他们，他们是真正的军人。 在XX县城的攻坚战中，一个区小队和一个县大队组成的一支地方部队，用最原始的武器和他们的血肉之躯，阻击了八个小时，硬是把敌人的增援部队挡在了路上，为独立团的攻城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他们却全部牺牲在了阵地上，没有一人生还。看着这样的战斗，阎西山的晋绥军官兵无不肃然起敬。楚云飞对他的手下说：八路军这样一支所谓的区小队县大队竟然能阻击装备精良的日军长达八小时之久，真是惭愧啊。随即，楚云飞的部队也投入了阻击日军的战斗。 在XX县城外，面对着城楼上被日军绑架的新婚妻子，李云龙悲愤地点燃了炮火。战斗结束了，荒野上垒起了一座孤坟。李云龙独自坐在坟前，请求妻子的原谅。他娓娓地述说着，看似那样的平静，可我们作为观众却深深地感觉到李云龙此刻内心的痛楚。 在剧中，编导并没有简单地把李云龙描写成一个只会打战的武夫，而是用很多的篇幅描述了李云龙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情感魅力，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李云龙。通过描述他对两任妻子的爱，通过对他和赵政委之间个人友情的描写，通过叙述他和晋绥军团长楚云飞两人之间难以说清的恩怨情仇，尤其是他对“和尚”、张大彪以及段鹏他们兄弟般的战友之情，让人无不动容。 现在的影视剧能让我流泪的几乎没有，可当我看到“和尚”被土匪杀害，李云龙不顾丁伟已经要收编土匪的事实，率部端掉了匪窝，遭到上级处分的那场戏时，我的思维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李云龙。随着李云龙在政委面前的挥泪发泄，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我觉得这场戏是全剧李云龙感情最丰富，描写最好的一场戏，使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男儿有泪不轻弹”。 剧中还有一个能更好体现李云龙情感世界的重要人物，便是楚云飞。楚云飞毕业于黄埔五期，又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可他就是搞不懂为什么八路军的指战员会如此勇敢和拼命，不明白没读过一天军事院校的李云龙会让日军如此地害怕。他从开始对李云龙的漠视到后来的重视，从对李云龙的敬佩到最后的惺惺相惜，以至最后两人战场上以死相拼，病床上又各自对对方备加赞赏。 在最后军事学院的论文中，李云龙为他的这种作风作了精辟的论述：古时候的剑客在遇到对手的时候，即使明知自己不是敌人的对手，也要拔出自己的宝剑，就是死在敌人的剑下也毫无怨言，这就叫“亮剑”。做为军人就应该具有这样的“亮剑”精神，因为这就是我们中国军人的军魂。或: 电视连续剧《亮剑》的热播，给中国电视剧上了生动而深刻的一课。央视年度收视调查数据显示，该剧平均收视率％，稳坐2005年的冠军宝座，力压呼声很高的《京华烟云》、《大宋提刑官》等剧。据网上说，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该剧的VCD、DVD一时脱销，甚至租碟也较为困难。这样的空前盛况，让我们联想到近几年出现的另外几部革命历史题材或者说军事题材的电视剧，这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2001年）、《军歌嘹亮》（2003年）、《历史的天空》（2004年）。它们在播出时同样引起过轰动效应，比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北京电视台曾重播七次，首播收视率12%，重播收视率。 几部革命历史题材或者说是军事题材的电视剧，为什么会有如此之高的收视率，并受到观众如此热情的追捧？为中老年观众定位的电视剧，为什么青年人也能喜欢？ 应该说，这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根据当代观众的价值取向和欣赏心理，进行了准确的市场定位。 一、《亮剑》等电视剧市场定位的成功，首先在于它们对观众的价值取向的准确把握 把握观众追求真实性的价值取向，还原历史的真实。近年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往往大受欢迎，而一些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却被观众冷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所谓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往往是反现实、伪现实的，是鲁迅所批评的“瞒和”的艺术。现实题材反映时代生活，其中的虚假更容易为观众一眼识破，因此，这些反现实的所谓现实题材电视剧被观众冷落和抛弃也就在情理当中了。当然，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同样不容乐观。但是，在“瞒和”的问题上，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相比，距离观众所熟悉的现实生活较远，因而更具有欺性和迷惑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存在一种倾向，就是“戏说”历史，甚至走向“反历史”。《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出现，是对这几年电视剧反历史倾向的一种反拨，它们采取现实主义手法，还原历史的真实，满足了观众对真实历史的心理期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片中，对战争的描写往往是浪漫化和非现实化的，有时甚至非常“小儿科”，我军勇敢善战、足智多谋，总是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敌人则貌似强大，实际上愚蠢而无能。即使写牺牲，也仅是战争的“花边”而已，用来证明胜利之不易。这些反历史、反现实的“战争童话”早已为观众所厌弃。而《亮剑》描写了战争的惨烈和残酷，敌人并非如此愚蠢，我军也不是战无不胜，如骑兵连的全军覆没。这就打破了用谎言编织的“战争神话”，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真实。 把握观众对野性精神的寻求和心理补偿意向，强化民族精神的生命元阳。中国的传统封建文化，造成了中国人个性上的柔弱和精神上的奴性，中规中矩，谨小慎微，中庸保守，男人女人化，女人病态化。因此，《水浒传》等古典作品中具有野性精神、反抗精神、叛逆精神的英雄形象，成为人们的精神偶像，同时也成为了人们反抗现实的精神源泉。近年来，中国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片的盛行，正是这种心理需求的反映，同时也是对柔弱、怯懦民气的某种反拨和平衡。《亮剑》、《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等历史题材电视剧，极力张扬这种雄性的精神、野性的精神，暗中切合了观众潜在的价值取向和隐蔽的心理补偿意向。这在《亮剑》中被概括成“亮剑”精神，也就是李云龙的那句名言：“古代剑客和高手狭路相逢，假定这个对手是天下第一剑客，你明知不敌该怎么办？是转身逃走还是求饶？当然不能退缩，要不你凭什么当剑客？这就对了，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这叫亮剑，没这个勇气你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剑下算不上丢脸，那叫虽败犹荣，要是不敢亮剑你以后就别在江湖上混啦。”现在，人们处于和平时代，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在呼唤这种“亮剑”精神、硬汉精神和野性精神。正是这种时代和现实的需要，以及民众价值取向和心理的需要，“亮剑”一下成为流行语，被广泛使用。这种野性的精神其实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所不可缺少的生命元阳，甚至是我们的“精神伟哥”。 对观众平民化和反英雄主义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的把握，塑造平民化英雄。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的普及，人们的精神追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平民化成为新的价值取向。《亮剑》等剧中的主要人物，都出身于民间，崛起于草莽之中，本身就很具有平民性。他们靠不断努力走向成功，成为将军。毫无疑问，这几部剧中的英雄人物，是以平民化和平民性为基础的。另外，这些所谓“英雄人物”，都具有反英雄的基本倾向。那就是说，他们与我们传统意义中的英雄人物有着非常本质的差别。在作为“主旋律”的传统革命历史题材中，这些革命英雄人物，一般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近乎希腊神话中的“神”。而在《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剧中，李云龙、姜必达甚至有点痞气和流氓气，他们讲话粗鲁，夹杂着下流话，李云龙永远歪戴着军帽，姜必达则有一颗丑陋的大牙。他们不是完美无缺，而是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和不足，他们有着常人的七情六欲。但是，他们勇敢、正直、豪爽、血性、讲义气、重情重义，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又确实是真正的民族英雄。这些有缺陷的英雄、真实的英雄、平民化的英雄，对于观众来说是如此真实、自然和亲切。 二、《亮剑》等剧的成功还体现在对观众欣赏习惯和心理的尊重 首先，在人物塑造上，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个性化特征。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传统革命题材剧在人物塑造上，出现脸谱化、概念化的倾向，人物成为某种抽象的政治符号，或者表达某种政治观念的传声筒或代言人。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反人物、反情节的作品时髦一时。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往往符号化、抽象化，性格模糊，个性不明。这样的作品往往是“速朽”的，它们最多只能成为政治的“样板”，或者艺术的“实验”而已。基于此，《亮剑》等剧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可爱人物，如李云龙、姜大牙（姜必达）、高大山等等。他们不仅外部特征各有特别之处，语言往往也别具个性。特别在对敌人的塑造上，《亮剑》具有重大的突破。它打破了传统的革命战争题材影片中，把敌人妖魔化、漫画化、符号化的习惯做法，细致刻画敌人的性格，并揭示他们在凶残、狡诈之外的人性特点，从而让这些反面人物显得真实而可信、生动而形象。 其次，对故事性与传奇性的刻意追求。这一点，既符合中国观众的传统欣赏心理，同时也是电视剧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中国古典小说、古典戏曲（如元杂剧、明清传奇）等，都是在故事性和传奇性上取得成功的典范。《亮剑》、《历史的天空》、《军歌嘹亮》、《激情燃烧的岁月》等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成功，正是缘于对这种传统的继承。这些剧往往引人入胜，让人兴奋，看了上集，还想看下集。这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电视连续剧，故事性和传奇性永远是一对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市场定位中，切中了观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习惯，因此，在人们心里引起了共鸣，在取得很好市场效应的同时，也取得了好的宣传效果。不过，一部电视剧仅仅有准确的市场定位是不够的，还需要辅之以市场运作。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由于市场定位准确，非常叫座，但由于市场运作方面的缺位（比如档期问题），最后仅仅是收回成本，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市场业绩。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另外，有人批评说，艺术在于创造，《亮剑》并无什么创意，只是对《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历史的天空》等几部电视剧的拙劣模仿。这种批评并不新鲜，早在《军歌嘹亮》、《历史的天空》播出时，就有人批评它们与《激情燃烧的岁月》题材、人物雷同。这几部剧确实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对大众传媒工业来说，这种类型化并不可怕，倒可能恰恰是中国电视剧正逐步走向市场、走向成熟的某种表现。 毫无疑问，电视剧《亮剑》是一部不错的作品，正如有的人所评论的，“这是一部气势恢宏、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英雄史诗”等等；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每次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只要碰到电视台播放《亮剑》，我都会看下去，无论内容是否看过。也正是如此，每次都看不全，所以我干脆买了一套光碟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过瘾地看完。《亮剑》中有好几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比如李云龙、楚云飞、和尚、李云龙的顶头上司旅长等，毫无疑问的是，李云龙这个英雄是电视剧刻画最成功的人物形象。 不过，我们仔细研究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英雄形象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这个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的消解，这种消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物形象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我们并没有给英雄的形象定下什么确切的标准，但是一般来讲，英雄的形象至少应该是这样的：个头高大，身材魁梧，五官端正，气宇轩昂，英气凛然，服饰得体（即便不奢华也应该是干净整洁），尽管偶尔也有《水浒》塑造出个别类似于矮脚虎王英的英雄代表，但是这样的英雄实在是屈指可数。 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却以这样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个头一般，身材说不上魁梧，面目近乎龌龊，再加上衣服很少有干净的时候，尤其是领口招牌式地肮脏，走路的时候甚至也是歪歪扭扭的，整个就是一幅邋遢的样子，至于气质什么的则更谈不上。从这个方面来看，《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的消解。 二、人物语言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我们也没有限定英雄的语言方式，但是一般来说，英雄的语言习惯应该是“冠冕堂皇”的，充满高尚和正义，起码说是不应该说粗话的，即便是气得快要发疯，也顶多一掌劈翻桌子或者一刀砍断大树什么的，语言上向来都是收敛的，必须与英雄的形象相符。 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的语言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便是满嘴的粗话，动不动就是“他娘的”。除了少数时间的“克制”之外，李云龙大多时候都是骂骂咧咧的，可是也许是生性就是这么一幅臭脾气，所以即便克制，时间久了李云龙在女人面前还是会露出骂骂咧咧的本性来。从这个方面来说，《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语言习惯的消解。 三、人物思想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英雄的思想往往是非常高尚的，心中装的是救死扶伤和民族大义，追求的是匡扶正义和拯救他人危难等等，很少有个人恩怨以及儿女情长的一面。 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的思想看上去则有点“危险”： 首先，李云龙有点儿女情长。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李云龙突然被丘比特神箭射中了，而且他在“秀芹”真情的感染下并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但将秀芹紧紧地抱住，还要脱秀芹的衣服，如果不是针扎了他的脚，李云龙还真要做出出格的事情。在解放后，已经结了婚的李云龙还差一点出轨。在我们传统观念的英雄形象中，一个英雄人物是不会犯下这样的严重“错误”的。 其次，李云龙有点江湖习气。在老婆秀芹被抓后，他擅自集结部队去攻打鬼子重兵防守的县城；在自己心爱的部下“和尚”被土匪杀掉之后，他暴跳如雷地带着部队去为“和尚”报仇。这样的举动在传统观念中是会大大削弱英雄的高大形象的。 如果按照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形象来对照李云龙，那么《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很可能和英雄形象是挂不上钩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人物形象在电视剧播出后却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甚至追捧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这与目前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自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以来，我们不但继续保持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更加明确地承认并鼓励了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由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文化生活也日趋多样化。在这样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无疑也会呈现宽松的状态，从而为接受李云龙这样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根本性的条件。 其二，这样的人物形象更贴近于生活。“文学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这个基本的道理告诉我们来源于生活的文学总要对生活作出一些修正或者虚化，也就是说，恰当的修正或者虚化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不过，在特定的年代，文学创作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对于生活的修正或者虚化或有些过度，所以文学作品和人们生活的距离也比较遥远。在如今这个年代，再过度地修正或者虚化生活的文学作品必然会将自己与人们的联系割裂开来。《亮剑》中李云龙的人物形象则尽量减少对于生活的修正或虚化，尽量还原人物的本来面目，因此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其三，这样的作品更尊重观众。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也自然会随之提高，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也自然会逐渐提高。人们不会再满足于程式化、样板化的文学作品，而需要多样化、富于生命力的鲜活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者适时地推出这样的作品，应该说迎合了观众欣赏水平提高的客观需要，但毋庸置疑这是尊重观众的态度。 基于以上这几个方面的因素，《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个看上去缺陷很多的英雄人物形象以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一个现实、鲜活、饱满的形象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可以说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人物形象的一种巧妙的消解，虽然在一些细节的描摹上这个人物形象依然还有些符号化，但瑕不掩瑜，谁都无法否认这个人物形象是近年来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值得人们拍手叫好。我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说，电视剧《亮剑》对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电视剧人物塑造方面甚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类似电视剧创作者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启迪和影响。

