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论文

深入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论文

浅论华夏大一统的正义性 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故称夏。阪泉之战，炎帝战败，并入黄帝部落。华夏的篇章由此展开。从夏朝第一个封建开始，到清朝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总上演着分分合合的故事。由分到和总避免不了战争。“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战争给人的感觉总是血流成河的场面。然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封建统治者只顾贪图享乐，弃老百姓的死活于不顾，战争是取得华夏大一统的唯一方法，也是解救人民于水生火热的唯一方法。大一统的内涵 封建王朝统治全国为大一统。新的王朝总是生机勃勃，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君主贤明，国家政策开明，军事力量强大，国家之间友好相处，没有战乱，百姓安居乐业。“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一个又一个的太平景象让我们明白大一统的真正意义：那就是和平、和睦、长治久安。而统治者并不都是明君，商纣王酒池肉林，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时代造就英雄，百姓期待英雄。当有志之士明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百姓期待战争的出现来结束这种水生火热的生活，却又不得不面对战争所带来的妻离子散。他们身处黑夜，期待着黎明曙光的出现。大一统，就是这黎明的曙光。 大一统的族群是以民族为基础的。同一个民族，有着相同的生活习惯，相同的交流语言，相同的文化继承，相同的宗教信仰。这一切都让他们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民族文化都和他们生活的地域有关系，一方土地养一方儿女，北方人直爽，南方人婉约。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核心，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追求，是一个民族誓死捍卫的尊严。每个名族都有他们自己的精神信仰，不容侵犯。在元清入土中原的过程中，民族精神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是他们战斗的精神支撑，也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强大动力。正义的内涵 正义，是千百年来人类不懈追求的一种美好社会理想和愿望，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向往和追求。关于正义，从中国古代到近现代，从西方到中国，论述这个问题的记载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卷轶浩繁。公平正义，笔者认为是公平、公正、正义、平等等概念的集合体。在古希腊，正义以一种调整自然力对宇宙组成部分的作用，保证平衡与协调的先验宇宙原则第一次出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首先提出了正义的问题同时，他把正义看作是个人和国家的“善德”。“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他还说：“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按照一般的认识，正义是某种事物的平等观念。《正义论》的作者，美国著名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正义即指制度的道德、制度的德性，是支撑社会基本结构的属性是否道德的一个概念。正义原则必须是这样的原则：它们具有一般的形式，普遍适用于一切场合，能够公开地作为排列各种冲突要求之次序的最后结论来接受。 正义是人们为了战胜当前邪恶，最终是为了维护人类和谐幸福的道德行为。通俗地地讲，为了战胜当前邪恶，为了人类和谐幸福，该出手时就出手，正义是人们为了战胜当前邪恶，最终是为了维护人类和谐幸福的道德行为。通俗地地讲，为了战胜当前邪恶，为了人类和谐幸福，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就是正义。入土中原的正义性 1204年，蒙古族领袖铁木真通过残酷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于漠北，蒙古国成立从此，蒙古草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之后连年征战，先后灭西夏，金国，招降吐蕃，1253年灭大理，至1279年灭南宋，最后统一中国。从宋朝的角度，元的统一是一场侵略战争，被誉为民族英雄的文天祥誓死抗元，当兵败被俘，不得不发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但在元统一中国前，蒙古草原各个部落之间金戈铁马，征战频繁。南方的宋朝军事力量弱小，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求和政策，时时面临金国的侵犯。元朝的统一，结束了唐末以来（五代十国宋辽金夏）国内分裂割据和几个政权并立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国家长期统一的政治局面。 元朝的大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汉族人民大量迁居到边疆地区，带去了先进生产技术，开发了边疆经济。边疆各族大量迁入中原和江南，同汉族杂居，加强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西交通的发展，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1636年，清降服漠南蒙古，皇太极称帝且改“金”国号为“清”，清朝正式建立，改年号为崇德。 1644年四月廿一日，李自成亲率部队与吴三桂在山海关外的一片石大战，但由于清军参战，李自成大败。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进京。八日，清顺治帝进北京，北京开始成为清朝都城。此时明朝残余势力仍在，史称南明。在此以后的十八年中，明残余势力一直在与清政府做斗争，直到大清统一中国。 清朝是由中国满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全国的大王朝之一。清朝的人口数也是历代封建王朝最高，清末时达到四亿以上。清朝开疆拓土，鼎盛时领土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清初为缓和阶级矛盾，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内地和边疆的社会经济都有所发展。至十八世纪中叶，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史称“康乾盛世”。于是中央集权专制体制更加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定，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纪后期，已达到三亿左右。康熙年间，统一了台湾，并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叶，平定准噶尔、回部，统一了新疆。这不仅一举解决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而具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交通，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力和凝聚力。在文化上，康乾时期编纂了几部集大成之作，像《四库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等，对清理和总结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上面论述的为元清入土中原的历史和统一后的欣欣向荣局面，现在来谈谈它的正义性。在这两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一中国之前，中土虽说不是诸侯割据，军阀混战。但当时的朝廷基本都是君主昏庸，大臣们结党成派，相互勾结，朝廷乌烟瘴气，苛捐杂役严重，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少数民族政权入土中原，无论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是为了拥有掌控天下的权利也好，是为了解救天下苍生与水火也也好，这都是黎民百姓所期待的。封建时代的农民也许本身就带有一种奴性，也没有知识，农民阶级自身是没法推翻这个令他们仇恨的政权，他们只有期待新的朝代，新的明君，即使这需要以战争为代价，但长痛不如短痛。所以，元清入土中原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解救人民的战争。大一统坚持的原则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但是要结束多方混战的局面，就许要战争。尼采说过：战争是取得和平的唯一方式。他的话虽说太绝对，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战争的必要性。中华民族的和平之路，不也是用先烈的鲜血换来的。 统一全国，也许打着的是为民请命的口号，骨子里也有为拥有那号令天下的权利的野心。即使这样，只要对老百姓有好处，就算你是一支正义之师。 但在大一统的过程中，也发生的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清军进军江南的过程中，无恶不作，激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剃发令强制执行，各地燃起抗清的熊熊烈火。清廷残酷镇压，在扬州、嘉定、江阴等地进行了大肆屠城，史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此后清军各地“剃发易服”，造成人口骤减，发生西南地区民生萧条、万里无人的景象。1659年，清军占领西南地区。并迁移湖广人口填川，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视为历史上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 相对之下，元朝就开明多了。忽必烈下令推行汉法， 穿汉服，学习汉文化。这一政策并不彻底，但在名族文化交流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因此，在大一统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坚守一定的原则，这样才能达到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首先民族平等是肯定的。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元朝施行的“四人等制”，实行怯薛护卫军制，实行站赤制度等等，都是为了增加本民族的特权。满清八旗制度也是这样。其次是尊重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即使是在当代，宗教信仰的不同让战火硝烟仍然弥漫在渴望和平的土地上。 即使这一切都是历史，都离我们远去，可以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借鉴。都是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而我认为，也可以明得失。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知道，无论怎样，我们都要学会尊重，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是这样，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也是这样。心得 在探究华夏大一统的正义性时，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懂得在战乱年代，和平是多么的奢侈。无论在什么时候，和平都来之不易。今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除了感激那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也好好珍惜这和平时光吧。 其次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当我们徜徉与诸子百家的经典，是那样的流连忘返，感觉我们已经超越了时空，和他们进行心与心的对话。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庄子的晓梦迷蝴蝶，扶摇直上九万里······聆听着《高山流水》，品读着唐诗、宋词、元曲，那一刻，时空仿佛凝滞，唯有心灵的自由与舒适。《黄帝内经》 《本草纲目》 《天工开物》让我们不得不赞叹古人的智慧。就让我们心存感激，继承和发扬这中国的瑰宝，民族的骄傲吧！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

