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研究论文翻译公司

中国文化研究论文翻译公司

翻译是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翻译是将一种相对陌生的表达方式，转换成相对熟悉的表达方式的过程。其内容有语言、文字、图形、符号的翻译。其中，"翻"是指对交谈的语言转换，"译"是指对单向陈述的语言转换。"翻"是指对交谈中的两种语言进行即时的、一句对一句的转换，即先把一句甲语转换为一句乙语，然后再把一句乙语转换为甲语。这是一种轮流的、交替的语言或信息转换。"译"是指单向陈述，即说者只说不问，听者只听不答，中间为双语人士，只为说者作语言转换。

北京甲申同文翻译有限公司 北京墨责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同声翻译社 北京思必锐翻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天石易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天译时代翻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同文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译邦达翻译有限公司 北京中慧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中外翻译咨询有限公司

相信国人对于翻译并不陌生，毕竟我们学习英语的过程就是翻译的过程；翻译可大体分为学术文献类翻译和实用性翻译，前者存在于各政府机关、保密局、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和高校学府，大不对外；后者即是指服务于国民对外经济的语言服务性行业，也可以说是商务咨询服务，主要是指专业提供翻译服务的各类翻译公司/机构；尤其是当前社会经济、文化和旅游等产业都在飞速地进步，对外交往也在不断地加深，这些产业都是需要中外之间进行交流的，这时候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的翻译公司就会起越来越大的作用；近些年翻译行业随着外贸产业的带动发展的越来越好，市场上也出现了很多翻译公司。但有很多的翻译公司都在打着各类旗号去招揽顾客，实则并无专业实力；还有像现在的AI翻译，确实是一种趋势，毕竟时代是要进步的，但是现在至少机器翻译相比于高端翻译是做得很次；比如说在翻译过程中除了可能会出现语法错误外，更重要的是翻译出来的字词会因文化差异导致词不达意，甚至会扭曲原作者的中心意思，导致变得本来一句话能概括的事情，变得特别僵硬。更有之，AI翻译是取代不了翻译的绝对原则和最高境界：“信达雅”的。所以当我们有专业的涉外翻译需求，就需要寻找专业的翻译公司来进行合作。市场是著名的、有实力的翻译公司必然是聚集了大量的翻译人才，一般来说，正规专业的翻译公司，其在招人的时候，对其学历、经历会有严格要求，通常是英语八级、CATTI证书或者是英语研究生等。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翻译公司的时候必须要询问其译员资质、水平、翻译经验等事项，现在通常见到的关于制造业、建筑、IT技术、金融、医学等这些领域涉及到非常专业的储备知识；只有具备了靠谱的译员的翻译公司才是值得消费者信赖的翻译公司。拥有了专业的翻译人才只是翻译公司走向成功的基石，除此之外，还需要在整个公司团队的建设上下功夫，稿件经由翻译老师翻译后还需要历经编辑、排版、审校等专业程序，尤其是对于营业执照、出生证明、护照、银行流水等重要证件类的翻译，必须要确保翻译件与原件格式一致，之后才可以加盖翻译公司的公章，兹证时此翻译件经由专业人员翻译，专业机构审核过，可以确保其效力，各政府机关和境外机构才会认可。翻译盖章：为证明翻译件与原件意思一致；绝大多数的涉外机构都会要求提交的翻译件上有翻译盖章确认；翻译件盖章也是业内的强制性规定，意即表明此翻译件是经有资质的人员翻译，由正规的翻译机构出具的，保证与原件意思内容一致；对于无犯罪记录证明等涉外证件来说尤为重要，经翻译盖章的翻译件可以在工商、税务、教育、城建、使领馆、不动产中心、公证处、婚姻登记处等机构或部门使用，而如果您的翻译件未曾进行翻译盖章，那么不好意思，不论翻译得再好，不论有何种理由，以上的机构与部门均不会承认其有效性的，而这个也是机器翻译所不能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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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翻译学术翻译公司

