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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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我国的受贿罪法律完善对策（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刑法对于受贿罪客观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使刑法理论上争论不断，也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把这个规定取消，至少有如下优点：1．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任何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实来描述，但并非每个事实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社会危害性及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事实才是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①]受贿罪的危害或受贿罪本质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收受贿赂行为本身。[②]因此，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收受贿赂行为即对廉洁性产生危害，具有了受贿犯罪本质特征，能够构成受贿罪。至于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或行为，是不能够决定或消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仅是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人的受贿行为都侵犯了犯罪客体，从犯罪本质考虑，该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根本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因此，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的要求，而且使立法更加简明扼要。2．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体现了立法目的的要求从受贿罪立法初衷看，对于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受贿罪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防止职务行为廉洁性受到侵害。而我国现行立法认为仅此还不能认定受贿罪，还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立法这样规定显然不能很好的实现立法目的，不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从目前政策来看，这样规定也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基本精神不符，与人民群众要求更是格格不入，只有取消这一要件，才能理顺这些关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立法中无视这一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众所周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刑罚设置的主要依据，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仅取决于在客观上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而且还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本文建议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非在立法中无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因素，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为“他人谋取的合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应当获得的利益，无需违背职责即可实现，其侵害的还仅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为他人谋取的非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不应获得的利益，相对人若要实现利益，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必然要违背职责，这样行为人在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同时又破坏了职务行为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无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还是在主观恶性上都重于前者，对其量刑从重或加重设置是罪责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国刑法将贿赂罪分为轻型贿赂罪与重型贿赂罪，其划分标准就是以是否存在“枉法意图”，“枉法意图”与我国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似，有“枉法意图”即为重型贿赂罪，其刑罚设置明显重于无枉法意图的轻型贿赂罪。[③]3．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受贿行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取消这一规定可以使法网更加严密，使那些收受贿赂又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分子无法逃脱制裁。同时，取消这一规定能够减轻司法机关在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上、及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困难，有利于加大打击受贿犯罪的工作力度。有人担心，取消这一要件，会混淆受贿罪与亲友间馈赠的界限，可能会导致扩大打击面。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贿赂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公职人员的职务权力的制约性基础之上的，是职权的衍生物，因此，亲友间馈赠无论是在缘由上还是在数额上都与受贿罪截然不同。（二）贿赂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对的受贿罪规定中，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财物”一词外延过窄，其不足前面已作阐述。不正当好处，既包括财物等物质性利益，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前文已作出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建议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意义如下：1．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更符合受贿罪本质从贿赂罪的本质来看，非物质性利益同物质利益一样，都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收受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一样，都会侵害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是当前犯罪的新特点，是犯罪手段翻新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通行做法都将“贿赂”扩展到“一切不正当好处”，我国采用这种做法，不仅是遵守国际义务的要求、顺应了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的要求，而且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受贿罪是以权谋私的犯罪，其本质是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收受或索取的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多元化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能满足以权谋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质或者精神需求。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击受贿犯罪，另一方面却把贿赂限制在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上，势必会放纵犯罪。因此，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正因为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也能够体现受贿罪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所以，把它们包括在贿赂范围之中是合理的。2．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能够使立法更加科学从立法上考虑，将什么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纳入到刑法规制之中，取决于这种行为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所谓“客观性”，是指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是现实生活客观存在的现象，或者虽然当前尚不存在，但根据科学预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确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如果现实不存在，将来又根本不可能出现，现行法律便没有必要作出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贿赂的内容已经不再仅限于财物。公职人员在经济交往中接受公款旅游、色情消费等变相“权利交易”的现象不断出现，产生了一个“权钱交易、权益交易”的特殊阶层，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这种现象不受刑律惩处，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④]所谓“必要性”，是指客观存在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到了必须用刑罚规制、否则不足以预防、惩治和遏制的地步，但现行刑法又无法适用的情况，应当在立法中考虑，将其纳入刑法规定中。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法制有待于健全。各个领域，尤其是行政、经济领域暗箱操作等现象比较普遍，这给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尽管我国当前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贪污受贿行为屡禁不止。从司法实践看，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受查处的领导有“前仆后继”的现象，而且腐败涉嫌金额还不断攀升。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索取或收受“财物”会受到惩处，财物之外的贿赂则被认为名正言顺。人们的需求并不是单项的，物质外利益的一时满足，可能转而促使行为人贪求更多的物质，以便再次或多次满足前次的非物质享乐，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交迭，滚雪球式越滚越滚大。所以有必要修改现行刑法中不合理规定，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将一切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都囊括进来。所谓“可行性”，是指适用刑罚方法惩治贿赂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作为贿赂的利益都是客观实在的，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能和能够加以具体认定的。无论贿赂的内涵如何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能够作为贿赂的，不论是物质、物质性利益还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都具有实用性这一特点，它一方面能够满足受贿人的物质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为行贿人换回某种好处，从这两点来认定是否接受了贿赂，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⑤]（三）设置受贿罪独立的法定刑，合理确定“数额”在受贿罪刑罚中的地位现行刑法典没有受贿罪的独立法定刑的规定，刑法典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及情节，依照贪污罪的法定刑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此种立法是不科学的，受贿罪从行为特征到保护法益均不同于贪污罪，应该拥有独立的，能正确反映行为危害大小的法定刑。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从犯罪本质看是不同的，贪污罪一定侵犯了财产所有权，非法占有财物的数额可以衡量其危害程度，“计赃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受贿罪是贪利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的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贿赂的多寡不影响其用权换利的本质特征，所以它的法定刑设置应该和罪质相匹配，将受贿罪的法定刑依照与其直接客体完全不同的贪污犯罪显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立法以具体的数额来划分受贿罪量刑的标准，结合收受贿赂还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要件，所告知社会成员的是受贿是数额犯，且不为他人谋利的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不是犯罪。受贿罪中的这两个因素，宣示了侵害了社会根本利益的行为可能不受刑罚处罚。立法通过“情节”、“数额”、“为他人谋取利益”等限制了刑罚适用的范围，造成受贿罪法网不密。当然受贿罪刑罚的一旦趋密，会客观上扩大犯罪的范围，但“密而不厉”的刑罚设计是符合现代刑法要求的，可以从刑罚方式多样化、非刑罚方法以及严格限制重刑上兼顾“密”和“不厉”的双重要求，从而也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现行刑法典对受贿在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反之，在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中，立法没有规定任何情况下可以减、免刑事责任的从宽情节。这种实际对国家工作人员网开一面的立法规定，与受贿罪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对此类特殊身份犯应该从重处罚的这一普遍原则相背离。有观点认为，现行立法对贪污贿赂罪的起刑数额之规定与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之数额标准严重失调，不能体现刑罚的公平。[⑥]笔者不同意此观点，从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看，即使贪污受贿不满5000元且情节较轻，也被立法认定为犯罪，而且从罪状描述看，受贿罪无数额的规定，反之，对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立法是做数额较大的成罪要求。之所以有以上观点，是来源于“两院”有关受贿罪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而现行受贿罪立法刑罚量刑幅度过宽，不能够很好的对应刑法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规定，笔者认为依据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责任，可以紧缩量刑幅度，对几类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受贿犯罪明确“重罚”外，对普通受贿犯罪可以采用短期监禁刑，并根据受贿罪的职务经济犯罪特点，多采用罚金刑和资格刑，使得罚当其罪。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根据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其叙明新的罪状并设立独立的法定刑，立法中取消“数额”、“情节”的具体规定，从而严格限制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性解释，明确告知社会成员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国家对受贿行为不论数额均作刑法上之否定;而对于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观判断的因素，如“数额”、“情节”和其他影响罪行等级，可以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四）严格限制受贿罪死刑适用的范围有观点认为，我国对受贿等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选择，成了一种以剥夺价值大的权益为代价保护价值小的权益的手段，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显的构成成本大于收益、投入大于产出的选择，而且给国民培植了诸如财产与生命可以等价的观念，从而人为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因而对受贿这样犯罪的死刑应予废除。[⑦]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死刑本身看，它既不能杜绝或减少犯罪的发生，也不能因其残酷而就此遏止住“行恶”之动机，从来就没有因为严刑峻罚人类就改恶从善，因而不是受贿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罚之效益，而是死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笔者认为在短时期内取消受贿罪死刑缺乏背景条件：我国刑法分则十章中涉及死刑罪名有70个（不包括选择性罪名），而其中两章职务犯罪中有死刑规定为2个即贪污罪和受贿罪，反观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就有17个，如果只单独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人民群众很难认同;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危害后果，也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而在读职罪中并无极刑之规定，公众感情很难接受我国死刑适用范围较广的情况下，单单对职务犯罪网开一面的做法，所以受贿罪死刑的保留是一种“补漏”。笔者认为，受贿罪死刑的废除必须与我国总的死刑政策相匹配，在现阶段不宜单独废除受贿罪之死刑。那么，现行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立法规定是否合理?依照贪污罪死刑适用的标准，刑法典将受贿罪死刑的范围确定为“受贿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笔者认为，这一标准无论从刑罚效益还是司法实践看都是弊大于利，且超过了一般预防的限度。将受贿罪适用死刑的外延定在10万元，即使仅从当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看，也是不合理的。从法律追求看也有悖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历史趋势，10万元作为受贿罪死刑适用的“准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不大，造成受贿可能处以极刑的条件—涉案数额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使得该罪死刑缺乏严格的限制条件，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又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领域中的死刑风险处于不确定状态，罪行的严重性与法定刑的幅度已无比例关系，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现时存在受贿千万未处极刑，而受贿百万却被判死刑的情况，又造成公众的质疑。如果说受贿涉案金额对死刑无影响，但为何立法明确规定对死刑无影响的数额条件，反而对有实质意义的特别严重的情节不加以规定。参考文献：1．张旭：《国际刑法——现状与展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2．马长生：《国际公约与刑法若干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3．毕志强、肖介清、汪海鹏、张宝华：《受贿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版。494．范春明：《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1版。5．林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版。6．孟庆华：《受贿罪研究新动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1版。7．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8．高明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10．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1．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2．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13．肖扬：《贿赂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版。14．杨兴国：《贪污罪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1版。--------------------------------------------------------------------------------[①]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35页。[②] 刘系琳：《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8页。[③] 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版，第128页。[④]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4页。[⑤]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页。[⑥] 何承斌：《贪污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5页。[⑦] 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l版，第534、539页

