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研究论文

宋代研究论文

宋词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研究宋代的史籍及著作《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虞云国先生的《细说宋朝》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祖宗之法》苗书梅《宋代官员的选任和管理制度》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梁庚尧《南宋的乡村经济》曾瑞龙《经略幽燕》王曾瑜《宋代军制初探》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988年白钢全书主编、朱瑞熙分卷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宋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戴建国《宋代法制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396页戴仁柱《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刘晓译邓广铭《辛稼轩年谱》，上海古籍1979年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学生书局，1989孔繁敏《包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元，1998梁庚尧《南宋的土地利用政策》，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46种，1977年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庄景辉译本宋代官箴研读会编《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东大图书公司，2001苏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孙国栋《唐宋史论丛》，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唐代剑《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线装书局，2003，姚瀛艇《宋代文化史》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其凡《宋初政治初探》，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等等。宋代历史的基本史料主要有《宋史》，北宋史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南北宋之交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总论性论文王曾瑜 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朱瑞熙 二十世纪宋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孙景坛 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宋代诗文研究论文

《论词的叙事性》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邵雍的快乐诗学》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苏轼对白居易的文化受容和诗学批评》橄榄第11期（日本宋代诗文研究会会刊,）《宋诗“晚唐体”辨》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宋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用现代文化意识阐释苏轼》 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淮海居士未仕心态平议》 文学遗产1997年第6期《余靖诗学及其诗之通趣》 文学遗产2001年第4期《文学史研究的新创树》 复旦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古典自然哲学与山水诗中的自然意象 吉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宋代三居士名考》 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宋初诗坛白体辨》 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中国文化中的疏狂传统与宋代文人的疏狂心态》台湾中山人文学报第九期（）《人生悲剧意识于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与探索》 1989年第4期《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 求索1997年第4期《宋代隐士隐居原因初探》 求索1999年第4期《浪子词人柳永与正统君臣审美意识的冲突》 学术研究1997年第3期《宋代隐士作家的自由价值观》 学术研究2000年第6期《苏轼文学观念中的清美意识》 学术研究2001年第6期《试论盛宋诗的雅化倾向》 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模糊化与古典诗歌》 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斜川之志的文化阐释》 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狂者进取--宋代文人的淑世情怀》 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11期《苏轼谪居或外任时期的疏狂心态》 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评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 中国韵文学刊1996年第1期《柳永对宋玉的受容》（译文） 中国韵文学刊1997年第1期《摘疵指瑕以古为鉴》 中国韵文学刊1999年第1期《史论求期通而深》 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第2期《稼轩词中的雅人格意识》 宁波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稼轩词英雄人格意识探微》 广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试论苏轼的文化原型意义》 烟台师院学报1990年第1期《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群体研究述评》 北方论丛1997年第1期《女娲、武姜、<红楼梦>女儿国--一个原型题旨的文化变迁》 殷都学刊1992年第2期《<牡丹亭>的双重文化题旨》 殷都学刊1993年第1期《小晏词内涵的对比结构分析》 殷都学刊1998年第2期《王介甫又称介卿、介父》 阴山学刊2001年第3期《中国古代的隐士、居士和名士》 文史知识1997年第8期《传承高贵：文学遗产研究的当代使命》 粤海风1999年第10期《纤纤的诗世界》 诗探索1998年第1期

易安词嘛，怎么答的苏轼额？

古代诗歌鉴赏技巧 作者： 刘凯 凤凰出版社 古老的中国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古代诗歌就像中国文化浩瀚海洋里的一颗明珠，熠熠闪光。璀璨的光辉映照你我，以它那或阔大或深曲的意境、或澎湃或温婉的情韵、或典丽或朴质的语言怡养着我们的性情，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由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环境的变迁，普通读者尤其是中学生，鉴赏古代诗歌仍有一定的困难。作为每年的高考专项，古代诗歌的鉴赏正日益爱到大家的重视。不过从每年的高考成绩看，古代诗歌鉴赏得分不高。虽然花的时间不少，但收效甚微。究其所以，固然和中学生的知识面狭窄、人生阅历不足有关，但最为主要的还是方法不当。因此，掌握一定的鉴赏技巧也就显得益发重要。这也就是编纂此书的目的。~~~~~~~~~~~~~~~~~~~~~~~~~~~~~~~~~~~~~~~~~~~~~~~~~~~~~~~~~~~~~~~~~~~~~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作者：万禾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为了积极配合高中新课程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的教学要求，适应新课程高考的要求，参照《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方案》，特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编写《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两本配套用书。本丛书有以下特色： 一、首家推出“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是考取第一层次（重点本科）必考内容，又属“史”无前例的新题型。我们参考部分高校自主招生试卷、台湾高考卷以及具有探索性质的海南等省高考卷，确定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以有一定限制性的开放性主观题为主，其难度略大于常规高考题，题目细分为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散文、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现代散文四个板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二、选文针对性强，试题原创性强我们根据近年浙江省高考语文试题和各省市高考卷所选诗文的特点与趋势编选诗文，注重选文质量，侧重名家文章。试题编制强调原创性、独创性，答案参照权威鉴赏辞典并经过学生实践后制定，确保试题与答案的准确性。另外试题、分值按照高考卷惯例设置，便于使用。~~~~~~~~~~~~~~~~~~~~~~~~~~~~~~~~~~~~~~~~~~~~~~~~~~~~~~~~~~~~~~~~~~~~古代诗歌与名句名篇(高中语文)/龙门专题作 者： 蒋念祖，陈国林 主编，孙国强 本册主编出 版 社： 龙门书局龙门专题》是针对中等程度及中等程度以上的学生研究开发的，尤其是对尖子生来讲，《龙门专题》是必备图书！这套书在设计上全面贯彻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中等程度的学生要特别注意：“知识点精析与应用”部分侧重夯实学生基础，重点在把基础知识讲细、讲透，适合为中等程度的学生奠定扎实的基础；“能力拓展”部分重点在于拓展学生思维，直接与中高考的难度、题型接轨，适合中等学生提高成绩。同步学习使用：《龙门专题》每一节内容都是按照教材的顺序编排的，因此可以随着教学进度同步使用，老师讲到哪里，就紧跟着做透哪一本专题。中高考复习：“基础篇”适用于第一轮全面复习，全面梳理知识点，从这一角度，专题比任何高考复习资料都要详细、全面：“综合应用篇”适用于第二轮专项复习，尤其是跟其他专题、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综合时，事半功倍。“万变不离其宗！”考试题目都是由基础知识演化而来的，因此基础知识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准确地理解、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才能灵活、轻松地应用和解题！使用《龙门专题》打基础，重点注意每节的“知识点精析与应用”，它分为三个小部分：知识点精析：可帮助学生更全面的理解重点，突破难点；解题方法指导：通过经典和新颖的例题帮助学生掌握解题规律和技巧： 基础达标演练：可以即学即练，便于巩固。“能力拓展”栏目是在牢固掌握基础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应试能力的，它同样包括三个小部分：释疑解难：以综合性，关联所学知识，并作深度的拓展和延伸；典型例题导析：最具代表性的例题、全面的思路分析、有的放矢的总结和反思，培养学生的解题技巧和方法：思维拓展训练：完美的拓展训练设计，提升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知识点精析与应用”用于梳理知识脉络，掌握基本知识点；复习时侧重使用“能力拓展”栏目，这部分立足于教材，对中高考必考内容进行拓展提升，也包括了一些难点和失分率较高的内容。此外，“本书知识结构”、“本讲知识网络图”能帮助学生迅速快捷地掌握全部知识体系，提高复习效率。在中高考的复习备考中，还要注意：近年本专题知识在高考（中考）中所占分数比例，紧跟第二轮专项复习节奏使用。~~~~~~~~~~~~~~~~~~~~~~~~~~~~~~~~~~~~~~~~~~~~~~~~~~~~~~~~~~~~~~~~~~~~~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作 者： 田福春，杜静卉 主编出 版 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是《决胜高考》丛书中的一本，由北京海淀区中学语文专家精心打造。作者精心挑选了与知识方法相匹配的历届高考题及与高考有关的习题供读者练习。书中另附有2008年各地高考古代诗歌题，可以帮助考生提前进入备考状态，在考试中取胜。 本书从古代诗歌的分类、意象的分析、意境的分析、写作手法的分析、思想感情的分析、语言风格的分析六章节对诗歌鉴赏中所涉及的问题加以分类解说。每一分类中都包括三个环节：锦囊妙计、小马过河、恍然大悟。 本书侧重实用，可操作性强，省去了教师整理知识点、挑选习题的过程，可拿来即用。学生即便没有老师辅导也可以独立完成古诗鉴赏的复习。 本书可供中学生、职业高中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及语言文字工作者使用，也适合中学语文教师备课时参考。 ~~~~~~~~~~~~~~~~~~~~~~~~~~~~~~~~~~~~~~~~~~~~~~~~~~~~~~~~~~~~~~~~~~~~~中国古代歌诗与当代歌词鉴赏作 者： 赵飞 编著出 版 社：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书共十二讲。导言讲述了古代诗歌与当代歌词承上启下的渊源关系，旨在引导学生溯千年文化之流，饱览我国民族精神人文风光。第一讲至第十一讲，着重探讨了十个时下大学生至为关注亦为之困惑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进取不息的人格力量在时空坐标上的悲剧意义？女性至美的社会价值以及古代女性形象留给我们今天的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坦然地做到笑对人生宠辱不惊？怎样处理对精神和生活有着重要支撑作用的亲情和翃？经得起时空跨度考验的爱情方为真爱、至爱；从伟人光彩中的瑕疵看人物个性的丰厚性；“大我”、“小我”完美集合于一体方为最高至善之境界……。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提供更大的自学空间，教材在最

