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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论文题目

发布时间:2024-07-07 04:43:50

曲艺论文题目

不好写的。。。

说唱艺术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可以比作一个树上上长出来的面包。很特别,但是比其他传统文化艺术(比如京剧什么的),更适应现代人的生活。

不好意思,你没留下邮箱,我直接发上来了。作为与希腊悲(喜)剧、印度之梵剧并列的中国戏曲,被世界公认为三大古老戏剧形态文化之一,中国戏曲形成于12世纪,虽较希腊悲(喜)剧和印度梵剧晚出,但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都早已在戏剧文化的流变中销声匿迹,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唯只中国戏曲却与时俱进,呈现出勃勃生机。究其原因,当与戏曲特殊的表现形态——戏曲的写意性有着根本的关系。戏曲的写意性集中体现为重神轻形,就是说戏曲的表达方式上十分重视情感真实的传达而对客观存在的生活原形(外形)则予忽略不计。自然,中国戏曲的写意性与西方艺术在总体上的写实性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反差毫无疑问是中、西艺术产生的人文背景不同之使然。不同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所创造的文化,便构成了那个民族的文化观念,文化观念即决定或影响到那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形态。换句话谈,中国戏曲艺术写意性的生成与发展,是与中华民族久远的历史文化的积淀相关联,也就是说,是民族审美哲学、思想的结果。那么,我们民族审美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这与我国古代关于对“形”与“神”的认识所形成的思辨形神观有关系,其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道家代表人物的老子就曾说“重道轻器”。道是指思想、观念形态的东西,器则指的是外在的物,如同《周易》上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稍后的庄子更明确提出:“形残而神全”,强调“神”的重要。“神”也就逐渐指从远古来的神秘的东西,而逐渐引伸为表达人的主观意志的“意”。庄子在其著作《秋水篇》,关于“意”有着生动而形象的描述:“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在意,得意而忘言……”,“意”由此演化开去,被推崇到十分重要位置,有所谓“得意忘象”(魏晋时期王弼),“得意忘形”,三国时荀或据此更提出“象外之意”,晚唐时司空图又提出“象外之象,味外之首”,发展到近代,提出“不似之似”、“离形得似”。明代大戏剧汤显祖更主张:“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极力反对“步趋形似”。近代的齐白石也就说“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凡此,无不都在强调意的重要,形的次要。这种强调意的重要的重神轻形哲学思想,就是在儒家和佛家也能共通,儒家重义轻利、佛家重精神轻物质,所以在儒释道三家合一中,重神轻形也自然融合一。因此,强调“意”的重要的重神轻形观,也便一以贯之到中国各门类艺术始终。