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信息网-创作、查重、发刊有保障。

回顾中国百年历史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5 00:47:15

回顾中国百年历史论文

回首中国近代百年前期屈辱史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东方大国,历经上古、夏、商、周、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几千年的文明史把中国沉淀成了一个底蕴深厚、独立自强的国家。如果没有意外,中国将一直这样下去,千秋万代,成为世人的眼中的“天朝上国”。然而,几百年前的清朝后期愚昧的人们所不知道的是,世界在那个时候悄然变化。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制度改革,开始了近代化工业的进程,经济正在飞速发展。而当时的中国,仍然做着“天朝上国”的黄粱美梦,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渐渐落后于时代潮流。中国至此埋下了丧国辱权饱经外敌侵略的百年屈辱的祸根。 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余年时间里。在这百年间,在中国的土地上,经历了侵略和反侵略、奴役和反奴役、压迫和反压迫的历史事件,它们如实地记载了外国列强和本国封建统治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如实地记载了革命和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殊死较量,如实地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并取得最终胜利的辉煌历史。在这里我们来回顾一下百年前在中国这片炙热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这近代百年屈辱史的开端是怎样的,这百年历史的前期有过怎样的创伤。我们知道当时晚清的中国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整个民族处于一种委靡的状态。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丝绸、茶叶等自给自足,还远销海外,带来大量外汇。而这时英国开始把鸦片大量输入中国。到了十九世纪,鸦片输入额逐年增多。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抵销英中贸易方面的入超现象,大力发展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以达到开辟中国市场的目的。到了十九世纪初输入中国的鸦片为4000多箱,到1839年就猛增了十多倍。英国资产阶级从这项可耻的贸易中大发横财。由于鸦片输入猛增,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并使吸食鸦片的人在精神上和生理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如不采取制止措施,将要造成国家财源枯竭和军队瓦解。于是,清政府决定严禁鸦片入口。1839年,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通知外国商人在三天内将所存鸦片烟土全部缴出,听候处理,并宣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克服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不法烟商的阻挠、破坏,共缴获英国商人烟土多达几百万斤,从6月3日至25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整整烧了二十几天,给中国人民更给英国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轰动。 面对清政府的禁烟措施,英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鸦片利益集团,立即掀起一片侵华战争叫嚣。对急于打开中国大门的英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借口,英国政府很快作出向中国出兵的决定。1840年6月,英舰封锁珠江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正式开始。在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也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进入近代史,这是中华民族一段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抗争的历史,这是一部灾难深重的屈辱史,中国人民饱尝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至此,中国开始了无止境地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这部屈辱史一开始就没有停止,甚至长达百年。 继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又相继遭受了英法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甲午中日战争。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由于科技落后,政治腐败,中国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于是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大大小小竟达几百个。中国因此欠下无数债款,割让了许多土地,这些丧国辱权的条约给中国人带来了无比深重的屈辱。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加剧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并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也在这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 然而,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却没有逆来顺受,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有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自清政府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发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尽管清政府昏庸腐败,却也认识到了鸦片的危害性,发起了抵制鸦片的斗争。广大爱国官兵也进行了一些英勇的战斗,涌现出像林则徐、海龄、关天培等大批爱国将领,尽管收效甚微,甚至不足以对英军造成大的创伤,但是,他们终究站起来过,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也出现了前仆后继抗争的壮烈场面。在中法战争中,冯子材无所畏惧,领导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刘永福领导黑旗军威镇敌胆,爱国海军在马尾海战中表现出了临危不惧、英勇战斗的精神。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邓士昌、丁汝昌等人以身殉职,上演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各地民众自发抗日,都体现出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爱国抗争精神。 除了清政府及爱国官兵的抗争外,广大人民群众从未放弃斗争,帝国主义侵略到哪里,就在哪里受到抵抗。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州三元里民众的自发的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出现了大量的反洋教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两次大规模农民运动给帝国主义主义势力以沉重打击。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运动,在打击中国封建统治的同时,还承担起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打破了西方侵略者迅速把中国殖民化的企图。第二次是义和团运动。1900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为捍卫民族独立而展开的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它失败了,但表现出的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不可征服性,充分保卫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尊严。在这期间中国先进分子进行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中国的现状,到最后都破产了。历史证明改良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并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中国人民进行的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他们的精神永在。一个斗争者倒下了,还有千千万万个斗争者会站起来。在这些斗争都无济于事之后,这时的中国人意识到了唯有革命、彻底的革命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现状。于是孙中山、毛泽东等一批伟大的革命者涌现出来,在中国这片广袤又炙热的土地上开始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国从此开始了推翻帝制、实现民族共和、抵御外敌侵略、实现民族独立的曲折探索...... 中国近代史是一段中国人民从一个古老封闭的封建国家,在世界大潮来临之际,在无法抵挡的外力之下,通过与外部世界不断地交流、摩擦,最终这个古老、庞大的国家,转变成一个能够适应于现在的国际世界的国家。这看起来简单的一个转变,其实经历了无比漫长的时间的蜕变,无数的人为了推动这样的一种转变在历史的舞台之上奉献着自己的生命。这样简单的一种蜕变,其间通过技术的转变,通过学习外界的科学技术,再然后是政治体制的转变,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而最最困难的莫过于思想的改变了,民主共和的观念在国家的飞速传播,不断地深入人心,是这个转变之中的关键所在,而通过了这不断深入的转变过程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站在这片土地之上,怀着对这片土地深切的热爱,骄傲的宣布着对这片土地无可争议的主权。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转变,由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1949新中国成立为现代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公元1840-1949年)中国近现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 中国近代史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鸦片战争前,中国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制国家。但由于清王朝这个封建地主政权腐朽没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逐渐落后。所以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由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英国借机侵略中国,但其实质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向中国走私鸦片,以扭转中英贸易逆差.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从此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输出商品和资本,逐渐冲击着中国封建经济。1840年,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也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1840年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威胁着千年古国。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魏源等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1851年,洪秀全领导号召农民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同清朝对峙。1856年,太平军摧毁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1864年夏,洪秀全病逝。不久,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856年,英国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但遭清政府的拒绝.英国借此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英法联军出兵侵略中国,美俄是帮凶.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但其实质与鸦片战争一样,因此叫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朝廷被迫于1858年先后与俄(6月13日)、美(6月18日)、英(6月26日)、法(6月27日)签订《天津条约》,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攻占天津,一路烧杀抢劫,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让他的弟弟恭亲王奕欣担任议和大臣,留守北京。接着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北京西郊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占领了北京。并强迫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以奕��为首(曾国藩、张之洞等)。发展中国军事、民用、教育等,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并且有所发展。创办首个(陆续多批)近代企业1883—1885年,中法战争,签定《中法新约》,标志着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但因为政治上的软弱,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1919年初英、法、美等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巴黎和会”。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但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合理要求被拒绝。消息传至国内,群情激愤。5月4日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北京学生们喊着“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外争国权 内惩国贼”的口号涌上街头,6月初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在这个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等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途因有法国特务监视,转入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全国主要矛盾。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中华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阶段,终于在1948年推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召开,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成立了!!!历史启示: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伟大胜利。 历史不应该忘记,历史也不应该被忘却。 从幼时发蒙那天起,重复在我耳畔的,便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道德逻辑,而正视如钉在板上的历史,更多的却是与长年所习教义不甚一致的悲剧。为了到哪都说不清白的毒品走私,竟明火执仗地打上人家,天下邪恶之最,可居第一;把图财害命的强盗拒之国门之外,应是最天经地义的正当之举,可结果总是邪恶者揣着占地索款的条约凯旋,正义者屈辱地舔怃着流血的创伤。广大农民为获得生存的空间,衣食的饱暖,揭橥天下第一家,共享太平的义旗,也是顺呼天而应呼人之事;而为了少数人的骄奢淫逸,把万千生灵残杀在血泊之中,这与正义何其相悖,可是道德逻辑依旧没有显示灵光。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当历史把无情的事实揭示给我们时,也把答案藏在了其中。倘若,我们了解到在中英对持的剑拔之际,道光帝向大臣们提出的无知疑问;道光帝得知英国女王自择配偶,大笑夷蛮之邦不懂婚姻大事需遵父母之命;讨英大军的主将向巫师讨教,用妇女便尿的马桶,破英军“妖术”(即新式枪炮),就会得到这样的启迪:命运操在愚昧腐朽统治者手中的民族,是连正义的战争也是打不嬴的。同样当我们看到约束士卒分男营、女营,不得过夫妻生活的洪秀全,自己却妃子萦绕;北伐失败,西征未达预期目的,而劝诫他人不能凌夺斗杀的“上帝家族”成员们,却已经为争万岁的名分刀枪相向;天国后期的大政,掌握在洪秀全两个贪鄙嫉贤的长兄和一个女官总管手中,就会认识这样一个道理:不超越自己的敌人,就别指望得到胜利之神的青睐,由农民领袖导航的战船,无法冲出封建的旋涡,到达解放的彼岸. 八十年代以来,很多青年人怀着兴国的责任感,穷诘这样一个问题,即雄踞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曾以悠久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施予了极大影响,为什么在近代会落伍,使近百年的历史充满屈辱.当一个民族以文物礼仪隆盛的“天朝上国”自居,深闭固拒,夜郎自大,就会使往昔的荣耀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滞缓本民族继续迈进的步伐。流动的历史,不等待任何一个民族,你耽于“十全武功”、“万国向化” 的旧日迷梦,人家却经历了文艺复兴产业革命和政治变革,当这个人类发展最新阶段赢得历史的恩宠时,一切蹒跚其后的民族,便面临被征服的命运. 但历史有时强加给一个民族的命题是不容选择的,要摆脱敌人的奴役,首先要国强.但是,国人认识这一点时,却走过了曲折的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中华民族总在惨遭劫难之后,才省悟奋起。好在有成千上万的爱国者,为寻求救国真理前仆后继,执着地求索,他们或许过于轻率但却不乏清醒,他们或许还带着未开化的愚昧但却不缺少睿智,他们或许过于轻信但绝不怕牺牲,他们在困惑中奋斗,在徘徊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从而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种下了契机。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顾近百年来中国人的奋斗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与这一时期相比较——困惑与希望的交织,污秽与崇高的辉映,黑暗与光明的搏击,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我们作为新世纪的接班人,必须从现在起,以过人的努力,超常的毅力,去发奋汲取文化知识;以求实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去勇于参与社会实践;以开拓的思路,创新的理念,去探求人生的新境界,长大后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贡献。想写论文不一定要照抄,你可以结合我给的资料吧它转换为自己的话就是自己写的论文了,其实论文与作文没什么区别,最大的不同在于论文只要你说的正确就可。稍微加点自己的看法,套点史实。所以自己去加油吧!你一定可以自己写出满意的文!

