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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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 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系77级本科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81级硕士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85级博士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1985年至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1992年至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1994年至2004年11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科片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2004年12月起，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年10月；2006年1月第二版。2、《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7月。3、《黄河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8月。4、《未亥斋读书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5、《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2013年1月。6、《读书与藏书之间》，中华书局，2005年11月。7、《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三秦出版社，2006年1月。8、《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中华书局，2008年10月。9、《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9月。10、《困学书城》，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2月。11、《黄河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7月。12、《纵心所欲：徜徉于稀见与常见书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13、《旧史舆地文录》，中华书局，2013年4月。14、《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7月。 1、《历史地理学导论》（日本菊地利夫著），连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至1989年第4辑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民族、交通、历史地理，与他人合译）中华书局，1993年10月。2、《山西古迹志》（日本水野清一著，孙安邦等译，担任译审，核对校审全书），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5月。 1、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Spring 2003；2、唐长安研究の基本的文献，仁木宏主编《都市文化研究》，大阪市立大学，2003年8月；3、明代戍卫长城之南兵，《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4、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5、记南明刻本《西曹秋思》——并发黄道周弹劾杨嗣昌事件之覆，《燕京学报》新第18期，2005年；6、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文史》2005年第3辑；7、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8、准望释义——兼谈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九州》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3月；9、 唐人模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兼论中国早期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在世俗社会的传播扩散程，《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10、 重论明代的铜活字印书与金属活字印本问题，《燕京学报》，2007年第2期；11、 《周礼》地域职官训释--附论上古时期王官之学中的地理学体系，《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12、 《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13、 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2008年第2期；14、 隋大兴城坊考稿，《燕京学报》，2009年第2期；15、19世纪后半期以来清朝学者编绘历史地图的主要成就，《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16、谈传言所说晚近存世金刻本《旧五代史》乃绝无其事，《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3辑；17、隋唐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18、张芝“匆匆不暇草书”本义辨说，《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1期；19、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文史》2009年第1辑；20、汉“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述疑，《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2期；21、从《西教纪略》到《教务纪略》，《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2辑；22、《汉书》赵佗“处粤四十九年”说订讹，《文史》2009年第4 辑；23、论细柳仓与澄邑仓，《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24、唐代都邑的钟楼与鼓楼——从一个物质文化侧面看佛道两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文史哲》2011年第4期；25、薛季宣《未央宫记》与汉长安城未央宫，《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1期；26、日本学者松本洪对中国历史植被变迁的开拓性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1期；27、简论清代中期刻本中“方体字”字形的地域差异，《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28、谈历史上首次出土的简牍文献——《茂陵书》，《文史哲》2012年第4期；29、北齐乐陵王及王妃斛律氏墓志与百年太子命案本末，《燕京学报》新三十期，2012年8月；30、《后汉书》对研究西汉以前政区地理的史料价值及相关文献学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4期；31、西汉秦中祠疏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期；32、从晚清北欧行记看中国人对北欧各国的认识，《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2辑。