这个你要查阅报纸，最好是法律类的，还有就是政府解密文献要去你们省图书馆找。

我以前毕业论文也是做青少年犯罪 材料多如麻 看你连悬赏分都没 想帮你都没动力

犯罪心理学论文参考文献

青少年犯罪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它事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事关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事关祖国的未来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是长期以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青少年犯罪心理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青少年犯罪心理学探究》

摘要：青少年犯罪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它事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事关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事关祖国的未来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是长期以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最本源的解决方法和研究途径——青少年的犯罪心理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青少年 犯罪心理学 校园环境

作者简介：吴珊，南开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

狭义的青少年犯罪，是从刑事法学观点出发给青少年犯罪所下的定义，一般指14—25岁这一年龄段的人所实施的依法应当受刑事处罚的行为。这个定义以我国开始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龄14岁为起点，我国刑法对不满18岁的青少年犯罪做了相应较轻的刑事处罚的规定。

一、青少年犯罪心理成因

(一)家庭教育不当

青少年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不当是造成其犯罪的一个重要成因。家庭环境不利用于青少年的情况：父母忙于工作忽略孩子，很少与孩子沟通，或父母感情不和，经常吵闹，甚至离婚等，这些都是孩子成长路上的障碍;家庭教育也非常重要，溺爱孩子，容易使孩子养成好逸恶劳、自私自利、的恶习，一旦个人欲望达不到满足就容易偏激;奉行棍棒政策，造成孩子的人格自卑和逆反心理，形成以暴力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放任孩子，易使孩子失去家庭温暖和监护，造成性格孤僻冷漠，经不起诱惑，沾染不良习气，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校园环境

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学校的老师、同学、朋友，都对青少年的成长、成熟起到重要作用，老师在从教过程中体罚学生、不公平对待每个学生，很多老师不喜欢、排斥、甚至责骂成绩不好、调皮的学生，久而久之，会给一些学生心目中蒙上一层影阴，随着不断积聚这种不被重视，被忽视和被排挤的情绪后，引发犯罪的导火索。

(三)模仿他人

青少年阶段好奇心理非常强烈，喜欢模仿，但心智不够成熟，对法律了解不多，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缺乏正确的认识，他们在模仿时并不能选择合适的模仿对象。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激起想尝试的愿望。一旦受到不良影视作品、网络、暴力行为或犯罪分子的唆使与诱惑，极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四)青春期叛逆

青少年阶段正处于生理和心理的成长期，沉重的学业和家长的管制与青少年渴望自由的心理发生矛盾，特别是—些成绩差、被认为品行不良的青少年，在学校受到老师的训责、遭到同学的排挤，在家里还要受到父母的责怪，导致他们的强烈不满，在被教唆，或被指使等情形下容易做出报复家庭和社会的行为。

(五)利己心理

现在的青少年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在家备受父母的娇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一切都要以自己的想法为宗旨，占有欲望非常强烈，如果得不到满足，长期积压自己的不满，一旦有机会就会爆发释放或通过犯罪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六)互相攀比

在经济大爆发的现代社会，青少年深

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些青少年爱慕虚荣，互相攀比家境，攀比穿戴，攀比各种物质条件。在认为自己的物质条件不如别人时，非常容易偏激，容易冲动，再加上逞强好胜、头脑简单，分辩是非能力差等因素，稍被引诱或者教唆就容易实施犯罪行为，走上犯罪道路。

二、对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建议

(一)注重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

健全的家庭结构、和谐的家庭关系对青少年孩子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对青少年不能够只给予物质，而应增加感情沟通和交流，只有青少年感受到父母的爱，他们才能够学会爱别人;青少年的一些行为和想法应当得到父母的支持和关心和有效监督，得不到父母的重视和接受，父母不加以肯定和疏远会激发青少年的

叛逆和自暴自弃;父母就是青少年的模范和榜

样，青少年的很多行为和想法都是父母的言行的复制或扩大变形后的体现，所以父母一定要承担起自己作为父母的责任，做一个正面积极的青少年的领路人。

(二)积极友好的校园环境对青少年有着正面的影响

老师在青少年心目中是非常威严和不可取代的，老师的言行和做法对青少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老师在从教过程中不可以体罚学生、公平对待每个学生，这是最基本的。很多老师只喜欢成绩好、听话的学生，而不喜欢、排斥，甚至责骂成绩不好。调皮的学生，久而久之，会给一些学生心目中带来影阴。我们必须倡导老师一视同仁，并且更应该给那些问题青少年更多的关爱，化解他们心中的不满和极端情绪。

(三)加强心理辅导教育

我们的心理辅导教育系统还并不完善，我们要从父母、老师等抓起，强化心理辅导和指引的作用，在中小学和高校都应当设立心理辅导机构，对青少年及其家长开放，并有效的解决青少年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空壳摆设，将引起青少年犯罪的因素抑制在行为发生之前，而不是发生了恶性事件之后再进行反思和指责。

三、结语

青少年犯罪问题一定要充分引起家长、学校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多方行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思考和反思阶段。

参考文献：

[1]刘邦惠.犯罪心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景璐石，徐科，冯军，蒋宪君，孟婕.犯罪青少年心理健康与个性特征相关分析.中国公共卫生.2008.

[3]王瑞霞.青少年犯罪心理透视.山西 农业大学学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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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心理矫治在我国实施以来,已积累和丰富的 经验 ,随着社区心理矫正的产生,原来关于罪犯心理矫治的适用对象需要界定,社区心理矫正应当作为罪犯心理矫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罪犯心理矫治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 本文对国外罪犯心理矫治领域中的新进统计技术做了一个较深入的考察和介绍，并强调了新发展出来的统计技术——ROC曲线和logistic线性回归模型等对罪犯评估结论准确性的巨大借鉴和促进作用。

关键词 罪犯心理矫治 ROC曲线 logistic线性回归模型

基金项目：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教学改革立项项目《罪犯心理矫治案例课研究》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郑红丽，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中图分类号：D9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9-0592(2013)05-236-02

罪犯心理矫治课程是一门法学和心理学结合程度比较高的实操课程，也是一门学生走出校门以后可能需要直接应用的课程。但是我国目前罪犯心理矫治课程中操作性内容缺乏，而且与国外新技术、新 方法 脱节严重。笔者拟将国外近年来在罪犯矫治领域的新近统计技术引入课堂，以期提高学生未来实务工作的操作性和有效性。

一、罪犯心理矫治评估结论的特殊性

一般来说，当今的罪犯心理矫治至少要达到以下目的：通过特定个体的早期行为先兆识别出犯罪可能性高的群体，获取预测性的信息并进而把这些信息应用在制定刑事司法的决策中，比如应用在判罪或释放的决策中。而正如Andrews 和Bonta (2003)所言，这种识别或预功能就是要得出统计的或精确的预测指数，以客观的证据为指导预测犯罪并选择相应的对策。所以，相关的统计分析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和一般的心理统计不一样是，罪犯心理矫治作出预测结论的过程更象医学上一个对“病人”作出“是否患病”的诊断过程。此外，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和统计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意识到，对于罪犯再犯风险的预测“结论”不再只是简单地根据事先设定的“一个绝对的分界点(an arbitrary cut-off point)”做出判断的过程，而是通过“风险决策”程序最终做出一个“诊断(Diagnosis)”的过程。这一诊断结论实际上只有两种：高风险或低风险。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这名罪犯事实上也分属于两类人：未来出现再犯或者没有再犯。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2X2的列联表(contingency table)(表1)：

表1. 2X2预测准确性表

由表1可知，当罪犯心理矫治评估人员针对一名罪犯作出了“高风险”或“低风险”的诊断结论以后，会出现4种情况：事实上的再犯被正确地诊断为高风险，即真阳性(true positive，TP);事实上没有再犯的被错误地诊断为高风险，即假阳性(false posivive， FP);事实上的再犯者被错误地诊断为低风险，即假阴性(false negative，FN);以及事实上没有再犯的被正确地诊断为低风险，即真阴性(true negative，TN)。这样的数据形式是典型的信号检测论(Signal Detection Theory，SDT)的研究对象。

