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论文参考文献

汉传佛教论文参考文献

汉传佛教，是以地理位置划分的佛教派别，流传于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等地，为北传佛教中的一支，主要以大乘佛教为主。在历史上，汉传佛教同时受到北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影响，但以北传佛教的影响力较大，南传佛教只在云南等地流传。汉传佛教的影响力，伴随中国势力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与越南等地，并且影响了后世的藏传佛教。实质上，汉传佛教可以说是形塑大乘佛教面貌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有别于藏传佛教之显密并重，汉传佛教的宗派以显宗为多。另外，尽管汉传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当年经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佛教也包括了流传远不如大乘佛教广泛的小乘佛教。1汉传佛教融入了深厚的汉文化，形成了佛教中独一无二的唯美极乐世界。

1。该论在中国影响很大，曾依其建立中国汉传佛教十宗之俱舍宗。后虽归入法相宗，但其在法相宗内仍是非常高。亦是藏密格鲁派五大论之一。2。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百法明门论。中论。肇论。金刚般若论......

《阿毗达摩俱舍论》(略称《俱舍论》)，是世亲早年还未信仰大乘佛教时的著作。世亲为公元第五世纪顷北印度犍陀罗人，在佛教有部出家。那时北印度一带的有部学徒以迦湿弥罗地方的毗婆沙师为正宗。他们独尊《大毗婆沙论》，世亲起初也从而学习，后又采取当时比较进步的经部学说，作了一部含有批评毗婆沙师意味的通论有部学说之书，这就是《阿毗达摩俱舍论》。他先作本颂六百颂，随后又作长行注解八千颂。因为在这部论书里包括了有部的重要阿毗达摩论如《发智》、《身论》和《法蕴》等六足论以及《大毗婆沙论》的要义，同时也即以这些论书为所依，所以此论题名为阿毗达摩的《俱舍》，"俱舍"具有箧藏和刀鞘之义。《俱舍论》解说有部的重要宗义，都极其简明扼要，故能在短短的六百个颂文里概括无遗。这比较以前同类的撰述表现方法要善巧得多，因而获得"聪明论"的称号，而风行各地，发生种种影响。一方面引起了迦湿弥罗有部学徒激烈的反对。如杰出的论师众贤费了十二年工夫，对《俱舍论本颂》重新做了解释，为婆沙师辩护，并驳斥经部各说，其书即题名为《俱舍雹论》，后经世亲代为改名《阿毗达摩顺正理论》。此论还有节本，订正了《俱舍论》原来的颂文，题名《显宗论》。这些论算是重新阐明了有部正宗的主张，但基本上既然接受了世亲所作的颂文，立说自难免对有部有些修正，因而后人也称众贤的学说为新有部。另一方面，《俱舍论》也受到世亲门人的重视。他们都以为此论破斥婆沙师的偏执，说"有"善巧，可作为通到大乘的阶梯之用。因此，他们竞作注疏，与大乘论书兼宏。如安慧作《真实义疏》，陈那作《要义明灯疏》，随后还有安慧的弟子增满作《随相疏》(一说是德慧所作)。又有世友作《论疏》，称友作《明了义疏》，静住天作《要用疏》(一称《会经疏》)。这些注书只有称友之作梵本还存在，日人荻原云来曾校订其全部印行。《俱舍论》传译于中国时气较早。陈天嘉四年(563)，真谛在广州制旨寺译出《俱舍论偈》一卷，五百九十七颂，今佚。又译出《阿毗达摩俱舍释论》二十二卷，通称旧论。唐代永徽二年(651)，玄奘又重新译出《阿毗达摩俱舍论本颂》一卷，六百零四颂。五年(654)，又译出《阿毗达摩俱舍论》三十卷，通称新论。旧论比较保存了梵本的面目，新论则颂文颇多开合，又在长行里牒引颂文的部分也都没有显明区别出来。至于印度的注书译出很少，只真谛译了德慧《随相疏》中一片段，题作《随相论》一卷。玄奘译出《阿毗达摩顺正理论》八十卷，《阿毗达摩显宗论》四十卷。其余注疏玄奘均未翻译，仅口传一些说法散见于奘门各家《俱舍论》注之中。其后，另有佚名的译者节译安慧《真实义疏》头两品的一部分，题作《俱舍论实义疏》五卷，系从敦煌卷子中发现。《俱舍论》及其注疏的西藏文译本有以下各种：一、《阿毗达摩俱舍论颂》；二、《阿毗达摩俱舍论释》，三十卷；三、众贤造《俱舍论疏释》，即《显宗论》，四千五百颂，失译；四、陈那造《俱舍论疏要义明灯论》，四千颂；五、安慧造《俱舍论大疏真实义论》；六、增满造《俱舍论疏随相论》，一万八千颂；七、称友造《俱舍论疏明了义论》，一万八千颂；八、静住天造《俱舍论疏要用论》。这些译本都收在西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之内。在《俱舍论》未经传译之前，中国佛教学者研究阿毗达摩的毗昙师都以《杂心论》为主，所以也称做杂心师。及至《俱舍论》译出之后，他们逐渐改宗《俱舍》，遂有俱舍师。并撰出了好些注疏。最初是在真谛译论的当时，真谛为了刊定译文，曾为译众反复解说，即由慧恺写成《义疏》五十三卷。后来道岳得着遗稿，删为二十二卷。次有慧净，凭自己的理解，著《疏》三十余卷。这些都是重要的著作，但现已一部不存。从玄奘重译论文而后，因其解释法相简明完备，可作研究唯识学说的阶梯，很受当时学人的重视，遂又形成研究新论的风气。玄奘门下好多人都作了新译《俱舍》的注疏，最著名的三家，神泰作《疏》，普光作《记》，法宝又作《疏》各三十卷，现都存在(惟神泰《疏》只存数卷)。其后开元中(约在722～727之时)圆晖又节略光、宝各家疏义，只解《本颂》(并附释第九《破执我品》中的各颂)，撰成《俱舍论颂疏》十卷，简要便览，大为流行。后为崇廙著《金华钞》十卷解释此疏，今佚失。只有惠晖的《颂疏义钞》六卷，遁麟的《颂疏记》十二卷，都还存在。另外散佚了的旧注，还有基师的《俱舍论钞》十卷，怀素的《疏》十五卷，神清的《义钞》数卷，玄约的《金华钞》二十卷等。其次，在中国西藏地区，佛教前宏期传译《俱舍论》的胜友，即是安慧的再传弟子，所以学有渊源，宏传颇力，但中经朗达玛王的毁佛便一时停滞了。佛教后宏其中学者的研究，直到第十三世纪末才由迦当派的弟子奈塘寺集此学研究之大成，著了《对法庄严疏》，抉择西藏所传各家之说，奠定了此论研究的规模。其后格鲁派更重视此论的学习，置之于显教课程的最后。历代大师均撰有《俱舍论》的注解，为学徒所遵用。另外，《俱舍论》的研究也盛行于日本。远在唐代，日本的学僧道昭、智通、智达、玄昉先后来华，从玄奘和智周学习《俱舍》，归国传授，因而成立了俱舍宗。这到后来虽然附属于法相宗，但此论仍受重视，成为必修的基本典籍，学者注疏竞出。近世学者如源信、珍海、宗性、秀翁、湛慧、普寂、林常、法幢、旭雅等的著作，都为研究《俱舍》常用的参考书。现代学者更有运用梵藏文资料来作种种研究的。几本最重要的论：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菩提次第广论、菩提次第略论、宗镜录、大乘起信论、中论、百法明门论等等

藏传佛教是真正的佛教,任何说藏传佛教不是佛教的人,死后必下金刚无间地狱.藏传佛教是极果大乘.

