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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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儿国”看时代——《西游记》和《镜花缘》对比赏析 增大字体 泊头师范语文组：黄冬冬 摘要：《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关键字： “女儿国” 封建礼教 “女尊男卑” 实质 时代意义 《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掀起“荒诞”、“诙谐”的现象外衣，我们要立足于时代背景、作者的社会经历来探求两部书中女儿国所蕴含的社会实质和时代意义： 首先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性所处的角色来分析。西游记中“女儿国”虽也有“农士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的涉及，但作者并没有展开来描绘，而是把视角放在女王求爱和举国臣民女子对男人的态度上，说明在这个女儿国中作者目的是突出女性作为爱情主角的实质。而其现实意义也生发于此。《西游记》成书于明中叶，当时程朱理学统治着整个社会，他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为大”，对女子这种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教化根深蒂固。在这种封建伦理道德的压制之下女性本身也成为扼杀自己的刽子手。在宋元时代作品就已出现了许多列女形象，她们把自己的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有的女性手被男子碰一下就认为有辱自己名节而自断手臂。而如果女子稍有反抗则被舆论灌之为“坏女人、不贞不洁的妖妇”之恶名。《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和卢夫人等女性由于背叛丈夫、没有从一而终，而只有落得被杀的下场。这些作品中作者的思想还没彻底开化，她们是被封建道德束缚了手脚。而今我们在幻想的“女儿国”中看到另一图景：女王得知御弟驾临，立即对众臣子宣布：“寡人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这是何等大胆的求爱之举呀！而举国上下女子对男女交合之事无任何羞怯之态。作者也敢于涉足这一方面，勇气可嘉!在现实社会中女子从小处于深闺之中，习熟“礼教”，万事遵礼教而行，即使心中青春萌动，也羞于出口，而最终往往在家人的摆布之下葬送个人幸福。构想中“女王”则勇敢的冲出了这个樊笼，女王从没接触过男性，但他对情爱有着强烈的渴求，他对唐僧大胆的求爱实质是理学禁欲主义窒息下妇女们发出的心灵呐喊。但“女儿国”在描述这种正义之举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在礼教桎梏下女性心理的扭曲变态发展。唐僧一行刚进入西梁边界就从一中年妇女口中得知：“那年小之人”不忘“风月之事”，“那个肯放你过去！就要和你交合，假如不从，就要害你性命，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做香袋”。这是何等的凶残与变态呀。这正寓指：在现实社会下由于封建道德、礼教的压榨，女性不能自由、合理追求情爱、幸福，最终使她们走上邪恶之路而不能自拔。如《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等就是这种扭曲人物。两者都是在封建包办婚姻下背夫偷情，更甚者潘金莲和西门庆狼狈为奸毒害亲夫。他们大胆追求幸福的勇气可嘉但不道义的行为又让人生恨。是封建社会扼杀了他们的躯体，泯灭了他们善良的灵魂。《西游记》作者正是站在社会高度逆时代不能为而为之，这种冲破时代枷锁的壮举实为可敬。但《西游记》的“女儿国”只是局限于女性自身情爱角度，没有上升到社会层面。而《镜花缘》女儿国中女性角色则发生了变化，已经成为社会活动参与者。有人会认为《西游记》中“女儿国”也是由女子来掌管国家、处理社会事务。但那只是虚渺的假象，因为在此国中作者向我们突出展现的是：河水受孕、女王求爱、国师说媒和摆席设宴。只要从深层次探求，便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即现实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大环境下女主母的行为：处理家务，管理婢妾、内眷。这种“常理”行为对封建礼教冲击力度不大。吴承恩展示的“女儿国”只在个人圈子里徘徊，他本人也难以想象女子还有社会的一面。由于作者这种局限，是他回避了这方面的渲染。而李汝珍则把重点停留于此，而且进行了大胆设想：“女主外，男主内”让女性管理国家，处理社会一切事务。这在其中“治河除水患”中得到精彩体现。此项工程虽是由唐敖这一外来男性协助，但如此庞大的工程一直是女王、国舅操心费力之事，而且这么艰巨而繁重的劳动还是由国中“女百姓”来担负完成的。它们有制铁造具上的“心灵手巧”，也是力量上的强者。书中对此工程的艰巨作了详细描述：挖坑、推坝、搅土且“要费许多力气”。“娇弱”女子们完成如此重任，的确难以想象，但作者所传达给我们得女性却做到了，而且还做的很成功，这不得不让人敬佩、叹服。由此及彼，让我们也会联想到“女儿国”中女性在其他国家事务、社会劳动上的潇洒身影。在此作者把女性的才能、智慧和力量充分体现出来，让现实中的男性看了也不得不汗颜。这些俗人们整天叫嚣“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的谬论，但一向“柔弱”、“浅薄”的女子在“女儿国里”则成了社会的主力军，这对现实社会的冲击非同一般呀。 其次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王外来男性的态度上挖掘深层次的进步性。《西游记》中西梁女王对唐僧总体上采取屈卑的求爱。当女王得知唐僧已来本国，立刻按耐不住向臣子们宣布：“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这就把自己放在了第二位上，紧接着又派国师去说媒，“礼”字为上。在见到唐僧后那种娇羞、妩媚、风流尽情展现，且又“御弟哥哥”叫个不停。这表明在她心目中仍是男性占主体地位，男性统治女性才天经地义，男尊女卑的意识没有改变。在这一点上作者仍受时代局限，没有重大突破。与吴承恩相距几百年的李汝珍却提出了“女尊男卑”的石破天惊的设想。在这个王国中女王对外来男性“林之洋”就没有了礼遇，而是强制性的逼娶，逼林之洋“穿耳”、“缠足”，做其“王妃”。在国王眼中“男性”是处于屈卑之地，应顺从自己。此国中体现的“女尊男卑”意识，虽有些矫枉过正之感，实则是作者在向社会呼吁“人人平等”思想，让男女倒置，唤起世间南子正视封建社会对女子近百年的摧残。这种女子苦痛遭遇的转嫁的确让女子们扬眉吐气了一回。这在时代进步和现实意义上已远远优越于《西游记》了。 从以上两大方面的分析对比，让我们切实感受了《镜花缘》中“女儿国”的优越与进步。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两位作者都是在封建专制大环境中成长起来，在逆境的压抑下，使他们有此惊人的创造和成就。但两人所处的毕竟不是同一时代，而他们的个性风格也应有所差异。明中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发展，启蒙思潮也在兴起，但明前期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高压和文化封锁，使此时的经济文化在休养生息中没完全摆脱出来。而此书又是作者对前人作品的综合和完善，放不开手脚，创造性不大正是作者的这种成书经历和时代的局限，才使《西游记》中女儿国的现实意义稍逊色了些。到了清中后期，经历了时代的更替、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升华。封建专制虽仍甚严，但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文学创作也进入繁荣兴盛期，李汝珍正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他虽然和吴承恩有着相似的个人经历，可他生存于高度发展、高度激越的时代，生性乐观豪放，正是时代的熏染和作者的狂放不羁之风才有了我们的《镜花缘》，也才为我们构筑了奇妙的“女儿国”。而我们正是通过两部作品中“女儿国”片断的对比赏析才真正透彻的从立体上审视了时代的进步和作者思想的升华。 参考资料：赖力行 《中国古代文学史》 吕晴飞 《〈镜花缘〉为妇女大唱赞歌》（山东师大学报）章培恒/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下）》