二、信号检测论理论及ROC曲线的应用

信号检测论最早出现于雷达侦测领域，即借助于统计方法帮助雷达有效的区别雷达“信号”和“背景噪音”(Leshowitz， 1969)。经过二战的强力促进，信号检测论及其相应的技术和方法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提升，并在战后逐步扩大到 其它 应用领域，如医药行业、非损伤性检测、信息检索、产品检验、调查研究，以及临床心理学等(Swets，1996)。而近年来，研究者开始试着将信号检测论引入罪犯心理矫治领域(如Mossman， 1994; Ward & Dockerill， 1999;Grann， Belfrage & Tengstrom， 2000; Andrews & Bonta，2003)。

信号检测论的重要发现在于：人们在作出“肯定”或“否定”诊断时，实际上是包括2个过程：辨别(discrimination)和决策(decision)。所以简单地使用总体准确率来表示罪犯风险评估结论的准确性并不是一个值得推崇的方法，应该寻求那些能同时反映辨别和决策水平的数据指标。这样的指标有多种，但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仍是ROC这一指标的应用最为广泛(Arian，1998，宇传华，2000)。所谓ROC，其英文名为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接受者操作特征曲线)，也有称为Relativ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相对操作特征曲线)，都简称ROC，具体见图1。

图1 任何决策标准(criterion)下，以Hit Rate为Y轴，以False Alarm Rate为X轴的ROC曲线Simpson和Fitter(1973)提出以“ROC曲线下的面积(Area Under Curve，简称AUC，记为A)做为诊断准确性的指标”。AUC的取值范围在0至1之间，值越大表示诊断准确性或判断能力越好。宇传华(2002)认为AUC到达以上时诊断价值较高，时诊断价值中等，低于时诊断价值则较低。例如图中ROC曲线的AUC值为，其诊断准确性较差，不具有诊断价值。

三、目前的发展趋势

正是因为将信号检测论理论引入到罪犯心理矫治领域，使得我们对罪犯评估结论形成过程有了新的认识：随着人类认识水平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特别是统计技术的迅猛发展，罪犯评估技术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临床诊断过程，而是一个引入了风险管理与机率的观念，利用强大的统计方法，做出最终诊断结论的决策行为。

首先，评估结论的做出不再是依靠个人主观经验做出，而是利用研究分析和统计方法，从庞大而纷繁的资料中筛选值得信赖的预测因子(预测变量，predictor variables)，最终形成一个较为稳定和精确的诊断统计模型(statistical models)。一般情况下，涉及诊断和预测的典型方程式为： response variable=g(predictor variables，parameters，random noise)

其中的反应变量(response variable)也是因变量y，在罪犯评估中，y只有两个值，是二分类别变量。y=1如果表示评估结论为罪犯“高风险”，则y=0则代表为“低风险”。而预测变量(predictor variables)也是自变量x，对于方程式g而言，目前我们一般将其假设为一个具有k个预测变量x=(x1，x2，x3，…，xk)的logistic线性回归模型(linear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所以这一模型可以表达为更典型的方程式：

score(x)= 0+ 1x1+ 2x2+ 3x3+…+ kxk

通过对已有的资料或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或者对测谎专家测谎经验进行调查分析后，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在统计学上表现出来预测力较好的回归模型，例如M4、M5，具体数据如表2。

分别以这两个诊断模型为依据，进行罪犯风险评估，做出最后的诊断结论——“高风险”或“低风险”。然后对比最后事实上的再犯与否计算出相应的“击中率”和“虚报率”。如此反复多次以后，就可以得到若干对“击中率”和“虚报率”数据，并据此可绘制成两个诊断模型所分别对应的ROC曲线，结果如图2。

表2

注：因变量为score(x)

将上述数据转化成具体的诊断线性回归模型分别为

M4：score (x)= +;

M5：score (x)= +。

图2 根据实际数据绘出的模型M4和M5所对应的ROC曲线

从图2中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知道诊断模型M4(AUC=)应是比诊断模型M5(AUC=)诊断准确性更高的诊断模型。Grove等人对136个相关研究进行元分析发现.使用这类评估方法要优于传统的临床评估方法 (Grove et al， 2000)。

参考文献：

[1]Andrews， D. A.， & Bonta， J.. Th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conduct， third edition. Cincinnati， OH： Anders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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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罪犯的心理矫治是监狱劳教所在 教育 改造和教育挽救工作中，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直接引人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通过对罪犯劳教人员开展心理测验、心理评估，掌握罪犯劳教人员个体心理结构特征，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帮助罪犯劳教人员消除不良心理及其他心理障碍、心理疾病，促使其心理结构向良性方向转化。罪犯的心理矫治，目前被看作除狱政管理、教育改造、劳动改造之外的第四大罪犯改造手段。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随着世界范围内各种心理学派的发展，心理矫治被应用到罪犯改造体系中，并出现蓬勃发展的势头，60年代以后因为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被冷藏，但是经过实践的打击与发展，在80年代慢慢走向复苏，到如今发展迅速。而我国从90年代开始，心理矫治才在监狱系统中逐步发展起来。笔者研究了心理矫治在罪犯改造中的价值，和我国目前在此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一些先进理论及实践经验，结合我国的相关社会 文化 价值等基本国情，从而得出一些关于制度完善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罪犯的心理矫治;罪犯改造;实施现状

一、罪犯心理矫治的概念与地位作用

(一)罪犯心理矫治的概念

在世界范围内，心理娇治在罪犯改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已成为监狱改造罪犯的重要手段，对此方面的理论研究也层出不穷。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对此研究比较深入，并且在监狱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运用。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逐步引进这一模式以来，国内的许多学者纷纷对此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进行研究，主要涉及到我国监狱罪犯改造中心理矫治的适用现状以及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关对策的探索。

而首先研究的前提是准确地界定它的概念，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可将“罪犯的心理矫治”定义为：监狱劳教所在教育改造犯人的工作过程中，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直接引入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通过对罪犯劳教人员开展心理测验和心理评估，掌握罪犯劳教人员个体心理结构特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帮助罪犯劳教人员消除不良心理及其他心理障碍、心理疾病，促使其心理结构向良性方向转化。

罪犯的心理矫治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之上的，人的理性和意识的存在，向善的基本人格因素和悔罪感的存在，为罪犯的心理矫治提供了人性基础。针对犯罪产生的个体因素采取的特殊预防 措施 ，主要是从犯罪产生的个体原因出发，通过对个体的生活指导、心理治疗、欲望克制等方式，改造与消除个人与社会不相适应的缺陷与矛盾，以达到预防某些个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目的。刑罚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在为了实行一定的目的即矫正、教育罪犯的目的才具有价值，其认为刑罚只有在预防犯罪所必需的限度内进行实施才是正当的。

(二)罪犯心理矫治的地位作用

1、心理矫治在罪犯改造中的地位。心理矫治在罪犯改造中的地位问题关系到心理矫治在监狱系统内的推广和普及，关于罪犯心理矫治的地位问题，在我国主要存在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心理矫治是独立于狱政管理、劳动改造、教育改造等传统改造手段的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之一;二是认为罪犯心理矫治是现代罪犯教育改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监狱的教育改造工作在新时期的深化和发展，它是一项相对独立的工作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是认为罪犯心理矫治是监管改造罪犯的一种综合性方法和手段。根据司法部下发的《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教育改造罪犯纲要》等一系列文件，笔者赞同罪犯心理矫治是现代罪犯教育改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监狱的教育改造工作在新时期的深化和发展，它是一项相对独立的工作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观点。

2、心理矫治在罪犯改造中的重要性。运用心理矫治手段对罪犯进行改造，已经成为监狱学界以及实践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发展完善罪犯改造中的心理矫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1)理论上的重要性。心理矫治的理论研究在我国产生时间晚，尚处于初步阶段，还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发展这一理论工作，将进一步深化我国罪犯心理矫治的研究，使监狱罪犯改造理论体系得到完善和充实。另外，将有利于监狱改造学科的发展。

(2)实践上的重要性。心理矫治在罪犯改造实践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从罪犯角度来讲，心理矫治能满足罪犯的心理恢复和发展需求，弥补心理上的缺憾，使其适应社会的要求，实现自身的发展。其次，从监狱干警角度来讲，运用心理矫治对罪犯进行改造，有利于提高干警的自理素质和专业能力，完善其本身的发展，使其在工作中高效率的完成任务，实现较高的社会价值。再次，从监狱角度来讲，在实现监狱职能的目标下，运用心理矫治的手段将使改造任务更具针对性，能够对症下药，大大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有利于建设人性化、文明化监狱。最后，从国家社会角度来讲，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我国的行刑制度和罪犯教育改造模式不断受到国外行刑趋势的影响。目前，国际行刑趋势已由“报应性司法”向“恢复性司法”转移。实施罪犯心理矫治适应国际行刑制度的趋势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另外，实施心理矫治，将从罪犯内心根除犯罪起因，有利于“首要标准”的达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二、我国罪犯心理矫治的发展与问题

(一)我国罪犯心理矫治的产生与发展

我国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产生较发达国家晚，现在正处于起步阶段。约在改革开放初期，对罪犯的心理进行分析就有所涉及，但在大范围内受到重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改革开放，我国的犯罪率出现四、五次高潮，使得监狱在押罪犯数量猛涨，随着对罪犯改造工作的要求提高，以及心理学知识的日益普及，罪犯心理矫治工作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