礼俗文化再研究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之比较这个网站很多的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编辑：studa20Ads by Google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有许多东西是好的。有许多东西是糟粕。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前进的，这种前进，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民为本，直至后来的由民作主；在经济上，表现在重农重商，直至后来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尊重别人的思想观点，直至后来的思想自由；在对待人上，关心人，爱护人，直至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中国人古代一直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商周时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思想本身，是进步的。在人生态度上，司马迁那种虽处逆境而奋发有为，苏东坡豪放达观的胸怀，张衡、徐霞客那种对真理的执着热爱，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伟大诗人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均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境界。对待自然、命运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王夫子的“相天”、“造命”说，无不包含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上，《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世说新语》中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般新鲜的血液。在对待个人与社会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而对待人与自然上，《棘敕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更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登长江，诵“大江日夜流”，顿生一种豪情。临高山，读“一览众山小”，顿生一种斗志。读《腾王阁序》，吟及“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又生一种慷慨。如此厚重，如此不屈不挠，如此强健，唯斯国方有也！但是，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思想文化也有糟粕。由于时间久，在若干年时间里又没有及时进行打扫，使糟粕越积越多，给我们民族带来极大损害。女人有独特生命价值吗？不过是男人附庸。每一个中国女子，应以生活于现代为庆幸，而以生活于古代为悲哀。不但女人如此，男人也没有独立生命价值。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僚，以及无数苍生，都在皇权高压下葡葡。他们或许渺茫过，怀疑过，反对过，但后来，他们再也不曾有过这个念头，甚至以高呼“吾皇万岁”为终身荣耀。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蔑视地称之为普遍奴隶制。不是崇高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使几千年期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一直难以进步，终于在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一方面是皇帝穷奢极欲，三宫七十二院，生活腐朽靡烂，官僚贵族欺压人民、掠夺百姓，另一方面却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平民百姓通过商业或其它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进行种种抑制。既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又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压制个性，压制自由思想，压制个体生命正当欲望。哪个人特立独行，即“枪打出头鸟”，导致国民虽众多，实则千人一面，有胆有识的人百中无一。有新的思想，即“鸣鼓而攻之”。有不逊之言，即“祸及九族”、“诛灭十族”。在家听父母的话，在乡听长辈的话，社会上听官僚的话，而全体官僚则听皇帝的话。个人的婚姻大事，听父母的话。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群起而伐之。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外部世界缺乏关心。虽然在鸦片战争被打败，仍不肯认输，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肯放下架子认真学习别人文化的有价值东西。一次次失败，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对自己体制弊端痛加改革，全面激发自己民族生机活力。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

中国历史与文化论文

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古道之一,是连接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纽带,也是汉族和藏族以及其他民族相依相存、长期友好互助的历史见证。茶马古道是一个以川藏、滇藏、青藏三条干道组成的庞大交通网, 其中,川藏茶马古道是历史最古老、地位最重要的道路,有两千年的历史。茶马古道以前还有些马帮古道，尽管历史记录很少，但也已经相当发达。因而古道的兴起的原因值得探索。关键词：茶马古道 马帮 变迁在喜马拉雅山和滇藏川横断山深处，至今还行走着马帮，规模和出没频率在世界上其它马帮活动地带已经难以见到了。“茶马古道”概念系借用历史上唐宋以来实际存在的茶马互市的史实而命名，由于唐代以来这种贸易关系主要是以内地之茶与藏区之马进行交换的形式进行,故历史上称之为“茶马互市”,或“茶马贸易”。伴随这一贸易而开通的商道,因而被称为“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以滇藏川三角地带为中心，跨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以人赶马（少数为牛、骡）运茶为主要特征，并伴随马、骡、皮毛、药材、盐、酒等商品交换的文化传播纽带，向北可深入新疆、青海、甘肃与北方丝绸之路会合，向东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南等省区，向西可抵达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金、不丹，向南和东南可延伸到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并波及南亚、西亚、东南亚的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的民族文化背景及其至今犹存的活生生的形态，使茶马古道以其艰难险峻、强大的渗透力和顽强的生命力而不同于北方丝绸之路，并成为世界上文明古道和文化传播的一份独特的遗产。【1】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不只一条,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地跨川、滇、青、藏四区,外延达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在这三条茶马古道中,川藏道是开通时间最早,运输量最大, 在后来的影响最大，最为知名，历史作用也最大的大道。。。。。。

秦始皇在位之时，吞并六国，并发兵南征北讨，史载“百越之地，尽皆俯首”，“北扩千里”“秦王扫六合”，按战国地图看，领土几乎比战国七雄控制范围扩大了一倍。而且秦始皇“设置郡县”，对征服后的土地注重统治和制度建设，不似其它同时代的征服者如马其顿的亚力山大，或罗马只重征服，不重制度建设；因此使统一的土地统治稳固，这才为中国现在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后人认为，“功莫大过秦皇汉武”。意指秦始皇在武功方面，排在汉武帝之前，历史上无出其右。至今，英语中对中国的称呼China，也是从罗马语Chin（秦）演变过来的，这在一个侧面上表现了秦帝国的影响力。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重视以法治国，秦始皇继承了这个传统，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韩非，曾自叹“若与其同游，则无恨矣”。对将领赏功罚罪，皆依法。秦始皇虽专制，认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国。陈胜、吴广起义，其理由也是“秦法严苛”，其罪当死，不得不反，乃是法逼民反。而并非如后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般因严重腐败，而官逼民反。后世儒家倡导人治，治国不依法，由君主一言而决，而至今日人治之风，马屁之风犹在。 秦始皇首创驿站制度，并修驿道。为庞大帝国的政令通达以及由此而来的郡县制皇权国家奠定了技术基础。“修驿道，设郡县”，这是中国能够采用郡县制这种先进制度，而非类似西方的分封制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期的罗马不能有效控制占领区，只能设权利极大的总督（总督总揽一地的军政大权，都是贵族，基层组织都依靠当地的原有组织），仍旧类似于分封制，这是罗马帝国后来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郡县制是一种平民制度，其军政首脑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绩军功可上可下，可平职调动，这就导致了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的出现。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都可以来自平民，郡县官僚制有效的保证了平民（布衣）参政议政的权利（如李斯，蒙敖等等都是布衣，依军功政绩才出将入相），相比分封制这种贵族政治，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和军队制度就是起源于此。 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为之后近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先进于西方，从而比西方发达奠定了基础。所谓“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变”，“百代犹行秦法政”。两千年的皇权时代的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 李白的诗《古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桑弘羊的论着中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 清代的章太炎在1913年撰写的秦政记也赞扬秦始皇。 ·负面 因为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国”的法家学说，而其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推行以仁爱，中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因此，秦始皇常作为负面典型出现在各种散文、史籍中。如贾谊的《过秦论》等。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贾谊《过秦论》：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始皇被很多史学家看作是一个暴君，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万里长城、秦驰道、灵渠、阿房宫及秦始皇陵等的规模均极为庞大，劳动举国的人口兴修，不少文献均斥责在工程进行时造成不少人命死伤，但另一方面却使各地的交通进一步发展，有助日后交通、经贸、以及各民族之融合。故此，一直成为史学家对于秦始皇功大还是过大的争论点。 2、【毛泽东评秦始皇】 (1)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2)一次，他对章士钊讲：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 (3)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又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 (4)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 (5)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6)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

我建议你看一下《中华上下五千年》!

