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小说的论文

关于研究小说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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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大神，放过我吧》 额 也不清楚是什么类型 蛮好笑的 行不？

王小波的精神结构及其小说的结构模式 {内容提要}：本文从意象分析法的角度，论述了王小波小说中“夜”的意象的意义，进而阐述了他阴阳两界冲突的精神结构和由此形成的其小说的结构模式。{关键词}：王小波 精神结构 阴阳两界 结构模式王小波有部中篇小说《我的阴阳两界》，阅读这部小说，读者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何为阴界？何为阳界？在他的杂文中也数次提到类似的说法，比如，话语圈属于阳的一方；世界除阳的一面之外，还有阴的一面；“赖在文学上，可以给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个立脚点。有这样一个立脚点，就可以攻击这个圈子，攻击整个阳的世界。”（1）还有其他衍生的词“阴性的态度”等。我认为，阴阳两界是理解王小波精神世界的一个通道，他的精神结构呈现出阴界和阳界之间不可调和的分野，二者之间像两军对垒一般，上演了一场场攻防战，时而剑拔弩张、势不两立；时而委屈求全、妥协礼让；时而握手言欢。这是内心深处惊心动魄的战争。王小波的精神世界时时表现出搏杀、冲突、紧张、分裂的状态，他精神上的弦绷得太紧，这是一个人的战争，这是分成两半“自我”的格斗，最后终于两败俱伤、琴弦绷断，曲未尽人已失。王小波精神世界的这种特质投射到小说创作中，自然其小说的精神结构与它保持一政，不仅如此，其小说的叙述结构也展现出双线并行、交织、虚实相映、古今对话的结构模式。综合王小波杂文和小说来看，对阴阳两界的界定，大致可列出以下两类词语方阵：阳界：愚蠢、专制、强权、无智无性无趣、乌托邦神话、愚民教育、宗教化政治、煽情伦理、思想牢笼、话语圈文化、精神阳萎、实用功利、机械化一、强势群体……阴界：健康的性、有趣、神奇、智慧、自由、爱情、创造、理性、科学、民主、人的尊严、沉默文化、参差多态、弱势群体……法国文学理论家加斯东·巴什拉尔认为，每个诗人都提供一份意象的综合，我们可以事后去发现它，绘制一幅“曲线图”，重新发现一种逻辑。在此，意象既不是一种修辞形象，也不是文章细节，意象是“一个完整的题材。它呼唤各种不同的来自多渠道的形象的聚合”；它是“一种原则的升华”，它可以上溯到语言和形象思维的起源，同时又表达“凝聚了事物内部的情感世界”。巴什拉尔的批评即是从一个意象出发，重新认识一个世界，艺术家心灵向往的那个世界。（2）笔者通过对王小波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单位意象”或者说“存在编码”“夜”进行分析，以期切入他的精神结构。“包围着他们的是派出所的房子，包围派出所的是漫漫长夜。”（《未来世界》）。《似水柔情》末尾：“眼前是茫茫的黑夜。曾经笼罩住阿兰的绝望，也笼罩到了他的身上。”最典型的是如下大段文字：“夜黑的发紫，星星亮得像一些细小的白点。在京效时我常和铃子钻高梁地，对夜比一般人熟悉得多。这是险恶的夜，夜空紧张得像鼓面，夜气森森，我不禁毛发直立。”“在这种夜里，人不能不想到死，想到永恒。死的气氛逼人，就如无穷的黑暗要把人吞噬。我很渺小，无论作了什么，都是同样的渺小。但是只要我还在走动，就超越了死亡。现在我是诗人。虽然没发表过一行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更伟大。我就像那些行吟诗人，在马上为自已吟诗，度过那些漫漫的寒夜。”（3）在他的早期习作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文字：“在我小的时候，常有一种冰凉的恐怖使我从睡梦中惊醒 ，我久久 地凝视着黑夜。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哪怕它是疼”（4）。于是到云南插队时，他常常在深夜走出宿舍，在夜色中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诗，写了又涂，涂了又写。（5）王小波在1979年6月6日写给李银河的信中引了《德国诗选》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并说他尤其喜欢“银色的星光”这个诗句（6）：他爱在黑暗中漫游，黝黑的树荫重重的树荫会冷却他的梦影。可是他的心里却燃烧着一种愿望，渴慕光明！渴慕光明！使他痛苦异常。他不知道，在他头上，碧空晴朗，充满了纯洁的银色的星光。王小波在不同的小说中先后引了二次塞利纳杜撰的瑞士卫队之歌：“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人生好似长途旅行。