自不待言,重神轻形的形神观也直接左右和影响着中国戏曲艺术,并孕育出写意性戏剧形态的生成与发展。然而,作为以视听感受的戏曲艺术,主要是以“形”示人,那么,在重神轻形支配下,其写意性的表现形态又是怎样在戏曲中得以贯彻落实呢?中国戏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经由着若干代戏曲伶人的创造实践,对“形”不是弃之不用,而是在形“意”为中轴的情况下,对“形”采取了大胆而合理的抽象或半抽象处理,产生出更具视觉冲击的“形”以期达到最佳状态的“立象以尽意”效果。归纳起来,其写意性戏剧形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夸张变形的写意处理。夸张变形的写意处理,主要是将外化的“形”,以抽象或半抽象进行造象,使新造的象处于“似与不似之间”。夸张变形的写意,大致有以下四种,即变形、略形、忘形、幻形。变形,即在原形上的夸张变化。如男角戴的髯口(胡须),不仅依人的想象有黑、灰、白、红等色彩的胡须,其形状且长而多。双更根据角色行为不同还分有三绺、互绺、一字、四喜等各种形状的胡须,更有某类丑角戴的“吊搭”,胡须是吊在下巴上的,这些长、大、多、奇并且有色彩的各类胡须,完全是人为夸张变形出来的,在生活原型中几乎没有,然而观众非但不予反感,还欣然接受,其根本原因在于这咱夸张变形的写意处理,是符合情理的,就是说只是在原形上的夸张变化,没太离谱,同时,髯口在仍挂在咀上,倘若挂在后脑勺上就有悖情理了。略形,就是略去“形”的某些部分,保留某些部分的写意处理,如有鞭无马,有桨无船。在观众眼里却对这种写意处理忽略不计,仍写有马有船。川剧《秋江》中艄公仅凭一桨舞蹈仿佛舟行碧波荡漾中,京剧《悦来店》十三妹的骑马出场,仅凭马鞭挥动,同样也似骑马疾行。忘形(也作离形),即全部舍去现实中的“形”,而以新的“形”代之的写意处理,这种“忘形”是以剧中人物情感为依托,精心设计、提炼出新的形象以烘托人物,如京剧《李慧娘》,则是以一个现实中完全没有的美丽的复仇女鬼出现的,十分感人,而这个女鬼形象是以离开真实的李慧娘幻化而来。这样的写意处理,恰较好地达到了“离形得似”的艺术境界。所谓幻形,乃指现实中纯然没有的极尽夸张抽象出来的形象,如《花田错》中刘玉燕与书生卞现偶然相遇,四目刹那间的偷视到愣视的特殊时刻,丫鬟春兰特以“挑视线”(即从刘、卞二人眼中仿佛抽出了眼线样)的写意性表演,不但取得类似影视中特写镜头的强化效果,更将三人的内心独白明白晓畅揭示出来,观众无不感到畅快、快意。二是时空上的写意性。这主要表现为在时间处理上的随意性和空间处理上的假定性。众所周知,作为舞台戏曲的表演最大的限制就是时空的限制。在时间上,一是不能超长演出,超长会使观众产生疲劳,而更重要的是戏剧情节的时间跨度的长短处理,若按真实的时间表现,则会让许多无关宏长的历时情节挤占有效而特殊的历时情节,作为叙事性的戏剧则会浪费时间作平庸的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中国戏曲在时间的处理上,采取了随意性的写意处理,让有限的时间达到无限的运用,如《武家坡》、《坐宫》中薛平贵、杨延辉离别18年的历程均用说唱交待清楚。又如演员在台上虚作打盹的片刻经抬头、操眼、伸腰表示天已大亮,甚或以鼓点示意天交三更或五鼓等,《伍子胥过韶关》,剧中伍子胥因愁不能过关,表演时即由原先的黑须发突变成白须发,即表明了一昼夜的时间跨度,也强化了伍的焦虑心境,在空间上的假定性写意处理,戏曲中更是比比皆是,《梁祝》中的“十八相送”,舞台上除梁山伯与祝英台外,别无一山一水的环境陈设,但梁祝二人仅通过在台上圆场的行动和说唱台词的交待,观众感到的是他二人依依不舍,相送了十八里,且这十八里路程中,真仿佛有山有水,有树有桥。