1953年8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年9月至1954年12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1954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李希凡与蓝翎共同撰写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文章，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1955年，出席第一届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并获奖章。1955年1月调《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历任文艺评论编辑、文艺评论组长、文艺部副主任、常务副主任。1975年当选为全国人大第四届代表大会代表。1986年至1996年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年鉴主编、红楼梦学刊主编等职。1988年、1992年先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十四届代表大会代表。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作为被钦点过的“小人物”登上时代舞台之前，李希凡的故事是从演绎一个贫苦少年为生存挣扎而开始的。 上个世纪40年代，北京郊县通州，李希凡是一个普通人家6个孩子中的一个，父亲失业重病，家境衰落，13岁开始，他先在洋服店当学徒，继而是印刷厂的童工。逃难、遭师兄欺侮、半饥半饱、投亲靠友……经历着一般旧社会穷孩子生活的辛酸和粗砺。20岁时，他寄居在山东姐姐姐夫家，工作是早晚接送外甥上下学，晚上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姐夫赵纪彬做笔录。贫寒少年李希凡爱上了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同时，由山东大学文史系旁听生，经华东大学干部培训班，后入山大中文系正式读大学，再接下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李希凡几番努力，终是踏上了一个文化人旅途。这期间，我们的祖国，也经历着改天换地变化……转折就发生在1954年的春假。4月的北京，假期中百无聊赖的李希凡，有朋友蓝翎来访，两人聊着聊着，说起《光明日报》上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都感到“不对头”，于是商量着写个文章。这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发在《文史哲》杂志1954年第9期上。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对俞平伯提出挑战——“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的更为明显。” ……首先，毛泽东看到了，发话了：“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1954年，《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信》)很快，《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表袁水拍文章《可贵的第一枪》。主题座谈会召开，除了李、蓝两个“小人物”，文艺界的“大人物”都出场了。郭沫若、茅盾、周扬先后发表题为《三点建议》、《良好的开端》、《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俞平伯“唯心”、冯雪峰——时任《文艺报》主编，曾对李、蓝二人文章提出修改建议——“压制革命力量”、而反动思想的根子——胡适和他的自由主义，遭到全面清算彻底判决……一篇小小文章搅和得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波澜壮阔。从最初的一场普通学术论争，到后来生成为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思想运动，再到文化界、思想界掀起批俞、批胡的狂潮。这是李希凡和蓝翎这两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所始料未及的，所以最后他们“目瞪口呆，再也插不上嘴”也是正常不过。但恰恰是这一偶然事件，国内开始拓宽《红楼梦》研究的视野，推动红学在新历史阶段下的发展。 李希凡是个有文化的老年人，在闲暇的时光，出于个人兴趣，投稿一本发行几千本的学刊，唠叨点陈年旧话，也是很平常的；只是“平凡”、“安稳”、“默默”，在李希凡早前的人生历程里，却是不曾有过的，相反的，“李希凡”这个名字，在建国以来我们主流的政治风景和意识形态脉动里，一直是跳跃闪烁的：1954年因为一篇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得到毛泽东嘉许，火速蹿红，星火燎原——由俞平伯而胡适，由文艺批评而判决剿灭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敢于向大人物开火的“小人物”——点燃了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新一轮高潮；接下来的六七十年代，作为《人民日报》文艺评论员的李希凡，激昂指点，参与到大大小小的文化运动中来，所谓“南姚(文元)北李(希凡)”，李希凡是风光显著的红人。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初为双月刊。7月1日，童书业在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在学术界拉开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大幕。9月1日，赵俪生在第3期发表《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随后又发表大量农战史研究论文，使《文史哲》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一个令人瞩目的中心。11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典型人物的创造》，这是《文史哲》最早发表的一篇在校学生的论文，也是李希凡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文史哲》善于“扶植小人物”的传统由此发端。 