对于国产的电视剧，我一般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涉案剧和武侠剧以及那些哭哭啼啼的爱情剧，让人提不起精神来。可是一些描写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我还是偶尔会看一下的，这和我童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有关，因为那个时代崇尚的是革命英雄主义，崇拜的是革命英雄。这种崇拜不同于当今社会上年轻人对电玩和动漫上英雄的崇拜，也不同于当今社会人们对金钱和物质的崇拜；这种崇拜是发自内心的，神圣的一种精神寄托。 偶尔一次机会，听同事说起《亮剑》这部电视剧，他说这部电视剧很特别，不同于以往看过的国产战争剧，尤其是主人公的性格，根本就不像我们所了解的那些英雄，简直就是个土匪。有了同事的这句话，我决定去看一下这部特别的《亮剑》，在现在工作忙的情况下，也许我只用看一下，没必要把他看完。 剧情开始是在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新一团在完成阻击日军的任务后，接到总部撤退和转移的命令。然而，团长李云龙却让话务员关掉了对讲机，命令部队发起冲锋，目的只是让全团剩下的唯一一发迫击炮弹能够打到日军的指挥所，这一炮不仅炸死了日军的联队长，也打懵了敌人，使得新一团能够从日军的正面冲出了包围圈。正是这发炮弹，不仅让日军、国军和我军的将领感到震惊，同时也让我对李云龙的指挥艺术和人格魅力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促使着我一集一集不停地看下去。我完全融入了这部电视剧，也深深地他所感动。 李云龙由于阵前抗命而被撤了团长的职务，新一团由李云龙在红军时的老战友丁伟接任团长，而三八六旅独立团在一次日军特工队的偷袭中莫名其妙地做了冤大头，李云龙又被起用任命为独立团的团长，原独立团团长孔融后被调任为新二团团长，于是就形成了当时晋西北的所谓铁三角。这个铁三角成了华北日军的一个恶梦。当然还有国民党山西晋绥军的楚云飞团也功不可没。本剧就是在这四个团的恩怨纠葛以及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军人携手抗敌的故事中轰轰烈烈地展开。 说句实话，这部电视剧在一些战争场面的叙述上仍显粗糙和简单，可是剧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中国军人前赴后继、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强者气势，实在让人敬佩和感动。这种气势也正是敌人所害怕的。 李云龙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就是：“做为军人，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无论是百团大战还是伏击日军的车队，不论是反“扫荡”的突围战还是xx县城的攻坚战，甚至在最后他做为师长的淮海战役中，作为指挥员，李云龙很少想以前我们所熟知的那些指挥员一样在指挥所里指挥战斗，这在一般人的眼里简直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典型人物，但正是他的这种作风凝成了独立团无坚不摧、英勇顽强的战斗风格。犹如政委赵刚所说的，他的整个人已经融入独立团每一个战士的心中，即使他不在了，他的魂依然存在。 剧中那个骑兵连的故事让人难忘。在一次突围后，独立团骑兵连和主力失去了联系。他们且战且退地牵制着日军的一个骑兵联队，最后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所剩无几的骑兵连战士调转马头，齐齐拔出锃亮的马刀，连长高呼着“骑兵连，进攻！”带领着战士们迎着敌人冲了上去。几个回合下来，连长调转马头，身边已经没有其他的战士，他的手臂也被砍去了一只，鲜血从他的断臂处喷射而出。他稳住自己的身子，高擎着马刀全力呼喊：“骑兵连，进攻！”再次冲向敌阵。日军的马队过后，在夕阳的余辉中，大地上留下了阵亡八路军骑兵的遗体和死伤的骏马。没有音乐，也没有歌声，惟有战马的低鸣在山谷中回荡。面对这样的场面，一向飞扬跋扈的日军官兵也低下了高傲的头颅，日军少佐脸色凝重地说：厚葬他们，他们是真正的军人。 在XX县城的攻坚战中，一个区小队和一个县大队组成的一支地方部队，用最原始的武器和他们的血肉之躯，阻击了八个小时，硬是把敌人的增援部队挡在了路上，为独立团的攻城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他们却全部牺牲在了阵地上，没有一人生还。看着这样的战斗，阎西山的晋绥军官兵无不肃然起敬。楚云飞对他的手下说：八路军这样一支所谓的区小队县大队竟然能阻击装备精良的日军长达八小时之久，真是惭愧啊。随即，楚云飞的部队也投入了阻击日军的战斗。 在XX县城外，面对着城楼上被日军绑架的新婚妻子，李云龙悲愤地点燃了炮火。战斗结束了，荒野上垒起了一座孤坟。李云龙独自坐在坟前，请求妻子的原谅。他娓娓地述说着，看似那样的平静，可我们作为观众却深深地感觉到李云龙此刻内心的痛楚。 在剧中，编导并没有简单地把李云龙描写成一个只会打战的武夫，而是用很多的篇幅描述了李云龙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情感魅力，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李云龙。通过描述他对两任妻子的爱，通过对他和赵政委之间个人友情的描写，通过叙述他和晋绥军团长楚云飞两人之间难以说清的恩怨情仇，尤其是他对“和尚”、张大彪以及段鹏他们兄弟般的战友之情，让人无不动容。 现在的影视剧能让我流泪的几乎没有，可当我看到“和尚”被土匪杀害，李云龙不顾丁伟已经要收编土匪的事实，率部端掉了匪窝，遭到上级处分的那场戏时，我的思维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李云龙。随着李云龙在政委面前的挥泪发泄，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我觉得这场戏是全剧李云龙感情最丰富，描写最好的一场戏，使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男儿有泪不轻弹”。 剧中还有一个能更好体现李云龙情感世界的重要人物，便是楚云飞。楚云飞毕业于黄埔五期，又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可他就是搞不懂为什么八路军的指战员会如此勇敢和拼命，不明白没读过一天军事院校的李云龙会让日军如此地害怕。他从开始对李云龙的漠视到后来的重视，从对李云龙的敬佩到最后的惺惺相惜，以至最后两人战场上以死相拼，病床上又各自对对方备加赞赏。 在最后军事学院的论文中，李云龙为他的这种作风作了精辟的论述：古时候的剑客在遇到对手的时候，即使明知自己不是敌人的对手，也要拔出自己的宝剑，就是死在敌人的剑下也毫无怨言，这就叫“亮剑”。做为军人就应该具有这样的“亮剑”精神，因为这就是我们中国军人的军魂。或: 电视连续剧《亮剑》的热播，给中国电视剧上了生动而深刻的一课。央视年度收视调查数据显示，该剧平均收视率％，稳坐2005年的冠军宝座，力压呼声很高的《京华烟云》、《大宋提刑官》等剧。据网上说，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该剧的VCD、DVD一时脱销，甚至租碟也较为困难。这样的空前盛况，让我们联想到近几年出现的另外几部革命历史题材或者说军事题材的电视剧，这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2001年）、《军歌嘹亮》（2003年）、《历史的天空》（2004年）。它们在播出时同样引起过轰动效应，比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北京电视台曾重播七次，首播收视率12%，重播收视率。 几部革命历史题材或者说是军事题材的电视剧，为什么会有如此之高的收视率，并受到观众如此热情的追捧？为中老年观众定位的电视剧，为什么青年人也能喜欢？ 应该说，这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根据当代观众的价值取向和欣赏心理，进行了准确的市场定位。 一、《亮剑》等电视剧市场定位的成功，首先在于它们对观众的价值取向的准确把握 把握观众追求真实性的价值取向，还原历史的真实。近年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往往大受欢迎，而一些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却被观众冷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所谓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往往是反现实、伪现实的，是鲁迅所批评的“瞒和”的艺术。现实题材反映时代生活，其中的虚假更容易为观众一眼识破，因此，这些反现实的所谓现实题材电视剧被观众冷落和抛弃也就在情理当中了。当然，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同样不容乐观。但是，在“瞒和”的问题上，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相比，距离观众所熟悉的现实生活较远，因而更具有欺性和迷惑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存在一种倾向，就是“戏说”历史，甚至走向“反历史”。《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出现，是对这几年电视剧反历史倾向的一种反拨，它们采取现实主义手法，还原历史的真实，满足了观众对真实历史的心理期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片中，对战争的描写往往是浪漫化和非现实化的，有时甚至非常“小儿科”，我军勇敢善战、足智多谋，总是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敌人则貌似强大，实际上愚蠢而无能。即使写牺牲，也仅是战争的“花边”而已，用来证明胜利之不易。这些反历史、反现实的“战争童话”早已为观众所厌弃。而《亮剑》描写了战争的惨烈和残酷，敌人并非如此愚蠢，我军也不是战无不胜，如骑兵连的全军覆没。这就打破了用谎言编织的“战争神话”，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真实。 把握观众对野性精神的寻求和心理补偿意向，强化民族精神的生命元阳。中国的传统封建文化，造成了中国人个性上的柔弱和精神上的奴性，中规中矩，谨小慎微，中庸保守，男人女人化，女人病态化。因此，《水浒传》等古典作品中具有野性精神、反抗精神、叛逆精神的英雄形象，成为人们的精神偶像，同时也成为了人们反抗现实的精神源泉。近年来，中国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片的盛行，正是这种心理需求的反映，同时也是对柔弱、怯懦民气的某种反拨和平衡。《亮剑》、《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等历史题材电视剧，极力张扬这种雄性的精神、野性的精神，暗中切合了观众潜在的价值取向和隐蔽的心理补偿意向。这在《亮剑》中被概括成“亮剑”精神，也就是李云龙的那句名言：“古代剑客和高手狭路相逢，假定这个对手是天下第一剑客，你明知不敌该怎么办？是转身逃走还是求饶？当然不能退缩，要不你凭什么当剑客？这就对了，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这叫亮剑，没这个勇气你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剑下算不上丢脸，那叫虽败犹荣，要是不敢亮剑你以后就别在江湖上混啦。”现在，人们处于和平时代，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在呼唤这种“亮剑”精神、硬汉精神和野性精神。正是这种时代和现实的需要，以及民众价值取向和心理的需要，“亮剑”一下成为流行语，被广泛使用。这种野性的精神其实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所不可缺少的生命元阳，甚至是我们的“精神伟哥”。 对观众平民化和反英雄主义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的把握，塑造平民化英雄。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的普及，人们的精神追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平民化成为新的价值取向。《亮剑》等剧中的主要人物，都出身于民间，崛起于草莽之中，本身就很具有平民性。他们靠不断努力走向成功，成为将军。毫无疑问，这几部剧中的英雄人物，是以平民化和平民性为基础的。另外，这些所谓“英雄人物”，都具有反英雄的基本倾向。那就是说，他们与我们传统意义中的英雄人物有着非常本质的差别。在作为“主旋律”的传统革命历史题材中，这些革命英雄人物，一般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近乎希腊神话中的“神”。而在《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剧中，李云龙、姜必达甚至有点痞气和流氓气，他们讲话粗鲁，夹杂着下流话，李云龙永远歪戴着军帽，姜必达则有一颗丑陋的大牙。他们不是完美无缺，而是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和不足，他们有着常人的七情六欲。但是，他们勇敢、正直、豪爽、血性、讲义气、重情重义，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又确实是真正的民族英雄。这些有缺陷的英雄、真实的英雄、平民化的英雄，对于观众来说是如此真实、自然和亲切。 二、《亮剑》等剧的成功还体现在对观众欣赏习惯和心理的尊重 首先，在人物塑造上，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个性化特征。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传统革命题材剧在人物塑造上，出现脸谱化、概念化的倾向，人物成为某种抽象的政治符号，或者表达某种政治观念的传声筒或代言人。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反人物、反情节的作品时髦一时。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往往符号化、抽象化，性格模糊，个性不明。这样的作品往往是“速朽”的，它们最多只能成为政治的“样板”，或者艺术的“实验”而已。基于此，《亮剑》等剧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可爱人物，如李云龙、姜大牙（姜必达）、高大山等等。他们不仅外部特征各有特别之处，语言往往也别具个性。特别在对敌人的塑造上，《亮剑》具有重大的突破。它打破了传统的革命战争题材影片中，把敌人妖魔化、漫画化、符号化的习惯做法，细致刻画敌人的性格，并揭示他们在凶残、狡诈之外的人性特点，从而让这些反面人物显得真实而可信、生动而形象。 其次，对故事性与传奇性的刻意追求。这一点，既符合中国观众的传统欣赏心理，同时也是电视剧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中国古典小说、古典戏曲（如元杂剧、明清传奇）等，都是在故事性和传奇性上取得成功的典范。《亮剑》、《历史的天空》、《军歌嘹亮》、《激情燃烧的岁月》等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成功，正是缘于对这种传统的继承。这些剧往往引人入胜，让人兴奋，看了上集，还想看下集。这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电视连续剧，故事性和传奇性永远是一对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市场定位中，切中了观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习惯，因此，在人们心里引起了共鸣，在取得很好市场效应的同时，也取得了好的宣传效果。不过，一部电视剧仅仅有准确的市场定位是不够的，还需要辅之以市场运作。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由于市场定位准确，非常叫座，但由于市场运作方面的缺位（比如档期问题），最后仅仅是收回成本，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市场业绩。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另外，有人批评说，艺术在于创造，《亮剑》并无什么创意，只是对《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历史的天空》等几部电视剧的拙劣模仿。这种批评并不新鲜，早在《军歌嘹亮》、《历史的天空》播出时，就有人批评它们与《激情燃烧的岁月》题材、人物雷同。这几部剧确实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对大众传媒工业来说，这种类型化并不可怕，倒可能恰恰是中国电视剧正逐步走向市场、走向成熟的某种表现。