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卒于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宋临川人（今 江西省东乡县上池自然村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编辑本段]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编辑本段]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梁启超的《王安石传》，他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王安石的写照。[编辑本段]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编辑本段]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编辑本段]王安石诗词 词：《桂枝香·金陵怀古》 浣溪沙 南乡子 渔家傲 菩萨蛮 桂枝香 千秋岁引 菩萨蛮 伤仲永·集句 诗： 梅花 明妃曲二首 商鞅 书湖阴先生壁 元日 棋 登飞来峰 泊船瓜洲 与薛肇明弈棋赌 诗输一首 春夜 北山 葛溪驿 示长安君 -------------------------------------------------------------------------------- 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归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继。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南乡子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恣行游，上尽层楼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渔家傲 平岸小桥千嶂抱，揉兰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 午枕觉来闻语鸟，攲眠似听朝鸡早。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菩萨蛮 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一两声。 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千秋岁引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 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 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它情耽阁！ 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谩留华表语， 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菩萨蛮。集句 海棠乱发皆临水，君知此处花何似？凉月白纷纷，香风隔岸闻。 啭枝黄鸟近，隔岸声相应。随意坐莓苔，飘零酒一杯。 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明妃曲二首 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商鞅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万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棋 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 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 登飞来峰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 华发寻春喜见梅，一株临路雪倍堆。 凤城南陌他年忆，香杳难随驿使来。 春夜 金炉香尽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北山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葛溪驿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灯明灭照秋床。 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 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 鸣蝉更乱行人耳，正抱疏桐叶半黄。 示长安君 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 革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 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钟山晚步》 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槿篱竹屋江村路，时见宜城卖酒家。 孤桐 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 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 《谢公墩》 万事付鬼�，耻辱何足论。 《岁晚》 月映林塘淡，风含笑语凉。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的，扶衰坐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 《山行》 出写清浅景，归穿苍翠阴。平头均楚制，长耳嗣吴吟，暮岭已佳色，寒泉仍好音。谁同此真意，倦鸟亦幽寻。 《伤仲永》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题贾魏公耽遗像 宋 王安石 功臣烜赫在三朝，经术从容辅汉条。 儒服早纡丞相绂，戎冠再插侍中貂。 开仓六塔流民复，出甲甘陵叛党消。 甲第至今空画像，当年于此识风标。 ——引自《南皮县志》第775页。[编辑本段]诗歌点评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为绝唱。东坡见之，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作：“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图画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编辑本段]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佑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佑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佑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佑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佑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佑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佑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诏以故官知江宁府。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佑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编辑本段]王安石故居 在清溪路附近的半山亭，今南京海军军事学院内。 王安石（1020—1086）生在江西，却与金陵有着不解之缘。他在金陵度过青年时代后，又来此两度守孝、三任知府，前后生活了20 孝、三任知府，前后生活了20年，逝世后葬于钟山脚下。 1076年，56岁的王安石第二次出任宰相不久，与保守派发生争端，遂于是年10月复求罢相，赵顼应允，给王安石一个“判江宁府”的官衔。回到金陵后，王一直没去衙门视事，第二年六月辞官，在城东门到钟山途中的白塔为自己建造了这所居室。因主塘距江宁城东门7里，距钟山主峰也是7里，所谓半途上处，故将居室命名为半山园。在园内，王安石结交了许多高逸之友，包括米芾、李公麟、欧阳修和苏东坡等。有一次苏东坡乘船经过金陵，王安石特地骑着驴子，穿着粗布服到江边去迎接。苏东坡也不冠而敬揖，日：“轼今日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说：“礼岂为我辈设哉！”既而两人说佛吟诗，王安石还邀请苏东坡同游钟山，并各自赋诗纪游。可见两个人政见虽不同，但私交和诗文之谊还是非常深厚的。王安石的文章峭拔深刻，卓然自成一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他的诗词，也“与众颇异。要之渊源风雅，洗削浮华，可谓无邪者也。”经粗略统计，他有关南京的诗词作品达三百首左右。 1084年，王安石得了一场大病，神宗派国医到江宁府给他治病。病好以后，他上书皇帝请求以自己的住宅改建寺院，神宗赐额“报宁排夺”，又称半山寺。