1952年3月1日，日知在第2期发表《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提出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引发学术界热烈讨论。7月1日，为配合思想改造运动，第4期发表了一组“思想改造”文章，标志着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开始巨大的转型。11月1日，萧涤非在第6期发表《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杜甫》。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杜甫研究论文，其后，杜甫研究一直是《文史哲》关注的重点之一，成为刊发杜甫研究成果的一个主要园地。 从1953年第2期开始，《文史哲》改由山大学报委员会领导编辑出版，成为“山东大学学报之一”，不再是“同人刊物”。“文史哲杂志社”宣告“于二月一日结束”，编委会也进行了改组。1月1日，第1期发表杨向奎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和吴大琨的《论前资本主义地租的三种基本形态》，分别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经济形态说”和“过渡形态说”。 1954年杂志由双月刊改为月刊。1月1日，陆侃如在第1期发表《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的主流。4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读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以初出茅庐的勇气对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的《宋江考》一文进行了批评。5月1日，罗尔纲在第5期发表《与叶菲莫夫教授谈太平天国问题》，提出了国内史学界未曾有人提过的太平天国年代问题。7月1日，第7期开始连载陆侃如、冯沅君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稿》，迄1955年第12期止，长达18期，被称为“学术期刊史上也是一个创举”。9月1日，李希凡、蓝翎在第9期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大争鸣。 1955年4月1日，《文史哲》第4期开始连载萧涤非长篇论文《杜甫研究》，“山大杜诗研究的地位一举奠定”。 1959年1月杂志停刊。1961年8月停刊两年的《文史哲》杂志复刊，由月刊改为双月刊，编辑部工作由刘健飞负责，刘健飞调回山大历史系后，由孙衷文接任，直至1966年停刊。1966年6月1日，《文史哲》第3期出版后再次停刊。1973年4月24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恢复一些刊物的指示》：“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一是错误。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 随后，山东省革委会责成山东大学筹备《文史哲》复刊，并改为季刊，由刘光裕担任编辑部副主编，主持工作。。据刘光裕《1973年〈文史哲〉复刊的回忆》透露，这次复刊“是中央决定后通知学校的，并不是学校自己决定的”。1973年10月，《文史哲》复刊号发行，征订数高达令人吃惊的72万份，为全国所仅有。但由于纸张供应缺乏，只得限量发行，实际印刷24万份。 1974年春，孔繁由北京大学调入山东大学工作，任《文史哲》主编。1977年11月，陆侃如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用“儒法斗争”来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曲解事实强把杜甫安排为法家的做法进行批驳。本期杂志还刊登了萧涤非《清算“四人帮”破坏毛主席关于批判继承的原则的罪行——评梁效〈杜甫的再评论〉》，对“四人帮”为了适应篡党夺权的需要、硬把所谓“儒法斗争”扩展到文学史领域、唆使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搞所谓“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进行批判。在《文史哲》上进行的“杜甫研究”讨论，被学界看作是“文革”后杜学复兴的标志。 1978年10月15日，第5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撰写的《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华飞的《从实践的特点谈真理的标准》，展开“真理标准”讨论。此后，《文史哲》开始大幅度转换办刊方向，由政治斗争的工具复归学术本位，刊登了一批有着广泛影响的学术论文，办刊质量大为提高，逐渐恢复了“文革”前的声誉，对推动“新时期”学术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文史哲》从由限国内发行改为公开发行。4月25日，《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一组纪念“五四”的论文，庆祝“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从本期开始，《文史哲》开始出现英文目录，并开设了《文史哲》创刊以来的首个连续性专栏“现代美国文学研究”。 1981年，《文史哲》由双月出刊改为单月出刊，篇幅从每期80页增至104页，并从此固定了篇幅，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增减页码容量。1986年6月10日至11日，为纪念《文史哲》创刊35周年，《文史哲》编辑部和山东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在山东大学举办“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讨论会”。1987年1月24日，《文史哲》第1期部分篇目出现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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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是政教功能。