关于汉传佛教研究的论文

楼主可以看看季羡林教授的《我和佛教研究》，深入浅出，很有帮助。

之前我写的一些文章，希望对您有帮助。 禅是什么？ 文/槛外白衣 写这个题目是比较难，因为禅是不可以说，说者即不为禅。但以我自己的感受体悟确实想说说。那么就班门弄斧地侃一下。如果说错了大家尽量包含。不昧因果，别落入野狐禅。哈哈！ 禅：（Dhyana）全称禅那又作禅那、驮衍那、持阿那。意译作静虑。静思维。《五灯会元》卷一。：“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柯迦叶’ ”这大概是普遍认同禅宗的由来。 现在的禅宗一般指六祖慧能大师传下来的顿悟法门，禅宗讲的是明心见性，以心印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破除一起执著。历史上禅宗最兴旺的时期是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特别在唐朝从皇帝士大夫，到市井百姓谈玄论妙成为茶余饭后。禅最大的特点是破除执著，破除常见的逻辑思维和惯性思维。一般来说参悟禅主要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我用《五灯会元》卷十七一则语录说明一下：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善知识，有道行的人），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体榭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这中境界三般见解是什么状态？难言也。前一种是常见。中间一种是扫除一切执著，见到真实。最后一种显然不是同于第一种。而是证得一种更高的真实，这就是禅悟的境界。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是一个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只能通过比喻来说明，而这种比喻又不是通过逻辑能表达的，佛家的比喻往往是追求结果，逻辑思维和惯性思维只是过程。用通常的逻辑思维和惯性思维，来比喻超逻辑的惯性思维的结果，只有开悟的人才能感知印证开悟人。即以心印心。所以说难言也。 关于禅，是不能用通常的科学思维去理解。我们相信科学，禅者也和常人一样适用科学，也尊重科学规律。但是讲到禅，不同于一般的科学，因为科学是归纳法，是把概率作为宗旨，把实验作为依据。立足于外部世界。禅是内部世界，是自我内心世界的学问，如果这种归类只有禅者可以讲出。没有禅实践的人是无法了解的。所以对于学人只能靠前人传的经验来对照自己。至于禅有百千三昧(三摩地)，究竟哪种是和自己相应的，这就要靠自己实践了。但禅究其根本不外乎止（舍摩他）观（毗钵舍那）二字。 经论中有许多关于禅的讲述，有浅显的，有深奥的。一般学人都喜欢浅显易懂的，不去深入探究。正如鸠摩罗什大师说的“秦人好简”（后秦的中国人喜欢简单）。《六祖法宝坛经》之所以得到广传被大家喜欢，正是和我们的口味。大家都喜欢顿悟，恨不得你告诉我一个方法，马上让我开悟。事实上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譬如一个人问月亮在什么地方，佛把手指向月亮说：“在那”。那个人以为手指就是月亮。其实佛是要告诉他顺着手指看。《金刚经》云：“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这句话是说，谁要是把手指看成月亮了就是谤佛，因为他没有理解我所说的。因此我们看禅宗公案不能简单参。其实禅宗公案都是遍学止观经论的大成就者。 在譬如有人问爱因斯坦什么是相对论。他回答说：“当你一个人在等人的时候你会觉的时间过的很慢，当一个美丽的姑娘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的时间过的很快”。那人明白了什么是相对论。其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根本不是他所讲的那么简单。只是要通过一个比喻来说明相对论。如同上面的指月一样。 一次妙境长老在讲《瑜伽师地论》后，回答弟子关于禅方面有关问题的时候说到，“曾经在佛学杂志上，看到一位非常有名的法师讲禅，结果一看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禅，而且讲的道理一大套。非常是可叹！”那是一位居士写信给那位有名法师，请教关于禅的问题，那位法师写信回答了那位居士，此居士认为这篇回信非常好，就发表在佛学杂志上了。后来妙境长老看到了这篇文章。 （注：妙境长老原美国法云寺佛学院院长，妙老讲止观修习方法，及弘扬唯识宗一系堪称当今一位高僧。2003年圆寂） 关于禅要真的谈是非常复杂的，禅有百千三昧，按照三界划分，有欲界的未到地定，色界的四禅，无色界的空四定。按照寻伺划分，色界初禅以下是有寻有伺地，初禅和二禅之间中间禅是无寻有伺地，二禅以上是无寻无伺地。按照修禅次第有师子奋迅三昧，不按照次第修有超越三昧。还有按照功德支分的，按照所缘境分的，按照对治分的，按照九住心分的，按照十六特胜分的，按照七作意分的，按照四十业处得分等等 上面提到的禅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就自己学过的提及一下。至于修末学实在不敢说参禅悟道，只能简单介绍一下，供大家批评指正。 中国汉传佛教八宗个有什么特点？ 文/槛外白衣 中国大乘佛教八宗是律宗、华严宗、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 佛教八宗偈诵： 富密贫禅方便净，唯识耐烦嘉祥空。 传统华严修身律，义理组织天台宗。 此偈简单叙述中国大乘佛法的八个宗派 - 密宗，禅宗，净土，唯识(法相) ，嘉祥(三论) ，华严(贤首) ，律宗及天台宗。 八宗修学各有其特色：密宗仪轨繁复，修法须备佛像法器，金银珠宝，故称之为“富”。禅宗只须参话头，万事皆抛，什么都不须要，故称为“贫”。净土一句“阿弥陀佛” 随时随处可修，故曰“方便” 。唯识名相繁复难学，须耐得住烦。嘉祥宗研究空理，华严为传统八宗之首，律宗着重戒律，天台将经论分门别类以利修学，特种义理组织。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八个宗派修学都可以成就，为便于初学记住这八宗，故有此偈。 此外还有两个小乘宗派。即小乘空宗成实宗，小乘有宗俱舍宗。共成十宗。 1,俱舍宗,以世亲菩萨造的俱舍论为主，发扬诸法的有谛，阐明无我之理。认为宇宙间的业力不灭，所以万法皆是实有。至于人，则系诸法的假和合而成，所以在诸法中，实无有虚妄的我，这法有我空的看法，便是本论的主旨。本论主张以无漏真智，观四谛之理，而证涅槃之果。始祖:梁武帝时真谛三藏。 2,成实宗,以诃黎跋摩法师的成实论为依据，发挥人法二空之理，立我法二空观以断除烦恼及所知二障，人法既空则世间万有悉归于涅槃寂灭之境。始祖:姚秦时僧睿等。 3,禅宗（又名佛心宗）,以不著言论，不立文字，偏重修心，以心传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教义。在印度以摩诃迦叶为始祖，在中国以梁武帝时达摩为始祖。 4,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主，对宇宙万象都用三谛说明。讲修持要断三惑，故立一心三观以断惑。此宗肇始于北齐慧文，而集大成于隋之智顗。 5,华严宗（又名贤首宗）以华严经为依据，显示法界缘起，十玄六相的妙义，表现事事无碍，相融相即的旨趣。始祖:唐初杜顺和尚。 6,真言宗（又名密宗）,以大日经金刚顶经等真言秘教为依据，以六大（即地、水、火、风、空、识六大）四曼（即大、三、法、羯四种曼荼罗）及三密（即身口意）为教义，谓三密相应，可以即身成佛。始祖:唐玄宗时善无畏及金刚智。 7,法相宗（又名慈恩宗、唯识宗、相宗、有宗）,以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及成唯识论等为主要依据，其教义为宇宙万有，悉为识所转变，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晓得了一切事物的实相，就可以转识成智而入佛智。在印度以戒贤大师为祖，在中国以唐时玄奘三藏为始祖。 8,净土宗（又名念佛宗、莲宗）,以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为依据，教人起信发愿，以念佛为行持，以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那里受阿弥陀佛的教导，寿命无限，直到成佛为止。始祖:东晋时慧远大师。 9,律宗（又名南山宗）,以五部律中的四分律为依据，主张遵守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戒律来节制日常的思想行为与观念，久后由戒生定，由定发慧，就可以证得佛果。始祖:唐初终南山道宣律师。 10,三论宗（又名法性宗、性宗、空宗、般若宗）,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理论根据，说宇宙间万事万物皆无固定的自性，是随关系变动的，所谓缘生的，因之说“自性本空”。主张理解佛理，使内心解脱流转，证入真空本性。始祖:东晋时鸠摩罗什。 附注：释尊说法，皆随众生根机，方便立说，初无所谓宗派。大法东来，中国后世学者，见佛法如汪洋大海，为便利修习计，各择一条道路，以求专精，于是乃有各种宗派之形成。

