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学刊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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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甲午战争。日本侵华重大历史事件中有三件特别重大，与此相对应，日本侵华史研究中有三个大热点:甲午战争是第一件，甲午战争史研究是第一个。 甲午战争是远远超过侵台之役的一场大规模的日本侵华战争，有的历史学者把它与1937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列为同一级别，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而将后者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的研究是比较有基础的，近20年来又取得明显进展，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论文从揭示日本在战前的侵华活动、战争准备，剖析战争的起因，到研究《马关条约》及其重要条款等等，涉及这一战争过程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如陆方、宋德玲的《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傅玉能的《论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前日谍在华活动述论》(《晋阳学刊》1987年第4期)、郑瑞侠的《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舆论及情报准备》(《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金基凤的《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郭惠青的《试论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刘亚夫、赫崇旺的《甲午中日战争原因浅析》(《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5期)、南昌龙的《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中的阴谋活动》(《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3 期)、丁名楠的《略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李文海、康沛竹的《甲午战争与日本间谍》(《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张浩的《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间谍》(《军事历史》1995年第3期)、韩行芳的《甲午旅顺大屠杀有关问题浅探》(《辽宁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孙克复的《旅顺大屠杀惨案新证》(《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关捷的《日军旅顺大屠杀新论》(《呼兰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崔王的《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潘家德的《试论中日<马关条约>赔款的影响》(《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5期)、张英莉的《甲午战后赔款与日本的“战后经营’，》(《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1 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赵福超、白陀碧的《福泽谕吉与甲午战争》(《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6 期)、王文英的《试论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政治和国民意识的影响》(《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等。1984年在威海举行的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1994年在同一地点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都提出大量论文，会后分别结集为《甲午战争90周年纪念论文集》(戚其章主编，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和《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戚其章、王如绘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里面都有若干文章较多地论述日本的侵略。有的专门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出版过个人论集，主要有孙克复的《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辽宁大学科研处1984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其姊妹篇《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要的甲午战争史专著有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甲午战争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二人主编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孙克复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4本书可以说构成一套辽宁学者编著的甲午战争全史。继此之后，山东的戚其章出版了《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两者构成另一部甲午战争全史，这部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甲午战争成果的结晶，也代表了当前我国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整体水平。 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一场战争，但谈这场战争决不能仅谈中日，还必须谈到朝鲜，朝鲜是甲午战争一个重要因素:战争是因朝鲜而起的，在朝鲜爆发的，然后又有一些激烈的战斗是在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结束战争的条约第一款就是关于朝鲜，如此等等，可以说朝鲜是甲午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有一些论文阐述这方面的问题，如南昌龙的《甲午战争与朝鲜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张恒礼的《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安徽史学》1993年第2 期)、张振鹍的《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此文收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一书时题目改为《甲午战争一一一场东亚地区性战争》)等。与此有关还出版了两本专著，即戴逸、杨东梁、华立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及王如绘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者涉及面较宽，后者在主要利用中文资料的基础上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个朝鲜因素，是一部颇见功力之作。朝鲜之所以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因素，根源于中国与朝鲜间长期存在的“宗藩关系”，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问题，但迄今对中国学者多少还是一个禁区，在各种论著中往往只能点到为止;倒是一位韩国留学生金在善的一篇硕士论文《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1期)，简要而无所回避地研究了这个问题。 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国、日本及整个远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日关系、欧美列强与中国的关系、与日本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在远东的相互关系的新调整。有的学者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调整了对华策略，丁名楠的《甲午战争到日俄战前日本对俄决战“国策”指导下的侵华策略》(《东岳论丛》 1981年第5期)论述了此时日本对清政府及清统治者的种种“亲善”及拉拢等活动。 关于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参加对中国的侵略的研究，有王魁喜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侵华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俄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等等。 甲午战争后十年日本在我国领土上掀起了一场对俄国的战争。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间的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站在对立的立场同时侵略中国、相互争夺中国的土地和利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战争以前，日本与俄国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所谓“满鲜问题”)发生尖锐矛盾;战争以后，日本大力巩固并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所谓“满洲经营，，)，并走向与俄国勾结以共同抵制美国。对这一段复杂变幻的国际关系中日本侵华的种种活动，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了考察、探索，如研究日俄战争前及战争中的情况的有关勋夏、万安中的《试论日俄战争前俄日对中国的争霸》(《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董小川的《“满鲜互换主义”试析》(《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刘永祥的《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张志强的《日俄奉天会战对沈阳之劫掠述实》(《辽宁师院学报》1983年第5期)、马赫的《日俄战争及其争夺抚顺煤矿的真相》(《社会科学通讯》1983年第4期)。赵云鹏的《关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若干问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揭示日本在对俄战争胜利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的情况及订约后日本的种种违约侵权行为。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扩张，有王贵忠的《中日安奉铁路交涉》(《沈阳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 4期)、王永涛、李莉的《安奉铁路交涉始末》(《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佟静的《略述中日安奉铁路纠纷之始末》(《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第4期)、高永一的《“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等。关于日本为巩固、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而发生的对美斗争、对俄勾结，有陶文钊的《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1905-1910)》;（《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石楠的《美国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约的签订》(《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余绳武的《关于第三次日俄密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学良的(《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时中美与日俄间的政治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等。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顷刻间清王朝被推翻。这时，由日本在华浪人出面，在军部一些激进侵华分子的支持下策划“满蒙独立”，王树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首次尝试一一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对这件事做了详细的探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得到“天赐良机”在中国推行大侵夺，由此出现了4年多日本在华势力的大膨胀。这期间的主要事件有:出兵山东，与德国交战(这是日俄战争10年后又一次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战争)，夺取利权;提出“21条要求’，;以对华借款及订立军事协定以控制中国。这些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发表了许多论著，有周武、陈先春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华政策》(《史林》1992年第3期)、黄尊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的侵略》(《齐鲁学刊》1984年第3期)、》《1914年日军在山东的不法行为述论》(同上，1995年第6期)、《1914- 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同上，1994年第6期)、宋志勇的《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军政殖民统治》(《抗日战争研究》 1998年第1期)、黄尊严、王涛的《日德胶澳之战与中日“行军区域”问题交涉》(《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米庆余的《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 的背景》(《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郎维成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二十一条要求》(《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崔丕的《也谈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龚炳南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碟的时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赵映林的《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民国春秋》1993年第3期)、章伯锋的《西原借款”与日皖勾结》(《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裴长洪的《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同上1982年第5期)、《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赵占伟的《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李永昌的《关于1918-21年中日“共同防敌”问题》(《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2期)、张惠芝的《浅析<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出笼和实施》(《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一战期间日本侵华的许多活动都是通过同皖系军阀的勾结而实现的，日本与皖系军阀的关系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勾结的典型。关于这个问题，章伯锋写过专文《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后来又发表专著《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对双方的关系做出全面的论述。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随着日本学术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折的存在，中国史学界有人就此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一些文章，大多辑入《田中奏折探隐集》(刘建业、高殿芳主编，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书中还辑录了蔡智堪、王家祯以及台湾、日本学者的一些文章)。