原创 辛智慧 文史哲杂志 收录于合集 #《文史哲》2022年第5期 6个摘 要毛郑异同，历来是《诗经》学史上的根本问题，受到广泛争论。这些争论集中出现在两个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此一问题初次被王肃挑出，引发讨论，可惜这些讨论著作均已亡佚，自现存的零章断句仅能看到其在名物训诂上的辨别，而无法确知这些辨别背后是否认为毛郑更有所以异同的宏旨大端存在；下逮清代，随着乾嘉学者复兴汉学，原本被宋学漠视的毛郑异同问题随之再现，但由于汉学家自身学术视野的限制，他们均从名物训诂上辨别毛郑异同，而不关心毛郑所以异同的更大关怀。只有庄存与可谓例外。他从王道政治、家国政教的角度崇毛黜郑，显示出毛郑在经学关怀上有着为汉学家所忽视的重要差别。庄存与对《诗经》意趣的这一掘发，对当下的经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作 者 | 辛智慧，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原 载 |《文史哲》2022年第5期，第110-120页原 题 | 毛郑异同与《诗经》经学意趣考论——以庄存与的视角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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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初为双月刊。7月1日，童书业在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在学术界拉开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大幕。9月1日，赵俪生在第3期发表《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随后又发表大量农战史研究论文，使《文史哲》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一个令人瞩目的中心。11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典型人物的创造》，这是《文史哲》最早发表的一篇在校学生的论文，也是李希凡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文史哲》善于“扶植小人物”的传统由此发端。 1952年3月1日，日知在第2期发表《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提出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引发学术界热烈讨论。7月1日，为配合思想改造运动，第4期发表了一组“思想改造”文章，标志着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开始巨大的转型。11月1日，萧涤非在第6期发表《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杜甫》。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杜甫研究论文，其后，杜甫研究一直是《文史哲》关注的重点之一，成为刊发杜甫研究成果的一个主要园地。 从1953年第2期开始，《文史哲》改由山大学报委员会领导编辑出版，成为“山东大学学报之一”，不再是“同人刊物”。“文史哲杂志社”宣告“于二月一日结束”，编委会也进行了改组。1月1日，第1期发表杨向奎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和吴大琨的《论前资本主义地租的三种基本形态》，分别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经济形态说”和“过渡形态说”。 1954年杂志由双月刊改为月刊。1月1日，陆侃如在第1期发表《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的主流。4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读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以初出茅庐的勇气对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的《宋江考》一文进行了批评。5月1日，罗尔纲在第5期发表《与叶菲莫夫教授谈太平天国问题》，提出了国内史学界未曾有人提过的太平天国年代问题。