可以研究佛教的发展历史，这样是对自己帮助最大的。可以看《印度佛教史》英.渥德尔

汉传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历史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中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传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初传 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印度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人。经典的传人，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谴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人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人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当时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祠，“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三国时期 承汉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康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支谦深得孙权礼遇，拜为博士；并为康僧会建立寺塔。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还译出《郁枷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4部。吴国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支谦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乘经律，共88部，l18卷，现存51部，69卷；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当时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此外，这个时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规模，但今存极少。南北朝 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 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屁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朝时，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隋唐 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方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院、佛像。在首都大兴城（汉长安城东南）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大兴善寺。仁寿（601-603）年间在全国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明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炀帝继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等，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佛教十分兴盛。仁寿年间，全国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万人，写经46藏1328616卷，修理旧经3853部，营造大小石像106580尊，修复旧像1508940尊。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沼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宫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入备受礼遇，赏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 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奖、义净)不辞艰辛去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士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 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 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两宋 北荣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蹭人8000人，继之又派行勤等157八赴印度求法，并使张从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经版。太平兴国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万人，五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至景佑(l034-1037)初已达80余人。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倡“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为山家、山外两派，而在民间念佛结社特别兴盛，影响极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徽宗时(l101-l125)， 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南宋偏安 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宋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士，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甚盛行。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它们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序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以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也发挥了同样的旨趣。元明清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有寺院42318座，僧尼21．3万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丈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明万历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沸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呈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闹、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经典传译与编纂 随着佛教的传人，来华西域僧人和佛教学者日益增多， 译经事业也随之发展。 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的千余年中，共有译师230多人，其中有史可证的印度在华僧入计71人。译出经、律、论5700余卷(现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汉地著述，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为13520卷。大乘经典的传译 佛经的大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时(146-167)到中国的安世高和灵帝时的支娄迦谶。安世高虽以传译《安般守意经》等小乘经典为主，但其译籍中已有大乘经典。东汉光和二年(179)，支娄迦谶译出《道行般若经》；西晋永平、元康之际，无罗叉、竺叔兰译出《放光股若经》；这些大乘经典开始流行，即与汉文化相结合。 当时学者常以佛经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比附，认为经中有关“空”的思想和老庄“无”的思想一脉相通。这对魏晋玄学的发展颇有影响。如王弻提出的“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学命题和般若理论有密切的联系。三国吴支谦于黄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间译出《大阿弥陀经》、《维摩经》、《大般泥洹经》等；魏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译出《无量寿经》；晋竺法护于大康七年(286)译出《正法华经》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华、净士等大乘经典。后秦弘始三年(401)， 鸠摩罗什至长安，以后十余年间，广译般若系经典及龙树、提婆的论典共74部384卷。昙无谶于北凉玄始十年(421)也译出《大般涅盘经》40卷；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译出《华严经》60卷；求那跋陀罗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译出《楞伽经》4卷；菩提流支于北魏永中元年(508)译出《十地经论》12卷；真谛于南朝陈天嘉四年(563)译出《摄大乘论》3卷及《摄大乘论释》12卷；唐显庆五年(660)玄奘译出《大般若经》600卷；般若系经典的传译工作基本完成。其后，不空与善无畏又分别译出《金刚顶经》、《大日经》等。这些大乘主要经论的传译、僧人、学者竟相研习，形成天乘佛教思想发展的主流。大藏经的编纂 佛教及其经典传人中国前，印度已有四次三藏(经、律、论)的结集，内容全属小乘。小乘三藏汉译多届北传之本。但自汉末迄宋，译出经籍6000余卷，则多属大乘，《开元释教录》著录1076部，5048卷，皆为写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经，以隋代开始所刻房山石经最为完整。木版刻经，始自唐代，至宋开宝年间始刻全藏，历元、明、清、民国至今共编篡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2种。宋《开宝藏》初刻时共5048卷；金《赵城藏》共6004卷；元《普宁藏》共6004卷；明《万历藏》共5997卷；清《龙藏》》7168卷；民国《频伽藏》8416卷。近年，中国正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拟收23000余卷，集汉译佛典及汉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典，除巴利语大藏经尚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传，幸赖汉译得窥其内容，因而对佛学研究贡献甚大。僧伽制度 出家僧众遵行的戒律，汉地相传有五部。自唐代律宗兴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传统，但也具有自己的特点：1、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后一律以“释”为姓；2、憎徒必须素食；3、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养；后来禅宗提倡农、禅兼修、僧人可务农自养；4、僧人受菩萨戒，唐代已有烧身供养以示愿行坚固，以后逐渐变为燃顶(烧香疤)。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的决议》中，认为这种习惯“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康，今后一律废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监院、维那、知客等僧职。唐末禅宗盛行后，逐渐在全国寺院推行改订的《百丈清规》，对僧徒诵经的仪式和参禅、普请等活动，作了具体的规定。佛事活动与节日 主要有忏法、盂兰盆会等。忏法原为佛教忏悔罪愆的仪则和作法，起于晋代道安和慧运，历代相沿。孟兰盆会盛行于唐代，为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举行供佛及憎超度先灵的法会。宋以后又有水陆法会和输伽焰口，用以为众积聚“功德”超度先灵。半月布萨之制，在汉地早已形成习惯，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礼佛、供养、诵经。佛陀诞辰(农历四月初八)、成道日(农历腊月初八)、涅盘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皆为佛重要节日，其中以佛陀诞日最为重要。此外，观音和地藏菩萨在汉地民间信仰颇盛，每逢传说中两菩萨的诞辰等节日，亦多举行佛事活动。文化 佛教自传人汉地以来，即与中士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及至隋唐时期，达到了高峰。其中，在绘画方面，历代著名画家大都精于画。如三国时吴曹不兴、晋顾恺之和卫协并称为汉地最初三大佛画家。梁张僧繇于天监中为武帝所建寺院作画极多，北齐曹仲达与唐吴道子的画质世称为“曹农出水”与“吴带当风”。特别是甘肃敦煌石窟壁画，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才华，为世界上现存最太的艺术宝库。唐代盛行变文，用以讲述佛经故事，讲时多配台图画(变相)，对后世鼓词、弹词等说唱文学影响很大。在雕塑造像方面，有东汉的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种石刻、木雕、金镂、漆塑、浇铸等造像艺术，形式多样，气魄宏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风格，如敦煌、云冈、龙门石窟，均为世界文化之瑰宝。在建筑方面，历代佛教寺院不仅依照宫殿形式，而且多有发展，美轮美奂，为中国建筑艺术的精华。在音乐方面，相传陈思王曹植曾制鱼山梵呗，以后龟兹等地舞乐传人内地，逐渐形成了汉地特有的佛教音乐传统。此外，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发展；对中国音韵学、翻译理论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自鸠摩罗什译《大品般若》以后，译场组织完密，迄至唐代益臻完善。宋代更有译经院之设，以宰辅为润文使，成为国家正式机构。此外，伴随佛教传人的医药、历算等知识也对中国这些学科的发展超过一些促进作用。