宋代绘画研究论文

摘 要：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巅峰，宋代的山水画也逐渐发展成熟，形成了许多具有生态意蕴的生态文本，在这些生态文本中，自然山水，人与自然，艺术与生命之间形成了对生性中和，共生性中和，和整生性中和，进而构成了宋元山水画的生态大和。 关键词：宋元山水;生态美蕴;共生之美;整生之美 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巅峰时期，而描绘自然情怀又是中国画的重要母题之一，从宋代开始中国山水画开始逐渐发展成熟，并体现出了极其深厚的文化精神内涵和哲学底蕴。中国人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描述，把自己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而艺术作为“天地之和”的产物，首先就是天地间万物和谐共生的反映，是宇宙广大和谐生命的缩影，作者通过艺术作品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进而体现出生态中和之韵味，从而形成了山水画这个不断生长的生态文本，在这个生态文本中，自然山水，人与自然，艺术与生命之间形成了对生性中和，共生性中和，和整生性中和，儒家与道家和禅宗的思想也在其中耦合发展，构成了生态大和，深刻地影响着宋元山水画独有的生态审美意蕴。 一、宋元山水画生成背景 早在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中最早的山水画就已经出现了，文中写道：“山有面，则背向有影，可令庆云西而吐于东方……西去山，别详其远近……”这些文字便体现出了山水的特有样貌。在之后，艺术家宗炳在山水画论《画山水序》中阐明的山水与道的关系，也为中国的山水画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从而影响了后代山水绘画的趋势与山水画的特征。之后，王微创作的山水绘画理论著作《叙画》，点明了传统山水画不是地理绘图，而是为了进一步表达文人与画家们真情实感。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出现，使中国古代文人画家们的创作开始逐步深入，并且开始注意到山水画的内在的表现效果。从宋代开始，传统的山水画已经开始达到了顶峰时期，这一阶段的官僚与皇室贵族士大夫阶级都开始关注与沉醉于山水画的创作。传统的山水画在宫殿与贵族厅堂中几乎到处都可见，并且也有一些小尺幅的山水画作品出现在案头与家中。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文化与艺术的重视与钟爱程度日益加深，很多人为了体验自然万物的美好，常常亲身投入自然当中，去体验大自然的美妙与万物的灵性，并为此创作了大量的精品山水画作品，从而便开启了宋代这个山水绘画最为繁盛的时期。 二、宋元山水的生态之美 在宋元山水画中处处都渗透着无限的生态之美，天地山川，花鸟树木，都在画家的秒笔下呈现出气韵生动、虚实结合、缥渺致远的生态景致，而山水画作品便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山水风景画。中国传统的生态山水作品从来都是秉承着“师法自然”的创作准则，徜徉于天地万物之间，品味着自然天地的美好，并将创作者内心的感情寄托于山水之中，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的山水画作品。 由于南北地貌气候条件的差异，反映在山水绘画中就呈现出不同的生态意向：在北方的山水场景中多峻岭与巨石、悬瀑与峭壁。在艺术创作与山水画描绘中石头菱角分明，树木褐色参天，山峦起伏，笔法刚劲有力。正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描绘到的“西北之山多浑厚，天地非为西北偏也。西北之地极高，水源之所出，以冈陇臃肿之所埋，故其地厚，其水深，其山多堆阜盘礴而连延不断于千里之外。介丘有顶而迤逦拔萃于四逵之野。如嵩山少室，非不拔也，如嵩少类者鲜尔，纵有峭拔者，亦多出地中而非地上也”。可见，北方的山水人文特征大体上给人以一种雄伟、壮观、粗犷、凌厉的生态美感。而南方的山水地貌却有着别样的风貌，南方峰峦叠起，雾霭繁花，江河复苏，画中用笔多温和细致，线条平缓朦胧。从山水画意上更突显出天真淡泊，宁静致远，婉丽和谐。董源作为南方山水画派的开山之祖，作品多描写江南之景，在他的作品《潇湘图》中，山峦起伏平缓，山脚林木扶疏，郁郁葱葱，水波不兴。整幅画作清新秀丽，雅致和谐，这便是典型的江南之景。因此，南方的山水作品给人一种平淡天真、秀雅温柔的生态美感。南北方的山水画作在审美特征和意态状貌上形成了深层次的对生之美，也进一步构成了生态中和之美。 三、人与自然中和的共生之美 宋时有名的艺术家们常常过着隐居山林的生活，这也对他们的绘画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艺术家们倾心于传统山水画的创作，使宋代的山水画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历史成就，进而形成了人与自然中和之美。 纵观宋代山水画作品，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与内涵，但人物往往不占主导地位或根本没有在画作中出现，可这并不能说明人只是山水画创作中的衬托部分，而是进一步表达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审美情境。这并不是刻意的表现自然或人文，而是“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三国魏・王弼：《老子注・第五章》）在这期间，人作为自然万物的一部分理应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万物，这样才能使人与自然的精神达到和谐与统一，并且使人与自然相互促进发展，进而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生境。在艺术创造中，人与自然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中和的共生发展。在“天人合一”的道家观点中，人与自然是合二为一的，人融入自然万物的同时，也使本心回归自然当中。米友仁云：“画之为说，心画也”。在文人的艺术创作中，人与自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与自然息息相关的生命存在。所以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不是人对于自然的掌控，而是自然与生命交融的过程。宋代艺术家讲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他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认真留意体味自然万物，抓住山水的细微特点，精妙的表达出直接内心的真情实感，最终达到 “中得心源”的艺术境界，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这不仅是对艺术家们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欣赏者们在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与艺术家产生共鸣的巧妙途径，这是一种对生性中和，在这种生态的中和中体现出画作之传神。因此在宋代，人们将传“神作”为创作中的最高要求，此处的传神之作便是人与自然中和构成的美的整体。例如，宋代著名山水画家范宽创作的《溪山行旅图》，在整幅画采用全景式构图，上有天，下有地，树木高低错落。从外部看，高耸的山峰，飞泻的瀑布，山丘与亭台，和若隐若现的溪流，这些创作元素都在范宽的笔下被生动的描摹出来。这些线条不仅表达出作者体味到的山水美蕴，也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情感意蕴。这中的天地万物，与儒家“礼”的思想不谋而合，体现出儒家的伦理纲常。这幅画表面上似乎描绘的是关陕地区的自然风光，但是我们在当地却未曾发现与画中类似的景象，可见这是范宽对这一地区山水意象总结与提炼，其实这也更是作者对自己内心中自然的浓缩，整部作品展现出宋代山水画作品可游可居的高深境界，表现出山水之间的中和美，体现人与自然共生的情境，形成最具美感的生态意境。 四、艺术与生命“气韵生动”的整生之美 宋代的传统山水画意境幽深，在画中往往通过刚柔、动静、远近、虚实等技法，展现出自然生态与生命律动相契合的生态艺术作品，从而显示出人的生命与自然生态相融合后所体现出的自然整生之美。 中国绘画的第一准则便是“气韵生动”，在山水画的创作中正是体现出了这种自然生态审美智慧。正像曾繁仁先生所说的：“国画‘气韵生动’的重要美学原则是将大自然作为有生命的灵性之物加以描绘的。”并且此时的艺术作品不是独立的生命体现，而是自然生命之整体蕴含。在对自然生命的整体观照中，人之生命融合于自然万物生命中，并且人之生命与自然生命融合的同时，人之生命得到了进化与升华。在生态审美艺术作品中，作者追求的是自然生命的整体和谐之美，艺术家把山水自然视为一大生命。生命万物彼此相连，相互需要，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正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说：“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渔钓而旷落。”山川、草木、云霞全都是自然万物生命整体的组成部分，在这万物的生命整体之中，各个部分和谐共生，焕发出别样的生机与活力。 总之，宋元山水画虽是艺术的，但也是生命的，宋元山水画将人与自然和艺术连接起来，用艺术的手法，表现自然万物的美的同时，表达出艺术家关于生命的感悟与人生的追求。在中国画论中，绘画不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想的诗意表达，更是宇宙和谐生命系统的一部分。艺术家以中和为美，致力于表现的是宇宙生命的广大和谐。在构图、笔墨等作品构成的形式方面也渗透着浓郁的生态意识。它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在方寸间，感知万物，感悟生命，纵情于山水之中，表达人们对自然生命的崇敬;同时也让人们留恋与山水性情，体味生命的情趣，让人突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将人与大自然万物真正的融合起来，只有这样，山水画的创作才能超越人类审美的想象，和大自然和谐共生达到全新的艺术境界。进而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艺术与生命合二为一的整生生态审美境界。 在宋元山水的世界里，山水画家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却又融合着道禅思想。人们感受到使心灵深沉、静默的和无限的自然汇合在一起的巨大力量，就像倪云林的一山、一水、一丘、一壑，简之又简、确实自然最深最厚的形状，纵然天地毁灭，此山此水精神不灭，这便是生态的永恒。山水之间融汇了一条回家的路，在当今社会中，人们若想再建美学传统，更要回归中国古典山水美学中的美妙意境。中国人看山看水其实就是在看我们自己的人生，山水中的自然是一个让人心驰神往的自然，也是古人为我们留下的永恒的精神家园。如今的人们依然向往山林悠壑，依然渴望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所以宋元山水所蕴含的主客体共生的中和神韵也就显得特别的深厚，所显示的中华文化气韵也就特别深长。 参考文献： [1]周积寅.《中国历代画论》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7 [2]夏晓春.《论中国画意境审美动态》《装饰》.2004年3期 [3]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3月 [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5]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6]袁鼎生.《超循环生态方法论》科学出版社 [7]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8]邵金峰.《中国画论中生态审美智慧研究》 [9]杨建 康琼.《论中国山水画的生态美蕴》美术天地 [10]连晓红.《试谈老庄沂弊裸星翔寸中国山水画意境的影响》美术大观2007（3）12 [11]张子程.《论中国古典山水画之生态美蕴》绘画美学