《武家坡》王宝钏仅在台上躬身、伸腰举动即表现出了破窑的内外环境,《春草闯堂》四轿夫抬春草进京一场,轿夫完全以舞蹈表现出了上坡、下坎、涉水、过桥等不同环境,又如《徐策跑城》、《追韩信》等都是通过剧中人徐策提袍来回在舞台上的跑,肖何策马拼命地在台上“追”,仿佛就跑了追了若干地方,这些景随人转、景随情生的假定性写意处理,竟使方丈之间的舞台空间变成了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三是表演上角色化、程式化的虚拟性写意。戏曲中人物系由社会生活中人物进行归类提炼而来,带有较强的规定性,如京剧中的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社会角色,生指青年男子,旦指女性,净为有特殊性格和品性的男子,末为壮年类男子,丑一般代表善良、幽默、滑稽及奸刁小人等。在各类行为中双分为许多专行,不同专行分别有不同程式化的表演,这些表演集中表现为假定性的写意表演,如武将的“起霸”中整冠、束带、捋袖,表临陈前的整装厮杀。旦角的“整鬓”表女性恪守妇德的严装理容。还有些特殊性的写意表演,如“倒僵尸“,表示忧愤气绝。《上天台》中刘秀因酒醉错杀忠臣姚期及28功臣,悔恨交加,气绝休克,就以“倒僵尸”进行特技表演,川剧《白蛇传》“断桥”一折,小青见到许仙,怒不可遏,即以“变脸”(以几种着色的脸相出现)示意。除此还有许多程式化的虚拟性写意表演,如“圆场”“过场”表行动和时空转换“推磨”,表二人偶遇的交错审视(如(《乌龙院》宋江与阎惜姣的“推磨”表演)、“三笑”表特别的畅快,“甩发”表易性忧愤交加,频繁的“小翻”“翻出场”、“倒扎虎”表战场打斗激烈等,这些角色化、程式化的虚拟性表演,使戏曲表演写意性达到最大化。四是舞台美术上象征性的写意。戏曲的舞台美术主要包括有化妆、道具、服饰及舞台背景等,戏曲舞台美术的各个方面的设计与装置,也不是以写实为表现的,相反,它是以象征性为手段体现出写意性。如在人物造型设计的化妆上,虽人物有角色行为的规定,但这些规定性中的写意性却是以象征手法表现的,比如“脸谱和着装,以色彩的不同代表着善恶智勇贵贱等社会中人。”脸谱中,黑表刚毅,红表仁厚,白表奸诈,金表神仙,如包公、关羽、赵高及诸神仙等。在服饰上,皇帝贵为天子,则黄袍加身,五公卿相则衣金腰紫、蟒袍玉带以象征高贵富有,平民百姓多为青、兰、黑色,以象征其平凡、贫贱、低下。在道具上,如各类刀枪剑戟,都不完全生活化,而以装饰性的造型而象征之,另如火旗、水旗、令旗、车旗、云片等分别象征火、水、传令、车胄、云朵等传统戏曲的舞台不设置布景,主要以大、二、三幕的间隔以表示时空转换,或以蝴蝶幕象征公堂、绣房、殿堂等,在底幕处,多以麒麟、凤凰进行华美装饰,以象征吉祥福寿。这种象征性的写意处理,使观众仅凭直觉就能知道人物身份和戏剧敷衍的情节及其它气氛等。五是戏曲的简性的写意处理。中国戏曲夫论是剧情铺陈、人物及道具设置都作到十分简略,即所谓以少胜多、以一写十、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等,戏剧最大的弊端即以笨重复杂著称,而中国戏曲却以其简略性的写意处理则收到以少胜多的效果。如在剧情铺陈上,京剧《群英会》表现的是历史上曹操、孙权、刘备的赤壁之战,若大的时间、空间,若干人物竟相交织出没,但《群英会》略去了许多情节和人事,仅只用诸葛亮“一股风”、庞统“一条计”、周喻“一把火”就将赤壁之战敷演完毕,双如黄梅戏《夫妻观灯》出场只夫妻二人,但通过他二人在台上的唱、念、做,让观众感到的却是人山人海的观灯场面,戏曲舞台上的一桌二椅经挪移设置或表升堂、或表设宴、更还表山、表城等,不一而足,极其方便灵活又用途广泛。这种约简的写意处理,尤如柳宗元的诗《江雪》一样,仅一“雪”字让人感到“白茫茫的一片”,收到以少胜多的功效。戏曲的写意性还包括“意识流”的写意处理及诗化语言的写意处理,几乎涉及到戏曲的各个方面,十分丰富,也正是因为这一古代写意性的美学原则,贯穿于戏曲始终,才使中国戏曲这一古老的民族戏剧形态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而长盛不衰。