从1981年《全国第八次劳改工作会议纪要》提出要用心理学等科学知识改造罪犯，理论界开始对此进行研究。1983年6月，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宣告成立，随后，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成立了相应的学术团体，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法制心理学的研究。法制心理学工作者在罪犯的心理矫治理论上的探索既有定性的理论探讨，也有定量的实证研究。 (二)我国开展罪犯心理矫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1.罪犯心理矫治定位模糊，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 够

首先，领导本身对其重视不够，关注的力度欠缺，没有将罪犯心理矫治纳入监狱改造的重要内容，所起引导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其次，监狱管理机关内部人员大都树立了传统的监狱改造理念，不愿接受新兴事物，具有排斥心理，即使没有这种心理抵触情绪的人也会对其产生怀疑，认为这种方式成本高，见效慢，效率非常低，因此会主动避免使用该手段，从而阻碍了矫治工作的开展;再次，学界对罪犯心理矫治概念存在分歧，对它在监狱中的地位是否可被替代意见不统一，这就极大影响罪犯心理矫治的推广和普及;最后，罪犯本身对心理矫治认识不足，容易将其与精神病治疗联系起来，拒绝接受心理治疗。

2.罪犯心理矫治体系不规范

目前，我国关于罪犯心理矫治呈现出零散、被动、自发的特点。全国没有统一的指导标准和规范模式，各地区之间协调配合程度低，体系不完善，内容不明确。具体表现如下：

(1)组织机构和 规章制度 的设置存在漏洞。我国的罪犯心理矫治机构基本上存在四层，省、监狱、监区及罪犯内部小组，这样的机构设置看似很完整，但却存在实践方面的不足。首先，省级监狱管理局在设计罪犯心理矫治指导时，对监狱实际情况了解不到位，下级机关在配合执行过程中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其次，机构的管理组成人员的身份定位模糊，存在着管教者和心理矫治者的矛盾，不仅给其本人带来困惑，也会因为其与罪犯之间的距离感致使罪犯不敢轻易对其袒露心声，矫治效果不明显。

(2)高素质的专业性队伍缺乏。心理矫治工作针对的是罪犯的心理问题，因此需要专业心理学人士对其进行心理矫治，帮助罪犯克服心理障碍和服刑期间出现的心理问题，促使罪犯心理素质的良性转化。而据2004年统计，全国监狱系统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人员中，71%是原来从事管教工作的民警，他们大都为半路出家，通过参加心理培训班，考取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取得心理矫治的基本资格，这样就会导致在工作中存在很多问题：一是人民警察的职业角色定位，导致与罪犯之间产生矛盾，罪犯很容易对其产生畏惧和抵触情绪，另外，警察的身份使得罪犯不敢真实表明自己的想法，出现治疗困境;二是监狱警察自身心理学的知识技术水平很难适应心理矫治的工作;三是矫治力量单一薄弱，罪犯心理矫治任务的繁重使得工作处于应付和走形式的局面。

三、 总结

由上述可知，我们一方面应该加强对心理矫治的重视与推广，定期对监狱机关内部人员进行相关方面的培训，同时让罪犯与工作人员树立起正确的相关认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加大对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的设置的完善，使其能够高效和有力地发挥作用，同时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性队伍，专门针对罪犯的心理来进行研究与矫治，从而有效地改变罪犯的心理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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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证据论文参考文献

，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安全问题不仅关系到高校的和谐稳定，也关乎到个人与家庭的幸福安危。当今网络时代的飞速发展，在构建起一个快捷、便利的虚拟世界的同时，也有充满危机的黑暗面。网络的犯罪的日渐猖獗，使得涉世未深的学生群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而目前许多高校并没有科学完善的安全教育体系，网络安全教育大多流于形式，缺乏实效性，加之大学生社会阅历尚浅，安全意识相对薄弱，导致了高校近年来网络安全事故频发。因此，建立大学生网络安全教育防范体制，增强大学生运用网络的安全防范意识，是高校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的首要任务。一、高校网络安全的现状深入了解目前高校网络安全存在的问题，是培养大学生防范网络意识的根本，通过调查显示：几乎所有大学生都有利用网络学习、交友、购物的经历。其中七成的学生遇到过信息，而上当的人数占有网上交易行为的百分之七。（一）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犯罪形式将长期存在网络运用网络这种现代信息工具，利用受害人投机取巧和迫切需要的心理，散布虚假信息，引诱一部分人上当。而网络具有开放程度高、传播速度快、信息真实性难以迅速证实的特点，加之现代科技外衣的迷幻色彩，信息在被别有用心的人包装以后，容易在较大范围内造成严重后果。传统的是在现实的空间进行，不法分子和受害人之间有着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而互联网的诞生，使得的手法层出不穷，新的行途径屡禁不止。网络较之传统具有高隐蔽性、高渗透性和低成本的特点，不法分子只要熟悉网络技术，通过侵入网站、建立虚假链接、植入黑客程序等手段，就能隐藏事实真相，轻易取受害人的信任，获取钱物。（二）大学生是网络受害主体之一近年来，不法分子的矛头指向了在校大学生，他们利用大学生课余时间充裕，对知识的获取、交友、网络游戏兴趣浓厚等特点，诱学生轻信，从而达到侵害学生利益的目的。随着大学生案件的频发，高校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网络的发生，不仅给学生造成了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和精神创伤，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校园的和谐稳定，损害了社会风气。网络在高校并非个别现象，须引起社会和学校的高度重视。（三）高校网络危害范围广，程度大网络的社会危害程度高于一般犯罪，波及范围广。通常一条看似简单的广告信息就能吸引众多背景各异的`受害者，包括甄别能力较弱的学生和老年群体。而作为网络使用率最高的大学生群体，虽年龄上已成年，但思想较为单纯，社会阅历相对匮乏，对社会上的事物缺乏鉴别能力。与此同时，大学生又有着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强烈愿望，不法分子就是利用大学生的这些特点进行网络，造成学生不同程度的财产、人身安全方面的损失。（四）高校网络监管不到位，防范措施存在漏洞高校教育改革的进行，使得高校与社会的联系愈加紧密，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随之进入校园。而目前大多数高校实行开放式的管理模式，学校的安全防范措施难以落到实处，校园安全管理，尤其是网络安全管理存在漏洞。网络在高校案件中占有很大比重，这不仅侵犯了大学生的财产安全，也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校园网络监管存在漏洞，也是高校网络安全令人堪忧的现状之一。二、提高大学生防范网络意识的途径（一）高度重视，齐抓共管，建立健全网络安全教育机制1、高度重视，齐抓共管。高校的安全稳定是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和学校和谐发展的基本前提。要充分认识到学生安全教育尤其是网络安全教育的重要意义，形成全体重视的良好局面，将学生网络安全教育工作纳入到重要议事日程，认真制订和落实网络安全教育制度，使得安全教育工作稳步推进。要保证安全教育工作顺利开展，需要各部门人员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形成合力。首先，对学生日常管理的辅导员队伍进行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通过请公安专家讲座、座谈会等形式，提高辅导员队伍安全责任意识，形成一支业务素质过硬、责任心强的安全教育队伍。其次，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细化安全教育队伍的岗位职责，将安全教育责任到人，增强其紧迫感和责任感。再次，量化考核，实施奖惩制度。为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将考核指标量化，对因管理教育不到位而导致的安全事故在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制。2、建立健全网络安全教育制度。为确保学生安全教育工作的实效，要以制度做保障，这就需要逐步完善学校关于安全教育方面的相关制度。首先，可将安全教育纳入教学计划，编排对应教材，设立专门学分，培养相关师资力量，制定考核办法。其次，建立全院安全情况通报制度。可以以安全简报的形式，及时向学生通报学校每周（月）的安全形势。再次，完善相对应的学生管理制度。完善宿舍管理制度、机房使用管理制度，对具有网络的隐患加以防范，增强学生的防范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二）重视课堂教学，开展多种形式的网络安全教育1、教师的网络素质是培养大学生网络防意识的关键。在培养学生网络安全意识的问题上，思想政治辅导员应具备较高的网络素质。这里所指的网络素质，是指教师搜集和管理网络信息的能力和运用网络信息服务于日常管理的能力，充分驾驭网络，对学生的网上行为做出必要的教育和引导，规范学生网络行为，提高学生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与此同时，教师应将在网络上获取的健康的、正面的、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内容运用到对学生的教育中，引导学生在网络上汲取有益自身发展的正面信息，避免落入不法分子的设下的网络陷阱。2、教学环节是培养大学生网络防意识的重要渠道。针对当前学生在运用网络中存在的种种不安全隐患，教师应结合教学内容，结合世界物质统一性理论教育和引导学生对比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关系，认清网络世界事物的本质和自身日常行为规范之间的联系，告知学生网络虽然存在形式隐蔽，但一样可以洞悉其犯罪本质，从而让学生切身感受到网络的危害，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防范于未然。3、网络安全教育活动的开展是培养大学生网络防意识的必要手段。首先，学校可组织学生参与到日常安全管理中，亲身体验安全教育的重要意义，参与网络安全教育相关制度的制订，成为网络安全教育的主体。在完善网络安全教育相关制度时，可积极听取学生意见，对其中合理化建议吸收采纳。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设立对应的学生机构，让学生配合学校安全检查和管理工作的同时，形成自我管理和教育的模式。其次，在学生的校内外实践活动中将安全意识贯穿始终，组织形式多样且注重实用性的网络安全教育活动，如知识竞赛、辩论赛等。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充分体会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掌握安全技能和知识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三）重视传授预防网络的技巧，保护大学生的切身利益1、了解和破解网络手段，甄别网络。大学生如若普遍掌握了防范网络的技巧，就能保证学生安全、健康地运用网络。网络通常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布虚假信息，引诱学生误中圈套。不法分子多以中奖、对账、顾问等内容发送大量欺诈性邮件，或以紧迫的事由引诱学生填写用户名、银行账号、身份证号和密码等信息，一旦误信，将造成不必要的资金损失。除此之外，不法分子还利用建立网站域名和内容，假冒正规网上银行或证券网站平台，引诱学生填写帐号、密码等信息，盗窃学生银行卡的资金。或是建立电子商务网页，发布虚假的商品信息，以低价诱惑学生上当，以各种理由要求学生先汇部分款项，再诱学生结余部分。2、保持理性健康的思维方式，预防网络。首先，教育学生将理论与现实有机地结合，增强学生对网络的自我防范意识，理性、客观地认识网络世界，不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警惕无处不在的网络，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其次，教育学生不要贪图便宜，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主观去美化网络世界，保持理性，维护自身财产安全。再次，辅导员多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在学生入学之初就掌握学生家庭基本情况，在日常管理中通过学生干部等多种渠道进行沟通反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习困难等重点学生特殊关注，尽量帮学生解决实际困难。对心理存在问题的学生，开展心理疏导，帮助其走出心理阴影，避免其因无处宣泄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成为网络的受害人群。高校的校园环境和文化氛围对学生观念和意识的养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在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同时，要营造相对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在校园形成事事处处以安全为前提，提防网络情形的发生，在巩固安全教育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校对安全教育的关注程度。￥5百度文库VIP限时优惠现在开通,立享6亿+VIP内容立即获取大学生防范网络论文大学生防范网络论文大学生防范网络论文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大家一定都接触过论文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应如何写一篇优秀的论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生防范网络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安全是人的最基本需求之一，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安全问题不仅关系到高校的和谐稳定，也关乎到个人与家庭的幸福安危。当今网络时代的飞速发展，在构建起一个快捷、便利的虚拟世界的同时，也有充满危机的黑暗面。网络的犯罪的日渐猖獗，使得涉世未深的学生群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而目前许多高校并没有科学完善的安全教育体系，网络安全教育大多流于形式，缺乏实效性，加之大学生社会阅历尚浅，安全意识相对薄弱，导致了高校近年来网络安全事故频发。因此，建立大学生网络安全教育防范体制，增强大学生运用网络的安全防范意识，是高校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的首要任务。