大师辈出 作品丰富

花鸟画在宋代具有很高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宋代花鸟画无论是在技法上、意境上还是笔墨技巧上等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在宋代，绘画的高度繁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画家绘画地位提高的必然状态，最为引人注目的事是由政府专门建立了官方的绘画创作机构“翰林图画院”，一时高手云集，争奇斗艳。此外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宋代文人参政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郁郁乎文哉”的宋代文人具有弘道和重德的时代性格，使得文艺的创作充满了高度的人文精神，文人画的盛行使我国绘画从此迈入了文学化的近代时期~花鸟画在宋代具有很高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宋代花鸟画无论是在技法上、意境上还是笔墨技巧上等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在宋代，绘画的高度繁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画家绘画地位提高的必然状态，最为引人注目的事是由政府专门建立了官方的绘画创作机构“翰林图画院”，一时高手云集，争奇斗艳。此外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宋代文人参政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郁郁乎文哉”的宋代文人具有弘道和重德的时代性格，使得文艺的创作充满了高度的人文精神，文人画的盛行使我国绘画从此迈入了文学化的近代时期[~

绘画的发展阶段 大致有4个阶段： ① 宋初100余年间,大体遵循五代绘画传统。北宋开国后,汴京一带成为绘画艺术中心,宫廷画院先后集中了来自西蜀的黄居□、黄惟亮、夏侯延□、赵元长、高文进等，南唐的董羽、厉昭庆、蔡润、徐崇嗣等及中原一带的王霭、赵光辅、高益等画家。院体花鸟画以黄家富贵体为规范,道释画中以吴家样影响最大,山水画以院外画家成就最高。此外,李成善画寒林平远,范宽善画崇山峻岭，许道宁善画平远、野水、林木,他们3人皆先后在不同方面，发展和丰富了荆浩、关仝的北方画派。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江南画派在此时期则影响不大。当时画院内外以山水画知名的还有燕文贵、翟院深、高克明、李宗成、屈鼎等，擅长宗教壁画的有王□、高文进、武宗元等，花鸟画则有赵昌、易元吉、王友等。这些画家的创作实践，酝酿着北宋绘画风貌的新变化。 ② 熙宁和元丰之际，出现了以李公麟为代表的鞍马人物画，以郭熙为代表的山水画，以崔白为代表的花鸟画。他们在内容及艺术上都展示出崭新的风貌，都具有精湛的技巧和深厚的修养。李公麟以单纯朴素的白描形式，精确地表现了不同阶层、民族、地域人物的特征，特别是在刻画士大夫生活形象和情趣上，获得极大成功。崔白和郭熙都可以不经起稿而放手作画。崔白描绘季节气候变化中禽鸟的情态，善于表现败荷凫雁的荒情野趣，突破了宋初以来画院内黄氏体制的规范，取得了更为自然生动的效果。郭熙通过景色季节及气候的描绘，表现了山水林泉的幽情美趣，把李成以来的北方山水画派推向更高水平。以苏轼、文同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绘画潮流，也于此时形成。驸马都尉王诜筑宝绘堂收藏法书名画,并于府第西园中聚集诗人画家赋诗作画,皇族赵令穰善作清丽富有诗意的小景山水，以及米芾这一时期已开展的书画活动，都显示出这一阶层艺术活动的活跃。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郭熙父子《林泉高致》及苏轼等人的论画诗文显示了此一时期绘画理论的新成就。 ③ 徽宗赵佶、高宗赵构统治时期，是宋代宫廷画院最为繁荣的时期。徽宗时画院制度已相当完备，社会上民间画家艺术水平的提高，为画院输送了不少优秀画家。此时画院高手云集，善画百马、百雁的马贲，开南宋山水画新风的李唐，善画风俗界画的张择端，富有才华的青年山水画家王希孟，善画花鸟翎毛的韩若拙、孟应之、薛志，以画婴儿货郎著称的苏汉臣，为徽宗代笔供御画的刘益、富燮等人，都以画艺精湛、笔墨不凡而著称。徽宗时内府书画收藏极富，公卿士大夫收藏家也甚多，《宣和画谱》反映了当时宫廷收藏的盛况。靖康之变，汴京被金兵洗劫,一部分画家被掳北去,宫廷藏画流散北方甚多，给金朝统治区绘画发展以相当影响。另外，大批画家纷纷逃到江南，又成为南宋高宗画院中的骨干力量，促进了江南地区绘画的发展。 ④ 孝宗以后的南宋时期，特别是光宗、宁宗时期，山水画继李唐之后，出现了明显的画风变化，代表画家为刘松年、马远、夏圭等人。他们重视章法的剪裁，巧妙地利用画面大片空白突出鲜明的形象，画面效果含蓄凝练，简洁而富有诗意，具有优美的意境，简率而富有表现力的大斧劈皴则显示了笔墨技巧的提高。历史故事画及风俗画在整个南宋时期都比较发展，此时出现的李嵩是尤其值得注意的画家，他曾作《宋江三十六人像》、《服田图》、《四迷图》、《观潮图》等，作品大都含有深刻的意义。梁楷、牧溪、温日观的水墨、减笔则开了元明写意画之风气。 绘画各科的发展 宋代绘画分科更加细致、专门。宋徽宗时期办画学,分为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6科。