7月1日，第7期开始连载陆侃如、冯沅君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稿》，迄1955年第12期止，长达18期，被称为“学术期刊史上也是一个创举”。9月1日，李希凡、蓝翎在第9期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大争鸣。 1955年4月1日，《文史哲》第4期开始连载萧涤非长篇论文《杜甫研究》，“山大杜诗研究的地位一举奠定”。 1959年1月杂志停刊。1961年8月停刊两年的《文史哲》杂志复刊，由月刊改为双月刊，编辑部工作由刘健飞负责，刘健飞调回山大历史系后，由孙衷文接任，直至1966年停刊。1966年6月1日，《文史哲》第3期出版后再次停刊。1973年4月24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恢复一些刊物的指示》：“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一是错误。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 随后，山东省革委会责成山东大学筹备《文史哲》复刊，并改为季刊，由刘光裕担任编辑部副主编，主持工作。。据刘光裕《1973年〈文史哲〉复刊的回忆》透露，这次复刊“是中央决定后通知学校的，并不是学校自己决定的”。1973年10月，《文史哲》复刊号发行，征订数高达令人吃惊的72万份，为全国所仅有。但由于纸张供应缺乏，只得限量发行，实际印刷24万份。 1974年春，孔繁由北京大学调入山东大学工作，任《文史哲》主编。1977年11月，陆侃如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用“儒法斗争”来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曲解事实强把杜甫安排为法家的做法进行批驳。本期杂志还刊登了萧涤非《清算“四人帮”破坏毛主席关于批判继承的原则的罪行——评梁效〈杜甫的再评论〉》，对“四人帮”为了适应篡党夺权的需要、硬把所谓“儒法斗争”扩展到文学史领域、唆使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搞所谓“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进行批判。在《文史哲》上进行的“杜甫研究”讨论，被学界看作是“文革”后杜学复兴的标志。 1978年10月15日，第5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撰写的《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华飞的《从实践的特点谈真理的标准》，展开“真理标准”讨论。此后，《文史哲》开始大幅度转换办刊方向，由政治斗争的工具复归学术本位，刊登了一批有着广泛影响的学术论文，办刊质量大为提高，逐渐恢复了“文革”前的声誉，对推动“新时期”学术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文史哲》从由限国内发行改为公开发行。4月25日，《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一组纪念“五四”的论文，庆祝“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从本期开始，《文史哲》开始出现英文目录，并开设了《文史哲》创刊以来的首个连续性专栏“现代美国文学研究”。 1981年，《文史哲》由双月出刊改为单月出刊，篇幅从每期80页增至104页，并从此固定了篇幅，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增减页码容量。1986年6月10日至11日，为纪念《文史哲》创刊35周年，《文史哲》编辑部和山东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在山东大学举办“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讨论会”。1987年1月24日，《文史哲》第1期部分篇目出现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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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哲学、史学知识、素养的积累最终决定人价值判断的基点，人的愚昧狭隘往往不是因为没能拥有理性，而是选择了不恰当的价值基点。