哇！你学的什么啊？毕业论文是武侠小说？关于金庸小说的东西多的是呢！到处都能找到！

参考：毫无疑问，电视剧《亮剑》是一部不错的作品，正如有的人所评论的，“这是一部气势恢宏、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英雄史诗”等等；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每次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只要碰到电视台播放《亮剑》，我都会看下去，无论内容是否看过。也正是如此，每次都看不全，所以我干脆买了一套光碟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过瘾地看完。《亮剑》中有好几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比如李云龙、楚云飞、和尚、李云龙的顶头上司旅长等，毫无疑问的是，李云龙这个英雄是电视剧刻画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不过，我们仔细研究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英雄形象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这个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的消解，这种消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人物形象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我们并没有给英雄的形象定下什么确切的标准，但是一般来讲，英雄的形象至少应该是这样的：个头高大，身材魁梧，五官端正，气宇轩昂，英气凛然，服饰得体（即便不奢华也应该是干净整洁），尽管偶尔也有《水浒》塑造出个别类似于矮脚虎王英的英雄代表，但是这样的英雄实在是屈指可数。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却以这样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个头一般，身材说不上魁梧，面目近乎龌龊，再加上衣服很少有干净的时候，尤其是领口招牌式地肮脏，走路的时候甚至也是歪歪扭扭的，整个就是一幅邋遢的样子，至于气质什么的则更谈不上。从这个方面来看，《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的消解。二、人物语言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我们也没有限定英雄的语言方式，但是一般来说，英雄的语言习惯应该是“冠冕堂皇”的，充满高尚和正义，起码说是不应该说粗话的，即便是气得快要发疯，也顶多一掌劈翻桌子或者一刀砍断大树什么的，语言上向来都是收敛的，必须与英雄的形象相符。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的语言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便是满嘴的粗话，动不动就是“他娘的”。除了少数时间的“克制”之外，李云龙大多时候都是骂骂咧咧的，可是也许是生性就是这么一幅臭脾气，所以即便克制，时间久了李云龙在女人面前还是会露出骂骂咧咧的本性来。从这个方面来说，《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语言习惯的消解。三、人物思想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英雄的思想往往是非常高尚的，心中装的是救死扶伤和民族大义，追求的是匡扶正义和拯救他人危难等等，很少有个人恩怨以及儿女情长的一面。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的思想看上去则有点“危险”：首先，李云龙有点儿女情长。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李云龙突然被丘比特神箭射中了，而且他在“秀芹”真情的感染下并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但将秀芹紧紧地抱住，还要脱秀芹的衣服，如果不是针扎了他的脚，李云龙还真要做出出格的事情。在解放后，已经结了婚的李云龙还差一点出轨。在我们传统观念的英雄形象中，一个英雄人物是不会犯下这样的严重“错误”的。其次，李云龙有点江湖习气。在老婆秀芹被抓后，他擅自集结部队去攻打鬼子重兵防守的县城；在自己心爱的部下“和尚”被土匪杀掉之后，他暴跳如雷地带着部队去为“和尚”报仇。这样的举动在传统观念中是会大大削弱英雄的高大形象的。如果按照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形象来对照李云龙，那么《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很可能和英雄形象是挂不上钩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人物形象在电视剧播出后却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甚至追捧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这与目前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自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以来，我们不但继续保持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更加明确地承认并鼓励了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由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文化生活也日趋多样化。在这样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无疑也会呈现宽松的状态，从而为接受李云龙这样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根本性的条件。其二，这样的人物形象更贴近于生活。“文学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这个基本的道理告诉我们来源于生活的文学总要对生活作出一些修正或者虚化，也就是说，恰当的修正或者虚化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不过，在特定的年代，文学创作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对于生活的修正或者虚化或有些过度，所以文学作品和人们生活的距离也比较遥远。在如今这个年代，再过度地修正或者虚化生活的文学作品必然会将自己与人们的联系割裂开来。《亮剑》中李云龙的人物形象则尽量减少对于生活的修正或虚化，尽量还原人物的本来面目，因此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其三，这样的作品更尊重观众。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也自然会随之提高，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也自然会逐渐提高。人们不会再满足于程式化、样板化的文学作品，而需要多样化、富于生命力的鲜活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者适时地推出这样的作品，应该说迎合了观众欣赏水平提高的客观需要，但毋庸置疑这是尊重观众的态度。基于以上这几个方面的因素，《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个看上去缺陷很多的英雄人物形象以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一个现实、鲜活、饱满的形象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可以说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人物形象的一种巧妙的消解，虽然在一些细节的描摹上这个人物形象依然还有些符号化，但瑕不掩瑜，谁都无法否认这个人物形象是近年来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值得人们拍手叫好。我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说，电视剧《亮剑》对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电视剧人物塑造方面甚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类似电视剧创作者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启迪和影响。

关于武侠主题的论文

武侠小说的名族性 武侠小说的当代价值

导语：自古龙和金庸这些武侠大师频频出没于文学江湖之后，一阵阵的武侠热潮以席天卷海之势涌向了社会大众，下面是高中议论文范文：中学生该不该看武侠小说，欢迎参考。

武侠小说，顾名思义，是小说的一种。拥有“小说”这种文体的各种特点。比起其他种类的小说，武侠小说较容易让人入迷，深受男孩子的喜爱。但它到底适合学习负担比较重的中学生吗?

首先，中学生较小学生和大学生来说，闲暇时间是比较少的，基本上午、下午、晚上都在学校，而且大部分学校都是不让带小说这种课外书的。就算带进了学校，课间那么短的时间也是不宜看武侠小说的，否则就会影响听课的效果，学习总是要优先于玩乐的。放学后的休息时间也不是很多，大概就几个小时，如果看武侠小说的话，你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要是再控制不好时间，就会误事，比如说看书看到深夜才发现作业还没写。我建议那些非常想看武侠小说的同学，等到放假吧，无论是双休日还是长假都行，完成了一天的学习任务再去看，这样家长肯定不会阻拦你看小说了。由于看武侠小说容易入迷，所以一定要先去学习，再去看书，顺序一颠倒，可能就没有心思去学习了。

其次，并不是所有的中学生都适合看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中有许多的打斗场面，更有琳琅满目的武术招式，而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模仿力都比较强，有些人可能就会幻想自己是某某英雄，去模仿某些比较“帅”的招式、动作，轻则闹笑话，重则会给自己和别人的身心造成伤害。几乎每个中学生看过几部武侠小说之后，总有想模仿的冲动，本人也不例外。我就曾经幻想过自己冲向迎面驶来的汽车，跳到车顶上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也曾经想过怎样一下就把人绊倒。我幻想的同时，也有另一种思想牵制着我，使我认为那中想法是愚蠢的、危险的和不切实际的，就不会去“实践”。不过有些模仿能力过强的中学生还是不宜看武侠小说，要是看过之后就打人，就从高处往低处跳，这是没资格看武侠小说的，不如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总之，大部分中学生都不需要故意回避武侠小说，放假期间看看也无妨，毕竟它是小说的一种，自有起存在的价值。

很多的人都喜欢看武侠小说，青年人，中年人最为明显，但中学生该不该看武侠小说呢?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有的中学生认为看武侠是可以的.，为什么呢?试想一下，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捧起一本武侠小说，马上就置身于刀光剑影，侠骨柔情之中，可以暂时忘掉周围的一切，不必为学习的紧张而烦恼。此是此刻，身心可以得到完全的放松。放下书本，又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中去。

但是，我要问这个同学：“你放的下吗?”我也是个武侠迷，对读武侠小说曾双手赞成。最初接触武侠小说上初一那年，本来也只是想放松一下精神，想与前面那些同学一样，放松一下自己的精神后在拿起书本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去，但是我只做到了拿起武侠小说放松精神，却无法做到再放下书本投入到学习中去，每当我放下只看到一半的武侠小说都无法静下心来学习，因为我满脑子都在想武侠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所以我又不得不放下课本，拿起武侠小说继续“放松精神”。

最初我只敢在课下看，但久而久之，我就无法抗拒武侠小说强大的吸引力，我转为课堂上也看，课上看不完就带回家看。晚上躲在自己房间里，开着小台灯，装着背书，把武侠小说夹在课本里看，每看完一本就觉得好空虚，脑子昏昏的，平时都提不起劲，只是在去书店借新的继续看……由于长期看武侠小说的结果，我的成绩从初一年纪的前十名落到了二十名，直到初三落到了年纪四十名，眼睛也有了轻微的近视，这就是我的看武侠小说的经历。

没上高中之前我认为自己在武侠小说的陪同下，过得很踏实，但上了高中后，我才渐渐明白自己以前的生活是多么的空虚，我也渐渐明白了自己在其他同学面前显得多么的无知，老师上课提问是一问三不知，做作业是抓耳挠腮，唉!我只能说“是武侠小说害苦了我”……了解了我经历的同学，我想不用我再说什么，你们也应该明白中学生该不该看武侠小说了吧!希望我的经历能为你们敲响警钟。

自古龙和金庸这些武侠大师频频出没于文学江湖之后，一阵阵的武侠热潮以席天卷海之势涌向了社会大众，同时有不少在校的青少年学生.可当对武侠小说的迷恋与学习成绩发生矛盾的时候，教育界、家长与学生便推出了一个争议性的话题，”中学生该不该看武侠小说.”

