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论文

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论文

□ 主要作品及参与活动电视剧《甲骨魂》（编剧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题写片名），央视播出，由山东王懿荣纪念馆永久收藏；电视剧《有病找谁》（编剧），1996年央视播出，获全国卫生影视一等奖；电视剧《河 魂》（编剧），1989年央视播出。著 作《中国?安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河南省外宣品一等奖；著 作《中国开放城市系列书 安阳》中英文版 新世界出版社文史随笔《百年话甲骨》海潮出版社，参加第37届国际书展，并赠送埃及开罗大学收藏；文史随笔《古都三千年》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文史随笔《古都遗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文史随笔《殷墟殷商 殷都》中国文联出版社；大型动漫《梦回殷商》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出品；大型仿殷乐舞《商 颂》（创作编导）获河南省舞蹈大赛二等奖；仿殷乐舞《大秀殷商》（总编导）获河南洛阳世界风情巡游最佳节目奖；受邀参加央视“读书时间”（19990730）《百年话甲骨》一书；受邀担任央视《探索发现?百年守望》学术嘉宾（20090903）；受邀参加央视《城市平台》、《让世界了解你》、《周末异想天开》等节目担任嘉宾；受邀担任湖北卫视《国庆长假计划》学术嘉宾；受邀担任河南卫视《华豫之门》等多档节目学术嘉宾；受邀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城市学院、河南省文化厅培训班、安阳师范学院、安阳工学院、安阳市委党校等高校举办《世界遗产殷墟漫谈》讲座；在国家、省级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学术大事记 参加全国商史讨论会 参加殷墟笔会 参加安阳甲骨学会，现为常务理事； 《独于集古爱殷商——记胡厚宣大师》 《安阳日报》 《寻觅王文敏公的踪迹》 《安阳日报》 发表《甲骨学研究的新形势》 《甲骨文研究》1期 参加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吸收为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员担任编剧的电视剧《甲骨魂》（胡厚宣顾问；周谷城题署）为国际会议首映；《甲骨魂》央视播出；该剧为山东王懿荣纪念馆收藏； 《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记哈佛大学人类系主任张广直先生 《安阳日报》 参加中国古都学会开封年会，吸收为中国古都学会会员、理事； 《万里鹏程入壮游》 《安阳日报》 《拜谒王文敏公的故乡》 《安阳日报》 参加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论文《试论古都研究的社会效益》 中国古都学会七次年会入选 论文《繁华的宫廷乐舞》中国古都学会11届年会暨国际古都学术研讨会入选 《再拜王文敏公的故乡》 《安阳日报》 《为世所用使古都研究生机盎然》 《中国名城》 《丹甲青文听绝唱》 《安阳日报》 《八宝山送胡老》 《安阳日报》 《略论商代后期的宫廷乐舞》 《殷都学刊》 创作编导大型仿殷乐舞《商颂》 中国（安阳）殷商文化节开幕式演出，获河南省舞蹈大赛二等奖参加全国民族舞蹈大赛获优秀演出奖 论文《走出古都宣传的误区》 中国古都学会年会13次年会大会报告 论文《殷商宫廷乐舞初探》 河南民俗学会第二次年会 《切勿坐着金矿要饭吃》 《安阳日报》 《难忘泰斗——周谷城交往的一点小事》 《中州古今》 《难忘故园——袁家骝三访安阳》 《安阳日报》 《一衣带水书为桥》 《中国地市报人》 论文《从欧阳可亮与安阳的学术联系看中日文化交流》中国古都学会14次年会 《保护殷墟 利用殷墟——访俞伟超先生》 《安阳日报》 文史随笔《百年话甲骨》 海潮出版社央视《读书时间》（150期“甲骨学一百年”嘉宾）2001年该书参加第37届国际书展并赠送埃及开罗大学 论文《商代雨卜乐舞及其演变》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明义士年谱》 中国古都学会年会论文 《假日长假计划》 湖北卫视特约专家 《殷墟不虚》现场点评专家 央视《周末异想天开》2004. 先后参加央视《城市平台》、《中国魅力城市评选》、《探索发现·司母戊鼎传奇》《让世界了解你》等栏目，担任现场评点专家 发起并主持“明义士故居”筹建工作，担任学术总监主持申报，故居被市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河南四大古都魅力大赛》 河南卫视特约专家 《水木清华与洹水安阳》演讲 清华大学 文史随笔《古都遗韵》 中州古籍出版社 文史随笔《古都三千年》（合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文史随笔《殷墟 殷商 殷都》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主持明义士甲骨学研究纪念馆筹建、落成，接待明义士后裔，接待加拿大《环球邮报》驻京记者采访，接待加拿大驻华大使罗岚一行考察； 北京·殷商文明论坛特邀专家，发表《殷墟 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演讲 《文明》杂志社 论文《丝绸之路起于殷商盛于汉唐》 国家旅游局专家论证会 《世界遗产殷墟漫谈》演讲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城市学院、河南省文化厅培训班、安阳师院、安阳工学院等 创作编导大型仿殷商乐舞《大秀殷商》 先后应邀为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奥运火炬传递安阳主会场、殷墟世界遗产一、二周年纪念活动等演出，并河南省庆祝世界旅游日暨国际风情巡游最佳表演奖 《大秀殷商》 为殷墟科学考古八十周年国际纪念活动演出 《有关明义士几个存疑问题的考证》《安阳甲骨学会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 成立殷都刘邦兄弟动漫创作工作室 担任主笔创作动漫脚本《梦回殷商》《神奇甲骨》（30集）《汉字真神奇》（30部） 动漫《梦回殷商》签约，与南京师范大学合作制作，在殷墟游客中心播放； 央视·探索发现《百年守望·甲骨风云》专家嘉宾； 央视·探索发现《发现豫商》现场专家；（资料截至）