/仰望天空寻找方向，/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7）并且第二次引用时用的小说题目是《茫茫黑夜漫游》，由此可见他对这首诗及“夜”这一意象的喜受。除此之外，他的一些小说题目多少也透露出一些信息：《红拂夜奔》、《夜行记》、《夜里两点钟》。在王小波的笔下，夜是漆黑的、萧杀的、凄惨的、紧张的、险恶的、森然的、漫无边际的，它意指黑暗、压抑、迷茫、恐怖、绝望、死亡。当王小波把“文革”时期比作漫漫黑夜时，“夜”这一意象的内涵还较为狭小，从王小波整个一生及其创作始终来看，他赋于“夜”以丰富、深邃的意蕴。《茫茫黑夜漫游》好比怪腔怪调的布鲁斯，是一篇心态小说，是作者写作时“当下”心境的流露，在此，作者表达了在强制下永不屈服的信念：“有人可以从屈服和顺从中得到快乐，但我不能。”他说，只有一种生活是可取的，就是迷失在探究小说艺术无限可能性中。王小波对夜的恐惧，即是对受奴役的、乏味的、无创造的生活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如何超越死亡，穿过漫漫寒夜般的人生，他选择了创作，选择了诗意人生因此他称自己是行吟诗人、浪漫骑士，以艺术对抗寒夜，超越死亡，也超越命运、生命、存在。他说：“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来自星星……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8）想象一下，一个17多岁的少年在亚热带地区的夜色下，在旷野之中，以他的单纯、真诚试图摆脱当时的话语霸权、语言牢笼，抒发出自己本真的内心情感，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景。那么，与“夜”对应的意象就是“星星”、“明星”、“银色的星光”，这是王小波的精神源泉，他渴慕星星，寻找星星，梦想化作星星，照亮黑暗，抗争阳界，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王小波的人生及创作，那就是：星光照彻黑夜。王小波确如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慧星，他闪亮的光芒照彻了晦暗的夜空。王小波的另一个重要的“存在编码”就是小说中的“刑场”意象，及由此衍生的“砍掉的头”、“尸体”意象，（9）“夜”和“刑场”都是王小波对人生、对他生活的世界的一种深刻体认。王小波的小说中的人物可分为界线分明的二个方队，即阳界中人和阴界中人；军代表/知青、团知书/受帮教者、大夫/病人、警察/犯人等，在他们之间上演着管制/反抗、改造/抵制、追逐/逃跑的游戏。王小波小说的动态与静态场面也值得留意，当他的叙述落笔于争斗、追逐、逃跑时就自由奔放、生机盎然、谐趣横生，如王二的上山，老鲁捉王二，卫公、红拂出逃、薛嵩抢婚、征战等，而一旦人物在一处停留下去就往往是压抑、郁闷、死气沉沉的世界。与此对应的两类地点（皇宫、宣阳坊、灰色长安、洛阳/凤凰寨、路上）也就有了相反的寓意。下面以《黄金时代》中的3篇小说为例，论述阴阳两界的冲突、对峙、碰撞。在《黄金时代》里，王二是到云南插队的北京知青，二十出头，充满了好多奢望和青春的强烈躁动，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以当地队长、农场军代表为首的管制体制也就是阳界，发生激烈冲突，当他拿着猎枪和军代表剑拔弩张地对峙时，这种冲突达到顶点，这是箝制与反抗、设置与反设置、情感萎缩与生命激情、道德戒律与精神自由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但个人是无法与整个社会相抗衡的，王二选择了跑为上策，逃往深山老林。在这个阴界世界中，王二和陈青扬在原始山林里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是一个神奇的梦，他们远离人类，远离文明，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他们活得狂放恣肆、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他们在大自然里无所顾及地做爱，他们的精神自由和生命激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和敞开，演奏出一首生命狂欢曲，从这层意义上讲，这的确是王二的黄金时代，他们的生活很像汤恩比所说的人类史前文明的阴的时期的生活。下山后，他们受到阳界势力 的围剿：收审、写交代材料、出斗争差，但王二和陈清扬以精神上、性爱上的放浪不羁、轻松游戏消解了神圣、虚伪、庄严，从而宣告了他们在这场阴阳冲突中的不可战胜。《三十而立》，王二成了大学教师，但他感到无趣机械的生活好像一种酷刑，在他看来，这个世界里存在着两个体系，一个来自生存的必要，一个来自存在本身。就前者而言，就是为了功名利禄虚名浮利，违心地装丫挺，假正经，过表演给人看的生活，这就失去了自己的存在；而存在本身具有无穷的魅力，它没有什么世俗功利性，它就像草长马发情那么自然，二者之间的分野就是阴阳界面的确立。