优秀佛教论文参考文献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1.题目：论佛教文化的旅游开发作者：孙丰念 江苏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无锡214063 摘 要:佛教文化因其强大的信仰力量、独特的价值观、唯美的艺术性、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与现代理念相一致的生态观吸引了众多游人前往朝觐、观光、修学和游憩.但在发展佛教旅游时必须处理好旅游与佛教活动的协调性、开发广度和深度的平衡、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活动的参与性等问题. (共3页)2.题目：四川佛教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作者: 毛震,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 第22卷 第03期 摘要：佛教饮食文化是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独特的佛教旅游资源,四川地区佛教旅游资源丰富,开发佛教饮食文化可与发展佛教旅游相互促进,本文指出了四川开发佛教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意义,并对如何开发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认识佛教 净空法师讲述佛法不是宗教，佛法不是学术，不是哲学，那佛法究竟是甚么呢？佛法就是佛法。为甚么呢？因为哲学有能觉，有所觉，这是哲学。佛法也有能、所，但是能所是一不是二，这是非常非常难懂的。能所是一不是二，所以佛法讲到高级的时候，万法一如，性相不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第一段是缘起。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释迦佛是在三千年前降生在北印度，现在的尼泊尔。依照我们中国古代历史的记载，佛是出生在我们中国年代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圆寂在周穆王五十三年，世寿七十九岁。我们一般讲佛住世八十岁，说一个整数，佛是七十九岁灭度的，说法四十九年。佛法正式传到中国，是后汉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五年传到中国来。佛的历史，我们通通省略掉，今天我们著重的是佛教的教义。甚么是佛教？第二段，解释佛法的释义。甚么叫佛？甚么叫法？我们学佛了，总要把这一件事情搞清楚。‘佛’是‘佛陀耶’的略译，这一句话是印度的梵文，我们用音译，而且把尾音省略掉，中国人喜欢简单，所以用一个主要的音‘佛’。在中国古时候，没有这个字，而是佛教到中国来，我们中国人新造的这个字。在没有人字边的这个‘弗’，‘弗’当做否定的意思，这是我们中国古时候就有。那么‘佛’与这个音相同，但是他是人，所以就借用这个字的音，加一个‘人’，造一个新的字，这个‘佛’字就变成佛教的专门名词了，它的意义是智慧觉悟的意思，是智、是觉。那么既然是智觉的意思，实在讲也可以翻译，何必用这个原来的音呢？诸位要晓得，佛陀这一个字的含意，虽然是智、是觉，但是跟我们中国这两个字含义并不完全相同。所以这是不得已，非要用音译不可。翻译之后，再加以解释。它这个智，不是普通的智慧。在一般解释里面，它包括三种智慧：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甚么叫一切智呢？如果拿现代哲学里面的术语，就很容易解释。一切智，就是知道宇宙万有的本体，哲学家所讲的本体论，你对它彻底明了，没有错误，这个智慧叫‘一切智’。所以一切智是空，万法皆空，一切万法的体性是真空，这是第一种智慧。第二种智慧是道种智，这是知道一切万法的现象森罗万象。所以这个种是种种，宇宙之间森罗万象，种种法太多太多了，不甚枚举。这些法怎么来的？根据甚么道理来的？人是怎么来的？山河大地是怎么来的？我们这个太阳系怎么来的？星星是怎么形成的？这是很高的智慧。如果对于宇宙一切万物怎样形成的，这些都懂得了，都知道了，也没有错误，这个智慧叫道种智。比前面那个智慧，的确是要高，要复杂了。第三种智慧，可以说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叫一切种智。因为有一些人知道‘一切智’的，不知道‘道种智’。有知道‘道种智’的，也知道‘一切智’，仍不能圆满。换句话说，一切智跟道种智圆圆满满的，那就是对于整个宇宙人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才叫一切种智。所以‘一切智’，罗汉就证得了，‘道种智’菩萨证得，‘一切种智’佛才证得。这三种智可以说是罗汉、菩萨、佛陀。所以必需要加以解释，跟我们普通观念当中的智慧不相同。智是体，有体，当然就会起作用。作用是甚么呢？作用是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是大觉。在我们儒家里面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可以把儒家这一段话，解释为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明明德’就是‘自觉’，‘亲民’就是‘觉他’，‘止于至善’就是‘觉行圆满’，这三个名词，不能详细跟大家解释，要解释我们的时间决定不够用。这是用儒家跟佛法配合，确实是非常之接近，这是‘用’。这是智的体与用，这叫做‘能觉’。有‘能’当然有‘所’，所觉的是甚么呢？就是‘法’。‘法’是佛教里面的一个代名词，甚么代名词呢？就是宇宙人生一切万法的总代名词。我们这里解释心、境、事、理，括弧里头宇宙万有之总代名词，就用这一个‘法’来代表，所以这个就是‘所觉’。佛法不是宗教，佛法不是学术，不是哲学，那佛法究竟是甚么呢？佛法就是佛法。为甚么呢？因为哲学有能觉，有所觉，这是哲学。佛法也有能、所，但是能所是一不是二，这是非常非常难懂的。