分一下类吧,这样比较清楚首先是7大古都，北京，南京，杭州，西安，安阳，洛阳，开封然后从先秦时代开始，算各诸侯国都，除去和上面重合的，有虢国都上阳，今河南三门峡，郑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同时它还是后来韩国的国都，芮国都陕西韩城，秦国都先后有西犬丘（今甘肃礼县），千邑（今陕西陇县）千渭之会（今陕西凤翔西南），平阳（今陕西宝鸡陈仓区），雍（今陕西凤翔）咸阳（今陕西咸阳东）晋国都唐（今山西翼城），曲沃（今山西曲沃）绛（山西闻喜）新田（今山西侯马）齐国都先后有营丘，即后来改称的临淄（今山东临淄）薄姑，鲁国都曲阜，宋国都河南商丘，卫国都今河南淇县，楚国都先后有丹阳（今湖北秭归），郢（荆州-潜江一线迁移），蕲春等，吴国都先在无锡，后在苏州，越国都先在浙江绍兴，后在山东琅琊，进入战国时期，赵国都先在山西太原，名晋阳，后迁河北邯郸，魏国都先在山西境内的安邑，后迁大梁，以上是先秦时代的主要诸侯国都城。秦不分封，都城只有咸阳一个中国有八大古都.你知道中国有几大古都吗？是七大古都吗？17日下午3：00中国古都学会会长朱世光教授在题为“中国古都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朱教授在报告上介绍了中国大古都问题，他说：上个世纪20年代有五大古都（西安、北京、洛阳、开封、南京）之说，30年代时将杭州加入，这样长期以来学界和社会上就有六大古都的说法。1981年，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正式在《历史教学研究》上撰文，提出应将安阳列入大古都之中，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988年，中国古都学会第七届学术研讨会上，认同了谭先生的观点，将安阳作为中国的第七大古都。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还一度引起了两个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重镇复旦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的几位教授的论战。朱教授介绍说，2004年11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国古都学会第21次会议上，郑州被列为大古都，使学术界认可的中国的大古都达八个。朱教授认为，大古都的判定标准有四个，即：是主体王朝的都城；建都时间较长；规模较大；有重要的后续城市。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将郑州列为第八大古都是合适的：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城，在此建都的时间也较长，规模也较大，而郑州也是重要的后续城市。朱教授说，中国古都的数量在220处以上，这200多个古都一般分为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大古都（8个）；第二个等级为大古都以外的列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一批古都（30个）；第三个等级是前两个等级以外的列有文物保护单位的都城；第四个等级是其它的都城。他说，古都与中华文化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古都是当时文化的缩影，也是特定区域文化的中心，有着相当长时空的辐射力，它们浓缩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深入到了中华文化的中心。古都研究与古都所在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古都学研究者通过深入研究，深刻准确地揭示了古都所在城市的特点，对所在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可以使这些城市的建设规划、旅游规划等更加合理。此外，朱教授还谈到了中国古都学的形成和当前的研究概况，并阐述了他在中国古都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建设上的看法。报告会结束后，朱士光教授还对听众提出的关于大古都的质疑以及其它问题作了解答。中国自第一个奴隶社会夏朝至今已经走过了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的历史沉迹是厚重的，这厚重的历史沉迹是中华民族的特有的历史财富，也是世界文明发展史的一大财富。五千年，中国历史走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历经了无数的朝代，每一个朝代都有其特定的内涵，每一个朝代都有表现自己特定内涵的方式，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集政治、文化、行政等权力和特定内涵于一体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首都。五千年的历程，朝代更替，首都众多，漫长的历史进程、厚重的历史文化为中国留下了六大历史都城，这就是通称的“中国六大古都”，它们是:北京 南京 西安 洛阳 开封 杭州中国的六大古都地理位置分布得比较均匀，北有北京，倚燕山山脉，傲然中华；西有西安，踞黄土高原，俯视群雄；东有南京，挟帝王之气象；南有杭州，趁醉人之暖风；洛阳开封则稳坐中原，逐鹿天下。北京是中国的六大古都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作为六大古都的北京，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内涵。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是燕、蓟重镇，金、元、明、清四代都城。北京旧城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宏大的完整古城。西安作为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其历史文化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西安地处陕西关中平原、渭水之滨，土壤肥沃，山川秀丽，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我国建朝最多的古都，以它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古迹名播中外。名城西安，体现了中国的古老文明和人民的高度智慧。南京，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它位于长江下游南岸，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市内有秦淮河流过其间。在这独特的地理环境中，一座大都市逐渐形成。 大约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在现在南京城楼和五台山东一带，出现了最早的聚落，这就是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遗址。“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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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八大古都 郑州，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安阳，杭州。 . 据考古发掘和史籍记载，自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炀帝）、唐（武周）、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共计12个朝代，94位帝王，历时1337年，在洛阳建都。 公元前约21世纪，夏帝太康曾建都斟寻那（今洛阳东二里头） 。夏帝履癸（即夏桀），也建都洛钠, 史书载桀所居“左河、济，右太华，前伊阕（龙门），后太行”，这正是洛阳所处的位置。经考古发掘，在洛阳近郊“二里头遗址”和洛南“锉李遗址”发现并经测定，在商代堆积层下，有夏代早期和晚期文化遗存。公元前约17世纪，商汤灭夏桀，为了镇服夏朝的“顽民”和扩展西部疆域，在原夏都附近另建新都西亳（今洛阳市东）。公元 770年（东周平王元年），平王姬臼为避西戎的侵扰从镐京迁都洛阳，史称“东周”。公元25年（东汉建武元年），东汉光武帝刘秀灭新莽即帝位，建都洛阳，并改洛阳为雒阳。公元220年（东汉建安二十五年） 12月，魏文帝曹丕废汉献帝，改国号魏，建都洛阳，以汉都为基础，改雒为洛。修复洛阳宫。 公元264年（魏成熙元年），司马炎杀魏元帝曹奂自立，改国号晋，仍以洛阳为国都，史称“西晋”。北魏太和十九年（邦咸5年），北魏孝文帝元宏（原姓拓拔，改汉姓元），自山西平城迁都洛阳。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杀父即位，建都洛阳，备极豪华。公元684年（唐光宅元年），唐武后照废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自立则天皇帝，改东都洛阳为“神都”。公元909年（后梁开平三年），梁太祖修省洛阳，筑南北二城，定洛阳为“京都”。公元923年（后梁龙德三年），河东晋王李克用的儿手李存勖灭后梁，统一北方，即位称帝，改国号后唐，建都洛阳。公元936年（后唐清泰三年），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依靠契丹人的支持，夺取了后唐天下，石敬 塘在洛阳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后晋，建都洛阳，一年零十一个月后迁都开封。 西安是我国也是世界的大占都，这已是获得广泛认同的不争的事实；但西安究竟是几朝古都，以及与之相关连的西安始都于何年，西安建都究竟历时多少年等，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纷纭的问题。近年来，“十三朝说”得到较多学者的赞同，但不时仍有不同意见提出。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不影响对西安古都地位认定的无关宏旨的问题，但实际上不仅使有关政府部门在对外宣传介绍时常出现混乱现象，也妨碍对西安作为重要古都之历史的深入研究。所以还需要进行精深的研究，得出令大家信服的结论。 据学者们对述及西安地区历史上建都之王朝问题的论著进行搜检统汁，发现关于西安建都朝代数，已先后出现十朝说、十一朝说、十二朝说、十三朝说，直至二十一朝说等12种之多。实际上在上述诸说中，不少还有2 种、3 种甚至4 种见解。粗略统计，见诸报刊论著中关于西安建都朝代的说法，竟达20多种。当然，上述的诸朝说只是一种概称，究其实，内中既包括有统一时期的王朝，也包括有分裂时期的割据政权，还包括有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说： （一）十朝说。最初的倡导者是历史学者武伯纶。他在1979年出版的与1984年再版的《西安历史述略》一书中，列出了在西安建都的10个朝代，即： 西周（前1134一前771 ） 秦（前221 前207 ） 西汉（前204 —24） 前赵（318 —329 ） 前秦（351 —383 ） 后秦（384 —417 ） 西魏（535 —556 ） 北周（557 —581 ） 隋（581 —617 ） 唐（618 —907 ） 前后历时共1062年。 作者也认为“以上只是一个传统的说法，事实上并不完全正确，有的更不能反映历史的实际情况”_J1.上述十朝说的确不全面，尤其是一些朝代在西安建都的起讫年代，未作精审的考订，很不准确。但所列10个朝代却是曾在西安建都的最主要的王朝与政权。 （二）十四朝说。由统计学家、曾任西安市统计局副局长的王书勋于1992年在《对西安历史上建都朝代和时间的统计研究》一文中提出。即在前述十朝外，增加了新、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周（武周）等4 个朝代。在文中列有《西安建都朝代统计表》，对所确定的十四个朝代在西安建都的起止年代一一列明，得出在西安建都历时1158年的结论。 作者对建都朝代认定标准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同时从专业统计工作角度对新认定的14朝在西安建都之起讫年代竭力进行准确的统计。但因所提出的一些建都朝代标准存在可商榷之处以及进行建都年代统计的一些根据，如前述之《西安历史述略》等并非权威性论著，因而也存在若干不确定的问题。 （三）十三朝说。由历史学家牛致功教授于1993年著文沦定。他在《关于西安建都的朝代问题》0 一文中，在肯定了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个朝代在西安建都“是没有争议的”之后，论定王莽建立的新朝与东汉献帝被胁迫到长安以及西晋愍帝在长安称帝均应视为在长安建都，同时还阐述了北魏孝武帝西奔长安与武则天所建周不应视作在长安建都的理由。