河北省海兴县赵毛陶张金海，身份证0034216，曾经海军里的一员，转业后以卖脚手架为名，搞，偷盗，拐卖儿童！

四、讨论我国的受贿罪法律完善对策（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刑法对于受贿罪客观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使刑法理论上争论不断，也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把这个规定取消，至少有如下优点：1．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任何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实来描述，但并非每个事实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社会危害性及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事实才是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①]受贿罪的危害或受贿罪本质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收受贿赂行为本身。[②]因此，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收受贿赂行为即对廉洁性产生危害，具有了受贿犯罪本质特征，能够构成受贿罪。至于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或行为，是不能够决定或消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仅是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人的受贿行为都侵犯了犯罪客体，从犯罪本质考虑，该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根本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因此，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的要求，而且使立法更加简明扼要。2．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体现了立法目的的要求从受贿罪立法初衷看，对于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受贿罪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防止职务行为廉洁性受到侵害。而我国现行立法认为仅此还不能认定受贿罪，还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立法这样规定显然不能很好的实现立法目的，不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从目前政策来看，这样规定也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基本精神不符，与人民群众要求更是格格不入，只有取消这一要件，才能理顺这些关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立法中无视这一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众所周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刑罚设置的主要依据，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仅取决于在客观上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而且还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本文建议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非在立法中无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因素，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为“他人谋取的合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应当获得的利益，无需违背职责即可实现，其侵害的还仅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为他人谋取的非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不应获得的利益，相对人若要实现利益，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必然要违背职责，这样行为人在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同时又破坏了职务行为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无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还是在主观恶性上都重于前者，对其量刑从重或加重设置是罪责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国刑法将贿赂罪分为轻型贿赂罪与重型贿赂罪，其划分标准就是以是否存在“枉法意图”，“枉法意图”与我国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似，有“枉法意图”即为重型贿赂罪，其刑罚设置明显重于无枉法意图的轻型贿赂罪。[③]3．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受贿行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取消这一规定可以使法网更加严密，使那些收受贿赂又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分子无法逃脱制裁。同时，取消这一规定能够减轻司法机关在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上、及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困难，有利于加大打击受贿犯罪的工作力度。有人担心，取消这一要件，会混淆受贿罪与亲友间馈赠的界限，可能会导致扩大打击面。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贿赂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公职人员的职务权力的制约性基础之上的，是职权的衍生物，因此，亲友间馈赠无论是在缘由上还是在数额上都与受贿罪截然不同。（二）贿赂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对的受贿罪规定中，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财物”一词外延过窄，其不足前面已作阐述。不正当好处，既包括财物等物质性利益，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前文已作出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建议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意义如下：1．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更符合受贿罪本质从贿赂罪的本质来看，非物质性利益同物质利益一样，都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收受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一样，都会侵害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是当前犯罪的新特点，是犯罪手段翻新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通行做法都将“贿赂”扩展到“一切不正当好处”，我国采用这种做法，不仅是遵守国际义务的要求、顺应了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的要求，而且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受贿罪是以权谋私的犯罪，其本质是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收受或索取的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多元化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能满足以权谋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质或者精神需求。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击受贿犯罪，另一方面却把贿赂限制在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上，势必会放纵犯罪。因此，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正因为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也能够体现受贿罪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所以，把它们包括在贿赂范围之中是合理的。2．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能够使立法更加科学从立法上考虑，将什么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纳入到刑法规制之中，取决于这种行为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所谓“客观性”，是指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是现实生活客观存在的现象，或者虽然当前尚不存在，但根据科学预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确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如果现实不存在，将来又根本不可能出现，现行法律便没有必要作出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贿赂的内容已经不再仅限于财物。公职人员在经济交往中接受公款旅游、色情消费等变相“权利交易”的现象不断出现，产生了一个“权钱交易、权益交易”的特殊阶层，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这种现象不受刑律惩处，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④]所谓“必要性”，是指客观存在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到了必须用刑罚规制、否则不足以预防、惩治和遏制的地步，但现行刑法又无法适用的情况，应当在立法中考虑，将其纳入刑法规定中。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法制有待于健全。各个领域，尤其是行政、经济领域暗箱操作等现象比较普遍，这给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尽管我国当前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贪污受贿行为屡禁不止。从司法实践看，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受查处的领导有“前仆后继”的现象，而且腐败涉嫌金额还不断攀升。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索取或收受“财物”会受到惩处，财物之外的贿赂则被认为名正言顺。人们的需求并不是单项的，物质外利益的一时满足，可能转而促使行为人贪求更多的物质，以便再次或多次满足前次的非物质享乐，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交迭，滚雪球式越滚越滚大。所以有必要修改现行刑法中不合理规定，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将一切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都囊括进来。所谓“可行性”，是指适用刑罚方法惩治贿赂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作为贿赂的利益都是客观实在的，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能和能够加以具体认定的。无论贿赂的内涵如何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能够作为贿赂的，不论是物质、物质性利益还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都具有实用性这一特点，它一方面能够满足受贿人的物质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为行贿人换回某种好处，从这两点来认定是否接受了贿赂，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⑤]（三）设置受贿罪独立的法定刑，合理确定“数额”在受贿罪刑罚中的地位现行刑法典没有受贿罪的独立法定刑的规定，刑法典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及情节，依照贪污罪的法定刑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此种立法是不科学的，受贿罪从行为特征到保护法益均不同于贪污罪，应该拥有独立的，能正确反映行为危害大小的法定刑。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从犯罪本质看是不同的，贪污罪一定侵犯了财产所有权，非法占有财物的数额可以衡量其危害程度，“计赃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受贿罪是贪利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的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贿赂的多寡不影响其用权换利的本质特征，所以它的法定刑设置应该和罪质相匹配，将受贿罪的法定刑依照与其直接客体完全不同的贪污犯罪显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立法以具体的数额来划分受贿罪量刑的标准，结合收受贿赂还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要件，所告知社会成员的是受贿是数额犯，且不为他人谋利的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不是犯罪。受贿罪中的这两个因素，宣示了侵害了社会根本利益的行为可能不受刑罚处罚。立法通过“情节”、“数额”、“为他人谋取利益”等限制了刑罚适用的范围，造成受贿罪法网不密。当然受贿罪刑罚的一旦趋密，会客观上扩大犯罪的范围，但“密而不厉”的刑罚设计是符合现代刑法要求的，可以从刑罚方式多样化、非刑罚方法以及严格限制重刑上兼顾“密”和“不厉”的双重要求，从而也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现行刑法典对受贿在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反之，在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中，立法没有规定任何情况下可以减、免刑事责任的从宽情节。这种实际对国家工作人员网开一面的立法规定，与受贿罪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对此类特殊身份犯应该从重处罚的这一普遍原则相背离。有观点认为，现行立法对贪污贿赂罪的起刑数额之规定与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之数额标准严重失调，不能体现刑罚的公平。[⑥]笔者不同意此观点，从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看，即使贪污受贿不满5000元且情节较轻，也被立法认定为犯罪，而且从罪状描述看，受贿罪无数额的规定，反之，对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立法是做数额较大的成罪要求。之所以有以上观点，是来源于“两院”有关受贿罪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而现行受贿罪立法刑罚量刑幅度过宽，不能够很好的对应刑法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规定，笔者认为依据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责任，可以紧缩量刑幅度，对几类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受贿犯罪明确“重罚”外，对普通受贿犯罪可以采用短期监禁刑，并根据受贿罪的职务经济犯罪特点，多采用罚金刑和资格刑，使得罚当其罪。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根据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其叙明新的罪状并设立独立的法定刑，立法中取消“数额”、“情节”的具体规定，从而严格限制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性解释，明确告知社会成员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国家对受贿行为不论数额均作刑法上之否定;而对于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观判断的因素，如“数额”、“情节”和其他影响罪行等级，可以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四）严格限制受贿罪死刑适用的范围有观点认为，我国对受贿等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选择，成了一种以剥夺价值大的权益为代价保护价值小的权益的手段，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显的构成成本大于收益、投入大于产出的选择，而且给国民培植了诸如财产与生命可以等价的观念，从而人为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因而对受贿这样犯罪的死刑应予废除。[⑦]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死刑本身看，它既不能杜绝或减少犯罪的发生，也不能因其残酷而就此遏止住“行恶”之动机，从来就没有因为严刑峻罚人类就改恶从善，因而不是受贿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罚之效益，而是死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笔者认为在短时期内取消受贿罪死刑缺乏背景条件：我国刑法分则十章中涉及死刑罪名有70个（不包括选择性罪名），而其中两章职务犯罪中有死刑规定为2个即贪污罪和受贿罪，反观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就有17个，如果只单独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人民群众很难认同;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危害后果，也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而在读职罪中并无极刑之规定，公众感情很难接受我国死刑适用范围较广的情况下，单单对职务犯罪网开一面的做法，所以受贿罪死刑的保留是一种“补漏”。笔者认为，受贿罪死刑的废除必须与我国总的死刑政策相匹配，在现阶段不宜单独废除受贿罪之死刑。那么，现行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立法规定是否合理?依照贪污罪死刑适用的标准，刑法典将受贿罪死刑的范围确定为“受贿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笔者认为，这一标准无论从刑罚效益还是司法实践看都是弊大于利，且超过了一般预防的限度。将受贿罪适用死刑的外延定在10万元，即使仅从当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看，也是不合理的。从法律追求看也有悖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历史趋势，10万元作为受贿罪死刑适用的“准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不大，造成受贿可能处以极刑的条件—涉案数额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使得该罪死刑缺乏严格的限制条件，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又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领域中的死刑风险处于不确定状态，罪行的严重性与法定刑的幅度已无比例关系，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现时存在受贿千万未处极刑，而受贿百万却被判死刑的情况，又造成公众的质疑。如果说受贿涉案金额对死刑无影响，但为何立法明确规定对死刑无影响的数额条件，反而对有实质意义的特别严重的情节不加以规定。参考文献：1．张旭：《国际刑法——现状与展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2．马长生：《国际公约与刑法若干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3．毕志强、肖介清、汪海鹏、张宝华：《受贿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版。494．范春明：《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1版。5．林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版。6．孟庆华：《受贿罪研究新动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1版。7．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8．高明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10．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1．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2．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13．肖扬：《贿赂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版。14．杨兴国：《贪污罪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1版。--------------------------------------------------------------------------------[①]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35页。[②] 刘系琳：《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8页。[③] 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版，第128页。[④]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4页。[⑤]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页。[⑥] 何承斌：《贪污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5页。[⑦] 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l版，第534、539页