这样的话语也许在眼下的时代，是会遭人唾弃的，因为平等是超越一切的，不同价值间的彼此尊重是不再需要被讨论的问题，个人拥有自我选择的权利。

虽然个体的存在状态是各不相同的，但我们身处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星球，作为家庭、社会、国家、人类、甚至是作为地球生物共同体的一员，认知并遵守最基本的价值，是一种义务。

不建立在同一性基础上的、充满矛盾、斗争的世界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虽然平等自由被曲解后所形成的相对主义也能被称为是一种共同的价值的话，这价值毫无疑义，甚至将让人类世界趋向毁灭。

《文史哲》被学界称为“高等学校文科学报”之王，现今已发行至3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发行量一直高居国内学报界之榜首，2008年海外订户高达545家，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大都有订阅、收藏《文史哲》，哈佛大学更将《文史哲》杂志与《历史研究》、《考古》、《文物》列为所认可的四家中国大陆学术期刊。《文史哲》获得了国际汉学界普遍的接受和认可。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初为双月刊。7月1日，童书业在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在学术界拉开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大幕。9月1日，赵俪生在第3期发表《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随后又发表大量农战史研究论文，使《文史哲》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一个令人瞩目的中心。11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典型人物的创造》，这是《文史哲》最早发表的一篇在校学生的论文，也是李希凡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文史哲》善于“扶植小人物”的传统由此发端。 1952年3月1日，日知在第2期发表《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提出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引发学术界热烈讨论。7月1日，为配合思想改造运动，第4期发表了一组“思想改造”文章，标志着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开始巨大的转型。11月1日，萧涤非在第6期发表《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杜甫》。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杜甫研究论文，其后，杜甫研究一直是《文史哲》关注的重点之一，成为刊发杜甫研究成果的一个主要园地。 从1953年第2期开始，《文史哲》改由山大学报委员会领导编辑出版，成为“山东大学学报之一”，不再是“同人刊物”。“文史哲杂志社”宣告“于二月一日结束”，编委会也进行了改组。1月1日，第1期发表杨向奎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和吴大琨的《论前资本主义地租的三种基本形态》，分别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经济形态说”和“过渡形态说”。 1954年杂志由双月刊改为月刊。1月1日，陆侃如在第1期发表《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的主流。4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读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以初出茅庐的勇气对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的《宋江考》一文进行了批评。5月1日，罗尔纲在第5期发表《与叶菲莫夫教授谈太平天国问题》，提出了国内史学界未曾有人提过的太平天国年代问题。7月1日，第7期开始连载陆侃如、冯沅君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稿》，迄1955年第12期止，长达18期，被称为“学术期刊史上也是一个创举”。9月1日，李希凡、蓝翎在第9期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大争鸣。 1955年4月1日，《文史哲》第4期开始连载萧涤非长篇论文《杜甫研究》，“山大杜诗研究的地位一举奠定”。 1959年1月杂志停刊。1961年8月停刊两年的《文史哲》杂志复刊，由月刊改为双月刊，编辑部工作由刘健飞负责，刘健飞调回山大历史系后，由孙衷文接任，直至1966年停刊。1966年6月1日，《文史哲》第3期出版后再次停刊。1973年4月24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恢复一些刊物的指示》：“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一是错误。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 随后，山东省革委会责成山东大学筹备《文史哲》复刊，并改为季刊，由刘光裕担任编辑部副主编，主持工作。。据刘光裕《1973年〈文史哲〉复刊的回忆》透露，这次复刊“是中央决定后通知学校的，并不是学校自己决定的”。1973年10月，《文史哲》复刊号发行，征订数高达令人吃惊的72万份，为全国所仅有。但由于纸张供应缺乏，只得限量发行，实际印刷24万份。 1974年春，孔繁由北京大学调入山东大学工作，任《文史哲》主编。1977年11月，陆侃如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用“儒法斗争”来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曲解事实强把杜甫安排为法家的做法进行批驳。本期杂志还刊登了萧涤非《清算“四人帮”破坏毛主席关于批判继承的原则的罪行——评梁效〈杜甫的再评论〉》，对“四人帮”为了适应篡党夺权的需要、硬把所谓“儒法斗争”扩展到文学史领域、唆使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搞所谓“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进行批判。在《文史哲》上进行的“杜甫研究”讨论，被学界看作是“文革”后杜学复兴的标志。 1978年10月15日，第5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撰写的《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华飞的《从实践的特点谈真理的标准》，展开“真理标准”讨论。此后，《文史哲》开始大幅度转换办刊方向，由政治斗争的工具复归学术本位，刊登了一批有着广泛影响的学术论文，办刊质量大为提高，逐渐恢复了“文革”前的声誉，对推动“新时期”学术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文史哲》从由限国内发行改为公开发行。4月25日，《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一组纪念“五四”的论文，庆祝“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从本期开始，《文史哲》开始出现英文目录，并开设了《文史哲》创刊以来的首个连续性专栏“现代美国文学研究”。 1981年，《文史哲》由双月出刊改为单月出刊，篇幅从每期80页增至104页，并从此固定了篇幅，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增减页码容量。1986年6月10日至11日，为纪念《文史哲》创刊35周年，《文史哲》编辑部和山东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在山东大学举办“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讨论会”。1987年1月24日，《文史哲》第1期部分篇目出现内容提要。