因而认为在西安建都的朝代是：西周、秦、西汉、新、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 、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三个王朝。因为所论依据比较充分，所以颇具影响。但在学术界，对该文所说“至于黄巢在长安建国称帝，李自成在西安建国称王，都是农民政权的问题，不必和封建王朝相提并论”却颇多批评，未得到广泛认同。 （四）十七朝说。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力主此说。 1990年，他在《中国古都概说》一文中将西安市定为我国惟一的一座历史上建都历时千年以上的古都。并将他认定的在西安建都的17个王朝与政权列述如下： 1.镐：西周都，268 年； 2.咸阳：秦都，145 年； 3.长安：西汉都，208 年； 4.长安：新莽都，15年； 5.长安：汉（刘玄）更始都，3 年； 6.长安：赤眉都，2 年； 7.长安：东汉献帝都，6 年； 8.长安：晋惠帝愍帝都，7 年； 9.长安：前赵都，10年； 10长安：前秦都，35年； 11. 常安：后秦都，32年； 12长安：西魏都，23年； 13. 长安：北周都，25年； 14长安：隋都，26年； 15. 长安：唐都，266 年； 16长安：齐（黄巢）都，4 年； 17长安：大顺（李白成）都，2 年。 上列17朝建都历时为1077年。 十七朝说较前述十三朝说增加了西汉末汉更始帝刘玄、赤眉帝刘盆子与唐末大齐黄巢、明末大顺李白成等4 个政权。其中作者将汉更始帝刘玄所建政权称为“西汉之际称雄诸国”之一，而将后三者称为“农民及流民建立的政权”。此说虽于1991年初即已刊布，竟未为十三朝说及十四朝说之作者们所认同，这显然是彼此间学术观点不同所致。 综合分析上述几种以及其他一些有关西安地区建都朝代之见解，可以看出造成诸说杂出、意见不一的主要原因还在判定古都的标准有歧义以及对一些史实的认识不一致。前者集中在对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所建都城之认识上，后者反映在西晋之惠帝、愍帝及武则天所建周朝是否在长安建都等问题上。所以要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还是要从确立科学的古都定义人手，在此基础上，以史实为依据，来确定建都朝代问题。 关于古都的定义，已有一些学者作出了自己的阐述。但目前为我国古都学界多数学者所认同的定义则是：我国历代王朝与政权所建立的首都（包括一些地区性政权建立的都城）及陪都皆为古都，这一定义显然是较为宽泛的。也就是说，凡是被历史上某一王朝或政权的统治者作为统治中心的城邑，不论其时间的久暂，统治区域的广狭，是统一时期之王朝还是分裂时期之王国，是华夏族还是其他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是贵族豪强还是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是首都还是陪都，是已沦为废墟还是形成了新的城市，皆应视为古都。 按上述定义，则上述牛致功教授所确认的西周、秦、西汉、新、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三个王朝曾在西安地区建都当无问题。关于西晋惠帝与北魏孝武帝西奔长安不应认为是迁都，以及武则天所建周朝，是以东都洛阳为都，且易名神都，武周王朝的政治生命是与神都共始终，因而不当以长安为都，上述情况，牛致功教授在他的《关于西安建都的朝代》一文中皆有精辟论述，这里不再引述。因而此三朝应排除在曾于西安建都之朝代之外。 对于刘玄、刘盆子、黄巢、李自成等所建政权是否在西安建都事，按前述古都定义审视，不当以因是农民政权，“不必和封建王朝相提并论”一语即行否定，而应当予以考虑。 正史中对刘玄、刘盆子事迹记载最详的当推《后汉书》，该书曾为刘玄、刘盆子设传，排为列传第一，紧接在帝后纪之后。可见对二人十分推重。按其史实，二人均于新莽末年乘势而起，聚众起义，并被拥立为帝，先后攻入长安，封王拜相。 建年号，行政令，历时均分别达到2 年。因此汉更始帝刘玄、赤眉帝刘盆子应视为在长安建过都。对于黄巢，旧唐书、新唐书俱有传。载明黄巢率起义军于唐僖宗广明元年（880 年）12月5 日攻占长安，13日在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建元为金统。后至金统四年（883 年）4 月10日始撤离长安。以长安为都施行政令长达3 年，故而大齐政权也当列入在西安地区建过都的一个政权。至于明末李自成，虽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冬十月攻占西安，十七年（1644年）正月称王于西安，定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但为时不长，即于当年二月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三月十九日攻占京师，并在北京称帝。 由此可见，李白成只是将西安当作攻取京师的基地，并未将之定为都城。 综上所述，可判定西安地区在历史上曾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隋、唐等六个统一王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五个分裂时期的政权，东汉献帝与西晋愍帝等二个末代皇帝以及汉更始帝刘玄、赤眉帝刘盆子、大齐皇帝黄巢等三个农民起义政权建都，即合计有十六个王朝与政权在西安建都。因此可称西安是“十六朝古都”。 关于历代王朝与政权在西安建都合计历时多少年的问题，也有多种见解，短者有1062年的，长者有1220年的，介于二者之间的尚有1077年、1158年与1099年诸种。。 这显然是与各自认定的建都朝代与计算方法不同有关。现按前述确定的十六朝另行计算如下： 西周：都于丰镐，始于文王末年，止于幽王十一年。幽王十一年为公元前771 年，此为史所明载。至于文王都丰之年代，向有多种说法。2000年10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将公元前1046年定为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这样据《史记。周本纪》，武王元年则为公元前1057年，文王死于公元前1058年，周人自岐下东徙， 于沣河西岸作丰邑就为公元前1059年。 此即为西安地区始都之年代，也是西安地区建城之起始年。若以此年为西周在西安地区建都之起始年，至公元前771 年周幽王身死国灭，西周在丰镐建都历时为289 年。 秦：都于栎阳，始于献公二年（前。383 年），止于孝公十二年（前350 年），历时34年；都于成阳，始于孝公十二年，止于子婴元年（前207 年），历时144年。合计178 年。 西汉：都于栎阳，始于高祖五年（前202 年），止于高祖七年（前200 年），历时3 年；都于长安，始于高祖七年，止于孺子婴居摄三年（8 年），历时208年。合计211 年。 新：都于常安，始于王莽始建国元年（9 年），止于地皇四年（23年），历时15年。 汉更始帝刘玄：都于长安，始于更始二年（24年），止于更始三年（25年），历时2 年。 赤眉帝刘盆子：都于长安，始于建世元年（25年），止于建世二年（26年），历时2 年。 东汉献帝：都于长安，始于初平元年（190 年），止于兴平二年（195 年），历时6 年。 西晋愍帝：都于长安，始于建兴元年（313 年），止于建兴四年（316 年），历时4 年。 前赵：都于长安，始于刘曜光初元年（318 年），止于光初十二年（329 年），历时12年。 前秦：都于长安，始于苻健皇始元年（351 年），止于苻丕太安元年（385年），历时35年。 后秦：都于常安，始于姚苌建初元年（386 年），止于姚泓永和二年（417年），历时32年。 西魏：都于长安，始于文帝大统元年（535 年），止于恭帝三年（556 年），历时22年。 北周：都于长安，始于闵帝元年（557 年），止于静帝大定元年（581 年），历时25年。 隋：都于大兴，始于文帝开皇元年（581 年），止于恭帝义宁二年（618 年），历时38年。 唐：都于长安。由于武则天建周朝，移都神都（今洛阳市）及黄巢大齐政权曾都于长安，故唐朝都于长安可分为前、中、末三个时期。前期始于高祖武德元年（618 年），止于睿宗文明元年（684 年），历时67年；中期始于中宗神龙元年（705 年），止于僖宗广明元年（880 年），历时176 年；末期始于僖宗中和三年（883 年），止于昭宗天佑元年（904 年），历时22年。前、中、末期合计265 年。 大齐帝黄巢：都于长安，始于金统元年（880 年），止于金统四年（883 年），历时4 年。 上列16个朝代与政权在西安地区建都，去掉7 个重叠年份，累计为1133年。简言之，西安是十六朝古都，建都历时长达33年。 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是我们熟悉的对南京的美称。六朝古都，是指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六个政权曾在南京建都；十朝都会，则是除了前述六个政权外，还有南唐、明初、太平天国、民国时期把南京作为首都。 不管是六朝古都，还是十朝都会，都是对南京悠长历史的形容。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季士家研究员近日对记者说，从公元前472年越国大夫范蠡筑城长干里开始算，南京已经有了将近2500年的建城历史。 这2500年的漫长历史中，一共有十二个政权定都，除了我们熟知的那十个政权外，还有五代十国时期的杨吴，以及南宋初期。季研究员认为，历史确凿，南京应该换上一顶“十二朝古都”的新帽子。 杨吴政权南京建都4年 拿出自己主编的《金陵胜迹大全》，季士家研究员引用了其中史实向记者讲述杨吴和南宋在南京建都的历史。 唐代末年，安徽合肥人杨行密，应募为州兵，参加唐朝军队。因为他身材高大，作战勇敢，在与黄巢、王仙芝农民起义军对抗中，逐步发迹，官至庐州刺史、宣州观察使、淮南节度使等要职，握一方兵权。势力范围以广陵（今扬州）为中心，据有今苏、皖、赣、鲁诸省之大部，成了一方的割据势力。唐天复二年（902），唐昭宗李晔封杨行密为吴王。 同年，杨行密去世，长子杨渥继吴主位。唐天�四年（907）后梁取代唐，进入五代十国时期。908年，吴将纪泽杀杨渥，杨行密次子杨隆演继位，由大臣徐温主政。920年2月杨隆演去世，杨行密四子杨溥继位，此后通过“改升州（即南京）大都督府为金陵府，拜徐温为金陵尹”，921年改年号为顺义；927年，文武百官上表劝杨溥当皇帝，大赦天下等措施，完成了建国的任务。杨吴大和“五年（933），建都金陵”，杨吴政权建立，以南京为其首都。 四年之后，937年，拥有大权的徐温养子徐知诰，建齐国，“以金陵为西都，广陵为东都”，杨溥把皇位让给徐知诰，结束了南京作为杨吴政权都城的四年历史。 季士家先生说，由于建都时间太短，学界因此很少提及杨吴建都金陵的历史，知道这段历史的市民也很少。 李纲力主南宋定都南京 一百多年之后，南京再度成为另一个小朝廷的首都。季士家说，“南宋初年南京又成为首都，这次时间稍微长一点，从1129年到1138年，前后历时十年”。 “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建炎元年（1127）五月，康王赵构在商丘称帝，史称南宋。有意思的是，南宋以商丘为首都，也叫做南京。后来由于金军南下，赵构推行秦桧等人主张的投降路线，南宋节节败退。后来，赵构匆匆撤离商丘，逃往扬州，不久又渡江南逃。 南宋统治集团渡江之后，抵抗派李纲等人力主以金陵为都，高宗赵构被迫于建炎三年（1129）五月八日决心宣布：在南京（当时称“江宁府”）定都，并把“江宁府改为建康府”。不过赵构还是嫌南京紧靠长江，金兵随时过江，终于在绍兴八年（1138）迁都临安（今杭州），结束了南京作为南宋首都的十年历史。 从此以后，金陵虽然仍作为南宋的留都，为时长达141年（1138——1279年），但八代君王在强敌的威胁下均安闲自得地在西子湖畔过着被时人讥讽为“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的腐朽生活。 为什么漏了这两个政权 两个政权正式在南京建都，这样确凿的史实，为什么在我们称呼南京为“十朝都会”时被遗忘了呢？具体的原因，连季士家研究员也不是很清楚，他推测说，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喜欢整数，把南京称作“十朝都会”，也可能是因为杨吴政权和南宋建都南京的前后时间都比较短，杨吴建都南京只有4年，南宋也只有10年，在建都南京的12个政权里，这两个政权定都南京的历史是最短的。 “哪怕只有一年在南京建都，这一朝也应该算上。”季士家坚持要把南京改名为“十二朝都会”，并为了这个事情进行了多次呼吁。 他说：“以前史实不是很清楚，现在完全弄明白了，为什么不把那两朝加上，改称南京为‘十二朝都会’呢？”季先生认为，现在十运会即将召开，南京换上“十二朝都会”的称号，既能给海内外来宾留下难忘印象，又能推动南京旅游业、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何乐而不为呢？ 北京, 先后有战国时期的燕,辽(末期),金(中期),元,明,清在此建都. 开封 ,先后有战国时期的魏，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和金(后期)七个王朝在此建都. 此外还有 殷商晚期都城 安阳 南宋都城 杭州 殷商中期都城 郑州 回答者： 226688999 - 举人 五级 6-23 14:01