“让步政策”是人口下降引起地价降低的结果；当人口饱和遭遇天灾时，发生马尔萨斯抑制，此时人口降幅大大超过粮食减幅；农民起义的根源在于人口饱和；农民起义的结果往往是王朝更替。帝王和王朝为社会提供了公共产品，因而在百姓中享有威望；农民起义既未促进、也未阻碍生产力发展，它只是历史得以延续的一个环节。 关键词：土地价格 人口饱和 王朝威望 联系环节 一、问题的提出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一论断为农民起义研究定下了基调。 为了解释农民起义如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曾经有人提出一种“让步政策论”。他们认为，在王朝后期，剥削率高，农民负担达到“见什税五”的程度，沉重的剥削使农民根本无力扩大再生产，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新王朝的统治者被迫采取“让步政策”，农民负担降到“三十税一”，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用统治者的“让步政策”来解释农民起义后农民负担减轻、生产力恢复和发展的事实，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它无法解释，既然统治者已经把农民起义镇压了下去，胜利者还有什么必要再对失败者让步呢？ 这一致命的缺陷被“让步政策论”的反对者抓住不放。他们指出，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政治危机，在农民起义之前，有可能对农民阶级采取一些“让步”措施。但在镇压农民起义之后，地主阶级就不可能……

中国茶文化发展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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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 名字： 学号：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中国文化也发展了几千年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以其独特的韵味吸引海内外的各界人士。茶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极具特色，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茶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知识，世界各国都把研究茶文化作为一项重要的课题，当然也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一项很好的佐证。本文通过茶叶的历史发展，茶与道，饮食，文学，哲学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关键词: 茶 文化 历史 发展正文：一 茶文化的历史 茶的历史十分悠久。它发乎神龙，闻于周公，兴于唐朝，盛在宋代，是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茶的鼻祖是中国。中国有句俗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是比较重的。有传说故事：“上古三皇时，炎帝神农氏，作《神农本草经》云：“‘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据历史文献，我国茶叶和茶文化初兴于巴蜀，自秦入收蜀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交流的加强，我国茶文化不但在巴蜀其它地区，还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步发展和传播，两汉三国则是我国茶文化由巴蜀渐次向外传播的阶段。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茶由两湖进一步传到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这一时期，南方茶文化逐步发展。先秦早期，茶文化从文化归属的角度说，只是巴蜀的一种区域文化内涵。由汉至南北朝，茶的饮用和茶业在我国南方一步步发展，始出于巴蜀的茶文化扩展为南方的一种文化现象。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关。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江正是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中国的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著《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二 茶的发展 1．神农时期：唐·陆羽《茶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往往是把一切与农业、与植物相关的事物起源最终都归结于神农氏。归到这里以后就再也不能向上推了。也正因为如此，神农才成为农之神。 2．西周时期：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这一记载表明在周朝的武王伐纣时，巴国就已经以茶与其他珍贵产品纳贡与周武王了。《华阳国志》中还记载，那时并且就有了人工栽培的茶园了。 3．秦汉时期：西汉。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经考该荼即今茶。杨氏池中担荷。往来市聚。慎护奸偷。“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经考该荼即今茶。由文中可知，茶已成为当时社会饮食的一环，且为待客以礼的珍稀之物，由此可知茶在当时社会地位的重要。 4．六朝说：中国饮茶起于六朝的说法，有人认为起于“孙皓以茶代酒”，有人认为系“王肃茗饮”而始，日本、印度则流传饮茶系起于“打磨禅定”的说法。然而秦汉说具有史料证据确凿可考，因而削弱了六朝说的正确性。三 茶与健康 1、 茶之为药用，历史悠久：中华医药学是一个丰富宝库。茶之为药用，历史悠久。古籍中有不少记载。如《本草》、《药书》、《华佗食论》、《茶谱》等都记载了茶的止渴、提神、消食、利尿、治喘、去痰、明目益思，除痰去疾，消炎解毒、益寿延年等20多项功效。唐代大医药学家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称：“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乎神化了茶的药用价值。2、 茶能降低胆固醇：根据医学研究资料显示，胆固醇过多的人，若服用适量的维他命Ｃ，可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中性脂肪。其次，维他命Ｃ除了可预防老化之外，还可预防胆固醇过高，对维持身体健康与器官功能的正常，颇具效果。3、 茶能净化血液：种种实验与分析表示，茶叶含有丰富的矿物质，若每天适度冲泡饮用，必可补充人体所不足的碱性矿物质，降低血液酸性值，达到预防血液酸性中毒的目的。其次，若长期适量饮用，除了可净化酸性血液外，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平衡人体的各项机能。4、茶能达到减肥目的：茶除了含有丰富高碱性矿物质外，还含有各种维他命，相当有益健康。茶还有强力消化作用，分解脂肪及去除脂肪的明显功能，既可防止肥胖又能长期饮用，对于那些喜食西洋料理、肉食者，是不可或缺的日常饮料。 5、茶可治疗便秘：根据实际的临床试验发现，茶具有促进胃肠蠕动、提神醒脑、促进胃液分泌增加食欲、有益大便等良好功效，这些功能对当前生活往往过于紧张的现代人而言，的确是一帖治疗便秘的偏方。 6、茶香可去口臭：茶叶的叶绿素含有芳香成份，具有消除口臭的作用，除了可以消除饭后食物渣屑所引起的囗臭外，同时也能够去除因胃肠障碍所引起的囗臭；其次，对于因维他命Ｃ不足，引起牙龈出血所产生的囗臭也有效。 7、抑制细胞突变及防癌：儿茶素能有效抑制细胞突变及防癌，这是近十年来研究最多且最广泛的主题，已有太多研究报告证实，儿茶素可以有效抑制细胞突变。即使在很低浓度下，儿茶素亦可藉阻断癌细胞之磷酸化作用，而使致癌过程中之「引发」及「促进」作用被阻断。目前已证实儿茶素可以透过很多机制而达抗癌及抑制细胞突变之效果，如透过抑制癌细胞增殖酵素ＯＤＣ活性而达抗癌作用，抑制ＤＮＡ合成癌细胞及增殖，及对最终致癌物之生合成的阻断作用……等等，总之，确实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常饮茶确可抑制细胞突变及防癌之功效。四、茶的其它知识简介 1、易茶 易茶主要特点：1）、茶道、易道、医道三者融合；2）、儒、释、道三家之精华发挥；3）、把茶叶的修身、养性、延年、益寿、扶正、祛邪之功能发挥到极致；4）、阴阳五行的时空科学现代应用。 2、茶道 茶道有很多种：中国茶道、日本茶道等。还有红茶馆。3、茶艺品茶论诗、茶与对联、茶与书法、茶与美术、茶歌茶舞等都是茶艺。4、茶具装饰茶壶渲染创意陶土茶具流露韵致瓷器茶具张扬风格玻璃茶具茶具有茶壶、茶船、茶杯、杯托、茶盅、盖置。 参考文献： 《茶之历史》 《各国茶道》 《茶艺东西》 《茶文轶事》 《巫氏易茶》 《茶具鉴赏之茶具分类》

安溪，茶叶网，有这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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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园景观设计 方法 研究

摘要:

以茶文化内涵为基础，提出以物质层面———茶 种植 、茶加工、茶销售、茶器皿和以精神层面———茶艺、茶诗词、茶境、茶 传说 为切入点的8种茶文化园景观设计方法，以期为茶文化园景观设计提供借鉴。中国自古就有 饮茶 的习惯，茶与中国人的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茶文化为主题设计的景观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关键词:

茶文化园;景观设计;方法

茶文化为主题的景观多出现在茶种植、加工、销售所在地，或观光茶园，为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景观设计和展示提供了物质和文化基础。目前对茶文化园景观设计研究相对较少，如周小苹等在《生态观光茶园景观创设》一文中对四川牛辗坪生态观光茶园的景观创设提出了独特见解[1];曾涛等在《北部湾的后花园———广西世外茶园园林景观设计》一文中指出景观、项目设置要以地方茶文化为根源，设计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茶景观[2];王慧等在《陕西西乡枣园生态观光茶园规划设计》中着重研究了观光茶园在功能设计与艺术精神上如何达到完美契合的问题[3];李琛在《茶园文化景观设计》一文从茶文化的社会价值入手，结合其特有的文化要素，融合“得天自成”生态景观设计理念，提炼出茶园文化景观的艺术表现特征[4];邵琦在《汉中西乡茶园文化景观设计》一文中指出茶园文化景观设计应该考虑文化属性、自然属性、景观形式展示、科学的施工过程、综合管理规范等五个方面[5]。此外，学者在茶馆室内装修上也有一定研究，如王奉慧在《双秀公园竹溪茶室景观分析》一文中，通过分析茶景园林实体要素在室内装修中所占的比例， 总结 了各景观要素在环境营造中的作用，并对不足之处提出修改建议[6];杨巍在《论现代茶馆的园林景观生态设计》一文提出景观设计及景观布置在茶馆氛围营造中的重要作用[7]。另外，唐黎标的《简论园林艺术在茶馆的运用》也阐述了山、石、水等景观元素在表现茶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8]。从相关文献的研究可知，园林景观、茶文化主题的景观在观光茶园及茶馆室内装修中已经渐渐进入研究的视野，景观所发挥的作用也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在此背景下，如何进行茶文化园景观设计，采用何种设计方法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该文尝试在分析目前茶文化园景观现状的前提下，提出8种茶文化园景观设计的常用手法。

1茶文化的内涵及茶文化园景观的价值

茶文化从广义上讲，是指在茶叶发展历程中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物质内涵，是指茶的种植、培育、采摘、烤制、销售等具有技术含量的科学技术内容;其精神内涵，是指茶的品种、品尝、礼仪、民俗以及有关饮茶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人文科学内容[9]。文化价值。茶文化园景观是以茶文化为主题而设计的景观建筑小品，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的茶文化历史，既是对茶文化的传承，也是对部分难忘历史的再现，如茶马古道动感雕塑园、陆羽亭等。以景观的形式展示中国茶文化，更加生动形象，帮助游客记忆，同时展示方式的多样性也增加了游客的参与、互动性，让大家在娱乐中学习茶文化知识，领略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此外，部分茶文化主题的景观有再创历史文化的作用，如武夷山“印象•大红袍”实景演出，形成了茶文化演出的“印象”派效应，必将为人们所铭记。经济价值。观光茶园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茶叶盈利和宣传推广方式，它通过氛围的营造、体验性活动的开展、特色旅游项目的设置，为茶园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其中茶园氛围的营造、旅游项目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茶文化园景观来实现的。如自然型的茶田迷宫、茶田画等，人文型的动感雕塑、文化长廊、文化景墙、特色瞭望塔等，为园区招揽了更多的游客，活跃了园区的氛围。旅游价值。茶文化园景观可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类。自然型的观光茶田清新静谧、绿影叠叠，置身其中仿若隔世仙境，成为广大游客向往的旅游佳境。人文型的实景演出高潮迭起，绚丽的舞台灯光为观众呈现了一席绝佳的视觉盛宴;创意景观小品、造型独特的建筑景观、别具匠心的茶文化体验互动活动，为茶园和旅游区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充分发挥了茶文化园景观的旅游价值。

2茶文化园景观现状及设计原则

茶文化园景观现状

我国现有的茶文化园景观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成功的茶文化园景观案例不多，普遍存在趋同化与雷同化现象，属于“CTRL+C”+“CTRL+V”或微改动版“CTRL+C”+“CTRL+V”。究其原因，大体可归纳为4点:设计初期没有进行详细的项目地块及所在区域设计元素考察，设计成为无根的浮萍;设计开展时没有明确整体形象的定位与塑造，缺乏主题创意与文化特色[10];设计方与委托方地位不对等，基本属于设计方按照委托方想法把效果图表现出来，物质功能性与文化艺术精神无法契合;施工方专业性较低，大部分情况是小包头+大小工的组合，对施工细节及材料不重视[11]。

茶文化园景观设计原则

因地制宜原则。充分考虑广义的“地”，包括项目地的地形地貌、地理位置、气象气候、地的主人等，对“地”研究得越透彻，设计成果越有特色。天人合一原则。新创造出的景观需与天、地、人三才和谐统一，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意境和艺术效果，从空间布局、虚实对比、形势把握、材料选择等方面入手，反复用心推敲。以人为本原则。茶文化园景观的建设最终是供人使用，因此应借助现代技术手段掌握使用人群的行为规律，以此设计真正为人所用的景观。创新原则。立足当地茶文化特色和民族风情，对景观的设计进行创新，使其特色化[12]。

3茶文化园景观设计方法

茶文化园的景观设计以茶文化为主题，围绕茶文化内涵展开景观的创作。基于此，提出的茶文化园景观设计方法亦分为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物质层面，以茶种植、茶烤制、茶销售、茶器皿为切入点;精神层面，以茶艺、茶诗词、茶境、茶传说为切入点。

以茶种植为切入点的设计方法

茶田自身就是一座生态自然的艺术品，景观设计可以通过改变茶田的布局方式，或方、或圆、或异形等几何形状布置，形成不同形状的茶田景观，拉近人们与自然的距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重功效.

以茶烤制为切入点的设计方法

茶文化园的景观设计可以采用制茶的加工工具为原型，通过抽象、美学、设计等技术知识的运用，设计出独具特色的茶文化主题的景观。如将绿茶制作过程中用到的晒茶筛子，设计为茶园瞭望塔的形式，既体现当地茶文化特色又使得设计有根可循;或将筛子作为休憩亭的顶部遮阴物，阳光透过竹条之间形成斑驳的倒影，增添了静态亭廊的动感;仿造炒茶炉灶的造型，通过将其内部挖空，放入射灯的方法，设计另类景观地灯等。

以茶销售为切入点的设计方法

享誉国内外的茶马古道是茶贸易的独特方式，所形成的“茶马古道”是当今世界海拔最高的贸易通道。茶文化主题的景观可以通过雕塑设计再现古代“茶马古道”上商人运茶、卖茶的场景，或通过仿造古代“茶马古道”景象，进行实景复原，让游客亲身体验古代“马帮”艰辛的贸易之路。

以茶器皿为切入点的设计方法

中国南方饮茶颇为讲究，相比北方的大碗喝茶，更多了一份情趣和享受。仅饮茶需要的器具就分为置茶器、理茶器、分茶器、品茗器、涤洁器及其他的煮水器、茶壶、盖碗等，彰显了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也为景观设计提供不少的素材，如以茶壶作为喷水景观、以阵列式的茶碗作为观光茶园的景观小品、以茶勺作为雕塑原型进行抽象等，设计师可充分发挥 想象力 ，形成特色景观。

以茶艺为切入点的设计方法

茶艺是饮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包括茶叶品评技法和艺术操作手段的鉴赏以及品茗美好环境的领略等整个品茶过程的美好意境，其过程体现形式和精神的相互统一。茶文化园的景观设计可以从茶艺表演的全过程中取材进行雕塑设计，同时，茶艺师的服装配饰等物件，可以通过放大尺度方法设计为景观小品。

以茶诗词为切入点的设计方法

中国作为茶的发源地，有着悠久的种茶、饮茶历史，也留下了许多咏茶、品茗、斗茶、采茶的诗、词、歌、赋、 成语 、 歇后语 等宝贵财富，如《一字至七字诗•茶》《茶赋》《七碗茶歌》等。茶文化园景观设计可从这些非物质文化中寻求灵感，形成设计元素，传承中国茶文化精髓，如茶歌赋互动长廊、主题茶楼等景观建筑。