王二在功名利禄和追求真善美之间，在追求真诚和掩饰自己对社会的真实感受之间，在自然人生与生存之累之间徘徊不定，苦闷不安，做着痛苦的抉择。在常态生活中，阳界的一切不像非常态的“革命时期”那样面目狰狞、咄咄逼人，它就像滞重无形的空气弥漫在“阴性人”王二的周围，它无所不在又难以捕捉，王二时时有抗争的冲动，却不知把矛头指向何方，因此，不得不在万般无奈中“荷戟独彷徨”。是苟且生存，还是返回存在本身？在王二死前，在小说结束之前还是个问题。《革命时期的爱情》，是一部关于性爱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个人成长史的小说。个人的成长恰恰框定在一个抹杀个人存在的革命时期，伟大人物设置的乌托邦中，那种命运的被设置感、行货感、玩偶感刻骨铭心，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必然格格不入。少年王二与姓颜色的女大学生的爱情是惨痛、凄美的，作为两个触犯游戏规则未被惩办的漏网之鱼，他们在野外树林、河边的爱情可看作逃逸阳界中心的边缘地带里的一次疗伤。他们在此还原到人本位，体验男人和女人的感觉，但王二幼时的惨痛经历在心理上的投影使他无法有所作为。表面革命失败的背后，是肮脏、丑陋的世界作用于个人隐秘的性心理上的挫败感，他们所扮演的革命角色其实是丧失人本性的受愚弄的玩偶、泥人，他们在咀嚼失败中开始的畸形之爱只能以失败告终，这是革命时期曲折隐晦的个人情感悲剧。王二长大成人后，进街道豆腐厂当工人，他和阳界中人、道德牧师、帮教他的女团支书之间由对抗、冲突最终转向枕席之欢，女团支书由肩负拯救精神的使命，自觉不自觉地滑向肉体的放纵、沉沦、做成阴阳苟且之事，这是一场阴差阳错的爱情。在《黄金时代》中，阴阳两界的冲突是紧张、激烈的，也是明朗、单纯的，有两军对垒的气氛，王二和陈清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战斗同盟，而《革命时期的爱情》里，这种冲突要隐晦、错综复杂的多，在最隐秘的心理层面，在个人成长史中，也在王二和女团支书的苟且贪欢之间展开，它是多色调多层次的。《我的阴阳两界》，主人公王二选择的生活方式是独特的，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长期在地下室居住，喜欢寂寞、黑暗，在写小说、译书的思维乐趣里自由地生活。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阳萎，这其实是一种文化隐喻，是阳界的伤害造成的，他逃跑、隐匿到阴界中去，在阳界中人看来，他是小神经，被列入异类，但长期以来，他和阳界中人过着两不相扰、相安无事的生活。妇科女大夫小孙的冒然闯入打破了这种生活，导致了二者的失衡、冲突、较量，表面上看，在这场较量中，王二大获全胜。与女团支书为青工王二治疗精神为初衷却以捐献肉体告终不同，小孙以奉献肉体来治疗王二肉体阳萎为起点，最后治好了肉体，把王二拉回阳界，却导致他又精神阳萎。两个王二与两个女人的性关系都蕴含着挽救的母题，尽管动机、方式、角色不同，但结局都是失败的，而后一种失败是精神上的大溃败，因而是阴性人王二最大的人生失败。在这三部小说中，阴界的形象化指涉由蛮荒之地、边陲的原始山林转到城市效外河边的小树林，再转为城中医院里阴暗、杂乱的地下室，自然的野性、诗意由强转弱，最终衰退到人群居住之所的凡尘。阴性人王二由在自己的世界里随心所欲的生命狂欢转变为无路可逃中与阳界调情苟合，再变为阳界中的一员，精神境界一路呈现沦落、萎缩、衰退之势，阴阳两界的冲突也由紧张激烈走向淡化、缓和，直到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欢。这是否可称为阴阳三部曲？与王小波及其小说的精神结构相一致，其小说的叙述结构也往往采用双线、多线并行、交织，古今对话、呼应，纪实与虚构、现实与想象、现时与历史、生活与本文构成一个虚实相生真假莫辨亦真亦幻的奇妙繁复的开放性叙述空间，叙述人在这个无限敞开的叙述空间里自由出入、往返。《未来世界》由三大叙述板块组成：描绘叙述人在未来世界里的“当下”现实生活，追忆舅舅在上个世纪的历史中的生活，叙述人撰写的舅舅传记中的生活。《白银时代》的叙述结构是：写作公司里的现实生活，回忆中的大学生活，《师生恋》这部小说中的大学生活，师生恋情及奇谲的沙漠世界。其中，《白银时代》和《2010》的情节核及叙述动机都是一个谜语，小说的叙述流程亦即谜语的破解过程。《未来世界》和《2015》都运用了少年视角，顽皮、刁钻、性萌动期的少年可看作前叙述人，他的叙述起到颠覆人物关系、伦理关系或反讽世界的怪诞荒唐或增加戏谑效果的作用。《红拂夜奔》、《万寿寺》，用现代意识烛照历史传奇，叙述人的现实生活与其虚构的小说中的历史人物生活形成同构关系，历史和现实，过去和现在在相同的主题和动机上被跨越，这种古今对话的叙述方式在另外两篇小说《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伦奴》、《似水柔情》中表现得同样突出。

