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美术考古论文研究

先秦时期美术考古论文研究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扑朔迷离的装饰图案，云形纹样曲折回旋，器物精美别致且富有诗意等等，堪称先秦时期的美术馆。

你的问题可以写本书了。呵呵依秦汉社会在历史上总体情况而言，它的社会制度、物质财富、精神追求都倾向着蓬勃旺盛的气象。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灭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其统治时间虽只有短暂的十几年，但由于国家的统一，人力、物力、财力的集中，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统治者拥有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和极高的权利。为宣扬统一的丰功伟业、显示王权威严至高无上的政治目的服务，追求奢豪的生活享受，并希望死后仍然能同生前一样的安富尊荣，统治阶级更是高度重视造型艺术。“生不极养，死乃崇丧”的厚葬陋习，逐使壁画墓、画像石及画像砖墓广泛流行。于是大兴土木，不惜伤财劳民营建宫苑、陵墓，这些建筑成为集中体现这一时期美术发展的重要场合。这种集权政治制度化的运作，反映在美术上则呈现出它的统一性和巨大性的面貌。同样，美术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因之显著增强。秦亡后，刘邦建立了西汉政权，西汉初期统治者吸取秦速亡的教训，采取了轻徭薄赋、安抚百姓等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改变秦朝统治者思想禁锢的方针，复活战国以来的“百家之学”。而且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设为汉初的统治思想，起到了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作用。到汉武帝时期，提倡儒学以加强统治，并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凭借强盛的国力，反击匈奴，开辟了“西域通道”，促进了民族间的大融和，中外文化经济的交流日益密切。其意识形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封建贵族的直接控制下，美术创作是为了不断满足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享受。武帝、昭帝、宣帝时期，视美术为表彰功臣的有效方式，在大型纪念型雕塑、宫殿壁画等方面，颇有建树。各种美术制品越加讲究，极其华美，技术水平也日益提高。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还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管理手工业生产，加上生产技术的提高，使工艺美术在前代的基础上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其中的某些门类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此段时间的美术不仅在美术传统的形式上，也在古代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发展中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一、书法篆刻艺术的发展和表现文字起源于现实生活实用的需要，起源于对大自然现象的勾摹和抽象的再现。经历了甲骨、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几个演进阶段。早期的文字可用“文字画”来形容，正如“ （山）”“ （水）”“ （日）”“ （月）”等等，形成了“以形示意”的突出特点，即我们所说的象形文字。中国文字变迁最为剧烈的时期当属秦汉，中国书法作为一门艺术，主要是在这一时期确立起来的。大篆经过简化而创造了小篆，隶书发展达到成熟，草书发展形成章草，楷书和行书也在萌芽阶段。人们已经把书法视为“艺事”，出现了李斯（小篆的整理者）、赵高、胡毋敬、程邈等第一批姓名载诸史册的书法家。现在可见到的秦汉书法墨迹有帛书、简牍书以及壁画、陶瓶上的题字，还有金属器铭文、漆器上的书迹、砖刻、石刻等，其中以石刻的数量最为丰富。正所谓“振叶寻根，观澜索源”，即书画同源之说。从篆书而言包括先秦的大篆，到秦统一后的小篆，直至汉隶的成熟，可以说秦汉时期的文字艺术为后来的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基石作用。 当然文字艺术也带动着其他一些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如篆刻艺术是我国的一门古老而独特的传统艺术，在方寸之间展现人对自然的认识、宣泄内心的情感、表达某种思考。它的出现和发展，直至完型，与书法艺术有着骨与肉的联系，至今有着三千余年的发展史。到了秦汉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由于社会交往繁复，印章的凭信用途日渐广泛。