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研究论文

你不会自己写啊,就查查资料的事还要来网上找人代笔。

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名著，里面创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诸葛亮无疑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个。

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

历史上，诸葛亮凭借隆中对博得刘备赏识，又在曹兵南下，刘备大败的时候，请出了吴兵帮助刘备打败了曹操。

进而夺取四郡，又进入西川，打败了刘璋。

刘备死后，诸葛亮辅佐刘禅，把蜀国治理的井井有条，并多次出兵攻打魏国，最后死而后已。

被封为武乡侯、丞相、录事尚书和司隶校尉等职。

谥号“忠武侯”。

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被进一步美化，成为一个神机妙算，料事如神的人物。

他的出场就颇具神秘色彩。

刘备策马越潭溪，偶遇水镜先生司马德操。

经过司马徽和后来的徐庶的推荐，刘备才知道卧龙先生诸葛亮，然后就三顾茅庐。

三国演义这点十分精彩，连带着介绍了诸葛亮的几乎所有亲戚朋友，只是留了庞统一家，为后 *** 伏笔。

而神仙一般的诸葛亮，一出世就帮助刘备分析了天下大事，奠定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

诸葛亮加入刘备阵营后，更是出神入化。

在曹兵未来以前，便提前征兵御敌。

曹兵来以后，诸葛亮用一套神秘莫测的办法火烧博望，火烧新野，两把火烧得曹军闻风丧胆。

当阳一战，刘备九死一生，这个时候，诸葛亮挺身而出，随鲁肃来到东吴，请求援兵。

东吴诸雄，在诸葛亮的面前黯然失色。

雄才大略的孙权、机智的周瑜、老辣的张昭、朴实的鲁肃等等，都被诸葛亮刷的团团转。

之后，诸葛亮更是一叶扁舟离开东吴。

孙刘失和后，诸葛亮帮助刘备粉碎了东吴的种种阴谋。

并且开始筹划帮助刘备入川。

从接纳张松，到警示庞统，最后自己入川，扭转乾坤，终于收降马超，进而得到西川。

然后，帮助刘备守住汉中。

刘备死后，诸葛亮成为蜀汉的顶梁柱。

当时，蜀汉内外交困。

诸葛亮先联合东吴，再南征孟获。

万事具备，开始北伐。

在北伐以前，还写了那篇脍炙人口的《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依、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依、允等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

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请再读读这篇文章，陈寿、罗贯中以及毛氏父子都知道，没有任何文章能比这篇文章更能体现出武侯的性格志向，所以都收录了这篇文章。

我才华不及他们，更必须在写武侯的文章里，收录这篇感人肺腑的文字。

诸葛亮在历次北伐当中，身先士卒，足智多谋，高瞻远瞩。

但因为种种原因，北伐并没有成功。

比如马谡失街亭、孟达大意被司马懿打败、粮草不支、李严撒谎、苟安流言等等。

最终诸葛亮因为积劳成疾，病死在五丈原。

诸葛亮死的时候，还任命了两朝丞相，即蒋琬和费祎。

所以在这两个人还活着的时候，蜀汉还威而不乱。

这两个人死后，董厥樊建就差远了。

诸葛亮死后，还计斩魏延，死诸葛吓退活司马。

这就是罗贯中，或者说毛氏父子为诸葛亮杜撰的一生。

看来是很完美了，但是许多看三国演义的人都是一上来特别喜欢诸葛亮，后来渐渐的就不喜欢诸葛亮了。

或者说对演义有一定了解的人，就不太喜欢诸葛亮这个角色了。

这可能是演义作者始料未及的。

作为诸葛亮，我们可以看一看杜工部的《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的对于诸葛亮的定位比演义作者好的多。

诸葛亮本来就是一个悲情英雄，这样的人必定不是完美的。

比如项羽，这个人就是优点缺点同样明显，这样的悲情人物，能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同，而三国演义所设计出的完美悲情人物，就显得漏洞颇多。

第一，诸葛亮既然料事如神，那么为什么在街亭这么重要的位置派出马谡呢？譬如王平、吴懿就能胜任这个位置，还即忠又勇。

反过来讲，演义美化的神一样的诸葛亮，在知人善任上，颇有问题。

第二，演义描写的诸葛亮过于神话，这反倒不像是一个人。

小说能吸引观众，一般都是让观众能在主人公身上找到共鸣，而诸葛亮这位主人公，显然不是能让人共鸣的主人公。

第三，诸葛亮本来是个很忠厚老实的，至少是个好人，不会去害人。

三气周瑜虽然写的精彩，但在全局的角度看，绝对是败笔。

还有诸葛亮和诸葛瑾本来是一对关系很好的兄弟，各为其主却不互相干涉，但是演义里却也被迫勾心斗角。

诸葛亮如果连对自己的兄弟都不好，怎么可能对刘备这么好？

第四，人都是挑剔的，再完美的人物也会被挑出毛病。

所以，在演义的角度说，捧诸葛亮的越多，打击诸葛亮的人就越多，这也就是演义能够流传下来的原因。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诸葛亮智而近妖，刘备忠而近伪。

”这句评论十分到位。

也就是说，三国演义虽然完美的创造了诸葛亮，但是却真的不如一个实实在在的诸葛亮让人敬佩。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以诸葛亮为核心和纽带，把三个国家的人物描写的淋漓尽致。

尤其是诸葛亮，三国演义把他的忠、智、义、情写的相当到位，让一个全新的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作者笔下栩栩如生。

提到诸葛亮，人们就会想到足智多谋、鞠躬尽瘁这两个词语，三国演义的功劳毋庸置疑。

戏剧舞台上也多借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形象，把活生生的诸葛亮展现在我们眼前，比如失空斩。

所以，在文学角度上讲，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绘相当成功，不仅仅创造了一个完美的诸葛亮，也创造了一个争议的诸葛亮，使诸葛武侯不仅仅是一个伟人，也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名人，这就是雅俗共赏。

三国演义不仅仅使自己流传千古，也令诸葛亮万世流芳。

对秦始皇的评价对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究竟如何评价？自秦亡后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盛赞他为“千古一帝”（李贽《藏书·卷二目录》）；有的人说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秦政记》）；有人歌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秦主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自《秦王扫六合》）他们都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功绩，肯定其对历史的作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另一些人则咒骂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 “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新书·过秦论》）；“始皇暴虐，至子而亡”（《贞观政要》卷八）；“始皇刚毅戾深，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而亲幸之，海内愁困无聊”（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他们都指斥秦始皇统治的残酷，是暴君。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评论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也都有其片面性。 应当历史地看问题，即把秦始皇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他的功过是非，去研究他的贡献和罪恶。而在研究秦始皇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战国末期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尤其要注意秦国自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历史特点，以及它们对秦始皇的影响。这后一点是迄今以来，对秦始皇评价中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问题。当我们系统地研究过秦史以后，再评价秦始皇，则可望避免以往的片面性，得出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 根据这样的观察，应当说，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他的功绩是主要方面，但不能因此掩盖罪恶；他的罪恶是深重的，但也不应因此抹煞其巨大的历史功绩。 秦始皇的最重要历史功绩，在于完成了统一事业，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当然，秦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客观形势已经为统一造成条件，秦始皇是在统一果实成熟了的时候来到果园中的。但这种历史必然性并非意味个人的作用无足轻重。为什么统一由秦国来实现？完成统一的时间为何在公元前二二一年？在这些方面显示了秦始皇的个人作用。 除了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以外，秦始皇对统一的贡献，在于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有些评论家盛赞秦始皇的“军事指挥才能”，这种评价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比起他的先辈，如秦穆公、秦武公等曾多次亲率军队作战的君主，秦始皇几乎可以说没有直接指挥过打仗；但是，秦始皇却取得了比他前辈更辉煌的成就，这除了历史给他造成的机运以外，主要在于他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在统一中国前夕，秦国聚集了几乎是全中国所有的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这里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姚贾、顿弱等等，他们大都并非秦国人，却在尽心地为秦效力。一切克敌制胜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计划，都是由他们制定和实现的。秦始皇的作用在于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 听从他们的劝谏和有错勇于改。如灭楚时，他开始误用李信遭到失败后，马上改过，亲请王翦出征，并倾全国之兵交付与王翦，结果取得胜利。这种情况，若与赵国国君不信李牧，齐国国君轻信谗言，致使国亡的情况相对照，更可看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君主，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对于历史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秦始皇的贡献还在于奠定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基础。秦统一后实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有的不仅影响至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而且及于现在，如文字的统一就是一例。秦始皇采取的各种统一措施和制度，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来说，是一种大胆的革新，他不仅改变割据状态的政治和文化，从而使封建的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 。而且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秦国固有的历史传统，如秦国以前一直被中原诸国视为西方落后地区，秦孝公也曾为此面苦恼，昭王以后虽然秦国势力进入中原，但主要统治地 区、根据地仍不出关中。到秦始皇时期，其国土竟达到空前广大的程度，而临这种局面，秦始皇以秦国制度为基础，创建各种制度，他并未囿于秦国固有的制度和传统，表现其政治眼光较为远大。从秦代制定的一些制度大部分为后来所继承，可以证明：这些制度和措施是适应当时历史形势的。而创建这些制度的秦始皇，其政治视野若不超出地处西陲的秦国的局限，则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在秦国的历史上，继秦穆公、商鞅以后，秦始皇是对秦国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也是开创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但秦始皇还是一个稀世的暴君。秦始皇的残暴不能仅仅用“地主阶级本性”这种一般性的原因去解释。唐甄曾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这种看法是对的。但秦始皇这个“贼”似乎比其他帝王更暴虐，其罪过更大。他不仅穷侈极欲，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就是施行的一些有利于统一的措施，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社会发展，而在当时则成了一场浩劫，如修长城，经年累月征发数十万人进行着极为沉重劳动。这种摇役负担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从下述记载就可看出达到多么可怕的程度。清人杨廷烈著《房县志》记载：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据说他们的祖先乃是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的民夫，由于躲入深山老林，年长日久，全身长出毛，传说当碰到毛人时，他先问你：“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么？”只要回答：“长城未筑完，秦始皇还在！”“毛人”就会吓跑。这个记载当然只能视为人民群众的一种传说，然而如果历史上根本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绝不会出现这种可怕的传说。它反映了秦始皇的作为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榨之上的，而这种剥削和压榨远远超过社会所能承担的程度，致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下去，所以就连对历史发展有利的一些措施，也给当时的人民造成灾难。 秦始皇统治的残酷，与秦国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秦是以一游牧民族立国。从立国之日起，秦就处于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秦人耐苦战”是历史造成的，统治者的“酷烈”也是同这种战争的残酷现实相一致的。从秦襄公到商鞅、到秦始皇，其统治手段始终是极为残酷的：“夷三族”、“夷九族”，这在其它诸侯国是极为罕见的，殉人多至上百也仅见于对秦的记载。秦始皇完成了先代国君统一中国的计划，同时也把秦国残酷统治的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强调秦国的传统，决不意味着开脱秦始皇个人的罪责，他个人性格残忍，好大喜功，尤其是统一以后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以及恣意享乐，乃是加重人民灾难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也是由于他把当时的社会经济推到崩溃的地步，使秦王朝又成为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朝代。 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既是一个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暴君。