另外还有云章的《田中奏折确有其事》(《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沈予的《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中国学者们大多肯定田中奏折的真实性。笔者对这个问题未做过专门研究，不敢妄评孰是孰非，但总觉得蔡智堪所说打入日本皇室书库抄录田中奏折的情节有点玄乎。也许这个问题要等皇室书库对外开放才能真正解决。 关于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及制造济南“五三”惨案，有查建瑜的《济南惨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徐梁伯的《日本出兵山东的动因初探》(《江海学刊》1985年第6期)、李家振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人数浅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6期)、李家振、郭墨兰的《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专著有李家振的《济南‘渗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二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第二个大热点。近20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此事件的文章之多难以统计，文章的内容从这次日本侵华事件的前因到后果，旁及有关人物的研究，几乎包罗无遗，如胡正邦的《论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一一九一八事件的由来及其后果》(《思想战线》1983年第4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论》(《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林和生的《略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杨小红的《论皇姑屯炸车案与“九·一八”事变的因果关系》(《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史桂芳的《“满蒙危机”论与九一八事变》(《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包奕诚的《论日本经济危机与九一八事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董谦、林谷良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何华国的《浅析“九一八”事件的经济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王玉平的《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黄耀慧的《中村间谍案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任永祥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郎维成的《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界历史》1985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锦州及辽西地区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 1期)、尹正萍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罪加一等》(《军事史林》1995年第9期)、孔经纬、王连忠、孙建华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官僚资本的侵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曹必宏的《“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强掠东北海关述略》(《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珊的《石原莞尔的侵华思想渊源》(《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6期)、赵东辉的《“石原构想”探析》(《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汪澎澜的《日本民间右翼团体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活动述要》(同上1997年第4期)等等。1991年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中辑录了大量有关“九·一八”日本侵华的文章。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专著，80年代有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著《“九·一八” 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1年“九·一八”事变60 周年之际，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九·一八”事变丛书》(包括资料书)，共六部，即林声主编的《“九·一八”事变图志》，马越山著《“九·一八”事变实录》，谭译主编的《“九·一八”抗战史》，顾明义、张德良、杨洪范、赵春阳主编的《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省档案馆及辽宁社会科学院编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一一满铁秘档选编》。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赵冬晖著《“九·一八”国难史》。另有郭大钧、张北根著《勿忘“九·一八”一一柳条湖事件前前后后》(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出版。“毋忘国耻历史丛书”之一) 等。 与“九·一八”密切相关的是“一二八”。关于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的研究，有毕永正的《上海“一二八”事变起因新探》(《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7年第1期)、翁三新的《“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线一一日僧事件”真相》(《上海党史》1992年第1期)、陆伟的《日本在沪资产阶级与一二八事变》(《上海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等。许多研究“九·一八”的论著都连带涉及对“一二八”的研究。 “九·一八”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有两个发展:一是占领我国东北，组建伪满洲国;一是由关外向关内推进，阴谋分离华北。伪满洲国的存在实际上是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的一种形式，正如同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台湾的直接统治是另一种殖民统治形式。本文不拟具体介绍这两方面的研究情况，只想指出:已出版的有关伪满史专著中比较有分量的有两本，一是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张辅麟合著《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1991年大连出版社修订本)，一是解学诗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已编辑出版两本《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第二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各收录有关论文30多篇。1996年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东北沦陷史研究》，其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的殖民统治，此刊物已出版多期，发表了不少有关研究成果并不断提供有关的学术信息。 日本由关外向关内的扩张，以1933年侵占热河、发动长城之战为始，逼订《塘沽协定》;进而以冀察为重点，策动华北“自治’，，订立所谓“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制造华北特殊化，等等。关于这一系列侵略活动的研究，有张雅丽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 1988年第5期)、张洪祥的(《塘沽协定>与冀东匪祸》(《党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刘国新的(《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封汉章的《略论“华北自治运动”的起点》(《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邵云瑞、李文荣的《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熊宗仁的《“何梅协定”之辨析》(《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郑玉纯的《从 “华北五省自治”策划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始末》(《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5期)、封汉章的《试论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姚洪卓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分离活动》(《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3期)、刘国新的《七· 七事变前日本的“内蒙工作”及其失败》(《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单冠初的《日本帝国主义是策划侵绥事件的主凶》(《上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前面提到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论文集中收录了若干篇有关此一时期日本侵华政策及活动的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专著，有马仲廉的《“九·一八” 到“七·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主要叙述抗击日本的侵略;张篷舟主编的《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一卷 (1932-1934年)、第二卷(1935-193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大事记散述这6年间的日本侵华情况。 以“七·七”事变发端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三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的第三大热点但这方面研究情况的介绍不属本文的任务。 近代史上70多年间的日本对华侵略触及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经济侵略与掠夺是一个重要方面。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当的成果，约略概括有如杜询诚的《旧中国的中日合办企业》(《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日本在旧中国投资的几个特点》(同上1984年第7期)、朱婷的《论近代日本对华纺织资本输出》(《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郑会欣的《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黄明华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鸦片侵略》(《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李秀石的《日本对我国东北经济侵略和掠夺政策的变迁及其实施》(《史林》 1986年第2期)、郑文云的《略论东北沦陷时期殖民地经济的特点》(《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刘万东的《1905-1945年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傅波的《抚顺煤矿案中日交涉始末》(《抚顺社会科学》1986年第1-4期)、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张传杰、孙静丽的《日本对中国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世界历史》 1996年第6期)、饶野的《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宋承荣、张庆山的《日本殖民渔业对旅大水产资源的独霸和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高乐才的《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东北师大学报》 1997年第6期)、张丽波的《简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入侵》(《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冯敏、蓝海的《试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求是学刊》1997年第1期)、邓鹏的《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始末》(《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11期)、黄耀慧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蒙古东部地区移民侵略一一以科右前旗哈拉黑乡为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邵会吉的《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东铁路”始末》(《历史教学》1988年第9期)、郭洪茂的《日本收买中东铁路浅析》(《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熊达云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经济扩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王同起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姚洪卓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纺织工业的兼并》(《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郑会欣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丁则勤、王美秀的《论华北事变前后的冀东走私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张祖国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苏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经济侵略活动初探》(《上海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车维汉的《日本八蟠制铁所侵掠大冶铁矿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等等。与大量的论文相比，日本经济侵华方面的专著太少了，杜询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不中。 说到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们不能不想到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本应是一个经济机构，但它自1906年成立之日起其活动很快就超出铁路及经济的范围，它在日本侵华中作用太大了，自然成为学者们着力研究的对象。近20年来这方面的论文可举出阎伯纬的《历史上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述》(《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苏崇民的《满铁史概述》(《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庞慧茹、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张祖国的《满铁与日本对我国东北的资本输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尉常英的《略述“满铁抚顺附属地”的形成》(《抚顺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孙乃伟的《略述满铁奉天附属地的建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树纯的《“七七事变”前满铁对华北的侵略活动概述》(《天津档案史料》1997年第1期)、杨韶明的《满铁初期的调查机关及其活动概述》(《东北沦陷史研究》 1997年第4期)、祁建民的《满铁经济调查会: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智囊”》(《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刘永祥的《满铁情报调查机构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高乐才的《满铁调查课的性质及其侵华活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崔艳明的《满铁调查与日本全面侵华》(《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等。