既然这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那就一定有它的两面性.”该”与”不该”都不会是令人满意的答案，细细想想之后，我还是觉得不可以回答的很绝对.但我们可以用一种数学的方法——分情况讨论!

在教室内，尤其是在课堂上，是绝对不可以看的!

教室是学习的场所，课堂是教学的灵魂.应试知识绝大部分是在课堂上获得的，所以课堂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可是武侠小说更具诱惑.拳脚神化，刀光剑影，智勇豪迈，柔情缠绵，总是在心头紧紧地绕着，幻想着，便忘记书本，忘记了课堂，忘记了老师同学，忘记了自己!知识在耳边一点一点流走，而一个个英雄形象却在脑子里飘隐忽现，一位位惊艳清秀的女子在心里莞尔徘徊，轻轻的碎步踩得心也醉了，学习的事也早已九霄云外.

时间一分一秒地走了，江湖也换了成千上百个时代.”武侠”们也纷纷”退隐江湖”在心里慢慢也消失了，留给自己的只是成绩的急剧下降，和脑中的一片空白.

痴迷是一种伤害，是对现实的一种放弃.课堂上看武侠小说最终的收获就是落下了学习，得不偿失，后悔晚已!所以我说，”课堂上不应该看小说!”

关于看武侠小说，可以作为休闲消遣的一种娱乐方式.在学习之余，看看武侠小说可以放松自己的身心，从精神疲惫中解脱自己.在某些着名的武侠巨作中还可以学到一些历史知识，社会背景，了解一些地方风俗，风土人情，也可以学习、培养一些侠客隐士的隐士的处世之风与优秀品德，或者从中看看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培养自己对人对事的判断能力，所以武侠小说也并非一无是处，适当的看还是好的，但要注意选择有品位的武侠作品去读，其次，还是度的问题.要掌握规定的时间，如果太痴迷，就会影响休息，影响身心健康.

所以，我觉得”在课外该看，但要有选择有度地看!”

只要能掌握好尺度，能控制好自己，懂得事情的利弊，那么看不看也就是自己的一种选择了!

孔庆东，知道吗？在百家讲坛讲过课，写了好多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东西。你在网上一找就行。

导语：武侠小说，顾名思义，是小说的一种。拥有“小说”这种文体的各种特点。比起其他种类的小说，武侠小说较容易让人入迷，深受男孩子的喜爱。但它到底适合学习负担比较重的中学生吗?下面是中学生该不该看武侠小说作文600字议论文，欢迎参考。

眼下，在中学生当中关于该不该看武侠小说的问题有不少争议。我认为，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古龙等名家的武侠小说值得一读。

很多人认为小说俗，没有价值。一些中学生也把读武侠小说当成学习之余调节身心，换换脑子或是打发时间的最佳办法。虽然武侠小说属于通俗文学，但内容多是关于生死、朋友、刀剑、大义、爱国、爱情、经济、酒……一点也不俗气，相反，不少主题还很高尚，使现代人缺少的美德。有人认为武侠小说太过血腥暴力，太残酷，但这是“以暴易暴，以杀止杀”主题的体现，是维护正义的必要手段。还有人认为武侠小说太不真实，都是吹牛。那么李白的诗句，什么“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流”也有点太玄了。凭什么李白的夸张就是浪漫主义，武侠小说的夸张就是吹牛呢?再有人认为武侠小说文字粗俗，那他一定是专读以武侠小说为幌子的艳情小说了。仅将小说文学当成消遣是不够积极的。细读武侠小说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一些大家的力作堪称“百科全书”。以《天龙八部》为例，其中包括地理、历史、围棋、佛学、道学等知识。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课本上根本学步到的。如果在读武侠小说的同时注意吸取其中的知识那是大有裨益的。

有的中学生抱怨说看武侠小说会上瘾，影响学习成绩并导致视力下降。我认为这种现象不在少数，但问题不在武侠小说本身。事物本身并无好坏，决定好坏的是人。鸦片在好的医生手中是上好的止痛、止泻药，在不法商贩手中是“福寿膏”;武器在公安手中是保卫人民的工具，在歹徒手中是犯罪的凶器;权力在正直的人手中将是人民的福祉，在心术不正的人手中将是人民的祸害。同样，武侠小说在一些中学生手中成了拖累，也只能找自己的原因。总不能“非我也，兵也”似的把责任推给武侠小说吧。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是能克制住自己。他们如果能克制住自己，也就不会有上述情况发生了。

武侠小说只是众多文学流派中的一种，并无可怕之处。中学生们如果能克制住自己，在学习之余，不妨读一读武侠小说，既能缓解疲劳，又能增长见识，何乐而不为?

对于在武侠小说方面纯属“白痴”的我，现在不得不佩服我那“武林知识渊博”的同桌了。据说他修炼到了光写看过的书的题目就能写满两大张纸的境界，简直如此如醉都坐了“武林盟主”的宝座。成绩在班里也就可想而知了!可他还整天沉浸在刀光剑影中不能自拔。

那么我们该不该看武侠小说呢?我认为，不能!

首先，武侠小说本身纯属瞎编乱造，点穴能点死人?学了武功就会飞?打一拳，来一个五毒神掌一个人就一命呜呼了?对于掌握了大量科学知识的我们来说，理应觉得可笑才对。

其次，武侠小说没有相关的历史依据，要么背景是一个深山老林，要么是边塞大漠，几乎没有什么不能与历史资料相对，也不可能与之相对。

其三，武侠小说要花费不少的钱财，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经济来源，只靠“寄生”生活的中学生来说，为了满足看小说的欲望怎么办?借毕竟资源有限，也不能总借别人的，于是乎：坑、蒙、拐、、抢成了某些人的家常便饭。最终自己为自己设了圈套，被套进了监狱。

还有，武侠小说这么风靡，“伟大的盗版工作者”当然不能放过这么个绝好的机会，压低市场价格成了钱财飞进腰包的通道，我们这些无产阶级也又一次走进了近视眼的快车道，真不知什么时候，某些人会嫌“四只眼”不够而戴上“八只眼”。

最后，看这些东西会大大降低我们的学习效率与成绩。不光我同桌，我们班，我们年级，我们学校，乃至河南省，全国无不例外。有些忏悔者写到：“一看就迷上了，由最初的课下看，进而转为上课看，看不完就带回家看，晚上不敢开灯，就打着手电筒在被子里看。每看完一本，感觉自己好空虚，脑袋昏昏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可碰到一本新的，还想看，就这样勉强上完初中，花高价上了高中，明亮如水的眼睛已戴上了厚厚的“酒瓶底”看世界已变得朦朦胧胧……

所以不用再多说了，看武侠小说对中学生的危害已不言而喻了。我们在政治课上刚学习了事物是有联系的，是矛盾变化着的，就应该运用到此。为了看武侠小说，必然要与学习的时间相矛盾，一方满足了，必然另一方得不到满足。

为了我们的学业，为了我们的前途，为了我们的国家，我奉劝那些着迷者悬崖勒马吧!把我们的青春浪费在血腥的打杀，无渊的恩仇之中是很不值得的。中学生真的不该看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顾名思义，是小说的一种。拥有“小说”这种文体的各种特点。比起其他种类的'小说，武侠小说较容易让人入迷，深受男孩子的喜爱。但它到底适合学习负担比较重的中学生吗?

首先，中学生较小学生和大学生来说，闲暇时间是比较少的，基本上午、下午、晚上都在学校，而且大部分学校都是不让带小说这种课外书的。就算带进了学校，课间那么短的时间也是不宜看武侠小说的，否则就会影响听课的效果，学习总是要优先于玩乐的。放学后的休息时间也不是很多，大概就几个小时，如果看武侠小说的话，你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要是再控制不好时间，就会误事，比如说看书看到深夜才发现作业还没写。我建议那些非常想看武侠小说的同学，等到放假吧，无论是双休日还是长假都行，完成了一天的学习任务再去看，这样家长肯定不会阻拦你看小说了。由于看武侠小说容易入迷，所以一定要先去学习，再去看书，顺序一颠倒，可能就没有心思去学习了。

其次，并不是所有的中学生都适合看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中有许多的打斗场面，更有琳琅满目的武术招式，而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模仿力都比较强，有些人可能就会幻想自己是某某英雄，去模仿某些比较“帅”的招式、动作，轻则闹笑话，重则会给自己和别人的身心造成伤害。几乎每个中学生看过几部武侠小说之后，总有想模仿的冲动，本人也不例外。我就曾经幻想过自己冲向迎面驶来的汽车，跳到车顶上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也曾经想过怎样一下就把人绊倒。我幻想的同时，也有另一种思想牵制着我，使我认为那中想法是愚蠢的、危险的和不切实际的，就不会去“实践”。不过有些模仿能力过强的中学生还是不宜看武侠小说，要是看过之后就打人，就从高处往低处跳，这是没资格看武侠小说的，不如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总之，大部分中学生都不需要故意回避武侠小说，放假期间看看也无妨，毕竟它是小说的一种，自有起存在的价值。

金庸武侠毕业论文

如果要我写的话 首先是侠的起源,这要从墨家思想开始谈起. 然后是侠的定义 金庸对侠的认识及其转变 金庸笔下人物的侠之表现 侠之大者 武侠精神在日本及西方的发展 武侠精神与自我满足心理的论述. 书目的话,有一本《十家论墨》很不错。讨论金庸的书和文章就太多了。另外百家讲坛之类的节目讨论武侠的也很多。记得采纳啊

紧张又充实的毕业设计阶段将要谢下帷幕，大学生们毕业前都要进行最后的毕业论文答辩，毕业答辩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形式，那么毕业答辩应该怎么准备才合适呢？下面是我整理的毕业答辩的演讲稿，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尊敬的各位老师：

上午好!

我的论文题目是《我国汽车出口贸易现状及对策分析》。这篇论文是在我的指导老师刘文华老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段时间里，刘老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和指正，并给予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这里，我对他表示我最真挚的感谢和敬意!下面我将这篇论文的写作研究意义、结构及主要内容、存在的不足向各位老师作简要的陈述，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及这篇文章的研究意义。

我当时之所以选择《我国汽车出口贸易现状及对策分析》这个题目是因为近几年来，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我国的汽车出口贸易进入了一个市场规模、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中国汽车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引起了世界对中国汽车业的关注。中国的自主品牌已成为国际汽车市场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全面融入世界汽车工业体系的时代，中国现已成为具备完整的汽车工业生产体系的生产大国，汽车产品出口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呈现出自主品牌出口占主导地位的新特点。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中国汽车产品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缺乏规模经济、产品科技含量低、售后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仍然存在，在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制定中国汽车出口的长远发展策略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中国目前汽车出口的现状，根据汽车出口贸易的总额和特点，研究分析当前中国汽车出口贸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措施，有利于中国汽车出口贸易向一个良性的趋势发展，有利于中国对外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同时有利于塑造我国对外的一个更好的形象。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文章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我的论文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海关总署汽车出口贸易总额的数据，分析近几年来汽车出口贸易的特点及其出口优势。近几年来，我国汽车出口贸易的主要特点表现在：汽车产品及整车出口加速;自主品牌汽车成为出口主力;出口市场多元化态势;出口规模加大、向发达国家延伸;我国汽车出口贸易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后发优势、低成本优势、企业产品出口意识不不断的增强。

第二部分找出了汽车出口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通过综合各种贸易总额数据和各种文献以及自己的思考，我认为中国汽车出口贸易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缺乏规模经济;缺乏自主品牌;服务体系不健全。

第三部分是基于问题提出的对策分析，主要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分析。

政府方面的对策主要有：加快国内汽车企业的兼并重组，实现规模经济;整顿出口秩序，规范出口行为;引导强化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加强物流业发展。企业方面需要主要是：提升自主的研发能力;研发和推广新能源汽车;重视产品的售后服务。

我的论文结论是：我国汽车出口贸易存在许多优势，但同时也存在许多的问题，我们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解决好汽车出口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进一步提高我国汽车出口贸易的核心竞争力。

最后，我想谈谈这篇文章存在的不足。

在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尽可能多的收集资料，虽然从中学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由于自己学识浅薄，认识能力不足，在理解上有诸多偏颇和浅薄的地方;也由于理论功底的薄弱，存有不少逻辑不畅和辞不达意的问题;加之时间紧迫和自己的粗心，与老师的期望相差甚远，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思考和探索，借此答辩机会，万分恳切的希望各位老师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多指出这篇论文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我将虚心接受，从而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使该论文得到完善和提高。

以上是我的论文答辩自述，敬请各位评委老师提出宝贵的意见。谢谢!