《宣和画谱》著录藏画，则分为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10门。孝宗乾道三年（1167）著成的《画继》辑录画家时，则分为仙佛鬼神、人物传写、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兽虫鱼、屋木舟车、蔬果药草、小景杂画等 8类。这些现象反映了绘画表现范围的扩大和题材分工的细致、深入。 人物画在反映现实生活中有了大幅度的进步。从唐代以画重大历史事件和贵族生活为主，扩展到描绘城乡市井平民生活的各方面：如卫贤（传）《闸口盘车图》、王居正《纺车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苏汉臣《秋庭戏婴图》、李嵩《货郎图》、朱锐《盘车图》、阎次平《牧牛图》和无名氏《耕织图》、《耕获图》、《柳荫云碓图》、《江天楼阁图》及见于记载的高元亨《从驾两军角抵戏场图》、燕文贵《七夕夜市图》等,都显示了画家视野的扩大和对现实生活的兴趣与热情。宋代城市中描绘民俗题材的节令画如《岁朝图》、《五瑞图》、《大傩图》、《观灯图》也纷纷出现。描绘贵族文人生活的绘画仍然流行，带有情节的肖像性绘画，如李公麟《西园雅集图》、赵佶(传)《听琴图》也都具有较高艺术成就。历史故事画中常糅进民间传说，曲折地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态度。如描绘操守气节坚贞不屈的人物的《采薇图》，诤言直谏以及与权□的斗争的《朱云折槛图》、《袁盎却坐图》、《陈元达锁谏图》，反映以正确策略解决民族问题的《免胄图》、《便桥会盟图》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描绘因战乱和复杂的民族关系而造成的不幸悲戚遭遇的绘画非常流行，如《文姬归汉图》、《明妃出塞图》，像当时民间的讲史一样，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忧患意识。宋代统治者提倡道教，修建寺观,道释壁画虽缺乏唐代那样宏伟的气势,但仍然保持了相当规模。如东京大相国寺、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五岳观、宝□宫及南宋临安的显应观、西太一宫、五圣庙等壁画大都出自画院名家手笔。真宗时为建玉清昭应宫，招募天下画工，应试者逾3000人，徽宗时建五岳观，大集天下名手，应诏者达数百人，可见其人才之众。宋代宗教画中出现更为鲜明的世俗化倾向。以热闹的场面、有趣的情节吸引观众，道教画中创造了大量的神□形象，不少是凭借现实人物形象画成。宋代前期,吴道子画派在壁画中占有绝对地位，从现存壁画粉本《朝元仙仗图》可见其艺术风貌。宋代墓室壁画之数量、质量已不能与汉唐相比。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正定静志寺塔和净众院塔基地宫壁画、敦煌莫高窟宋代壁画以及河南等地区发现的宋墓壁画等，都是考察宋代壁画的重要遗存。 赵佶：《听琴图》 山水、花鸟画在宋代有着飞跃的提高。艺术上大大超越了唐代。宋代花鸟画家极注重对动植物形象情状的观察研究，并为此而养花养鸟。赵昌清晨绕栏谛玩，对花调色写生；易元吉深入荆湖深山，观察猿猴野生情状；韩若拙画翎毛,每作一禽,自喙至尾、足皆有名，谙熟解剖结构。宋代花鸟画家画花果草木，有四时景候、阴阳向背、笋条老嫩、苞萼后先，务求生动逼真。因而评画者视画中猫之瞳孔为竖线而指出《牡丹狸猫图》系画正午景候，农民指出名画《斗牛图》中之牛尾应下垂而不应上举的错误，以及赵佶对孔雀升墩必先举左足的论述都是要求形象真实合理。宋代花鸟画既有精工富丽，表现宫□中珍禽异木的黄氏体；也有笔墨简拔、淡彩着色，描绘败荷凫雁，富有江湖意趣的崔白、吴元瑜体；也有直接抒发士大夫情趣，专写墨竹、墨梅等的文人墨戏体。 “画中最妙言山水”,由于社会的重视,山水画逐渐跃居绘画的主要地位。许多山水画家深入自然山川，朝夕观察和反复体会，因而精确地画出不同地域、季节、气候的特征，追求优美动人的意境。从全景式的大山大水及松石,到用笔简括、章法高度剪裁的边角之景,显示了不同时期的卓越创造。山水景物不仅是仙山楼阁、贵族园囿游赏、士大夫幽楼隐居的景色，更多的是南北方山川郊野的自然景色，其间穿插有盘车、水磨、渡船、航运、捕鱼、采樵、骡纲行旅、寺观梵刹、墟市酒肆等平凡生活情节，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通过真实的景物描写，体现优美的想像，塑造诗一般的意境。 绘画的成就 宋代绘画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它所反映的广泛的现实生活内容，在古代绘画史上是极为突出的。运用多采的优美的艺术形式，创造了很多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元明清绘画中的风格样式及理论大多可在宋代绘画中找到根据，表现了中国绘画的成熟与高度繁荣。 宋代绘画艺术在技巧上有许多重要创造。着重挖掘人物的精神状貌及动人的情节，注重塑造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花鸟画、山水画追求优美动人的意境情趣，注意真实而巧妙的艺术表现，并努力进行形象提炼，有着高度的写实能力。文人士大夫绘画对于绘画艺术的繁荣提高也有促进作用，他们在主观的表达和笔墨效果的探索上尤有贡献。宫廷绘画在整个社会绘画的繁荣基础上得到高度发展，其艺术成就也不容忽视。