布姓起源（1）《风俗通》载，战国时赵国有布子，为西北羌族人，善相马。（2）唐朝时西域龟兹国王姓布，名失毕，其后有布氏，随着民族的融合，布慢慢成了汉族姓氏。（3）少数民族姑布氏、布尼氏所改。（4）土族索卜人，土语称“苏胡”，取其尾音谐“布”或“卜”为单姓。（5）秦朝的时候，北方战乱频频，很多为避兵灾逃难到岭南地区，其中佛山是他们其中一聚居地，怀着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他们遂以“鸡”、“田”、“老”、“布”为姓，寓意封衣足食，生活无忧。 迁徙分布布姓是我国稀姓，分布却很广。天津武清，山西太原，河北景县、涉县、辛集、获鹿，辽宁清原，新疆塔城、布尔津，广西田林，广东新会，四川合江，云南邱北、马关等地均有。汉、苗、藏、土、达斡尔族有此姓。据佛山洗氏家谱（佛山大族的家谱）记载，佛山鹤园街很久以前应该叫布里或布地，估计应该是以前布氏族人聚居的地方。另据分析，“布”是古代百越族人的姓氏，百越族广泛分布于广东广西一带，属于“土著”，只不过由于战乱或其他原因而改过水上生活，所以应该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过着陆上生活的。