论文参考文献怎么写（通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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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红高粱》的主题，为弘扬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个性解放精神，重建创造精神等，其意图是借助高密东北乡民间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来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唤强有力的生命形态，呼吁中华民族要自尊自强，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质。

男主人公余占鳌，北国高大挺拔的红高粱哺育的一条刚烈的硬汉。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疾恶如仇的他杀了与母亲通奸的和尚，做了低贱的轿夫。一次偶然的抬轿经历使他不顾一切地爱上了戴凤莲。

他表达爱恨的方式就是杀人，包括他的亲叔叔余大牙，对手花脖子，情敌单家父子。而这种“杀人”的行为，在传统的伦理道德中无疑是“恶”的，是不可饶恕的。但在具体的价值行为中，他杀人的行为却又是高度的“ 善”，是高度的英雄主义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的表现。

女主人公戴凤莲，来自中国高密东北乡，土生土长的农民。丰腴、热烈、果断、泼辣、敢爱敢恨、敢做敢当，以较弱之躯拥抱爱与自由，崇尚力与美，承受着全部的痛苦与欢快。

小说《红高粱》不仅张扬了个性解放，而且还颂扬了抗日爱国的顽强意志与牺牲精神。文学作品这种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是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也正为此，在强调个性解放时，同时强调了自我牺牲精神。