能所是一不是二，所以佛法讲到高级的时候，万法一如，性相不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都是讲能所不二，这是我们现在哲学里面所没有的。所以它不是哲学，它可以包括哲学，它在哲学之上。哲学不能包括佛法，佛法可以包括哲学。这两个字简单的解释，也就是我们对于一切万事万法，有智慧，能够正确的认识，能够彻底的、究竟的、圆满的明了，这叫做佛法。所以常说佛法无边，当然是无边。因为一切万法没有边际，我们的智慧没有边际，对于尽虚空遍法界一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个叫做佛法。第三，甚么叫做佛教？佛教就是佛陀的教育，佛陀教育。中国人自古喜欢简略，佛陀教育就称做佛教，把陀、育省略掉。佛陀是大智大觉，前面说过了，所以佛陀教育就是智觉宇宙人生的教育，这是佛教的真正面目。今天的佛教，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所看到的，有四种不同的形态出现在世间。第一种形态，就是传统的佛陀教育。传统的佛陀教育这个不多，在我们世间不多见，可以说很少见，大家都忘掉了，疏忽了，不知道佛教是教育。第二种是学术，就是佛学变成了哲学了，这也有相当多。一般学者，他们学佛，都是用这一种态度，都是把佛教当做哲学来研究。我最初学佛入佛门，也没有超越这个范围，也是把佛教当做哲学来研究。第三种，可以说是最普遍、最广大的，就是佛教已经变成宗教了。它本来不是宗教，现在已经变成宗教了。这个实在很不幸，不过变成宗教也还好，为甚么呢？不太害人。诸位要知道，凡是宗教通通是迷信，佛教里面没有迷信。宗教都是迷信的，宗教都是感情的，所以宗教讲求热诚。佛法里不讲这个，佛法讲理智，佛法讲智慧，不讲感情。佛法不迷，决定不是迷信，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佛教本来不是宗教，现在变成宗教了。那么我们想要学佛，你是学佛陀的教育呢？你还是学佛教的宗教呢？这是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的。第四种，最不幸的了，是在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佛教变成邪教了，变成外道了。很多不如法的，用佛教的名义，欺一切众生，我想诸位同学也时有所闻。我们在报章杂志上常常看到，在佛门中为非作歹，这变成邪教。这是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看到四种不同的形态，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第四段，我们要讲佛法所求。佛法既然是佛陀智慧的教育，那它是求甚么呢？教育的目标在那里呢？此地要告诉诸位同学，教学的目的，经上有一句话，我们常常会看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句话也是梵文音译，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诸位在这个表里一看就晓得，翻成中国字，是无上正等正觉。我们先从下面讲起，先讲正觉。觉就是觉而不迷。佛法承认世间有一些人，他觉悟。像我们世间哲学家、科学家、宗教家，他的确有觉悟，他有相当程度的觉悟，但是佛法不肯把这个正字标志给他。这个正字招牌是佛门独有的，这个招牌不能给他。他虽然觉，不是正觉。那么甚么才是正觉呢？正觉在佛法有一个标准，必需见思烦恼断尽了才叫做正觉。换句话说，虽然你有觉，可是你还有人、我、是、非，还有贪、嗔、痴、慢，你这个觉，不算正觉。正觉的人，我执一定破除了，贪、嗔、痴、慢、见思烦恼断尽了。所以正觉是谁呢？是阿罗汉。在佛法修学，如果你要得到这一个成就了，你真正成就正觉了，那你就有一个好像学位的名称。我们现在世间读书，你读到某一个程度，得到一个学位。学士学位，大学毕业了。研究所毕业了，可以得到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佛法也有学位。所以罗汉、菩萨、佛，都是佛教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你要是证得正觉了，换句话说，你就得到阿罗汉的学位了。如果你得到正等正觉，那你就得到菩萨的学位了。‘等’是‘等于佛’。等于佛，当然还没有成佛。甚么时候才等于佛呢？必需明心见性，才能够等于佛。没有到明心见性，你怎么样也不可能等于佛的。因为佛跟凡夫，乃至于跟阿罗汉，用心都不一样。阿罗汉以下都用八识，我们凡夫都用八识，佛不用八识，佛是转八识成四智，明心见性。佛用的是真如本性，就是用真心。阿罗汉以下是用妄心。所以你要是能用真心，不再用妄心了，那你就等于佛了。佛用真心，你也用真心，当然你跟佛就差不多了，所以叫正等正觉。到正等正觉，你得的学位就是菩萨，菩萨是正等正觉。那么修学到了极处，没有比这个再高，就是菩萨毕业了，没有比这个再高，叫做无上正等正觉，没有比这个更上的，这就是佛陀。所以诸位要晓得，佛门里面讲的佛陀、菩萨、罗汉，就是佛教教育里面三个等级，这三个等级的成就，给他这个名称，是这个意思。下面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就是‘觉了’，就是决定不迷，了是明了。就是明了宇宙人生实相，宇宙人生的真相通通明白了，通通觉悟了。所以佛法所求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佛告诉我们这种究竟圆满的智慧，是我们的本能，不是从外面得来的。如果从外面得来的，换句话说，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成就。佛说这个智慧是我们自己本来有的，换句话说，我们人人都可以做佛，人人应当做佛。这是佛法、佛教教育里，常常提示的。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应该有的。大乘起信论，马鸣菩萨告诉我们：‘本觉本有’。‘本觉’是甚么呢？无上正等正觉，这是我们的本觉，我们本来有的。‘不觉本无’，不觉我们现在迷了，迷甚么呢？把我们的本觉迷了，把我们自己无上正等正觉迷了，迷失了。诸位要晓得，这是迷失，不是真正的失掉。几时你觉悟，你这个智慧马上就恢复。你的智慧恢复之后，跟十方诸佛无二无别。