梁启超在爱国救亡中的报刊活动及特色 作者：管艳霞文章来源：傲视传媒网浏览：394 次 中文摘要：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在爱国救亡的过程中，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该文分析了梁启超在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的报刊活动，并总结了他在办报活动中体现的六种特色：形成时务文体；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近代宣传启蒙思想的先锋主力，为了救亡图存，发起参与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民主化现代化运动。在追求民主化道路中，梁启超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他的报刊活动不仅推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而且对社会起到思想启蒙和教育的作用，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 梁启超在各个时期的报刊活动 (二)戊戌运动时期 梁启超为推行变法，先行办报制造舆论。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他主编的近代中国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在京城引起轰动，“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①，后被查封。梁启超看到了报刊的巨大作用，“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②。梁启超又《时务报》为中心，宣传维新变法。数年之后，梁启超不无得意地回忆道：“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③自《时务报》创办至1898年3月梁启超在《时务报》论说中居于核心地位。他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以《变法通议》一文最为著名，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维新思想文化运动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二)启蒙运动时期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主办的报纸是《清议报》、《新民从报》和《时报》，其中尤以《新民从报》影响最大。 1898年12月23日，他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倡导民权，启发民智。《清议报》言论思想内容中的进步与落后交织、积极与消极并存的状况，伴随着该报始终。它反映出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此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1899年康有为赴加拿大后，梁启超冲破了康有为的束缚，他在《清议报》上大力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攻击西太后及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保皇党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以梁启超为首的叛逆集团，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排满”、“革命”的维新派人士。但多数爱国华侨对革命尚缺乏明确认识，保皇维新的主张仍有很大市场，梁启超对以往的主张产生了怀疑，康有为又以师生之情感化他，梁启超那股革命热情逐渐淡化，从革命又变为保皇。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及其师康有为的多方掣肘，使他无法迈出革命的一步，最终还是回复到保皇的轨道。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办起了《新民从报》。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大力鼓吹民权、共和、革命和破坏，并且大量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涉及到西方人物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等近百人。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中，进行国民启蒙，提倡改造国民素质。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毛泽东、郭沫若、胡适等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颇有启迪。美国之行后，思想言论大变的梁启超不再谈种族革命，宣布与共和长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猛向前发展时，《新民从报》的宣传方针和内容不断发生变化和倒退。1904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发表了《新民说论私德》，公开反对革命。后来梁启超又在《新民从报》上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新民从报》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此外，梁启超还主持创办了其他一些报刊。1903年，他创刊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大部分用白话文写成，发起“小说界革命”，成为中国近代新体小说的开创者。次年，他在上海创办《时报》。《时报》版式新颖、格调高，内容丰富，注重新闻时效和时事评论。 (三)立宪运动时期 立宪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宪政启蒙时期，是新民启蒙运动的发展。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梁启超在这次办报热潮中仍是独领风骚，主持创办的《政论》和《国风报》等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立宪报刊。《政论》于1907年10月创刊于日本东京。该报以政论为主，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建议建立国会制度，实行地方自治。1910年，他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该报大力宣传宪政理论知识，仍倡议速开国会，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 这时期，梁启超充分利用报纸，把握舆论导向，一方面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使中国的新闻事业迈向新阶段。 (四)护国运动时期 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请梁启超当总撰述。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发表揭露二十一条要求的文章，警告日本不得乘人之危，他的言论唤起了同胞正视日本的阴谋诡计。该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标志着梁启超从“联袁拥袁”最终走向了“反袁讨袁”，吹响了护国运动的战斗号角。在护国运动时期，《时事新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初创时主张保皇，后来又鼓吹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 从反袁世凯宣言书到各种护国的对外文件，梁启超的笔时刻指挥运动的进程，推动运动不断深入。在全国掀起反袁大浪。他最重要的功绩在于广泛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新思想，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五)五四运动时期 梁启超等进步党人1916年在北京创办《晨报》。该报以揭露军阀专制、官僚卖国为宗旨，并时常抨击执政的北洋政府。《晨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决定交付日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在五四运动中，《晨报》对学生的爱国活动作了大量的集中的报道，充分发挥了新闻在爱国运动中的作用。1922年梁启超告别报坛后，企图从旧学中寻求救世良方，然而刚好和勃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 坚持改良，反对革命，是梁启超一生基本的政治主张，晚年也不例外。时代在发展，而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决定了他对新时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工农运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共产党以及第三国际等，都必然持对抗态度。 二、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特色 梁启超从《时务报》起，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梁启超自己总结说：“启超素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致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为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这种文体的特点是：一是“纵笔所致不检束”。即要求摆脱各种古文义法的舒服，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实行文体上的大解放。这是因为梁启超等人的政论文章，宣传的是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和各种新颖思想，为实行政治改革摇旗呐喊。而且报纸这种大众传媒改变了文化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的空间分布和社会层面。因此，旧的表现形式不仅无法容纳新的内容，而且也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这就要求彻底摆脱桐城派古文、八股文的僵死文体的束缚，应于时势，用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 其二、“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即要求文章的语言浅显流畅，明白通晓，屏弃矫揉造作、艰涩古僻的文字，同时又允许根据内容的需要，使用俗语、韵语及外来的词汇、句式和语法来论证问题、说明道理。这是因为梁启超等报刊政论家，在自己的刊物上向读者介绍了大量的有关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引用了大量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名词术语。对于这些外来的新鲜东西，不能削足适履，只能兼容并包，允许它存在。既然如此也就只能打破陈规，采用能够和它的极其丰富、广泛的内容相适应的表现手法了。 其三，“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即要求文章层次清楚，逻辑行强，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说服，进而接受他们的主张。他写出来的文章感情充沛，气势磅礴，自由放纵，不拘一格，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提倡和推行全面现代化的人，是最重视人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全面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和思想道德等的各个方面，既有社会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而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二十年间一系列政治、思想、文化现代化运动的主将和推动者。他掀起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创了以报刊实行广泛社会教育的先河。 在维新运动中，他不仅要变法，更重视宣传变革思想，以启迪民智、绅智；立宪运动中，他鉴于国民缺乏宪政知识，大力宣传有关知识；护国运动中，他通过报章阐述法的重要性，明确应具有的权利和尊严。而梁启超在宣传新思想、建设新文化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三)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 梁启超主张在发扬本国学术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他的学术研究活动与报刊活动紧密结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1899年以前，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弘扬今文经学为主，在《时务报》时期开始编辑西方知识。第二阶段为1899——1907年，《清议报》和《新民从报》期间，以介绍西方学说为主，包括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等人的政治学，达尔文、颉德的进化论，以及其他西方哲学、经济学等，同时基本完成了中国史学、法学、小说、诗歌等方面的理论研究。第三阶段为1908年——1919年间，以政治宣传活动为主，结合政治需要进行学术研究，完成了宪政学、财政学、推行货币学、方志学等方面的研究。第四阶段为1920——1928年间，引进西方大量原著和聘请西方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同时集中精力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取得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引进西方大量名著的同时，对中国古典经籍作了许多总结性开创性的研究，其成果之丰硕琳琅满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中最有影响者为《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佛家研究十八篇》、《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等。 综观梁启超学术研究，他是中国几千年来旧学的总结者，中西结合新学时代的开创者，可称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大多具有较高的价值。 (四)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 梁启超一生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是由改良派到保皇派的转变；一是由拥袁到反袁的转变。梁启超的这些变化可以从一些报刊中反映出来。从创办《清议报》到《新民从报》停刊的10年中，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从维新到革命，从革命变到保皇，又从保皇变到立宪。这些转变都清楚地反映在上述报刊的文字中。梁启超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反映。梁启超一生善变，但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救亡图存的理想始终没有变，只是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五)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尤其是《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刊物，如《国闻报》、《湘报》等二三十家报刊先后面世。在维新报刊外，大量的时政刊物，重庆的《渝报》、成都的《蜀学报》、广州的《岭学报》、福州的《福报》、桂林的《广仁报》、上海的《富强报》、《东亚报》、《求是报》等，此时也纷纷创刊。各类综合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及文摘性报刊，这时也不断出现，其中既有日报，也有旬报、月报，形成一股红红火火的办报热潮。如妇女报《女学报》，晚报《上海晚报》，译报《译书公会报》，文摘报《集成报》。《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最早的白话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先后问世。以上海为中心，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由著名文人李伯元、吴跃人等主编的小型文艺报刊，其中有《指南报》、《采风报》、《笑报》和《趣报》。 六、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梁启超以报刊为阵地，推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近代民主政治宣传上，他既狂热鼓吹革命共和，又一变而为君主立宪的旗手。从理论宣传及社会实践上，他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倡导者，是中国追求民主实现的先行者。 他认为办报是强国的手段，把报馆作为治之具，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而在近代社会为其他国家报人所普遍看重的经济功能、娱乐功能则被明显忽略。所以如此主要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刚刚起步，对经济信息和广告推销的需求还比较少，报业的经济特性尚未充分显露，而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维新变法的迫切需求，当然使报刊的政治功能得以强化。他主持的报刊多以政论为主，新闻报道未能成为报刊的主角；即使新闻报道，也成为发表政见的工具，或夹叙夹议，或使用编者按语，寓评论于报道之中。梁启超还提出了利用报刊“制造舆论”的口号。在梁启超看来，事实为传达观点服务，只要实现了自己的意旨，新闻真实与否无大局。在梁启超之后，随着阶级、民族斗争的深化，报刊经常作为党派斗争、阶级斗争的舆论工具，教化民众、指导工作的职能不断得到强化。 [注释]： ①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②梁启超：《在报界欢迎会演说词》，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5页。 ③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文集》之六，第52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参考文献： [1]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11月。 [2]董方奎：《旷世奇才梁启超》，武汉出版社1997年10月。 [3]黄敏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 [4]胡文龙等人著：《新闻评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 [5] 《从梁启超的报刊实践看其“善变”与“不变”》，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5期，2000年10月。 [6] 《梁启超与〈时务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1998年9月。 [7] 《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历史观照与反思》，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6期(总第143期)。 [8] 《世俗化的理想与理想化的实效——浅析梁启超前期报刊文章盛行的原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9] 《略论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学术论坛》，。 [10] 《维新志士与近代报刊发展》，《史学月刊》，。 [11] 《20世纪初旅日华人所办报刊对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日本问题研究》，。 [12] 《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文史哲，1994年第4期。 [13] 《论梁启超的启蒙思想》，《河北学刊》，。 [14] 《梁启超：近代中国的精神之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参考资料： 摘自 中国学术论坛