以茶境为切入点的设计方法

茶与禅的结合，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道奇特的景观。“吃茶去”“茶禅一味”“和敬清寂”“自在精舍”等，已经成为禅茶文化的经典话语。一杯茶中，禅意盎然，有人生的三昧、有佛学的感悟，有茶人的心情与品味。通过营造宁静祥和的禅景来打造特色景观，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观光茶园所推崇。禅境的营造要深刻领悟佛学的精髓，它似有似无、或静或动，朴实无华、宁静高远，言简意赅又发人深思。置身其中，可以平和心境，感悟人生。

以茶传说为切入点的设计方法

以地方茶文化相关传说、历史名人雅士，作为景观设计的依据。如武夷山“印象•大红袍”实景演出，便是根据武夷山茶叶救助赶考秀才，秀才高中后重返武夷山道谢这一历史传说编排而成，该实景演出已成为赴武夷山旅游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年收入上亿元。此外，人们也设计了很多实体景观建筑，以纪念“茶人”，如湖北天门市为了纪念茶圣陆羽，建设了陆羽亭、文学泉、涵碧堂等景观建筑小品。每每置身亭间，抚亭浥泉，品茗饮茶，令人流连陶醉，感叹中国茶文化之博大精深。

4结论

茶文化园景观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景致独特、情趣高雅的视觉盛宴，同时它也是实现茶园休闲观光价值的主要载体，是改变传统茶园单一农产品生产功能的重要方式。本文通过深入挖掘茶文化相关知识，系统地总结了茶文化园景观设计的8种方法，分别是以茶种植、茶加工、茶销售、茶器皿、茶艺、茶诗词、茶境、茶传说为基本进行设计，以期为茶文化园景观设计提供参考。

作者：王泽发 刘金燕 单位：泉州师范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周小苹，杨海军.生态观光茶园景观创设[J].安徽农学通报，2011(13):153-154.

[2]曾涛，周凡.北部湾的后花园———广西世外茶园园林景观设计[J].花木盆景:花卉园艺，2011(7):39-41.

[3]王慧，肖斌，张云鹏，等.陕西西乡枣园生态观光茶园规划设计[J].西北林学院学报，2010(4):205-208.

[4]李琛.茶园文化景观设计研究———以汉中西乡茶园文化景观设计为例[D].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5]邵琦.茶园文化景观设计研究———以汉中西乡茶园文化景观设计为例[J].福建茶叶，2016(5):144-145.

[6]王奉慧.双秀公园竹溪茶室景区景观分析[J].西北林学院学报，2004(3):143-145.

[7]杨巍.论现代茶馆的园林景观生态设计[J].福建茶叶，2007(1):42-43.

[8]唐黎标.简论园林艺术在茶馆的运用[J].广东茶叶，2004(3):16-17.

[9]康乃.中国茶文化趣谈[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173-183.

[10]吴军，李鹏波，臧真荣，等.中学校园环境景观设计初探[J].山东林业科技，2006(2):81-82.

[11]李琛.茶文化景观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J].现代园艺，2014(7):79-80.

[12]石洋.茶文化产业园景观设计研究[J].福建茶业，2016(5):171-172.

茶文化传播茶名翻译研究

摘要:

中国茶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作为茶源国，中国茶文化的话语权却在国际交流的平台上日益失势。这种局势出现的原因部分在于茶叶名外翻过程中的混乱。从文化视角来看，这种混乱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茶叶分类范畴不通约;另一方面源于单品茶叶名外翻过程中的文化流失以及不一致性。通过对以上翻译问题的透视与解析，藉此对茶叶类别以及单品茶叶名翻译提出可行性方法。

关键词:

茶文化;茶名翻译;不通约性;分类范畴

中国作为茶叶的故乡有着悠久的茶文化历史。自唐代茶圣陆羽撰写《茶经》始，饮茶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需求，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随着唐朝茶诗的盛起，茶慢慢渗透进中国 传统文化 的血脉之中，与传统“儒、释、道”精神交融，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东方茶文化。然而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后起之秀的英国“下午茶”文化与日本的“茶道”文化日益争鸣并占领了主流文化话语权，为各自国家的文化身份与形象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反观之下，当代中国“茶文化”自鸦片战争后在国际舞台上日渐衰退，其主流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文化话语权逐渐失势。这种局面的形成涉及众多因素，其中茶叶译名乱象丛生是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从文化视野下，对茶叶名现行翻译状况进行述微，剖析茶叶分类范畴的不通约性所带来的翻译问题，并讨论了如何在具体茶叶名翻译过程中再现文化并塑造文化身份，以期为中国茶文化在国际交流过程中他者身份的塑造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茶叶名翻译现状述微

迄今为止，茶叶的发现与利用在中国已经有了五六千年的历史，它于16世纪才被欧洲人所知，作为外来语通过音译进入印欧语系。作为舶来品的茶叶名在印欧语系中的翻译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程，其中随着各国茶文化的平行发展，茶逐渐融入各自的文化血脉中，成为各自的文化符号，而非一种单一的所指。本节将茶叶名置于各自的文化语境中对比异同，进行阐释并分析茶名翻译中存在的问题，以求从文化视角找到可行性的译法。

二茶叶名翻译分析

1.茶类不可通约性造成的翻译混乱。

由于当初茶叶进口地区方言的差异，茶的英译主要有两种发音，一种源自厦门方言语系(Te/Tay)，而另一种则来自于广东话语系(Cha)。厦门方言“Te”经由航海技术发达的荷兰人传入欧洲，经历了“te，tee，tay，tea”并用的时期，到最后采用“tea”来统一称谓。(程启真，2010:P21)在国际文化舞台上，茶叶传到各国以后，形成了各自的茶文化，而且由于饮用方法不同，各个国家所青睐的茶叶品种也各不相同。全球百分之八十是红茶，主销欧美、大洋洲地区;其次是绿茶，最受中国及西非、北非等国人们的喜爱。近年来，绿茶在欧洲市场也开始回温，再次是乌龙茶，除中国外，主销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国坤，2004:P104)从茶类来看，欧美国家并未对其细分，只有红、绿之辨别。而中国的茶叶分类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期，随着新的茶品的出现，不断地进行细化。在明朝分为绿茶、黄茶、黑茶、红茶，而清朝则创制了白茶、青茶。(陈椽，1979:P44)以上中国的茶类划分主要是参考加工过程中茶多酚氧化程度的不同。对于这几大类茶名的翻译，由于东西方分类范式不一，造成茶类翻译出现了以偏概全，所指不一的情形。