关于张小娴小说的论文研究

！！！！！不能这样！！！这是作业啊！！！！！！不公平！！！！！！！！自己写啊！！！！！！！！！我们都是自己写的！！！！！！！！！！！！！！！！！！！！！！这样做有点J哦~~

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亦舒美丽而豪爽，“有着追求理想的翅膀”，因之她的小说充满幻想色彩——虚无飘渺，却又执着而不肯放弃。她更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触觉， 有擅于将平凡的字眼变成奇句的才华，她的写作正如她的人，麻利、泼辣， 而又快又多，但即使换上十个笔名，读者也不难一下子从作品中把她辨认出来。 张小娴善于描写都市的男欢女爱，深受年轻读者的欢迎。她相信承诺，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漂亮的衣服美味的食物、男人的诺言。她找寻幸福，然后发现，失望，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有所期待，才会失望。遗憾，也是一种幸福。因为还有令你遗憾的事情。她追寻爱情，然后发现，爱，从来就是一件千回百转的事。三毛从来不刻意追求某一种技巧和风格，一切都显得平实与自然。然而在她信笔挥洒之中，却又蕴涵无限，这也许是一种更高的技巧和风格吧。

张小娴的作品写得非常唯美，有中国文化研究价值。

彰显作品的中国文学价值的话，基本上可以忽略。

关于红字小说的研究论文

《红字》讲述了17世纪清教殖民统治下，在波士顿发生的一个恋爱悲剧。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嫁给了医生奇灵渥斯，奇灵渥斯遭遇海难，白兰以为他在海难中已经遭遇不幸。在孤独中白兰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相恋并生下女儿珠儿。白兰被当众惩罚，戴上标志“通奸”的红色A字示众。然而白兰坚贞不屈，拒不说出孩子的父亲。后来丈夫齐灵渥斯却平安地回到了新英格兰，并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当他查出白兰的情人是丁梅斯代尔，齐灵渥斯便开始折磨这位愧疚不已的年轻牧师。最终，齐灵渥斯因偏狂报复而身败名裂；丁梅斯代尔不堪愧疚，身心俱毁，临终前在公开承认了通奸事实；只有海丝特勇敢地面对未来，准备带着女儿去欧洲开始新的生活。 霍桑是美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把严肃的道德和历史内容与卓越的艺术表现形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把天赋的想象力与高超的语言技巧融为一体。他是一位真正富有个性与创造力的作家，因而一直享誉英美和世界文坛，至今盛名不衰。进入二十世纪，美国的文学日趋成熟，涌现了一大批有成就的作家，如海明威、菲兹杰拉德、福克纳等。这些作家无不从霍桑那里深受教益，无怪乎有人称霍桑是“作家中的作家”。

很完整的一份联系wo!