这个你要查阅报纸，最好是法律类的，还有就是政府解密文献要去你们省图书馆找。

共同犯罪论文参考文献

天下文章一大抄，没事。

一、在毕业论文中直接引用我国法律条文，需要注释；

二、但是，关于具体注释的规范，各大院校都有自己的具体不同的标准，可以按照学校下发的毕业论文的标准格式进行相关注释的写作。

PS：1.首先，在文中引用法律条文，不建议直接引用原文，原因是：若直接引用原文的话，会影论文重复率的数值；建议对条文的原文内容进行修改，用自己的语言将条文内容进行叙述。

2.其次，关于注释的具体规范，下面提供一个范文：

详见《xxxx法》第xxxx条：”xxxxxx

论文摘要一、共同犯罪概述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疑难而复杂的问题,研究犯罪的共同形态对刑事审判具有重要意义。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取决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明文规定,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理论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认为共同犯罪是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的统一。因此在共同犯罪中我们应当将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考虑进去，将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分工情况来看，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四类。二、单位共同犯罪单位犯罪是经单位组织决策机构后形成的整体意志，这种单位整体意志由单位内部组织中的自然人行为转化为单位的犯罪行为。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以共同犯罪的一般标准来评判，单位犯罪是以共同犯罪形态出现的，这也是立法对单位犯罪往往规定追究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原因。三、关于片面共同犯罪理论所谓的片面共同犯罪，是指单方面具有与他人共同参与犯罪的的故意的情形。片面共犯具有，主观联络的单向性，主观上的直接故意性，客观行为上的协同利用性，共同犯罪人类型的多样性,片面共犯的确立可以是片面共犯找到法律上的依据，使其能够罚当其罚，罪当其罪。关键词:共同犯罪；单位共同犯罪；片面共同犯罪；形态；特征；存在必要性。 一、共同犯罪的概述共同犯罪的概念,及其成立条件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疑难而复杂的问题,研究犯罪的共同形态对刑事审判具有重要意义。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取决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明文规定,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从该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理论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认为共同犯罪是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的统一。大部分学者认为，只有在两个以上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之间才能构成共同犯罪。所谓共同必须是：1、各共犯人都明知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2、各共犯人主观上彼此沟通、互相联络，都认识到自己不是在孤立地实施犯罪，而是和他人一起共同实施犯罪[1]。但是同时我国刑法也规定了几种不能构成共同犯罪的形式：1、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成立共犯；2、同时犯不成立共犯；3、间接正犯不成立共犯；4、故意犯与过失犯的某些行为彼此联络或联系，不成立共犯；5、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犯罪行为；6、超出共同故意以外的犯罪，不构成共同犯罪；7、事先无通谋的窝藏、包庇行为，不构成共同犯罪；8、所谓“片面共犯”不是真正的共犯；9、法人犯罪不是共同犯罪，法人犯罪是法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实施的犯罪，因此它不是共同犯罪，法人内部直接参与犯罪实施的人也不成立共同犯罪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共同犯罪的关系，而是作为法人有机整体内部的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简单说就是法人实施犯罪时的内部结构。如果是法人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以下两种情况：1、两个或两个以上法；2、一个或一个以上法人与一个或一个以上自然人共同故意犯罪[2]。《二>共同犯罪的形式共同犯罪的形式，也即共同犯罪的结构是指各共犯人的故意犯罪行为之间相互联系，相会作用的方式。共同犯罪的形式不同起身会危害性就不同。我国刑法只规定了构成共同犯罪的一般条件和犯罪集团，在理论上，则从不同角度，根据不同标准将共同犯罪划分为多种形式。1、犯罪能否由一个人能够单独实施形成为标准进行划分，分为任意共同犯罪和必要共同犯罪；刑法分则规定的一人能够单独实施的犯罪由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时，就是任意共同犯罪；刑法分则明文规定必须由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就是必要的共同犯罪。2、以共同犯罪形成的时间为标准，可以分为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和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在着手实行犯罪之前，各共犯人已经形成共同犯罪故意，就实行犯罪进行了策划或商议的，就是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在刚着手实行或者实行犯罪的过程中形成共同犯罪故意的，则是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3、以共同犯罪行为的分工为标准划分，可以分为简单共同犯罪和复杂共同犯罪；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行犯罪时，就是简单共同犯罪；二人以上共同犯罪存在实行、组织、教唆、帮助等分工时，就是复杂共同犯罪。4、以有无组织形式为标准来划分，可以分为一般共同犯罪和集团共同犯罪[3]人共同故意犯罪；一般共同犯罪是指没有组织的共同犯罪，二人即可构成，没有组织、没有首要分子，不存众人随时参与状态的共同犯罪或是由首要分子组织、策划、指挥众人所实施的共同犯罪；特殊共同犯罪是指集团犯罪，即三人以上有组织实施的共同犯罪，实施犯罪的组织称为犯罪集团，犯罪集团是指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共犯人的分类及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在刑罚的处理上，为了体现法律的公正，使共同犯罪人能够罚当其罚，罚当其罪，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则得以体现，因此在共同犯罪中我们应当将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考虑进去，根据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分工情况来看，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四类[4]。

您好。注释不要在原文中直接注释，而是留个注释号如①，第二个需要注释的地方用②，如是类推。文末统一解释①《刑法》第几条第几款您需要下载一个专业论文参考参考然后就会了。满意请按赞采纳。谢谢。