为了点明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对总标题加以补充、解说,有的论文还可以加副标题。非凡是一些商榷性的论文,一般都有一个副标题,如在总标题下方,添上“与××商榷”之类的副标题。另外,为了强调论文所研究的某个侧重面,也可以加副标题。如《如何看待现阶段劳动报酬的差别——也谈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开发蛋白质资源,提高蛋白质利用效率——探讨解决吃饭问题的一种发展战略》等。设置分标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清楚地显示文章的层次。有的用文字,一般都把本层次的中心内容昭然其上;也有的用数码,仅标明“一、二、三”等的顺序,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需要注重的是:无论采用哪种形式,都要紧扣所属层次的内容,以及上文与下文的联系紧密性。目录一般说来,篇幅较长的毕业论文,都没有分标题。设置分标题的论文,因其内容的层次较多,整个理论体系较庞大、复杂,故通常设目录。设置目录的目的主要是:1.使读者能够在阅读该论文之前对全文的内容、结构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读者决定是读还是不读,是精读还是略读等。2.为读者选读论文中的某个分论点时提供方便。长篇论文,除中心论点外,还有许多分论点。当读者需要进一步了解某个分论点时,就可以依靠目录而节省时间。目录一般放置在论文正文的前面,因而是论文的导读图。要使目录真正起到导读图的作用,必须注重:1.准确。目录必须与全文的纲目相一致。也就是说,本文的标题、分标题与目录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2.清楚无误。目录应逐一标注该行目录在正文中的页码。标注页码必须清楚无误。3.完整。目录既然是论文的导读图,因而必然要求具有完整性。也就是要求文章的各项内容,都应在目录中反映出来,不得遗漏。目录有两种基本类型:1.用文字表示的目录。2.用数码表示的目录。这种目录较少见。但长篇大论,便于读者阅读,也有采用这种方式的。内容提要内容提要是全文内容的缩影。在这里,作者以极经济的笔墨,勾画出全文的整体面目;提出主要论点、揭示论文的研究成果、简要叙述全文的框架结构。内容提要是正文的附属部分,一般放置在论文的篇首。写作内容提要的目的在于:1.为了使指导老师在未审阅论文全文时,先对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个大体上的了解,知道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研究的主要逻辑顺序。2.为了使其他读者通过阅读内容提要,就能大略了解作者所研究的问题,假如产生共鸣,则再进一步阅读全文。在这里,内容提要成了把论文推荐给众多读者的“广告”。因此,内容提要应把论文的主要观点提示出来,便于读者一看就能了解论文内容的要点。论文提要要求写得简明而又全面,不要啰哩啰嗦抓不住要点或者只是干巴巴的几条筋,缺乏说明观点的材料。内容提要可分为报道性提要和指示性提要。报道性提要,主要介绍研究的主要方法与成果以及成果分析等,对文章内容的提示较全面。指示性提要,只简要地叙述研究的成果(数据、看法、意见、结论等),对研究手段、方法、过程等均不涉及。毕业论文一般使用指示性提要。

百年党史中国梦论文主题

中国梦是什么呢?中国梦是一双温暖无比的手,它会拉着你走向幸福的生活;中国梦是一辆 赛车 ,它会乘着你开向成功的道路;中国梦有一种非凡的力量,它可以释放出每个人一生中的所有潜力。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我心中的中国梦为主题的600字毛概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我心中的中国梦为主题的600字毛概论文篇一

《我心中的中国梦》

摘要:本文主要讲述了笔者对中国梦的理解。

关键字:中国梦

讲到中华民族,毛泽东同志曾经动情地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正是在这片广袤神奇的土地上,勤劳勇敢的我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写下了辉煌的历史。到乾隆末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一位。但进入近代后,由于清朝统治者虚骄傲慢,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中国这个东方大国落伍了。加之清王朝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拮据,社会动荡,中国开始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特别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更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此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侵略战争,使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国家已濒临灭亡的边缘。于是,两大历史任务非常严峻地摆到了中华民族面前: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不懈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和憧憬。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则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好,民族好,每个人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也是每一个中国人最渴望实现的中国梦。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个伟大目标。只要全体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努力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就一定能实现。

我心中的中国梦为主题的600字毛概论文篇二

《我唯一的中国梦》

摘要:本文主要讲述了笔者对中国梦的认识。

关键字: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中国梦

我国自鸦片战争以后,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欺凌,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从1895年起,就逼迫我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列岛掠夺走。1937年7月7日,又藉寻找一个“失踪”的士兵为名挑起卢沟桥事变。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本鬼子杀害我无辜老百姓30万人,妇女遭轮奸后也被杀害,罪恶滔天,罄竹难书。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坚持持久抗战,以消耗敌人有生力量。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分别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而在我国境内的日本鬼子已深深陷入人民战争的泥潭,无法自拔,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八年抗日战争是我国历史上最艰苦最光辉的一页,全国几百万抗日官兵包括数十万黄埔将士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才换来中美英苏四大强国的国际地位,换回了民族的尊敬与自信。但是,战后日本从未向我国赔偿道歉,还不顾邻国反对,一再借靖国神社搞拜鬼活动,为军国主义招魂。特别从去年9月起,在钓鱼岛问题上颠倒是非,严重侵犯我国领土主权,伤害了中华民族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尊严,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于一贯诡计多端、无事生非的日本右翼分子。我们要特别提高警惕,牢记贫穷就要挨饿、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在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万众一心,奋发图强,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利益。对胆敢来犯之敌,聚而歼之,彻底消灭干净!使两岸炎黄子孙永远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这就是我唯一的中国梦。