毕

尊敬的评委老师：

早上好!

我叫x，20xx级社会学专业学生。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社会学视野下金庸小说中的婚恋观》。我的指导老师是张红老师。从确定选题、拟定提纲、完成初稿，到最后定稿，我得到了张老师的精心细致指导，使我很快掌握了论文的写作方法，并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论文的写作。不管今天答辩的结果如何，我都会由衷的感谢指导老师的辛勤劳动，感谢各位评委老师的批评指正。

截至目前，在学术界有关金庸武侠小说的论著非常多，但尚无从社会学视野下对金庸小说中婚恋观的研究。选择金庸小说作为毕业论文的写作题材，一方面是因为我对金庸小说比较喜欢，包括由金庸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的确，金庸小说不仅向我们展现了侠客的快意恩仇，还借用江湖这个社会,使人物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或少受社会制度的束缚。男女侠客不问出身,不讲家庭地位、社会背景,只讲两性相悦、以情相许,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另一方面结合当今社会现实，许多现象与金庸小说中的情节有一些相似，揭示其中的联系，警示世人，以倡导和谐的、理想的婚姻。

在这篇论文中，主要采用了内容分析和现实对比的写作手法，各部分安排按照先典型分析，具体对照现象，理论分析，再阐明现代性特征的层次进行。具体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为所归纳的金庸小说中的五种爱情类型;

第二部分为金庸小说中与现实相对应的`婚姻类型;

第三部分为关于金庸小说中择偶的社会学分析，分为宏观和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宏观方面的主要理论有：对于择偶的个人主义解释;择偶的社会文化解释;择偶梯度理论;同类匹配理论。微观方面的理论有：1、相似性理论;2、需求互补理论。从以上这些择偶理论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论：相似性原则是择偶的基本规律。无论从哪个理论角度这个结论总是成立的，虽做出如下推论：相似性原则是择偶的基本规律。无论从哪个理论角度这个结论总是成立的，虽然对具体是什么“相似”有些争议。在外在社会条件上符合“同类匹配”，内在条件上又符合“需求互补”，这似乎就是最完满的理想婚姻模式。

第四部分为金庸小说中婚恋观的现代性特征;在金庸小说中,男女侠客不问出身,不讲家庭地位、社会背景,只讲两性相悦、以情相许,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恋爱自由,而这些观念无疑与现代人的恋爱观相合。

第五部分：结论。

社会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小说是反映生活、憧憬生活、甚至能够改造生活、提升生活品质的艺术。在某些传统思想仍在侵蚀当代人的今天,在已经冲破封建罗网,人们获得充分的个性自由，能够勇于追求自我爱情的今天,回味金庸小说中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爱情婚恋,对我们仍有启迪。金庸小说中的爱情不仅反映了作者心目中的爱情观，也折射出传统文化孕育下的“集体无意识”及现代人的情感困惑与矛盾境况，从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因此，我们应当超越以爱情为基础的内涵性婚姻和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功利性婚姻的简单对立，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来构建一种理想的婚姻模式——综合权衡模式。

限于各种条件的制约，特别是本人理论水平所限，使得本论文对金庸小说中婚恋观的现实意义仅停留在比较粗浅的层面，尤其是理论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和探索。

最后，再次感谢张红老师在我的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悉心帮助与指导;其次我要感谢各位专业师在这四年来对我的教育与培养，没有你们的教导，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最后也要感谢本专老业同学这几年来对我的关心与支持，和你们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恳请各位老师、同学进行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一种新见解：金庸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真的“越来越低”吗？——追求“统系”，致入误区——金庸小说中传统文化由多元构成——郭靖乃儒墨文化共育之身——康熙：兼容儒法的明君——金庸对传统文化既有赞颂又有扬弃——黄药师父女嘲讽了什么？——袁崇焕、顾炎武、黄宗羲的例证——反正统并不等于反传统一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广大读者都会有的共同感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像陈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龙八部》那种“悲天悯人”、博大崇高的格调，没有作者对佛教哲学的真正会心，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1)可以说，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侠小说的结果，同时又是作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熏陶的产物。从金庸小说，我们可窥见墨家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儒家的仁爱、王道与民本思想，还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无处不在的辩证方法。仅就文学本身而言，我们读金庸小说，也常常不禁联想到《庄子》那种瑰丽恣肆的神奇想象，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飞扬灵动的文学语言。它们都证明着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但说到金庸小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比方说，是肯定或是否定），研究者中间的看法显然很不相同。在八十年代台湾远流公司出版的《绝品》一书中，舒国治先生的文章就说“金庸书中隐隐透出‘文化空无感’”(2)，只是语焉不详。前些年研究金庸很有成绩的大陆学者陈墨先生，也在1994 年发表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反思》(3)一文中提出金庸小说“具有非文化及反文化的意义（无论是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的世俗文化）”。陈墨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第一部书中的陈家洛，到第二部书中的袁承志，到第三部书中的胡斐、第四部书中的郭靖、第五部书中的杨过..在文化程度上明显地一个不如一个。而后来的狄云、石破天等主人公干脆就是文盲。”“答案或许相当简单：那就是金庸不喜欢儒生，不喜欢文人，不喜欢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还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不通世故。这不仅表明作者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是对非主流的世俗文化的厌弃。”陈墨的结论是：金庸小说“从对儒生乃至一切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发展到对一切世俗文化（包括主流与非主流）的怀疑与批判，这是一条不容忽视的思想线索，也正是金庸的思想意识的独特之处和深刻之处。”也就是说，在陈墨先生看来，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都是否定的。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刘卫国先生则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经脉》一文(4)中考察了金庸的思想流程，认为《飞狐外传》与《射雕英雄传》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侠义精神托孤给儒家”；由于对儒家思想的“反叛与逃逸”，金庸“走向道家”，但“《神雕侠侣》是金庸反叛儒家规范的一次半途而废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岳不群这个“代表着儒家文化的‘父亲’终于被弑，表明金庸对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侠义精神全面没落的深刻反省”；《天龙八部》体现了“佛法无边”，但对慕容复、段正淳等依然“无能为力”；“到了《鹿鼎记》，金庸则为侠义精神唱出了最后的挽歌”，通过韦小宝这一“中国文化的怪胎”，“侠义精神最终被金庸亲手埋葬”。刘卫国提出：金庸的文化思想“终点竟是彻底的失望”。这同样认为金庸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采取了绝望和虚无的态度。金庸小说果真像上面几位先生说的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了虚无、否定和绝望吗？如果允许我们“跟着感觉走”，恐怕得不出这种结论。金庸几乎花了半生心血塑造侠魂，讴歌义气，他认为“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5)。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居然会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态度，居然会将侠义精神“亲手埋葬”。事实上，陈、刘二位都对金庸小说存在一些误解，他们的上述文章某些分析虽有道理（陈墨文章甚至不乏精彩之处），但总体结论很有偏颇。这样的论断同一般读者的阅读印象，距离实在太远了！也和金庸小说的创作实际，距离太远了！金庸小说共十五种三十六册，创作和改定的时间前后长达十七年。他不可能在五十年代创作《书剑恩仇录》之初，就设想好未来要写多少部作品，每部作品主题思想如何，主人公的文化程度又如何，怎样构成一个庞大的形象体系或思想流程；而只能是写一部构想一部（能多构想一两部就不容易），以求得逐部出新，不要重复自己而已。武侠小说主人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至于具体设计，恐怕只能视每部作品主人公性格、出身及与周围人物的相互关系，作品情节发展与主题思想的不同需要而定，并非按作者事先设下的由高而低的文化梯田顺序排列的结果。况且作品实际情况也并非“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以金庸较晚的几部小说主人公为例：《天龙八部》中段誉是大理国王子，他自己对钟灵说：从小“爹爹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念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请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经”(6)，可知很有些文化教养；乔峰、虚竹也都自小在少林寺受过一点教育；《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文化上也比早先出现的杨过、狄云、石破天等都要高；最后的《鹿鼎记》，主人公除韦小宝外，还应该算上一个康熙皇帝，那是金庸全部作品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角色（金庸自己就在一篇文章中将康熙与郭靖、乔峰并列为“男主角”(7)）。金庸小说确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批判，但决没有陈墨先生所说的“非文化及反文化”的倾向。至于金庸思想有没有刘卫国先生所称从儒家到道家又到佛家，终端却是对传统文化“彻底的绝望”这样一个“流程”呢？恐怕也不存在。理由是金庸从《书剑恩仇录》开始，实际上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吸取又有扬弃，既有继承又有批判。后来他又研读佛经，也剖析世俗文化，却同样没有全盘地接受，当然也无所谓“彻底的失望”。金庸创作武侠小说，已过“而立”之年，中西文化根基大体已经打好，思想也趋于稳定和比较成熟，传统文化在他的小说中是以综合和融汇的形态存在的（这才使读者感到他的小说具有丰富厚实的文化气息），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小说创作先探索儒家思想，再探索道家思想，又探索佛家思想，而后探索市民文化与世俗文化，最终走向虚无、绝望。这些说法恐怕都是研究者为追求建立某种“体系”而对金庸作品求之过深、走向偏颇的结果。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者，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8)这里说的虽是古代哲学史研究，其实在方法论上有普遍意义，对金庸小说与金庸思想的研究也是同样适用的。二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在金庸小说里是以综合的形态存在的，这包括多层含义。首先，指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由多元所构成，儒、道、墨、法、释乃至兵法家等各种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于不同的需要，通过艺术形象着重体现或发挥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几家的若干观点，他本人却似乎并不特别偏向或执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传统文化观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中往往不是单个地分离地存在的。比方说，他的小说赞美了儒墨两家的人生态度，同时却又肯定了佛道两家的哲理精神：采取一种儒墨与佛道互补的态度。令狐冲那么狂放洒脱，对师父却总是毕恭毕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体现，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观念的不自觉流露。在爱国、重义、尽孝、尊师、守信这类基本道德观念方面，金庸小说从儒墨两家吸取很多，但在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选择上，作品又颇多佛道两家的思想。了解传统文化问题上的这种多元性，是正确把握金庸小说内容、防止和避免简单化论断的关键之一。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的学说各自代表社会要求的一个侧面。虽然相互间激烈地进行着争论和斗争，却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关系，倒是各有优长，可以相互补充。儒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主张从道德修身的自我完善方面来保证“礼治”、实行“仁政”，以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孔子不赞成法治，而主张德治，他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0)可见，他认为主要应该从道德教育上解决问题（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但道德教育当然不是万能的，孔子没有办法时还是杀了少正卯。在国家、社会的管理方面，强调法治的法家，必然是对儒家的重要修正和补充。然而，如果像法家那样只靠片面的严刑峻法，“乐以刑杀为威”，社会也可以失去弹性和生机，结果就如秦代那样“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11)，全国变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大监狱，终于民怨沸腾，二世而亡。在这方面，不但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合理性，道家尊崇自然、无为而治、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主张更是对法家的重要补充。汉初有一段时间实行黄老之学，那实际是“外道内法”，结果社会经济就发展了，形成“文景之治”。汉武帝表面独尊儒家，同时却任用酷吏，加强社会控制，这是“阳儒阴法”，用汉宣帝的话来说也叫做“霸王道杂之”(12)——“霸道”指法，“王道”指儒。至于纵横家的外交策略，兵法家的战略战术，当然也是国家管理的一个方面的需要。墨家在人生态度上非常入世，接近于儒，但它似乎更密切关心下层劳动者、小生产者的利益，喜欢干预社会上不平之事，它的尚侠精神在汉武帝时代受到重大打击（不少侠士被杀）。后来传入的佛教，在抑制人的贪欲、安定社会秩序、阐释人生哲理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总之，各家之学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如能互相补充，融会优长，体现文化生态平衡的要求，完全有可能在社会治理上取得辉煌的成功。曾国藩号称大儒，实际上吸取百家，他曾说：“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13)这话很有道理。金庸小说正是兼容儒、墨、释、道、法各家的。他的许多主人公，曾经出生入死，行侠仗义，豪气干云，最后却又飘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践儒墨之旨，复遵释道之教。金庸在1989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说： 汉唐之后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国人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并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年轻时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以天下为己任，当在现实环境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有的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有的不免趋于遁世与消极。..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从《书剑》的陈家洛、《碧血剑》的袁承志，以至《射雕》的王重阳、《倚天》的张无忌、《神雕》的杨过、《笑傲》的令狐冲、《天龙》的虚竹、段誉（他虽然做了大理国的皇帝，后来还是出家为僧），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仍是如此。韦小宝贵为公爵，深得皇帝宠幸，还是选择了逃避隐居。结局如何，主要是根据人物的基本个性而发展出来。重视责任和社会规范之人大致走的是第一条路；追求个性解放之人多半会走第二条路。..以兼善天下为目标的是我小说中的第一类男主角，第二类男主角则在努力一番之后遭到挫败感意兴阑珊，就独善其身了。“且自逍遥没人管”（《天龙八部》的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洒脱，似乎另有一番积极意义。儒家的“独善其身”则有较强的道德内涵。(14)可见，即使都是隐居，也还有道家式和儒家式的不同。金庸是注意了其间的区别，同时又采取兼容态度的。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郭靖形象。一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单纯归结为儒家文化的一个典型，这在我看来不免有些简单。郭靖身上当然有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共育的典型。儒墨两家在春秋末战国初都曾是显学，思想亦有相通之处（都主张仁义）。唐代韩愈曾说：“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为孔墨！”然而具体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许更多些。儒家和墨家虽然都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墨子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郭靖正是自觉地这样做的。他抗元几十年，不畏劳苦，排除万难，舍身救世。墨家对战争与和平这类关联千千万万人的重大问题往往特别关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郭靖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成吉思汗残杀百姓，也颇和墨家思想接近。再有，郭靖在北方培养出的那种质朴、苦干、实心眼、死心眼，也颇具墨家气质。儒家不像墨子之徒那么傻。除非在涉及气节一类问题上，儒家一般并不主张拼命硬干，他们有比较圆通的一面。连孔子都说，“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他还称赞：“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15)孟子也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这点上，儒家有点接近于道家，而不同于墨家。对墨家，古人有云：“墨子之徒，世谓热腹”，“墨子之徒，专务救人”(16)，他们是一批热心肠人，真会拼命硬干的。正因为这样，墨家对后代的侠士颇有影响，许多游侠源出墨家。郭靖身上除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包括他严厉制止杨过与师父小龙女恋爱）外，思想气质更像墨家。他至少是个兼容儒墨文化影响的侠士形象。我们决不能仅凭一个英雄人物入世就认为是儒家，出世就认为是道家，实际情形相当复杂，要进行具体分析。金庸自己在谈到入世的侠士、英雄时，是把儒家、墨家并提的，他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都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17)这段话写在1989 年， 可见金庸从未对儒家绝望（岳不群是伪君子，根本代表不了儒家），而是对儒墨同样看重。我们分析作品和人物时，实在需要细心一点。如果说郭靖的侠义精神兼容墨儒两种思想的话，那么，《鹿鼎记》中的康熙，就可以说是融合了儒家与法家文化优长的“明君”形象。康熙确实是《鹿鼎记》的真正主角。金庸写近乎愚忠的陈近南和带点流气的韦小宝时，都用了讽刺笔法，对吴三桂、沐王府、郑克爽以及神龙教系统的人物更加不在话下，唯独对康熙却都是正面写来。小说从他与鳌拜的斗争中写了他经受磨练，渐次成长；从他与亲人（顺治、太后、建宁公主）的关系以及与韦小宝相处中写出他睿智而又亲切、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康熙忧国忧时，勤政爱民，仁厚大度，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得知台湾遭遇严重台风灾害时，还要缩减宫中开支去赈济。有人为《明夷待访录》的事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黄宗羲辩诬。康熙治国也采取不少法家乃至纵横家的办法，如严于执法，讲究权术智谋，甚至任用秘密情报人员等。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牵着鼻子走，只让他们为自己所用。对韦小宝，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监视，后来当面揭破他的天地会香主身分，使韦小宝吓出一身冷汗，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康熙曾在韦小宝面前坦诚地说：“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这番话大体符合历史真实，决非自我吹嘘。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必须承认康熙合乎儒法两家“圣君”的标准。金庸对康熙的评价，事实上非常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读《鹿鼎记》而只看见一个韦小宝，看不见康熙，还认为金庸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写越低，或者认为金庸越到后来越是对传统文化绝望，那真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看来，《鹿鼎记》与金庸以前小说的不同，是在创作风格有所改变以及主人公从侠士换成了皇帝，而不在“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什么变化。《鹿鼎记》的出现，标志着金庸的视野由武侠小说向历史小说转移。听说金庸现在正准备写秦末汉初的历史小说，这一意愿如能实现，那么《鹿鼎记》就不像过去所说是金庸小说创作的“封笔”或“结束”，而恰恰成为一个新的创作阶段的开端。