1. 《历史研究》2. 《世界历史》3. 《史学月刊》4. 《中国史研究》5. 《近代史研究》6. 《史学理论研究》7. 《中国文化研究》8. 《文史哲》9. 《清史研究》10. 《史学集刊》11. 《中学生政史地》12. 《文史知识》13. 《文史》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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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初为双月刊。7月1日，童书业在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在学术界拉开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大幕。9月1日，赵俪生在第3期发表《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随后又发表大量农战史研究论文，使《文史哲》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一个令人瞩目的中心。11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典型人物的创造》，这是《文史哲》最早发表的一篇在校学生的论文，也是李希凡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文史哲》善于“扶植小人物”的传统由此发端。 1952年3月1日，日知在第2期发表《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提出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引发学术界热烈讨论。7月1日，为配合思想改造运动，第4期发表了一组“思想改造”文章，标志着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开始巨大的转型。11月1日，萧涤非在第6期发表《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杜甫》。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杜甫研究论文，其后，杜甫研究一直是《文史哲》关注的重点之一，成为刊发杜甫研究成果的一个主要园地。 从1953年第2期开始，《文史哲》改由山大学报委员会领导编辑出版，成为“山东大学学报之一”，不再是“同人刊物”。“文史哲杂志社”宣告“于二月一日结束”，编委会也进行了改组。1月1日，第1期发表杨向奎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和吴大琨的《论前资本主义地租的三种基本形态》，分别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经济形态说”和“过渡形态说”。 1954年杂志由双月刊改为月刊。1月1日，陆侃如在第1期发表《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的主流。4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读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以初出茅庐的勇气对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的《宋江考》一文进行了批评。5月1日，罗尔纲在第5期发表《与叶菲莫夫教授谈太平天国问题》，提出了国内史学界未曾有人提过的太平天国年代问题。7月1日，第7期开始连载陆侃如、冯沅君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稿》，迄1955年第12期止，长达18期，被称为“学术期刊史上也是一个创举”。9月1日，李希凡、蓝翎在第9期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大争鸣。 1955年4月1日，《文史哲》第4期开始连载萧涤非长篇论文《杜甫研究》，“山大杜诗研究的地位一举奠定”。 1959年1月杂志停刊。1961年8月停刊两年的《文史哲》杂志复刊，由月刊改为双月刊，编辑部工作由刘健飞负责，刘健飞调回山大历史系后，由孙衷文接任，直至1966年停刊。1966年6月1日，《文史哲》第3期出版后再次停刊。1973年4月24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恢复一些刊物的指示》：“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一是错误。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 随后，山东省革委会责成山东大学筹备《文史哲》复刊，并改为季刊，由刘光裕担任编辑部副主编，主持工作。。据刘光裕《1973年〈文史哲〉复刊的回忆》透露，这次复刊“是中央决定后通知学校的，并不是学校自己决定的”。1973年10月，《文史哲》复刊号发行，征订数高达令人吃惊的72万份，为全国所仅有。但由于纸张供应缺乏，只得限量发行，实际印刷24万份。 1974年春，孔繁由北京大学调入山东大学工作，任《文史哲》主编。1977年11月，陆侃如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用“儒法斗争”来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曲解事实强把杜甫安排为法家的做法进行批驳。本期杂志还刊登了萧涤非《清算“四人帮”破坏毛主席关于批判继承的原则的罪行——评梁效〈杜甫的再评论〉》，对“四人帮”为了适应篡党夺权的需要、硬把所谓“儒法斗争”扩展到文学史领域、唆使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搞所谓“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进行批判。在《文史哲》上进行的“杜甫研究”讨论，被学界看作是“文革”后杜学复兴的标志。 1978年10月15日，第5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撰写的《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华飞的《从实践的特点谈真理的标准》，展开“真理标准”讨论。此后，《文史哲》开始大幅度转换办刊方向，由政治斗争的工具复归学术本位，刊登了一批有着广泛影响的学术论文，办刊质量大为提高，逐渐恢复了“文革”前的声誉，对推动“新时期”学术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文史哲》从由限国内发行改为公开发行。4月25日，《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一组纪念“五四”的论文，庆祝“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从本期开始，《文史哲》开始出现英文目录，并开设了《文史哲》创刊以来的首个连续性专栏“现代美国文学研究”。 1981年，《文史哲》由双月出刊改为单月出刊，篇幅从每期80页增至104页，并从此固定了篇幅，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增减页码容量。1986年6月10日至11日，为纪念《文史哲》创刊35周年，《文史哲》编辑部和山东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在山东大学举办“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讨论会”。1987年1月24日，《文史哲》第1期部分篇目出现内容提要。