(作者为成都本校政研班七期,现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也许我们都是同时代的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安定富裕的社会里,我们不懂得什么是战争,什么是苦难。从小党在我心中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刚开始对党的认识是由那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与一名名英雄人物而组成的,在小学课本中我们认识了董存瑞和黄继光;在电视的荧屏上我们认识了小兵张嘎,知道了他的机智聪明,把日本兵搞得手足无措;还有英雄王二小,类似的人物,那时大家都喜欢看这种片子,我们还老是问爸爸妈妈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些扣人心弦、惊心动魄的故事和这些闪亮的英雄人物的名字,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深深的扎下了根。每当英雄人物的出现我们总是很兴奋,似乎看到了曙光,看到了一股能带领我们走向胜利的曙光……记得学校有一次歌咏比赛,要求每个班选派一首参赛曲目,我们班选了一首老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比赛时大家都是那么努力的唱,令人振奋的是,我们的歌得了全校第一,我荣幸的代表全班去领奖,我很清楚的记得当时校长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的跟我说“要跟着党走,做党的好孩子”。虽然只是一句如此简短的话,但这却引导了我一心向往入党,一心向党组织靠拢,一心想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渐渐地,我长大了。从历史课上,我得知了共产党的历史,这是怎样一部光辉的历史啊!它是革命烈士用血和泪谱写而成。不知是历史选择了七月,还是七月选择了历史,就在八十多年前的七月,这个光荣的政党诞生了。几经挫折,几经磨难,从南昌起义到秋收起义,从遵义会议到万里长征,她就这样一路风风雨雨地走了过来。因为在她的心中装的是中国人民,在她的肩上,担负的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从那以后,党在我心中开始真正无比崇高起来。党在我心中是一位饱经沧桑而又百折不挠的母亲。她自诞生的那天起,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日益成长,领导了艰苦卓越,震惊世界的中国革命,为推翻长期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浴血奋战,取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让中国人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她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中,为实现富民强国的梦想而不懈努力。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她巍然不动,力挽狂澜,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在列强逞凶,恃强凌弱的时候,她凛然不屈,坚决抵制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构筑和平与发展的社会蓝图。她用勤劳勇敢的双手,为我们创造幸福家园;她用宽大丰满的羽翼,为我们遮挡风风雨雨!党在我心中是永不驻足的行者,在漫漫征途中上下求索。党从客观实际出发,清醒的认识到社会主义值得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制定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集中体现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五大,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总是不停地在探索中发展,在改革中进步,一步一个脚印,逐步丰富和完善自我。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理论思想的提出,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断发展和创新革命理论,正是这伟大理论,指引中国跨上了波澜壮阔,宏伟壮丽的社会主义道路。八十四载风雨兼程,八十四载辉煌伟业,党象一颗璀璨的明星,刺破夜空点亮黎明;象一只勇敢的海燕在大海上搏击狂风暴雨;象一只经久不息的号角,始终吹奏着时代的强音。虽然在这八十四年的历程中,有过坎坷、有过曲折,而且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和平与危机共存的今天,中国共产党都经受住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正带领着全国各族人民走向小康,实践证明,党是英明的,决策是正确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飞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富裕和进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日益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已经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说到这里不仅使我想起了二十年来我们家乡的变化,瞧那一条条宽阔的公路,一座座参天大厦,车水马龙的景象,想象不出以前都是一片田野,被几条乡间小路划分为几块,一到春夏天这里就都是蛙叫声,此起彼伏……勤劳的农民在这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劳作,偶尔拉过几只牛,哞哞的叫两声。就是这么几年的时间,一切仿佛都变了,经济繁荣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现代化的楼群,整片的居民小区相继落成,市民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多数人都有房有车了,手机人手一个,我真的很难想象,甚至在我出来读书的几年,家乡也都发生着巨大的改变。我想不出来如果不把这种贡献归党的话,还能归谁?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不由会想起老前辈革命同志的丰功伟绩,是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祖国解放事业牺牲,才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生活,他们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可是他们的精神却没有消失,而是化为一面面鲜红的旗帜,在所有中国人心中飘扬,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奋发向上勇往直前。在新中国发展下的今天,我们涌现出许多为党为祖国奉献一生的好党员,好干部,他们不图名不图利,只是为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为了完成党的事业,默默的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年华甚至生命,这就是中国党员的气节和精神,他们的人生是壮丽的篇章,是无悔的一生。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他们为党书写着一篇篇不朽的文章,永垂史册,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任长霞。她关爱百姓、惩恶扬善;作为一名新时期人民警察,她无私无畏、勤勉敬业、乐于奉献;作为一位母亲一位女儿,她乐于奉献、舍小家顾大家。任长霞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宗旨,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是我们每一名党员学习的好榜样。人们常说,好人一生平安。而她——真正的好人啊,却不平安。因为她把平安献给了人民!为了人民的平安,她却不平安。人民不安,她心难安。人民不安,她心不甘!有了她,人民平安;有了她,人民心安!她同雷锋,为人民奉献一切心甘情愿!同焦裕禄,为人民鞠躬尽瘁披肝沥胆!“中原女杰嵩山出,巾帼英姿看登封;凛然雄威震邪恶,浩然正气贯长虹。立党为公心无私,执法为民情最重;缤纷彩霞映红日,铿锵玫瑰香更浓。”这句话是对她最好的写照。我们赞赏共产主义的公而忘私;提倡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对任长霞同志的英雄事迹,必须大力提倡,号召各行各业认真学习。学习她——为人民的利益勇于献身,为国家的长远利益舍得奉献。学习她——舍小家,为大家。学习她——公而忘私,鞠躬尽瘁。更要学习她那种——尊重法律文本,维护法律尊严,坚持为民做主的大无畏精神。她用自己的一生来诠释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专制更不是社会主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是几代人中国人的梦想,真正的社会主义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去圆这个梦。中共中央为了是中国共产党他能在新时期新困难面前轻装上阵,迎接更为艰巨的考验,决定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一场轰轰烈烈规模空前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开始了。我作为他的一名积极分子深刻认识到了这次教育的重要意义,坚决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他”的《章程》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他”的宗旨,发扬优良传统认真解决自身在思想、组织,作风以及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相信通过这次教育,我们党会更先进、更文明、更具有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时代在前进,环境也在不断变化,人民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但是,无论环境怎样变,条件怎样变,思想怎样变,党在我心中这点肯定不会变!虽然我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是我始终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鞭策自己,改善自己,不断提高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我愿意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在生动火热的改革建设中经受洗礼,接受锻炼,在党的哺育下茁壮成长。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只有早日加入共产党,将自己融入党的怀抱,在党的领导和指挥下,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发挥自己的才干!学习使人智慧,知识使人强大,信念使人坚强,理想使人升华,无论我以后的学习工作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不会退缩,因为党永远在我心中。

门断楚江碧水东流至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一时代解读,既饱含着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深刻洞悉,又彰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宏伟愿景,为党带领人民开创未来指明了前进方向。实现中国梦务必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中国梦”深刻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深情地描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求索、不懈奋斗的历史。中国梦,也是每一个人的梦!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礼貌,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必须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中国梦”的第一要义,就是实现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如今,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口多、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这一指标体系,构成了现阶段“中国梦”的基本图景。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圆“中国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们正经历空前的社会巨变: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价值追求也越来越多元多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描绘了人们完美生活的蓝图,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和科学路径,把每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这天,继续“中国梦”的“圆梦”之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是唯一正确的途径。按照党和国家的规划,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后,尽管赶上和到达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十八大报告说得好: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必须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礼貌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文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百度网盘pdf最新全集下载:链接:

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学史的代表作。这部书于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之前出版,乃据北大授课讲义而成。钱氏自谓,任公(梁启超)曾在清华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并印有讲义,钱氏赴北大开同一课程,并于北平东安市场购得梁之讲义,「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另撰一书,[1]于是梁钱各有一书名相同的著作。 钱穆及其先进梁启超均属名家,所著在学术史上亦有其应有之贡献与地位,然学术不断进步,两氏有关清代学术史的撰述,无论在写作方法与实质内容都暴露了严重的缺点与不足,此乃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们之所以以今日之学术眼光评论前人,既非否定前人的业绩,也非对前人要求太过,实在检讨已有的成果,知其缺点与不足之所在,冀有所突破与进展。若仍以旧日的标准,一味赞赏前人之书,认为仍具颇高的学术价值,岂非自认近一世纪来,有关清学史的研究竟然停滞不前,毫无进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高瞻远瞩,大步迈进。 本文述评钱穆论清学史,固然要指出与任公相异之处,然也要明示相同意见。无论异同,钱书都有依傍梁书的痕迹。钱书晚出十年,在篇幅上固然胜出,然思辨论证未必超胜许多,甚至在概念上有些倒退现象,故读钱书的同时,不时参阅梁书,或亦有助于理解钱氏清学史的看法。 钱氏讲授以及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除了自称与任公「立异」之外,亦有阐释清代学术史内容与流变之意。其判断和解释必有其思想根源,值得玩味。其写作方法与所用史料为何?与近代思想史之写作,究有何种距离?其主要论点为何?是否有效?影响何在?以及钱穆作为近代思想史家的地位,均属本文写作时思考的范畴。 二、清学史渊源 清朝享国约三百年,钱穆与梁启超所谓三百年学术史,就是清学史,实甚显然。梁以清学始于对晚明弊政与王学流弊之「反动」,明末西学之输入,藏书、刻书、读书风气之渐盛,以及佛教反禅精神之发展,遂下开重视实践的清学,[2]所言虽仍不免简略,却眉举目张,并照顾到思潮与时代的关系,多少反映了清季西学以及新概念对他的影响。钱穆虽晚于任公一世代,思想则似乎早任公一代,故绝不提十六世纪以来西学之冲击与反动,亦不提思想之物质基础,径谓清代学术导源于宋,而宋学又导源于唐之韩愈,其意清学既揭汉敌宋,若不知宋学,便「无以平汉宋之是非」。[3]欲知宋学,必须追踪到唐宋。若然,则近三百年学术史应作近九百年学术史矣。其实,明末清初对宋学之反动,并非完全反对宋学;所反者乃宋学之流弊,而流弊见之于三百年前,实在没有必要追溯到九百年之前。 钱穆论清学渊源时,也特别强调晚明东林学派的重要性,若谓东林不仅「矫挽王学的末流」,而且「抨弹政治之现状」。[4]不过,问题是东林是否可称清学的先驱?钱氏虽亟言,清初大儒或导源于东林,或为东林之嗣响,然亦自认清代之实学固非东林之所谓实学,康雍以往,更「渺不相涉」。[5]然则,钱氏径谓「清初学风尽出东林」,[6]无乃太过?事实上,钱氏首章所讨论的黄梨洲、王船山、顾炎武三巨子,才是清学的先驱人物。诸人背景虽异,皆欲纠空谈心性之弊,以实学济之,并有以用世,也就是梁启超已经做出的定论。钱氏在论述这些先驱时,也颇袭用梁氏原语,或转引梁氏引文,小传照抄梁书之处尤多,最明显的莫若船山传略有曰:「其遗书,得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佚者犹多」,[7]仅易任公所记「佚者不少」为「佚者犹多」。然而梁氏误记卷数,钱穆照抄而未查书,故而沿误。按船山遗书初刊于1842年,上海太平洋书局1930年重刊,计七十种,二百八十八卷。吾国传统文士,转录前人之书,习以为常,未必能以现代西方规范论之,然钱氏仅言与梁氏之异,而不及其同,不得不表出之也。 黄王顾三人在现代被视为清初学术思想之巨子,学者景从无碍,多少归功于梁钱两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肯定,而两人对三氏的评价也大同小异,主要观点可说相当一致。梁首揭梨洲虽出自阳明,实已提出致良知的新解,谓致即行,以救王学空疏之弊,并将之比作「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也许未必有当,然其断定「梨洲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学的承继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8]则颇言简意赅而不可移。钱穆所谓,梨洲「重实践,重功夫,重行,既不蹈悬空探索本体,堕入渺茫之弊,而一面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9]并未超出梁任公所提致良知的新解。 钱穆论梨洲政治思想一节,多取《明夷待访录》,所论与任公也少异,引文亦略同,认为黄氏已具民主之创辟思想。所异者,主要是《待访录》之所以作,任公不同意章太炎所谓「将俟虏之下问」,也就是说,期待清廷的青睐,而正恰恰相反,实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钱穆则据全祖望之言,谓成书之时( 1663),「潮息烟沉,已无可望,更无可待,故而《待访录》成于梨洲五十四岁,实为梨洲政治兴味最后之成绩」,此后则转入理学方面。[10]然而,事实上梨洲并未放弃他最后之政治兴味,似乎仍有所待。据1985年宁波天一阁新发现的《留书》抄本,知乃《待访录》之底本,成于前十年,有序曰:「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茍有因无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11]足见梨洲仍有待于后人,以实行其主张。然其所待者,绝非狭隘的某一类人;其胸怀固非近人之比。 钱穆于任公赞赏梨洲《待访录》所言近似西方民主学说,虽无异词,却有一语暗批任公曰:「今读其书者,惊其立说之创辟,而忘其处境之艰虞,则亦未为善读古人书矣」。[12]任公并非不知梨洲处境之艰虞,若谓「凡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13]盖正有此挫折之处境,始有其创辟之见;不顾处境之艰虞而持此创辟之见,正梨洲之所以异于常人也。钱与梁对梨洲的看法,实大同而小异。 王夫之号船山,其书至十九世纪中叶始出,才引起重视。梁启超虽自称未通读王书,然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予王学极重要的位置,并首以西洋哲学概念描述王学,谓「为宋明哲学辟一新路」。[14]钱穆论船山,承袭梁书的痕迹显然,观点也基本略同。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学的方法治学,「比前人健实多了」。[15]钱亦以哲学之本体论述王学之能显真明体,并推而演之曰:船山「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阔,幽微精警,盖无多让」。[16] 梁揭出王夫之「反对纯主观的玄谈」,[17]而钱亦言船山切中流俗,砭「后世言心者,蹈虚落空之病」以及「虚知浮解之无当本体」,盖其「发明性道之幽玄,本于人事生理之实也」,故而既不空谈心性,也不因重功利而忽心性。[18]此论也未脱任公所说,船山提倡实行而不废原理。[19]钱穆固标出船山喜言变动与宇宙演化之妙,谓王氏人文进化之说,「闳辟深博」。[20]唯船山之演化观,不仅演进化,也演退化,道出文化有兴亡起伏之迹,实为一「石破天惊」之论,[21]惜钱氏未及见之。钱穆甚赏王学,未尝不因认为王学「绳律之严,仍是宋明儒家矩矱」,尤与张载《正蒙》的学风为近,[22]展露钱氏一贯崇宋之主见,亦因而相较之下,颜元汩于习行,戴震耽于情恕,以钱之见,皆不如船山之正。然以钱氏之严夷夏之辨,于论吕晚村一节,多有发挥,竟未就船山贵华贱夷的强烈民族本位政治与历史观,大加论述,仅以「《黄书》于种性夷夏之防尤谨严」,[23]一语带过,未免失之交臂。 钱穆论顾炎武,虽然在传略与引文上颇采梁书,但论点颇异。钱穆一则曰,「亭林之治古音,乃承明陈第季立之遗绪」,以驳梁氏称亭林为汉学开山之说,[24]再则曰,经学即理学,「亦非亭林首创」,因钱牧斋已先言之,意在驳斥近人「既推亭林为汉学开山,以其力斥阳明良知之说,遂谓清初汉学之兴,全出明末王学反动,夫岂尽然」?[25]钱氏于此显然在挑战梁启超所谓「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26]然而细察之,钱穆对亭林的结论,实亦清初不作第二人想,不仅认同任公总括顾学「博学有文,行己有耻」之精到,而且认为并世学者「皆不足相肩并」,「要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又谓「以后清儒率好为纂辑比次,虽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广,结撰不能如亭林之精,用意更不能如亭林之深且大,然要为闻其风而起者,则不可诬也」。[27]然则,钱穆虽不云亭林为汉学开山,实已肯定其开山之功,与任公所言,大同之余,小异耳。 总之,清初学者莫不针对明末空疏之弊而发,故提倡实学。清学之渊源于此亦显而易见。钱穆虽言清学源自宋,然并不能无视清学乃宋学流弊之反响。太炎所谓,宋学至清已「竭而无华」,亦属事实。钱穆对于清初三巨子的评价,实与梁启超所见略同。 三、清中叶之考据学 钱穆以传统学案体写学术史,但见学人先后出场,却难见学术与学派之演变。乾嘉考据代表清学的全盛时期,但钱书实未能尽道其来龙去脉,而于顾炎武作为清代汉学开山之说,亦颇持异议。虽仍以乾嘉考据,上承亭林,然承袭之迹不明。白寿彝曾批评钱穆将顾视为复古主义者、道学先生、抄书匠,歪曲了亭林考据学的优良传统,[28]虽言之尖刻,不谓无见,钱穆尤其不应误解亭林所谓著书不如抄书之真意。顾氏之意,仅仅是说,盗窃或改窜他人的著作,还不如忠实的抄书,而此一误解,确也可能曲解亭林以考据为目的而非手段。所谓上承亭林,是否即延续复古与抄书的传统?显然不是。 梁启超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长篇结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实系对乾嘉考据学的详细总结。[29]由此总结可知,所谓乾嘉考据学,确不免饾饤烦琐;为考据而考据之讥,亦非无据。今人探究考据极盛之故,常谓专制政权禁锢思想所致,然也不能忽略,乾嘉正当清之盛世,始有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考证工作。其结果对古籍的复原与整理,对文化的承继,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余英时提出的「内在理路」说,谓乃自明末清初以来,重视「道问学」的自然结果,[30]能以内缘说补外缘说之不足。惟道问学与尊德性乃一体之两面,殊不可一分为二。 钱穆论乾嘉巨子,以专章述戴震(东原)与章学诚(实斋),于两氏学术思想之交涉,语焉未详,后由其门人续成之。[31]戴震与章学诚虽为乾嘉之要角,未得谓包揽乾嘉时代学术思想错综复杂之全貌。钱书论及乾嘉时代,也未暇多言时代与学风的关系,亦看不见亭林考据学发展至乾嘉的过程,以及两者间之异同。 休宁戴震(东原),可说是乾嘉时代最享盛名的学者,不仅在考据上别开生面,从字义、名物、度数以通经意,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而且在义理上更颇有发明,尤令后世学者敬佩。胡适之就把戴东原的哲学等同英国讲求实用的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视为清初以来反玄学运动的成果。[32]梁启超也说,东原所言,「绝似实证哲学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见焉,清学派之精神见焉」。[33]梁胡两人皆将汉宋之争,视为实学与玄学之争,而尊汉鄙宋之意溢于言表。