[转帖] 8XZ d)H avQh,M S 《生死疲劳》讲的是一个地主死后.投胎六道轮回,他变成了各种家畜,通过他的眼睛看人类的社会发展，主要是1950年到2000年的中国农村,体现人们的精神、社会的变革等。 b!VMN5 小说《生死疲劳》的题目经查出自《佛说八大人觉经》,“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只是不明白后面三句的意思.听说莫言的书一向罗嗦，这本倒是要好很多，也许是写书时间短的缘故。读完后，感觉还算一本上乘之作! J[1< szC? 说说读完后的感受! 西门闹,本书的主人公之一.其实他不是人,他一出场就被小鬼架着见了阎王.这是莫言的高明之处,没有按照纪事或者其他角度进行故事叙述,而是整出这么个鬼来,呵呵,是鬼就要投胎,不过他投的是不同的牲畜.西门闹通过几次的轮回,从一个局外人（姑且认为他是人）的眼光注视我们的祖国从建国开始到如今这个漫长社会的发展历程.故事本身没有对社会进行任何的评价,但是通过其中的人物演绎的故事,给我留下的是对这个社会的思考,另一位主人公是坚决不入公社,单干了一辈子的蓝脸.看书得知那时候的政策是:入社自由,于是很多人劝那些不入的人。不入社的人就像驴一样倔.好在那时讲民主,你不如就不入.由此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氛围是比较开放,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骂娘,但你不可以强迫谁做什么.就冲这点,我们后人给毛爷爷磕头,我虽然不会,但是能理解.毛爷爷,纯爷们 ?X-Q+ 当然我出生在新社会没有目睹一下毛爷爷创造的那个旧社会,也不能理解当时人们生活与环境.表达没有那么好.我想写个小长篇点的,以示对于那个社会的文字上的补充. 但是书中写的西门闹做狗时的一章叫“狗精神”.和90年代很相仿,人们在看到经济日渐发展的同时,社会风气的变味出现了.学生出现比吃比穿结帮结伙,年轻人也浮浮夸夸,年纪大的有权的开始贪污有钱的包养情人.社会的贫富有了差距.这点应该能感受的到 西门狗最后走的很安详，和曾经的主人单干户分别躺在那片土地中走了.这个时候,土地里已经有了他东家夫妇俩、妻子、俩个儿媳、老朋友夫妻俩、养子、养子情人、驴、牛、猪的坟墓. GNQiR “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他的墓碑后来这样写道.很感动看到这. D#QHcTF})P 给自己最深印象的是那种轮回，那种精神状态的轮回。从一开始的无知，到慢慢拥有，然后人心的贪欲逐渐膨胀，直到最后的回归为零。真的，阎王就是阎王，看我们人类不爽是有原因的，你不是贪么？那让你多几个轮回，多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不贪不欲我们应该慢慢学会。 活着就是疲劳,有钱的疲劳,没钱的也疲劳,当官的疲劳,不当官的也疲劳,天啊,人为什么总是疲劳呢,想想自己现在,虽然不像小说说的那样的疲劳,但是偶尔也会身心疲劳一下,不满于现在的生活,感情不满于现在社会,实在不该!如果真的不满的话只能也六道轮回看看!对于书中的很多地方也不尽理解.对其中所赋予的内涵还不能领会。我是八零后一代出生的人，没有经历过苦难的年代，不能感同身受，也许上目前不能理解此书全部内容的原因吧。 但是看完了书,写完了读后感之后我只能记住两个字了那就是"疲劳"先说一下自己这个读后感的标题。这标题，是我为图简便，从莫言这部小说里的两句话中化生出来的。这两句话就在紧紧相邻的两章中。第一句出自第三十章：“但我清楚地知道，它是一个勉从猪舍暂栖身的英雄。”说这话的，是叙事“主人公”之一的“西门猪”，“它”，是指另一头叫做“刁小三”的猪。第二句话，是他在第三十一章里说的：“他说这个戏是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带着荒诞但又庄严的色彩，是一个活生生的后现代的标本。”说这个话，还是“西门猪”，而这句话中“他说”的“他”，是小说中的“莫言”。由于这两句话相距不远，虽说现在记忆力比不了年少时的差不多“过目不忘”，年岁不饶人嘛，但是，在读到第二句时，总还算记得第一句。想起博客有几日没有更新了，没什么文字可写，不正好写几句读后感，一是聊作更新充帐，一是可以顺便显摆一下，证明最近读了莫言的小说，别让人说农夫就是农夫，连鼎鼎大名的莫言的小说都没有读过，所以，就有了这个标题：勉借荒诞叙庄严。读莫言的《生死疲劳》，不会让人打瞌睡，那海阔天空的想象，那优美精妙的语言，那数不清的暗喻名言，纷至沓来，赏心悦目，令人精神振奋，不读不快。而一读之后，总会让你心潮起伏，联想翩翩，不吐不快。读后感的第一点，就是莫言这《生死疲劳》，从叙事方式分，肯定属于荒诞叙事。开荒诞叙事先河的，诚然算不到莫言的名下。最著名的、人所共知的《西游记》，就可以归于这种叙事形式。但是，以荒诞叙事，演绎半个世纪的一地历史、世事沧桑、社会变迁和人生沉浮的，当非莫言莫属。至少，前无古人。而且，他说得是那么一本正经、胜似正史，让人不能哭，也不能笑，不能相信，也不能怀疑。尤其是我们这些与莫言同时代过来的人，对此，会感触尤深。莫言运用荒诞笔法，叙历史、社会和人生如此庄严之事，借用得可是一点也不勉强。一路读去，你会感觉到，《生死疲劳》是“满纸荒唐言，全为庄严事”。庄严者何？是对人的解读，对一个时代的解读，对一段历史的解读。最庄严者，当数书中说及在1976年9月9日，那蓝脸的一骂一哭，那抒发的何止是愤懑！是对举国对于一个人、一个人的思想误读的声讨：蓝脸的眼睛里慢慢地涌出泪水,他双腿一弯,跪在地上，悲愤地说：/“最爱毛主席的，其实是我，不是你们这些孙子！”/众人一时无语，怔怔地看着他。/蓝脸以手捶地，嚎啕大哭：/“毛主席啊——我也是您的子民啊——我的土地是您分给我的啊——我单干，是您给我的权利啊——”听听，这可有半点荒诞的滋味儿？