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朝皇帝点赞过唐诗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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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前期重用贤臣,励精图治,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出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但他在位的后期,沉湎酒色,荒淫无度,重用奸臣,政治腐败,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唐朝由此转衰.所以说,唐玄宗是一位功过都很突出的历史人物: (1)唐玄宗统治前期,重视地方官的选拔,曾亲自考核县令,把不称职的人斥退.任用有才干,能负责,敢进谏的姚崇,宋璟做宰相,因此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 (2)他重视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封粟末 的大祚荣为"渤海郡王",设渤海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封南诏的皮罗阁为云南王,封回纥的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3)改革军事制度,改府兵制为募兵制. (4)唐玄宗统治后期,宠爱杨贵妃,整日饮酒作乐,不理政事,还重用奸诈的李林甫,杨国忠,政治十分腐败,以致酿成安史之乱.持续8年的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使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使唐朝由盛转衰，从此唐朝开始走向了下坡路。 (5)唐玄宗为唐的高度繁荣起过重大作用,但他晚年也给唐朝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他是一位功过都很突出的重要历史人物.

（2018·黄石）隋朝开始设置进士科，主要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面对唐朝重视考诗赋。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唐朝诗歌创作的繁荣。

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舟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秋夜幽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客子,使他领略到一种情味隽永的诗意美,写下了这首意境清远的小诗.题为“夜泊”,实际上只写“夜半”时分的景象与感受.诗的首句,写了午夜时分三种有密切关连的景象：月落、乌啼、霜满天.上弦月升起得早,半夜时便已沉落下去,整个天宇只剩下一片灰蒙蒙的光影.树上的栖乌大约是因为月落前后光线明暗的变化,被惊醒后发出几声啼鸣.月落夜深,繁霜暗凝.在幽暗静谧的环境中,人对夜凉的感觉变得格外锐敏.“霜满天”的描写,并不符合自然景观的实际（霜华在地而不在天）,却完全切合诗人的感受：深夜侵肌砭骨的寒意,从四面八方围向诗人夜泊的小舟,使他感到身外的茫茫夜气中正弥漫着满天霜华.整个一句,月落写所见,乌啼写所闻,霜满天写所感,层次分明地体现出一个先后承接的时间过程和感觉过程.而这一切,又都和谐地统一于水乡秋夜的幽寂清冷氛围和羁旅者的孤孑清寥感受中.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运思的细密.诗的第二句接着描绘“枫桥夜泊”的特征景象和旅人的感受.在朦胧夜色中,江边的树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之所以径称“江枫”,也许是因枫桥这个地名引起的一种推想,或者是选用“江枫”这个意象给读者以秋色秋意和离情羁思的暗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伤春心”,“青枫浦上不胜愁”,这些前人的诗句可以说明“江枫”这个词语中所沉积的感情内容和它给予人的联想.透过雾气茫茫的江面,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几处“渔火”,由于周围昏暗迷蒙背景的衬托,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动人遐想.“江枫”与“渔火”,一静一动,一暗一明,一江边,一江上,景物的配搭组合颇见用心.写到这里,才正面点出泊舟枫桥的旅人.“愁眠”,当指怀着旅愁躺在船上的旅人.“对愁眠”的“对”字包含了“伴”的意蕴,不过不象“伴”字外露.这里确有孤孑的旅人面对霜夜江枫渔火时萦绕的缕缕轻愁,但同时又隐含着对旅途幽美风物的新鲜感受.我们从那个仿佛很客观的“对”字当中,似乎可以感觉到舟中的旅人和舟外的景物之间一种无言的交融和契合.诗的前幅布景密度很大,十四个字写了六种景象,后幅却特别疏朗,两句诗只写了一件事：卧闻山寺夜钟.这是因为,诗人在枫桥夜泊中所得到的最鲜明深刻、最具诗意美的感觉印象,就是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固然已从各方面显示出枫桥夜泊的特征,但还不足以尽传它的神韵.在暗夜中,人的听觉升居为对外界事物景象感受的首位.而静夜钟声,给予人的印象又特别强烈.这样,“夜半钟声”就不但衬托出了夜的静谧,而且揭示了夜的深永和清寥,而诗人卧听疏钟时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也就尽在不言中了.这里似乎不能忽略“姑苏城外寒山寺”.寒山寺在枫桥西一里,初建于梁代,唐初诗僧寒山曾住于此,因而得名.枫桥的诗意美,有了这所古刹,便带上了历史文化的色泽,而显得更加丰富,动人遐想.因此,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也就仿佛回荡着历史的回声,渗透着宗教的情思,而给人以一种古雅庄严之感了.诗人之所以用一句诗来点明钟声的出处,看来不为无因.有了寒山寺的夜半钟声这一笔,“枫桥夜泊”之神韵才得到最完美的表现,这首诗便不再停留在单纯的枫桥秋夜景物画的水平上,而是创造出了情景交融的典型化艺术意境.夜半钟的风习,虽早在《南史》中即有记载,但把它写进诗里,成为诗歌意境的点眼,却是张继的创造.在张继同时或以后,虽也有不少诗人描写过夜半钟,却再也没有达到过张继的水平,更不用说借以创造出完整的艺术意境了.（刘学锴）在我国文学史上唐诗是一座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奇伟高峰.大凡识得几个字的中国人都会吟得出几句唐诗来,唐诗就好象碗中的饭粒,你总可以捞上那么几粒来.长期以来国人也就是嚼着唐诗长大的.说起李白杜甫白居易,就好象在拉爷爷姥姥的家常,总有扯不完的话头.唐诗虽然高雅,文质俱美,但能进入民间,是可以挂在老百姓口头的艺术.唐诗的妙处就在这里.我们今天看唐诗只有惊叹.惊叹唐代怎么盛产诗人,唐时的文艺园地怎么盛开诗的奇葩,我们还惊叹唐代的诗人哪有那么雄豪,哪有那么缠绵,哪有那么大江南北,那么花前月下!可是,历史的烟尘湮没了一切.古人的情怀我们今人已无法把捉,我们只有透过历史的烟尘,撩开历史的帷帐,去遥想那秦时明月汉时关了,去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茫,去欣赏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美.一部《唐诗三百首》给我们大致描绘了唐诗脉络起伏的轮廓.初唐的诗人总是那么青春年少的样子,骨子里就充满激情充满奇幻,其诗情激扬,有奔放傲视环宇睥睨群雄的气慨,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气度.盛唐的诗人却又是那样平和大度,其诗其情不免流露出功成名就的旷达,有直挂云帆济苍海的豪气.而晚唐的诗人难免沾染了沉沉暮气,其笔力不再俊美飘逸陷入苦涩之境,大有凭轩啼泗流的落寞感慨.唐诗的高产与盛传是与唐代的社会背景时代风尚有关.唐朝的鼎盛给一大批追求仕途的文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济济仕途使那些文人墨客穷经皓首一个个把那些长长短短的格律诗打造得珠圆玉润灿烂辉煌.唐时的天空是诗的天空,诗人是最耀眼的星星,人们仰望星空无不为灿烂星空感到惊异.当我们遥望唐时的星空我们还惊异的发现,星空不仅灿烂而且出现了诸多的星座,赫然排列,灼灼夺目.即使是今人我们还是把李白杜甫看成是唐代的最耀样眼的双子座,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老李老杜真好象是难兄难弟,在官场混得不如意,一个是彻底绝望,高唱着天生我才必有用,从此退出江湖,一个是且战且走,一把濞涕一把泪却又常怀千岁忧,吟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仕俱欢颜千古绝唱.作为诗坛比肩的兄弟,一个豪放旷达,藐视权贵,把诗的激情点燃,写出了自屈子以来最浪漫最灿烂的华章,一个执着内敛,朴实本色,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生命的篇章.李白的诗属于长空明月高山流水,属于风的呼啸和心的召唤,杜甫的诗则属于大地属于庄稼属于人民.有人说李白出世,属道,骨子里透出道风仙骨,为人狂放不羁,心地坦荡无拘无束,行文犹如天马行空,白发三千丈愁怨似个长.而杜甫入世,是儒,是儒中的大儒,为官,则能恪尽职守,造福一方百姓,为民,则能布衣粗食,体恤民间疾苦,杜甫用诗的形式记录了唐代的民间历史,《三吏》《三别》以及悲壮的《兵车行》,莫不活画了一幅幅戚戚惨惨戚戚的民间画卷.杜甫的诗是可以入史的,是诗中的历史,是历史中最耀眼的部分.如果说李白把诗的浪漫情怀发挥到了极致,那么杜甫则把诗的现实关怀推到了平常百姓之中,在唐时的灿烂星空中李杜这两颗双子星座,一儒一道,交相辉映,体现了中国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其实唐诗中还有异类的东西,也是灿烂夺目的.王维就是唐诗中的异类,也是中华文化中的异类.王维属禅,禅是佛道的结晶,是佛的中国化,王维的诗是入了禅境的.王维的诗空亮明静,表面淡然,而内含机趣和意味,粗看淡茶一杯,细品却意蕴丰厚绵长,真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的诗把属于心灵的那份情趣融化到自然中,并通过清新的自然表现出来,因此,读王维的诗就有一种置身鸟鸣山更幽的境地之感,可以一洗俗世的浮尘,使躁动的心灵得到休憩.王维的诗是人的心灵栖息之地.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所,人要诗意的栖居,那么王维的诗就可以作为人的心灵的寓所,安妥我们日益躁动的灵魂.王维以其独特的诗意的书写,无可争比的成为唐诗的又一高峰,成为唐时灿烂星空的又一颗耀眼的巨星,与李白杜甫一道构成三足鼎立的巨星系.这样作为唐代艺术高峰的唐诗,就有了包蕴中国文化特质的三位诗坛巨星,这样当我们仰望灿烂的星空,我们总是为那耀眼的诗坛巨星惊叹不已,为灿烂的唐代诗文化惊叹不已.当然好花需要绿叶扶,如果没有初唐四杰没有边关诗人没有那些宫厅写手没有那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诗人诗作,李白杜甫王维也就没有这么辉煌这么耀眼了.