然此恰非钱穆所能接受,并见诸其论述之中,如谓东原学自江永,徽歙又是朱子故里,风尚笃实,原亦尊朱;所谓戴学原出朱学,章实斋已先言之,惟钱穆认为东原论学之变,由于受到惠栋的影响,始尊汉诋宋,亦因而使钱诋戴,若谓「东原在四库馆,盗窃赵东潜校《水经注》,伪谓自永乐大典辑出,以邀荣宠,其心术可知」,[34]则又效实斋之叱戴矣。胡适之穷毕生之力治《水经注》,不亦为戴氏辩诬乎? 学者间相互激荡,事属平常,然东原是否闻苏州惠氏之风而变,并无确据,一如胡适疑心《孟子字义疏证》和《原善》受到颜李学派的影响,没有确据。[35]但东原的学术思想,却可分前后两期,而后期才代表他成熟的学术与思想。即使他最后受到惠栋的影响而变,他的学术之精深,已远远超过惠栋。戴学既不能归功于惠栋,亦不能将戴之抑宋攻朱,怪罪于惠栋,更不能说,戴助惠夺宋儒讲义理的传统,何况学术思想之变,不可能突然发生,而是其来有自。余英时研究戴震早期作品《经考》与《经考附录》,发现「东原后期思想的发展大致都可在此早其作品中得其根源」。[36]然则,戴氏思想有变有常,仍具思想发展的一贯性。东原晚年从辨性欲到辨理气到辨理欲,亦有其一定的发展过程,似非任何外人所能主导。 钱穆虽认可东原考证之精卓,然并不认同其义理。太炎尝言,戴之名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出,学者自是薄程朱」,[37]而钱穆尊崇朱子,始终如一,晚年撰百万言《朱子新学案》,开宗明义即谓:「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与伦比。」[38]钱穆既仰视朱熹如此,自不能容忍批宋攻朱之论,故斥东原所论「激越」、「深刻」、「诋毁逾分」,于东原颇致憾焉,亦因而下视东原曰:「余观船山议论,颇多与东原相同,然船山极尊宋儒..其识超于东原矣」,[39]因亦颇为借重章实斋批戴之言,若谓「东原以朱学传统反攻朱子,故实斋讥之,谓其饮水忘源也」,更说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以夺戴学之长,并断言东原慧有余而识不足。[40]钱穆恨与朱夫子为难之人,颇似方东树。 钱氏矛头既指向东原,于章实斋自多表同情;然章氏在乾嘉时代实遭冷遇,其书亦未出,钱穆专章论实斋,以与东原相抗衡,已张大其事,所谓「东原实斋乃乾嘉最高两大师」,[41]亦如任公谓章学诚为乾嘉全盛期与蜕分期间一重要人物,[42]不免夸张。实斋之成为重要人物,乃后世之发现与认可;实斋之学,也多后人主观的诠释。[43]实斋针砭汉学家之言,既非乾嘉汉学家所知,则又何从影响其时代? 一时代学术之重要,端视其影响的深浅,以及反响的轻重。就此而言,戴震无疑是清中叶最重要的宗师。梁启超以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最能光大戴门之业的后学,[44]显然着眼于正统汉学之朴学,其一脉相承,增事踵华之迹,厘然可寻。钱穆则以焦里堂(循)、阮芸台(元)、凌次仲(廷堪),继戴之后。三人固极重东原,亦皆受东原的影响,然未尽受戴氏藩篱。即依钱穆之见,焦循虽学宗东原,不免「溺于时代考据潮流」,但因其「富具思想文艺之才」,故思辨深湛,「可与东原实斋鼎足」,甚至「较东原为圆密」,亦因而能不随汉学家考据之风起伏,进而能综戴章两家之长,自树一帜。[45]所可议者,里堂既未得读实斋之书,又何从综其长乎?不过,焦循的思想,确有可述,尤其时变旁通之义与异端执一之说,非同凡响。钱穆虽言里堂旁通异端之说颇详,[46]惜未能就两者之意义多所发挥,如时变旁通,是否已发清季变通思想之先声?异端执一,是否已具多元思想的色彩?皆大可推论,实无须局限于汉宋调和一端也。 阮元之学,固亦植根于东原,主古训明而后义理明。钱穆因见阮之长于归纳,有别于焦之长于演绎,故谓阮重实事求是,近乎朱子;焦主自思求通,近乎陆王。由焦阮性情之异,以明学途之异辙,再因阮氏出处较显,助成汉宋兼采之风。[47]钱氏此见,可称明通。至于凌廷堪,钱穆认为亦承东原之风,虽以礼易戴之理,然论经实与戴同尊荀卿,曰「东原言性善,专就食色之性言之,与次仲言礼,专就声色味之好恶言之,同一失也」,[48]而凌分树礼与理的旗帜,更严汉宋门户,则扬戴之风而益甚矣!唯凌亦颇道汉学流弊,不以「好骂宋儒而高自标置」为然,也不以「许慎掩周孔」为然。[49]类此皆颇合钱穆之意,钱梁标举东原后学之异,可以略见汉宋门户,以及两人道术之异趣。 钱穆述论焦循、阮元、凌廷堪之余,附录方东树(植之),涉及清中叶学术史上一大公案,事关桐城派挟怨攻伐汉学。梁启超说,「方东树著《汉学商兑》,遍诋阎、胡、惠、戴所学,不余遗力」。惟梁氏虽说「其书为宋学辩护处,故多迂旧」,然仍谓「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50]钱穆则谓,方东树之书「颇足为汉学针砭」,尤乐见其「尊护朱子」,虽云方氏「肆口无忌」,其书之水平也不及实斋之《通义》与陈澧之《学思录》,但风格差近,皆不满当时极盛之汉学,并可绝其病痛者。[51]但是梁钱两氏,均未对此一公案作全面的探讨,亦未追究其学术史上的意义。钱氏仅在附录之中,稍稍涉及,隐约不彰。 按照章太炎的说法,戴震治学深遽,令诸儒震悚,愿为弟子,天下人遂敬重经儒而轻文士,导致文士与经儒间的交恶。桐城派文士效法曾巩与归有光,讲究依傍程朱的桐城义法,但是桐城诸子并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遭轻蔑。姚鼐想做戴震的学生,未被接纳,感到羞辱,乃不断抨击朴学残碎,后来方东树写《汉学商兑》,虽不完全是诬谰之言,然方氏本人,亦属文士,强以宋儒自居,而行不附言,所言汉学弊端,仅仅是微识,反增纠纷。[52]近人朱维铮于此一公案,有进一步的论述,略谓姚鼐死后,江藩撰《汉学师承记》以区别汉宋门户,又撰《宋学渊源记》,独不记桐城诸家,因而结冤。方东树即姚门弟子,反应最为强烈,凡与汉学有关之人,都在攻击之列,尤集矢于戴震与扬州学派,以维护朱子与发明道统自任,学术价值虽然不高,但颇得桐城、阳湖两派之声援。更有进者,方东树身后,正值咸同大乱,曾国藩辈以当世方苞自居,以明道救世自任,《汉学商兑》亦随世变而风行一时;然而变局之下,汉宋实两败而俱伤,双双凋零。[53]朱氏所论,颇能补梁钱两公之阙。盖思想史之研究,不仅须追究汉宋间理性对话,且须顾及学者间之隐情私衷,亦须注意时代因素及其影响。钱穆著作体例,引一段,评说一句,不脱旧史藩篱,殊难畅述思想与学术发展之复杂过程。 四、晚清学术史 晚清学术,肇自乾嘉朴学式微之后,讲求复古。乾嘉考据学风,崇尚朴实,主张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原是针对宋明理学末流的游谈无根,然而此一学风,亦导致清代经学之流于烦琐,僵化而枯燥,至道咸之际,衰象已著。梁任公曾以考证学研究范围之拘迂,汉学本身因迟滞而腐败,汉学家尊古与善疑之矛盾,以及咸同战乱之刺激,思以经世济时等因素,解释盛极一时乾嘉清学的衰微。[54]钱穆论清学之衰,一本其尊宋的立场,较着眼于东原以来,朴学家力訾宋儒之非是,故述衰世之继起者,多以调和汉宋为言,显然以为汉宋调和乃救学与兴学的良方。不过,倡言汉宋调和,即使能够落实,是否足以应付道咸以降的世变,殊为可疑,而此一关键问题,梁钱两公皆未作深论。 正当道咸学者提倡汉宋调和之际,汉学因经今文的复兴而趋分裂。今文之复起,自与乾嘉笺注之学流于义理枯竭有关;然今文之阐抉奥旨,往往牵缀比附,并不能等同宋明先儒之求义理,自非钱穆所能允可,故目为好诞之风,较其弊视惠栋尤有过之,若谓「其始则为公羊,又转而为今文,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掩胁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学术治道同趋凘灭,无救厄运」。[55]钱穆此语,总结经今文学在晚清的影响,认为关系到学术治道的凘灭,甚至将清代之覆亡,归罪于经今文。此等大事,理应详述密证其过程,明其因果,岂能一笔带过? 梁启超将经今文学派开拓之功,归诸龚自珍,[56]钱穆也认为常州今文学,虽然起于庄存舆,立于刘逢禄、宋凤翔,然变于龚自珍与魏源,而龚才是此一学派「精神的眉目」,原因是龚自珍始将今文学派之轻古经,推展到注重时政。[57]龚氏确是清儒在百年文字狱阴影之余,首开发舒政论风气之一人,在学术上固然为乾嘉经学的反响,在思想上由政论而发清末变法的先声,而其脍炙人口的诗篇,也风靡几代士人。凡此皆龚氏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值得深探细究。然钱穆或因其鄙视今文之故,对龚氏的评价偏低,一谓其承袭章实斋之说,再惜其屡试不售而消极,以致于「往往有彷徨歧途莫审适从之慨」,[58]又说「定盦之学,博杂多方,而皆有所承,亦非能开风气」,[59]虽可说明即使定盦也不能有所作为,卒不免自我否定其学术思想之重要性矣。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真正英雄人物终于登场,此人乃曾国藩(1811-1872)。此一政治人物,在思想史上固然有其重要性,如钱氏所说,国藩学业文章源自桐城姚氏,持论显然与乾嘉汉学家异,代表晚清反考据之学风,更何况曾氏以中兴元勋,提倡经世致用,以挽救士风为己任。曾氏礼论,谋汉宋会通,扶植礼教,而礼以时为大,遂达经世济时的目的,不谓无见。然而钱氏不仅以专章述曾,而且将其学术地位与清代巨子并列,赞褒有加,认为其见解「有其甚卓绝者」,如「以杜马补许郑之偏,以礼为之纲领,绾经世考核义理于一钮,尤为体大思精,足为学者开一瑰境」,又说「与嘉道汉学家继东原后,专以考订古礼冗碎为能事者,回不侔焉」,尤推誉其特重宋学,不仅知经世而且知经术,以致于「涤生之所成就,不仅勘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故亦少见其匹矣」,故而「涤生之殁,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渺矣,此实同治中兴所为不可久持一大原因也」。[60]于此足见曾国藩在钱穆心目中形象之高大,实不作晚清第二人想,亦可略见钱穆与曾国藩在思想与意识上之相契。现代学人之中,固不仅仅陈寅恪之思想在湘乡南皮之间也。 曾国藩之外,另一获钱穆青眼的晚清学者,是粤人陈澧,号东塾。东塾完全是象牙塔内学者,几无俗世名声。钱氏以东塾身值大乱衰世,能切中时弊,深知发明训诂而不讲义理的汉学家之失,故欲挽风气,砭流俗,主汉宋兼采,有意提倡新学风。所谓新学风,以钱氏之见,只是不分汉宋以求微言大义,且不期而与章实斋挽风气之说相同,并响应方东树对汉学流弊的批评。然则,所谓新学风,实无新义,更何况钱穆又说,东塾之学仍不出古训,其意实欲汉学家勿专务训诂,勿忘义理。若然,则东塾乃汉学之振兴者,亦不得谓之新学风。另可注意者,钱穆于东塾的学术实未予多许,若谓: 于两汉学术精要所在,尚未能发挥呈露,又排比众说,不欲讲家法而但求通义,其意虽是,而于两汉四百年诸儒,流变派别,因亦无所发明。其取去抉择,在作者虽自有微意,而自今言之,则其书亦不得谓研治汉儒思想者一完备之参考书也。 又说「其言学问偏主读书,议论似不如颜习斋;言读书唯重经籍,识解似不如章实斋」。[61]既如此,则又何须专章论述陈澧?原来钱穆拳拳致其向往之意于东塾者,因东塾力斥士情既懒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好以胜古人,颇中钱氏当世之感慨:「今日安得东塾其人者,以上挽之于朱子郑君,相率趋于博学知服之风,而求以作人才转世运哉?」朱子郑君云云,立见钱氏本人学术思想之归宿,与夫论学好恶之所本。 康有为虽是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之「殿军」,也就是结束清学史的大学者,但是钱穆对康之评价甚低,与梁启超对乃师的赞赏回异。钱氏认为,康之公羊改制说,实自川人廖平剽窃而来,甚至说,「康门学说,尚是廖季平范围」,[62]岂不是说,若称康门,还不如径称廖门?至于礼运大同之说,康虽「自辟天地」,然而「亦自有其来历,并非绝无依傍剿袭也」,[63]而所论也不出谭嗣同的仁学。然则,依钱穆之见,康有为并无自得之学可言,钱氏清学史的完结篇遂有极为消极的结论: 长素之于考据如廖,于思想如谭,更所谓横扫无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于后。凡其自为矛盾冲突抵销以迄于灭尽,则三百年来学术,至是以告一结束,扫地赤立,而继此以往,有待于后起之自为,此所以康廖谭三家之书,适成其为晚清学术之末影。 出自 我在这节选了一些 喜欢能帮到你~求采纳