一丝一毫也没有！一骂一哭中所阐述的，在那整整的一个时代内，只有这主人公、这执拗无知的犟农民、这举国唯一的单干户心里明了！这是对举国误读（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的声讨！莫言不惜借用荒诞的叙事手段，不惜洋洋洒洒铺展几十万字之巨的精言妙语，就是为了这一声讨，就是为了对这一举国误读、以至贻害一国的庄重反思。（这可是自己对《生死疲劳》的误读？）“勉借荒诞叙庄严”，看来是借用来的标题，才是拼凑得很勉强。说“且借荒诞叙庄严”，会稍稍不“勉”一些么？还是说回荒诞叙事。当然，假若莫言能不让蓝解放，不让大头儿，也不让“莫言”出来当叙事主体，那么，这荒诞叙事，就完美了。作为作者的莫言，可以说这出于这部小说叙事的必需，出于让叙事更灵活更精彩。那么，作为读者的我，可以说是因为你作者对传统叙事尚有所畏惧，是对自己荒诞叙事能力的信心还不够足。总之，是如此一来，就让你的这荒诞叙事在我们读者的心中，有所不完美了。我们只有寄望莫言有下一部更完美更彻底的荒诞叙事大作的问世。读后感的第二点，就是猜想，莫言大学读的肯定不是中文，攻的不是文学，而是农学院的畜牧专业。不然，那些驴呀，牛呀，猪呀，狗呀，怎么会那么地顺从，那么地听他使唤？他牧的那些驴呀，牛呀，猪呀，狗呀，为什么会是那么地机敏有型，那么地聪明伶俐？武功高深者，拈花可以伤人。精于畜牧者，役驴牛猪狗之类，胜于使人。中国二十世纪的后半世纪，全入于莫言所牧所养的驴牛猪狗眼中，心中。莫言者，神牧矣！当然，人畜牧，为役使，为肉食，为皮毛。莫言畜牧，却是为了让它们看世界，观世事，品人生。书中的叙事者，评说书中的莫言，说他从来不是好农民。作为读者的我，绝对认同。我评说他是畜牧工作者，但是，因为他不务正业，所以，肯定不是好畜牧工作者。不过，还好。子不语怪力乱神，莫言因之只役使驴牛猪狗，没有让众畜尽出。说来莫言应该还算是孔孟信徒，至少是孔孟fans。读后感的第三点，就是想对莫言表达愤怒。这些天来，莫言所牧之驴牛猪狗，害得咱家老汉我神经过敏。他的驴，是如此折腾不休。他的牛，是那般执拗倔犟。他的猪，是那么聪明那么善于撒欢，他的狗，是那样地狂傲精神。在办公室，听到走廊有脚步声，就感觉到会不会是他的驴在蹶蹄。走在路上，看到一棵树枝叶摇晃，就猜测会不会是他的猪在撒欢。走回家，关上门，听到有所响动，就害怕是他的牛，在用角顶门撞墙。此刻，时至子夜，窗外霓虹渐熄，万籁俱寂，只有淅淅沥沥的雨点砸在遮阳棚上，发出丁丁冬冬的滴响，忽有声音从远处传来，竟恍觉是他的狗，边飞奔边狂吠而来……。如此神神道道，叫人如何度日。得赶紧将这《生死疲劳》合上，置之高阁。得赶紧收拾精神，拿出道德经，念上一段：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而况莫言之驴牛猪狗乎！唉！还是莫言。还是莫言的驴牛猪狗！本是凡人，还是无梦至人的好。再继续谈读后感。最后，我还认真地读了莫言为新版《生死疲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写的“随笔”，《小说是手工活儿——代新版后记》。他告诉我们，他只用了四十三天，就写出来了这部四十三万字的小说，得益于使用“一种性能在毛笔和钢笔之间的软毛笔”。这种放弃电脑回归手工的写作，使他感觉到自己拥有了一种与时代对抗的姿态，这令他“感觉好极了”。笔动字出，字出形显，免了心中得随时想着输入法、随时要选字的烦恼（哈哈，这一点可以判断，莫言应该是使用拼音输入，而不是五笔），免去了关机之后，写作成果仿佛归于空无的虚幻感。我几乎可以看到他笔走龙蛇、胜马由缰、潇洒奔放的写作姿势，几乎可以感觉到他每日放笔临睡前，抚稿自珍、喜从心溢的满足样。不说这些大而言之的东西，捡出两个细节猜测，就可以知道这种“回归手工”写作他所得的收益，他所免受的损失。这两个细节就是两个字：一个是上“入”下“肉”，一个是 “尸” 盖 “求” 底。说到前一个字，回想自己读初一时，出于卖弄，将从《红楼梦》里捡到的这个字，在下课时用粉笔写到黑板上，叫同学认，同学们当然认不了。我读出来后，惹得教室里的女同学一个接一个地低头往外跑，男生们疯狂地高声大笑，只有一个男同学，他当时除了作为一名学生，还同时担任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领导小组成员，悄悄地走出了教室。如果不是班主任与几位老师的偏爱，就这一个字，让自己差点将刚到手的“共青团员”称号弄没了。题外话，打住。还是说这两个字。回归手工的莫言，写这两个字，最多用了两秒，对他的思潮毫无波阻，甚至有所浪激。然而，倘若用电脑输入，大概他那点击键盘的手指，不知道弹挥多少次，也会打不出来。于是，他的思路便会受到阻扰，说不定多少奇思妙想，多少我们现在所读到的精言妙语，就在那一瞬间消散了。即使莫言拥有专业打字员的水平，会人工造字，这种阻扰，也是避免不了的。想到用笔的种种益处，我差一点就要将这破IBM笔记本，从六楼的窗户甩出了。当然，我没有甩。读新《后记》，让自己得到了不少阅读认同的幸福感。但是，他其中的有一个观点，自己不肯苟同。并且，还令自己感觉极度挫折与沮丧。他用了二百五十元的软笔（五十支，每支五元），写出了这部四十三万字的小说。他说：“与电脑相比，价廉许多。”他弄出的这个观点，里面偷换了许多的逻辑与概念，这一点，动动大脚指就可以想出来。用250元的笔与一大摞懒得去计算高度与价格的稿纸，写出43万字来，其成本肯定高出正常使用电脑不知道多少！他的忽悠，简直又令人愤怒（呵呵）。当然，这种不便宜，是相对与我们这些贫于蚂蚁、无才无名的码字人而言。对莫言，当然不是。我好想E一个请求给莫言，用一个新笔记本电脑去换他那一摞用250元写出的稿纸，苦于没有E的地址。不过，即使找到他的E，即使E过去，即使他看到我给他发的妹儿，他也是断然不肯交换的！“一切皆有可能”。这广告语，用在这事儿上，绝对不合适。