唐玄宗（公元685-762年），名李隆基，人们习惯称之为唐明皇，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从公元712年到756年在位，他开创了唐朝的鼎盛时期，但从他开始唐朝也走上了下坡路，即从安史之乱开始，唐朝逐渐衰落下去。 李隆基出生的时候正是武则天主政要做女皇的时候，所以他小时候就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宫廷变故，这也许促使他形成了意志坚定的性格。他小时候就很有大志，在宫里自诩为"阿瞒"，虽然不被掌权的武氏族人看重，但他一言一行依然很有主见。 在他七岁那年，一次在朝堂举行祭祀仪式，当时的金吾将军（掌管京城守卫的将军）武懿宗大声训斥侍从护卫，李隆基马上怒目而视，喝道："这里是我李家的朝堂，干你何事？！竟敢如此训斥我家骑士护卫！"弄得武懿宗看着这个小孩儿目瞪口呆。武则天得知后，不但没有责怪李隆基，反而对这个年小志高的小孙子备加喜欢。到了第二年，李隆基就被封为临淄郡王。 处处果断得帝位 在奶奶武则天死后，中宗懦弱无能，结果朝政大权落到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之手，原来发动政变恢复唐朝的功臣、宰相张柬之也被他们贬官驱逐，太子李崇俊被杀。韦皇后效仿原来武则天的做法，让自己的兄长韦温掌握大权，对于女儿安乐公主的违法卖官鬻爵也不加制止，大加纵容。在公元710年，中宗终于死于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之手，被她们合谋毒杀。然后，韦皇后便想学习婆婆武则天，做第二个女皇。 没有等韦皇后动手，一直静观时变的李隆基和姑姑太平公主便抢先发动了兵变，率领御林军万余人攻占了皇宫，把韦皇后一派全部消灭。然后，由睿宗李旦重新即位，李隆基也因功被立为太子。 但父亲李旦也和中宗一样是个软弱的皇帝，不愿和太平公主发生正面冲突，总是忍让。而太平公主则认为是自己给了他做皇帝的机会，功劳巨大，所以她掌握了朝政大权。随着自己势力的强大，太平公主的野心也膨胀起来，想像母亲那样也做做女皇。 太平公主的主要对手便是太子李隆基，开始她没把他放在眼里，觉得他还年轻，但后来了解了李隆基的英勇果断之后，就开始防范他。她制造舆论说，李隆基不是长子，没资格做太子，更不能继承皇位。太平公主的目的是要废除李隆基的太子身份，为自己以后做女皇帝开路。 到公元712年，睿宗厌烦了做皇帝的生活，把帝位让给了儿子李隆基，但是仍然掌握了朝政大权：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和军政大事的决定权。睿宗的让位加剧了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双方都在积蓄力量，准备除掉对方。 在公元713年的七月三日，唐玄宗李隆基果断地先下了手，亲自率领兵马除掉了太平公主和她的手下骨干几十人，将倾向太平公主的官员全部罢官废黜。唐玄宗终于掌握了皇帝应有的权力。当年，唐玄宗把年号改为开元，表明了自己励精图治，再创唐朝伟业的决心。 开元盛世流芳百世 善用宰相 唐玄宗虽然在清除太平公主之后，彻底巩固了皇权，但当时的形势不容乐观：兵变大大地伤了朝廷元气，吏治的混乱、腐败亟待治理。所以，唐玄宗表示要量才任官，提拔贤能人做宰相。在这方面唐玄宗还是有伯乐眼光的。如著名的宰相姚崇、宋璟、张九龄都是唐玄宗时期的宰相，著名大臣。 姚崇办事果断，他因为向唐玄宗提出了十条建议而被器重，做了宰相。十条建议包括了勿贪边功、广开言路、奖励正直大臣、勿使皇族专权、勿使宦官专权等，唐玄宗基本上都按照姚崇的建议执行了。 对于皇亲国戚，姚崇也不进行照顾。当时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欺压百姓，为非作歹，姚崇奏请玄宗批准后，惩办了王仙童。 姚崇还主持了开元初年的对蝗灾的治理工作。当时在黄河的南北地区都发生了严重蝗灾，蝗虫飞起来遮天蔽日，对庄稼的破坏异常严重。姚崇深知如果不能及时消灭蝗虫，不仅会导致经济的重大损失和百姓的灾难，而且对于国家稳定也至关重要。他亲自指挥，下令各郡县要全力以赴消灭蝗虫，有功的进行奖励。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蝗灾没有再继续蔓延，很快被制止住了。 姚崇之后是宋璟，他也很重视对人才的选拔任用，虽然他掌握朝政大权，但他决不徇私枉法，相反，对自己的亲属还更加严格地要求。一次，他的远房叔叔宋元超在参加吏部的选拔时，对主考官说了自己和宋璟的特殊关系，希望能予以照顾，弄个好官儿做做。结果被宋璟得知后，不但没有给他说情，反而特地关照吏部不给他官做。 张九龄是广东人，当时的广东被称为岭南，还不是发达地区，犯罪的人也经常被流放到那里，以示惩罚。所以在人们眼里，那里是荒凉、艰苦的地方。出身于广东的人由于历代在朝中做官的很少，所以那里出来的人很难在朝中做到宰相这么高的官。但是张九龄却凭借着自己出众的才华被玄宗相中。 张九龄在做宰相之后，也像玄宗那样看重人的品德和才干，而不是看重其背景。在吏部参与选拔官吏时，他一直主张要公正选才，量才使用。同时，对于玄宗的过错，他也及时地指出，加以劝谏，不因为玄宗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就隐瞒实情。 革新吏治 唐玄宗不仅慧眼识贤相，还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他采取了很多的有效措施，第一，精简机构，裁减多余官员，把武则天以来的许多无用的官员一律裁撤，不但提高了效率，也节省了政府支出。第二，确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在每年的十月，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纠举违法官吏，严惩不怠。第三，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予以恢复。这本是唐太宗时期的一种制度，让谏官和史官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监督朝政。到了武则天主政之后，提拔了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做宰相，有的事不敢再公开，因此将这种制度也就废除了。第四，重视县令的任免。唐玄宗认为郡县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最前沿，和百姓直接打交道，代表了国家形象。所以，玄宗经常对县官亲自出题考核他们，确切地了解这些县官是不是真正地称职。如果考试优秀，可以马上提拔，如果名不副实，也会马上遭到罢黜。 唐玄宗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办事干练果断，这是他能开创开元盛世的主要原因。 武功也显赫 唐玄宗不仅对内政进行有效的治理，对于边疆也进行了有成效的治理，将原来丢失的领地重新夺了回来。 早在唐玄宗即位之前，北方边境已是危机四伏。在武则天做皇帝的初期，即公元686年（万岁通天元年），契丹的李尽忠利用当时的民族矛盾，煽动部下反叛唐朝，而且攻占了营州。武则天派兵反击，结果失败。此后，在公元703年，安西地区的碎叶镇也被突厥攻占，致使丝绸之路最后断绝，严重影响了唐朝的声誉和外贸经济。 北方的领土在唐朝初年曾经统一，而且设置了单于、安北都护府，分别管辖长城内外到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到了武则天主政以及做皇帝时期，突厥人经常骚扰边境，还攻占了蔚州（现在河北的蔚县）和定州（现在河北定县），迫使唐朝将安北都护府南迁。 兵制改革 为了重新统一北方，唐玄宗采取了很多措施，为收复北方领土做准备。这主要是对于兵制进行了改革。原来的府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致使农民逃亡，影响了军队的兵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对于军事不太重视，到了唐玄宗做了皇帝时，士兵逃跑现象极为严重，军队战斗力也很低，无法和强悍的突厥军队抗衡。 在公元723年，即开元十一年，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从关内招募到军士十二万人，充当卫士，这就是"长从宿卫"，也叫做"长征健儿"，这次改革是从府兵制到雇佣兵制的转变。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玄宗将这种制度推广到了全国。这种制度使原来的府兵轮番到边境守卫的做法取消，解除了各地人到边境守卫之苦。同时，这种雇佣兵还为集中训练、提高战斗力提供了保证。 恢复北、西疆域 除了对兵制进行改革之外，唐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另外，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后，唐朝逐步把营州等地收复，长城以北的回纥等族也自动取消了独立割据的称号，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也恢复了，唐朝重新行使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 西域地区政权的恢复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收复碎叶镇，第二阶段是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唐朝的威望在西域重新建立起来。 检田括户繁荣经济 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打击强占土地、隐瞒不报的豪强，唐玄宗发动了一场检田括户运动。当时的豪强霸占了农民的土地之后，称为"籍外之田"，他们还将逃亡的农户变成自己的"私属"，在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逃避国家税收。 