说唱音乐是曲艺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是说唱艺术的主要表现手段之一,也是区别各个不同曲种的重要标志。说唱艺术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们中的多数早期都是农民艺术。

由于曲种的流行地域不同、流传的阶层的审美观念不同,以及南北文化差异,就形成了南北说唱艺术风格上的差异。

少数民族的曲艺音乐具有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群众性、民族性。其中很多曲种是说唱本民族历史故事的,它的唱词往往就是史诗,唱腔吟诵性强,节奏鲜明而平稳,具有返璞归真的凝重色彩和恢宏雄浑的风格。

曲艺毕业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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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曲种的流行地域不同、流传的阶层的审美观念不同,以及南北文化差异,就形成了南北说唱艺术风格上的差异。

少数民族的曲艺音乐具有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群众性、民族性。其中很多曲种是说唱本民族历史故事的,它的唱词往往就是史诗,唱腔吟诵性强,节奏鲜明而平稳,具有返璞归真的凝重色彩和恢宏雄浑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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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艺术歌曲论文答辩题目

一、《长恨歌》之韦瀚章韦瀚章生于1906年,“1924—1929年于上海沪江大学研究教育期间,师丛王子桢,林朝翰,吴遁生等研治诗词,深得门径。”韦瀚章“自幼即爱好文学书画,并以歌词写作为一生事业,为新音乐歌词的开拓者,有“香水词人”及“野草词人”之称。” [1] 在黄自回国后进行音乐创作的八年中,韦瀚章与其共合作了13首声乐作品及一部清唱剧(据《黄自遗作集》目录统计)。《长恨歌》是韦瀚章唯一的一部清唱剧,在歌词的创作过程中,韦瀚章参照和借鉴了元曲《长生殿》和白居易的叙事诗《长恨歌》。后来的十段歌词系作者的百日积淀,亦是有感而发。每一乐章取用白居易的原诗句作为标题。黄自为这部清唱剧进行了音乐创作。韦瀚章对于他们之间的成功合作深感欣幸;对黄自的音乐创作水准尤其是词曲结合方面的造诣,其评价之高,殆无以复加。 二、《长恨歌》之创作背景 《长恨歌》写于1932年,当时,正值抗战前夕,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时,韦瀚章和黄自均为20多岁的热血青年。 据韦瀚章先生回忆:“1932年时的中国局势可说颇混乱,‘九 一八’与‘一二 八’事变后,大家的爱国情绪可说达于沸点,我们当时选取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并不是想针对某一个人,而是想指出政治不清明,就会引起民族灾难,------”“写作《长恨歌》的动机,一方面是因为音专教材的需要,一方面是受了当时当地,亲自体验环境所鼓起的强烈民族意识的激励------”“我们都希望中华民族文化能够继续发扬。”当时,黄自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完成了七个乐章,第四、第七、第九乐章------没有马上完成,料不到就此成了永远未完成的作品。”[2] 三、《长恨歌》之旋律艺术1、诗画般的意境《长恨歌》总长22 19 。最长的乐章是《此恨绵绵无绝期》4 ,最短的乐章是《六军不发无奈何》2 18 。无论结构大小,无论篇幅长短,《长恨歌》每一个乐章的音乐形象都很鲜明,很立体化。黄自尤为注重词曲的结合,他将歌词作为决定作曲家创作过程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把歌词中最感人、最细腻之处通过音乐用确切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我们看到,《长恨歌》的每一个乐章,都很完整很深刻地体现了歌词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及情绪情感。