所以佛在华严，在圆觉上，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所以佛眼睛里看一切众生都是佛。所以佛教是绝对的平等。佛教我们每一个人，顶天立地。成佛就是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也就是成就我们对于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物通通明了，佛法求的是这个。所以他跟宗教不一样，宗教里面一定要有个宇宙主宰的神明，佛教里面没有。我们供佛，佛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供养他是纪念老师的意思，没有把他当神明看待。我们供养菩萨，菩萨是我们早期的学长，他也是佛的学生，他是前面的学生，我们是后面的学生。我们跟观音、势至菩萨是同学的关系，他学的在我先，我学的在他后，他是我的老学长，是这个关系。当然老学长学问智慧比我高得多，他有能力教我，我们也可以把他当做老师来看待。但是他也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我也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我们实际上是同学，同一个老师教的。一切菩萨跟我们是同学，佛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我们称‘佛’，称为‘本师’，我们自称为‘弟子’，弟子是学生。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只有在教育里面才有师生关系。所以大家明白，不要迷惑了。 第五段讲它的教学方针，这一定要知道的。佛教教学方针，在彻底破除迷信。佛教里觉而不迷，彻底破除迷信，启发正智，令能明辨，就是明了。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能够明了与辨别宇宙人生一切万法，那是真的、假的？你能够辨别，那是正、邪？甚么是‘是’、‘非’？甚么是‘善’、‘恶’？甚么是‘利’、‘害’？你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学佛，决定没有颠倒。所以佛教非常非常之伟大，非常之难得可贵。建理智，不是感情；大觉，不是迷惑；奋发，不是懈怠；进取、乐观、向上的、慈悲济世的人生宇宙观。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惠以真实之利，看了好多遍。佛陀教育给我们是真实的利益，圆满大乘，解决众生一切的苦难。连生死问题都能解决，其余的都是小问题了。最大的问题是怎样超越六道轮回，怎样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不生不灭，这是大问题。所以世间的小问题，鸡毛蒜皮，那不足以道的。大问题都能解决，何况小问题呢？我们要真正懂得，真正肯修学，学了这一身本事，没有一样问题不能解决，获得真、善、美、慧，永恒幸福的教育目标。所以大家要真正晓得，佛教教学目的目标，没有一个不响往来修学的。所以佛教超越宗教，因为它是教育。我过去在天主教的学院教过一个学期，他们的研究院学生都是神父、修女，我在基督教的神学院跟他们上过课，我都劝他们皈依三宝，好好的学佛。为甚么呢？学佛绝对不违背他的宗教。譬如你信了基督教，你是上帝的儿女。你今天皈依三宝，到佛门里面来学佛，你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和你是上帝的儿女，没有冲突嘛！你在家里有父母，你在学校有老师，不能说我到学校念书了，我就背叛父母了，没有这个道理，到这里来是求学。如果你不肯到佛教里面来求学，上帝虽然说这个儿女很好不错，但是很可惜没有受过教育。如果到佛门里来接受佛陀教育，上帝很光彩。我这个小孩好，是最有智慧释迦牟尼佛的学生，上帝脸上也光彩。任何宗教徒都可以接受佛教的教育。所以如果把佛教也变成宗教，那么它就冲突了。好像我学了佛教，就背叛了我的教了。如果大家知道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换句话，这个问题就解开了。所以佛教跟任何宗教不冲突，跟任何国家、社会通通没有冲突。它所求的是真、善、美、慧、永恒幸福的目标。那我问你，你学宗教要不要求这个？你要求这 个你没有智慧不行，你辨不到！所以一定要把佛教认识清楚，佛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现在有很多排斥佛教的，为甚么排斥呢？对佛教无知，不了解。看到外面拜拜，这种是宗教的迷信的佛教，所以说佛教是迷信。人家说我们是迷信，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为甚么呢？你到外面寺庙一看，真的是迷信。你们这些学了佛了，皈依了，甚至受了戒了，问你们迷不迷？迷啊！佛教是甚么？不知道。修的是甚么？也不晓得。学的是甚么？也不晓得。你怎么不迷呢？所以人家说我们迷信，我们没法子回答人家，是迷信嘛！总得要搞清楚。不搞清楚，我们没辨法接受。那么教学的目标，我们明白了，才晓得佛教是这样的圆满，这样的美好。那么教学的纲领是甚么呢？这个很重要。抓到纲领，修学就容易了。大乘佛法以三皈、四弘、六度为教学最高指导纲领。这就是我们常讲佛教修行。修的是甚么？修行后面有个简单的表—修正行为。这两个字的意义要搞清楚。 甚么叫修行？修行是修正行为。行为包括的范围非常的广大。佛法用三条，身、口、意，通通包括了。身体的一切造作，身的行为。口里面的言语，是口的行为。心里面的念头，思想、见解、念头是你心里的行为。行为有了错误，要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行。所以修行，人家一听到修行，以为一定是吃长素，是每天敲木鱼念经，这个叫修行？这误会了，都搞错了。真正修行在那里呢？起心动念。我念头起来了，晓得我念头错了，马上把它改正过来。这个念头，我是利己损人？我这念头起来是贪、嗔、痴、慢？这错了，马上改过来，这叫修行。修行在那里修？在起心动念之处。我们开口说话，想想这话该不该说？不该说， 说错了，我们要把它修正过来。我们身体的一些动作，如法不如法？不如法，我们把它修正过来，这个叫做修行。......