在各个方面都采取了推动统一的措施，秦始皇在典章制度方面，改变了商周时的祭祀礼仪中使用的礼器——鼎作为王权的象征的传统做法，以制造印章取而代之。在制定典章制度时对印章的名称，使用材料、形制、印纽式样等，都做了严格的等级序列规范。秦始皇规定皇帝的印称“玺”，一般人的则称“印”，以后的帝王一直延用了这个规定，汉代官印中有称“章”或“印章”，私印中有称“印信”或“信印”，现在通用的“印章”一词既来源于此。就印文内容而言除了官印、私印外，还有成语入印，已开后世闲文印之先河。汉代在隶书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新的篆书字体，称之为“谬篆”，其字体特点是结体简化，笔画平整方直，规整茂美，粗细疏密多变，呈现出新的时代风貌。谬篆以外，还有以装饰的鸟虫书入印的，不同于东周，比较强调书法意味。西汉的鸟虫篆印比较具象，东汉的多为单线回旋的曲形印文。汉代印材为铜，有铸和凿两种。西汉印章多为铸造，惟新莽印制作最为精致，庄重洪厚；东汉以凿印见称，适宜临时急就，印文不假修饰，奇肆健拔。这两种不同的基本风格，对后世篆刻艺术和洪厚、博大的审美意识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着封建官制的发展和逐渐健全，审美观的变化和审美情趣的上升，篆刻艺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作为凭信的用印，还是封俭等，表现形式多样，富于变化，所以秦汉时期是篆刻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也为后来的“印尊秦汉”奠定了基础。二、绘画的突出代表及表现秦汉时期的绘画艺术，大致包括宫殿寺观壁画、墓室壁画、帛画、工艺装饰画等门类。秦汉时代建筑物装饰构件有与画像石相类似的画像砖，是遗存丰富、很有特色的秦汉美术资料。艺术家以刀代笔，在坚硬的砖石上创作了众多精美的图画，它兼有绘画与雕刻两种特点。秦代的画像砖用模印和刻划两种方法制成，形状分大型空心砖和实心的扁方砖两类。秦砖常饰以菱形、方格、回纹、卷云、三角云圆壁、绳、粗布等纹样，手法为花模印花。而秦瓦则以卷云纹为主，瓦当已由半圆发展为圆形。汉砖以河南、四川等地所产最佳，前者产的长方形空心砖，用模印各种几何纹和动物、人物及建筑图案；后者多产方砖，常饰以各种图案，表现出一定的主题内容，多为生产劳动、车骑出行、社会风俗、神话传说、庭园建筑等。如弋射收获砖、盐井砖、庭园砖等，均具代表性。秦汉时期的宫殿衙署，普遍绘制壁画，或以精美的图案和阔绰的画面，显示统治阶级的威严；或以借物寄情的手法，标榜吏治的“清明”；或图绘历史典故，作为成败得失的借鉴；或是绘制当朝的功臣肖像，作为臣僚励志的楷模。汉代美术作品可分为壁室挂画、画像石和画像砖、漆画、铜镀装饰、石雕和泥塑等五项。以望都汉墓壁画及四川的一部分画像石及画像砖为代表。另外汉代画像石，以人物、动物、植物为主要纹饰，古朴生动，矫健大方。其方法多为剔地突起的浅浮雕法，也有采用线刻的形式，画像石以山东、河南两地出土最多。另外玉雕的制作技艺也大有提高，发展了透雕、刻线、浮雕等加工方法，所雕物品多精巧玲珑。琉璃、木器、漆器、编织等也各具特点。汉代建筑内部及外檐多有装饰及其壁画，墓室壁画虽现在发现的不多，内容和数量上都不及画像石和画像砖那样丰富，但是因为这是真正的绘画，而且是大幅的，直接代表着汉代壁画流行的事实，可以说有特殊意义。画像石和画像砖是汉代美术史中最重要的材料，数量多，内容也最丰富。特别是汉代对人的重视是夹杂在儒家“经学”和“谶讳迷信”中的一些特殊观念。从帛画人物描写注重类型化个性特点及其所达到的绘画水平，在“文以载道”的儒家正统思想影响下，中国人物画以“明劝戒，著升沉”，“善以诫后”的功能而先于山水、花鸟画，备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得以迅速发展起来。从考古发现的大量汉代墓室壁画和文献记载的秦汉时期的许多绘画盛举可知当时画事之胜。其间较能展现出这一时期绘画卓越水平的是1976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的帛画“铭旌”，是覆盖在内棺上的保存最完整，绘制精美，且有较高艺术水平的。从图的内容可知其主题是祈求死者的灵魂升天，精心刻画墓主人尊贵持重的仪容和庄重富态的神情，表现死者的显赫地位。造型写实而又夸张，显得刚健雄浑，线条匀细遒劲，色调沉着典雅而庄重鲜明，具有浓郁的装饰意味。就其艺术构思和表现技巧上，都显示出比战国楚墓的帛画更高的艺术水平。但绘画艺术活动真正进入活跃期、繁荣期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真正开始。大量天竺式的佛教传入中国，在这一时期诞生了诸如中国第一位画佛的大画家曹不兴等一些书画家。汉代绘画技术虽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但表现效能却发挥到了最大程度，造型能力不高，却表现出丰富的内容，在表现主题时，善于运用绘画的艺术特点。在汉代一些绘画作品中，可见到一些为了表达主题所作的种种努力和探索，利用不断的重复，并在重复中求变化，以便有利的明确表达主题。在表现动态方面，拟人的运动、舞蹈，云气的动荡飘逸和动物的奔驰等，也极大地发挥了绘画的装饰特点，它的美术创作重点在于题材意义，注重思想的表现和人们对自然现象及自身特点的表现及加工。三、雄伟浩大的建筑、雕刻艺术建筑方面，秦朝阿房宫、汉代的未央宫和官僚的坟墓、官衙、私宅建筑等大型的建筑豪华空前，都是永垂青史的，隆重的雕塑和装饰品应运而生。