并且,由于黄自对古典文学,古典诗词多有偏爱,亦颇有研究,因此,在为古诗词或具有古诗风格的歌词(《长恨歌》)进行音乐创作的时候,他将歌词的节律及韵味表现得非常细腻,使音乐和诗词相互渗透,完美结合。在《七月七日长生殿》中,“秋入梧桐叶有声,银汉秋光净。”“两家恰似形如影,世世生生。”等乐句的旋律进行,基本上是按字行腔,与诗词的吟诵节奏极为吻合,届时,我们除了能够感受到结合得非常贴切的音乐之外,其曲作者的文学功底也显见笔端。 在注重词曲结合的同时,黄自也非常注重歌唱部分与伴奏部分的一体化,此举尤见《山在虚无缥缈间》。这一乐章的伴奏部分(弦乐组、竖琴或钢琴)并没有运用常规的所谓“伴奏”织体,而是强调了各声部的横向运动尤其是弦乐组各声部犹如合唱队的另外几个声部,无论是 还是 ,每一个声部单独拿出来都是一段非常优美的相对独立的旋律(见《山在虚无缥缈间》第1——20小节),钢琴和竖琴也是在一种淡雅,一种描绘性的织体中体现着音乐的内涵,在这一段中,乐队与合唱队化二为一,不见行迹。对比复调和模仿复调织体的运用,使我们真正领略了黄自成熟自如的多声音乐思维以及创作技巧。然而,各声部的相对独立势必削弱音乐的和声功能,我想,这也正是曲作者的创作初衷——此时所要表现的不仅仅是激情,而更多的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美学意境。2、娴熟的创作技法黄自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严格、系统的西方古典主义和浪漫派创作思想的教育和创作技法的训练。(他也“是我国第一位系统地传授欧洲近现代音乐创作技术理论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教育家。”)[3]尤其是勃拉姆斯对其影响很深,他曾撰文《勃拉姆斯》“介绍这位浪漫派作曲家的生活与性格,并论述了他的各种体裁的作品”。[4]在他的很多作品中(包括《长恨歌》),我们都会感受到他所承继的勃拉姆斯的创作风格及创作技法(如:动机的贯穿,不对称而悠长的乐句,半音变化等等),同时,我们也会很清楚地看到,在“继承与创新”这条路上业已形成的黄自特有的创作轨迹。1/ 、乐句、乐段的“不方整性”及旋律进行的“自由性”为了音乐与歌词(诗句)更好地结合,为了使音乐与诗句吟诵的自然节律更加贴切,《长恨歌》中,除了《渔阳鼙鼓动起来》和《六军不发无奈何》采用了进行曲体裁之外,其他几个乐章黄自都不同程度地(我认为是有意识地)表现出了乐句和乐段的“不方整性”,其主题的发展手法为:较多地使用节拍变换,每个乐句不同强弱的起与落等:《仙乐风飘处处闻》的A段为5+3+3+4+8的结构;《七月七日长生殿》的B段 S.声部的8小节的旋律,看似方整,但由于节拍的变化及弱起的乐句开头,故形成了类似“散板”的写法, T. 声部则是7小节不方整的结构;《婉转娥眉马前死》,这首两段体的女声独唱,基本属于“一气哈成”,由于音乐没有严格遵循三拍子的强弱规律(尤其是B段,频繁地变换节拍)而形成了一种较自由的乐段写法,削弱了节奏感,增强了叙述性,体现了“回肠欲断情难断,泪珠虽干血未干。”“两情长久终相见,天上人间。”的悲剧色彩;《山在虚无缥缈间》的A段是两大句加6小节补充的不方整乐段,B段是“一气哈成”的乐段,声部此起彼伏,直到最后一个字,才变成“同节奏”的织体写法;《此恨绵绵无绝期》的A段是四句的起承转合乐段。B段男声独唱的旋律为“一气哈成”。又是由于节拍的变换而使这两个乐段都有了不方整的感觉,旋律走向也倾向于“较自由”。另外,男声独唱的伴奏部分是一个“切分又三连音”的节奏,一直持续了8小节,表现出了音乐及情绪上的不稳定。2/ 、主题动机的贯穿、模进及半音阶的使用“主题动机的贯穿”作为从勃拉姆斯作品风格中所承继过来的创作手法,在《仙乐风飘处处闻》、《渔阳鼙鼓动起来》和《六军不发无奈何》中显得尤为突出:《仙乐风飘处处闻》,“三连音”的主题动机几乎贯穿全曲;《渔阳鼙鼓动起来》,A段的主题多次出现;《六军不发无奈何》,A段主题中的“音阶下行”式动机 贯穿全曲,并且伴奏声部多次出现这个动机的扩大形式,“后十六” 的动机多次出现,并在结尾处变化成“前十六” ,并用模进的手法将其重复,然后与A段的“音阶下行” 动机以紧缩和伸展的形态结束全曲。