红高粱里面的人物和主题主要的是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些个特征抗日的一些特征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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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作者：莫言

《红高粱》是中国首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莫言创作的中篇小说，1986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三期。《红高粱》主要描写抗日战争期间，“我爷爷”余占鳌在山东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以及与“我奶奶”戴凤莲之间的爱情故事。《红高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的里程碑之作，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曾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入选《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评选100强，是唯一一部入选《World Literature Today》评选75年（1927-2001年）40部世界顶尖文学名著的中文小说。1988年2月12日，《红高粱》改编同名电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网络小说论文参考文献

网络小说一般相较于传统的武侠小说而言，分成许多的类别。比如奇幻·修真·魔幻·网游。。。 说起网络小说，应该是金庸封笔古龙逝之后的事了。传统的武侠在此二人的手下达到的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对于后来的作家来说，要想有超越着两位大师作品出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唐诗的巅峰之后是宋词的开辟，网络小说也在这时悄然而生。而这些小说的传播的动力主要是借助于互联网，并且在不断的摸索中走向成熟。

中国网络文学最早起源于海外留学生 ,他们最初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思乡恋国的情感 ,表现身处异域所感受的中西文化冲突。网络文学的最初运作方式是网络新闻组和电子文学期刊。国内互联网发展后 ,中文网络文学得到迅速发展状大 ,网络文学创作从不自觉走向自觉 ,网络文学的运作方式也逐渐多样化和规范化。【正文快照】： 在中国网络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 ,一种新型的文学品类——网络文学异军突起 ,正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一种时代景观。网络文学备受新闻传媒的关注 ,同时也成为出版界的“新宠儿”。与此同时 ,一批优秀的传统作家也纷纷“落网”,走进网络文学的创作领域 ,这种现象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一种新的时尚。人们在给予中国网络文学充分关注的时候 ,却很少有人提及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和发展情况。有感于此 ,笔者试作一些初步探讨。一、 ACT的兴衰 追溯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 ,首先需追溯中文网络的起源。因特网上最早的中文网络出现在 1 992年。是年 6月 …这个网站有起源，发展走向等等，你可以慢慢阅读

网上的文章属于“互联网［OL］”类型参考文献。

示例：王明亮．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EB/OL]。

文献类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大类：

（1）参考文献类型：专著［M］，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A］。

（2）电子文献类型：数据库［DB］，计算机［CP］，电子公告［EB］。

（3）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互联网［OL］，光盘［CD］，磁带［MT］，磁盘［DK］。

对于英文参考文献，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1）作者姓名采用＂姓在前名在后”原则，具体格式是：姓，名字的首字母．如：Malcolm Richard Cowley应为：Cowley,.，如果有两位作者，第一位作者方式不变；之后第二位作者名字的首字母放在前面，姓放在后面，如：Frank Norris与Irving Gordon应为：Norris,F. & .

（2）书名、报刊名使用斜体字，如：Mastering English Literature,English Weekly.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参考文献

我对网络小说的一些看法作者: JINSHIWEN 发表日期: 2006-07-12 21:41 点击数: 3449我看网络小说大概有4年了吧，小说真是让我深深的着迷…… 可惜现在越来越失望。 1 一男多妻，基本是公式。典型的《猛龙过江》、（还挺好的一本网游小说）。 2 开头过程都不错结尾都草草结束典型《灵动》。 3 写黑道的那些战术都互抄，有的在电视上都能看见典型的……忘了…… 4 基本都带H~. 5 半更新不更新 ，《异体》、（前段时间更新挺快又停了，风格也变了）。 6 太监《难道我不是男生？》、《会魔法的弓箭手》……（都是有意思的书 本人认为）。 7 言情的形容帅哥、美女的形容词都差不多， 故事都老套。在韩国网络小说作家可爱淘，出了《那小子真帅》风靡一时，便纷纷效仿写那种类型的…… 没有一点文学价值。 封皮都差不多 ， 看完一本甩都不甩。 8 我觉得变身小说都挺好玩的……《人妖不是我的错》。 不过都没有令我满意的结局…… 9 写的越来越差，《小兵传奇》、《衰神网游行》。 10 到现在让我满意的就2本《1/2王子》、《飘渺之旅》、 （那些续的跟飘渺大哥的没法比）。 现在的网络小说表现出的也许是现在人的思想状况。 出色的新人也不是没有， 但和以前还有很大的差距…… 大家看网络小说都是娱乐吧~ 鲁迅先生的作品有的让我大笑， 笑完后却很沉重， 他的文字就像一把锋利的刀。 的确他的作品看完后，我想没有一个人心情会好。 但所在的灵魂却时时督促我 ， 我想先生的作品都快被淡忘了。 《西游记》不好意思 ，我到现在才知道他的真正寓意……（真是丢人……）。 《变色龙》讽刺的真是妙啊！ 不知道咱国还有多少人读文言文…… 咱的那些古书。 本国人不当一回事 ， 到外国人那却成了至宝 ，从中吸取的及多。 时代在进步， 许多东西都已经淘汰 ，但是穿越时空遗留下的文化瑰宝， 说明他们对现在依然有价值 . 这些书让我更深层次的思考 ， 网络小说是无法比拟的。 总之希望大家在娱乐的同时 ， 不要淡忘真正的书魂。