公元712到725年之间，唐玄宗的检田括户运动收到了实效。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的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派到各地去检查隐瞒的土地和包庇的农户。然后把检查出来的土地一律没收，同时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对于隐瞒的农户也进行登记。这样下来，一年增加的客户钱就高达几百万之多。 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唐玄宗使唐朝的经济又步入正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 为经济抑制佛教 佛教在唐朝初年虽然没有被查禁，但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限制，特别是对道教的提倡，使得佛教的发展没有取得至尊的地位。但是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从宗教上来打击李姓，武则天对佛教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使得佛教发展迅速。在全国的各个州基本都有佛教寺院。僧侣们不仅在国家的包庇纵容下兼并土地，还极力逃避国家税收。和尚数目的大量增加，使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数减少，影响了国家的收入。 在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最后使全国还俗的僧尼达到一万二千人之多。然后，玄宗又下令，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对于官员和僧尼的交往也进行禁止，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唐玄宗的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新的发展，超过了他的先祖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 满足或的倒退 开创了盛世之后，唐玄宗逐渐开始满足了，沉溺于享乐之中。没有了先前的励精图治精神，也没有改革时的节俭之风了。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人先后被罢官，小人李林甫爬上了相位。李林甫病死后，又是杨国忠掌权，致使政治更加黑暗。 口蜜腹剑李林甫 这个李林甫最善于揣测唐玄宗的意思，在公元736年，唐玄宗想从洛阳回长安，但宰相张九龄等人说秋收还没有结束，这样上路会骚扰百姓，影响生产。李林甫在张九龄走后却对唐玄宗说，长安和洛阳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陛下愿意什么时候来往就什么时候来往，不必再等以后，至于妨碍了农民秋收，免了他们的税收也就行了。 玄宗很高兴，照计而行。后来，李林甫就找机会诬陷张九龄等人，终于使唐玄宗将这些敢于直言的宰相罢官，由他把持了朝政。李林甫掌权之后，凡是不听从他、不和他站在一起的人都要想方设法地陷害。李林甫嫉妒贤能之人，嘴里说的话很好听，但心里却阴险毒辣。所以，人们背地里说他是"口有蜜，腹有剑"。 夺儿媳宠贵妃 公元736年，唐玄宗宠爱的妃子武惠妃病死，玄宗日夜寝食不安。听人说他和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杨氏美貌绝伦，艳丽无双，于是不顾什么礼节，就将他招进宫里，杨妃懂音律，也很聪明，还擅长歌舞，很得玄宗欢心。 为了掩盖自己夺儿媳的丑恶行径，唐玄宗让杨妃自己请求进宫做女官，住进南宫，又赐号太真。为了安慰儿子寿王，唐玄宗又给他娶了个妃子作为补偿。 这个时期的封建伦理观念还没有南宋末年朱熹理学出来之后那么严格，男女观念虽然是不平等，但对于女性的贞操观念和改嫁等方面还是比较宽容的，封建社会对于妇女的压制是元朝之后的明朝和清朝。武则天之所以能做女皇，和这时的这种宽容的社会心理有关，所以，到了清朝末年，同样掌握国家政权的慈禧太后就不敢称女皇了，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后来，唐玄宗封杨妃为贵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杨贵妃。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但这时候没有皇后，所以杨贵妃实际上就是唐玄宗的皇后了。玄宗对她恩宠备至，还称赞她是自己的"解语之花"。爱屋及乌，有了杨贵妃的关系，杨氏一族开始飞黄腾达。所以，当时民间竟有了生小孩希望生女孩，将来入宫做妃子荣耀家族的观念。 为了讨贵妃的欢心，唐玄宗可谓费劲心机。为了迎合她喜欢服装的心理，有专门为贵妃服务的七百多人给她做衣服。为了让她吃上喜欢的荔枝，玄宗还下令开辟了从岭南到长安的几千里贡道，以便荔枝能及时地用快马快速运到长安，因为荔枝摘下后五天内会变味儿。而杨贵妃生在南方，喜欢吃这种东西。 有了杨贵妃，唐玄宗的奢侈之风越来越盛，大臣、贵族、宗室为了巴结皇帝，投贵妃所好，结果让她高兴的人都升了官，这又刺激更多的官僚贵族巴结逢迎，争献美味佳肴、珍异珠宝。 杨国忠专权乱国 在妹妹的关系影响下，哥哥杨国忠也平步青云，一步登天，做上了唐朝宰相。杨贵妃的姐姐们也得到了实惠：大姐封为韩国夫人，二姐封为虢国夫人，三姐封为秦国夫人。其他的兄长也有封赏，做了朝中的高官。杨国忠的权势无人能比，兄妹二人的辉煌时期也为日后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在杨国忠的专权下，整个唐朝开始混乱起来，可以说，唐朝的转向衰落固然有唐玄宗的过失，但杨氏兄妹特别是杨国忠这个哥哥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他的为非作歹，也没有给妹妹带来好运，反而把妹妹送上了不归路。美丽并不是罪过，但美丽却是一个起因。 在杨国忠的一手遮天之下，首先是朝政混乱。在暴雨造成灾害时，玄宗询问灾情，杨国忠却拿着大个的粟穗子给玄宗看，说雨大但没有影响收成。下边有的官员报告灾情，请求救助，他大发雷霆，命令司法机关进行严惩。杨国忠能力不高，但喜欢胡乱处理朝政，正事做不好，坏事却很在行，接受贿赂、拉帮结派等等应用自如。 朝政混乱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均田制在这个时期瓦解，税收急剧减少，但朝廷的花费却因为玄宗和杨贵妃的奢侈而逐渐增多，国库入不敷出。政治的腐败还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因为招募的兵士都是一些无赖之徒。这些人在后来玄宗发动的战争中不但没有夺得胜利，反而招致了更多的失利。 玄宗好战边疆再乱 玄宗对于唐朝的危机丝毫没有察觉，反而向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政治腐败与黑暗，影响了将领的贪功求官的欲望。为了挑起战争，并在战争中立功受赏，加官进爵，边镇的很多将领肆意挑衅，使得边境战乱不断，玄宗的好战对此又是火上加油。初期的边境安定局面又被打破了，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唐朝大伤元气。 一是西边和吐蕃的关系恶化，开战后互有伤亡，损害了历来的和睦有好关系。二是西南的南诏国。由于边境将领的骄横跋扈，致使本该平息的冲突日益升级，结果唐朝征兵和南诏开战。先后战死、病死的唐朝兵达二十万之多。

关于唐朝论文题目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唐朝古诗词研究论文范文

（2018·黄石）隋朝开始设置进士科，主要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面对唐朝重视考诗赋。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唐朝诗歌创作的繁荣。

(1)社会因素唐代立国之初至安史之乱前, 国势强大, 经济富裕, 朝廷百官宴游, 多唱诗互和, 以为谈佐之乐。而国家的统一, 南北交通无阻, 文人有机会饱览祖国的大好山河, 激发诗情。诗歌的酬唱流传, 蔚成一时的风气。至於安史之乱后, 藩镇之祸继起, 唐室中衰, 加以外患日极, 以致诗人大多饱历离乱, 为其提供丰富的生活素材, 及刺激文学创作的灵感, 郁结之情, 正可用诗歌来抒发, 也促成唐诗的兴安。(2)政治因素/ 君主提倡唐代几个有权力的皇帝, 不仅都爱好音乐, 并大加提倡。高宗、武后, 好乐章, 常自制新词, 编为乐府。到了玄宗, 此风更盛。他自己是诗人、乐师兼优伶, 爱好文艺, 附庸风雅, 对於文艺的发展, 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另外唐代以诗取士, 於是诗歌一门, 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捷径, 对加强诗歌技巧的训练和诗歌的普及, 有重要的作用。(3)诗体的进化/ 文学本身的发展从先秦的《诗经》、《楚辞》、两汉的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 建安、正始和两晋的诗歌创作, 以至南北朝声律说的提出和应用, 都为唐代诗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七言古诗及律体、绝句的新诗体, 在六朝时代, 才开始形成, 格式音律初具规模。到了唐代, 社会生活日益复杂, 诗人的思想感情丰富, 在诗歌创作上, 新的内容, 要求新的形式, 唐代诗人正好运用新兴的形式来表情达意, 使这些新体诗在形式、声律、辞藻各方面都趋於成熟。(4)思想、文化的活跃/ 其他艺术对诗歌发展的影响唐诗在发展时显然受到其他艺术的影响。