主要三次！1：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倭寇骚扰南方沿海，在万历年间还有日方政府军（之前都是无组织的倭寇）侵略朝鲜。中国支援朝鲜并使日军退兵！2: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1895年败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3：20世界30年代的抗日战争大家都清楚吧- -

河源日报总编辑

恩，根据我了解，东浦这个学校不是很好，升中考的录取分也不是很高，至于纪律，我想在哪读书的人比较知道，学校的网址一般不知道的啦

有两个 女儿梁再冰 儿子梁从诫梁从诫梁从诫（1932-2010），男，祖籍广东新会，出生于北京市。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创办人、会长。1999年，获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颁发的“地球奖”，以及国家林业局颁发的“大熊猫奖”。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中文名： 梁从诫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北京 出生日期： 1932年 逝世日期： 2010年10月28日 职业： 学者、全国政协委员 毕业院校： 北京大学 父亲： 梁思成 母亲： 林徽因 目录简介名字由来学习经历从业经历环保事业作品病逝评价国学大师季羡林考古学家徐萍芳简介 名字由来 学习经历 从业经历 环保事业 作品 病逝 评价 国学大师季羡林 考古学家徐萍芳展开 编辑本段简介 梁从诫梁从诫多年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曾参与过《中国大百科全书》早期的筹备和编纂工作；1988 年转到民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工作；1993 年开始关注民间环境保护活动。1994 年 3 月，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群众性、会员制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即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作为会长，梁从诫是“自然之友”各项活动及行政管理的主要组织者和负责人。五年来，“自然之友”主要作了以下一些工作： 1. 中国首次开展了民办的群众环境教育活动，组织了向会员和公众普及环保知识的“绿色讲座”，听众超过两千人次。出版了近年来最受欢迎的环保儿童读物之一《地球家园》。 2. 首次举办了民间性中小学教师环境教育交流培训活动，两次组织中小学教师到德国、荷兰就青少年环境教育问题进行参观学习。 3. 在中国首次进行了“报纸环境意识调查”。连续三年对全国主要报纸的环境报道进行了系统统计和分析，对它们的环境意识给予了科学评估。 4. 通过全国政协等渠道，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涉及北京环境污染治理、江河源生态保护等重大环境问题的建议。 5. 在中国首次组织志愿者自费到内蒙沙漠和陕北的植树活动，并多年坚持。 6. 为宣传保护野生鸟的重要意义，在中国组织了第一个群众性业余观鸟小组。 7. 积极参与并通过向中央有关领导直接反映情况的方式，促成了对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及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的保护。 8. 在社会上积极宣传保护长江源生态及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特别是藏羚羊）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积极支持了可可西里地区的反盗猎行动，建议并促成政府主管部门在保护藏羚羊方面采取了重大措施。 9. 为保护生态资源，制止大规模猎杀野生动物的恶潮，99 年组织北京多家环保团体共同发“不买、不做、不吃野味”的倡议书。 10. 与国外环保组织和传媒进行了大量交流，宣传了中国的环境政策和民间的环保活动。 此外，梁从诫个人还有以下活动： 1. 到各大、中小学作过近百次环保讲演，1998 年 7 至 12 月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了十年《人生热线·环保专栏》，取得很好效果。 2. 接受了上百次国内外报刊、电台、电视台采访，发表了十几篇有关环境问题的文章，通过传媒体了大量环保宣传。 3. 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在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作了《大声疾呼，加强环保》的发言，是历次政协首次以环保为主题的大会发言：在历次政协会上都提出了有关环保的重要提案。 4. 1998年克林顿访华期间曾代表自然之友和其他民间环保人士一道在桂林与他座谈；1998 年 10 月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期间，曾会见他并以个人名义向他递交了要求在英国禁止藏羚羊绒贸易的公开信，布很快回信表示支持；1999 年 2 月应邀参加了欧洲议会绿党党团会议，在会上发言介绍了中国的环境政策和民间环保运动发展情况。 5. 1995年，在东京获得由日本《每日新闻》和韩国《朝鲜日报》联合颁发的《1995 年亚洲环境奖》。 6. 由于梁从诫多年来积极参与了保护中国文物的活动，并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1998 年被文物界推选为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 7. 1999年 7 月，由于在民间环境保护运动中所作的贡献，获得由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共同颁发的 99 年“地球奖”。 8. 1999年 12 月，为表彰几年来在环境教育和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贡献，梁从诫获中国环境新闻厂作者协会和国家林业总局先后颁发的“ 地球奖” 和“大熊猫奖”。 9. 2000年 8 月，梁从诫荣获 2000 年菲律宾“麦格塞塞”奖，此奖以菲律宾前总统命名，是专为在社会活动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人士而设，有的国外报刊誉之为“亚洲诺贝尔奖”。 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许，这是一个注定要在中国的环境保护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时刻。 这一刻，“自然之友”创始人、中国公民环保的启蒙先驱、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自然之子”的梁从诫因病在京逝世，享年78岁。 这一刻，让整个环保界为之震惊、痛心。 国家环境保护部一位官员当晚就写下挽联：“奔走呼号，乱世红尘澄万里；言传身教，民间环保第一人。挽梁公羚羊车，观鸟组，活动有声有色；捡垃圾，植草木，心境无垢无尘。” 清水同盟主席高中写下挽联称：“三代精英，一身正气，自然之友，公益楷模；两袖清风，八方奔走，精神领袖，社会乐活。”[1][2][3][4][5]编辑本段名字由来 父母给他起名“从诫”，是希望他能成为像北宋李诫那样的建筑学家。后来，他考清华建筑系时差了两分，遂改学历史（当时建筑系系主任即为梁思成）。编辑本段学习经历 1949年-1952年，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 1953年-1954年，清华历史系整合到北大历史系，在北大历史系学习。 1954年-195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编辑本段从业经历 1958年-1962年，云南大学历史系教师。 1962年-1969年，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人员。 1969年-197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江西某“五七干校”劳动。 