中国戏曲说唱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戏曲的地域性与语言艺术探析论文

“地方化”不仅仅是戏曲艺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断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在“戏曲”这个大的艺术门类之中,各个地方剧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性”成为中国戏曲“传统”的重要特点之一。

此外,地方戏曲作为由一定区域内的民众共同创造、共同欣赏的区域性剧种,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民众的总体审美趣味,是该区域内所有民众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站在“保护文化艺术多样性”的立场,空泛地给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点下定义,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考虑到不同地域的民众对本地戏曲的审美和民俗需求。对一定区域内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地方戏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休闲娱乐、情感交流及宗教祭祀的必需品。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民间秦腔演出活动为例①,庙会请戏不仅带有原始的“娱神”意味,更是村民们联络乡情、丰富农闲生活的需要;同时,在演出中还能够通过吉庆剧目,来表达一种质朴而单纯的、对幸福生活的期望。葬礼请戏,往往是因为逝去的老人多为秦腔戏迷,子女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孝心;同时,这也是为了犒劳为举办葬礼而辛苦忙碌的乡亲邻里。至于各种企业开业、周年庆典请戏,一是企业希望借上了妆、带有“神气”的戏曲人物避邪求福,再则也给附近的居民(也即企业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一场免费看戏的机会,企业方面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对父老乡亲的感谢”,是一种巧妙的广告策略。又如,笔者曾对兰州市区内主要茶园进行过调查,发现当地的茶园演出和业余自乐班活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老年市民来说,听着熟悉的秦腔唱段喝茶、谈生意、拉家常,正如年轻人进KTV消遣一样,是他们日常娱乐、交际生活的一部分。而自乐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业余秦腔表演爱好者聚在一起,吹吹打打、弹弹唱唱,更是他们文化娱乐消遣、甚至是精神寄托的主要形式。

同样地,全国各地的戏曲演出均各有其符合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只有针对这个区域内的民众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把东北二人转搬到苏州水巷茶楼上去,把昆曲小调放在陕西尘土飞扬的庙会戏台上,其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各地方剧种就像不同品种的花卉植物,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硬生生地把他们拔出来,“移植”到另外的土壤里,除了日益干枯僵死,别无出路。

与戏曲的剧种多样性相表里的,是它的民间性,“民间”这个词除了通常意义上含有的,与“官方”、“正统”、“贵族”等带有社会阶级性的词汇相对立的意思之外,更有“地域性”的含义。因为“民间”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民间,不同地域的民众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间性”具体所指的多样化和地域性差异。以往研究者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已经指出戏曲在表达民众的思想情感、[2]审美娱乐需求、[3]民俗生活需要[4-6]等方面呈现出的“民间”特性,但对民间性的思考还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所有这些需求还具有地域限制性。如果只强调笼统意义上的“民间”而忽略了“民间”内部的多样性和民众群体的.复杂性,就很容易造成对真正“民间性”和具体民众群体需求的漠视。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指出,如果将广大知识阶层、贵族阶层或者说城市统治阶层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而将底层民众的“传统”视为“小传统”,那么,这两种“传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存在着这一种长期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大传统”会对“小传统”形成“下渗”作用,而“小传统”既有积极向“大传统”靠拢的愿望,也会对“大传统”产生重要的影响。[7]29也就是说,“传统”有着自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倾向,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热爱并且需要它们;传统的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所加以改变的”,这种变迁“并不是由‘外界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8]229。如果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了保持某种演出形式的“民间性”而否定这种演出形式自身的发展要求,无疑是对遗产传承的自然链条的一种粗暴的人为破坏。戏曲的民间性,是具体、集中地体现在一群活生生的民众之中的,地方戏曲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民众各种层次的需求而形成多种剧种形态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建立在地域差异基础上的剧种差异性。

以往学者对民间戏曲的研究,多是从文化分析、艺术欣赏、历史研究的层面展开的,但对于地方民众而言,戏曲的意义也许并不在此。比如,对于陕西民众来说,“请戏”、“唱戏”,首先是一种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传统,是婚丧嫁娶、庙会祭祀以及各类庆典上必不可少的活动项目。其次,“看戏”则是一种能够带给人以愉悦感的娱乐活动和一种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交流机会。此外,广大农民观众们,还相信传统秦腔剧目大部分都是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笔者田野调查时,剧团演员常常叮嘱我,要记住每出戏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因为他们认为“这在历史上都是真事,人家是有记载的”。从《闯宫抱斗》、《太和城》到《八义图》,再到《出汤邑》、《金沙滩》、《二进宫》,几乎每次演出历史戏,演员们都会向我强调这一点。