唐代的音乐、雕塑、舞蹈、绘画等, 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 又吸收了外来的影响, 对诗歌的内容和风格有积极的影响和启发作用。如王维的山水诗, 号称「诗中有画」, 显然受到山水画的影响。至於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 可以看出当时作家勇於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5)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诗歌在唐代社会的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 如向达官名流谒求进用、送人出使也用诗。自帝王、贵族、文士、官僚, 以致道士、歌妓, 均有佳作, 此当与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有关。补充参考资料：唐诗兴盛的原因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初唐诗研究概述（许总）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唐诗研究无疑算得上其中之一大宗，而初唐诗作为唐诗整体进程中的重要部分和盛唐诗艺术高峰出现的前奏，自亦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唐诗研究的深入发展，初唐诗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文献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唐诗学界向来有重视文献的传统，在初唐诗研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也正是文献资料建设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为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二十年来，初唐时期重要诗人的诗集，几乎都有整理校注本出版。王绩诗文集在其去世后由吕才辑为五卷，中唐时被陆淳删节为二卷本，元明以后通行的便只有删节本。韩理洲发现了五卷本王绩文集的三种清代传抄本，便以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抄本为底本，参校他本而成《王无功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共收王绩诗文一百五十余篇，比删节本多收诗文九十余篇，同时还辑入有关王绩的文献资料，成为现存王绩文集最完备版本。另外，王绩诗文集还有王国安的《王绩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和康金声、夏连保的《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初唐四杰”诗文集的整理有徐明霞校点的《卢照邻集•杨炯集》（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以张燮编《幽忧子集》和童佩编《盈川集》为底本，并补入若干佚诗佚文。任国绪的《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是第一部卢集的编年笺注本，材料详赡，考辨精细。此外，祝尚书有《卢照邻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云逸有《卢照邻集校注》（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文章四友”诗集的整理有徐定祥的《杜审言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和《李峤诗注•苏味道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这两种书都属“唐诗小集丛书”。同属这一丛书的初唐诗人集还有陈文华的《刘希夷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以及王启兴、张虹的《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其他重要诗人诗集整理本还有彭庆生的《陈子昂诗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卷一为《感遇诗》，卷二、卷三按编年顺序收录其他作品，每篇作品先校后注，并指出编年理由；连波、查洪德的《沈佺期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是第一部沈诗全注本，注释简明，并附有历代评论资料；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共收诗三百九十首，详加校勘、注释和解说，是迄今搜罗王梵志诗最为完备的注本；钱学烈的《寒山诗校注》（广东高教出版社1991年出版）及《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据现存宋版为底本，收寒山诗三百一十三首、拾得诗五十五首以及二人佚诗十首，并详加注释。总之，文献资料建设方面几乎涉及到初唐时期所有的重要诗人。在初唐诗的研究中，诗人群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主要集中在对初唐时期两个最重要的诗人群体即“初唐四杰”和“文章四友”的研究上。有关“初唐四杰”的论著有骆祥发著《初唐四杰研究》（东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分生平行踪、德才品评、作品剖析三编，附录有《“四杰”年谱》，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论述“初唐四杰”的专著。张志烈著《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1993年出版）则是一部四杰合谱，该书不仅对四杰的人生经历、思想变化以及诗文系年加以详细钩稽考证，同时兼及义理辞章分析，创获甚多。杨柳、骆祥发著《骆宾王评传》（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前十章叙述骆宾王传奇式的一生经历，后五章评述骆宾王文学创作的特色和影响，以及历代对骆宾王的评价问题，对骆宾王研究有开拓性贡献。除此之外，浙江省古代文学学会还编有《骆宾王研究论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收录论文二十九篇，从各个方面探讨了骆宾王的人生、思想及文学创作。有关“初唐四杰”的论文甚多，主要有：葛晓音《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求索》1990年第3期），探讨了四杰虽然批判齐梁浮靡文风但自己又不脱齐梁习气这一复杂情形及其成因；任国绪《初唐四杰非“浮躁浅露”说》（《北方论丛》1984年第2期）和骆祥发《初唐四杰与“浮躁浅露”说》（《浙江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两文，对《大唐新语》所载唐人有贬四杰“浮躁浅露”的说法加以驳难；徐尚定《四杰诗歌艺术渊源考辨兼析〈昭明文选〉与初唐诗风》（《文献》1993年第2期）、《卢骆歌行的结构模式与艺术渊源》（《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两文，前者论述了“选体”、“选学”对四杰的重要影响，后者勾勒出唐代七言歌行体的发展进程，说明四杰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许总《论四杰与唐诗体式规范》（《学术研究》1995年第3期）、《论四杰诗在唐前期诗风变革中的作用与意义》（《华中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论四杰诗歌的昂扬基调与壮大之美》（《江淮论坛》1996年第2期）、《宗经与辨体——四杰文学思想二重特性与唐前期诗史演进》（《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分别从唐诗体式规范、唐代前期诗史进程、唐代前期诗风变革、四杰文学思想的性质、四杰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等方面，对四杰加以多角度的研究。有关“文章四友”的论文主要有：聂永华《玲玲如振玉，累累若贯珠》（《南都学刊》1994年第2期）、许总《论“文章四友”与唐前期诗歌艺术进程》（《中州学刊》1994年第6期）、郑伯勤《论“文章四友”》（《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皆着眼于在综合研究“四友”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四友”在近体诗规范定型中的作用，并且努力在整个唐代前期诗史进程的背景上把握其文学史价值和意义。另外，毛水清《杜审言四题》（《广西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1991年第1期连载），就四友中的杜审言吉州之贬的原因、杜审言的“謇傲”性格、杜审言是否宫廷诗人以及“文章四友”之称始于何时等问题进行考索；葛晓音《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认为李峤的大型咏物诗集《李峤百咏》是唐初以来对偶声律风气中的产物，实际上是以诗体撰写的作诗入门类书籍，成为当时初学律诗写作者的范本。除此之外，初唐时期的其他重要诗人王绩、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张若虚，通俗诗人王梵志、寒山，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宫廷诗人李百药等，都有专论发表。