《清华大学学报》由清华大学主办，主要刊登文史哲方面的研究论文，兼及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本刊尤其欢迎实证性、理论与方法以及中西对比、跨学科 方面的研究成果。本刊1915年创刊，1986年复刊。目前为双月刊，160页。本刊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CSSCI）来源期刊，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成员单位。2006年，本刊在《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三大权威文摘的文摘率居中国社会科学期刊文摘率第1位；被《复印报刊资 料》转载47篇，转载量在高校学报中列第2位，转载率则居第1位。此后，本刊历年全文转摘率和综合指数均居全国高校学报前列，如在2010年度“《复印报 刊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和“全国综合性大学学报被转载篇目排序表”中，本刊转载指标均列第1位。期刊注意报道内容：主要刊登文史哲方面的研究论文，兼及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本刊尤其欢迎实证性、理论与方法以及中西对比、跨学科方面的研究成果。期刊主要栏目设置：主要设置国情研究、本刊特稿、专题笔谈、艺术与艺术史研究、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学术史研究、哲学研究、期刊与评价等栏目。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历史教学》中学版、《中学历史教学》这些对中学教师而言更直接、更实用。

1. 《历史研究》2. 《世界历史》3. 《史学月刊》4. 《中国史研究》5. 《近代史研究》6. 《中共党史研究》7. 《史学理论研究》8. 《中国文化研究》9. 《文史哲》10. 《清史研究》11. 《当代中国史研究》12. 《抗日战争研究》13. 《史学集刊》14. 《中国史研究动态》15. 《中华文化论坛》16. 《民国档案》17. 《安徽史学》18. 《历史档案》19. 《史学史研究》20. 《史林》21.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2. 《西域研究》23. 《中国农史》24. 《文献》25. 《中学生政史地》26. 《文史知识》27. 《文史》双月刊

文史哲编辑部

文学、历史、哲学合并简写

《文史哲》是新中国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创刊伊始，《文史哲》即坚定不移地恪守“学者办刊”的宗旨，不遗余力地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1951年夏，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元帅在上海的一次大会上曾说：“山东大学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继续办下去，一定可以引起全国各大学的重视。”从创办至今，《文史哲》的海内外发行量，一直稳居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之首，因而成为中国大学学报的品牌。 《文史哲》侧重于中国古典学术研究，古典性和高端性是其所着力打造的特色；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其一贯的办刊风格，尊奉“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则是其始终不渝的办刊宗旨。《文史哲》的最终目标，是传承本土人文研究的学统，进一步深入世界汉学学术圈，跻身世界汉学名刊之林。 《文史哲》的第一任主编杨向奎先生曾说：《文史哲》的目标是：“（1）办好刊物，繁荣学术；（2）培养学术人才；（3）发现学术人才。”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作为办好《文史哲》的十分突出的目标。他又说：“刊物的编者如同伯乐，在万马奔腾中能够识别良否不是容易的，绝不能以名取稿，而要在平凡中发现珍奇。”“社会科学的刊物好像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没有刊物的学校与研究机关，研究成果无处发表，得不到学术界的评价与支持，这种成果也就永远得不到检验的机会，结果会枯萎了。可以说刊物是培育学术的泥土，没有刊物，就不会有学术的繁荣。” 在《文史哲》创刊35周年之际，杨先生又发表《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一文 ，专门谈《文史哲》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方面的问题。他说：“我给《文史哲》编辑部韩凌轩同志的一封信中说，编辑是最有意义的工作，他可以培养人才，发现人才，对于中国的四化建设，作出直接的贡献。编辑是伯乐，千里马有待于他们的培养和发现。可以回想一下，现在在文科各方面有名的学者专家，当他们的青年时代，还在读书的时代，《文史哲》曾经是他们中间某些同志发表文章的场所。”

借用上世纪九十年代知名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再度对学术期刊公开双方沟通记录一事提出自己的质疑。

辛德勇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表述过这样的意思，《文史哲》编辑部采纳的这篇东西，所论纯属无中生有，亦即歪曲事实，强行捏造一个观点硬把它栽在自己的头上，然后再对其恣意挞伐。

11月19日，辛德勇通过个人微信公众号发出《再问<文史哲>是要干什么？》，质疑《文史哲》方面将他和编辑部沟通的记录公布在网上且“断章取义”。

辛德勇提到，在编辑与作者之间，作为编辑人员，是要有良好的职业操守的，特别是不能把作者同编辑之间在稿件处理协商过程中谈到的事情，轻易外泄；更不用说散发到互联网上去了。

辛德勇在文中表示：

“可遗憾得很，我没有得到任何解释。不仅如此，昨天下午14时26分我刚刚同《文史哲》编辑部刘女士沟通的内容，其编辑部某工作人员就又在晚上七点多发到了网上。

19日，澎湃新闻就此事试图联系《文史哲》编辑部寻求回应。

一名工作人员称，相关文章是孙齐负责的，直接跟孙齐联系就行。孙齐正是林鹄文章的责任编辑。

在11月19日回复澎湃新闻的邮件中，孙齐对于辛德勇所称“聊天记录被公布”一事回应道，“作为林鹄文章的责任编辑，我认为这个话题已经脱离了正常学术讨论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