模进和半音阶的使用也是《长恨歌》的惯用手法:《仙乐风飘处处闻》,有主题动机的模进,乐节的模进:第16—17小节与第18—19小节 ,乐句的模进:第23—26小节 与第26—29 小节 等;《七月七日长生殿》,B段:第20—21 小节与第24—25小节 ;《渔阳鼙鼓动起来》,B段基本用模进的手法写成;《六军不发无奈何》,B段开始第,5—8小节是第1—4小节的上方二度的模进;半音阶的使用(《仙乐风飘处处闻》B段开始,A.和S.声部,《渔阳鼙鼓动起来》第22小节的伴奏部分——再现前等),使旋律增加了很强的色彩性和不稳定性,当然,这时的旋律风格往往是趋于“西化”的。3/、调式调性的运用《长恨歌》全曲(未完成版)共七个乐章,除了《仙乐风飘处处闻》和《七月七日长生殿》两个乐章之外,其余五个乐章都采用了小调调式(《山在虚无缥缈间》为羽调式),包括进行曲体裁的《渔阳鼙鼓动起来》和《六军不发无奈何》。将小调调式用在进行曲体裁当中,这在近现代中国风格的声乐作品中,还是很少见的。在这两个乐章中,随着音乐的进行与展开,激愤的情绪逐渐增加,表现出了对“只爱美人醇酒,不爱江山。”“好生生把锦绣山河让,乱纷纷家破人亡。”的那种怨恨。但是,由于小调调式的特点,我们更多感受到的还是一种、暗淡的色彩和悲戚的意韵。《山在虚无缥缈间》是《长恨歌》中唯一一首“纯民族化”的段落,从头至尾采用五声调式完成。旋律中(包括伴奏旋律)出现的两个偏音(第22小节的 a 、第28小节的g)恰恰是转调的地方:第22小节的a是“清角为宫”的转调(c羽调式—f羽调式),第28的g是“变宫为角”的转调(由f羽调式再回到c羽调式)。整个作品,主题构思个性鲜明,旋律走向细致、抒情,乐队与合唱队浑然一体,如临仙境。4/、复调织体的写作在《长恨歌》五个带有合唱声部的乐章中,对比复调织体和模仿复调织体是黄自所采用的主要复调写作手法。对比复调织体写作:《仙乐风飘处处闻》,“歌一曲”“舞一番”的句尾是长音的衬托,S. A .声部则用旋律的模进作呼应式填充;《七月七日长生殿》,第8—10小节在和A.之间作呼应式填充;《山在虚无缥缈间》,歌曲开始,在、的旋律下面,、作长音衬托,第一声部的 E一直持续了5小节;第29、30小节,弦乐声部作长音衬托,女声三个声部用模仿式的复调旋律作呼应式填充。以上复调手法的运用,使音乐皆产生了“静与动”的对比。模仿复调织体写作:《仙乐风飘处处闻》,第23—31小节,第38—48小节,采用的都是模仿复调织体,其中包括两个声部之间,三个声部之间及四个声部之间的自由模仿;《七月七日长生殿》,第10—12小节是同、A .之间的自由模仿,第30—36小节的男女声二重唱,是一段非常精彩的自由模仿,到第37小节变为“同节奏”织体。从重唱开始一直到结束,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五声性旋律,优美中略带一丝凄楚,如泣如诉,如怨如慕;《渔阳鼙鼓动起来》,在大篇幅的主调写法中,加入了一共11小节的、和、之间的自由模仿(第31—35小节,第53—55小节,第57—59小节),主、复调的写作技法在这里结合得非常巧妙,体现出了深挚的默契,既突出了“渔阳鼓,起边关”的主题,又表露了几许悲壮;《山在虚无缥缈间》,是女声三声部之间,乐队各声部之间,合唱队与乐队之间的自由模仿。这一段的特点是,“片段式模仿”——模仿主题只模仿开始主题的一部分,而后面的旋律则呈较自由的发展状态,与开始声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比;《此恨绵绵无绝期》,开始是四个声部的自由模仿(片段模仿),声部进行依次是:S. A. T. B. (第2—8小节),然后是S .A .和T. B. 之间的自由模仿(第10—13小节),之后,又是四个声部的自由模仿,声部进行依次是:T .A. S. B. (第14—17小节,与第2—8小节形成了声部进行的对比)。从“思重重”开始到本乐章结束,是男声独唱与合唱声部的“呼应填充”式的写法。《长恨歌》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用古典叙事诗的表述方法,用充满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旋律来进行演绎,使我们在感受黄自的创作思想和音乐魅力的同时,也从其创作技法的运用方面体味到了黄自文学方面的修养,性格方面的儒雅以及情感方面的本真。四、略带遗憾的“中西方音乐风格的结合”黄自在美国学习音乐的时间大概为三年(1926年—1929年)。