比较重要的有：张锡厚《应当全面评价王绩的题酒咏隐诗》（《唐代文学论丛》第7辑）、张明非《论王绩的田园诗》（《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许总《王绩诗歌的时代类型特征新议》（《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分别对王绩的题酒咏隐诗、田园诗加以重新评价，论述王绩诗歌超脱于唐初时代而与其后时代特征暗合，颇能启人心智。查洪德《沈佺期新论》（《唐都学刊》1991年第3期），提出沈诗艺术成就高于“四杰”而与陈子昂比肩；许总《“沈宋体”形式与内涵新论》（《江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沈宋体”并不全工近体，而是在古体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韩理洲《陈子昂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有关陈子昂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创获甚多，韩理洲还有《陈子昂评传》（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亦属陈子昂研究中的填补空白之作。吴明贤《陈子昂论考》（巴蜀书社1995年出版），考论结合，论述全面。另外，分别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香港中国和世界出版公司于1989年、1993年出版的两次陈子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论文七十篇，展示了近年陈子昂研究的成果。单篇发表的有关陈子昂的论文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关于张若虚的重要论文有程千帆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许总的《刘希夷与张若虚——唐诗意境新指向》（《江汉论坛》1994年第12期）等。关于王梵志、寒山，有张锡厚《王梵志研究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项楚《王梵志诗论》（《文史》第31辑）、张家鹏《再说寒山诗》（《沈阳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等。有关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唐初宫廷诗研究，主要有余美云《论唐太宗》（《唐代文学论丛》第3辑）、王玉梅《宫体诗与唐太宗》（《浙江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许总《时代精神与艺术传统的不稳定构合——对李世民诗的客观解析与价值评估》（《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唐前期宫廷诗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唐初杰出的宫廷诗人——李百药》（《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1期）等。试题库填空：1． 被闻一多先生赞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的诗是。2． 宋代诗人苏轼评价的艺术成就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名词解释：王孟背诵：1． 王维《终南山》。2． 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问答题：1． 《春江花月夜》中的名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涉及对宇宙永恒和人生短暂的思考。请你参照其他诗作，谈谈古代诗人的自然观，以及你对这种自然观的看法。2． 陶渊明和王维都是田园山水诗歌创作方面的大家，两人也都有隐居不仕的生活经历。请以《渭川田家》与陶渊明《归园田居》一诗进行对比，比较一下两人诗歌意境的异同。

关于测绘唐诗论文

今天我为大家讲“唐诗赏析”。因为在座的很多同学都有非常丰富的唐诗知识，我只想讲一些唐诗方面非常有影响的诗歌，且限于时间关系只选择短的诗歌来讲。我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是唐代以前中国诗歌发展基本线索；第二是唐诗发展的基本状况；第三是讲一些小的专题：如歌颂春天的诗歌、送别朋友的诗歌、怀念故乡的诗歌等等。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灿烂文化的民族，在我们灿烂文化的宝库中，诗歌无疑是非常精彩的，如果把诗歌比作广袤的星空，那么唐诗就是这星空中最灿烂的银河。唐诗的灿烂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唐前诗史的简要回顾。 秦以前是先秦，主要指夏商周时代。这个时期诗歌发展有两个高潮：一是《诗经》，二是楚辞。《诗经》是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诗歌的一个总结。楚辞主要是以伟大的诗人屈原（约前340---277）的诗歌为代表的。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诗人，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记住他。我们要记住一个历史坐标，即公元前300年之前，这是战国中期，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好时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如孟子、庄子、韩非子等。从公元前600年的《诗经》到公元前300年的楚辞之间相隔了300多年的时间，这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低谷，但却是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高峰。《诗经》和楚辞是灌溉后世中国文学园地的两条大河。 从地域方面说来，《诗经》主要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结晶；而楚辞主要是长江流域南方文化的结晶。《诗经》是集体歌唱的产物，而楚辞是个人独立歌唱。我们中国的诗歌从集体歌唱向个人独立歌唱发展，是一个伟大的飞跃，从此，中国诗歌的主流是诗人独立歌唱，《诗经》中的诗歌所描写的无非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反映人以外的客观世界，如战争、劳役、兵役等等；一个是人以内的主观世界，如思想、情感等等。这是两个宇宙，一是无限大的宇宙，一是无限小的宇宙。在反映这两个宇宙时，民歌是比较丰富生动的。《诗经》中有许多是反映现实的，如《伐檀》。还有一些是感情的抒发，主要是男女爱情的歌唱。打开《诗经》，第一首《关雎》便是歌颂男女爱情的千古好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有很多诗写得很美，如《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写出了追求伊人那种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情感状态。希冀、渴望、不懈的追求与最终不可得的怅惘，交织在一起，十分美丽动人。 《诗经》中最具代表性的“国风”；而楚辞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离骚》，其内容主要是屈原抒发自己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和追求真理的思想感情，它有2740多个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最伟大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在古代，“风”、“骚”并称。风骚者，文才才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词，与现在意义不同。风与骚，是贯穿我们后世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两条大河。与“国风”作者们朴实的情感相对应，《离骚》充溢着屈原思想的闪光点，有许多诗句一直为我们所欣赏，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只要是心中认为美好的东西，如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情感等，追求它们，九死也不后悔的。这种追求美好的东西而九死不悔的精神，已经融入到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之中，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不朽的精神。其他的，如关于《诗经》和《诗经》和楚辞艺术方面的特色和成就，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三是汉乐府。 汉代是中国王朝中最长命的一个王朝，两汉400多年，主要成就是乐府诗歌，内容上大部分是反映社会生活，反映爱情。反映社会生活的如《东门行》、《战城南》等；反映爱情的如《上邪》。其中《上邪》唱到：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本来“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已经将感情表达到极顶了，但如果就到此为止，还不能算是好诗；好就好在诗中一口气举了自然界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五种事情，说除非这些事情都发生了，我才跟你结束感情。正由于这样它才成了千古好诗，被称为短章中的神品。