宋代军事研究论文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中国古代各阶级、民族、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兵学家关于战争和军队等一系列军事问题的系统理性认识.是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人们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它随着社会的前进,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而逐渐深化,反过来又指导各时期的军事实践,对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产生深刻影响.它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历史上频繁激烈、规模巨大、空间广阔、形式多样的战争实践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所经历的独具特色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几千年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以农业为主,兼有游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结构,以汉民族为主、多民族共存的民族构成,尚德、勇于反抗侵略和压迫、爱和平、重谋略、荣誉心和凝聚力极强的民族心理素质,长时期领先的科学技术,以长于理性概括和辩证思维为突出特征的诸子思想的相互斗争和融合,平原沙漠、江河湖海、崇山峻岭皆备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气候条件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决定和影响着它的发展趋势和特色.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是兵书.它出现早、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哲理性强.散见于其他典籍中大量的论兵篇章,史书中关于军事人物、战争、军事制度等方面的记载,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军事思想内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萌生、形成、充实提高、系统完善四个历史时期.⒈萌生时期.大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8世纪,即夏、商、西周时期.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部落间的战争,人们对军事问题也开始有了一些初步思考.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成为国家机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周时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青铜兵器广泛应用于军事.著名的战争有甘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周公东征等,作战样式有步战、车战,多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交锋.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也开始萌生,在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等古代史料及大约在西周时期出现的《军志》、《军政》等兵书中都有反映.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①在对战争的看法上,强调天命、 伸张正义和保民.《尚书》的《甘誓》、《汤誓》、《泰誓》等都提出以天命作为出兵征战之由,以"恭行天之罚"、"吊民伐罪"、"保民"相号召.军事决策和行动要以天象和占卜的吉凶定取舍.②治军上强调齐众以律,"师出以律,失律凶也"(《易·师》)；"尚桓桓"(《尚书·牧誓》),以成威武之师；严赏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③战争指导上,以重礼信仁义为主导思想,主张"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不穷不能","成列而鼓"(《司马法》)；战争实践中也已注意到以谋取胜.鸣条之战、牧野之战,都采取了阴蓄其力、争取与国、剪敌羽翼、运用间谍、侦察敌情、掌握时机、攻其腹心等方略.《军志》、《军政》中有"允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地利为宝"等谋略思想的记载.④在作战指挥上,已注意到前锋和主力、车兵与徒兵的配合及阵法的应用.由于这一时期战争样式简单,规模比较小,持续时间短,人们对军事的认识还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⒉形成时期.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中.争霸、兼并、统一战争激烈,用兵数量增多；铁兵器应用日益广泛,军事技术和筑城等均有进步；军制上,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步、骑、车配合作战,形式多样；打破了"兵民合一"兵制,出现了募兵制和郡县征兵制；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将帅专职化；学术上百家争鸣等,促进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以《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兵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理论体系的初步确立.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化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师直为壮,屈为老"；"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战国时兵学家进一步将战争区分为"义"和"不义",指出："禁暴救乱曰义"(《吴子·图国》),"义者,兵之首也"(《孙膑兵法·下编·将义》),并由此确定了自己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对战争的起源问题,提出"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吕氏春秋·孟秋纪》)的观点.对战争的起因问题,认为由于人民众、财货寡、事力劳、供养薄,故民争而不免于乱,已注意到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探讨战争的起因.在对战争与政治、经济、地理的关系和制胜因素的认识上,指出国家安危"在德不在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尉缭子·兵令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兵要在乎"善附民"(《荀子·议兵》).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们进一步提出军事改革的要求,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尤重耕战,强调富国强兵,"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视富国为强兵之本、之先、之急,即"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以法家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张为统一而进行战争,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形成系统的建军理论突出反映在将、法、教方面.《孙子》提出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条件,对军队组织编制、将官职责、军备物资、费用等也都有严格要求,管理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把"士卒孰练"作为胜负的重要条件等,奠定了中国古代建军理论的基础.其后战国军事理论家更进一步丰富了它的理论内容.《吴子》要求将帅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素质；《尉缭子》强烈批评世将制度,提出将帅要有威、惠、机、战、攻、守、无过等全面修养；《六韬》不仅考察将帅个人的条件,而且强调统帅机关整体素质的互补和提高；《韩非子》主张从基层中选拔有实战经验的人为将领；等等.在军事法制方面,出现了许多关于作战、内务、纪律等法规性的文献,体现了以法治军、以治为胜的思想特点.同时强调以仁为本,恩威并用,赏罚严明,认为"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尉缭子·攻权》)；要爱护士卒,甘苦与共；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要"刑上极,赏下通"(《六韬·将威》),和军同欲.在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简募良材,料民选卒,依勇力、技艺分别编组,按级训练；装备要精良等.从本质上说,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为主、吸取儒家仁学理论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适应当时军队特点的建军理论.提出一系列战争指导和作战原则春秋时期的战争指导者,已能成功地制定和运用军事与政治谋略,提出了诸如"尊王攘夷","威不轨而昭文德","观衅而动","兼弱攻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等有价值的战争指导思想.重信义的观念逐步被"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代替.《孙子》对以往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进行总结,认为善战者必须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将、法"五事",重视谋略,强调"庙算"和先计后战.指出了用兵的"诡道"、"诈立"特征；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和进攻速胜的指导原则；强调主动、惑敌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任势、我专敌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因敌制胜等基本原则.战国时期,伐谋、伐交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注重联盟战略,纵横捭阖,分化敌对力量；强调必攻不守,先机制敌,灵活应变；产生并发展了骑战、城战及不同地理、气象条件下作战的原则.《吴子》、《六韬》和《孙膑兵法》关于骑兵的地位、作用、特点的论述,已带有总结经验和理论概括的性质,其中"十胜"、"九败"和"用骑十利"已比较系统.在"攻城围邑" 和"救守"之法上,也有习用器械、集兵攻城、错绝其道、阻援攻虚、守不失险、守必出之、中外相应等论述.《墨子》中《备城门》等几篇晚出的墨家之作专论守城之法,对守城设施、布局和器械制作、使用等均有详细记述,核心思想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奠定古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基础 《孙子》反对战争的不可知论,认为战争可先知、先算、先 胜,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观点；注重人事,反对"取于鬼神"、"像于事"、"验于度"；注重以"智"使"力"和趋利避害；注重从总体上联系上多方面地观察战争,体悟到军事领域中许多矛盾对立及转化的现象,提出了虚实、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性质、范围和内容的范畴.战国时的兵家更注重对"战道"(战争规律)的探讨,视之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同时对军事领域内的诸矛盾关系、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也更为广泛深入.