女性犯罪论文参考文献

不同的犯罪人具有不同的犯罪心理,女性犯罪人除具有一般犯罪人所具有的犯罪心理和犯罪因素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女性犯罪心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 提及女性，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善良、温柔、贤淑，然而古往今来都不乏“坠落天使变恶魔”的 故事 。在现代社会，女性已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妻子”“母亲”“女儿”的角色，她们正逐步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然而，女性在取得成就和地位的同时也出现了违法犯罪日趋增多的问题。也许是无知让她们误入歧途，也许是物欲让她们坠入深渊，也许是畸爱让她们迷失方向，每一起女性犯罪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背后都有她们特殊的心理过程。本文在近年来女性刑事案件办理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女性犯罪特点及犯罪心理，希望能为预防女性犯罪提供思路。

关键词 犯罪 情感 心理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9-0592(2013)11-283-02

一、基本情况

从案件类型来看，女性犯罪罪名较为集中，主要为侵财型犯罪(盗窃、)，故意伤害、性犯罪和毒品犯罪。据统计，上述四类犯罪约占我市女性犯罪案件总数的50%以上。女性由于体力上明显弱于男性，心理上胆小怕事，因此多实施轻体力、隐蔽性的智力型犯罪，较少实施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同时，女性属于弱势群体，多为被保护对象，因此社会上对女性的警惕心理容易降低，女性更为容易得到他人的信任，并且女性也善于利用该性别优势，因而女性实施等侵财犯罪活动与男性相比容易得手。

从受 教育 程度来看，女性罪犯多集中于小学、初中 文化 。文化程度是影响犯罪机率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教育对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情况下，文化程度低则认识水平也相应较低，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不足，导致性格偏激、狭隘，遇事容易感情用事，易采取片面的方式解决问题。同时，受教育水平与法律意识水平成正比，低文化水平人群多不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甚至不知自己的行为已触犯法律。再者，受教育程度低者过早地离开校园步入社会，因认知水平有限，不能明辨是非，容易受到他人的唆使、欺和利诱而走上犯罪道路。最后，文化程度低导致找工作受限，迫于生计，也有女性走上盗窃、卖淫的犯罪道路。

从犯罪频率上看，女性罪犯基本为初犯，累犯和再犯的几率较小，累犯的情况主要发生在盗窃、、贩毒案件中。

二、女性犯罪特点

(一)情感犯罪居多

女性是天生的情感动物，感情细腻、丰富、敏感，且多为感情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女性控制感情的能力明显不足，情绪稳定性差。司法实践中发现，许多女性暴力犯罪的动因源于情感问题，她们的恋爱观、婚姻观、家庭观发生了扭曲，犯罪对象也多为她们感情的倾注者(如丈夫、情夫，近年来针对第三者的暴力犯罪有增多趋势)。当女性对某人倾注了感情，做出了牺牲，换来的却是冷漠、打骂、背叛、甚至抛弃时，女性往往会产生愤怒、嫉妒、仇恨心理。该些负面心理如没有畅通的排解 渠道 ，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在强烈刺激下，仇恨的洪水就会冲破理智的闸门，从而产生残酷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报复行为。

(二)加害者受害者难分

在很多案件当中，女性犯罪嫌疑人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两者之间存在转化过程。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女性在受到伤害后(例如家庭暴力、丈夫婚外情等)，通常会委曲求全，希望以此挽回感情，但现实又常事与愿违。当负面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强烈的报复仇恨嫉妒心理，在该心理的驱使下，部分女性实施了暴力犯罪。另外，一些青少年女性在本应茁壮成长的年纪，因缺少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关爱和正确引导，走上犯罪道路;再如一些被性侵害的女性，因无法承受来自社会、家庭的压力，自暴自弃，最终身陷囹圄。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法律上，她们的行为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法意;但情感上，她们本身也是受害者，有“情有可原”之处，社会应当弥补对她们缺失的关爱。

(三)多团伙作案，女性在其中扮演从属性角色

在封建社会时期，儒家思想要求女性“在家从父、嫁夫从夫，夫亡从子”，因而女性不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这主要是由其生理、心理特点所决定。现代社会，女性仍对男性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性。女性多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同时她们一般不是主犯，多带有胁从、被教唆、帮助犯的特点。

三、女性犯罪心理

女性犯罪多由于安全需求(如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情感与归属需求(如爱情、婚姻)、尊重需求(如成就、地位)未被满足而实施过激行为，以致触犯刑律。以下着重分析几种常见的女性犯罪心理。

(一)嫉妒、仇恨、报复泄愤心理

相比较男性，女性一般承担更多的家庭职责，投入在家庭建设上的时间和心血也更多，因此女性对于婚姻家庭的期望和重视程度远超男性，一般表现为希望婚姻延续、家庭幸福。但现如今婚外情现象日益蔓延，使得部分家庭陷入情感危机;家庭暴力现象仍屡禁不止，为女性犯罪埋下不定时炸弹。

1.家庭暴力

封建时期男子凌驾于女子之上，认为可以对妻子随意打骂，该种思想至今仍有残余，尤以农村为甚。执法机关一般不插手普通家庭纠纷、居委会村委会不管也是常态，这也导致女性在家庭暴力中长期处于无助境地。加上性格懦弱、经济不独立，以及“家丑不可外扬”等传统思想的影响，妇女受到家暴后常选择默默忍受，这又进一步助长了丈夫的暴力倾向。当仇恨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性格偏激者会产生“鱼死网破”的复仇心理，此时琐碎的小事就会触动“情绪的扳机”，用她们特殊的方式发泄对婚姻的不满，因此我们看到弱女子身上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大案。

2.婚外情

除了家庭暴力外，夫妻之间的不忠实也是造成女性犯罪的重要原因。当今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正在弱化，诱惑因素逐渐增多，一些人产生了扭曲的婚恋观，对家庭不负责任，纵情过度，男性在该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心理学上认为女性的原则性、精神性较强，对婚姻的期望值也高于男性，因此一旦婚姻家庭出现变化，女性极难接受变故，心理极易发生扭曲，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的原则，以求精神上的慰藉。此类案件中，被害者多为丈夫或情夫，但近年来“原配怒杀小三”的恶性犯罪增多，影响恶劣。杀死情敌固然存在一时激情冲动犯罪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对扫除障碍、恢复原有家庭生活的向往。同样的，作为第三者的女性，也会因为被冷落、抛弃而产生仇恨心理，或是出于为自己的感情扫除障碍的目的，采取极端的 方法 解决感情问题。 (二)逞强斗狠心理

心胸狭窄、小心眼也是女性的标签之一。心胸狭窄的女性自我排解情绪的能力普遍差，极易产生争强好胜心理。平日细小的邻里矛盾、家庭纠纷如没能及时化解，容易形成积怨以致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例如我市2011年发生的一起恶性杀人案件，邻里间因琐事产生纠纷，长期不合。案发当日，母亲、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共同商议如何报复，并积极准备作案工具。傍晚在家门口遇到被害人一家后，儿子、母亲、女儿、儿媳分别持匕首等工具共同打击手无寸铁的被害人，最终造成三人死亡、一人重伤、数人轻伤的严重后果，最终上述几人均以故意杀人罪定罪。这种因邻里纠纷而导致的恶性凶杀命案并不多见，而全家人一起作案更是罕见。双方多年的恩怨，难解的怨气，酿成了一个人间惨案。该案件三名女性罪犯的犯罪动机外表上看只是个“气”字，其实质是心中没有法制观念，因为某些微小利益受到侵犯或者受到损害便放纵宣泄，逞强斗狠，走上犯罪道路。

(三)铤而走险心理

在现代社会，女性在继续相夫教子责任的同时，也部分地承担起了家庭供给，更有单亲妈妈等群体几乎需要独自供养家庭。然而，女性在就业、待遇等方面极易受到歧视及不公正待遇。部分女性无一技之长，无固定职业及住所，缺乏生存能力，为生计容易为财而铤而走险，实施盗窃、、色情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

(四)爱慕虚荣、急功近利心理

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投入最小、利益最大”的功利性也潜移默化着民众的价值观，女性爱攀比、好嫉妒的性格特点更加剧了这种现象。当现实与理想无法平衡时，部分女性迷失方向，有的走上盗窃、、贪污、受贿的不归路，有的贪婪地出卖肉体换取不义之财;有的甘愿做第三者，埋下犯罪隐患。心理学研究分析，女性的意志力弱于男性，在具有同样的接触钱财物的情况下，女性更容易为贪婪所侵袭。并且，女性的认知系统较为薄弱，很多时候都是以自己的低级需要和直接 经验 为标准，因此很容易被小恩小惠所诱惑，从而沦为他人的犯罪工具。

(五)自暴自弃，放纵心理

女性的心理承受能力普遍不如男性，因此在遇到挫折、创伤后容易颓废，产生消极厌世情绪，进而“破罐子破摔”走上犯罪道路，该种情况在性犯罪中多见。对于性过错，社会对女性的批判明显多于男性，在强大压力面前，一些女性不敢、不愿、甚至不能通过正常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继而产生自暴自弃心理，沦为卖淫女，进而极有可能演变为组织卖淫、强迫卖淫者。