唐朝山水诗的毕业论文

李白的诗李白(701--762)，字太白，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他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等人的气质。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功成身退”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 李白留给后世人九百多首诗篇。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李白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功名事业的向往。《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书情赠蔡舍人雄》等诗篇中，对此都有绘声绘色的展露。李白自少年时代就喜好任侠，写下了不少游侠的诗，《侠客行》是此类诗的代表作。在长安3年经历的政治生活，对李白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胸中淤积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愤怒出好诗，于是，便写下了《行路难》、《古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一系列仰怀古人，壮思欲飞；自悲身世，愁怀难遣的著名诗篇。李白大半生过着流浪生活，游历了全国许多名山大川，写下了大量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优美诗篇，借以表达出他那种酷爱自由、渴望解放的情怀。在这一类诗作中，奇险的山川与他那叛逆的不羁的性格得到了完美的契合。这种诗在李白的诗歌作品中占有不小的数量，被世世代代所传诵，其中《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最杰出的代表作。诗人以淋漓挥洒、心花怒放的诗笔，尽情地无拘无束地舒展开想象的翅膀，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让苦闷、郁悒的心灵在梦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而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更把诗人的一身傲骨展露无遗，成为后人考察李白伟大人格的重要依据。 李白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关怀人民、不忘现实的伟大诗人，也十分关心战争这一重要问题。对保卫边疆的将士予以热情的歌颂（如《塞下曲》），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则给予无情的鞭挞（如《战城南》、《丁都护歌》等）。李白还写了不少乐府诗，描写劳动者的艰辛生活，表达对他们的关心与同情（如《长干行》、《子夜吴歌》等）。 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比如，他入京求官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想念长安时，“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样一些诗句都是极富感染力的。 极度的夸张、贴切的比喻和惊人的幻想，让人感到的却是高度的真实。在读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些诗句时，读者不能不被诗人绵长的忧思和不绝的愁绪所感染。李白的这一艺术表现手法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李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采、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韵致的原因所在。他的语言正如他的两句诗所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明朗、活泼、隽永。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短了些，我是小孩哦！不好，请原谅，你选别人吧）

求人不如求己，你要多看看书，多借鉴好的书籍来参考

中国山水文化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内容和形态丰富多彩，包括以山水为载体的文化形态和以山水为表现对 象的文化形态。从以山水为载体的形态来说，又可分为山文化和水文化。 所谓山文化，就是以山为主要载体的风景名胜。山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尚书·盘庚》中就有记载：“ 古我先王适于山”。远古时代，我们的先人就以山中为活动场所。中国的许多名山声誉远播，都有各自独特的 文化内容。它们因所蕴涵的主要文化内容不同，而成为不同个性的名山。最著名的有五岳、佛教名山、道教名 山、风景名山等等。 五岳，在中国的众山中享有特殊的地位。五岳地处神州大地的东南西北中，都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五 岳之首的泰山，以文化、自然混合遗产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一定意义上说，五岳可视为中华传统文化 的一种缩影。 佛教名山，在中国众山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中国有佛教名山二百多处，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其中列入国家 重点风景名胜区的有十多处，佛教文化最集中的当推四大佛教名山。你要感受一下佛教文化，了解佛教在中国 的发展，知道佛教文化有哪些内容，那么佛教名山就是最好的见证。这些佛教名山又保存着形形色色的艺术。 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的建筑，就在佛教名山之中。中国古代雕刻、泥塑、壁画等的精华，也需到佛教名山 中去探访。 道教名山，是中国特有的古代文化现象。中国有道教名山一百多处，在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以道教文 化著称的有十多个，诸如青城山、龙虎山、武当山、茅山、崂山、千山、三清山、齐云山、仙都山、冠豸山、 九宫山、王屋山、崆峒山等都是。龙虎山“峰有九十九，水有泸溪河”，包含景点一百六十多处，人文景观十 分丰富，为道教正一派发源地，有著名道观大上清宫，张道陵的子孙历代张天师世居这里的天师府。武当山是 很有特色的著名道教名山，这里层峦叠嶂，峰奇谷险，洞室幽邃。“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宏 大的道教建筑群隐现于山麓涧谷之中，体现了“仙山琼阁”的意境。近来，全国著名古建筑专家实地考察后指 出：武当山是我国现存的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明代道教建筑群，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风景名山，指的是以审美文化著称的名山。诚然，美是中国名山共同的特点，上述几类名山都有很高的审 美价值，只是风景名山这方面最为突出。“天下名景集黄山”，古往今来的游人，把奇松、怪石、云海、温泉 视为黄山“四绝”，素有这样的赞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堪称世界公园。庐山的风 光也极有魅力，飞瀑泻泉，云雾缭绕，自古就是人们探奇寻幽的胜地。雁荡山向以奇峰、怪石、飞瀑、幽洞、 深谷闻名于世，历来号称“东南第一山”。“武夷山水天下奇，千峰万壑皆画图”，游武夷山，既可放筏九曲 观光，又可攀援登山探胜，使人们沉醉在武夷山水之中。“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美景胜桂林”，泛舟漓江之 上，穿行群山之间，宛如置身于一幅漫长的山水画卷。武陵源、九寨沟、黄龙，都是新发现的明珠，被誉为世 外桃源、童话世界、人间仙境，虽然初放光彩，却顿时蜚声中外。这些穷山僻野一跃而为世界级的风景名胜区 ，这种文化现象标志着当代新的审美价值取向。 在中国众多的名山中，还有一些名山的文化沉积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例如，面对骊山这个历史悠久的游 览胜地，不禁想起这里似乎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舞台。 所谓水文化，就是以水为主要载体的风景名胜区。各种不同的水域有不同的特点，诸如江河、湖泊、海滨 等各有自身的条件，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文化内涵。 江河文化，这淤积在江河两岸的文化现象，似乎向人们诉说着中华民族的古往今来：黄河为什么被誉为中 华民族的摇篮？为什么被视作古老文明的象征？她孕育出了什么样的灿烂文化？