党百年发展历史论文1500字

我家江姐那一段下一行第14个字前少了个“革”

党的发展历程主要是介绍党的诞生,还有抗日战争写。

正文

中国历经五千年沧桑巨变,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与爱戴,我们的国家也必将越来越强大。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我的心情跌宕起伏。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人民苦难深重,社会一片黑暗。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80年的时间里,先后经历过太平运动、戊戌变法、义和运动……,人民在苦苦探寻摆脱困境、走向光明的道路,可是无一例外,这些运动都失败了。

1911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然而,辛亥革命还是失败了,人民依旧生活在苦难之中。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一个预示着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在上海举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从此诞生了。它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历史使命。

期间涌现出了一批历史人物、革命先辈、战斗英雄。有让世人敬仰的新中国开国十大元帅;有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有写下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大义凛然赴死的夏明翰同志;有毛主席挥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年仅十七岁牺牲的刘胡兰同志;有面对刑具毫无惧色的江姐……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心怀共产主义信念的这些命先辈,有了他们牺牲个人,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新中国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及一切维护和平的海内外人士,经过28年的艰苦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等反动势力,建立了新中国。但是新中国的起步却是异常艰难,国民经济的极端落后、满目疮痍的社会现状给了我们的党极大考验,并且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一切都没有阻挡住中国共产党前进的步伐。

经过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第一部《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工农业建设、科技发展、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的伟大决策、方针、政策的出台、执行,我们的国家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

姥姥经常对我说,说我像是生活在蜜罐里,我知道她是拿我现在的生活和她的童年在做比较,我们的现实生活正好验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奔小康的丰功业绩。我爱我的祖国,我爱中国共产党,我要努力学习,将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小小的我也在心底许下心愿—长大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让我们携起手来一同做踏实的纤夫吧!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的家乡就在美丽的“人间天堂”——杭州。杭州有闻名中外的西湖,西湖上有一座又坚固又古老的拱形独孔环洞石拱桥——断桥。断桥是西湖“三大情桥”之一,也是西湖古今诸多大小桥梁中最有名气一座桥。断桥一年四季景色非常诱人,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春天,随着春风的吹拂,站在断桥上看着天空中飞舞着大大小小的风筝,看看远处的柳枝已经吐出嫩黄色的叶芽儿,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感受呀!夏天,远处的柳枝已经长满了翠绿色的柳叶。这时,你走上断桥,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荷花有的含苞欲放,有的开了一半好像小姑娘害羞的脸,有的已经盛开了。而荷叶挨挨挤挤的,好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真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秋天,远处的柳叶和梧桐叶都纷纷飘落,金黄的落叶铺满大地,真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引得游客们络绎不绝地来到断桥。冬天的断桥可有名了,一场大雪过后,太阳晒到断桥中间,使桥中央积雪融化,从不远处看到中间黑两旁白好好像桥断了似的。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西湖十景之一——断桥残雪。每次大雪后,游客们都会纷纷来到断桥上合影留念。相传,白娘子与许仙就相聚在此桥。真可谓是“西湖美景甲天下,断桥美景甲西湖”!这就是我家乡那美丽西湖的景色之一——断桥。