秦汉时期进行的大规模的宫廷和祠庙及陵墓建筑中雕塑艺术作品，现在所存无几。1974年发现的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以其硕大的形体和精良的塑制技艺，表明了秦代制陶工艺和雕塑艺术已取得空前成就。其六千余件于真人真马等大的陶塑兵马俑，布局严谨，陶塑兵马俑面向东方，一幅气势磅礴、威武雄壮的军阵场面，再现了秦军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军容整肃、勇于功战的宏伟气派，而成为秦代造型艺术划时代成就的标志。崇尚写实，手法严谨；性格鲜明，形象生动；在总体布局上，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造成排山倒海的巨大气势，给人以敬畏而无法遗忘的深刻印象则是秦兵马俑的主要艺术特点。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是最重要者，“马踏匈奴”的雕刻是汉代的历史现象的有力概括，也是西汉纪念性质的一组大型石刻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运用循石造型的艺术手法，巧妙的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合在一起，刻画形象以恰到好处、足以表现客体特征为读，决不做自然主义的过度雕镂，从而加强了作品的体积感和力度感，其雕像别出心裁，一匹气宇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腹下巧妙的雕成一个仰面朝上，手持弓箭做垂死挣扎的匈奴败将，不但保持了四肢的稳定，且让人感到浑厚的体积感，其主题显明。在马的神态刻画上更为传神逼真，仿佛久经沙场的战马时刻高度警惕，其神情果断，借此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坚定意志。这种有浪漫主义的象征性的艺术手法，揭示出寓意深刻的主题，使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完美的统一，堪称“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杰出代表。汉代建筑“汉承秦制”，在承袭前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汉代建筑物石阙作为古代宫室、陵墓、庙观门前的特殊建筑，常呈对称形式立于行道两旁。这些石阙作为建筑物前屹立的艺术装饰作品，不仅在细部结构及其装饰上，而且整个造型都显示了汉代建筑艺术恢弘博大的特色。这一时期的建筑装饰和附件，除壁画、画像石、画像砖以外，还有非常重要的瓦当艺术。瓦当作为我国古代建筑物中特有的房屋上筒瓦出檐一端的圆形或半圆型装饰物，也是十分典型的建筑装饰工艺品，它融实用与装饰效果于一身。早在西周时期瓦当已在建筑物上运用，而秦汉时期是瓦当装饰艺术发展的全盛时期，其图案丰富多采，由秦汉云纹和葵花纹演变而来的云纹瓦当最为流行，其构图更为严谨且富于变化。纹饰以卷云、动物、四神和文字为主，多含吉祥意味，形状多为圆形，也有少数为半圆形。另外还有植物纹、昆虫纹、鸟兽纹。两汉最流行卷云瓦当及吉祥文字瓦当，西汉末年到新莽时期尤以“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形象最为出色，其形象矫健活泼，瓦当中央的半球形图案越来越显著。汉人擅长将表意的汉字，变成庄重典雅的装饰艺术品，因此在陕西栎样阳、周至等县曾出土“汉并天下”、“长乐未央”等西汉文字瓦当；在长安汉城遗志，还发现“延年益寿，与天相持，日月同光”为内容的12字瓦脊。内蒙古包头市出土的东汉时期“单于和亲”瓦当，内容极具鲜明的时代与地方特色。汉代宫廷已经有了专职工匠，在工艺美术上，汉代的铜镜，其装饰和瓦当一样，在汉代装饰美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对象。结论汉代美术的题材广泛地来自社会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艺术表现上，技法古拙而风格鲜明。由于绘画形式的局限，虽然单线勾勒是汉代绘画的主要表现手法，但在写实能力上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秦汉时期的美术装饰题材不外乎三个方面：人的社会生活、神仙世界和动物世界。其中人的世界是表现的中心所在，所以绘画中趋向满足统治阶级强烈主观愿望的基本精神。 在美术各类形式完全独立的初始阶段，可以看到一个普遍现象，正如人类文化发展必然要带有脱胎而出的那个社会文化的痕迹一样，在美术开始独立的历史阶段中美术形式却不可避免地带有多多少少强调装饰的特点。由书法篆刻、绘画、建筑和雕塑表明，秦汉造型艺术中表现了广阔无垠的宇宙意识，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精神，它那深沉雄大的气魄，在中国美术史上放射着夺目的光彩。这一历史时期展现在美术上沉雄博大的泱泱大国气度，铺张华丽的艺术风格，彰显国力物力雄厚的社会基础。美术品所流露的气魄宏大，风格瑰丽气息，反映了创作者丰富的想像力和卓越的技巧及神与物游的审美境界。可以说，在秦汉广泛的文化艺术尤其美术里透射着的这种恢的特点，对中国美术史的发展起到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的艺术价值无可估量。