红字》的象征意义关键词：红字 象征主义 中国论文 职称论文摘要:分析了《红字》中红字“A”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指出作者通过塑造“小珠儿”的形象,增强了美与丑,善与恶的对比,寄托了作者对爱的绝对自由的向往。关键词:红字;A Pearl;象征主义纳萨内尼·霍桑是浪漫主义时期美国最具天赋的小说家。他开创了美国文学史上“象征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作为生活在19世纪中期的浪漫主义作家,霍桑深受清教意识、超验哲学和神秘主义三种思想的影响,他对社会充满了怀疑,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象征主义倾向。长篇小说《红字》是霍桑的代表作,作品以一通奸案为题材,通过描述小说人物的思想矛盾和生活遭遇来揭露黑暗的社会。霍桑在《红字》中艺术技巧独具匠心,特别是广泛地运用象征手法,像变魔术一样给予平凡的单词以不平凡的意义,给人以深刻的启示。《红字》中使用的象征手法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美学理论基础,体现了霍桑对“生命力受到压抑”的切肤之痛。鲁迅曾经指出“生命受到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是文学的根底,而其表现手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霍桑的代表作《红字》正是在继承传统象征意义的艺术手法的基础上,开创了象征主义的新篇章。作为小说名字的“红字”贯穿于故事的全过程,并带有不同的象征含义,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红字“A”的内涵发生了由Adulteress到Able再到Angle的变化。这种象征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正是作者思想矛盾的反映,同时,作者一方面控诉清教对人性的摧残和压抑;另一方面又认同清教的道德观和教义。《红字》以17世纪北美清教殖民统治下的新英格兰为背景,取材于1642—1649年在波士顿发生的一个恋爱悲剧。故事一开始的场景发生在该镇监狱的门前,而这个场景的主角是海丝特·白兰,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她怀里抱着3个月大的女婴———珠儿,站在刑台上,等待政教合一的加尔文教(即清教)政权在大庭广众面前宣布对她的判决。那么,受审的女罪犯是什么人?她又犯了什么罪?故事开始于几年前,出身英国破落贵族家庭的白兰嫁给了一个畸形的年老学者。婚后,两人决定移居波士顿。途径荷兰时,丈夫因有事留下,妻子先独自来到波士顿,一住近两年。期间丈夫毫无音信。据传他在赶来的途中被印第安人俘虏,生死不明。在独居生活中,海丝特与当地牧师阿瑟·丁梅斯代尔相爱,生下了一个女婴。显然,她犯下了基督教“十戒”中的“一戒”,即通奸罪,为清教的教义所不容。她被投入监狱,法庭判她有罪,令她在刑台上站立三个小时当众受辱,并终身佩带一个红色的字母A(英文通奸Adultery的第一个字母)作为惩戒。但是作者霍桑赋予了在刑台上的“A”更深层的含义。对于压抑人民和毒害人民思想的清教而言,红字“A”为通奸的标记,事实上“A”不仅是海丝特深爱着的恋人Arthur Dimmesdale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也是法语中爱情Amour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从字里行间中,读者可以品味出作者霍桑同情海丝特对爱的追求,甚至认为那是人的纯真本性,笔下洋溢出对海丝特的赞美之词:“斯特胸前红色的“A”字之精美仿佛不是屈辱的标志,而是艺术饰品。这个红色的“A”字是用细红布做的,四周用金色的丝线精心刺绣而成,手工奇巧。对于这个“A”字,霍桑设计的独具匠心,包含了丰富而华美的想象,配在她穿的那件衣服上真成了一件美丽的装饰品”。文中的描写给读者的感觉是海丝特仿佛不是一个“犯下无耻罪行的犯人”,而是一个怀抱圣婴的美丽端庄的妇人。随着故事的发展,霍桑不断地赋予了红字“A”更多更深层的含义。海斯特是一个向往纯真爱情,渴望幸福的女人。虽然她无法摆脱强加在她身体上的耻辱,但是她的内心深处的感情却激情澎湃,无法遏制。为了维持生计,她为别人刺绣。她的绣工巧夺天工,精妙绝伦。她精心地绣制各种美丽的“A”字。除了维持生计,海丝特别无所求,把寄托着她的青春,激情和才气的绣品换来的钱施舍给比她幸运的穷苦百姓。尽管她乐善好施,但是海丝特仍然没有摆脱精神的痛苦和世俗的磨难。但她始终没有消沉,反而变得坚强而成熟,依然反抗着清教并坚信着对丁梅斯代尔的爱情。时间是最好的证明,渐渐地她胸前所佩戴的红色字母“A”在众人的心中有了另一番含义:“没有人能够像她那样乐善好施,那样喜欢接济贫困者”;“那刺绣的红字闪射出非凡的光芒,给人以慰藉。在别的地方他是罪恶的标志,但在病房里却成为蜡烛。”虽然还有那些“执着的清教徒”认为海丝特的红字是耻辱的象征,但是更多善良的人们拒绝再用原来的意思解释“A”,他们说那个字的意思应该解释为“能干”(able)的意思。她以自己的美德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敬爱,她无尽的同情心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在众人眼中,红字“A”反而具有了天使的内涵———纯洁,美丽,善良,博爱。通过作者对红色字母“A”的驾驭,我们可以看出霍桑对主人公海丝特热情、善良、坚强、勇敢的天性的赞美。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另一个写作意图,通过美与丑,善与恶的对比,霍桑对清教徒的卑劣行径刻画的入木三分,痛斥得酣畅淋漓。“清教徒倡导勤俭、反对奢靡,无疑是净化社会的一剂良药,但是标榜禁欲,让世人过苦行僧般的生活,多少有些泯灭人性之嫌”。而主人公海丝特正是祭奠清教徒狂热宗教信仰的无辜羔羊。通过“A”的不断变化,作者为我们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真实图景。如果说红字A在清教徒的眼中是通奸的代表,那么赋予了象征意义的红字A就象征着善良、美好、坚强和勤劳。如果说小珠儿是永不磨灭的活着的红字的话,那么赋予了象征意义的小珠儿就象征着纯真的爱情、这个时代的曙光。Pearl(小珠儿)是这部小说中唯一的一个阳光人物,她像珍珠一样纯洁,像天使一样善良快乐。在四个主要人物中,只有小珠儿在道德上是完美没有残缺的,她象征着人性中最无暇的一面。小珠儿的出现并非是作者的心血来潮,读者从对海丝特女儿名字的设计上就可以体会到。她是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的女儿。Pearl这个词来源于圣经,意思是“十分珍贵的东西”。在圣经中记载,上帝让一个商人卖掉所有的财产去买一颗珍珠,并告诉他这颗珍珠即是他的天堂。海丝特为这段爱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以说女儿在她心中占据绝对重要的位置,是她的天堂。同时,霍桑在小珠儿情节上的设计也是恰到好处,独具匠心。小珠儿既是海丝特爱情的象征,同时也是她耻辱的象征,是活着的红字。作者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描写小珠儿对红字近乎天生的热爱:小珠儿出生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母亲胸前灿烂的红字A.而且小珠儿十分的喜欢,伸手去抓,“眼里总是含着奇怪的表情与特殊的微笑”。正是珠儿的存在才时刻提醒着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他们曾经犯下的“罪行”,督促他们净化自己的灵魂改过自新。正是因为小珠儿的存在才使丁梅斯代尔有勇气在公众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可以说,小珠儿寄托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纯真爱情,和追求善良无暇的人性的向往。是作者的希望所在,也是社会的希望所在。总而言之,正是由于霍桑在《红字》中独具匠心的象征手法的运用,使《红字》成为美国第一部象征主义小说,也正是因为霍桑在《红字》中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成就了《红字》在文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参考文献[1]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2]任晓晋,魏玲.红字中象征与原型的 模糊性、多义性和矛盾性[J].外国文学研究,2000,(1):121-125.[3]於奇.新编美国文学选读[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4]田俊武.霍桑红字人名寓意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1999,(1):52-54.[5]胡尚田.论红字中的红字[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4):45-48.[6]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study of sym bolic m ean ingsof The Scarlet L etterZHANG W en-si(Fudan U n iversity,S hangha i 200433,Ch ina)Abstract:The author gives many rich and p rofoundmeanings of the scarlet letter A to contract beauty w ithugliness besides kindness and reposes too much hope by molding the im age words:“the scarlet letter”;A Pearl;symbolism