新民民主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自近代1840年以后,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欺辱,西方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大批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了给中国寻找一条走向富强的道路,就开始进行革命,期间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义最为重大,1919年到1949年这三十年时间里,以五四运动为起点,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进而中国共产党成立,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和政治舞台,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探索和实践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做艰苦斗争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传播提供了政治基础, 自五四运动后 中国的民主革命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反封建变为反帝国主义。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登上历史舞台 ,为中国的民主事业提供奠基石。1921年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共党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出了让步,联合共产党,结束了当时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国在形式上形成了统一。自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右翼势力抬头,发动“四一二”政变。共党起身反抗 ,发动南昌起义,国共十年对峙开始。 1937年 ,七七事变。全面侵华爆发,最终,经过八年浴血奋战以后,我国取得抗战的伟大胜利,一雪近代以来百年国耻。 1949年4月28日,攻占南京,中华民国宣告灭亡。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新民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从此,劳动人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新的时期。它的胜利,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大大激励了世界其他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对国际局势的发展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中国刑法立法历史回归研究论文

重刑主义,维护封建阶级统治。

刑法有广义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在我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刑法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刑法的论文篇1 浅析刑法中正当化行为初 刑法中正当化行为,一直都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法律术语,一如“一张普罗透斯似的面孔,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逻辑学认为,要想深化研究某一理论,明确基本概念必不可少。所以,面对这个有着众多歧义,且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刑法概念——“正当化行为”,首先要做的,便是厘清其内涵外延,明确其类型划分,而这无疑对“深化刑法理论研究,完善正当化行为的刑事立法,推动正当化行为的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1 正当化行为的理论界定 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体系中,对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化的行为,统称为违法阻却(性)事由,但日本有学者称其为“正当化事由”,或注括号“阻却违法事由”;德国有“阻却违法性”和“合法化事由”等词语;意大利多用“正当化原因”一词;俄罗斯以“排除行为有罪性质的情节”来予以表述。而“合法抗辩事由”则是其在英美双阶层刑法理论体系中的指称。我国大陆对于正当化行为的称谓就更多了,学者们对此莫衷一是。 在诸多称谓中,最具典型的便是以下五种:违法阻却事由、合法抗辩事由、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正当化事由。 2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正当化行为 要在众多称谓中厘清正当化行为的确切内涵,我认为,首先至少必须要研究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并进行概念对比。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宏观说明 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构成要件该当性(核心)、(事实的评价)—违法性(法律的评价)—有责性(责任的评价)”这样的三阶层评价系统。它将一个整体的行为,以不同的意义划分为不同的犯罪成立要件。而我国大陆地区的犯罪构成系统则是犯罪构成四要件,即“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客体要件”。四要件以“社会危害性为内容出发点,以要件齐合填充为构造形式”,意图从整体上综合宏观的评定犯罪行为。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质内容上的对应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中“构成要件”的要素的种类: 行为主体(只含“自然人与法人”及“特定身份”之内容,无责任能力评价) 行为客体(结果犯/行为犯,“法益”—社会秩序的想象价值) 行为(核心.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事实,包括行为时间、地点、实施方法或手段) 行为状况(行为时的特别情状) 行为结果 构成要件的故意与过失 对应性: “该当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行为主体特定身份要素——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 行为客体——犯罪对象 行为、行为状况、犯罪结果——犯罪客观要件 故意和过失——属于主观要件罪过的内容 “违法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形式的违法性判断中阻却违法事由(消极违法性因素,但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进行考察)——排除犯罪性行为(不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但在对行为作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审查时,又必须考虑是否具有这种阻却犯罪性的行为情形) 实质的违法性判断——犯罪客体要件 区别: 大陆法系国家:违法性判断存在着超法规性,即合法化事由的合法存在;实质违法性只是‘yes’ or ‘no’的问题,并无程度上的差别。 我国:罪刑法定要求,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客观要件都由刑法规定;犯罪客体要件与犯罪概念中的社会危害性紧密相连,它体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有责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的“责任”要素包括: 责任能力:行为人的负罪能力(刑事责任年龄以及精神状态) 责任故意:仅为对违法性的认识,不包括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 责任过失:判断是否具有阻却主观注意义务的违反性 期待可能性:期待行为人在彼时彼景下作出其他适法情形 对比: 责任能力要素——犯罪主体要件下的责任能力 责任的故意和过失——归于犯罪主观要件的罪过因素中 期待可能性,暂时并无与之相对应的完整部分 3 结语 形式上的侵害性、实质上的正当化、法律后果上的阻却事由,以及不受法律否定评价的性质,正是正当防卫的经典表述。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法系都对正当防卫进行不懈的研究,正说明了刑法谦益性是现代刑法的大势所趋,刑法体现人权保障是当今刑法的人心所向。所以,为法秩序所容忍、为保护法益所必需、法益衡量的重要标准——即是正当化行为合理存在的依据。正当化行为,既是对不必要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反抗,更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自我保护手段,我期待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可以将正当防卫纳入,从而具体贯彻程序高于实体、保护重于打击、预防先于惩罚的现代刑法理念! 刑法的论文篇2 论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 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病态现象,然而只要人类社会存续,犯罪必然如影随形,“刑期于无刑”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基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对犯罪行为人处以重刑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世界性偏好,即使在公认的法治程度高的西方国家,废除死刑的民意调查也是难以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具体到我国来讲,重刑思维就不仅仅是偏好,而是一种汹涌澎湃的狂热了,“刑, 从刀 ,井声, 刭也。”刑的本意就是一把刀,用来割人脖子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镇压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武器。从古至今,这一思想得到了极好的继承及发扬。然而正是这种可以理解且极具弥散性的重刑思维,深刻影响了我国刑法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各个方面,其正面效应趋向递减,而日益成为横亘在我国法治建设道路上的重大阻碍。本文拟对我国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的渊源、表现、危害性进行分析,提出改善重刑思维可能的努力方向。 一、重刑思维的渊源及传统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刑罚严酷而苛杂的开端,“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夏刑则大辟二百,髌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尚书大传》)春秋战国以至秦国的强大到最后统一六国,历经商鞅、慎到、韩非子等人的不断发扬,重刑主义思想达到顶峰。其认为由于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人君(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大敌矣。”(《 商君书·错法》),因此民众是可治理的,治理的工具就是赏和罚,而且在法家的眼中,这两种驱驰民众的方法并非同等重要,罚的力度远远大于赏,即“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 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特别在社会动荡不安、利益纷争加剧的时代,刑罚轻缓是无法治理国家的,“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显学)而根据社会现实加重刑罚则会收到“ 藉刑以去刑”(《 商君书·开塞》)的目的,即“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故无刑也”(《 商君书·说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而且重刑主义被包装为爱民举措,民众畏惧重刑,就不会以身试法,反而对其是一种爱护。 “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 ,故鲜死焉,水懦弱 , 民押而玩之 ,则多死焉 ,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其后虽历经汉代学者反思及批判,抛弃绝对追逐重刑的做法,但因这一思想契合封建帝国中央集权的需要而被隐蔽地保留下来,即董仲舒儒法合一,外儒内法的改造方式,剔除了绝对重刑主义过分暴虐残酷的内容,吸纳其对于君主专制集权有益的观念做法。在其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刑思维的面目虽然大体上趋于温和,但其内核却历经王朝更迭而未曾变异,如同远古的幽灵般一直盘踞在上到执政者,下到普通民众的观念之中。 二、重刑思维的表现形式 1、复仇思想根深蒂固,重刑观念挥之不去 作为一个从封建时代到现代文明社会之间缺乏过渡时期的国家,没有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旧有观念从未被彻底抛弃,而西方舶来的人道、自由、法治等进步观念未彻底扎根于国人心中,反映在刑法领域,就是复仇思想和重刑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自古就有“父之仇, 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国。” (《礼记·曲礼上》)的说法,从官方到民间都对复仇思想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同情及宽容,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又鼓励着复仇思想和行为的持续存在。