秦汉时期美术鉴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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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秦汉时期，上起秦始皇灭六国（前221年），下至曹丕代汉（220年），一共四百四十年的历史。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空前发展和繁荣。在雕塑领域出现了以秦始皇兵马俑为代表的秦汉陶俑。我国的秦汉时期对应于西方，正是古希腊和罗马的黄金时期，这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在艺术领域也达到了颠峰。其雕塑作品，如雅典娜雕像、断臂的维纳斯等等，都是艺术殿堂中不朽的经典。然而，把中西黄金时期的雕塑艺术作一下对比，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这些差异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邃的原因。一、秦汉时期中西雕塑艺术的差异秦汉时期，中国的雕塑在内容和主题上以人物为主，兼有动物和事物的雕塑。举两个例子，秦始皇兵马俑是以人物为主的军阵，中间夹杂着战车和马匹。汉文帝的阳陵中也出土了大量的人俑，如军人俑、文官俑和仪仗队俑等；另外，动物俑和事物雕塑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猪、狗、羊、房屋等等。而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在内容上同中国有明显的区别。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几乎全部以人物为主，而且这些人物不像中国雕塑中的人物，他们全是神话人物和英雄人物，如美神阿芙罗狄特、智慧女神雅典娜、亚历山大大帝、罗马皇帝屋大维等等。更有甚者，在古希腊罗马的雕塑中“一些抽象的思想——成了艺术的主题。”[1]这就是说这些人物雕塑不仅仅表现着人物本身，而是在人物雕塑的背后隐藏着诸如胜利、和平、疯狂等一些抽象的观念。比如说阿帕农神庙中的雅典娜雕像就是胜利的象征。这在中国的雕塑中是没有的，中国的雕塑都是表现着活生生的、实实在在、普普通通的人物。在雕塑的风格方面，秦汉时期中西雕塑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总体说来，中国雕塑的风格是朴实、庄重的；而西方雕塑的风格是奔放和外向的。比如，秦始皇兵马俑，从将军俑到士兵俑，脸上的神色都是深沉而朴实的，“具有典型的古代中国人的气概。”[2]汉俑也基本如此。但是古希腊罗马的雕像却不是如此。比如，在著名雕塑《拉奥孔》中，三个人物赤身裸体被两条巨蟒缠住，脸上的神情恐惧得十分夸张，这是作者有意为之。又如，卡普亚的阿芙罗狄特，作者故意把她塑造成半裸的形态，以展示美神完美的体形。而且这些元素在古希腊罗马的大部分作品中都能看到。但是，这些外向、夸张的因子不存在于中国的雕塑中。在雕塑时，使用的材料，中西也不尽相同。中国主要用陶塑、木刻，或者铁、铜铸。长沙马王堆汉墓、汉文帝、景帝等的墓葬中都出土了大批的陶人和木偶人。用金属铸造的雕塑以铜铁为主，如长信宫铜人、马踏飞燕等雕塑都是以铜为原料。但是少量的也用铁，毕竟铁是一种重要的军事物资。贾谊这样描述道：“（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3]相比之下，古希腊罗马的雕塑主要以大理石为原料，兼有少量的铜质雕塑。二、秦汉时期中西雕塑艺术差异形成的原因秦汉时期中西雕塑艺术差异的形成，直接原因当然是中西审美观的不同。中国的审美观强调的是一种集体之美。不论秦始皇兵马俑还是汉俑，展现的都是强大阵列的威严、庄重之美。这种美是在众多的人俑的排列、组合、相互联系当中显现出来的。而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强调的是个人所展示出来的美。例如创作于前19年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雕像：目光炯炯，好像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右手举起，仿佛指挥着自己的军队；左手持矛，似乎时刻准备着武力征服；胜利之神在他脚下，给予他无尽的力量。即使是群体像，希腊和罗马人也不希望在整体中展现美。再如帕加马祭坛上表现宙斯和雅典娜与举人战斗的浮雕，一共有几十个人物，但作者主要想表现的是宙斯和雅典娜，所以刻意地表现这两个主人公，使之在整个浮雕中占支配地位。这种情况在秦始皇兵马俑和汉俑中是找不到的。另外，西方的审美观强调直白、明晰、奔放；而中国则强调委婉、内敛、保守。比如在西方的雕塑中，男子和女子多为半裸或全裸的姿态，给人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这是因为希腊罗马人欣赏人类魁梧、圆润的体格，“希腊大师们则把这种不松弛、没有多余脂肪的造型赋予他们的雕像。”[4]但是，这在中国的雕塑中是绝对找不到的。这并不是说明中国的雕塑家不重视人体之美——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只是表现的方式有不同。例如，秦始皇兵马俑的士兵在盔甲覆盖之下的肌肉非常饱满，使人联想到他们孔武有力的体格。但是和西方直观就可以感觉的效果不同，中国的雕塑家希望间接、婉转地去表达这种美，希望观众去联想、去感受。在中西审美观的不同，这个造成秦汉时期中西方雕塑艺术差异直接原因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最主要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埃及、巴比伦、印度的文化，比较上皆在一个小地面上产生。独有中国文化，产生在特别大的地面上。”[5]具体来说，中国的文化是在东亚这片广大的大陆上产生的，是一种典型的大陆型文化。其显著的特点就是产生了农耕文明。由于从事农业生产要把农民牢固的束缚在土地上，并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发展并战胜自然灾害，所以产生了以崇尚内敛、信仰集体力量为核心的审美观。这种文化意蕴在秦始皇兵马俑和汉俑等雕塑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而西方文化则是在尼罗河三角洲、巴尔干半岛南部和亚平宁半岛这些分布在沿地中海狭小的地域上产生的，是一种典型的海洋文化。这种文化和我们以农耕为核心的大陆型文化不同，它强调冒险和征服，极具扩张性。因此，特别推重个人的力量、英雄主义的行为和侵略性的气质。所以，这种文化反映在雕塑艺术之中就会特别突出个人的英雄气质和外向、奔放的审美情趣。三、结论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表露和展现，并会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等领域表现出来。雕塑作为一门艺术，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秦汉时期的雕塑艺术和古希腊罗马的雕塑艺术，虽然大体上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但是表现出很大差异的根本原因。由于中国的雕塑艺术受到中国特有的大陆型文化的影响，显现出崇尚群体之美、内敛、保守的审美气质；而西方的雕塑艺术受到其海洋文化的影响，展现出强调个人主义、外向、奔放的审美情趣。从而导致了中西雕塑艺术的种种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秦汉时期的中西雕塑作品中，而且影响了整个中西雕塑艺术的走向。