孔庆东，知道吗？在百家讲坛讲过课，写了好多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东西。你在网上一找就行。

国内对于武侠论文的研究

金庸的出现,无疑对中国主流文学界构成了严峻挑战.然而,无论是接纳还是拒绝金庸,研究者们都很难跳出雅与俗、精英与大众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即使是接纳金庸的学者也是把收编金庸作为自己的使命.以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衡定金庸雅俗兼具、模糊二值判断的武侠小说无疑是削足适履的.金庸小说事实上已对20世纪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念体系提出了挑战,那么,如何跳出这种二元思维设定的框架与模式,调谐接收金庸作品的文学研究频道?本文试图依托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及社会资本联动的文化研究理论,探寻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创意经营.一、文化资本:在当代思想给养中运作中国传统文化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通常以三种状态存在:具体的状态、客观的状态和体制的状态.文化资本的积累集中体现在我们所称的文化、教育、修养之中,文化资本的经营是对累积的文化资本的现实运用与转化,这一过程表现为投资者的辛苦劳作,显现为经营者各个时期劳动力的变化,这种文化资本的自觉经营,为“文化资本”整合其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获取高额回报提供基础核心,并且在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金庸成长过程和小说显现的人的教养、德行、人性,经由创办报纸、撰写时评与创造小说,表现为一种努力摆脱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对个体精神羁绊的努力,尤其是撰写时评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政治学出身的文化经营者那份“超目的的合目的性”追求,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经营空间.在小说创作中则体现为他自觉地以更多的时间投入以剖析人性与体悟生命.金庸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对待创作的认真态度,是他的文化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金庸以严肃认真的艺术态度对待武侠小说创作,精心建构武侠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高度自觉地承传中华文化的价值,是金庸自觉经营文化资本并以此为核心整合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起点.让传统文化运行于当代思想提供的给养中,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最好保存.沉淀于历史长河中的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被从历史深处打捞起来,集聚在与当代文化共同运行的思考之中,这种深入到历史深处的思考,不是要复活传统文化曾有的样子,而是要使曾经鲜活的传统文化精神气韵在当代文化土壤滋养下,依然保持它曾经存有的鲜活.金庸成功地融会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精神,将武侠小说提升到新的境界,其创作一方面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大量的营养,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智慧、灵感、想象和才情综合运用传统文化资源,从而构成他小说的独特的文化资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或许是良莠兼具,但在社会的特定发展时期,金庸小说文化资本运营,为社会开辟了一个广泛的市场,为不同的读者群提供了各取所需的文化资源.中华文化精神也在文化资源的现实转化中,着陆生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对金庸如何在小说中充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元素有效地转化为小说的文学性资源,许多研究者都有精彩而充分的展开,不再作添足之论.本文重点旨在论述金庸的文化资本经营在当下语境中的功能与意义.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着眼,形式上借助武侠小说这种传统文化体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适合最广大华夏子孙的再创造.金庸利用的是传统的武侠小说形式,在承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赋予小说以现代的思想,即以当代的文化滋养中华的传统文化,让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一道运思,创造出有别于传统的新武侠小说.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但由于缺乏好的创意和再造能力,致使传统文化资源不是闲置浪费,就是大量流失,或为外国文化所利用.众所周知,《花木兰》和《宝莲灯》这两个在我国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美国好莱坞把它们拿去加以文化与技术的改造,拍成动画片,通过全球的销售网络广泛传播,从而创造了惊人的票房和影响,这就是好莱坞对传统中华文化的改造,我们除了焦虑却无所作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仅仅倡议“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号,对民族文化的国际化推进并没有什么切实的作用与意义.我们可以蔑视好莱坞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将目光仅仅投放在最没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功夫”上,也尽可以蔑视好莱坞的中国面孔拼贴的仅仅是中国文化的边角余料.但是,如何遏止好莱坞的文化影响和意识渗透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大,这才是中国人自己的使命,如果忽略这一点,那才是最可悲的了.

武侠小说的名族性 武侠小说的当代价值

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研究思考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回顾2003年以来的金庸小说研究，似乎走入了一个低谷中，这主要是学术转换期的必然现象。反思金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应从学术体制和队伍培养方面着手进行完善，同时在版本研究、比较视野、历史视野、审美体验等层面实现观念更新，开创金庸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 金庸；武侠小说；学术史；回顾；反思

一、前言

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从1985年发端，至今已有20年了。经过1994年以来对金庸小说的学院经典化和1999年以来的大众文化化，金庸小说在"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这两个层面上的许多问题，都已经初步得到了澄清。非常可喜的是，自1999年以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史历程也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丁进发表了多篇"史略"、"史稿"、"综述"等文章对金庸小说研究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何开丽在2005年以长达5万字的篇幅完成了硕士论文《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论（1980—2004）》，将金庸小说在纵向上分为1980年至1993年的感性欣赏与定性认同、1994年至1998年的文化颠覆与理论建构、1999年至2004年的流行经典与反思深化三个特色鲜明的阶段，又在横向上指出金庸小说研究在大陆主要有人文分析、文学史、文化学三种方法，相应地表现出人文关怀、历时观照、文化研究三种特征，金庸小说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是学术规范和研究视野两大问题 。

统观20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到1994年开始取得具有相当深刻性的重大发展，其后的10年，基本完成了"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两个层面上对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历程，而在这之后却渐入低谷。经典化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僵化，但往往会伴随着泛化的浅薄与兴味的淡漠。2003年以"华山论剑"和"嘉兴会议"为焦点，再次掀起了一场金庸热，但随后三年间的金庸小说研究却仅仅是前一阶段热潮的余波与回响。在今天经历了沉思与积淀之后，对三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以促进金庸小说研究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机制。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的晴雨表，许多会议论文和专著章节都曾先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并形成影响。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文献依据，以"金庸"为检索词检索2003年至2005年CNKI全部类别文章篇名，得到结果248个，对近三年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

二、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总体状况

本期金庸小说研究最主要的方面，是对此前研究的继续。

一是对前期争论的继续。

对于世纪之交的金庸、王朔之争，此期学者们努力跳出意气之争，显得更加深入、客观。姚晓雷认为其实质是北京和港台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之争，但他更强调二者之间的共性，"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具有解构性的特殊文化形态" ，这就不同于此前主要强调差异的通行做法。李秀萍则从文化市场角度认为这一争论的实质是文化资本、文化权力的争夺 。

针对严家炎站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背景下对金庸小说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袁良骏始终认为金庸小说仅仅属于"新剑仙派" ，那么，对金庸小说"文学革命论"的定位，就只能是"肉麻地、无节制地吹捧金庸" 。严家炎对此进行反驳，对"文学革命论"进行了系统论述并特别指出"文学革命"是创作实绩而不同于"文学革命家"的创作和理论并行，"金庸有成功的艺术实践，但似无改革文学包括改革武侠小说的系统的理论主张，所以只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同样不必称为文学革命家" ，仍对金庸高度赞扬。