在现代社会,追诉犯罪的权力原则性地属于特定的国家机关所有,不允许公民个人进行复仇。但是复仇观念并未因此无用武之地,只是变换了存在并起作用的领域而已,它仍然广泛存在于公共舆论空间。审视来今年来的社会热点,被公众及学界高度关注的刑事案件,除了少数的案件,因为脱离大众朴素正义观而被认为量刑过重以外(许霆案,“天价葡萄案”、“天价手机案”),其余案件中,公众主导的舆论均一边倒地呈现要求对被告人处以重刑乃至死刑严惩,如张明宝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 2、对立法中新增罪名及加重刑罚的强烈诉求 纵观近期的刑法修正案,对民众意见广泛听取,增设了危险驾驶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组织考试作弊罪、替考罪等一系列罪名,立法的民主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此外,相对于已经被立法机关吸纳而成为刑法条文的建议,因此公众强烈呼吁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许多学者也积极为增设该罪论证。但是将扶危济困的道德义务上升到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不仅存在是否符合刑法理论自洽性的问题,而且对公民课以过高的义务,过分限制公民行为自由。 三、重刑思维的危害 1、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恶化刑事被告人的处遇。 重刑思维在严惩被告人的同时更加追求“杀一儆百”的威慑效果,相信重刑乃至死刑在整个刑罚体系甚至整个社会治理手段中具有最大的效用,“禁奸止恶,莫若重刑,禁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这种观念与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能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反而出现“失期当斩、举大义亦死”的尴尬局面,逼迫民众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在司法机关的追诉惯性和民众的舆论压力下,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正当权利被忽视和牺牲了。 2、阻碍现代法治的推进,蚕食司法改革的空间。 当代刑事法治建设具有一些普世公认的价值追求或者说评价标准,例如刑罚轻缓化、人道化、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以未决犯不羁押为原则、严格限制死刑乃至最终废除死刑等。虽然各国因为国情不同而对刑事法治存在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形态各异的法治建设道路,但是这些基本原则和方向是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传统的有罪推定、重刑思维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现实的刑法运行过程各方面都或深或浅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我们的极刑主要是针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这就是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突出打击重点、少杀慎杀综合起来得出的判决”,但是因为该案被告人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的恶劣的手段和及严重的犯罪结果,相比药家鑫案有过之而无不及,公众在对比之后自然对李昌奎案的死缓判决表示抗议,终审法院不得不做出“李昌奎案不存在任何黑幕,或法官徇私枉法的问题”、“该案判决结果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表决的”的声明。此前“为中国死刑判决立下创新型的标杆”的期许也显得过于乐观,这种尴尬结果准确地说并不是该案判决过轻,而是药家鑫案判决过重,在可以判处死缓的时候在强烈的死刑立即执行舆论下对后者作出了妥协,导致此后类似案件只可重不可轻的结果。这种案件恶劣的社会效应及其不利于我国限制死刑、最终废除死刑的目标实现。 3、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作和国家形象 从具体层面来说,我国在重刑思维影响下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广泛开展,因我国在贪污等犯罪中规定有死刑罪名,依据“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惯例,这些犯罪嫌疑人一旦潜逃境外即难以被遣送回国。我国每年实际执行死刑数一直讳莫如深,不但国际社会无从得知,国内学者对此也有“囿于缺乏司法信息等第一手研究材料而无法做到具体深入和理论联系实际,从而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2〕的困惑。在经历共九个刑法修正案,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九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的情况下,我国现行刑法存留的46个最高刑保有死刑的罪名中,仍然有很大的削减空间。 四、改善重刑思维的努力方向 1、增加对犯罪的宽容度 犯罪,是孤立的个人挑战社会最极端的方式。它理所当然受到社会中所有良善公民的憎恶,这种憎恶对于威慑犯罪、捕获犯罪人、对受害方给予心灵慰藉都是非常有益的。“人们对犯罪的愤恨影响与引导着社会对犯罪所作的反应,这种愤恨对社会的正义来说是不可缺少的。”〔3〕特别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深厚侠义精神的国家来说,嫉恶如仇、“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都是支撑社会良好运行的动力。如同菲利的犯罪饱和理论,每个社会因其独有的政治、经济形态,必然具有与之相匹配的犯罪数量。如今的人类依旧对犯罪现象深恶痛绝,正是因为人类更加意识到人本身的价值,意识到犯罪并不是个人绝对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意识到最好的社会政策才是最好的犯罪政策,才让我们对于犯罪人给予更多的宽容和谅解,而不是寻求用对其课以超过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重刑来抗制犯罪。 2、承认刑罚的作用的有限性 与道德、舆论、行政措施等现存的对抗犯罪的方法相比较,刑罚确实是最具强制力且威慑力的措施。一种意识上拟制的愿景。另外,刑法的运行所存在的副作用越来越被认识到,其报应犯罪的同时也刺激犯罪,预防犯罪的同时也滋生犯罪。如耶林所说“刑法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因此,在心理上抛弃刑法万能的思想,接受刑罚作用的有限性,宽容不仅是对犯罪行为而言,对刑法本身也需要宽容的保护,它是刑法得以良性运行的必须空间。 3、积极引导民意,创造民意与司法之间相对独立的空间 民意与司法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尤其在刑法领域,民意与刑法的交互影响始终是刑法运行中不能忽视的重大课题。刑法与道德关联密切,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在各部门法之中独得公众恩宠,备受媒体瞩目,特别在重大案件中想低调而不可得。在许多情况下,公众的密切关注与刑法运行呈良性互动的关系,公众与刑法的距离拉近,增加了认同与理解,刑法的价值理念与具体规范也得以传播与遵行。但重刑思维几乎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具有十分广泛的民意基础,稳定性极强,如果要对其予以改善,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运行中不能一味的妥协与屈从,刑法不应只是被动的反映社会,在社会变革与进步中也应有所担当,成为引领社会心理的力量。另外,刑事司法办案毕竟是极具专业性的活动,其有自身的话语体系,应当与民意保持一定的隔离,减少它对案件审理的负面影响,从前文对药家和李昌奎案的分析中,司法机关对民意的态度如草上之风,对于刑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也是极大的损害。 猜你喜欢: 1.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3000字 2.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 3. 刑法毕业论文 4.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参考范本 5. 刑法毕业论文参考范文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主要特征1、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以“礼”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中国法制史》)。2、“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统一法典结构,一部法典把民法、刑法、诉讼发、经济法的内容都装进去了。3、宗法制度的影响很大。4、儒家立法道德化思想,原心论罪论。中国法律主要起源于早期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古人将这些战争称为"刑征"或"刑伐".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有统一的纪律,于是首领的军令成为每一个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军纪军规成为中国法最早的一个形式。甘誓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这种在作战前当众发布的誓词或者说军令就是一种比较多见的法律形式。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 昭公六年》)不仅如此,一些最初的刑罚方式也来源于此,比如死刑中的殛刑便是黄帝与蚩尤战争中产生的,蚩尤战败后,黄帝对其施蚩攴刑,"蚩"即蚩尤,即杀,殛蚩攴同音假借,故称"殛刑"。肉刑是苗族攻打异族时创造的,《尚书吕刑》中有记载"爰始淫为劓、刵、椓、黥黄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相虐以威,遇绝苗民,无世在下。"其中"劓"、"刵"、"椓"、"黥"就是肉刑的几种方式。也就是说,中国法律从一开始便和异族联系,和暴力制裁联系,这对后世影响很大。直至今天,大多数人仍把"法"和"刑"联系在一起,认为法律就是制裁那些品性不良,不顺教化,即是和自己不处于同一范围的人,因此得出结论,对这些人以重刑惩罚,便是理所当然。中国古代刑法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一种"人性本恶"的指导思想上的。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享乐,好逸恶劳,趋利避害,这是犯罪的根源。"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因此主张以毒去毒,以刑去刑,商鞅认为:"刑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所为以刑去刑,刑去事成。"韩非子也说过:"重罪者人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所谓重刑者,奸之利之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不生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也,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以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既然轻刑不能制止犯罪,就加重刑罚.中国人的重重刑传统使得整个封建社会法律所采用的刑罚普遍较严厉。就以死刑为例,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章可循的就有斩、枭首、弃市、戮、戮尸、肢解、剖心、炮烙、射杀、凌迟、醢(捣成肉泥)、车裂、活埋、磔(分裂人体)、具五刑(五种极刑并用)等等。直到近代,伴随西方法律思想逐渐传入,中国法制逐渐走向现代化,法律的轻刑化才逐渐得以实现。这个观点在实际也得到证明:以刑法本身为例,中国封建社会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的民法,没有违法犯罪之分,而是刑法一统天下。而如今,一大批部门法产生,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由全面保护各种利益逐渐演变为其它法律的保障法。世界法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已成为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潮流和趋势,中国法律的发展进化必须与之相吻合。但我国刑罚轻刑化和死刑的废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与世界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需要政府不断的努力 。 当代中国法律发展1,实质上仍然是成文法系,但是,在新兴立法上开始被美国的判例法中确立的一些规则所影响。美国的判例通过成文法,特别是司法解释的方式开始逐步影响司法实践。2,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国内立法逐步与国际公法、私法开始接轨。成为国内立法的发展方向。但是,个人认为中国的法学理论界资源过于集中在某些成名大家手中,这些大学者的过分突兀已经影响了立法的走向。几个人的思想就可能影响一部法典的编撰。使很多非著名学者的学说日益边缘化。中国法律的发展史参考: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比较法制史: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新视角中国法制史论文:

相关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