关于东野圭吾小说的研究论文

东野圭吾的作品大多是推理类的，情节丰富有趣，随着阅读的进行，层层迷雾被剥开的快感，很适合中学生看。至于太宰治的作品想必最受欢迎的就是《人间失格》了，之所以受欢迎可能是跟风潮流，也可能是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们想探索未知的自己吧！

1受众比较广把，基本上中学开始就可以看了，也比青春文学写的有深度一些，也没有经典巨著那么晦涩 2他们同时期的通俗文学作品国内拿得出手的不多，况且改编的作品大都不赖，这个对原作也有加成

东野圭吾的作品写作特点： 他的早期作品多为精巧细致的本格推理，后期笔锋越发老辣，文字鲜加雕琢，叙述简练凶狠，情节跌宕诡异，故事架构几至匪夷所思的地步，擅长从极不合理之处写出极合理的故事，功力之深令世人骇然。

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表达了一种理想，那就是慰藉卑微者饱受死亡威胁的心灵。这种理想属于所有对生命困境有真切感受的人类个体。他笔下的卑微者与现代化的社会形成对立，反抗科技理性及与之相伴的监控制度，这就是张扬差异，甚至可以说肯定了异端的权力。

他拒绝将理性捧上智力的神坛，而是揭示了片面张扬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悲苦，以及生活在这种工具理性主宰之下的当代人刻骨铭心的死亡焦虑。

在一个被死亡阴影笼罩的“规范社会”，他塑造了一种值得人们仰望和追求的生命境界。这就是东野圭吾死亡书写对当前人类生命困境的精神策应，亦是他文学创作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东野有很多小说都涉及弑父情节，孩子在无法忍受父亲对其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后将其杀害，这种悲剧产生的根源在于孩子对父亲毫无亲情可言。

在得不到社会肯定的同时又得不到孩子的尊重，父亲性格扭曲后将所有愤恨发泄到无法反抗的孩子身上，由此酿成了社会悲剧。

在东野的作品中，大多数亲生父亲都表现得自私自利，与孩子间没有深厚的亲情，而没有血缘关系的继父都深爱着孩子。

东野认为父亲和孩子之间深厚的感情并不是来源于血缘，而是相互沟和理解，而沟通和理解的前提是信任，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而信任的前提是爱。

扩展资料：

东野圭吾艺术特色

在艺术手法上，东野认为“小说首先应该是一个好故事，一个让人喜欢听下去的好故事”，如何讲述故事成为东野的新挑战。东野的叙事手法灵活多变，有的采用汤川学特有的“听取案件一一实验一一给出解释一一破案”模式。

有的采用多线平行交叉式结构，有的甚至全篇没有一处对话，单以日记和手稿的形式构建小说。在叙述视角上不断变换，采用了非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的视角。

除此之外，同“新本格派”一样，小说还涉及灵魂出窍、穿越等不合常理的情节，在注重文学性的同时不失趣味性，“现在的我，会尽量写出即使不爱推理小说甚至不喜欢阅读的人看了都会觉得有趣的作品。”

东野有时候甚至认为比起“推理小说”，自己的作品更像“娱乐小说”，“即让人在阅读中得到乐趣的小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东野圭吾