sci论文翻译公司首选国际科学编辑，名声大，够专业。为节省中国科研工作者花在用英语写论文上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国际科学编辑推出中国地区首家完全由旅美同行学者提供的专业学术翻译，确保语意忠于原文，用词专业精准。SCI论文专业翻译服务（中译英）附含全程逐句母语化润色服务，让作者在最短的时间，事半功倍。国际科学编辑的SCI论文英语润色团队全部由以英语为母语，有长期编辑科技论文经验的编辑组成。他们不仅语言功底雄厚，且均有相关专业研究背景（如临床医学、生物、化学、物理、农林、工程学、天文学、地球与环境科学、人文社会学、商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并就职或毕业于全美顶尖的15所研究机构和学校，例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同时，公司还会根据作者论文研究领域选择对应专家进行英语母语化润色和校对，他们不仅可以使论文母语化，更了解专业期刊审稿人喜欢的专业语言风格，还能帮助你的论文在语言上加分。

首先，三大出版社旗下都有其专门的润色机构：

Editing Services ：专业性方面， Wiley Editing Services编辑是美国顶尖科研机构的博士生或博士后，经过严格挑选，都以英语为母语，专业性似乎略高于NPG。

价格分为标准编辑和高级编辑。除了纠正拼写、语法、标点符号和单词的错误外，高级编辑还将改进奇怪或不自然的句子，并指出文章中可能需要重写的部分。高级编辑还将提供一封指出文章中最重要的注意事项的信。这封信主要指出了编辑的变化类型，并解释了为什么会做出这些修改。

价格和NPG差不多，略低。还有一次语言问题退稿免费润色服务。然而，和NPG不同，Wiley不会为每个客户提供润色证明，只保证高级编辑的客户能够获得证明，标准编辑的客户只能获得高质量的手稿。

Webshop  Elsevier 语言编辑是博士生或博士生。服务也分为语言润色和高级语言润色。服务内容与前两者相似。一般来说，润色价格较低，但高级润色价格较高。

不过Elsevier Webshop先进的润色比Wiley Editing Services更好，第一次润色后可以 365 在天内，对原稿进行多轮免费润色，但前提是修改内容不超过原文字数 50%，新内容不超过原文字数 20%。一般来说，一轮审稿意见会在2-3个月内出来，根据审稿意见修改2-3个月。也就是说Webshop高级服务可免费润色2-3次左右，至于多出几十美元不划算，那就见仁见智了。

Nature Language Editing。这家只提供上网打印的发票。是老牌的美国英文论文润色机构。

国内的推荐比如投必得、EditSprings、查尔斯沃思），他们的官网看起来很有学术风格，对润色专家有比较详细和真实的介绍。在我看来，有丰富的润色经验、能匹配同研究方向的专家，就比较值得信赖。服务内容就太多啦，总结下来就是机构们普遍主打高级润色，修改更为精细、专业，赠送投稿信模板一类的资料。国外与国内不同的一点是，国外网站上没有提到售后问题，国内公司都有详细说明，一般是润色后语言不合格将免费再次修改直至客户满意。

在一些合法专业机构内部挑选吧 问问导师也可以比如艾德思

有道词典翻译公司、上海瑞科翻译公司、武汉九重歌翻译公司、谷歌翻译公司、金山词霸翻译公司均是口碑良好，用户广泛使用的中文翻译英文公司。

1、有道翻译公司：

有道是网易旗下利用大数据技术提供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子公司。网易有道公司已推出有道词典、有道云笔记、惠惠网、有道推广等一系列产品。有道翻译 多语种免费在线翻译服务，支持中英、中日、中韩、中法、中俄、中西互译，支持网页翻译。

有道专业翻译 有道公司提供的人工翻译服务。有道翻译官 不联网也能使用的翻译助手，是有道出品的翻译类手机应用。

2、上海瑞科翻译公司：

上海瑞科翻译公司是一家正规注册的高端专业翻译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瑞科翻译公司专注于技术文档翻译、汽车机械翻译、通信电子翻译、电力仪表翻译、合同文档翻译、财政金融翻译、法律翻译、投标标书翻译、医学文档翻译、生物工程翻译；

专利文档翻译、建筑工程翻译、石油化工翻译、学术论文翻译、工程翻译、影音翻译、网站多语种翻译和发布、商务陪同口译、现场口译、交替传译、同声传译、软件本地化、软件测试、多语种桌面排版,以及同传设备租售等服务。