再考赤壁之战[摘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尹先生的文章引发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一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有类似说法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由此看来,曹操统一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之战中去的。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战不足为信。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二十三四万。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诸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赤壁之战。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2](P38)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二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3](P843)可见《三国志》、《后汉纪》都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标明为“十二月”。后来,范晔(398~445年)将赤壁之战系于该年“冬十月癸未朔”之后、“十四年”之前(《后汉书·孝献帝纪》),《资治通鉴》又进一步将时间框定于十二月之前。[4](PP2087~2094)陈寿生于赤壁之战后二十五年,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原始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5](P99)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谈到当时季节气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至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至1月31日。湖北鄂州市的自然历是: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至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至1月31日。据《中华两千年历书》,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至11月25日。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至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是:初秋10月20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9℃—16℃;仲秋10月27日至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至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芜湖自然历:初秋10月5日至10月24日,日平均气温在<19℃—16℃;仲秋10月25日至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至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中华两千年历书》,公元208年11月27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二,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 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 11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十一月廿四以后。[6](P70)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7](P21)发生在“盛寒”时节的赤壁之战也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农历十月,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不用说发生在九月了。三尹文认为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果真如此吗?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吴国最高统帅孙权的官职直到建安十三年(209年)才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显然,孙权所提拔的参战将领,无论功劳再大,自然是不能超过他自己的职位———车骑将军、徐州牧。所以,对于孙权对立功将领所提拔的职位不高就认为是奖励很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参战立功的将领均得到重大升赏,孙权对他们的恩遇和评价是很高的。周瑜攻下南郡,战事才算结束。周瑜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邑四县。孙权赞扬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后来,孙权称帝后,又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至于鲁肃,“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特持鞍下马相迎。至于陈普,赤壁之战,陈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普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陈普拜偏将军,领江夏太守,食邑四县。而且,孙权对周瑜、陈普二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陈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余诸位将领,黄盖升拜武锋中郎将,凌统迁校尉,吕范拜偏将军,等等,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尹韵公先生在《赤壁之战辨》一文中,从参战兵力、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以及从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应论之有据,要凭据历史记载,凭据考证和事实。[参考文献][1]卢弼.三国志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0.[3]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65.[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6]《中华两千年历书》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Z].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4.[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2).

古都研究论文

历史条件和原因我知道,怎么安排,我来解决好大案

洛阳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4000年的建城史 和1500多年的建都史，先后有105位帝王在此定鼎九州。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是隋唐大运河的重要枢纽。牡丹因洛阳而闻名于世，被誉为"千年帝都，牡丹花城"。洛阳是十三朝古都 ， 同时，洛阳也有“九朝古都”之 说，因乾隆帝御封嵩阳书院大门对联中的“九朝都会 ”而得名。洛阳简称“洛”,因地处古洛水之北，有着4000年的建城史和1529年的定都史。自第一个王朝夏朝开始先后有13个王朝【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在此建都，105位帝王在这里定鼎九州;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最早，时间最长，朝代最多，跨度最大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命名为“神都”的城市;“河图洛书”在此诞生，“儒、释、玄、道理”肇始于此;丝绸之路与隋唐大运河在此交汇。1.地理优势：洛阳地处中原，位于河南省西部，横跨黄河中游。境内有黄河、洛河、伊河等。西依秦岭，过函谷关是陕西的关中平原，东临嵩岳，北靠太行山又有黄河之险，南望伏牛山，毗邻中岳嵩山。自古以来既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可谓是山川纵横，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之说。2.交通关要：洛阳的优势还在交通。以交通经济立都，四通八达，天下之中，有漕运之利。洛阳所在的伊洛谷地较为狭小，所以它的经济中心并非在此，洛阳一带的农业生产也并非十分发达。但洛阳居天下之中的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成为它最大的优势。隋炀帝时开凿大运河，永济渠和通济渠分别以洛阳为中心分别向东北和东南延伸。洛阳成为大运河的中枢和全国最大的粮食集散中心。隋代在洛阳建设有含嘉仓和洛口仓这两大粮仓，粮食到唐朝贞观年间都未用完。3.粮仓：对于一开始就志在统一中国的秦国来说，仅仅占有渭河平原是远远不够的。除了丰盛的关中平原之外，秦国自然还需要开辟一个更大的粮食生产地，而他们的目光也就集中在了关中平原南部的四川盆地之中。很快，秦国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了四川盆地之中。此后，加上李冰出色的水利建设。四川盆地一带从原来的贫穷场所变成了“天府之国”。再加上洛阳天然的地理优势使得它成为全国最大的粮食集散中心。但是如果把粮食从洛阳再运往长安或许其它地方，不仅要多走一千多里路程，而且在三门峡一带，常常出现船只倾覆的事故。解决这个困难最简便易行的方法就是迁都洛阳。就这样，洛阳顺理成章的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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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的发展历程研究论文