(1)翻译中的红黑之辩。中国六大茶类中的红茶是由武夷岩茶简化了加工程序发展而来的一种全发酵茶。最早的红茶产自附近村镇的小种红茶。最早进入英国市场上的红茶则是武夷茶，这在国王威廉三世的牧师约翰•奥维格顿(JohnOvington)的《论茶的种类和品质》中有所记载:“第一种茶武夷茶(Bohea)，中国人也称它为武夷(Voui)。此种茶叶颜色偏小，叶子较小，冲泡后茶汤一般呈褐色或红褐色。在中国，人们生病的时候或有健康保护意识的人往往在感觉体制虚弱时，就只喝这种茶。”(ovington，1732:P144)奥维格顿在撰写这篇 文章 时只有中国这一个茶源国，印度和斯里兰卡还没有生产茶叶。因此，在十八世纪前“Bohea”被用来指代中国红茶的总称。但是随着中国的闭关锁国以及印度和斯里兰卡等红茶产地的出现，中国红茶逐渐淡出了国际市场。中国的六大茶类划分成形之初，多是按照茶叶的汤色划分，如绿茶绿汤、红茶红汤、黄茶黄汤，以此类推红茶在命名之初，虽是黑叶红汤，但是取其汤色，将其命为红茶。但是随着印度和斯里兰卡红碎茶的引入，武夷红茶(即中国红茶)的淡出，西方人取其叶色将其命为“黑茶”(Blacktea)。而国内茶叶外翻过程中多采用归化译法将红茶译作“Blacktea”。这种翻译方法使得六大茶类中的黑茶，即后发酵茶陷入尴尬的境地。为了厘清红黑之别，多数译者将黑茶译作“Fermentedtea”(后发酵茶)或是“Darktea”(深色的茶)。采用后发酵茶来译介黑茶，是按照发酵程度来进行范畴划分的不得已做法。这种译法使得茶叶的分类范畴主次不分，因为如若按照发酵程度划分，则分为不发酵、全发酵、半发酵，而后发酵的黑茶，与前发酵的白茶，中发酵的青茶和黄茶隶属于半发酵茶系类。如果将其译作“Fermentedtea”，并与“Greentea”“blacktea”等并置将造成茶类系统分类的混淆，而这种茶叶总类译介时候的混淆则造成单个品种的混淆，例如安化黑茶被译为“AnHuaBlackTea”。而如果将黑茶译作“Darktea”(深色茶)，与“Blacktea”“Whitetea”等并置，以Dark替代“黑”，终将无法凸显黑茶的特色，使得黑茶的英文名与其他五类茶迥异。作为茶叶起源国以及茶类最丰富的国度，我国在输出茶文化的过程中，理应肩负起“正名”与“分类”的重任，在茶名翻译的过程中不能采用“西方为中心”的归化译法，这种译法使得茶叶在国际上分类混乱，范式不通，使得国内的其他茶叶一直在茶叶交流与传播的舞台中处于边缘地位。国内将红茶默认的译作“Blacktea”，并且将其视为一个跨文化的谈资 教育 英语学习 者的时候，英国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将红茶已经直接译作“Redtea”。(Needham，2000:P544)这种正名行为为茶叶统一范式奠定了基础，也对恢复我国茶文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大有裨益。因此，红茶的译法并非流于表象的“受众的接受问题”，而是紧系国际茶叶范畴分类与中国茶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重要问题，红黑之辨的溯源性理应得到译者的重视，这对于泱泱茶文化的回归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2)青茶翻译之“乌龙”。六大茶类中的青茶介于红茶(全发酵茶)与绿茶(不发酵茶)之间。按照发酵形成的色泽分类为青茶。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乌龙茶就是青茶的俗称。而在国际茶品译介的过程中，也鲜少将其译作“Darkgreentea”，而是按照惯例采用音译法将其译作“Oolongtea”，与其他几类同列。但是实际上乌龙茶即是乌龙茶类总称，又是单个茶品名，也是茶树的品种之称。正是因为其意思以及涵盖面存在的争歧，后续的茶叶领域学者采用了青茶作为这种半发酵茶的总称。而因为历史因素的发展，隶属于乌龙茶的大红袍与铁观音等茶叶，因其海内外的传播效度之广，使得作为总称的乌龙茶与它下面的分支含混不清，孰总孰分已经界限模糊，甚至有些学者指出，乌龙茶作为大红袍与铁观音的上义词，是划分中的好坏不分。(陈椽，1979:P44)而如果在国际交流的舞台上，使得“Darkgreentea”作为半发酵茶的总称，使得乌龙茶成为青茶中一个分支，这样不仅能够规范茶叶的分类系统，而且使得茶叶的分类依据不言自明。因此，从总体上来看，我国茶文化在输出中最为棘手之事当属茶类总称的界定以及统一。厘清茶类总称后才能够使得各个茶类下的茶品在翻译的时候有据可循、有法可依。而茶类统一英文名称，必须先给红茶“正名”，青茶“立目”。

2.单一茶品名翻译的混乱。

茶界素来就有“茶叶学到老，茶名记不了”的说法。而单品茶叶的命名也是各具特点，有表达名茶品质特点的，例如茶类品种、造型、色泽、滋味、香气等命名。如佛手、三杯香。有显示地方特色的，表达强烈的地方、区域性。如西湖龙井、庐山云雾茶等。表达文化特色，暗示历史背景和文化史实，如文君绿茶、普陀佛茶等。以物喻名，如遂昌银猴、竹筒香茶等。(施海根，1995:P5)而对于各色茶名的翻译仍未统一。如武夷岩茶，有译作“BoheaRocktea”“Boheayantea”“WuYiYanTea”以及“WuYiRockTea”等译法。这些纷繁芜杂的译法终究需要统一才能够杜绝一茶多名的状况发生，在国际上塑造名茶的地位以及经济价值。而笔者认为，作为茶文化身份的内核，茶名的翻译应该注重茶文化以及审美的转换。茶从来不只是一种物质凝聚物，更是一种精神凝聚体。在译介每一个茶名时，要注重茶名的追根溯源以及文化蕴意的再现。本文试分析几例，以传达单种茶叶名的译法。绿茶中的“西湖龙井”命名时采用了“地名+地名”的方法，由西子湖和龙泓井圣水得名。而西湖这一地名在国际上已被译作“WestLake”，并以“淡妆浓抹总相宜”闻名。如果翻译过程中将其采用音译译作“XiHu”，一方面茶叶的产地无从得知。而茶名中“西湖”一词所产生的审美想象也随之消失，成为一种陌生的拼音所指。而“龙井”一词源于龙泓井，翻译该词的时候如果采取意译“Dragonwell”(龙的井)。在中西方文化中，“龙”所蕴含的文化意向大相径庭。在中国，“龙”是威严、权利的象征，蕴含积极的所指。而欧洲国家“龙”多意指残暴、凶猛等特征，与负面信息相挂钩。考虑到积极文化形象的塑造以及茶叶在国际上的推广等因素。“龙井”因此应采用音译法，来规避文化之间差异。自古名山出名茶，以地名或者山名来命名的茶叶品种很多，如韶山韶锋、南岳云雾、祁门红茶、金竹云峰茶等。这些地名与山名在翻译的过程中应采用目前通用译法，而不能为求便利，纯粹的采用拼音，使得茶叶出产地方、区域文化在外译的过程中消失殆尽。山名、水名、地方名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保留，采用通用译法体现出来。这样在推广过程中，通过茶名就能溯其源头，探索其背后的地方文化。而以历史背景与文化史实命名的茶叶，如文君绿茶、普陀佛茶、西施银芽、八仙云雾、东坡毛尖等。这些茶叶名均含有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其文化内涵寓意深厚，如文君绿茶，因其产自西汉才女卓文君的故乡，即四川省邛崃县而得此温文尔雅的芳名。而在这些茶叶外译的过程中，也应该力求重新展示其中的历史文化蕴意。如文君绿茶在外销过程中应采取厚译法。即“WenJunGreenTea”(WenJunisatalentedfemaleinthehistoryofChina)。这种文化内涵的备注使得茶叶名称由来以及历史蕴意得到了再现，在茶叶外销的过程中，对于中国的文化外传也能够起着重要作用。而以物喻名的茶叶在翻译的时候也应以茶文化传播与茶叶外销为目的，力求将茶叶与文化紧密结合，以此来使中国的茶文化在国际交流的平台中逐步的标新立异，获取一定的话语权，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身份。

结语

通过上文的描述性分析，我们发现中国茶文化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在当今国际交流的平台上仍需强化其地位，构建起标新立异的文化身份。这种身份欠缺的部分原因在于茶叶种类范畴的不通约性所造成的翻译混乱，以及单个茶叶名翻译的不统一，翻译过程中不重视文化的再现等因素。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作为茶源国的我们应该积极推行新的范畴分类译法，这种新的范畴分类译法不仅有利于其他茶种的推广，也能够杜绝单个茶叶名翻译的混乱。对于单品茶叶名的翻译应该注重茶叶名中文化因素的再现，这些文化因素有利于中国茶文化身份的重构以及推介。

作者：刘珍珍 单位：淮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程启真.多维视角下的英国茶文化研究[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2]国坤.茶文化概论[M].浙江: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

[3]陈椽.茶叶分类的理论与实际[J].茶业通报，1979，1(2).