扑朔迷离的装饰图案，云形纹样曲折回旋，器物精美别致且富有诗意等等，堪称先秦时期的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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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历史学论文题目

上的，是秦始皇的一生。《有秦始皇之最》，《秦始皇》等

学术堂整理了一些洋气的历史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汉代的流言与讹言2、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3、从“亲眷申冤”到“刑及妻孥”:论唐代刑事诉讼中的女性4、碑传与史传: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5、唐代判词中的实判——兼与拟判比较6、涌动的东亚——明清易代时期东亚政治行为体的身份认同7、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8、明代山西北部聚落变迁9、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驳议10、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

论秦始皇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功：统一了中国、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推动了时代的发展（使中国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征服了匈奴、征服了岭南、建立了大秦直道（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公路）、建立了灵渠、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过：起骊山、造阿房、大肆建造陵寝、焚书坑儒···

先秦史论文期刊

《大秦帝国》，真正的好书。可以看看电视，百度一下，然后再买书，当当网。共分六章，每章都写得有血有肉，每章都是两本大大的厚书。从商鞅变法、苏秦合纵……到秦始皇，是了解当时社会、战争、百姓生活的有力参考资料。《李斯与秦帝国》，说的是公元237年，嬴政十年间的事情。李斯助秦王间六国、削重臣、夺军权、震宗室，中间经历了成蟜自焚、嫪毐被诛、太后被禁、吕不韦被逐等一系列风云变幻的政坛巨震……《先秦史·大学讲史·图文版》。这本书是国学之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