东野圭吾（ひがしの けいご，Higashino Keigo），日本推理小说作家。1958年2月4日出生于日本大阪。毕业于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学专业，之后在汽车零件供应商日本电装担任生产技术工程师，并进行推理小说的创作。1985年，凭借《放学后》获得第31回江户川乱步奖，从此成为职业作家，开始专职写作。早期作品多为精巧细致的本格推理，后期笔锋愈发老辣，文字鲜加雕琢，叙述简练凶狠，情节跌宕诡异，故事架构几至匪夷所思的地步，擅长从极不合理处写出极合理的故事，作风逐渐超越传统推理小说的框架。1999年《秘密》获第52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2006年《嫌疑人X的献身》获134届直木奖，东野圭吾从而达成了日本推理小说史上罕见的“三冠王”。代表作有《放学后》《秘密》《白夜行》《以眨眼干杯》《神探伽利略》《嫌疑人X的献身》《预知梦》《湖畔》等。2011年11月21日，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子榜单“外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东野圭吾以480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荣登外国作家富豪榜第5位，引发广泛关注。2、创作历程东野圭吾是一位尝试型作家，出道至今一直不断探索独特的小说风格，在吸收国内优秀作品养分的同时不断开拓创新，形成了“写实本格派”风格。在东野看来，没有什么元素不能被运用到推理小说中，因而他的小说表现出多领域的融合性，他解释道：“因为每一种领域都有长处，我想攫取这些不同的优点。”融合是循序渐进而非一蹦而就，从他每一部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其风格一点一滴的变化，按照小说主题和艺术手法的不同，东野圭吾的小说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以1990年创作的《宿命》和1997年创作的《名侦探的守则》和《名侦探的诅咒》为界。前期1985年至1990年，东野圭吾以校园本格推理为主，偏重设迷解谜和逻辑推理。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容以描写犯罪手法为主，涉及传统本格小说中的密室、童谣、密码等元素，在小说艺术手法上有较多模仿的痕迹，主要以弗里曼经典模式“提出问题一一展示数据一一了解真相一一验证结局”的单线结构为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放学后》、《毕业前杀人游戏》、《以眨眼干杯》、《十一字杀人游戏》等。《放学后》和《毕业前杀人游戏》将背景放置在校园中，刻画师生和同窗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以眨眼干杯》运用传统推理小说中的经典元素密室，并以拜金虚荣的陪酒女小田香子作为女主人公。《十一字杀人游戏》中共有十一人相继死去，他们的头颅均被重器所伤，且死前都会收到写着“来自无人岛的满满杀意”的纸条……这些情节常被用于传统推理小说中。同江户川乱步一样，东野这一时期的作品将“犯罪动机”归结为个人原因，或为了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或掩饰不为人知的过去。这一时期的作品偏重逻辑推理，内容单薄，将“意外性”固定在“凶手是谁”上，例如《放学后》全篇以师生矛盾为主，结局却以妻子为凶手，这样的布局给人刻意、突兀之感。作者在1986年出版的《白马山庄杀人事件》中说道：“我非常喜欢的设定就是密室和密码，这些所谓古典式的小道具让我着迷，纵使我会被一般读者认作落伍者，我将继续沉溺其中。”从重视本格元素到偏重逻辑推理再到个人宣言，东野圭吾的前期创作无疑是以本格推理为主。中期1990年东野圭吾创作了《宿命》，这篇小说被推理界认为是东野创作风格的分水岭。在《宿命》中作者讲到:“犯人制造了怎样华丽精彩的诡计，这样的谜团设定固然不错，但我更希望创作出其他类型的意外性。”东野不再拘泥于凶手和手法，所谓“其他类型的意外性”是指为什么，即“犯罪动机”，作者“寓谜团于社会现实”。这一时期作者开始涉及社会问题，例如滥用权力和科学、虐童等。故事通常以凶杀案为起点意外牵引出另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代表作有《宿命》、《回廊亭杀人事件》、《过去我死去的家》、《平行世界的爱情故事》等。在叙述模式上，作者一改前期简单的经典模式，尝试运用较为复杂的结构方式，例如《宿命》拥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和仓勇作的成长之路，一条是须贝正清的谋杀案。通过谋杀案件引出战后日本政府为培育间谍在人脑中安置金属以进行脑科学研究的故事，这项研究的被害者日野早苗是勇作和晃彦的亲生母亲，须贝正清正是想重新开启这项研究而遭到谋杀，这样的情节安排着实给人意外感。政府高层为一己之私轻视生命，给三代人带了了无法平复的悲惨记忆。小说将悲剧根源归结为滥用权力的日本政府，起到了揭露和批判社会的目的。作者没有将重点放在案件上，而是深入剖析导致案件发生的原因，有时甚至不涉及凶杀，例如《平行世界的爱情故事》。它通过独特的叙事视角营造悬念，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叙事，以“记忆”模糊或丧失为基点，将重点放置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以“关系”体现“人性”。