瑞科上海翻译公司的使命就是为客户扫除语言和文化障碍，成为您全球化道路上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3、武汉九重歌翻译公司：

武汉九重歌翻译公司成立于2003年9月，坐落于武汉大学珞珈山旁，九重歌长期对外承接英、法、日、俄、德、韩、葡、西班牙、荷兰、瑞典、芬兰、波兰、匈牙利等近30余语种与汉语不同形式的相互翻译业务。

九重歌翻译人员主要来自武汉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及西安外国语学院、武汉邮科院等全国知名高等学府及科研院所.九重歌翻译以武汉市及湖北省翻译协会为依托；

所有译员均为大专以上学历，其中本科、研究生学历及硕士、博士学位的占90%以上，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凝聚了一批翻译精英人才，也因此武汉九重歌翻译公司在武汉市乃至湖北市的翻译行业当中最具实力的翻译公司之一。

4、谷歌翻译公司：

谷歌翻译是谷歌公司提供一项免费的翻译服务，可提供103 种语言之间的即时翻译，支持任意两种语言之间的字词、句子和网页翻译。可分析的人工翻译文档越多，译文的质量就会越高越好

谷歌翻译生成译文时，会在数百万篇文档中查找各种模式，以便决定最佳翻译。Google 翻译通过在经过人工翻译的文档中检测各种模式，进行合理的猜测，然后得出适当的翻译。

这种在大量文本中查找各种范例的过程称为“统计机器翻译”。由于译文是由机器生成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译文都是完美的。

5、金山词霸翻译公司：

可同时支持中文与英语、法语、韩语、日语、西班牙语、德语六种语言互译。采用更年轻、时尚的UI设计风格，界面简洁清新，在保证原有词条数目不变基础上，将安装包压缩至原来的1/3，运行内存也大大降低。

完整收录柯林斯高阶英汉词典；整合500多万双语及权威例句，141本专业版权词典；并与CRI合力打造32万纯正真人语音。

加中上海翻译公司毕业论文翻译

共明翻译有限公司是一家提供多领域、多语种翻译服务的上海翻译公司.提供包括英语、俄语、德语、日语、韩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等，以及小语种的中外文翻译服务

“黄浦”的地名得名于“黄浦江”：黄浦江，南宋名“黄浦”，清代始称“黄浦江”，源自今上海市西部淀山湖，流经十一区，至北部吴淞口注入长江，为上海最大的河流，被誉为上海的“母亲河”。1945年建区时，以境东河名命名为“黄浦区”。

黄浦区区境自唐天宝十年至宋代属华亭县，至元代隶属上海县。1843年上海开埠，境内地区被英、法等国强辟为租界。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以黄浦江名建立了最早的黄浦区。上海解放后，该区域区划几经调整，先后属于黄浦、老闸、邑庙、蓬莱、卢湾、嵩山等区。1956年原黄浦区与老闸区合并。

上海地区最有名的景点包括南京东路、人民广场、豫园、外滩、淮海中路、新天地等都坐落在黄浦区，在交通上，上海开通的16条地铁线，黄浦区境内有8条地铁线和18个站点，可以说现在的黄浦绝对是整个上海最核心的地段，是上海人口密度最高、高档住宅最多、经济最繁华，是整个上海绝对的中心区域。作为对外经济中起到桥梁作用的翻译公司，也广泛的分布在黄浦区，得益于黄浦区便捷的交通、良好的环境，黄浦区办公楼相较于其他区域来说也拥有最高的租金，可以毫不谦虚的说能在黄浦区拥有办公室的翻译公司都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如果是小公司，仅房租一项就是一项较大的支出）。

作为普通消费者在选择翻译公司的时候，也更倾向于选择有实力的翻译公司，最直观简便的方式就是看公司的办公地址，公司的办公环境是否优美，所在地址是否交通便利、所在区域是否有较高的准入门槛，都是广大消费者衡量一家翻译公司实力可以参考的一个方向。

那么作为普通消费者，应该如何更全面的考量一家翻译公司的实力为自己服务呢？小编给大家几个参考方向：

1.        首先，公司是否合法合规。正规的翻译公司拥有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工商营业执照，消费者可以通过国家企业公示系统，查询公司的工商存续状态，输入公司的名称即可。工商信息包含公司的公司注册资金，公司注册时间，公司人员数量，公司的法人信息等。