传统秦腔戏剧目确实是以历史剧居多,而且很大一部分剧目都是基于历史演义而发挥出来的,其中包含了一些历史真实的成分。虽然这些民间传说和曲艺作品中的历史,对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戏说”、“歪说”,但在广大民间观众中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传统的秦腔历史戏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赢得了演员和观众的“尊重”。特别是那些讲述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英勇事迹的历史戏,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会对其中的主人公抱有崇敬之情,而对奸臣逆贼则嗤之以鼻。典型的表现是,一出秦腔传统历史戏中,戏分最多的肯定是忠臣义士而不会是奸贼,团里台柱级别的须生演员很少饰演坏人,而演员也往往不愿以自己饰演反面角色的戏作为自己的拿手戏①。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般不会为“坏人”的表演而鼓掌叫好,更不会为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搭红”、放鞭。②[9]72如秦腔传统剧目《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笔者注)演出时,饰演为救孤儿而慷慨赴死的卜凤、公孙杵臼、程婴等正义人物的演员都会被“搭红”、放鞭,而屠岸贾的饰演者,即使被有些观众称赞“演得好”,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戏曲的“教化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戏曲提出的“非分要求”,也不仅仅是文人创作者从主观态度出发的“一厢情愿”,同时还是广大观众心中已然形成的一种观赏需求。戏曲在民间传播,确实起到了知识传播和道德培养的积极作用。戏曲剧目的“历史讲述”和“道德教化”特点,对地方民众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培养和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是戏曲地域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剧种形态各异的表演方式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各剧种与他们所属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之中。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持戏曲艺术多样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立场上,对如何保护、如何发展指指点点,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取决于民众多样化的审美娱乐需求。应该首先弄清楚观众需要什么,并尊重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传承或者改变自己的“传统”的自由。

所谓“口头性”,是借鉴了英文单词Oral/Orality的译法,包括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两层含义,在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OralPoetry(口头诗歌)这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中,“口头”(Oral)均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有学者指出,应将其译为“口传”更为合适,[10]36诚然,“口传”固然强调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性和动态性特点,却忽略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即兴发挥和口头创造性。因此,笔者以为,反倒是“口头”这个似乎比较含混的词语更有概括力。虽然借用了英文词汇,但并不是说中文语境中就没有这一概念;恰恰相反,我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口头”材料价值的历史要更为久远:如汉语中“文献”一词中的“献”字,朱熹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则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11]12可见,文化传统的“口头性”特点,是人类文明的共有特征。

曾有学者将戏曲归结为“语言的艺术”,并从“文学性”的角度对戏曲的“现代化”提出要求。自然,大部分戏曲剧目都有大量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记录的唱词、念白,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和“地方戏”都是一种“戏曲文体的概念”[12]4,似乎也未尝不可。接着,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对戏曲的唱词和念白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诗的韵律、节奏”,从而将元杂剧、宋元南戏都纳入“抒情诗”[13]8的范畴,这个逻辑也大体不谬。这也是很多学者斥责清末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使戏剧文学性和思想内容大大‘贫困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14]5但笔者以为,即使考虑到戏曲拥有大量韵律化和节奏化的唱词和念白,故而承认“戏曲文学”的存在、承认“戏曲”的抒情诗本质、承认戏曲是在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口头文学(Oralpoetry)”,它遵循着“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口头诗学”理论源自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史诗的形成及其传播形态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帕里和洛德在对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世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的观点。自此以后,有关口头诗学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五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的研究”[15]5,这一理论在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强调被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忽略了的史诗文学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特性。“口头诗学”理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曲艺和中国戏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戏曲的成熟和完善得益于唱讲文学提供的足够多的、情节足够丰富的故事本事,当前许多盛行的剧目,无论是元杂剧、宋元南戏还是明清传奇、地方戏曲剧本,都和唱讲文学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学者提出,许多地方剧种完全就是在地方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有关唱讲文学对戏曲艺术所产生影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戏曲从唱讲艺术中吸收了很多珍贵的养料,其中就包括“口头性”特征。由于唱讲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艺术样式,“一般来说,说唱的文本就是这样从无数艺人的口中产生的‘口头创作’的阶段成果”[16]48—49。对民间说唱艺人来说,“与文字相比,戏剧或说唱的词句首先是作为‘声音’存在的”,而且艺人还常常“得到师父口头传授书词”[17]84。即使对于现成的演出本,“艺人们也一般不将其书词全部背诵下来,而仅仅是记住其故事情节和成为‘赞’、‘套’、‘赋’的某种韵文就登场了”[18]87。那些认为戏曲源自唱讲艺术、戏剧剧本来自说唱文本的观点,至今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那就是,为什么从说唱文本到戏曲“剧本”之间的“链条仍有一些缺环”?有学者将完善这些“缺环”的希望寄予“文献发现”[18],其实,这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戏曲艺人的口头创造。既然唱讲文学本身,允许艺人对底本进行口头的即兴创作,当它转为另一种形式不同却拥有更加突出的“表演”本质的艺术所用时,这种被实践证明极富创造力和实用性的创作方式,自然会被继承下来。从“口头诗学”的角度来思考,也更容易理解中国戏曲幕表制、条纲戏的演出形式何以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考虑到戏曲唱词、念白的“文学形式”,从文学角度理解戏曲的“传统”,这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认识到戏曲剧本不仅仅“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19]1,而且是可以直接在场上以口头方式创作、并且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戏剧是由“文本”和“表演”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上文已经分析指出戏曲“文本”的口头性质,那么接下来,则需再来探讨“表演”的口头性质。事实上,用口头诗学的理论分析戏曲表演的口头性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舞台表演已经远远超越了口头讲述、口头表演的唱讲艺术范畴,而具有肢体表演艺术的特征。笔者此处只是借鉴口头诗学的理论思维,反对将戏曲艺术文本化、将演出凝固化,认为戏曲的舞台表演具有类似于口头表演的临场创造性和口头传承性特征。笔者在对宝鸡新声剧团及宝鸡秦腔民间演出形态的调查中发现,同样的一个剧目,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演出。正如有老艺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些戏“根本没有啥本子”,“不同班子有不同班子的演法”。唱词和念白部分尚且如此,具体的身段表演就更加具有灵活可变性了。新声剧团丑角演员杨宝国的表演就很能体现这一点,作为该团唯一当行的丑角演员,他饰演的刘媒婆、杨三小、花仁义、赵飞等角色,时常令观众捧腹大笑,而同样的这几个角色每一场他都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台词和动作,每一场都会增加自己临时发挥的“活口”。当笔者问他这些活口是如何编排出来时,他笑着回答:“这都是胡说八道呢,没有啥道理。见啥人说啥话么!”但又随即严肃地说道,“虽然不存在编排那一说,可也不能真的胡说,要心里有底,说得干净利落、适可而止。”①