佛教美术论文参考文献

不好意思喔，如果关于圣经的呢，倒可以提供给你！

。。。。。，分数也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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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育论文优秀22条参考文献

[1] 陈萍. 莆仙宫庙壁画艺术研究[D].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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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毛蓉蓉. 中国人物画造型的传承与时代性[D]. 福建师范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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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论文参考文献

楼上不要妄语，影响修行。建议你历史课的论文，要写深入点的话，可以写写乔达摩悉达多，本身是太子，生活优越，家有贤妻。为什么要出家苦行。手头没有合适的文章，抱歉了。

公元6～7世纪，印度在政治上处于分裂局面,出现了很多封建的小国,专制主义的统治严重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佛教和婆罗门教相互接近起来。佛教的密宗，又称金刚乘、真言乘。它是大乘佛教、婆罗门教和印度民间信仰的混合物，也摄取了其他宗教的一些信仰和实践。它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俗信为其特征，宣扬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契印（“手式”，“身密”）、心作观想（“意密”）三密同时相应，可以“即身成佛”。根据中国的传统说法，密教的根本经典有六经三论，其中主要的是《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密教在教理上仍然采用大乘中观派和瑜伽行派的思想，或者把两者结合起来。《大日经》宣称，作为宇宙本原的根本佛或大日如来佛是一切智慧中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以菩提心为基因，大悲为根本。《三业最大教王经》说，“菩提心是空性和慈悲的统一,它是无始无终的、寂灭的,不具有任何存在和非存在的观念”。菩提心与人心相通，可分为八心六十心等，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这种心的种种表现。大乘佛教一般认为，佛的法身是超越形相和概念的;而密宗认为,大日如来佛的法身即是宇宙本原的“六大”（地、水、风、火、空、识），这样就把本体和现象统一了起来。密教所谓“当相而道，即事而真”，即是说宇宙的真实本体和森罗万象二而为一，认识了现象即认识了本体。后来的注释者们，包括中国和日本的一些密教大师，又把“六大”分为“随缘六大”和“法尔六大”，即“法尔六大”是本来具有的六种原素即一种本体的或绝对的存在，这种六大有着相应的属性和作用，属性也就是宇宙万有的本性和根本作用。“随缘六大”是假托于“法尔六大”而存在的一种相对的、现象的存在。它是随缘(关系)显现为现实的东西，这种现象的东西据说由于它和人们的业烦恼相伴随，因而可以被人们的感官所认识。“法尔六大”与“随缘六大”的关系是能生和所生的关系。它好比月与月光的关系，两者形影相随。密教认为作为宇宙的本体或现象的六大法体，也就是“六大法身”即根本佛的真身。“六大法身”综合十界、六凡、四圣。总之，宇宙一切无一不是“六大法身”的各别显现，这样，哲学的思辨就进入了神学的天国。《金刚顶经》采纳了瑜伽行派的“转识得智”的思想,提出“五佛显五智说”,认为五智中最重要的是“法界体性智”，而这五智都是唯识所转。后来进入中国西藏的莲花戒(740～796)还用般若的思想贯通瑜伽、中观的学说，形成了中观瑜伽派。从公元前 3世纪下半叶开始，佛教就不断向古印度境外传播，逐渐发展成世界性的宗教。而在印度本土则由于公元8～9世纪以后印度教的兴盛，佛教内部部派系的纷争和僧伽的腐败，外族频繁的入侵，特别是伊斯兰教徒的武力征服，不少僧侣被杀戮，很多重要的寺庙和文物遭到破坏，因此印度佛教开始衰微，到13世纪初趋于消亡，至19世纪后才稍有复兴。——参考文献：《印度哲学通史》，黄心川，2014。第四章沙门思潮大约在古奥义书中期，印度出现了与婆罗门思潮相对立的沙门思潮。沙门思潮是当时自由思想家的各种观点、派别的通称，其中有影响的是佛教、耆那教、生活派（邪命外道）、顺世派和不可知论派。本章仅就沙门思潮的基本观点和派别，特别是对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同时代的六师，作一概括的评述。 一、沙门思潮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沙门思潮兴起的时期，一般认为是公元前6 ～ 前5 世纪左右，相当于我国百家争鸣的时代，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形成和希腊智者派积极开展活动的时代。沙门思潮兴起的时期正是古印度奴隶制经济急剧发展、大批城镇国家兴起的时期。由于次大陆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当时大部分地区已进入了奴隶社会，但有的地区还保留着氏族公社制或它的残余，在若干经济发达的地区生产力已有很大的提高，人们已较普遍地使用铁器。农业生产占有主导的地位，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化出来，商业也有巨大的发展。据《本生经》载，当时商人已有相当规模的陆运和航运的商队，使用大块铜币，重量大的竟达146克，其贸易范围东北到缅甸，西北达波斯、阿拉伯等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批批城镇也开始建立起来，这些城镇在公元前6 世纪顷约有60个。如舍卫城、瞻波、王舍城、赏弥、迦尸、坦叉尸罗等，并以其中某些城镇为中心建立了城市国家。另外，在这个时代，印度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医学已有一定的发展。外科医生已懂得使用局部开刀术、鼻工术、矫形等。 在印度奴隶制加速发展过程中，由于阶级斗争日趋激烈，民族矛盾逐渐激化，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机构———比较强大的国家也就产生了。据希腊派遣印度的使臣麦加斯忒尼记述，在公元前4 世纪前后印度境内曾经存在过180个不同的种族和部落，其中大多数是不久前合并成的一些极小的城镇国家。据佛教和耆那教经典记载，在公元前6世纪时，由喀布尔流域到哥达瓦里河岸存在着16个国家。其中政治文化比较发达的有摩揭陀、拘萨罗、阿槃提和跋耆四国。这些国家有的是由君主统治的，有的则是共和形式的贵族寡头统治的，但它们的性质都是奴隶主占有制国家。另外，在一些地区还残存着若干民主的部族或部落组织，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释迦、摩罗和梨车毗等。 印度奴隶制国家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印度各个阶级分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婆罗门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以祭祀为职业的祭司贵族集团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已不是靠所谓“布施”而是靠剥削奴隶来维持生活。刹帝利是当时新兴的专制国家统治者，也是奴隶制的主要代表，被称为罗阇（王者，rajan）。他们拥有肥沃的土地，在建立和管理国家中要求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及扩大自己剥削的范围，但是由于传统种姓制度的障碍（婆罗门最高），从而在经济上、政治上与婆罗门发生了矛盾，因而他们在与婆罗门争夺权力斗争中有时也不得不从下级的种姓中寻求自己的支持者。但刹帝利和婆罗门都属于奴隶主统治阶级，他们的利益也有着基本一致的方面，特别是在他们与广大被剥削下层的斗争中，刹帝利就不仅不愿彻底打击婆罗门的势力，而且感到有与他们组成政治—精神联盟的必要，因之印度古代的很多典籍常常宣说：“得助于婆罗门的刹帝利永盛不衰。”吠舍种姓在当时已开始分化，其中一小部分上升为富有的工商业奴隶主，商人的首领常常被称为长者（s'res·thin），受到罗阇的尊敬，而大部分则是农奴、佃户、手工业者等，其中也有一部分为奴隶。印度的佃户（karshaka）拥有一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首陀罗是当时受剥削和受压迫的阶级，他们被剥夺一切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平等权利，奴隶主可以任意宰割和奴役他们。婆罗门法典规定：“杀死首陀罗的人只需简单地净一次身，同杀死牲畜一样。”奴隶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大量逃亡，破坏水利建设，谋杀奴隶主等）和奴隶主进行了斗争。沙门思潮就是在上述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是上述社会变化的反映。恩格斯曾说：“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 二、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公元前6至前5世纪，印度思想界十分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的社会思潮有二：一为婆罗门教的正统思潮及其支流；二为非婆罗门教的思潮，后者通称为沙门思潮。婆罗门教自梵书以后一直是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严格地执行着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他们制作了一系列的经书，发展了婆罗门教的仪式主义，使宗教的仪式变得愈来愈复杂、僵死和神秘化，实行这种仪式需要宰杀大量的耕牛，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使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因此遭到不少群众的抵制和唾弃。另外，在婆罗门教文化向东迁移后，在下层人民中间出现了一种俗信思潮或运动，他们力图摆脱官方祭司的管理，轻视吠陀的权威，反对用大量的动物作为祭祀的牺牲，崇仰当地土著的神灵（夜叉、蛇神、树神、圣牛、林加即生殖器）和神化了的山川、动植物等。例如反映在佛经中有一首对牛的赞诵：“牛是我们的朋友，它像我们的双亲和亲属一样，因为耕耘需要依赖它。牛给予我们食物、力量、鲜嫩的皮肤和幸福。高贵的婆罗门懂得了这些，他们就不会宰牛了！”这种俗信运动与婆罗门教是格格不入的，实际上是对婆罗门教的反抗。另外，奥义书的思想家们对吠陀祭祀、仪式等的“内在含义”作了深入的哲学探索和思考，他们力图对宇宙和人生问题作出种种合乎理性和科学的解释，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吠陀的神话，并且表现出与吠陀的神学体系是相对立的。以上这些俗信运动和新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婆罗门教已开始衰颓，婆罗门教的信仰在一些群众中已动摇，很难适应当时正在发展中的奴隶制国家精神统治的需要。