[6]施海根.中国名茶图谱:绿茶篇[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5.

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研究论文

你不会自己写啊,就查查资料的事还要来网上找人代笔。

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名著，里面创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诸葛亮无疑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个。

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

历史上，诸葛亮凭借隆中对博得刘备赏识，又在曹兵南下，刘备大败的时候，请出了吴兵帮助刘备打败了曹操。

进而夺取四郡，又进入西川，打败了刘璋。

刘备死后，诸葛亮辅佐刘禅，把蜀国治理的井井有条，并多次出兵攻打魏国，最后死而后已。

被封为武乡侯、丞相、录事尚书和司隶校尉等职。

谥号“忠武侯”。

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被进一步美化，成为一个神机妙算，料事如神的人物。

他的出场就颇具神秘色彩。

刘备策马越潭溪，偶遇水镜先生司马德操。

经过司马徽和后来的徐庶的推荐，刘备才知道卧龙先生诸葛亮，然后就三顾茅庐。

三国演义这点十分精彩，连带着介绍了诸葛亮的几乎所有亲戚朋友，只是留了庞统一家，为后 *** 伏笔。

而神仙一般的诸葛亮，一出世就帮助刘备分析了天下大事，奠定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

诸葛亮加入刘备阵营后，更是出神入化。

在曹兵未来以前，便提前征兵御敌。

曹兵来以后，诸葛亮用一套神秘莫测的办法火烧博望，火烧新野，两把火烧得曹军闻风丧胆。

当阳一战，刘备九死一生，这个时候，诸葛亮挺身而出，随鲁肃来到东吴，请求援兵。

东吴诸雄，在诸葛亮的面前黯然失色。

雄才大略的孙权、机智的周瑜、老辣的张昭、朴实的鲁肃等等，都被诸葛亮刷的团团转。

之后，诸葛亮更是一叶扁舟离开东吴。

孙刘失和后，诸葛亮帮助刘备粉碎了东吴的种种阴谋。

并且开始筹划帮助刘备入川。

从接纳张松，到警示庞统，最后自己入川，扭转乾坤，终于收降马超，进而得到西川。

然后，帮助刘备守住汉中。

刘备死后，诸葛亮成为蜀汉的顶梁柱。

当时，蜀汉内外交困。

诸葛亮先联合东吴，再南征孟获。

万事具备，开始北伐。

在北伐以前，还写了那篇脍炙人口的《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依、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依、允等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

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请再读读这篇文章，陈寿、罗贯中以及毛氏父子都知道，没有任何文章能比这篇文章更能体现出武侯的性格志向，所以都收录了这篇文章。

我才华不及他们，更必须在写武侯的文章里，收录这篇感人肺腑的文字。

诸葛亮在历次北伐当中，身先士卒，足智多谋，高瞻远瞩。

但因为种种原因，北伐并没有成功。

比如马谡失街亭、孟达大意被司马懿打败、粮草不支、李严撒谎、苟安流言等等。

最终诸葛亮因为积劳成疾，病死在五丈原。

诸葛亮死的时候，还任命了两朝丞相，即蒋琬和费祎。

所以在这两个人还活着的时候，蜀汉还威而不乱。

这两个人死后，董厥樊建就差远了。

诸葛亮死后，还计斩魏延，死诸葛吓退活司马。

这就是罗贯中，或者说毛氏父子为诸葛亮杜撰的一生。

看来是很完美了，但是许多看三国演义的人都是一上来特别喜欢诸葛亮，后来渐渐的就不喜欢诸葛亮了。

或者说对演义有一定了解的人，就不太喜欢诸葛亮这个角色了。

这可能是演义作者始料未及的。

作为诸葛亮，我们可以看一看杜工部的《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的对于诸葛亮的定位比演义作者好的多。

诸葛亮本来就是一个悲情英雄，这样的人必定不是完美的。

比如项羽，这个人就是优点缺点同样明显，这样的悲情人物，能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同，而三国演义所设计出的完美悲情人物，就显得漏洞颇多。

第一，诸葛亮既然料事如神，那么为什么在街亭这么重要的位置派出马谡呢？譬如王平、吴懿就能胜任这个位置，还即忠又勇。

反过来讲，演义美化的神一样的诸葛亮，在知人善任上，颇有问题。

第二，演义描写的诸葛亮过于神话，这反倒不像是一个人。

小说能吸引观众，一般都是让观众能在主人公身上找到共鸣，而诸葛亮这位主人公，显然不是能让人共鸣的主人公。

第三，诸葛亮本来是个很忠厚老实的，至少是个好人，不会去害人。

三气周瑜虽然写的精彩，但在全局的角度看，绝对是败笔。

还有诸葛亮和诸葛瑾本来是一对关系很好的兄弟，各为其主却不互相干涉，但是演义里却也被迫勾心斗角。

诸葛亮如果连对自己的兄弟都不好，怎么可能对刘备这么好？

第四，人都是挑剔的，再完美的人物也会被挑出毛病。

所以，在演义的角度说，捧诸葛亮的越多，打击诸葛亮的人就越多，这也就是演义能够流传下来的原因。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诸葛亮智而近妖，刘备忠而近伪。

”这句评论十分到位。

也就是说，三国演义虽然完美的创造了诸葛亮，但是却真的不如一个实实在在的诸葛亮让人敬佩。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以诸葛亮为核心和纽带，把三个国家的人物描写的淋漓尽致。

尤其是诸葛亮，三国演义把他的忠、智、义、情写的相当到位，让一个全新的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作者笔下栩栩如生。

提到诸葛亮，人们就会想到足智多谋、鞠躬尽瘁这两个词语，三国演义的功劳毋庸置疑。

戏剧舞台上也多借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形象，把活生生的诸葛亮展现在我们眼前，比如失空斩。

所以，在文学角度上讲，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绘相当成功，不仅仅创造了一个完美的诸葛亮，也创造了一个争议的诸葛亮，使诸葛武侯不仅仅是一个伟人，也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名人，这就是雅俗共赏。