⒊充实提高时期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期,即从秦统一中国后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统一的历史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也不断发展.军事技术有新的进步,铁兵器种类增多,杀伤性能有所提高；军事交通、筑城、造船也有较大发展.唐代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骑兵、水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各朝军制多有所变革,武装力量体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大部分组成,集权于皇帝.北朝后期创立的府兵制经隋至唐初而趋完善,成为兵农结合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 战争规模增大,时间延长,区域范围广,大规模的骑兵集团作战、横渡江河作战、水上交战以及水陆配合作战较多.汉代注重兵书的搜集整理,并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在继承先秦传统的基础上,侧重于实际运用,内容更加丰富,水平进一步提高.高度重视战略谋划在几次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思想和决策能力.楚汉战争中,汉对经营基地、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盟国以及正面坚持、敌后袭扰、两翼牵制等战略运用甚为成功.东汉统一战争中,采取西和东攻,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在多极斗争中,联盟战思想的运用生动、突出.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孙权的"联魏击蜀",曹魏的离间吴蜀、坐山观斗等,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运用,各有成效.诸葛亮的《隆中对》提出了分清形势,建立根基,内修政事,外和诸戎,联盟抗敌的战略思想.隋唐五代时,隋先采取北和南攻,后又采取击北防南的战略,对突厥"离强合弱",击逆抚顺；对陈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虚实结合,疲敌误敌,伺机一举击灭.这些都表现出战略运用的灵活性.李渊集团为统一全国采取的因势借力、以屈求伸、乘虚入关、居险养威、先急后缓、各个击灭群雄的战略,取得成功.周世宗柴荣的"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战略规划,亦不失为有识之举.这些战略思想和决策体现了从实际出发、驾驭全局、远谋多算、灵活用兵的共同特征.《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战略》等专门阐述战略思想的军事著作的出现,使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艺术更加深刻和系统,而"贵谋贱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败在乎智","以计代战一当万"等,均成为脍炙人口的重视战略运用的名言.国防指导思想呈现新的特点根据当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及周边形势,秦朝修筑万里长城,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塞"、"限胡马之足"、以墙制骑、安边设防的思想.汉朝组建大规模骑兵集团后,转而采取"以骑制骑"之策,抗击强大的匈奴骑兵,由单纯防御转入攻势防御.汉朝还在秦徙民实边的基础上,推行军屯实边措施,形成了兵农结合的一种强边新形式.秦汉时,重视军事交通建设,形成以都城为中心、干线纵横、通向边远地区的交通网,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汉初"文武并用"的治国强兵方略,"以蛮夷攻蛮夷"的对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军事战略区,采取重首轻足、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等,对后世均有较大影响.作战指导思想有新的发展 重视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采用多路出击、以快制敌、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战法,注重多兵种运用；大规模江河作战,水陆配合,多路分进合击；城邑战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影响深远.野战中更注意对地形的详尽考察,聚米为山(即沙盘雏形),因地用兵.《卫公兵法》提出了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联系战争实践,对虚实、奇正、攻守等范畴的阐述更为系统、辩证,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太白阴经》强调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和国家富强;提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阐明了"形"(物质)与"神"(精神)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⒋系统完善时期 10世纪至19世纪中叶,历经辽、宋、西夏、金诸政权并立时期和元、明、清(前期)几个朝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一步系统完善.这期间,中央政权与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较长时期处于并立状态,既争斗,又融合,中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统兵用兵之权高度集中.随着火器的发明及其大量装备部队和运用于实战,火器部队成为独立兵种.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样式更加多样.随着武学的兴盛,《武经七书》成为将帅及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强调精神感化的理学、心学学说渗透到治军领域.以《武经总要》、《武备志》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军事类书相继问世,明确区分军事门类,系统整理军事资料.有关军事训练、军事人物、兵制、守城、阵法、车营、火器、军事历史地理、海防边防等专题性兵书大量涌现,反映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研究的广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内容.以兵权高度集中为统兵建军宗旨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拥兵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明、清两朝统治者也将集权原则奉为圭臬.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也容易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削弱部队的战斗力.练兵、练将思想日益深化、系统随着武举、武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对将领的培养教育制度化、系统化,重视选练和军事教育.宋代岳飞严于治军,信赏明罚,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为信条.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坚持阵法要与伍法相结合,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较适用的练将、练兵的原则和方法,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练将既要入武庠(军事学校),也要到实境中锻炼；对士兵的训练,则贯彻选、练兼顾的原则,主张兵贵选乡野老实之人,摒弃市井油滑之徒,注重练胆、练艺.战略思想更加丰富、系统《武备志·战略考》按"非略弗录"和"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选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读史方舆纪要》系统论述了山川形势对战争的影响.在战略进攻上,北方各民族将帅普遍注意发挥骑兵机动能力强、善于野战的特长,主张进攻速决.如辽朝女军事家萧绰的长驱直入、紧逼腹心的谋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突然奔袭、中间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灭金方策；后金统帅努尔哈赤面对强军,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古代战略增添了新的内容.朱元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采纳了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后又采取了先断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灭群雄,建立明朝.在战略防御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篱三层,扼守要点的点、线、面结合的设防思想.明代逐步形成以长城为骨干,因险守塞,择点分片(建立九镇),宽正面大纵深,有重点和层次,精兵机动和城守相结合的边防思想.针对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况,《筹海图编》一书提出要海陆结合,分区、多层、要点设防,强调实行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火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为主的特种部队——神机营,嗣后火器大量装备部队,有了火器和骑兵、步兵编组成军的车营.在作战中,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阵形和战法都有变化,并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的思想.《车营叩答合编》专论火器部队的作战特点和方法,适应用车在用火,用火在用叠阵的原则,使车、骑、步之间交相更迭、配合,保证了火力的发扬.火器的发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论的变化,城池防御工事层数增加,注意骑墙、敌台火力相交,并构筑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其体系确立于先秦时期,历朝历代均有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古代农民起义的丰富实践和理论升华,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在战争观上提倡重道慎战、义兵必胜、以战止战；在国防建设上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战略和作战指导上强调先计后战、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胜"、文武并用、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造形任势、动敌、致人、我专敌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逸待劳、善择战机、兵贵神速、灵活应变；在治军思想上要求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赏罚严明、恩威并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能、 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在后勤保障上提倡聚财积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兵役思想上坚持寓兵于民、因势改制等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有广泛影响和突出地位,不仅在历史上对指导人们的军事斗争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为中外各界人士所称道,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在孙子兵法上找