[1]汤用彤，“论格义——最早一种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方法”（发表于1948年），载于：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北京，1991年，第284页。[2]【梁】释慧皎，《高僧传》，卷第四，“晋高邑竺法雅”，汤用彤校注，商务印书馆，北京，1986年，第152页。[3]同上书，卷第六，“晋庐山释慧远”，第212页。[4]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发表于1933年），载于：《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2年，第90-116页。[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人民出版社，北京，1992年，第213-214页。[6]参见：吴汝钧，《佛教大词典》，商务印书馆，北京，1994年，第373页。[7]参见：《颜氏家训》五，“归心篇”。[8]参见汤用彤，“论格义”，载于：同上书，第282-294页。[9]参见：《中国哲学辞典大全》，“格义”条目。[10]参见：汤用彤，“论格义”，载于：同上书，第286页。[11]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载于：同上书，第114页。[12]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载于：同上书，第100、103页。[1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北京，1992年，第153页。[14]参见：严复，“译〈天演论〉自序”。[15]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第152-156页。[16]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载于：同上书，1992年，第90-116页。[17]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载于：同上书，第103页。[18]汤用彤，“论格义”，载于：同上书，第282页。[1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213页以后。冯友兰先生将中国佛教和佛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格义；2.教门；3.宗门。[2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第152页。[2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213页。[22]例如刘康德在他的《阴性文化》（上海，1994年，第232-236页）中便执此观点。[23]霍伦斯坦，《人的自身理解》，法兰克福·美茵，第121页。[24]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载于：同上书，第115-116页。[2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二分，第九章，第167-168页。[26]汤用彤，“论格义”，载于：同上书，第292－293页。[2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第五，“晋飞龙山僧先”，第195页。[28]【晋】僧睿，《毗摩罗诘经义疏序》，见《出三藏记》卷8，《大正藏》卷55，第59页。[29]胡塞尔，《全集》I, 第142页。在涉及陌生经验时，胡塞尔实际上偏重于使用“结对”这个术语，它表明在感知领域内通过本我而对他我进行的类比之特征。但是，胡塞尔所强调的“本我与他我……是在原初的结对中被给予的”（同上书，第142页）这一必然性并不适用于交互文化的过程，即不适用于通过本己文化而对陌生文化进行的类比。[30]胡塞尔在他生前发表的著作中，包括在《笛卡尔的沉思》中所讨论的课题几乎仅仅局限在交互主体性上。他在《笛卡尔的沉思》中尽管“不得不放弃”“对这样一些意义层次的更详细的研究，这些意义层次给予人类世界和文化世界本身以其特殊的意义，因而也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带有特殊精神谓语的世界”；但他同时也强调这样一个必要性；“对陌生文化人类及其文化的同感，……这种同感也需要得到意向性的研究”（《全集》I，第162页）。在他关于交互主体性课题的研究手稿中（《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第一、第二、第三部分，《全集》第13－15卷），我们已经可以确定，胡塞尔在澄清交互文化理解方面曾做过大量的工作。黑尔德在关于“家乡世界、陌生世界，一个世界”文章的第一部分对这个问题领域进行了极为妥切的“再构”；这个“再构”也包括刚才所提到的在交互主体性和交互文化性之间的结构相近性，它贯穿在《胡塞尔全集》第15卷的始终。(参见：黑尔德，“家乡世界、陌生世界，同一个世界”，载于：《现象学研究》，第24/25卷，第308-324页。[31]实际上在动物世界中也可以找到这些现象，它们是自然中普遍存在的事实，但我们在这里只能关注文化人类而必须将其他问题忽略不计。[32]胡塞尔曾以蜡像陈列馆的女士像为例。这个例子表明，在对一个他人的统觉立义中起决定作用的不仅是他我(alter ego)的外表，而且主要是它的行为。[33]我在胡塞尔本人那里尚未发现他曾做过这类在我看来是十分必要的术语性解释，尽管他在交互文化的研究中也常常使用“共现”这一概念。[34]参阅前面“分析篇”中关于主体的自识、互识与共识的意向分析，以及“意识的共现结构”等。[35]黑尔德，“欧洲与交互文化理解”（手稿），第3页。[36]参阅：黑尔德，“欧洲与交互文化理解”，第3页。[37]我们也可以在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融过程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参阅靳希平先生在《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的“引言”中对“Bhutatathata”这一概念及其中译的分析。[38]如果我们将目光不只是停留在中国文化史上，而是同时也朝向整个世界的交互文化史，那么我们肯定还可以为这个普遍性认识找到更多的例证。当马丁·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时，他用德语的“Wort”（语词）来翻译希腊文的“ ”（逻各斯）。而后，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我们看到，这个翻译先被接受，但随后便展示出更多其他的可能性，如“Sinn”（意义）“Kraft”（力量）“Tat”（行动）等等。近代完成的中文本《圣经》也不言而喻地用中国文化的中心概念“道”来解释“ ”。所有这一切都遵循着前面所描述的交互文化理解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格义的方法在西方文化中同样是一个常常被使用的方法，它在某种程度上也证实了荷伦斯坦(E. Holenstein)的观察结果：“在一个文化中得到强烈表现的结构也可以（至少是部分地）在（几乎是）所有的文化中找到。”（荷伦斯坦，《人的自身理解》，法兰克福·美茵，1985年，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