2.        是否拥有翻译资质。翻译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翻译的稿件很多都需要加盖翻译公司的印章，拥有正规翻译资质的翻译公司首先经营范围内包含“翻译服务”类目，公司英文名称中包含“TRANSLATION”，其他以“商务咨询”“咨询服务”为名称提供翻译服务的公司，都不是正规的翻译公司。正规翻译公司拥有公安部和国家工商总局备案的13位编码翻译专用章和涉外专用章，加盖印章的稿件通行于各国驻华使领馆和政府执法机关，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3.        全职的译员团队。作为知识转化型行业，一位经验丰富的译员一定是经过长时间锻炼培养的，每位译员的处理能力也是有限的，翻译公司在接到数量较大的稿件时就需要团队分工合作，才能保证项目的进度，一定数量经验丰富，配合默契的全职的译员团队才是翻译公司真正的底蕴。

4.        良好的用户口碑。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消费者的支持，一个优质的企业一定以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为公司宗旨，翻译服务更是如此，任何翻译质量问题都有可能对用户自身的利益造成影响，所以企业拥有良好的用户口碑是对一家翻译公司实力最大的认可。

5.        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CAT）。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并不是说的是机器翻译，而是用于提高人工翻译的生产效率和保证译文一致性，借助现代化的计算机技术，构建的翻译管理系统，包含翻译记忆、术语管理系统、实时纠错、项目管理发布等功能，最大程度的保证译稿的准确度，目前也仅有少部分有实力的翻译公司会为公司译员配备此类系统。

6.        标准化的服务流程。翻译公司由于行业的特殊性，经常可以接触到客户比较私密的信息，因此能否保护客户敏感信息就成为了一家翻译公司基本的素质，合作前期除了敲定基本的交稿日期、涉及金额等问题，最重要的是签订保密协议，用标准化的合同充分保证合作双方的权益。

国内翻译行业还是混乱。翻译质量几乎直接取决于某个译者的水平。各种专业、各个公司、各个语种和各位翻译的水平都不同。如果有什么业务可以直接联系自由译者，这样能省掉一半以上费用。我就是做全职自由翻译的QQ No: one zero three nine two seven three six 长期在线供稿八年，质量保证。选择我是明智之举

我看看能不能做呢？我是自由翻译。也可以给你推荐上海一家实力翻译公司。

sci论文期刊翻译公司

有很多机构提供SCI论文翻译和润色服务，因此选择一个好的机构可以确保您的翻译和润色质量更高。以下是一些可靠的SCI论文翻译和润色机构，供您参考：

以上三家机构都是知名的SCI论文翻译和润色机构，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预算选择其中一家进行合作。同时，建议您先进行比较和咨询，以确保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机构。