《孙子兵法》重战与慎战相统一的战争观启发现代战争思维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孙子兵法》从揭示战争中“利”和“害”的矛盾运动规律出发来确立自已对战争的根本态度，从而决定其军事思想中功利主义的主导倾向。孙子正是用功利主义这把价值尺度考察春秋末期的战争，提出了重战与慎战相统一的战争观。《孙子兵法》所产生的春秋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激烈的社会变革反映到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表现为频繁的战争。仅举鲁史《春秋》记载，在242年里，就发生过483次大的战争。在战争的旋涡中，大国胜败无常，小国安危不定，局势错综复杂。孙子从当时朝盟夕散、不宣而战的社会现实中认识到，战争只能暂时平息而不会从此废止。因此，他开宗明义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提醒人们要重视战争、研究战争和准备战争。当前，冷战已成为历史陈迹。两极战略格局的解体，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世界基本矛盾出现新的力量组合，逐步形成与孙子时代相似的“多极”战略格局。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在这种形势下，孙子的重战和慎战思想，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为人们认识多极形势下的军事斗争，驾驭局部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宋代诗词研究论文

宋词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易安词嘛，怎么答的苏轼额？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在唐代三百余年的历史中，涌现了无数诗人，其中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更是名垂青史、光照万代的大诗人。正是无数有名的大诗人和默默无闻的小诗人一道，构成了唐诗星光灿烂的景象，让千百年以后的诗人、诗坛黯然失色。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唐诗这种空前绝后的景象呢？首先，是唐代以诗取士的政策。唐承隋制，实行的是科举制。这为人才的解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唐代的科举名目繁多，其中最为人重视的是进士科的考试。一般官僚，即使官位再高，如不中进士，终身为憾。而进士科的考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考诗歌创作。为了能中进士，举子们无不在诗歌上狠下功夫。这样，就势必在客观上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与提高。由于诗歌写得好坏关系着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因此，诗歌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从封建帝王到落泊文人，从达官贵人到引车卖浆之徒，无不以能诗为荣。唐太宗、唐玄宗、唐德宗等皇帝自己就是诗歌的热烈爱好者，他们不仅经常自己写诗，而且也常常鼓励别人写诗，并大力提拔能诗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皇帝们的鼓励带动下，全社会各阶层都参与了诗歌创作，形成了谈诗、写诗的广泛风气，这也造成了庞大的诗人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人人以能诗为荣，以不能诗为耻。以至出现了妓女以能背诵诗来提高身价的现象。种种重视诗歌创作的现象，应该说都是与以诗取士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其次，诗歌发展到了唐代，也到了应该开花结果的时期了。从《诗经》开始，中国古典诗歌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成长过程，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艺术经验，诗人们对诗歌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的认识。特别是魏晋以来，随着诗歌的反复繁荣，在理论上对声律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各种诗歌艺术经验。特别是南朝“永明体”的出现，为诗歌走向格律化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正是由于唐代诗人们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诗歌遗产，加以创造，终于酿成了诗歌的空前繁荣。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唐人，终于比前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此，他们的世界也更为精彩。再次，我们也应看到唐代强盛的国力对诗歌繁荣的作用。唐代的国力之盛，当时世界无出其右。这不仅为唐人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初盛唐时期的那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豪迈之作，正是人们对国家和个人自信心的反映。唐诗的那种旷古少有的豪情逸兴也是强盛国力作用的结果。历史不能重复唐代，当然就不可能再现唐诗那样的辉煌。自宋代以来，人们在审视唐诗的发展时，总不忘对唐诗的发展进行分期，所以就有了三唐、四唐之类的说法。自从明人提出了四唐说之后，人们普遍承认了这种说法的权威性。而权威性是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四唐说将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有其合理性，因为它确实勾勒了唐诗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初唐，即唐玄宗以前，这是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方面，南朝宫体诗在诗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从唐太宗到上官仪等，无不大写华丽婉媚的作品；另一方面，诗歌改革的序幕正悄然拉开了。初唐的诗歌改革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以陈子昂、四杰为代表的一批出身低微的下层诗人，通过自身的遭遇意识到了诗歌创作必须表现真情实感，于是他们提倡“兴寄”、“风骨”，写出了诸如《登幽州台歌》、《感遇》、《在狱咏蝉》、《从军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之类情感充沛，动人心魄的作品，从内容上对宫体诗进行了改造或改革。而以沈佺期、宋之问、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层诗人则在对诗歌艺术的精雕细刻中，发展并完善了诗歌格律，并最终完成了对诗歌格律的定型，这从形式上发展了宫体诗。所以，初唐没有伟大的诗人，却有杰出的诗歌改革家。盛唐，即唐玄宗至唐代宗时期，这是唐代诗歌高度繁荣的时期。盛唐诗人将初唐诗人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改革成果合二为一，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于是诗歌创作大放异彩，涌现出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甫等著名的诗人。他们不论是写作田园山水，还是描写边塞生活，抑或是表现社会人生，无不穷形尽相，极尽能事，因而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以不同的声音合唱出令后世神往的“盛唐之容”—— 一种富有理想、昂扬向上、热情豪迈的精神风范。这些诗人是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由于他们站在时代的顶峰上，因而也就成了整个历史的伟大诗人。特别是李白、杜甫更成了后人不可企及的典范。中唐，即唐代宗至唐文宗时期，这也是唐诗精彩纷呈的时期。“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国力衰微了，但诗歌并没有衰落。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等仍不失英雄本色，与盛唐诗人相比也不逊色。因此，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唐诗歌的成就甚至要超过盛唐。这一时期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别林立，诗人的个人风格极为突出。从开始时的“大历十才子”，到后来的韩孟诗派，无不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晚唐，即唐文宗至唐亡，这是唐诗的夕阳期。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正是这一时期诗歌的写照。这个时期没有了理想，只有悲哀，感伤与华艳，构成了这个时期诗歌的主要特色。代表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也只是天鹅的绝唱。

读《宋词》 思念疯长的杨柳岸边，暮色蔼蔼的烟波中，晓风残月浅斟的醉意里，柳永乘一叶扁舟自烟水迷离中驶来，浅诉着万种风情。执手相凝的泪眼，满心渴望的相逢，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成为传颂千古的爱情盟誓。 盛满苦楚的黄滕酒，泪眼浸湿的鲛绡，一阕《钗头凤》暴露了全部的心思。“瞒、瞒、瞒”，却再也瞒不住，泪眼涟涟的眸子，错综交织的心绪，早已化作沈园墙上的墨迹，凝固成永远抹不去的印痕。 听那龙吟般的剑鸣声，不能横戈跃马，只能深夜里醉意中挑灯看剑。任那剑气再利，亦无法疆场饮血，可怜一位原拥万军的将军，只能鬓如白霜之际在梦里“沙场点秋兵”。 那欲乘风归去的明月间，纵是琼楼玉宇灿然，怎比得上月下跳舞，清影随人的人间生活，只是舞动长袖的潇洒比不过被离愁别绪束缚的落寞。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缓缓合上书卷，脑海依然被宋词里的风景充满。这自词人们指尖流出的光影流往了天幕，化作了烁烁的星，不知疲倦地照耀着大地万载千年。 ——山东省沾化县二中 于佳婧 小编点评1：四段文字串联四段经典，最后点睛，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比较强。 小编点评2：品味唐诗宋词，探寻作者内心，可以陶冶情操啊！ 累死人了！不过很高兴帮助了你！我是“儿文”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