下面是我全文选摘 如果觉得太多 就去参考资料里的网址看 有很多媒体文章事实上，在传播学发展尚不十分成熟的中国， 所谓的媒体史历来只不过是新闻史，而新闻史较之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发展史又显然狭隘得多，绝对无法姑 且代之；真正的传媒史研究，在中国只算是刚有了个开头。而在西方，传播学的发源地美国历来只把传播 史划定在美国建国的200年内，他们认为近代以来的传播更富于意义，对于200年之前的媒介历史就显得漠 然；欧洲国家的媒介史研究则另有特点，亦即以西方的媒介史为中轴，从情绪上排斥东方对于人类传播的 巨大贡献，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了理论上的偏颇。基于以上现状，我们把研究的基点抬高，把研究的视野 拓宽，不局限于民族和地域，而是基于全人类各民族的传播文明史，联结中西，做一项起于5000年前（甚 至更远）、达于21世纪的大的传媒史研究。应当说，目前这一工作还远说不上完满，因而也就更需要同学 们的积极参与和投入，因为作为国内最早几届的传播学硕士生，你们正是这些理论领域的拓荒人。 (纸草书卷＋毛笔＋印章＋印章上的文字和雕画＋埃及书记＋马匹快递＋驿站制度＋墨＋纸＋史密斯纸草书＋亚述泥板书＋泥版书＋楚帛书＋楚帛画＋石鼓文＋曾侯乙墓竹简＋羊皮书卷＋罗赛达石碑＋西汉麻纸＋每日纪闻＋石经＋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废简代纸＋玛雅石柱＋中国古代传播手段＋开元杂报＋邸报＋铅笔＋橡皮＋旗语)纸草书卷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图书，也称纸莎草纸书卷，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纸草书卷的制作方法为：用生长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一种类似与芦苇的莎草科植物为材料，取其茎髓切成薄片，压干后连在一起制成纸莎草纸。埃及人用芦苇茎为笔在纸上书写象形文字，写成后卷起。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纸草书卷灯制作方法由中东的巴比伦传到古代希腊和罗马。希腊人称纸草书卷为"巴比(byblos)，后来演变成为"圣经(bible)"一词，古罗马人改进了纸草书卷。纸草书卷一直应用到公元4世纪左右，后来为羊皮书所代替。最初的纸草书卷多为宗教或半宗教文献，后来在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6---前11世纪)才逐渐传入民间，用来礼赞圣明，记录事件等。毛笔1980年，在陕西临潼姜寨村发掘的一座距今5000多年的墓葬中，发现在出土的彩陶的纹饰花纹中，可以辨认出毛笔描绘的痕迹，这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也就是五六千年前已，已经出现了毛笔或类似毛笔的笔。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已出现笔的象形文字，形似手握笔的样子。在湖南长沙左家公山和河南信阳长台关两处战国楚墓里，分别出土的一支竹管毛笔，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毛笔实物。湖南长沙出土的笔，竹竿粗，杆长，笔头为兔箭毛制成，长，笔头夹在劈开的竹竿头上，用丝线缠捆，外涂一层生漆。毛笔在战国已广泛使用，但是没有统一的名称.。相传有秦代蒙恬造笔之传说。传说他选用兔毫竹管制笔，将笔杆一头镂空成毛腔，毛塞在腔内，外加保护性大竹套，竹套中部两侧镂空,以便于取毛。蒙氏造笔后统称为笔。汉代时毛笔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公元前2400年，在印度，印章可用来确定作者古代印度河流域已有文字，大多刻在石头或陶土制成的印章上，因此称为印章文字。已发掘的印章共有二千多枚。其中很多符号是象形的，可能还处在象形文字阶段，但又因有表音节和重音的符号，所以也被认为是向字母文字过渡的表音文字。刻有文字的印章究竟什么意思至今无法读解。据推测，这些铭文可能就是印章主人的姓名，头衔，印章雕画可能使他们崇拜的事物。印度印章上的文字铭刻和印章雕画在公元前20世纪，印度古代文字出现，这些文字大多刻在石头或陶土制成的印章上，称为印章文字。印章多用皂石，粘土，象牙和铜等制成，大多雕有不超过20个铭文，还有许多形象生动的浮雕，其题材主要是当时常见的动物，古代印度河流域人民狩猎，航行，娱乐等情景，以及宗教神话内容。到目前为止，共发现这种文物2500种左右，，文字符号共有400-500个。这些符号一般由直线条组成，字体清晰，基本符号有22个。在印章上还有雕画，这种雕画和文字是什么关系还不清楚，根据学者推测，这些铭文可能是印章主人的姓名和头衔等，雕画可能是他们崇拜的事物。这些印章本身就是一种雕刻艺术，反映了当时人们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思想内容。埃及出现可供雇佣的书记波斯，罗马等地相继出现出现了马匹快递埃及在第十二王朝（公元前约1991年-约1788年）时期，已经有关通信的记载。在公元前10世纪，亚述帝国以本部为中心建筑石砌驿道，以加强对各地的控制。波斯王国在居鲁士（公元前600-前529年）统治时期，已经有邮驿，由骑兵承担传递责任。驿道四通八达，沿途设有驿馆，以便调遣军队和传达政令。罗马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征服了地中海地区，在公元前1世纪后期建立的罗马帝国，疆域辽阔，交通发达，邮驿已经成为军事和行政机构的一部分，大量使用马匹来传递信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公元750年-1258年）在中央设立管理驿递的部门。以马匹为交通工具的信息传递方式相当发达。殷商时期，建立起驿站制度中国古代邮驿有相当长的历史，关于在西周以前的历史尚未有直接史料。但是从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可以推测出已经有了有组织的通信活动。在周朝设有烽火台传递紧急军情，设立邮驿传递政令。在先秦的文献中多有记载。孔子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可见当时邮驿已经相当普遍，传递速度已经相当快。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有邮驿。在各地相继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不少作为传令、调动、通信凭证用的铜马节、虎符等。墨早在西周时期，就有古人用墨的记载。在当时的早期的竹木简书上，就发现其字迹是用墨书写成的。到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在帛书上用墨书写绘画，从子弹库楚墓中出土的战国帛书中，就有用毛笔书写的墨笔字。在曾候乙慕出土的竹简中，有墨笔书写的汉字约6600个。松烟墨大约在战国末期出现，现存最早的墨块是在云梦秦墓发现的，呈现圆柱状。墨到后来经过逐步发展，经过各方面的加工，确定以松烟为主要原料。现在我国最好的墨产地为安徽。纸我国使用以植物纤维为原料的纸为书写材料。早在春秋早期，就出现了以竹简为书写材料，但是由于竹简过于笨重，人们又将帛作为书写材料。而后，人们发明了将蚕茧浸在水中，在水中放入木板，让丝蒙在木板表面，然后将木板在空气中晾干，揭下蒙在表面的一层丝状物，用来书写。这是最早用来造纸的方式。到东汉时，蔡伦发明了用多种植物纤维和其他物质混合在一起，制成植物纤维纸，这种纸适于书写，经过不断改进，成为后来主要的书写材料。在中国的宣州地区，从唐朝开始种植中青檀树，这种树的树皮是造纸的好材料，用其开花两年的树的树皮来造纸，质量较好，远近闻名。长久以来，所出产的纸有"宣纸"之称。《史密斯纸草书》1862年，史密斯在卢克索尔发现了若干纸草文献，这些文献是属于埃及古王国时期的，是研究古埃及文化的主要佐证，史称这些文献为史密斯纸草书。这些文献记载了古埃及辉煌的医学成就，上面记载了45种外伤和几种喉部疾病和外科病，是埃及古代外科著作中。亚述王朝的王宫里保存着20000片泥版书。在古代亚述帝国的最后一位国王----亚述巴尼拔(约公元前668---前627年在位)的在尼尼微的王宫里，建有西亚最早一个系统搜集合编目的"图书馆"，藏有20000多片泥版书，内容包括古代西亚的文学作品，祈祷文等，是研究亚述帝国和两河流域历史的重要史料。泥版书早在公元前3世纪，古代中东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出现了最原始的一种图书---泥版书。泥版书是楔形文字刻在泥版上制成的。先将粘土制成一公斤重的软泥版，用斜尖的木制笔在软泥版上刻划文字，刻成后在阳光下晒干，再放入火中烘烤而成。泥版书起源与西亚，后来传到希腊克里特岛，迈锡尼等地，刻写与上的文字也分为楔形文字和线性文字，因此又分为楔形文泥版文书和线性文泥版文书。泥版书的制作和使用一直延续到公元1世纪，后被羊皮书代替。现在发现的泥版书内容有契约，债务清单等，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证据。楚帛书帛书又名缯书，是以白色丝帛为书写材料，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现存实物以子弹库楚墓中出土的帛书为最早。子弹库楚帛书出土于1942年，宽38。7厘米，长47厘米，文字为墨书，共900余字，字体为楚国文字，图象为彩绘，帛书四周有12个神的图象，每个图象周围有题记神名，在帛书四角有植物枝叶图象。1973年湖南博物馆发掘该墓，判明该墓年代为春秋中晚期之间。帛书的最早摹本出现在1944年的<<晚周缯书考证>>。楚帛画帛画一般指传统绢本画之前的以白色丝帛为材料的绘画，目前发现的帛画多为先秦到汉代物，其中以战国时期的两件楚帛画为最早。这两件楚帛画均出土于湖南长沙楚墓。一件出土于长沙东郊陈家大山木棺墓中，长31厘米，宽22。5厘米，画有一女子，女子后有一龙一凤。另一件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中，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画有一个男子驭龙而行，男子高冠长袍，手抚配剑，顶有伞盖。石鼓文石鼓文为战国时期秦国石刻，因为它的形状象鼓而得名，又因为其文字记载内容记载了狩猎的事情，而被人称为猎碣。原物共有十件，原在陕西凤翔，现在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鼓为花岗石质地，圆顶平底，高约为90厘米，直径约为60厘米，10件石鼓各刻有四言诗一篇，原文有700字以上，现在仅存272个字，字体近似于 体，为秦国特有风格。所刻的诗和<<诗经>>中的大小雅相似，格调也和<<大雅>>中的一些诗格调相似。曾候乙墓竹简曾候乙墓竹简是1978年在湖北随州曾候乙墓中发掘出土的，确定为战国时代早期，是现今发现的古代竹木简中时代最早的一批。曾候乙墓竹简共有240枚，整简一般长为72-75厘米左右，宽约1厘米左右，书写从顶端开始，每简一行，写满约有50字左右，全部简文共有6696字。简文记载了用于葬礼的车，马和为它们配备的车马器，兵器等，也记载了何人赠车等事件，竹简字体和当时楚国文字一致。曾候乙墓竹简对研究古代曾国历史以及古代丧葬，车马，兵器等制度有很大价值，在古文字学上也是极为重要的史料。发明了羊皮制成的书籍----羊皮书卷羊皮书卷是指用羊皮或羊羔皮为材料制成的最原始的一种图书。他是由中东地区的帕加马人发明的。羊皮书就是拉丁文中"帕加马"转义而成的。在帕加马帝国欧迈尼斯二世时期（前197年-159年），由于埃及人停止供应纸莎草，帕加马人没有了制书的原料，被迫发明了用羊皮作为原料的羊皮书。这种书的原料开始以绵羊、山羊等的皮，后来，又用牛、羔羊等的皮为原料，质地变得更好。西方学者认为羊皮书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现在所知最早的羊皮书是公元前6世纪到4世纪的《波斯古经》，共有21卷，35万字。羊皮书最早的形式为书卷型，后来到公元4世纪，改为书本型，这样比纸草书卷更加耐用和便于保存。羊皮书一直是手抄本的标准形式，直到15世纪中期，才由被纸张制成的印本书所代替。发现"罗赛达(塔)石碑"1799年，法国拿破仑远征军到达非洲东部，一位军官在尼罗河口的罗赛达镇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有三种文字，分别是象形文字、圣书体、希腊文。其中后两种文字是草体，是埃及文。石碑记录的是埃及祭司为歌颂国王的功绩而刻写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95年。这块石碑，在解读埃及象形文字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知道1822年，才由一位名叫商博良的法国人将其解读成功。 在西汉时期，用于书写的最初的麻纸已经出现1933年，黄文弼在罗布泊的一个汉代的烽火燧的遗址中发现了一张西汉宣帝时的白色麻纸残片，这张纸长10厘米，宽4厘米，纸质粗糙，不均匀，估计时间为公元前49年左右。在1973年到1974年期间，在甘肃居延地区北额济纳河汉代遗址中发现两张麻纸残片，其中一张长为厘米，宽9厘米，色泽暗黄；另一张长12厘米，宽19厘米，纸质细密，薄而且均匀，有正反之分，有大麻纤维物质。这两张纸的年代估计一张是公元前52年，一张是公元前6-3年。在1978年，在陕西扶风县的一处西汉窖藏中，又出土了三张麻纸，为西汉宣帝时的产物，史称"中颜纸"。从以上的一些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出，在西汉时期，用于书写的最初的麻纸已经出现，只是这些麻纸在制造上还是粗糙的，和东汉蔡伦所改进的植物纤维纸有较大差距。凯撒命令发布"每日纪闻"公元前59年，尤利乌斯*恺撒当选为罗马执政官后不久，就发布命令："今后元老院的工作，务须每日公布。"从此，在罗马执政厅外立了一块涂有石膏的木板，每天在上面书写文字，报告元老院的工作，此外内容有每天的出生和死亡情况，税收情况等。后人称之为《每日纪事》公元前6年，屋大维创办了《每日纪闻》，内容主要有：帝国政事、战争消息、刑事案件等。屋大维本人还在《每日纪闻》中发表意见。《每日纪闻》除了公开张贴以外，还分发抄写。到了公元2世纪，罗马版图扩大到西班牙、德国等地《每日纪闻》也相应传播到各地，加强统治。石经石经是中国古代刻于石碑，摩崖上的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迄今有文字可考的刻儒家经籍的石经有七种：1. 熹平石经：汉灵帝熹平四年在洛阳太学开刻，共46块，包括<<易>>，<<礼>>，<<春秋>>等七种。2. 正始石经：曹魏正始二年在洛阳开刻，用古文，隶书，篆书等三种文字刻成，有称<<三体石经>>，经文有<<尚书>>，<<春秋>>。3. 唐开成石经：唐文宗大和七年在长安开刻，用楷书刻成<<易>>，<<书>>，<<诗>>，"三礼"等十二经。4. 蜀石经：五代后蜀用楷书刻<<易>>，<<书>>，<<诗>>，"三礼"等于成都，并有注，是历代石经中仅有的。5. 北宋石经：北宋用楷体，篆体刻<<易>>，<<书>>，<<诗>>等于汴梁，又称<<汴学石经>>或<<二体石经>>。