黄河流域地势自西向东逐渐下 降，横跨我国地形上的三大阶梯：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她奔流直下，沿途 有哪些雄险的奇观？刘家峡水库、三门峡水库等，对黄河水利的开发有什么意义？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知道的。 苏东坡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写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自古到今，多少才华出众的 人物在万里长江留下了他们的遗迹！此外，那打帮河上的黄果树大瀑布，蔚为雄奇的壮观，历来为游人所激赏 。那钱塘江口的涌潮，自古以来被称为天下奇观。大大小小不同的江河，往往有自己的特色，从而孕育成各自 的文化。 湖泊文化，也是中国山水文化的重要形态，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以湖泊为主体的就有近20处。我国的名 湖风姿万千，大都有丰富的文物古迹，伴随着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兼具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双重美。从黑 龙江的五大连池到广东的七星湖，从杭州的西湖到大理的洱海，都有令人流连忘返的魅力。 海滨文化，记录了中华民族走向海外的历史，留下了抗击外来侵略的遗迹，如今又是对外开放的象征。胶 东半岛的蓬莱，以“海市蜃楼”驰名中外。蓬莱仙岛，自古就寄托着炎黄子孙向往大海的理想。丹崖山巅蓬莱 阁，面海凌空，气势雄伟，是神话传说中“八仙过海”之处。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派遣方士徐福率领数千名 童男童女入海东渡采仙药。徐福就是从崂山境内的小岛登上航船的，这里后来就命名为徐福岛，中华民族走向 海外就是从此开始的，如今徐福岛也就成了很有意义的纪念地。徐福东渡到了日本，给日本带去了华夏文化， 就在那里定居和繁衍。徐福被日本人民尊为农耕、医药之神，关于他的业绩日本史志也有记载。近年来，随着 徐福故里等的发现，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关注。厦门南部的鼓浪屿，素有“海上花园”之 称，四季如春，环境幽雅。明代民族英雄郑成功，为收复台湾就在这里操练水师。鼓浪屿日光岩陡峭的巨石上 ，镌刻着“闽海雄风”四个大字，右上方刻着：“郑延平水操台故址”。日光岩山麓还有郑成功纪念馆，陈列 着收复台湾的文物。旅顺口，周围峰峦环绕，口外礁岛棋布，自然风光绮丽，而又是海上门户。景区内文物古 迹很多，其中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的各种遗迹，是中国近代史的见证。 中国山水文化的又一重要形态，是以山水为表现对象的文化现象。这是人们从审美需求出发，以对山水的 审美体验为基础而创造出来的，是人们的审美创造的结晶。这一形态的山水文化，包括山水园林、山水诗文、 山水绘画等。 园林文化，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我国园林史上，有皇家苑囿和私家园林两大类。汉代的皇家苑囿，开始 模仿自然山水，反映人们对自然山水的欣赏。自汉代以后，私家园林逐渐发展起来。从此彼此参照，相互渗透 ，至明清发展到高峰。除京城以外，苏州、无锡、扬州、杭州等城市，都是当时园林荟萃之地。现存的环秀山 庄、网师园、拙政园、留园、寄畅园、个园、何园等，都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国园林主要由假山 、水池、花木、建筑组合而成，是一种综合艺术品，讲究诗情画意，追求意境的创造。经过长期的造园实践， 形成了完善的园林艺术理论和精湛的造园技巧，使中国山水园林在世界园林史上独树一帜。 山水诗文，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以后，到了唐代进入了成熟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张若虚的《春江花 月夜》，以月照春江情景交融的意境而使无数读者为之倾倒，开启了山水诗的新曙光。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 ”，许多名山胜水都有他留下的诗篇，令人为山川的神奇秀丽而惊叹，为山水诗创作开拓了广阔天地。杜甫对 祖国山水也倾注了无限深情，他写的《望岳》、《登岳阳楼》等堪称千古绝唱。孟浩然和王维被誉为唐代山水 诗派的双璧，高适和岑参则以描绘塞外风光著名。在他们的倡导和影响下，中国历代山水诗异彩纷呈，许多风 景名胜区都召来了历代诗人的吟赏，山水诗在中国文学史上蔚为大观。汗牛充栋的山水诗，从各个方面发掘和 体现了中国山水之美，也扩大了风景名胜的影响。与山水诗并驾齐驱，描摹山水的游记也渐渐发展起来。唐代 的元结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奠定基础的当以柳宗元为代表，宋代诸名家各辟蹊径，明清山水小品绚丽多彩 ，一直发展到当代而历久不衰，各具时代特色的名篇佳制层出不穷。在各种形态的山水游记中，大致可分为两 大类：一类重在抒情和议论；一类重在考察和写实。前者的特点是使山水役于人，将山水视为表情达意的手段 。柳完元开创了以山水游记抒写人生感怀的优良传统。到了宋代，这类游记更为人们所普遍重视，时而还将叙 事、写景、抒情和议论融为一体。后一类的特点是探索山水的“真”、把对大自然的热爱体现在忠实地描述山 川地貌上。《徐霞客游记》可说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发扬了郦道元《水经注》开创的传统，又吸取了陆游《 入蜀记》的经验，达到了科学和文学的完美的融合。在他的游记中，不但看到美妙传神的景观描写，而且更可 见出他那“志在问奇于名山大川”的精神，与他一同感受攀登的艰险，分享到达佳境的乐趣。 山水绘画，是以山水为表现对象的又一重要审美创造领域。在世界上，中国是山水画出现最早的国家。魏 晋南北朝时期，顾恺之、宗炳、王微等都从事山水画创作。到了唐代，山水画更走向繁荣，出现了青绿山水、 水墨山水等多种流派。历代山水画的大师们，既重视“外师造化”，又强调“中得心源”，主张采山川之灵， 向大自然探求画理和画法，留下了灿烂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山水画遗产。近代以来，吴昌硕、黄宾虹、张大千、 刘海粟等，又把山水画推向了新高峰，使之具有新的时代特色。中国山水画，是绚丽的山水孕育出来的，而又 使山水得到审美表现。 总之，中国山水文化以人化的山水的面貌出现，呈现出不同形态的美。它是美丽的景观和辉煌的文化的结 晶，与哲学、宗教、美学、文学、建筑、雕塑、绘画、书法、音乐以及科学技术等都有密切关系，使多种文化 现象融为一体。

李白一生的大半岁月是在隐逸漫游中度过的。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不慕儒家圣人，愿为道教信徒，志在求仙，迹同隐游，所以“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然而他是一位天才诗人，傲岸不羁，蔑视权贵，“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呤》）。所以在他创作的许多惊天动地的诗歌中，也有不少山水篇章，把山水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 “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寒门庶族的刘裕当了皇帝，王谢大家的门阀受到打击，诗人谢灵运愤愤然遨游山水，却体会到大自然山水之美是具体的实在的。他说：“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游名山志序》）就象人生必需衣食一样，大自然山水是适合人们憩息游赏的对象和环境。在观念上摆脱了汉代礼教化了的、魏晋玄虚化了的山水观，他发现了浙东山水绚丽多姿的自然美，大量创作了以欣赏山水为主题的诗歌。因此，他的山水诗虽然有明显不足，但却使大自然山水从古来神化、礼教化而玄虚化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变为造化的艺术品，焕发光彩，供人游赏，人化了。从此，诗中游子增添一类新的活动，便是宦游；诗中隐士也多了一种新的乐趣，便是隐游。但南北分裂对峙，政治动荡多变，宦游得意者少，隐游情真者寡，诗人胸怀不广，志向不高，眼界趋窄，情趣转细。因而不论宦游隐游，山水诗的思想境界有限，却使艺术表现精致纤巧，出现许多形象生动有致的观赏名句。其代表诗人便是李白深为感佩的谢朓：“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呤》）可见李白山水诗接受了谢灵运、谢朓的艺术滋养，承继发展了大、小谢山水诗歌艺术传统。 随着隋代的统一，大唐的昌盛，诗人们经历观望徘徊，增长着人生的乐观，扩充着前途的展望，在宦游中开阔眼界，在山水里抒发激情。山水诗的思想境界逐渐高远阔大，艺术表现由形似趋向神似，而诗里的山水形象也从纤巧变为雄壮，从观赏自然形态变为表现诗人自我。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抒写朋友宦游离别情谊，以山水起兴：“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这前途的展望虽然迷茫，但胸怀开阔，情感悲壮。而在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中，这位从中原宦游江南充当县丞的诗人却感到江南早春物候景色的新鲜：“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洋溢着温暖美好的春意，流露着诗人乐观的情绪。