在这三年中,西方音乐的知识结构以及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为他今后的创作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对他的音乐生涯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致形成了他整个创作思想及创作轨迹中的很重要的部分。回国后,作为一个爱国主义音乐家,他力图将所学到的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的民族风格相结合,在这方面,事实证明,他的尝试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是非常成功的。例如,歌曲《玫瑰三愿》《花非花》等,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再如,《山在虚无缥缈间》就“是用近现代专业作曲技巧创作的,纯粹中国民族风格的合唱曲的典范。”[5] 另外,在《长恨歌》的有些段落中,黄自的惯用手法如:“升高半音的旋律进行,增音程的旋律进行”等都使用得恰倒好处(《渔阳鼙鼓动起来》中,e和a的使用;《六军不发无奈何》中c 的使用,《此恨绵绵无绝期》中,第3小节和第7小节b和b的对比等)。但是,在同样是在《长恨歌》中,有些段落或片段还是存在“中西方”音乐风格不尽融合之处。例如,在《婉转娥眉马前死》和《此恨绵绵无绝期》两个乐章中:这两个乐章的写作风格比较相似,都是在旋律的进行当中突然出现调式外音:《婉转娥眉马前死》中第10小节的 V 级音,《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男声独唱部分(另外还有《仙乐风飘处处闻》中的第35、36小节,第52、53小节,《七月七日长生殿》中的第7、第8小节)等。突然的“调式外音出现”,势必造成“不明调性”(有些片段则似无调性)的游移,这种手法虽然增加了旋律及情绪的“不稳定感”及悲剧气氛,但是,这种旋律进行,在同已经出现或等待出现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其他段落结合的时候,就会有“距离太远,很难相融”的感觉,并且,有些旋律片段“入唱”比较困难。我个人认为,如果说《长恨歌》在音乐与歌词方面的结合是属于特定时期曲作者所凝聚的“高峰性”“思维”的话,那么,音乐中的某些段落及片段在“中西方”音乐风格的结合上则略显牵强——这大概是黄自在留下了大量的极宝贵的音乐创作财富的同时,也留给后人的一些启迪与思考吧。黄自曾说过:“作曲家作一曲,必定有所感于心故发为音。”[6]由此可见,黄自的音乐是带有很强的主观意识的。爱国激情也好,爱情颂歌也罢,总归是一个人独特的精神世界的流泻与栖息,是真情的抒发,也是其“意志的表现”(引号内为叔本华语)。清唱剧《长恨歌》自1932年开始创作至1933年首次公演,距今已有70年的历史了。70年来,《长恨歌》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受了不同时间,不同时代的考验;70年来,《长恨歌》有过辉煌,也有过沧桑(黄自本人及他的其他作品也是一波三折,几起几落),然而,这并没有影响黄自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及创作技法在后辈同行中以及在中国音乐创作领域中所起到的或“潜移默化”或“一发破地”的推动作用。《长恨歌》——这部集诗、画于一体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创作史上的佳作,将会以其独特的魅力继续她的里程与贡献。注释:[1]、[2]引号内引自《音乐理论创作参考材料》——中国音协理论创作委员会编1979年12月。[3]《回忆黄自先生》贺绿汀,《乐坛》1983年第8期第2页。[4]《黄自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钱仁康,《音乐研究》1958年第1期第17页。[5《黄自遗作集》序 贺绿汀 第3页。[6]《对黄自美学思想的再认识》巩小强,《人民音乐》1988年第6期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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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文化论文