1978年-1988年，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参与创办《百科知识》月刊，曾任《知识分子》杂志主编。 1988年辞去公职，应聘到民办中国文化书院任导师。 1989年开始，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以及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梁从诫1993年开始关注民间环境保护活动。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完全民办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 1995年曾获日本和韩国媒体授予的“亚洲环境奖”。 1999年，获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颁发的“地球奖”，以及国家林业局颁发的“大熊猫奖”。 2000年6月，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环境使者”称号；同年，被北京市奥申委聘请为环境顾问。 2000年8月，获菲律宾雷蒙?麦格赛赛“公众服务奖”。 2000年12月，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 “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称号。 2002年，任“北京奥组委环境顾问”。 2003年，获第二届“母亲河奖”表彰他在保护母亲河、保护生态环境做出卓越贡献。 2003年12月，获中央电视台十大“年度法治人物”。 2004年9月，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 2005年，获“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 2006年11月2日，被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授予杰出成就奖。 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78岁。 2010年12月17日获选《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50人----仁爱之魅。编辑本段环保事业 梁从诫先生是国内首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主要发起人。自1993年成立以来，“自然之友”开展的重 梁从诫大行动有：保护川西洪雅天然林；保护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滇金丝猴；开展藏羚羊保护工作与可可西里地区反盗猎行动等。 1998年10月，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梁先生写信请求他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羊绒非法贸易。布莱尔当天便回信表示，“我一定会把你的要求转告我国和欧盟环境主管部门，我希望有可能终止这种非法贸易。”为保护藏羚羊，梁先生曾发动“自然之友”全体会员支持反偷猎组织“西部野牦牛队”。1998年底，“自然之友”为保护藏羚羊的“野牦牛队”筹款40万元，以维持其运转的花销。当时67岁的梁从诫登上4000多米高的昆仑山口，亲手焚烧收缴的近400张藏羚羊皮。 2002年《财富》论坛上，梁先生质问全球经济巨头：“为了市场份额，让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把全世界的能源供应给中国都还不够。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你们想过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 一切从简约开始，这是梁先生在当年拉钩时就决定了的生活轨迹：名片用废纸复印而成；从来不用一次性筷子；坚持用自行车当交通工具。一次，他骑车去政协开会，让门卫给拦住了。原来，门卫从来没听说过、更没见过全国政协委员骑自行车来开会。梁从诫的友人王军回忆，在一次政协委员考察途中，同车的人把喝完的矿泉水瓶子随手扔在了车外，梁从诫马上让停车，下车捡起被扔掉的瓶子，说，“瓶子要回收”。 梁先生经常回忆起，抗战时期他们全家流寓四川农村，生活非常清寒。但母亲却经常给儿子讲米开朗基罗，贝多芬，和他一起读《猎人笔记》。父亲教儿子画画，做各种玩具。在那种艰难岁月里，父母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等扛鼎之作。对于这段生活，梁先生不胜怀念：“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欢笑，精神上很富足。” 他认为，想过好日子，无可厚非，但若不惜以破坏、践踏生态环境为代价，则是对大自然的一种犯罪。编辑本段作品 《不重合的圈》（文化随笔） 编辑： 《为无告的大自然》 《薪火四代》上、下卷 《林徽因文集》两卷本，分别为建筑卷、文学卷 《中国名人名言》（The Great Thoughts of China） 翻译： 《狄德罗百科全书节选本》（英翻中） 《图像中国建筑史》（英翻中）编辑本段病逝 2010年10月28日天傍晚，“自然之友”网站的彩色页面变成黑白页面，同时发布了梁老病逝的公告。梁从诫先生是自然之友的创会会长，是民间环保的先驱人物。历经十余年发展，自然之友已成为中国具备良好公信力和影响力的环境NGO（非政府组织），机构还曾获得2009壹基金典范工程。 梁从诫的夫人方晶女士介绍，梁从诫去世的病因是“内脏器官衰竭”。由于受到疾病困扰，2006年之后梁从诫身体很差。梁从诫的儿子梁鉴说，梁从诫最近两三年都基本上不认识人了，尤其是最近，就算是在屋子里，梁老也都走不动了，家人对此也有一定准备。[6] 献上一枝枝菊花，寄托一片片哀思。2010年11月2日上午10点，梁从诫先生的告别仪式低调举行。社会各界上千人士自发赶来，送梁先生最后一程。 梁从诫先生遗体安详地躺在告别室的菊花丛中，头前是三盏酥油灯、一瓶清水和一瓶泥土，它们来自青海三江源。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秘书长扎西多杰说，“那里的人民忘不了他，忘不了他对环保事业做出的努力”。 告别室两侧的挽联上分别写着“身体力行做自然之友”、“真心实意倡绿色文明”。梁先生向右后方回首一笑的照片摆放在正中间，背景是大幅树林茂密的图画，他正像是从画中走出的自然之子。这张像摄于10年前，拍摄者是“自然之友”的会员艾松，在“自然之友”的一次普通工作会议后，他抓拍下了这张照片。艾松说：“洗出来送给梁老后，他很喜欢，还半开玩笑地说，‘最后的照片就用它了’。”昨天，梁先生如愿。 为了从简、从朴，整个告别仪式现场，只用几十条手写的挽联布置，花圈数也仅限于告别室内摆放的6个。所有参加告别仪式的人都胸配白花、手持一枝鲜菊，排队进入不大的告别室与梁先生作别。梁先生的妻子方晶女士、儿子梁鉴、女儿梁帆在梁先生的遗体旁含泪答谢众人。梁先生年过八旬的姐姐梁再冰女士、梁先生在政协和统战部的诸多老友以及全国各地的环保人士、文保人士、“自然之友”会员也来送他最后一程。回旋百余米长的队伍里，既有青春年少的面孔，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昨天参加告别仪式的人众多，但地上几乎未见垃圾，众人胸前的白花也有专人负责回收。 上午11点多，梁从诫先生的遗体被运往八宝山火化。不少人低头默默流泪，众人自发为梁先生吟唱《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7]编辑本段评价国学大师季羡林 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考古学家徐萍芳 我跟梁先生是北大的老同学，当时他参加的社会活动很多，功课好，口才也极好。在学校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他也很热心文保，给我的印象是分析问题思路清晰，特别敢说话。太可惜，太可惜了。不然，我们还可以一起工作。梁再冰，1929年8月生于沈阳。 祖父是近代大名鼎鼎的梁启超， 其父是我国的建筑大师梁思成， 其母则是才华绝代的林徽因， 丈夫是于杭，职业记者。 梁再冰是林徽因在1929年生的第一个孩子，她早年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后担任新华社记者，曾与丈夫于杭一起先后在英国、澳大利亚和香港作为新华社驻外记者工作多年，1991年退休。