到了大唐鼎盛伊始，约在唐玄宗开元初，出现了王湾《次北固山下》：“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位宦游诗人的眼里展现出一望开阔、前景灿烂的壮美气象，敏锐地预见到一个光辉年代的来临，显示出诗人对太平昌盛的乐观信心和舒畅情怀。所以当时文宗张说对此诗大为赞誉，“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殷璠《河岳英灵集》载）。明代胡应麟则评为“形容景物，妙绝千古”，显示了初唐与盛唐诗的“界限斩然”（《诗薮·内编》）。这是抒写宦游生活的山水诗的崭新特点，是李白少年时代的诗坛所达到的一种高度。 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类新型隐士。他们有志济世而不慕荣禄，自负才智而不愿科试，表现为不仕而其实不避世，并且也不拒绝做官，只是不附权势，不受束缚。这使他们博得清高德望，隐士声誉，实则为大名士。他们并不消极隐逸，而常常远游，踪迹甚广，交往甚众，三教九流，贵贱不拘。他们的隐游便与南朝大不相同，广阔天地恰如其胸怀，清明景物正可作寄托，放声歌唱于名山大川、五湖四海，倾诉衷情于明月清风、松间花下。开元年间的山水诗人孟浩然便是这类盛世隐士而名士的一个代表。他虽曾归隐鹿门山，吟唱“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夜归鹿门歌》），但他更有慷慨的高歌：“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水天相连，波涛汹涌，正见出诗人的胸怀和气势。他也有亲切的抒情：“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旅途客愁，从开阔天地和江水月影中得到解慰。而青年李白深深景慕的就是这位声闻天下的孟夫子：“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赠孟浩然》）赞美他不慕荣禄、不事君王的清德风流。可见这时的隐游山水诗也呈现崭新特点。而比较起来，这类山水诗对李白的薰陶更为深切。 成长于开元盛世的李白，由于家庭和社会原因，使他名不隶士籍，从小在山林隐居环境中博览道家及诸子百家“奇书”，爱好辞赋，学会剑术，更浸染道教，总之是受到奇而不正的教化，培养了一种实质为神仙世界的太平社会的理想和狂想，形成了一种不受封建儒家思想束缚的傲岸性格和反抗精神。这注定了他不走科试正途，而要走隐士兼侠士而名士以成志士的独特道路。结果他虽然被唐玄宗诏命进京，当了两年多翰林供奉，荣耀一时，扬名四海，却不得不辞官出家为道士；虽然被永王李璘请下庐山，进入军幕，似乎得以一遂爱国壮志，却陷入皇权斗争，换来鎯铛入狱，流放夜郎，差点送了老命。政治上的挫折碰壁，使他把赤子般天真情谊奉献给同道和纯朴善良的下层人民，倾诉于无私无猜的大自然。所以他寄情清风明月，漫游名山大川，留下许多山水名篇。 李白山水诗的突出特点是大自然山水形象的理想化、狂想化和个性化。在王湾、孟浩然诗里，山水虽已表现诗人自我，但在诗人意识中，人和山水之间主客观界限仍是清楚的，并不把山水形象融化为诗人自我形象，只是用作表现或寄托诗人情怀的客观对象。而在李白观念里，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有了变化。他在《日出入行》中说，太阳的运行，“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道家的自然思想使他对人生抱有一种朴素的唯物观念。人的生死荣衰如同万物，“兴歇皆自然”，无须感恩，不必抱怨，因为都是元气的构成，同属大自然，同有大自然。所以他要拥抱大自然，与之化为一体。在《山中问答》中，他诡秘地说：“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世俗不会理解他，他也不属于世俗的人间。他的神秘的桃花源，就是从碧山通往梦想的神仙世界，生活在“大块”中，与大自然元气混沌一片。这种道家、道教的思想观念随他的社会生活、政治遭际而日益加深，使他日益爱好大自然山水，也使他的山水诗里的山水形象不仅表现自我形象，而且融化为自我形象，使山水形象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了。 李白在天宝元年（742）奉诏进京后，拿给贺知章看的《蜀道难》（事见孟棨《本事诗》），当是此前不太久的作品。这首乐府旧题翻新的山水诗，主题单纯，就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主题思想复杂，表面是承袭旧题而劝诫寻求安乐的游子不要冒险入蜀，实际是在言外象表，歌唱敢于攀越蜀道的大无畏壮志豪情。换句话说，蜀道是寻常游子的畏途，却是豪壮之士的无限风光的征途。诗里表现三个形象：蜀道、游子和诗人自我。对游子，劝其三思：一是“问君西游何时还”？有没有长期远游的思想准备？二是“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究竟抱什么目的远途入蜀？三是“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如果没有远大理想，只为寻求安乐，则不如趁早回家。对蜀道山水，则倾注了雄放壮烈的感情，以极端夸张和非凡想象来表现。开辟这条沟通秦中与蜀中的高山栈道，付出了壮烈牺牲。它“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高峻惊险，神兽敬畏，正是诗人独特生活道路的象征，理想事业的化身。而登途攀越，高可触摸星辰，孤寂凄厉可怖，一旦困顿，则“磨牙吮血，杀人如麻”的猛虎长蛇时刻威胁。这进一步渲染衬托出蜀道的形象特征，显示出诗人的胸襟情怀。敢登蜀道者须有大无畏的意志、毅力和气概，决非凡夫庸人所为。而诗人自我形象既显露于劝诫游子的悲天悯人之情，更融化于蜀道高险而雄壮的形象之中。 李白有不少短小精美的山水律绝，山水具体形象不一，手法技巧各异，看来似乎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的特点不明显，而其实相同。例如《清溪行》写清溪感受：“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向晚猩猩啼，空悲远游子。”前二句看来只是以镜比水、以屏比山的修辞精巧，而诗人用意实为将水作明镜，山作屏风，以清水秀山为家。所以末二句说猿啼徒使游子伤感，而言外显示他这位谪仙则清心自在，怡然自适，因为山水就是他的家，合乎理想，恰同仙境。再如《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鸟儿飞尽，一朵白云悠然离去，始终相伴在一起的只有诗人和敬亭山，所以“相看两不厌”。这明白如话的大实话，作用与极端夸张同。而山拟人，人同山，有心与无生相知音，便是一种狂想，却也合乎他“浩然与溟涬同科”的观念。至于他的名篇《望天门山》“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早发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等，不论表现手法是拟人化或反衬法，都是观念上把大自然与自我混同一体，视万物为同类，或一起兴奋鼓舞，或以为留难阻挡，山水形象都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了。 李白有一些山水诗直接写了向往仙境，交往神仙，自是理想的追求，狂想的表现，显出谪仙的不凡。但天宝之后，国家政治昏乱，个人遭际失意，随着年事阅历的增长，使他对人间权贵更为激愤，对天上神仙亦感梦幻，于是怀着美好梦想广游名山。这种变化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有集中典型的表现。它写夜梦中游天姥山仙境和觉醒。诗一开始便断定海中蓬莱仙岛不可信，但高高天姥山却可望可游。于是夜里梦中“飞渡镜湖月”，到剡溪，凭吊谢灵运遗迹。然后“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攀登山巅，领略了大海高峰的奇壮胜观。而在云烟迷雾之中，忽然“洞天石扉，訇然中开”，竟来到了金碧琳琅的神仙世界，霓衣风马，虎鼓瑟，鸾驾车，列仙拥簇，纷纷来了。但就在此刻，梦醒了，天姥仙境不见了，只有诗人自己在枕席之间。于是他深深感慨：“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人世荣乐原是一场梦，人间万事都是不断流逝的江河水，无可挽，不足惜。因而他要骑鹿访名山，寻求那梦想的美妙仙境。并大声宣布：“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要与权贵统治的人间决裂。这里，现实世界中受束缚的诗人在梦想中自由飞向理想的仙境，客观的大自然山水在梦幻中变成了神仙世界，理想以狂想的形式表现出来，鲜明显示出反抗权贵统治的诗人性格。显然，屈原《九歌》的幻丽，郭璞《游仙》的清逸，南朝山水诗的秀美，初盛唐山水诗的雄壮，在这里融化为一种新的境界，表现出一个新的高度。 狂想逍遥在梦幻山水里的谪仙人，终于在冷酷的政治现实中觉醒。晚年他从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回来，在江夏相逢故人，他悲愤了：“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如人意！不然鸣笳按鼓戏沧流，呼取江南女儿歌掉讴。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江夏赠韦南陵冰》）称意的水，升天的山神仙，傲岸的狂生，英雄的争斗，诗人曾经向往追求的目标都被粉碎了，狂想的理想都幻灭了，索性纵情于世俗的歌舞行乐。反过来看，从这暮年悲愤狂歌之中，恰可见出这位傲岸不羁的天才诗人，在往昔漫游山水的岁月中，始终怀有济世的英雄抱负，从未放弃崇高理想，因而在他的山水诗里也大多豪情奔放，仙姿倜傥，融化于山水形象，表现为一种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的新的特点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