很多呀，想看文献的话有《史记》，《竹书纪年》，《春秋》如果你对自己的古文水平没有太多把握的话，你可以看课本，比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的《中国古代史》的《先秦卷》（红皮那个）如果是学术方面的话，有这方面的论文集，先秦史北京这边研究最多的是北京大学，另外清华的李学勤教授似乎也是研究先秦史的，不过也许只是一个阶段。还有山东大学徐鸿修教授有一本《先秦史论文集》（呵呵，我正在看）。不过学术方面如果你不是专业历史系的话，可能看的时候有点费劲，不如从文献古籍还有教科书入手。

1．《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83年再版（1982年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秦国发展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85年再版。3．《中国古代史》（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4．《简犊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台湾谷风出版社1987年版。5．《秦汉社会文明》（合著），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台湾谷风出版社1990年版，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再版。6．《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7．《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8．《法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9．《秦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10．《秦汉简史》（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1．《吕不韦传》，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2．《新编秦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13．《秦汉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14．《长江文化史》（合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学术论文及其他学术文章1．《批判〈中国田赋史〉》，《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8年第3期。2．《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究竟何时形成》，《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3．《怎样看待农民战争的“伪降”》，《人民日报》1964年8月19日。4．《略论社文秀之死》，《历史教学》1964年。5．《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生漆的发现和利用》，《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8年第1期。6．《秦人早期历史探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7．《试论商勒变法成功的原因》，《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8．《井田和爰田》，《人文杂志》1979年第1期。9．《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法律制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10．《秦国封建社会各阶级分析——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札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11．《“隶臣妾”辨》，《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12．《日本僧人灵仙对中国佛典翻译的贡献》，《史学月刊》1980年第2期。13．（秦国华阳夫人考），（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14．《悼念陈直教授》，《考古》1980年第5期。15．《秦公钟、铸铭文释读中的一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6期。16．《论秦穆公》（合作），《考占与文物》1980年第6期。17．《古代法制杂谈》，《随笔》1980年第11期。18．《秦起源于东方和西迁情况初探》，《求索》1981年第4期。19．《萧将军瓦和前将军萧望之》，《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20．《秦国奴隶制社会形态的特点》，《中国古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秦汉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1．《秦代法律制度初探》，《法律史论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22．《汉甘泉宫瓦当文字考释》，《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23．《秦汉史研究综述》，《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4．《论汉代“奴婢”不是奴隶》，《学术月刊》1982年第3期。25．（周公东征与嬴姓西迁），《文史知识》1982年第11期。26．《支那称谓问题》，《人文杂志》1982年第3期。27．《论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的地位》，《人文杂志》1982年第5期。28．《春秋时期秦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先秦史论文集》，人文杂志专刊，1982年。29．《青川秦墓木牍内容探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30．《陈直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1．《秦代官爵制度变化的奥秘》，《光明日报》1983年5月25日；《〈史学〉论文选》（光明日报专刊丛书，光明日报社1984年版）。32．《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史论文选》（第一分册），北京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33．《汉代法律管窥》，《中国古代史论丛》1983年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34．《怎样看待农民战争中的“伪降”》（合作），《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参考资料》，辽宁省社会科学学会、辽宁省历史学会。35．《秦代中央官制简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36．《秦汉时代的丞相和御史（居延汉简解读笔记）》，《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37．《“隶臣妾”并非奴隶》，《历史论丛》，齐鲁书社1983年版。38．《秦汉时代的市政》，《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5期。39．《1983年秦汉史研究概况》，《光明日报》1984年3月21日。40．《秦汉史研究综述》，《中国历史学年鉴1984》，人民出版社版社1984年版。41．《中国历史的魁力》，《中国历史教学参考》1984年第2期。42．