两个，梁再冰；梁从诫。

一、梁再冰

梁再冰，女，1929年生于北平 （梁从诫在其文章中曾提出为沈阳）。父亲是建筑大师梁思成，母亲是林徽因，职业记者。

梁再冰早年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后担任新华社记者，曾与丈夫于杭一起先后在英国、澳大利亚和香港作为新华社驻外记者工作多年，1991年退休。

二、梁从诫

梁从诫（1932年—2010年10月28日），男，祖籍广东新会，出生于北京市。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创办人、会长。

梁思成社会评价

美国学者费正清对梁思成在抗战时期的工作作了如下的评价：“二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再度重逢，他们却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但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当时林徽因身患肺结核，梁思成则因为青年时代一次车祸的后遗症而导致脊椎受伤。

然而，无论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就是在战时的这一时期，梁思成用英文写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李河君简历

基本信息：

中文名：李河君

国 籍：中国

出生地：广东省河源市

职 业：企业家

毕业院校：北方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

主要成就：2003年中国十大并购人物、2009中国品牌绿色贡献奖

荣 誉：2014《新财富》500富人榜 首富

李河君，1967年8月出生，广东河源客家人，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会长、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据刚出炉的“2014《新财富》500富人榜”显示，汉能控股集团李河君以870亿元的身家首次登顶首富。

2014年，李河君入围2014年度华人经济领袖。

2015年2月3日中新社北京电 胡润研究院3日发布的《2015星河湾胡润全球富豪榜》富豪榜单显示，从事新能源开发的汉能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河君以1600亿元人民币财富超过马云，成为16年来第12位中国首富。

人物经历

李河君先生出生于广东省河源市，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今北京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

1994年(甲戌年)，李河君创建汉能控股集团。汉能自成立之日始即致力于“用清洁能源改变世界”。汉能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清洁能源发电公司，以及全球最大的薄膜太阳能企业。

在水电领域，汉能的项目权益总装机容量超过6GW(600 万千瓦)，其中，两期总装机300万千瓦的金安桥水电站，是世界上由民营企业投资建设的最大规模水电站。在太阳能领域，2012年，汉能的薄膜太阳能总产能已达到3GW(300万千瓦)，成为全球最大的薄膜太阳能企业;通过全球技术整合，汉能的`薄膜光伏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中铜铟镓硒(CIGS)组件量产转化率已达，研发转化率最高已达。

主要成就

李河君先生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成就获得业内外的广泛认可。2003年，李河君被全球并购研究中心评为“2003年中国十大并购人物”。2010年，李河君获得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等授予的“2009中国品牌绿色贡献奖”。2011年，李河君当选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组织评选的“非公有制经济先进典型人物”。2012年，李河君被《英才》杂志社评选为“具价值管理榜样”奖。