这一时期东野的小说具有“新社会派”的特点，一方面他关注社会和人性，另一方面在叙事技巧上不断创新，运用了独具风格的双线平行交叉式的结构方式，为“写实本格派”风格的产生进行了成功的尝试性创作。后期1996年东野圭吾创作了《名侦探守则》和《名侦探的诅咒》。前一部用讽刺的手法颠覆“本格派”经典元素，用全新的视角设释了密室、密码、童谣、不在场证明、肢解等。在艺术手法上，小说营造出舞台剧的感觉，天下一大五郎和大河原警部两位主角在扮演侦探和警察角色的同时，他们会偶尔跳离故事情节发展，面对着读者展开像“相声般”的对话，这些对话不仅涉及故事的情节发展，而且常常借题发挥，评论当代推理作家和推理作品，有时甚至对它们进行一番讥讽。后一部以小说的形式阐释了自己的创作理论。天下一五大郎费劲心思追查的“密室谋杀”其实是门门被碰触后自己落下，凶手的足迹被连夜的大雪掩盖造成的，作品将许多偶然发生的事件与侦探“缜密”的逻辑放在一起，使推理显得荒诞可笑，东野用这种方式表达出对自己之前言论的质疑态度。在《名侦探的诅咒》中，作者对“本格派”的挪榆更加直白。小说背景被放置在未来世界的小镇上，“本格派”己经销声匿迹，主人公天下一五大郎批评本格派小说：“这种无聊、幼稚、非现实、不自然的东西”让他意识到真实性、现代性、社会性是小说的三大支柱，若非如此，将难以在今后的推理小说界生存。”东野圭吾借天下一五大郎之口表达了他对推理小说的新看法，他决定放弃“本格派”创作道路。天下一五大郎对“社会派”也有颇多异议，他认为松本清张的作品不再适合读者的口味是因为“表现方法的问题，即使使用同样地材料，烹饪方法不同，味道也各不相同。”在作者看来，“本格派”作品因为脱离现实会被时代淘汰，“社会派”表现手法落后，不再适应读者需要，真正优秀且适应时代需求的作品是既重写实又重手法的，于是他开创了“写实本格派”。在自己的理论指导下，东野的推理小说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几乎本本畅销，代表作有《恶意》、《秘密》、《神探伽利略》、《白夜行》、《预知梦》、《信》、《幻夜》、《圣女的救济》《湖畔》等。[6] 小说以九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东京、大阪两座现代化大都市为背景，将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案件经过艺术处理后融入小说内容，例如《白夜行》中的游戏卡带盗卖案，信用卡伪造案，信息犯罪案，《幻夜》中的珠宝抢劫案和《神探伽利略》中的科学犯罪案等，做到了“真实性”和“现代性”。其中《神探伽利略》是典型的理工科推理，全书共五个小故事，每个故事的开头，都是一副犯罪现场的画面。[6] 接下来，就轮到警察和侦探出场解密。 这本书的重点不在于动机，而是犯案手法，要么是高科技犯罪，要么就是一些不可思议的物理现象的变形体。[6] 识破犯案手法，罪犯也就浮出水面。 不过与美国刑侦剧那样完全使用高科技来追捕凶手不同的是，东野是运用逻辑推理及对人性的解剖来推导得出结论。在这期间，东野故事的中心渐渐转移。 与之前的推理小说不同，作者淡化谜团，淡化凶手的身份，把重点放在“犯罪动机”上，《恶意》在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凶手就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对犯罪动机含糊闪烁。在之后三分之二的篇幅里，“犯罪动机”成为唯一的悬念，将“人性”中深沉的恨意展露在读者面前，让人不寒而栗。2002年出版的《湖畔》也是如此，揭露凶杀案背后隐藏的动机以及批判日本社会家庭及教育方面存在的扭曲现象是东野的主要目的。 表面平静的四个小家庭，因为孩子都要考私立初中而集合在一起补习，在表面上的和乐底下却暗潮汹涌。 而为了孩子，父母也一再牺牲自己，甚至逾越道德的底线。另外，这部作品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任何出场人物的心理活动都没有描写。 包括中心人物俊介在内，作者客观公平地对所有的人物的言行进行了描写。 所以日本知名推理小说评论家千街晶之评价其“是作为一部舞台剧作品创作的”。东野在这一时期大量涉及社会和人性问题，从泡沫经济到阪神大地震，从家庭结构变化到女性地位提升，从青年道德滑坡到社会信任危机，九十年代日本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思潮变革几乎都能在他的小说中找到。“这些是人类永远需要关注的命题，永远不会过气”，将人的悲剧根源归结为社会和时代痼疾，东野的小说做到了“社会性”，俨然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社会的全景图。

关于研究小说人物形象的论文

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ca>

黄蓉啊.....小龙女啊.....大把的.去金爷爷的小说里找.

太多了吧黄蓉\小龙女都是啊还有,那个梅超风算不算

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的叙述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分析典型人物形象,一是通过人物言谈举止、衣着神态以及与其他人物关系的分析,把握人物性格及其与主题思想的联系,人物的性格特征是指在一定时代、社会、环境中人物所体现的独有的思想、品质、行为、习惯等方面的特征。概括人物性格特征应抓住言行心理等方面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