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关于民族音乐与传统文化的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论文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你写论文时总是无从下笔?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民族音乐与传统文化的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民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就产生了原始的歌舞和歌曲,到殷周奴隶主统治的时代,音乐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音乐不断得到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音乐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力量、幻想和追求。

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是根植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独特的民族音乐。

中国民族音乐基本上由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四部分构成。

宫廷音乐:一部分是典制性音乐,如各类祭祀乐、凯歌乐、朝会乐等;另一部分是娱乐性音乐,如各种筵宴乐、行幸乐。这两大部分音乐体现了宫廷贵族文化的两个侧面,一是皇权至上自我形象的塑造,二是贵族阶层的精神享乐。

文人音乐:文人音乐包括古琴音乐与词调音乐,它与书、绘画、诗词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人文化,琴、棋、书、画,琴居首位。古琴音乐追求的是超尘脱俗的意境天人合一的思想,“清、幽、淡、远”的浪漫色彩,这种音乐最符合封建社会的“中和”思想,成为古人修身养性,塑造人格的最好手段。

宗教音乐:

一、体现了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特点,佛教、道教、萨满教,在各自的文化基础上宗教音乐各有特征;

二、外来的宗教带来的外来音乐和乐器不断与本土音乐的融和;

三、较浓的民间风格,大量的宗教音乐以民间歌曲为基础加以改动使之仪式化、教仪化。

民间音乐:民间音乐分为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以综合艺术为主。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独特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体裁、形式、风格、内容,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基础。它的特点是:

一、丰富性:中国土地辽阔,民族众多,民间民俗千姿百态,形成了品种繁多的民间音乐。至今已收集到的民歌约有30万首左右,独奏、重奏、合奏乐曲不可胜数;民族乐器约200余种;中国的民族曲艺约200多个曲种;戏曲约有360多个剧种。曲艺和戏曲都是综合性艺术,音乐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各剧种、曲种特征和风格的主要体现者。至于这众多剧种曲种中丰富多彩的剧目、曲目,声腔、板式、曲牌、行当、流派、唱段、文武场音乐等,更是无法记数。

二、不确定性:民间音乐一般为口头产生,口头传授。口头发展使民间音乐更具有不确定性、变迁性、创新性、即兴性。

三、通俗性:民间音乐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音乐文化,它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抒发了他们的感情,表达了他们的意志和愿望,更具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色彩,更贴近广大劳动人民,并为他们所接受和喜爱。

四、实用性:许多民歌还未完全摆脱实用功能的原始形态,如各类劳动号子仍具有实用性和表现性两种功用。它的表现性在于用艺术形式反映劳动者的力量、态度、志向和审美情趣,它是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直接反映。

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它又以其独特的功能作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即“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崇仰创造万物的大自然,又重视人的内心体验,而音乐的产生正是源于人心对大自然的感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记》)古人认为“音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

音乐不但是由人们对大千世界感悟而产生,而且还能反过来调整情绪,调和人心,使人与人的关系达到协调和平,“七情不能自节,待乐而节之,至性不能自和,待乐而和之”。(《欧阳文忠全集》)在重视道德的封建社会,儒家利用音乐塑造理想人格以达到儒家学说中的核心“仁”。儒家代表人物孔子认为人的全面修养不能缺少音乐,孔子对平和优美的《关雎》大加赞赏。孔子曰:“《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而对激烈抗争的郑国民间音乐却强烈反对。孔子曰:“放郑声,郑声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不仅起着塑造人格的作用,还有安邦治世的功能,《吕氏春秋·适音》曰:“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礼记·乐记》曰:“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中国封建社会的巩固发展主要依赖于“礼乐”制度。儒家便是“礼乐”制的倡导者。“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是指宫廷雅乐,它的实质功能是对“礼”的辅佐,把最具震撼人心的音乐形式与礼法结合在一起,其渗透力和凝聚力是强大的。

孔子对音乐的内容与形式是非常重视的,它赞美古代乐舞《韶》乐对舜仁德文治的歌颂及《九辨》完善的艺术形式。《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评价《韶》乐尽善尽美也。而对周朝乐舞《大武》的艺术表现形式给 以高度赞扬外,对其表现周武王伐纣灭商的战争功绩的内容却给予批评:“《大武》尽美未尽善也”。

民族音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还表现出它与传统文化互相交融、互相联系、共同发展、共创辉煌的主要特质。

中国诗词,声调音韵抑扬顿挫,在平仄交错中形成音乐的旋律之美,而诗词不同长短句组合,各种格律的运用又显示了音乐节奏之美。

中国的书法艺术中无论是龙飞凤舞的墨迹,还是书者瞬间的节奏运用的律动感都是有音乐灵感的精神气质。

中国的绘画,“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绘画思想,清晰的线条、造型,清淡的色调意境,显现了音乐流动的旋律美。而中国的舞蹈、戏剧更是与音乐结合为一体,形成了大型的综合艺术。

我们抛开技巧性、技术性把中国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层面来审视时,我们就会发现民族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画面,透视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情感世界和人文精神。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的起源 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更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以中国艺术歌曲为主题的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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