三个阶段，具体如下：第一个阶段:口语传播时代1.口语最初仅仅是一种将声音与周围事物或环境联系起来的符号，2.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逐渐提高了它的抽象能力，成了一种能够表达复杂含义的音声符号系统。同时，口语也大大促进了人类思维能力的发达。大大加速了人类社会进化和发展的进程，直到今天，口语依然是人类最基本、最常用和最灵活的传播手段.——（符号系统思维社会）局限性:第一，口语是靠人体的发声功能传递信息的，由于人体能量的限制，口语只能在很近的距离内传递和交流。第二，口语使用的音声符号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事物，记录性较差，口语信息的保存和积累只能依赖于人脑的记忆力。因此，口语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巨大限制，在没有诸如电话等口语媒介的情况下.它只能适用于较小规模的近距离社会群体或部落内的信息传播。——时空局限第二个阶段:文字传播时代文字是人类传播发展史上第二座重大里程碑。在结绳符号、原始图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人类传播的第一套体外化符号系统是什么?其产生有什么意义?重要意义——第一.文字克服了音声语言的转瞬即逝性，能把信息长久保存下来，使人类的知识、经验的积累、储存不再单纯地依赖人脑的有限记忆力；第二，文字能把信息传递到遥远的地方，打破音声语言的距离限制，扩展了人类的交流和社会活动的空间；第三,文字的出现使人类文化的传承不再依赖容易变形的神话或传说，而有了确切可靠的资料和文献依据。一句话，文字的产生使人类传播在时空两个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作为第一套体外化符号系统，它的产生加速了人类利用体外化媒介系统的进程。大大推进了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和融合。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局限性:手抄传播效率低、规模小、成本高。一部书抄写多册，耗费大量时日和人力。文字信息的生产规模小，加上教育的普及程度低，文字传播基本上还属于政府、官吏以及统治阶层的特权。第三个阶段:印刷传播时代重大贡献:（试述中国的印刷术发明对印刷传播发展的贡献）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为推动世界文明和人类传播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人类已经掌握了复制文字信息的技术原理，有了对信息进行批量生产的观念。印刷机使文字信息的机械化生产和大量复制成为可能。在社会政治、文化和教育领域中带来的巨大影响。对社会经济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四个阶段:电子传播时代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实现了信息的远距快速传播。从人类社会信息系统的发展角度看，电子媒介还另具两个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形成了人类体外化的声音信息系统和体外化的影像信息系统。实现了声音和影像信息的大量复制、传播及历史保存（后人－听观－音容笑貌）。使文化传承的内容更丰富，感觉更直观，依据更可靠。一句话，它们使人类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文化传承的效率和质量产生了新的飞跃。电脑的出现意味着人的大脑这一信息处理中枢也开始了体外化的进程。电子信号的传输也实现了由模拟信号向数字信号的发展。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进入了全新的、前所未有的信息社会。

个人感觉，一是提升从业者素质问题，二是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三是政府监管。这个是整体而言的，具体则可以展开。

媒体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征引过的文献在注释中已注明，不再出现于文后参考文献中。我整理了媒体论文参考文献，希望对你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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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论文

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教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 中国 古代 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 经济 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 理论 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 发展 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 规律 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

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

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 哲学 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 政治 议论 散文 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 教育 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 文章 ，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

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 社会 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 自然 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

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 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 学习 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

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 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 时代 的文学——建安文学。

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 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

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

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

在 中国 历史 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 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的 社会 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 分析 ，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 政治 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

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 影响 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 理论 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 发展 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 经济 、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 自然 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

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

三、帝王 文学的特征

中国 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 政治 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

(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 内容 。

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 社会 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 时代 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 经济 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 历史 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

(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 心理现象。

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

(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

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 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 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

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 自然 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四)符合 艺术 本质的自我表现。

帝王对于文学作品的 理论 认识以及艺术 分析 是很少的，但是他们流露出来的理论主张和艺术手法却往往符合艺术的本质，而文学成为他们的艺术表现。帝王文学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理论主张是“诗言志"。 历代帝王所作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言志"。这一理论出自于《尚书·尧典》，据说从舜帝那儿流传下来，为孔子所肯定并确定为正统诗歌的理论。言志说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定义，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人们广泛认为它是对于诗歌的准确的理论认识。尤其是豪放潇洒的诗人们，无不以言志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唯一主旨。直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陈毅的一封信中仍然认为这是诗歌理论和创作的正宗，而他的诗歌也确实是“言志"的，气魄雄伟，有着前所未有的豪放潇洒。言志说抓住了诗歌的一种重要内容，即志。志，是一种人生对于事业、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于政治事业的远大而又执着的追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定的明显的心理活动。言志，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可行的。 但是，整体的诗歌不仅仅言志，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写诗人 其它 心理活动如感觉的。因此，言志说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对于诗歌整体来说又是片面的。特别是，一些政治性强的“志"，是规范化的理性化的情感和认识，往往表现为社会化抒情化的议论，显得直白单调。我们所知晓的帝王诗歌，大都是“言志"的。但这也就避免了纯粹讲究“反映"社会生活的误区，使得诗歌更加主观化。

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表现手法。和一般文学相比，帝王文学在诗歌中更加突出地使用象征手法。“言志"的诗歌，主观性很强，所借助的形象十分单调，常常是人们熟悉的传统意象，例如日月、山河、草木等。帝王诗歌中很少铺陈式的细部描绘。与上述相联，帝王诗歌中的意象比较阔大。全部形象可以说是帝王意志所统治、所“照耀"的万物。从时间上看，往往是千年万载;从空间上看，常常是山河宇宙。不过如此一来，这些诗歌确实给作者和当时的人们以斗争的精神力量。

但是，帝王是从事政治的，日理万机的繁重政务使他们不可能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文学创作。偶有所作，也常常是有所为而作。这就使得帝王文学不能在艺术上产生突破。帝王文学属于传统的文学艺术，不重视艺术的创新。好在帝王文学的本意大多不在使用艺术来从事教化，这倒使得作品更多情性的表现，更接近于文学本质。