《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产生的两条途径》，《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1985年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43．《秦佣发式和阴阳五行》，《文博》1984年第3期。44．《怎样学习秦汉史》，《怎样学习中国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45．《怎样理解文明这个概念》，《人文杂志》1984年第3期。46．《秦汉文明发展的特点》，《学习月刊》1984年第10期。47．《研究古代史亦应重视信息》，《光明日报》1984年10月10日。48．《理财家桑弘羊》，《天水师专学报》1984年第6期。49．《秦涌之谜》，《文博》1985年第1期。50．《张汤评传》，《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51．《秦尚水德无可置疑》，《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52．《三辨“隶臣妾”：兼谈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学术月刊》1985年第9期。53．《刘向》，《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54．《范晔》，《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55．《日本学者对中国简牍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2期。56．《在教师指导下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动性》，《研究生能力培养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57．《写在竹片木板上的历史资料——介绍我国秦汉简犊》，《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6年第1期。58．《历史的经验与现行的政策——兼论〈论秦的兴亡及其知识分子政策〉》，《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1期。59．《秦涌主题何处觅：〈秦涌之谜〉之二》，《文博》1986年第2期。60．《〈三国演义〉中丰富生动的情节都是虚构的吗？》，《文史知识》1986年第4期。61．《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合作），《文博》1986年第5期。62．《中国出士简研究近况》，《史滴》第7号（日本早稻田大学1986年）。63．《西安古代军阵研究》，China Daily Jan．26，1987。64．《〈居延汉简研究〉评价》，《光明日报》1987年3月4日。65．《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66．《汉唐寺院经济研究的精华：介绍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寺院经济研究〉》，《光明日报》1987年7月22日。67．《评〈五十年来汉唐寺院经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68．《以君主意志为法权的秦法》，《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69．《如何学好秦汉史》，《中外历史》1987年第3期。70．《如何理解“文明”与“文化”的概念》，《光明日报》1987年7月14日。71．《陈直（居延汉简研究）评介：兼谈历史研究的方法》，《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72．《中国秦汉史研究近况と展望》，[日本]《古代文化》1988年第2期。73．《秦人的开拓精神和秦国的开放改革》，《陕西日报》1988年5月11 日。74．《秦人观与中国的统一》，《人文杂志》1988年第2期。75．《曲径通幽处，高楼望路时：评价当前简牍〈日书〉研究状况》，《文博》1988年第3期。76．《秦陵墓上石刻探微》（合作），《宝鸡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秦始皇陵兵马涌博物馆论文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77．《秦赵同源新证》，《河北学刊》1988年第3期。78．《国家与社会的统———与唐德刚教授隔洋对话》，（社会科学评论）1988年第4期。79．《涌魂惊窘宇，歌舞颂强秦——评舞剧〈秦涌魂〉》，《西安戏剧》1988年第1期。80．《汉长安城的未央宫》，《旅游博览》1988年第2期。81．《〈中国版刻综录〉简介》，《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总第197期（1988年 9月）。82．《秦涌的价值》，《秦陵秦诵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83．《秦佣效应和秦文化的整合》，《文博》1989年第4期。84．《西汉时代生产关系的特点》，《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期。85．《秦王朝统一后的社会各阶级》，《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86．《中国人学者によるの[日书]研究の现状》，《史滴》第11号（日本早稻田大学1990年）。87．《西汉戊己校尉考》，《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88．《咸阳古道音尘绝：对秦始皇的评价问题介绍》，《中国历史教学参考》1991年互、2期。89．《中国古代官吏的休假制度与婚姻家庭：从〈孔雀东南飞〉的爱情悲剧说起》，（学术月刊）1991年第2期。90．《秦汉政策生活中的神秘主义》，《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91．《“考察之功”与“独断之学’》，《光明日报》1992年2月26日。92．《秦简〈日书〉校补》，《文博》1992年第1期。93．《评何兹全教授〈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94．《朱雀楼札记》，《秦文化论丛》第2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95．《〈尉缭子〉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研究》，《秦文化论丛》第2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96．《台湾秦汉史学者研究概况》，《秦陵秦佣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97．《〈睡〉简与〈放〉简〈日书〉比较研究》，《文博》1993年第5期。98．《从放马滩〈日书〉（甲种）再论秦文化的特点》，《简帛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99．《我的两部〈秦汉史〉》，《深圳特区报》1994年7月9日。100．《将我的思想和情感灌注到秦汉史研究中》，《史学家自述》，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101．《求长生而致短命——秦始皇死因考》（合作），《秦文化论丛》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02．《秦始皇的恚恨》，《人文杂志》1994年第3期。103．《秦始皇会稽刻石辨析》，《学术月刊》1994年第7期。104．《中国古代国家统一的历史过程》，《求是学刊》1994年第3期。105．《会稽淫风考》，《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106．《一孔之见，借以续貂》，《秦文化论丛》第4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07．《西汉史研究的又一硕果：〈汉人秘史〉（〈西汉兴亡史〉）序》，《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108．《千年难解始皇谜：评〈秦始皇帝评传〉》，（文博）1996年第5期。109．《汉乐府〈焦仲卿妻〉的爱情悲剧及中国古代官吏的休假制度），《中国上古秦汉学会通讯》第3期，台北，1997年6月