三国演义不仅仅使自己流传千古，也令诸葛亮万世流芳。

对秦始皇的评价对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究竟如何评价？自秦亡后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盛赞他为“千古一帝”（李贽《藏书·卷二目录》）；有的人说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秦政记》）；有人歌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秦主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自《秦王扫六合》）他们都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功绩，肯定其对历史的作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另一些人则咒骂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 “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新书·过秦论》）；“始皇暴虐，至子而亡”（《贞观政要》卷八）；“始皇刚毅戾深，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而亲幸之，海内愁困无聊”（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他们都指斥秦始皇统治的残酷，是暴君。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评论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也都有其片面性。 应当历史地看问题，即把秦始皇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他的功过是非，去研究他的贡献和罪恶。而在研究秦始皇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战国末期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尤其要注意秦国自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历史特点，以及它们对秦始皇的影响。这后一点是迄今以来，对秦始皇评价中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问题。当我们系统地研究过秦史以后，再评价秦始皇，则可望避免以往的片面性，得出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 根据这样的观察，应当说，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他的功绩是主要方面，但不能因此掩盖罪恶；他的罪恶是深重的，但也不应因此抹煞其巨大的历史功绩。 秦始皇的最重要历史功绩，在于完成了统一事业，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当然，秦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客观形势已经为统一造成条件，秦始皇是在统一果实成熟了的时候来到果园中的。但这种历史必然性并非意味个人的作用无足轻重。为什么统一由秦国来实现？完成统一的时间为何在公元前二二一年？在这些方面显示了秦始皇的个人作用。 除了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以外，秦始皇对统一的贡献，在于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有些评论家盛赞秦始皇的“军事指挥才能”，这种评价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比起他的先辈，如秦穆公、秦武公等曾多次亲率军队作战的君主，秦始皇几乎可以说没有直接指挥过打仗；但是，秦始皇却取得了比他前辈更辉煌的成就，这除了历史给他造成的机运以外，主要在于他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在统一中国前夕，秦国聚集了几乎是全中国所有的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这里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姚贾、顿弱等等，他们大都并非秦国人，却在尽心地为秦效力。一切克敌制胜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计划，都是由他们制定和实现的。秦始皇的作用在于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 听从他们的劝谏和有错勇于改。如灭楚时，他开始误用李信遭到失败后，马上改过，亲请王翦出征，并倾全国之兵交付与王翦，结果取得胜利。这种情况，若与赵国国君不信李牧，齐国国君轻信谗言，致使国亡的情况相对照，更可看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君主，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对于历史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秦始皇的贡献还在于奠定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基础。秦统一后实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有的不仅影响至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而且及于现在，如文字的统一就是一例。秦始皇采取的各种统一措施和制度，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来说，是一种大胆的革新，他不仅改变割据状态的政治和文化，从而使封建的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 。而且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秦国固有的历史传统，如秦国以前一直被中原诸国视为西方落后地区，秦孝公也曾为此面苦恼，昭王以后虽然秦国势力进入中原，但主要统治地 区、根据地仍不出关中。到秦始皇时期，其国土竟达到空前广大的程度，而临这种局面，秦始皇以秦国制度为基础，创建各种制度，他并未囿于秦国固有的制度和传统，表现其政治眼光较为远大。从秦代制定的一些制度大部分为后来所继承，可以证明：这些制度和措施是适应当时历史形势的。而创建这些制度的秦始皇，其政治视野若不超出地处西陲的秦国的局限，则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在秦国的历史上，继秦穆公、商鞅以后，秦始皇是对秦国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也是开创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但秦始皇还是一个稀世的暴君。秦始皇的残暴不能仅仅用“地主阶级本性”这种一般性的原因去解释。唐甄曾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这种看法是对的。但秦始皇这个“贼”似乎比其他帝王更暴虐，其罪过更大。他不仅穷侈极欲，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就是施行的一些有利于统一的措施，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社会发展，而在当时则成了一场浩劫，如修长城，经年累月征发数十万人进行着极为沉重劳动。这种摇役负担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从下述记载就可看出达到多么可怕的程度。清人杨廷烈著《房县志》记载：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据说他们的祖先乃是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的民夫，由于躲入深山老林，年长日久，全身长出毛，传说当碰到毛人时，他先问你：“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么？”只要回答：“长城未筑完，秦始皇还在！”“毛人”就会吓跑。这个记载当然只能视为人民群众的一种传说，然而如果历史上根本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绝不会出现这种可怕的传说。它反映了秦始皇的作为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榨之上的，而这种剥削和压榨远远超过社会所能承担的程度，致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下去，所以就连对历史发展有利的一些措施，也给当时的人民造成灾难。 秦始皇统治的残酷，与秦国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秦是以一游牧民族立国。从立国之日起，秦就处于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秦人耐苦战”是历史造成的，统治者的“酷烈”也是同这种战争的残酷现实相一致的。从秦襄公到商鞅、到秦始皇，其统治手段始终是极为残酷的：“夷三族”、“夷九族”，这在其它诸侯国是极为罕见的，殉人多至上百也仅见于对秦的记载。秦始皇完成了先代国君统一中国的计划，同时也把秦国残酷统治的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强调秦国的传统，决不意味着开脱秦始皇个人的罪责，他个人性格残忍，好大喜功，尤其是统一以后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以及恣意享乐，乃是加重人民灾难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也是由于他把当时的社会经济推到崩溃的地步，使秦王朝又成为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朝代。 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既是一个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暴君。

再考赤壁之战[摘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尹先生的文章引发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一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有类似说法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由此看来,曹操统一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之战中去的。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战不足为信。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二十三四万。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诸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赤壁之战。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2](P38)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二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3](P843)可见《三国志》、《后汉纪》都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标明为“十二月”。后来,范晔(398~445年)将赤壁之战系于该年“冬十月癸未朔”之后、“十四年”之前(《后汉书·孝献帝纪》),《资治通鉴》又进一步将时间框定于十二月之前。[4](PP2087~2094)陈寿生于赤壁之战后二十五年,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原始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5](P99)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谈到当时季节气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至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至1月31日。湖北鄂州市的自然历是: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至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至1月31日。据《中华两千年历书》,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至11月25日。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至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是:初秋10月20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9℃—16℃;仲秋10月27日至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至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芜湖自然历:初秋10月5日至10月24日,日平均气温在<19℃—16℃;仲秋10月25日至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至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中华两千年历书》,公元208年11月27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二,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 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 11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十一月廿四以后。[6](P70)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7](P21)发生在“盛寒”时节的赤壁之战也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农历十月,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不用说发生在九月了。三尹文认为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果真如此吗?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吴国最高统帅孙权的官职直到建安十三年(209年)才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显然,孙权所提拔的参战将领,无论功劳再大,自然是不能超过他自己的职位———车骑将军、徐州牧。所以,对于孙权对立功将领所提拔的职位不高就认为是奖励很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参战立功的将领均得到重大升赏,孙权对他们的恩遇和评价是很高的。周瑜攻下南郡,战事才算结束。周瑜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邑四县。孙权赞扬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后来,孙权称帝后,又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至于鲁肃,“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特持鞍下马相迎。至于陈普,赤壁之战,陈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普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陈普拜偏将军,领江夏太守,食邑四县。而且,孙权对周瑜、陈普二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陈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余诸位将领,黄盖升拜武锋中郎将,凌统迁校尉,吕范拜偏将军,等等,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尹韵公先生在《赤壁之战辨》一文中,从参战兵力、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以及从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应论之有据,要凭据历史记载,凭据考证和事实。[参考文献][1]卢弼.三国志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0.[3]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65.[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6]《中华两千年历书》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Z].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4.[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2).

近代中国历史研究论文主题

文艺复兴对维新变法的影响

这样的文章你只需要对他的生平简单描叙中间不杂评论之语。最后评论：由你所摘要诉述的文章里，以一种马后炮的态度对他作一些客观的评论。是对是错对在那里错在哪里别人怎么做别人应该避免这样的错误还是勉励后人向他学习。再发表一下感慨。ok了。别人写了你抄袭给老师。不厚道呀。。。。

1，民主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成立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社会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转变，一大进步！这次革命虽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为以后新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2，北洋军阀的统治

1919年5月4日，北京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前举行示威游行。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在这次运动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表现了伟大的力量；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起了重要作用。

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推动作用。

3，解放战争

1945年8月至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期间共歼灭国民党军625万余人，摧毁了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从根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扩展资料：

中国现代史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

明确中国近代史包括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是时代前进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国近代史学者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全部近代中国历史所得出的正确结论，是中国近代史学科成熟的表现。

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取得的重要成就，值得充分肯定。

参考资料来源：中新网-党报刊学者文吁以1949为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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