在为社会提供清洁能源的同时，李河君先生积极参与社会各个领域的公益活动。他是中国艾滋病防治专项基金——“中华红丝带基金”的主要发起人和首任执行理事长。他同时担任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长期为光彩项目进行捐赠，致力于解决贫困山区的教育问题[4] 。

最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10月16日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出炉，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河君，以665亿人民币的净资产首次上榜，并位列第四，成为富豪榜上新能源业的第一人，一举超过了腾讯创始人马化腾以及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因而备受媒体和舆论的关注[5] 。

2013年10月，全国工商联60华诞之际，《中国工商》杂志、华商韬略编辑委员会、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联合发起《民营力量璀璨中国梦想——100位对民族产业贡献卓著的民营功勋企业家》荣誉报道活动，彰显民营经济及民营企业家的民族成就与国家贡献，李河君获“对民族产业贡献卓著的民营功勋企业家”荣誉。[4]

主要作品

李河君首部作品《中国领先一把：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以下简称《中国领先一把》)[6] 创造性为中国领先提供了解决之道——光伏革命。它将能够破解能源瓶颈、助推经济转型，是中国持续发展根本之策。

《中国领先一把》概述了全球新能源革命的趋势，总结了欧美日韩等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结合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制造”实践以及中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的历史，从理论和实践、观念和思维、经济和社会、产业和企业、当前和未来等角度，全面论述了中国在这一轮工业革命中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政策和措施，从而做出了领先世界的判断。

《中国领先一把》自出版之日起，便荣登各类图书榜单之首。据图书行业权威第三方监测机构“开卷”公布的2013年11月图书榜单报告显示，自2013年11初上市以来，《中国领先一把》连续两周问鼎经济类图书排行榜。据出版商透露，《中国领先一把》自11月出版，一月之内已经成为中信出版社图书销量的冠军。另据2013年12月7日《新京报》报道，《中国领先一把》荣登《新京报》“书香榜”经管类图书榜榜首。

作者李河君被媒体称为“企业型专家、专家型企业家”，本书获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著名经济学家樊纲、《第三次工业革命》作者杰里米·里夫金、《经济日报》前总编、品牌中国创始人艾丰以及《经济参考报》总编杜跃进的推荐，被誉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理念在中国的最佳实践。

财富排名

2014胡润百富榜发布，47岁的“大黑马”清洁能源企业汉能集团的李河君以1250亿首次进入前三。[7]

2015年1月27日收盘，汉能薄膜()暴涨，收报元，总市值达亿港币，这其中，李河君占股90%以上。再加上汉能水电资产和其他地产及能源资产，李河君的身价起码抬高至2000亿元左右。这个数字足以使其一举超越马云，重登中国首富宝座[8] 。

身家2000亿元超马云

截至27日收盘，汉能薄膜暴涨，收报元，总市值达亿港币，这其中，李河君占股90%以上。加上汉能水电资产和其他地产及能源资产，李河君的身价起码抬高至2000亿元左右。这个数字足以使其一举超越马云，重登中国首富宝座。虽然阿里巴巴的市值高达2600亿美元，远超汉能，但由于马云仅在阿里巴巴和另一块未上市资产"蚂蚁金服"中占股，汉能薄膜股价几轮大涨之后，马云的个人资产不敌李河君。[9

河北学刊杂志社哲学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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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总编辑

安徽人在干嘛嘞们这

徐惟诚 (1930年5月--- )，笔名余心言。安徽芜湖人。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肄业。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建国后，历任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上海《青年报》总编辑，《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北京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务。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学习委员会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宣部直属报社.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为副部级。另外，人民日报社是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行政级别是正部级。人民日报是社长负责制，社长是一把手，社长、总编辑都是正部级的，副社长、副总编的是副部级

余心言历任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上海《青年报》总编辑，《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北京日报》社社长、总编辑；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务。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学习委员会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扩展资料

人物生平

少时在芜湖读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父母经巢湖、武汉、广州,、香港到达上海。

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担任上海市学联区负责人，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党总支委员。

建国后，历任青年团上海市委干部科长，上海《青年报》总编辑，《解放日报》副总编辑。

1964年6月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候补书记；《北京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会长。

1964年6月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候补书记。

1984年7月－1992年12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

1989年10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大河健康报王总编辑

宋红湘，女，医学硕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妇科主任，现为全… 张国杰，国家一级书法家，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他们都好，都是为人民服务，都受人民尊重。

有稿费，《大河健康报》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面向全国发行的专业报。《大河健康报》的创刊，使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拥有河南日报、河南日报（农村版）、大河报、大河文摘报、河南商报、今日安报、今日消费、期货日报、漫画月刊、新闻爱好者月刊和河南报业网等9报两刊一网站的传媒体系，集团报刊结构也更加合理，服务功能更加齐全，由此可见，为可信赖的报刊。

是不是只要给稿费随便冤枉人都行，严重怀疑大河网的真实性

张国杰好宋红湘 主任医师专业方向 中医妇产科专业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男女不孕不育，女子输卵管阻塞，月经不调，卵巢早衰，闭经，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内分泌失调，慢性盆腔炎，附件炎，宫颈炎，乳腺增生及肿块执业地点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妇科张国杰博士三代业医，家学渊源。早年对《内》、《难》、《伤寒》《金匮》有较深入研究;后遍览诸家尤其对金元四大家，甚有心得。在山东中医药大学读博期间，日随师侍诊得中医名家刘昭纯教授祖传刘氏脉法”真传，医技大进，可按脉知病，疗效甚著。又幸得国医大师张磊教授收为正式入门弟子，将全面学习继承导师的学术经验，临症秘方。发表成果著作学术论文12余篇，多次被【大河健康报】采访，并刊登报道家学渊源、好学善思、承多位名师验方秘笈。经验丰富，医技水平更上新高度，临床疗效独到。临床经验丰富的张国杰主任带领工作室成员共6人，一名副主任医师，5名主治医师。工作室致力于传承发扬名中医张国杰主任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传承、守正、创新。擅长：妇科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多囊卵巢综合征、输卵管炎、盆腔炎、不孕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