最好不要找翻译公司。尤其是博硕士在读和高校的，可以把论文内容自行断句，然后先百度翻译一下。然后找本校的英语教师翻译

如果你是在校大学生的话，不妨问问你的导师

sci期刊网，是一家专业的sci论文翻译润色学术网，我之前在哪里翻译过sci论文，质量还是挺好的，sci论文发表期刊，一次性通过。由于SCI论文在国际认可度和学术价值较高，很多科研工作者和学者选择发表sci论文，不仅可以保研，而且还能评职称。为了保证sci论文发表，所以很多作者都会在sci论文发表期刊之前，选择对sci论文翻译润色，提高sci论文质量，顺利完成sci论文投稿期刊。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翻译研究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首先有一位志士能够为了讨论中国文化而悬赏已是非常感动。我建议加上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毕竟“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我觉得必须对文化的传承有所反思，解决了为什么遗失，才好谈怎样复兴。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也许正是太浩瀚太漫长的历史，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变得不珍惜，因为拥有的太多了，也使我们不在乎坚持，因为传统太多太凝重，于是不知不觉的传统文化在丧失。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现下中国传统文化的遗失是很严重的，而且现代人对于我们的文化的关心也远远不够”。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中国的现代文化现象。有一位外国人曾大惑不解的问我，为什么他见过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钱是最重要的，我为此汗颜。现在的国人价值观早已离开了祖训，世风浮躁，既然道德观已不再坚持传统，何谈关心文化的传承？文化是个内涵深刻的东西，保护有形的毕竟是简单的，但挽救精神层面的绝非经济发展所能解决。 不过所幸我们的文化渊远，人口众多，虽然关心传统文化的人比例低，但人数依然众多。 我认为教育是个重要切入点。我们教育体制并没有很好的负担起传承文化的作用。看看我们受过教育的老老少少，有多少人通过接受教育而追逐传统文化。 发挥民间组织力量。国外有很多非常传统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组织。 最重要的每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和义务坚持和弘扬一点点传统的东西，哪怕是保护形式上的传统文化，比如每当一个传统节日搞清楚起源，身处地域的人文、建筑、饮食的历史渊源，如果有能力，为传统文化做点实事，比如捐赠，钱少的哪怕做个义工，教身边孩子学点民族的历史也好，再差些，自己做个忠诚、守信、孝顺负责任的人，最差了，不坑蒙拐，吃喝嫖赌，虐父抛妻。 我本人教外国人学中文，但从未使用过规定的中文课本，而是通过教授中国文化来学习中文。很多人说，外国人学中文最终会知难而退，但是，我却没遇到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对文化会越来越有兴趣，坦白的讲甚至有时比我们有些国人还热爱中国。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我教的一个学生，决定改学翻译，他通过学习认为国外介绍中国历史的书写的不好，他决心做一个翻译家把一些优秀的中文历史书翻译成英语，向英语国家介绍中国。 虽然一个人的能力很有限，但做了，好过坐着，我会坚持，做个传播文化的“义工”

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 要：

全球化时代需要翻译通过能动性干预助推本国文化向世界文化舞台中心迈进，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主导性。本文从翻译话语概念和中国翻译话语特点出发，讨论了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并提出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即：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树立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 :

文化自信；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引言：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多元多样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大舞台上各放异彩。中国璀璨的文化若想迈进舞台中心，必经翻译架起之长桥，因为“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cultures）进行重新定位（relocation）”。（王宁，2013:5）在定位过程中，翻译通过能动性的干预助推本国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即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有主导性。然而，多数翻译理论和术语均来自西方学界，中国翻译话语却近乎“失声”，“西强我弱”的局面导致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被误读、曲解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初衷相悖。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传统译论、国内翻译名家的真知灼见不胜枚举，虽然近百年来为西方翻译理论所冲击，但鉴于中西语言的极大差异，对中国文化外译具有较之西方理论更强的指导作用。本文拟从中国翻译理论、中国译者的自我主体性意识和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等方面探讨中国翻译话语的重构策略，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而建立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

一、中国话语与中国翻译话语

“话语”的概念最早由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即人类语言现象中的“言语”维度。随后，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意义进行多视角解读，其概念也得到延伸。米歇尔·福柯便是其中一员，其话语观从社会学维度探讨了话语的权力属性：话语是人们必争的权力。“张佩瑶（Cheung,2009:223）曾认为，翻译话语是指‘作者表达的任何有关翻译的观念、想法和理论化的文本（包括译作），具体涉及翻译操作模式、动因研究、原则与方法、翻译的哲理、知识论、本体论和阐释学，同时它强调权力与知识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耿强，2020:7）由此可见，话语和翻译话语都有权力属性。

中国翻译话语涵盖翻译话语应有之意，但也有别于西方翻译话语。中国翻译话语基于中国翻译实践，立足于中国文化，解决中国翻译问题，满足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正确建立中国国际形象需求；既有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对西方译论的甄别与吸收，使其符合中国翻译实际，从而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

二、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云杉，2010:4-8）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曾是世界文明的代表，但鸦片战争的炮火遮住了中国文化的耀眼光芒，西学东渐使一些国人一味盲目尊崇西方思想，对本土文化妄自菲薄。加之囿于西方话语的主导地位和中国话语的边缘化地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频繁出现被误读、曲解的现象。若想摆脱“西方塑造中国”的谬论，必须建设文化自信，其核心就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话语，翻译则起到桥梁作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就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做支撑，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因此，重构中国翻译话语迫在眉睫。