关于金庸小说的种种争论，从金庸小说进入大陆之时就已开始，90年代表现尤其突出。这些争论，促进了研究的深化，但也夹杂着许多个人意气，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学术规范的问题了。朱寿桐认为，酷评和痛骂都是"偏爱价值"，要真正以金庸为对象，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建构理性的金庸研究学术格局 。

第二是对前期部分论题的深化。

在1994年以来的研究中，学院体制的深度介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期对此前的一些论题继续进行了深化。金庸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灵，而传统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化，则是金庸小说研究一直面临的问题，胡小伟在分析金庸小说历史意识的基础上 ，着重论述了这一问题 。傅国涌则从现代性的人文忧思立论，指出在金庸小说取得空前成功后，"按常理推断，金庸完全有条件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真正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 侠之大者"，可是"和这个时代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其作品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金庸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 。上述两位论者的观点一正一反，但都表现了深刻的学术思考。

徐岱在90年代运用狂欢、游戏等理论致力于阐释金庸小说的美学内涵，他在此期提出了"爱生性"命题，"这使充溢着一种生命气息的金庸小说蕴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品格"，"通过这一原则，金庸小说成功地建构起了一种审美乌托邦" 。

本期的金庸小说研究，也开始对前期论域进行了一些有意识的拓展。比如"误读的金庸"问题："金庸武侠小说的合法性是由大众决定的，大众是它的命脉。但现在，我们的文学史家包括金庸本人却转而从纯文学这里寻求合法性。这从根本上是价值倒错的。" 再如"后金庸"时代的"文化工业"问题 和"后现代化"问题 等等。

在这三年中，金庸小说研究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继承多而新创少，泛论多而深究少，这种状况，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三、关于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反思

综观近三年来的金庸研究，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体制建设

先看一看近三年的CNKI题录分布：

年份 题录总数 重复发表论文 有效学术论文 标明作者身份论文

2003 62 3 41 25

2004 83 2 54 39

2005 103 1 49 44

总计 248 6 144 108

金庸相关文章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研究论文却逐年持平。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里反映出金庸研究学术体制的一些问题。

学术体制包括研究、发表、评价三个主要环节。

就研究环节而言，目前国内的主要金庸研究机构，仅有海宁市金庸研究会等地方性社团，尚无进入学院体制的全国性大型专门研究机构，这使得金庸小说研究力量缺乏应有的凝聚，不能集中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研究。

发表环节包括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近三年的主要学术会议是2003年的嘉兴会议。而刊物发表的情况则见于下表：

刊物类别 文学专业刊物 重点、部属大学及CSSCI学报 地方本科院校学报 专科及理工院校学报 地方社科综合刊物 其他

2003 5 3 12 14 2 8

2004 3 9 12 17 3 8

2005 7 6 12 15 5 5

总计 15 18 36 46 10 21

比例 10% 12% 25% 32% 7% 14%

从刊物类别及重点刊物分布可以看到，金庸研究论文发表的主要阵地是地方本专科院校及理工类院校学报，在级别高、影响大的学术刊物中，金庸研究并未得到彰显。但是，单刊发表金庸研究文章的情况还是有值得欣慰之处。三年内发表金庸研究论文较多的刊物依次为：《山西大学学报》（8篇）、《嘉兴学院学报》（7篇）、《华文文学》（6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5篇）。这几家刊物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都是事出有因的。2003年，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山西大学学报》主编傅如一教授的弟子王剑有幸成为金庸先生首届博士生之一，借此东风，山西大学礼聘金庸为名誉教授，学报也开设了相关专栏。嘉兴是金庸故乡，又于2003年承办了大型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嘉兴学院学报》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亦实属情理之中。《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即将更名为《西南大学学报》）于2004年推出"名栏"建设工程，以韩云波编审长期研究中国侠文化的刊物自身优势，开办了"中国侠文化"专栏，金庸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金庸小说作为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3篇）、《中国比较文学》（3篇）的研究对象。此外，《文学评论》也在2003年刊发了2篇金庸研究论文。

金庸研究的学术评价环节，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机构和机制，可谓百废待举。此处不多赘言。

综观上述情况，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常规性的金庸研究学术体制。包括：第一，建立全国性的研究机构，目前各地已经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金庸研究会，可以考虑整合力量、加强合作，或者与全国性的一级学会合作成为专业委员会，以便开展全国性的研究统筹。第二，争取在重点大学建立相应研究机构，可以是专门的金庸研究，也可以是更广泛的武侠研究。第三，建立常规性、连续性的学术会议机制（要冠以第*届），可以由不同学校、机构轮流举办，也可由金庸家乡的地方政府固定承办。第四，巩固现有核心期刊资源，可以争取和核心期刊联办栏目，并争取更多核心期刊发表金庸研究论文。第五，建立全国性的金庸研究评奖机制。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金庸研究得以良性发展的必要保证。这固然关系到金庸研究界的内部努力，在当今金庸已经产业化的情况下，更有赖于金庸研究界外部力量的支持。金庸产业是我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多年来已经彰显了其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形成优化的金庸研究学术制度，也是把金庸产业做大做强的坚强后盾。

（二）队伍建设

金庸研究的繁荣，核心是要有一支研究队伍。近三年情况表明，金庸研究队伍建设的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的。下表根据108篇标明作者身份的论文进行统计，表中职称均含同级人员，多作者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为准，多身份作者就高不就低，其他类包括非学术职称、仅标注为教师身份人员、助教、本科生、夜大生，数据栏表示方法为"论文作者人数/论文篇数"：

职称及年份 教授 副教授 博士后 讲师 博士生 硕士生 其他

2003年 5/6 4/5 9/9 2/2 3/3

2004年 6/9 7/7 10/10 1/2 9/9 2/2

2005年 9/11 7/7 1/1 11/17 2/2 2/2 4/4

可以看出，讲师是金庸研究最大的一个群体，硕士生也是一个重要群体。还要指出的是，在正高职称的26篇论文中，有5篇是合作完成（这有可能意味着主要作者并非教授）。从统计看，金庸研究队伍状况职称结构显然不够理想。在108篇论文中，高级职称作者共计45篇，仅占42%。这可能意味着，金庸研究队伍整体学历不够（根据许多大学的人才政策，博士生取得学位后即可特聘为副教授）。

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依次为：王立（教授辽宁师大，后调大连大学）7篇（4篇为合作），田智祥（菏泽学院讲师，同时为山东师大硕士生）6篇，刘卫英（辽宁师大副教授，同时为南开大学博士生）4篇（3篇为合作），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袁良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丁进（江苏省人事厅编辑）、谢理开（龙岩学院，职称不详）均为3篇。在这些作者中，严家炎论述了金庸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袁良骏主要对金庸持基本否定态度，丁进主要考察金庸研究史，这些都是此前相关研究的继续。在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中，王立、刘卫英和辽宁师大的研究生们，主要从主题学角度较为深细地考察了金庸小说的若干母题，已经初步形成特色；谢理开主要探讨了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田智祥发表文章较多，涉及较广，但文章篇幅均较短小，论述不够深细，尚未形成特色。

一般而言，要深入研究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会有多篇文章发表。在三年中，仅有7位作者有3篇及其以上论文发表（即平均每年至少有 1篇）。从面上看，大多数作者涉足金庸研究，都只是匆匆过客，偶然旁及，由于对论题缺乏长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大量文章质量不高，研究不深不细。从点上看，几位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往往起点不高，在90年代以来金庸研究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未能就一些总体性问题继续进行厘清，理论高度很难得到提升，也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这样很可能造成低效重复。倒是一些偶尔涉足金庸研究的作者，如朱寿桐、姚晓雷、李秀萍、高玉等，他们能够站在金庸之外从更高更广的角度看金庸，写出了一些力作。

金庸研究要繁荣发展，研究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环节。在上述体制建设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有几项工作要做：第一，鼓励、吸引更多作者加入金庸研究队伍。第二，金庸研究的前辈作者和优秀作者要适时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培养研究的后备队伍。第三，研究者要加强专题意识，在重点、难点上取得突破。第四，研究者要在哲学、文学等基本素养上苦下功夫，将金庸放到更大的学术文化格局中，"微小叙事"和"宏大叙事"相结合。第五，鼓励重点研究金庸的作者"专业"化，鼓励偶尔涉足金庸研究领域的优秀作者继续进行金庸研究，形成专业、业余研究者互补也就是局内、局外互补的局面，共襄金庸研究盛局。

（三）观念建设

研究的观念层面往往决定着研究的努力方向以及层次水平，因此，总结近年来金庸研究观念层面的得失并做出反思，是繁荣金庸研究的必要工作。

观念层面反映在学术成果上，集中体现于选题和方法两大方面。选题的更新是学术增长点的表现，而方法的更新是层次水平提升的标志。在前10年金庸研究的基础上，2003年以后选题重点和方法策略主要有：论争透视，包括王朔、金庸之争及其所反映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文学革命论、新剑仙派之争及其所反映的"重写文学史"之争；人文关怀，表现为广泛地探讨金庸小说各方面的人文意识，是金庸研究中的长线课题；审美探讨；学术史略；母题探源；比较研究，比较了余秋雨、王朔、张恨水、林语堂、罗琳等；文化运作，主要探讨2003年金庸"华山论剑"和2004年金庸四川行的传播策略；等等。根据何开丽讨论1980—2004年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可知，除母题探源和文化运作两点外，上述选题和方法大多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可以认为，在近三年的金庸研究中，整体上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

以下笔者从四个方面提出自己关于金庸研究的设想。

第一，版本研究。

金庸小说到今天已经有了三个版本：连载本、三联版、花城版。如何看待这三个版本，涉及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在近年兴起的现代文学版本学中，版本涉及到精确所指、版本兼容、新善本三个重要原则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金庸小说无疑是版本学的良好研究范本。其次，版本问题涉及到文学经典化在创作和接受两个方面的历史进程，是考察金庸小说之"历史经典"与"流行经典"双重属性的基本工作。第三，三个版本的变迁，也是探讨半个世纪以来文化发展、金庸个人以及中国群体人格变迁、武侠文学创作规律和雅俗整合流变规律等的基础工作。

第二，比较视野。

金庸研究的比较方法，从1966年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就已经开始了，但比较层次一直缺乏进展。比较研究要深入到作家作品的内在机制中去，提升到整体文学史和整体社会史的高度来进行，而不仅仅是一些现象的并行罗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批优秀作家对侠文化表现过兴趣，如鲁迅、沈从文、老舍、艾芜等，虽也有过一些将他们和金庸进行比较的论文，但随着整个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还大有深化的空间。近年西方大众文化大量进入中国，金庸本人曾说过《哈利·波特》和《魔戒》就是西方的武侠小说，其内部建构模式和外部建构模式和金庸小说相比较而言的特点，也是大有比较价值的。即使像《堂吉诃德》这类古典名著，虽然已有不少人将其与《鹿鼎记》相比，但如果深入到文艺复兴打破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整体夸张系统的大氛围中，就会发现我们往往并未领略到其中的精义。金庸小说自有其完整的主体系统，但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金庸小说在广大的文学和文化世界中的位置，也能更好地理解金庸。就目前的金庸研究而言，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研究，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需要大力加强。