其实,理解戏曲的口头性特点,也只能是作为理解戏曲唱词、念白等语言性表演部分的一个新切口。凝结着更多戏曲“传统”的表演的口头性,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切入,那就是师徒之间“口传身授”的技艺传承方式。由于戏曲演出纯粹依靠演员高度技艺化、繁难化[20]的肉声演唱和肢体表演,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戏曲是完全诉诸场上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许多身段程式不仅无法用文字来记录、表达,甚至也是“口传”都说不清楚的。和其他所有类型的文化传统一样,在世代延传过程中的“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knowledge)成分,以及洞见之类不宜应用原理和规则的东西,是不能以明确的语言进行传授的,而要通过内心联想,通过对动作执行者的典型行为的移情来获得”[8]23。具体至戏曲艺术中,就需要老演员的亲身示范,也就是“心授”,演员们习惯称之为“带着走一遍”。演员“跟着铜器点子”、“跟着师父走一遍”之后,很多困惑便可以得到解决。

同样以宝鸡新声剧团为例,该团大部分年轻演员毕业于各类戏曲学校,三年的在校学习仅能掌握基本的表演技法,进剧团后,要想上台表演还需要由老演员对其作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便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这种技艺传授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灵活性很强、形式也比较多样,比如年轻演员在台下观看老演员的现场表演,休息时听老演员“说戏”,等等。如今,随着各种视频影像资料的普及,年轻人还可学习其他知名演员的表演。但这样“看”、“听”、“说”仍然不够,还需要“做”,即老演员的动作示范和年轻人自己的舞台实践。总之,老演员的口传心授和年轻人的身体力行,是戏曲表演技艺得以传承的两个根本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这一点,从新声剧团老团长李扶中对现在大部分演员不认真练功,只想偷懒地看看、听听,“上台后学样样”的现象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也可以体现出来。正如他情绪激动地感慨道:“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你看就能看会的,这需要功夫,没有功夫,你演的就算是对的、没错,也不好看、不合式,行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演员的水平”②。

事实上,认为戏曲是“语言艺术”和认为戏曲是由“剧本”和“演出”共同组成的“综合艺术”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但上文仍然在肯定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戏曲“传统”的口头特征,只是为了强调认识“口头性”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戏曲不仅仅具有口头艺术的特性,更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无论是其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唱词和念白、还是最终以“表演”为本质的成品———一次具体的演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表演艺术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瞬间结合,它的本质就是intangible”,也就是“无形性”、“转瞬即逝性”①[21-23]。而戏曲之所以具有这种intangible之特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演员在场上的“在场表演”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既不囿于剧本、灯光、舞美等物质工具,也不会停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状态,整个创作、传承过程都依赖“人”的创造力,长期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中。

以剧种多样化和民间性为主要表征的地域性,和以口头创作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口传心授为最佳传承模式的口头性,是戏曲“传统”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其中,剧种多样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今仍然在继续。口头创作和传承的灵活性、创造性也体现出强烈的活态特性。因此,戏曲的“传统”绝对不是已经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跟不上时代”的“旧传统”,而是内在的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活”的传统。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常常为传统戏曲研究所忽略。[24]96因此,笔者以为,回归“传统”,肯定“传统”的活态性和创造性,发掘古老“传统”对当下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是解决当前戏曲困境的根本出路。

张爱玲小说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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