三、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离不开对传统译论的继承，也不能少了翻译研究者理论的创新，更不能脱离开翻译实践和中国文化而孤立进行。

（一）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

中国翻译历史悠久，虽非翻译强国，但堪称翻译大国。众多学者在中国翻译实践中积淀了很多翻译思想、理论、标准、原则、方法等，这些传统译论可谓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基石。从支谦佛经翻译的“文质”到严复的“信、达、雅”等，这些传统译论起源于中国传统的文章学，极具中国文化特色。同时，绝大多数传统译论来源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中国翻译话语重构应重新阐释传统译论，形成历史与传统的相互观照。这样，中国翻译话语才会具有独特的个性、一定的自信和自豪，以及明确的文化身份。

潘文国（2016）认为，中国正处于“大变局”中，中国翻译学术研究必须实现转向，其中最根本的是要重新建立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自信，从中国关注出发，变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打破西方翻译话语领跑的局面。因此，许多中国翻译研究者在整理国故、筛选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也注重理论创新，涌现了一批原创性的翻译理论话语，如“谢天振的译介学、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黄忠廉的变译论、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傅敬民的应用翻译学、陈东成的大易翻译学、任东升的国家翻译学”。（耿强，2020:8-9)

“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话语权。”（潘文国，2012:5-11）“中国翻译理论唯有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方能为世界打开一扇了解中国文化之窗，也才能为中国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门。”（姜燕，2015:116)

（二）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

福柯的话语权力属性说明世界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等的认同和接受绝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主动译介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期间中国文化的'保留与价值观念的传播取决于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与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密切相关。

首先，中国译者应明确他们是中国文化外译的主体译者。汉学家在译介中国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能够完全浸润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并客观传播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少之又少。因此，中国译者必须有担负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重任的主体性意识。

其次，中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增强主体性意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飞速发展，都离不开中国译者对所译介材料的精心筛选。选材既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又要与译者的文化取向、审美情趣等相契合，选材过程中的主体性意识能让选材和译者最相适切。

译者的翻译立足点和视角决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目标的达成度，也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意识的重要性。东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译文完全保留原文本中中国文化是不可能的。主动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改变一百年来的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不再迎合西方读者或以译语读者接受为翻译的终极目标，而是采取不同的策略在译文中凸显中国优秀文化，适度扬弃糟粕文化，让世界重新正确认识中国。

在翻译实践中，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增强其实也是逐步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过程。语言必然刻有本民族历史及文化的烙印，同时也带有表达情感、观点和态度的自我表现的印记。译者在翻译这一语言活动中，自然或有意识地在译语中留下或彰显译者文化身份及本土民族语言的独特印记，从而奠定了译本在异质文化中的文化地位，增强了翻译文化的话语权，提升了国家的文化沟通与传播能力。

（三）增强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人对自己的灿烂文化首先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既不夜郎自大，也不妄自菲薄，以实现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为目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必须是中国文化中最本质、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而文化典籍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因此，做好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一个有效路径。中国文化典籍中众多的传统思想核心词、传统文论核心词、历史文化关键词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带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独有的特质。这些词语的首译和定译是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认同的过程，也是话语权争夺的过程。同时，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为重构中国翻译话语提供了实践基础，“真正适合中国翻译需求的翻译理论只能建立在中国自身的翻译实践和文化传统之上。”（潘文国，2016:10)

四、结语

全球化时代需要话语权来构建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翻译话语是为之架起的一座桥梁。树立文化自信，重构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使中国翻译话语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与西方翻译话语对话，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正确了解和认识中国，树立良好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1]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J]中国翻译,2013.(2):5-11.

[2]耿强.中国翻译理论话语:内涵与意义[J].上海翻译2020,(3):7-11.

[3]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 [J]红旗文稿,2010,(16):4-8.

[4]刘建珠,穆雷.中国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划界[J]上海翻译2017.(2):1-5.

[5]潘文国.大变局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J]外语界,2016.,(1):6-11.

[6]潘文国.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2.(1):1-7.

[7]姜燕文化话语权视域下的中国本土特色翻译理论[J].甘肃社会科学，2015,(6):116-119.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