《东周列国志》这部小说由古白话写成，主要描写了从西周宣王时期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五百多年的历史。

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论文期刊

纵横十六国，悠悠南北朝，南明痛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大秦帝国，战国说客双雄，两宋风云，纠结不清的正史：竹林七贤，谁谋杀了大唐，唐玄宗的真相，万历王朝之血色帝国。没看过的，绝不乱写。暂时想起这么多。

奇门遁甲，这本书听说叫国家给禁了~你好好找找吧~

1.《〈五行〉学说与〈荀子〉》，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2. 《论汉代〈诗经〉著述之内外传体》，刊载于《国学研究》第三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3.《学术上的闻一多：论〈古典新义〉之新》，收入《古典新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出版。4.《说评点》，刊载于《文史知识》2011年第11期。5.《论屈原诗歌的比体艺术》，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被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1年第6期，教育部语言文字报刊社《语文建设》2012年第2期“论点摘编”部分摘要介绍了本文的部分论点，题为《〈离骚〉的比体艺术》。6.《中国寓言研究反思及传统寓言视野》，刊载于《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7.《简帛〈五行〉篇与〈尚书〉之学》，收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古籍研究中心主编《先秦两汉古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8.《论楚辞文化学研究的问题——以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为考查中心》，刊载于《中国诗歌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2010年5月。9.《〈庄子〉和先秦道家散文艺术》，收入熊礼汇主编《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二十四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10.《“纯绿”还是“纯缘”：一个〈诗经〉学的误读》，刊载于《文献》季刊，2010年第1期；被收入《北大中文学刊》（20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11.《论简帛〈五行〉篇与〈诗经〉学之关系》，刊载于《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全文转载；又收入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编《燕园论诗：中国古代诗歌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12.《〈离骚〉三论》，刊载于《国学研究》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收入《北大中文学刊》（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13.《简帛〈五行〉篇与孟子之学》，刊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9年第10期全文转载；又被摘要收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国学文摘》第1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7月。14.《〈史记〉：那个时代的“文学”》，刊载于《文史知识》2009年第3期。15.《〈诗经〉学误读二题》，刊载于《枣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16.《理解孔子》，刊载于《在北大听讲座》第17辑，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12月。17.《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自恋倾向：以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为考查中心》，刊载于台湾远东科技大学《远东通识学报》第1期，2007年7月。18.《〈两都赋〉新论》，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2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全文转载。获得“北京大学第十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1年3月3日）。19.《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的〈诗经〉学史价值》，刊载于《中国诗歌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5年8月。20.《先秦两汉文学与哲学》，收入《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傅璇琮、蒋寅总主编，赵敏俐、谭家健分卷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21.《现状和困境：近年来〈诗经〉研究平议》，刊载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5年第12期全文转载。22.《归乡情悲：〈采薇〉新释》，刊载于《文史知识》2005年第6期。23.《论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的〈诗经〉学史价值》，收入《立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4月。24.《关于先秦寓言的追问》，刊载于《文史知识》2004年第6期。25.《论屈原作品中的“男女关系”隐喻》，收入《先秦两汉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04年7月。26.《卫宏作〈诗序〉说驳议：兼申郑玄子夏作〈大序〉、子夏毛公作〈小序〉说》，刊载于《中国学术》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8月。27.《史学、文学、经学：〈史记〉特质三层》，刊载于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Ⅱ（《国际中文研究》第二辑），博特拉大学出版社（UNIVERSITI PUTRA MALASIA PRESS）2001。28.《孔子天命意识综论》，刊载于《孔子研究》1999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马列哲学政治及社科类）1999年12期全文转载。29.《论〈诗经〉汉学宋学之异同》，刊载于《文史哲》1999年第4期。30.《论共时性理解对〈诗经〉、〈楚辞〉研究的意义》，刊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7期全文转载。31.《史记：司马迁人格的完成》，收入孙以昭主编《中国文化与古典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32.《试论荀子的人文意识》，刊载于《孔子研究》1991年第3期。33.《论〈诗经原始〉在〈诗经〉学史上的进展及其保守性》（合作），刊载于《学术交流》2011年第8期。34.《朱子〈诗〉学特征论略》（合作），刊载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35.《历史性：汉字阐释的原则》（合作），刊载于《人文杂志》199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1996年第8期全文转载。36.《关于汉字构形功能的确定》（合作），刊载于《安徽教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37.《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合作），刊载于《学术界》1995年第1期。38.《汉字形义关系的疏离与弥合》（合作），刊载于《语文建设》1994年第1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1995年第3期全文转载。39.《〈说文解字〉与儒家传统》（合作），刊载于《江淮论坛》1994年第6期。40.《汉字阐释与图腾遗风》（合作），刊载于《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94年第6期全文转载。41.《论屈原的理性精神》（合作），刊载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考研一般没这种要求吧，一般来讲研究生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都很难的，打电话到学校招生部门问一下吧。

核心的话从你投稿到发表最少也要半年吧，有能力发表的话题前准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