四、帝王文学与今天文学发展的关系

帝王文学，与今天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却也被置之度外。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的一些宝贵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帝王文学会在一个新的阶段脱胎换骨，更生出来一个新的英雄文学的样式。在这21世纪古老中国仍然处于落后局面、忍辱负重、任重道远的时刻，我们需要这样雄壮激昂的文学来鼓舞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心志，正像我们永远需要原始神话及其英雄一样。

(一)帝王文学中进取的自尊的极致个性在新的中国文学中可以辩证发展。

帝王文学中的精神特质，能够更生为个体生命中的自由创造本质。这种新生命培育的文学“屠龙技"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中进取有为的特质，映照其生命的大美。从“内圣外王"的传统主张，转换为个体生命自尊自爱同时又是雄心壮志的博大精神。

毛泽东诗词是继承创造中国古代帝王文学的一个最好的典范。毛诗中的诗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警铭。在困难的时候，在辗转奋斗的时候，现在处于中老年的人头脑中往往无意识地出现了毛泽东的诗词，顿时感到了精神的力量和生气。就像帝王文学一样，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一些缺点，如单调直白的 语言，重复使用的数字，普泛化的意象，确有一些单调、“张狂"和“霸气"，甚至在晚年诗作中还出现了“戾气"，但在整体上却有着前无古人的豪放潇洒，有着横绝千古的阔大境界。毛泽东的诗词，可以归属为浪漫主义文学。这种浪漫主义，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需要的。更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渊源之一是帝王文学，它是一次帝王文学在新时代的迸发和新生，给我们后来的文学以宝贵启示。

再如鲁迅作品，也可以说是帝王文学的一种再生。不少人评论了鲁迅文学在心理本质上的“内圣外王"的潜意识情结。鲁迅作品改造国民性的伟大使命，的确是只有那种古代称为“圣王"或者“素王"的人才能担当得起。读了鲁迅的著作，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会像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典仪一样，感到一种灵魂的新生，羞耻于那种心灵扭曲的荒诞的“阿Q精神胜利法"。

透过“世纪诗人"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我们看到天地间矗立着比起帝王还要伟岸的身影，不由人不去有意无意地效仿。只不过正像对待帝王一样，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人的特质和要求而已。例如，无论对什么样的巨人，都会有 现代 公民的民主政治、人格平等的更加 科学 理性的要求。

(二)帝王文学的主体意识的吸取。

当代文学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繁荣和更生，但是大家仍然认为没有大师级的文学。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说是缺少那种“内圣外王"般的主体意识。在外国文学中，人的主体性非常突出。自亚里士多德起，“圣哲文学"独立自尊，有意识地俯瞰、隔离一般政务，整个人生都清醒地从事著述，与尘世君王比肩而立，耳提面命，甚至希望取而代之(柏拉图表述了“哲学王"统治“理想国"的政治幻想)的主体意识。这，确是中国文学所欠缺的。而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就连“内圣外王"的一般要求也因为其陈旧而被排斥。中国古代文学中主流的阴性化(表现为忠君)、作家最为追求政治及地位的人生，在新的时期有了极其类似的表现。看来，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改造民族心理精神、人的个性自尊和公民权利等等认识，还需要强化——不但在文学评论中，还应该更多地进入文学家的心态。

(三)帝王文学显著地成为个体生命的表现，这是今天的文学应该强调的。

十分可悲的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理论还没有澄清。文学究竟是反映、再现还是表现?帝王文学对于这一 问题 的答案是明白清楚的，即“诗言志"。今天的文学，不仅要“言志"，而且要“言"自己的内在世界、生命本质及其投射下的外在世界。这样，文学才能承担起提高和美化个体生命以及人类整体生命的层次的任务。文学可以商业化、产业化，但不能以金钱为目的，要与人格化、理想化辩证统一。这就要求，作者要“善待"自己的生命，首先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和人生追求，在生命的表现——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帝王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有的成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与科学理性辩证一体的新文学，要想承担起创造新的一代中国人的伟大使命，就必须批判地继承这一遗产。

中国 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 社会 生活和 文化 发展 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中国诗歌史的专著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 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 自然 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 艺术 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 哲学 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 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 时代 的文化活动了。

我国古代文学辉煌灿烂，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她历史悠长，光彩夺目，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文学经典形象和故事，因此我国古代文学经典是我们当代人值得不断学习、探索、挖掘的富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

关键词：国学;古代文学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五四运动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王兆鹏;江汉论坛2006-05-1545

2、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王水照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7-2037

摘要：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

关键词：古代文学;实践教学

一、诗歌部分

作为广义的概念，诗歌在中国古代涵盖了古诗、词、曲、民歌等内容。从认知、能力、素质三方面的教学目标来说，古诗、词、曲的实现途径和效果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设计了三个实践教学目标：识记、背诵名篇;理解、鉴赏古诗;对古诗进行文本解读、设计教学方案并付诸实践。下面依次谈谈具体操作。

1.识记与背诵。在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本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初就按学号顺序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最多10人，安排一名指导老师，按照系部制定的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方案在两年理论学习同时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也依赖于这一前提，二者紧密配合，互为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定阶段的内容结束后，老师给出必背篇目，每个小组的成员到本组小组长那里背诵过关，小组长做出详细记录并评分;小组长集中到学习委员那里过关并评分;学习委员的背诵情况则由任课教师直接负责。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会进行不定时不定人数的随机抽查背诵，抽查到的同学的背诵情况若与小组长记录情况不符，本组同学需抽时间接受学习委员的检查过关。这种方法比之期末试卷中的填空默写更能落到实处。此外，职业技能训练中每学期都有古诗背诵的任务。

2.理解与鉴赏。这一目标和实践任务安排在第二学期专业技能训练中的“文学作品欣赏”中，学生对给出的古诗篇目进行鉴赏，写出书面的小文章，同组成员间互相交流，老师评改。

3.古诗解读、讲好一首古诗。古诗解读安排在第三学期专业技能训练的“文本解读”中，学生从分析文本的角度写出书面的文章，小组交流教师评改。诗歌部分结束后，安排时间由各组准备教案，选派一人在课堂上讲一首古代诗词。

4.在识记、理解、鉴赏、深入认识之后，分班组织古诗词朗诵会，使学生对古代诗词有一个感情上的升华。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期间参赛选手可以请老师指导。班委做好会务工作。朗诵完毕，由学习委员、普通同学、老师组成的评委评分并确定名次，给出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扎实的过关，到综合性活动朗诵古诗词、讲一首古诗词的时候，学生基本上可以表现的游刃有余，也为他们今后在中小学课堂上讲授古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散文部分

古代散文一个是语言的隔阂，一个是与政治、道德的紧密联系，都使得学生学起来比较费劲。而要集中在课堂上去疏通文意，再去理解、分析文章，是很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学生在课前利用课余时间去自主学习，搞清楚文中的字词、特殊用法、句式等，大体上搞懂文章的字面意思。课堂上，大家先互相汇报自主学习的成果，然后再分小组讨论文章的主题、写法、结构等。

1.课前预习。在每次课前一周布置预习内容，包括文学常识、文言字词读法意义、文章大意结构以及相关的问题。学生自己利用工具书、网络等自主学习，并分组整理学习成果。

2.汇报学习成果。用一堂课时间让学生分组解决上述基本问题，采用面对全班讲解的方式，过后老师不再重复，只对缺漏的部分做出补充。

3.提高与升华。解决基本问题之后，针对选文中涉及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论辩，如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认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得一士”就可以称霸天下，让学生结合战国历史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树立自己观点并证明自己观点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另外，学生口头讨论之后，形成文字，在此过程中学习古人立论的构思和写作技巧。散文部分的实践性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点燃他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课堂气氛也从之前老师一言堂时的沉闷而变得比较活跃。

三、小说与戏剧部分

小说和戏剧都属于叙事性文体，很多古代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搬上了现代荧屏。但总体来说，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在具体操作方面，有细微的差别。

1.小说

唐传奇、明清小说的故事是学生之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很大一部分内容基本上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大家互相讲一讲小说所写的故事、对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主题的讨论，自由发表观点。老师只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常识和主题趋向进行总结和点拨。这样就有效利用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也避免了在课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去叙述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学生感觉到自己参与其中了，会增强他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和动力。

2.戏剧

戏剧部分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比较难的地方，同时也是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虽然它与现代影视在性质、作用上有一致之处，但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学生很难直观地去把握古代戏剧的真正面貌。所以在进入这一部分之前，先放映电影《霸王别姬》，里面有许多古代戏剧唱段、扮相等，虽然主要是京剧，但已经足以让学生对古代戏剧有所认识了。看完之后，就结合影片内容讲解古代戏剧的一些常识，并让学生写观后感。

3.综合性实践活动

小说、戏剧部分结束以后，布置学生按照分组，每组同学选取古代小说或戏剧中的某个片段或场景，自编自导自演一个小的舞台剧。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然后在班上表演并上交剧本。学生通过选题、改编、分派角色到具体揣摩人物的语言、动作乃至心理活动，不止对戏剧和小说的文体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古老的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感。

四、小结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同时，课堂内的实践教学与职业、专业技能训练中的实践学习双线并行、互相配合。经过这一系列的主动参与和探索，学生不仅在活动中掌握了知识、提高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古代文学“高山仰止”、望而生畏了，而是从内心里感受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活力，甚至喜欢上古代文学。这正是我们古代文学教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发掘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使她进入现代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王兆鹏;文学遗产2006-03-1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