(六)无知、盲从心理

该种情况多发生在未成年女性，该群体在世界观和价值观未完全形成时即接触社会，从而误入歧途。

女性犯罪虽然在绝对数量少远低于男性犯罪，但其上升势头明显，其对于家庭、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通过对女性犯罪心理的分析，针对不同的犯罪心理，设计不同的应对策略，可以为预防和减少女性犯罪提供思路。笔者倡导在社会上多些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多打温情牌、亲情牌，及时对负面情绪进行疏导、化解，从而从源头上减少犯罪诱因。当然，女性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减少和预防女性犯罪同样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从女性自身、家庭、社会多管齐下，将保障女性权利的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女性越来越多的参与到社会各类事务中来，但是与此同时也导致女性犯罪的比例逐年上升，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基于此，本文主要针对女性犯罪者进行了心理分析，并提出了几点防范措施。

关键词 女性犯罪 心理分析 防范措施

作者简介：瞿业，六盘水市广播电视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2-240-02

在家庭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一条重要的维系纽带，那就是女性，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其心理特征相对于男性来说，最突出的在于富于更多的情感，因此女性的神经系统兴奋程度更高，在受到刺激时很容易产生各种敏感的反应。基于此，女性的犯罪现象要比男性少很多，不过一旦女性成为罪犯，将会造成极为严重的情节。最近几年以来，女性犯罪行为逐渐增加，阻碍到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研究女性犯罪心理，提出并落实有效的防范措施成为了现阶段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女性犯罪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一)女性犯罪的主要类型

(1)暴力犯罪。相比于男性来说，女性暴力犯罪的现象要少很多，不过随着妇女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在社会活动中的参与范围越来越大，女性暴力犯罪行为也在逐渐增加，特别是现阶段女性故意伤害及杀人犯罪等问题愈加严重，而被伤、被杀对象则主要为丈夫，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被动性。(2)财产犯罪。相关调查资料表明，女性财产犯罪的概率也有上升的趋势，主要表现为盗窃、贪污及罪等，该类犯罪是女性犯罪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类型。(3)性犯罪。在整个女性刑事犯罪案件中，性犯罪的比率最为突出，并且严重腐蚀到了社会的正常有序发展。其主要特点为流动性、隐蔽性及依附性等，主要表现为聚众淫乱、引诱或容留妇女卖淫罪等。

(二)女性犯罪的具体特点

(1)女性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具有被动性。虽然目前社会发展中强调男女平等，但是由于男权主义仍然在家庭关系中广泛存在，家庭暴力问题的频繁发生导致很多妇女无法再继续忍受虐待，一部分女性并没有通过法律形式维护自身权益，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2)女性犯罪的主体具有年轻化、高文化程度的特点。有调查研究发现，女性犯罪的特点越来越趋近于男性犯罪，尤其是青少年的犯罪在逐年增加，而且女性犯罪存在年轻化的特点。(3)女性犯罪的手段具有明显的欺性。由于性别差异，女性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通常都不会直接采用暴力手段，而是通过、投毒以及盗窃等方式来达到犯罪目的。(4)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依赖性。由于女性受到生理条件的局限，在体力上弱于男人，因此在社会中是一类较为弱势的群体，所以很多女性犯罪人多会为男性犯罪人进行踩点或者为其提供更多的犯罪工具，犯罪行为具有明显的依赖性，经常会出现在一些团伙犯罪当中。

二、女性犯罪心理的形成因素分析

(一)家庭因素

(1)一部分女性在家庭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了明显的人格缺陷。相关部门研究发现，在一些家庭关系比较紧张，甚至是在一些关系破裂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性格都存在冷漠、阴郁等特点，而很多少女为了逃避家庭带来的不愉快，过早的在社会中游荡，想要从中寻找更多的安慰，不过由于其在社会中接触了很多不良因素，最终导致犯罪心理的形成。(2)家庭暴力可以说是家庭美满生活的腐蚀剂，同时也破坏社会稳定发展的一颗定时炸弹，很容易造成婚姻的破裂，子女在此时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而在农村，发生家庭暴力的概率要比城市高很多，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特别是在这些家庭中的女性没有直接的经济收入，地位较低，受到丈夫的打骂是经常的事情。一部分男性由于受到男权主义的影响，认为丈夫永远要比女性地位高，可以随便打骂妻子，甚至于一些女性觉得在遭受到暴力虐待之后是一种家丑，难于对外人启齿，因此一旦这种伤害超出妇女的忍耐底线，她们都会直接通过伤害或者杀害的方式来反抗丈夫，从而形成犯罪。

(二)社会因素

(1)社会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传统的观念中存在“男尊女卑”的思想，而且儒家文化中推崇女性要“三从四德”，千百年来压制着女性的自由发展，导致很多女性的心理遭受到长期以来的压制。(2)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观念遭到了彻底的颠覆，逐渐开始塑造现代新型女性，导致很多女性产生了强烈的“高消费”欲望，很多女性的“拜金”行为明显，她们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和财富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3)外界传媒的不良诱导也是女性形成犯罪心理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一些黑色反动的、黄色淫秽的文化传播，直接影响到了女性正常人格的塑造和形成。

(三)个人性格因素

从女性犯罪心理形成的自身因素来看，通常可以分为不良心理、变态心理以及精神疾病症状等三个大类。其中不良心理主要表现为情绪遭受长期的压抑而变得暴躁，产生较强的报复心，还包括较强的贪婪欲望及明显的自私心理等。另外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的整体消费水平，一些妇女为了贪图享受、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逐渐产生了严重的贪婪心态，导致其愈加爱慕虚荣，使得其为了尽可能的满足自身产生的畸形需要，不惜采取犯罪手段来谋取利益。此外，还有一部分女性在刚开始时通常都处于被害状态，但是由于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权益，维权意识淡薄，逐渐在后期从被害者的身份转化为害人者，伴随着其强烈的报复欲望最终发生犯罪行为。

(四)个人生理因素

在女性犯罪中最为常见的类型为性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女性个人生理因素的影响。首先，与男性相比，女性的青春期变化要早一到两年，体内的雌性激素分泌量多于男性的雄性激素，因此会过早的对异性产生更为敏感的体验。其次，生物学上认为，当女性在处于月经期、怀孕期以及绝经期等各个生理周期时，会直接对其生理状况及心理状况产生影响。除此之外，一部分女性还会由于植物神经的紊乱，导致大脑皮层失调，很容易产生心烦易怒的情绪，一旦受到不良刺激，将会大大增加女性犯罪的几率。 三、女性犯罪的防范措施

(一)加强女性心理知识的教育力度

女性犯罪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家庭的正常生活，并且会给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 反思 。因此，应该将加强女性心理知识的教育力度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首先，要加强对女性进行 心理 健康知识 的教育力度，通过开设一些专业课程及相关讲座等，推广心理健康知识教育。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橱窗等各类型的宣传媒介，营造女性心理健康知识教育的良好氛围。另外，还要加强女性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咨询及治疗机构的建设，在市场机制的促进下，促进女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并不断扩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队伍。要充分的认识到，女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离不开人的努力，因此提高教育团队的素质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在保证数量的同时，针对现有的教育工作人员，大力开展相关的专业知识及必要技能的培训工作。最后，还应该不断完善女性心理健康的测评制度。通过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及财力，积极创造条件，做好女性心理健康测评工作，不断的从信息反馈中寻找问题、改正问题，确保心理教育工作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二)加强女性思想水平的认识程度

一方面，要重塑妇女的传统观念。中国儒家文化自古以来推崇女性应该“三从四德”，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发展。随着新时代发展过程中带来的变化，女性婚姻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大部分女性犯罪就是因为在处理家庭婚姻矛盾时发生的，因此如何正确解决家庭矛盾已经成为了这些女性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所以，现阶段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倡导女性自尊、自立、自强的精神，在遭受到家庭暴力的破害时，在面对社会中出现的各种诱惑时，一定要保持冷静，通过正确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一部分女性的生活态度过于消极，而改变这些女性的思考方式也是一个重要任务，帮助女性形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确立新的生活目标，有利于降低女性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对女性犯罪个体进行心理治疗

针对女性犯罪个体，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进一步加快相关心理矫治机构例如劳教所、戒毒所以及监狱等的建设，同时要做好犯罪个体的心理治疗工作。由于现阶段在刑罚执行的过程中，很多机构没有深刻的认识到心理治疗的重要性，严重缺乏专业的心理治疗人员，针对这种状况可以加强与大专医学院校以及医院等的合作力度，配合社会力量来做好女性犯罪个体心理治疗工作。另外，我们要不断的更新和借鉴现阶段心理科学的相关知识与原理，根据我国女性犯罪个体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应用，尽可能的起到改善女性犯罪心理治疗的效果。在这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女性犯罪个体的心理治疗并不是特殊的治疗，其与一般心理治疗的本质是一样的，在治疗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把她们当作犯人来看待，而是应该将其作为病人，尊重她们的人格，与他们友好沟通，建立融洽的治疗氛围，增强她们的自我整合能力，改变她们的心理结构，使其逐渐对其生活方式感到满意，从而改善女性犯罪个体的心理状态。

四、 总结

总而言之，女性犯罪需要得到社会各界长期的关注。本文主要针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女性犯罪心理进行了分析，因此女性犯罪的预防措施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一定要更加全面、更深层次的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的预防并减少女性犯罪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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