第三，历史视野。

历史视野包括向前和向后两个层面。向前的历史视野指的是对过往历史的处理，体现为作品的历史意识，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如前述胡小伟的研究。向前的历史视野还包括对金庸历史地位的确认，如王敬三 的研究。向后的历史视野体现为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体现为强烈的'当下性或"当代史"意识，这里大致可与"后金庸"同义。近年来，出现了少量研究"后金庸"的文章，但也主要是对80年代以来的温瑞安和黄易的研究。我认为在这方面有必要大力加强金庸与"大陆新武侠"的比较研究。金庸树立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所谓"金庸把能够想到的桥段都写完了"，这是后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的一个障碍，武侠创作必须顺应时势发展"求新求变求突破"。90年代，温瑞安提出"武侠现代化"，黄易创作"玄幻""异侠"两大系列，就是他们意欲超越金庸的努力。但他们毕竟和金庸一样，是在香港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其创作突围就更多地有一种未完成的过渡性。而2001年才开始的"大陆新武侠"浪潮，是在和金庸差别很大的文化氛围中起步的，因此很快形成了"凤歌的综合、沧月的感觉、小椴的技巧、步非烟的想象、方白羽的哲思、慕容无言的现代" 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展示了和港台新武侠颇为不同的特点，广泛及于作品的侠义情感、审美风貌、文化内涵诸方面 。大陆新武侠作者文化起点普遍较高，其中一些作品如小椴的《杯雪》、凤歌的《昆仑》等，在文学技巧和审美体验上都可以和金庸50年代的小说相比。但问题是，金庸是在60年代初实现了飞跃而后在60年代中后期达到创作高峰的，由于当下数字化时代的粉丝文化机制，大陆新武侠的部分作品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明星体验，自我感觉良好、网络游戏影响、商业层面操作等已经成了限制他们迅速成长的因素。这个时候，研究金庸，学习金庸，借鉴金庸，就成了金庸小说真正实现文学经典化和"后金庸"时代的21世纪"大陆新武侠"小说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第四，审美体验。

在金庸研究史上，最热门的方法莫过于文化研究。然而，归根结底，无论是就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就"重写文学史"立论，对金庸小说来说，都主要是一种他侓的方法，要真正体验金庸小说的魅力，必须要深入到金庸小说内部，进行自律的文学性探索以及作家主体性探索，而这些都将表现为和文学史方法与文化学方法不同的美学方法。徐岱曾经指出："金庸小说的真正迷人之处，在于它提供给你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在这里，精神的解放和生命的高扬高于单纯的思想启蒙，审美兴奋淹没了接受知识的乐趣。" 随后，他从多方面进行了金庸小说的美学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提出的"爱生性"观点，就是从生命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小说生生不息的内在源泉。但是，从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这方面有深度的文章并不多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徐岱是一个孤独者，大多数研究者都较少采取这种方法。

高玉在批判中国现代文学"审美中心主义"时，认为把金庸小说当成"纯文学"来研究是一个误区。笔者以为，自1988年章培恒比较金庸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 成》以来，经过1994年的"文学革命论"和"小说大师论"再到其后多方面、多层次的金庸小说"经典化"潮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即"重写文学史"，就武侠这一具体文类而言，则是以对1933年茅盾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论"的反动为其核心，力图拨开长期以来"新文学"对武侠文类的偏见。严家炎的如下论断庶几可以作为这场文学史反思的结论："雅俗对峙是文学发展的动力"，而"金庸就是超越雅俗的典范"，"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境界" 。接下来的工作，需要从金庸小说内部出发来探讨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审美体验的问题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审美问题首先要研究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我们目前的许多文章还主要集中于对金庸小说文化传承的资料性和具体技巧的精巧性的归纳，因此未能触及到金庸小说的人的本质力量。席勒在《审美书简》第15封信中曾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人才游戏；而且只有在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而金庸在1966年回应《海光文艺》梁羽生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时，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实这就已经是一种"游戏"品质，是和人的"本质力量"相关的，也是他在小说中追寻"自由"的动力源泉。中国传统文学的"载道"以及新文学的"革命"，与金庸小说本就不是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的，载道的、革命的文学要求以社会政治解放人，金庸小说却是以艺术审美来解放人。长期以来，权力的一元化体制和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思维方式，把武侠文类排除在文学圣殿之外。以"重写文学史"和张扬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宏富文化传承来研究金庸，其意义在于奠立金庸小说研究之"可行性"基础，而进一步的提高、深化则有待于深入到金庸小说的人之生命体验的艺术方式之中，也就是用美学的方法来对金庸小说进行"自律论"的文学研究。

到今天，过往的争论大多已有了结论，可以暂告一段落了，金庸小说以及金庸本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以为，在此之前，人们研究金庸，主要是一种文学活动，是思想意识的革新，深度模式倒是其次的；而当下研究金庸，"活动"的层面应该主要转移到"金庸产业"的文化运作策略上，而"文学层面"经历了20年的聚讼纷纭，已经具有了相当深厚的文化沉淀，那么，追求深度模式也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当"美学的自立门户其实也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人学的开张" 之时，美学就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努力让自身成为一种智慧形态，这是当代美学的追求目标；通过追寻生命的奥秘来实现一份人文关怀，这便构成了美学的基本价值座标。" 探讨人自身以及人类永恒追求的无限性，是美学的任务，也将是金庸研究在当下兼具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一个闪亮的学术增长点。

四、后语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世纪之交10年之久的轰轰烈烈之后，金庸研究近年似乎走入了低谷，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上一波将平而下一波未至的转换期。"重写文学史"和"流行经典"之争大致已经有了一个令各方信服的结局，金庸的地位已经确立，恰如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其意义是在破除。如果说上一阶段的好些观点都有强烈的研究者的主体性，且许多文章是从金庸之外立论的；那么，在下一阶段，感性就要归于理性，从金庸本身立论，以深刻性取胜，脱颖而出的将是犹如德国古典哲学式的繁荣，其意义是在建设。从更广大的范围来认识金庸，从更深刻的层次来研究金庸，金庸研究将成为一个深刻、完整的属于金庸自身本体世界的宏大文化架构，并以其深刻和长久的魅力影响着未来文化的进程。

金庸是洋才子，他说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胡诌

武侠为主题的论文

哇！你学的什么啊？毕业论文是武侠小说？关于金庸小说的东西多的是呢！到处都能找到！

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你好，请 登录 或 注册 孔庆东看武侠小说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不是，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导语：武侠小说，顾名思义，是小说的一种。拥有“小说”这种文体的各种特点。比起其他种类的小说，武侠小说较容易让人入迷，深受男孩子的喜爱。但它到底适合学习负担比较重的中学生吗?下面是中学生该不该看武侠小说作文600字议论文，欢迎参考。

眼下，在中学生当中关于该不该看武侠小说的问题有不少争议。我认为，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古龙等名家的武侠小说值得一读。

很多人认为小说俗，没有价值。一些中学生也把读武侠小说当成学习之余调节身心，换换脑子或是打发时间的最佳办法。虽然武侠小说属于通俗文学，但内容多是关于生死、朋友、刀剑、大义、爱国、爱情、经济、酒……一点也不俗气，相反，不少主题还很高尚，使现代人缺少的美德。有人认为武侠小说太过血腥暴力，太残酷，但这是“以暴易暴，以杀止杀”主题的体现，是维护正义的必要手段。还有人认为武侠小说太不真实，都是吹牛。那么李白的诗句，什么“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流”也有点太玄了。凭什么李白的夸张就是浪漫主义，武侠小说的夸张就是吹牛呢?再有人认为武侠小说文字粗俗，那他一定是专读以武侠小说为幌子的艳情小说了。仅将小说文学当成消遣是不够积极的。细读武侠小说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一些大家的力作堪称“百科全书”。以《天龙八部》为例，其中包括地理、历史、围棋、佛学、道学等知识。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课本上根本学步到的。如果在读武侠小说的同时注意吸取其中的知识那是大有裨益的。

有的中学生抱怨说看武侠小说会上瘾，影响学习成绩并导致视力下降。我认为这种现象不在少数，但问题不在武侠小说本身。事物本身并无好坏，决定好坏的是人。鸦片在好的医生手中是上好的止痛、止泻药，在不法商贩手中是“福寿膏”;武器在公安手中是保卫人民的工具，在歹徒手中是犯罪的凶器;权力在正直的人手中将是人民的福祉，在心术不正的人手中将是人民的祸害。同样，武侠小说在一些中学生手中成了拖累，也只能找自己的原因。总不能“非我也，兵也”似的把责任推给武侠小说吧。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是能克制住自己。他们如果能克制住自己，也就不会有上述情况发生了。

武侠小说只是众多文学流派中的一种，并无可怕之处。中学生们如果能克制住自己，在学习之余，不妨读一读武侠小说，既能缓解疲劳，又能增长见识，何乐而不为?

对于在武侠小说方面纯属“白痴”的我，现在不得不佩服我那“武林知识渊博”的同桌了。据说他修炼到了光写看过的书的题目就能写满两大张纸的境界，简直如此如醉都坐了“武林盟主”的宝座。成绩在班里也就可想而知了!可他还整天沉浸在刀光剑影中不能自拔。

那么我们该不该看武侠小说呢?我认为，不能!

首先，武侠小说本身纯属瞎编乱造，点穴能点死人?学了武功就会飞?打一拳，来一个五毒神掌一个人就一命呜呼了?对于掌握了大量科学知识的我们来说，理应觉得可笑才对。

其次，武侠小说没有相关的历史依据，要么背景是一个深山老林，要么是边塞大漠，几乎没有什么不能与历史资料相对，也不可能与之相对。

其三，武侠小说要花费不少的钱财，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经济来源，只靠“寄生”生活的中学生来说，为了满足看小说的欲望怎么办?借毕竟资源有限，也不能总借别人的，于是乎：坑、蒙、拐、、抢成了某些人的家常便饭。最终自己为自己设了圈套，被套进了监狱。

还有，武侠小说这么风靡，“伟大的盗版工作者”当然不能放过这么个绝好的机会，压低市场价格成了钱财飞进腰包的通道，我们这些无产阶级也又一次走进了近视眼的快车道，真不知什么时候，某些人会嫌“四只眼”不够而戴上“八只眼”。

最后，看这些东西会大大降低我们的学习效率与成绩。不光我同桌，我们班，我们年级，我们学校，乃至河南省，全国无不例外。有些忏悔者写到：“一看就迷上了，由最初的课下看，进而转为上课看，看不完就带回家看，晚上不敢开灯，就打着手电筒在被子里看。每看完一本，感觉自己好空虚，脑袋昏昏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可碰到一本新的，还想看，就这样勉强上完初中，花高价上了高中，明亮如水的眼睛已戴上了厚厚的“酒瓶底”看世界已变得朦朦胧胧……

所以不用再多说了，看武侠小说对中学生的危害已不言而喻了。我们在政治课上刚学习了事物是有联系的，是矛盾变化着的，就应该运用到此。为了看武侠小说，必然要与学习的时间相矛盾，一方满足了，必然另一方得不到满足。

为了我们的学业，为了我们的前途，为了我们的国家，我奉劝那些着迷者悬崖勒马吧!把我们的青春浪费在血腥的打杀，无渊的恩仇之中是很不值得的。中学生真的不该看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顾名思义，是小说的一种。拥有“小说”这种文体的各种特点。比起其他种类的'小说，武侠小说较容易让人入迷，深受男孩子的喜爱。但它到底适合学习负担比较重的中学生吗?

首先，中学生较小学生和大学生来说，闲暇时间是比较少的，基本上午、下午、晚上都在学校，而且大部分学校都是不让带小说这种课外书的。就算带进了学校，课间那么短的时间也是不宜看武侠小说的，否则就会影响听课的效果，学习总是要优先于玩乐的。放学后的休息时间也不是很多，大概就几个小时，如果看武侠小说的话，你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要是再控制不好时间，就会误事，比如说看书看到深夜才发现作业还没写。我建议那些非常想看武侠小说的同学，等到放假吧，无论是双休日还是长假都行，完成了一天的学习任务再去看，这样家长肯定不会阻拦你看小说了。由于看武侠小说容易入迷，所以一定要先去学习，再去看书，顺序一颠倒，可能就没有心思去学习了。

其次，并不是所有的中学生都适合看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中有许多的打斗场面，更有琳琅满目的武术招式，而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模仿力都比较强，有些人可能就会幻想自己是某某英雄，去模仿某些比较“帅”的招式、动作，轻则闹笑话，重则会给自己和别人的身心造成伤害。几乎每个中学生看过几部武侠小说之后，总有想模仿的冲动，本人也不例外。我就曾经幻想过自己冲向迎面驶来的汽车，跳到车顶上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也曾经想过怎样一下就把人绊倒。我幻想的同时，也有另一种思想牵制着我，使我认为那中想法是愚蠢的、危险的和不切实际的，就不会去“实践”。不过有些模仿能力过强的中学生还是不宜看武侠小说，要是看过之后就打人，就从高处往低处跳，这是没资格看武侠小说的，不如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总之，大部分中学生都不需要故意回避武侠小说，放假期间看看也无妨，毕竟它是小说的一种，自有起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