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管理的历史发展论文

现代城市管理的历史发展论文

关于加快小城镇树立的思索 小城镇是以聚集人口、商品、文明、音讯、科技、教育、金融和效劳为特征的地域系统。小城镇位于乡村之首、乡村之尾，与乡村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完成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支持点；又与大中乡村联系亲密，是大中乡村进一步开展的根底和后台。党的十六大演讲指出：“要逐渐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乡村和小城镇谐和开展，走中国特征的城镇化路途。”这是十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开展，促进城镇化树立的根本指点思想。加快小城镇树立，走契合十堰实践的城镇化路途，是处置“三农”效果的根本出路，也是片面树立乡村小康社会的一个战略性效果。 一、开展小城镇、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战略意义 十堰作为地处鄂西北山区的新兴工业乡村，产业构造繁多，城乡二元经济构造典型，扶贫义务艰难，减速促进城镇化，既是我市片面树立小康社会必需跨越的历史阶段，也是处置目前以及今后经济社会开展诸多效果的关键。开展小城镇，促进城镇化，完成社会、经济构造转型，把城镇化与乡村工业化和产业化无机别离起来，促进乡村富余休息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完成城乡共荣、谐和开展。因此，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水平，成为我市新世纪片面树立小康社会面临的主要而紧迫的战略义务。 1、促进城镇化，有益于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片面树立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乡村，特地是像十堰这样经济欠兴旺地域的乡村。十堰市有近70%的人口在乡村，有14万贫穷人口尚未处置温饱效果。贫穷山区的自然条件卑劣，单位土地的产出率很有限，种植业增加的空间也很有限。要使农民致富，独一的出路就是经过城镇化，完成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民的数量，提高人均消费率。转移出来的乡村休息力支出增加了，乡村休息力的价值也大大提高，支出相应增加。而大中乡村吸纳乡村盈余休息力的才干又极为有限。因此，完成大范围乡村人口转移只要开展小城镇，完成城镇化，改善城乡二元经济构造，完成人口、经济要素的合理散布和自在活动，促进地域经济谐和开展和城乡独自富余，除此别无出路。 2、促进城镇化，有益于加快完成乡村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从实际上说，城镇化是社会合作的开展和消费专业化的结果。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的两个正面。工业化需求聚集形状，只要人类活动集合才会降低工业消费利息，才会形成聚集效应。因此，城镇化是工业化的肯定产物，合并了城镇化，工业化的效率就会降低；合并了工业化，城镇化就无的放矢，就会失掉开展的动力。目前，我市乡镇企业范围小，集约化水平低。经过开展小城镇，使乡镇企业向小城镇聚集。充沛发扬小城镇作为乡村交通中心、音讯中心、技术中心和人才中心的作用，为乡镇工业的开展提供根底装备、市场、技术和人才条件；经过发扬小城镇对乡村的辐射作用，带动农业产业化。 3、促进城镇化，有益于改善生态环境。十堰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调水源头，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荣耀而又艰难。我市山多地少，生态环境软弱，在全市240多万乡村人口中，有当家地仅160万亩，由于寓居聚集，自然灾祸频发，种植业的70%望天收。只要经过城镇化，增加农民数量，在总量上相应增加现有耕地承载人口数量，改动农民的营生方式，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使他们向城镇聚集，给大自然以疗养生息的时机，最终才干处置土壤提高、水土丧失、森林掩盖率降高等生态环境效果。 二、小城镇树立的现状与效果 革新封锁以来，特地是1994年地市兼并后，十堰市的城镇有了较快开展。截止目前，建制镇由1984年的13个开展到63个，其中城镇居民万人以上的9个，城镇总人口111。8万人，短短17年城镇化率由14。9%提高到32。5%。城镇的空间布局主要沿交通支线襄渝铁路、汉江、209国道、316国道展开，城镇职能改动了过去繁多的政治职能或低水平商贸职能为主的状况，形成了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各种类型构造。纵观十堰城镇化进程，有两个特性：一是十堰城区(中心乡村)作为区域经济增加极，因汽车产业的聚集效应使乡村人口增加较快，乡村剖析实力日益增强；二是乡村城镇化即小城镇的开展相对缓慢。建制镇的开展由于在地市兼并以前受行政管理区划的限制，中心乡村与区域内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表现为松懈型，区域城镇的经济开展主要依托自然资源开拓应用、边境贸易、农业产业构造调整等，中心乡村对小城镇开展的辐射才干较弱。地市兼并后，城镇树立步入谐和开展的轨道。由于十堰市乡村人口较为稀疏，土地资源，特地是耕地资源有限，这就决议了农业休息力转移压力适中，同时乡村经济十分落伍，因此，在乡村地域形成小城镇的内、外动力较弱，招致小城镇开展滞后。 十堰小城镇开展具有诸多效果：一是规划效果。规划不迷信，实施缺少严肃性。城镇树立缺少特征，作风相同；二是融资效果。目前，城镇化依然是一种政府行为，尚未面向市场，形成多元投资主体，因此，城镇树立资金根源贫瘠，投资渠道繁多，投入严酷缺乏；三是制度阻碍。城乡联系的户籍制度，延缓了农民离土离乡的步伐，有利于调动农民进镇务工经商的主动性。社会保证制度革新滞后，社会保证体系不健全，使农民进镇缺少“平安感”，增加了城镇化利息；四是政策效果。各地出台了鼓舞农民进镇务工经商的系列优惠政策，但落实不力，农民在市场准入、税费征收、子女就学等方面享用不到优惠待遇，甚至有的中央农民进镇享用不到城镇居民的待遇。我市小城镇开展滞后固然有许多缘由，但从客观下去看，主要缘由在于城镇树立的思想方式和指点思想具有有思想误区，我们必需克制： 第一，要克制官位设市的思想误区。在冗长的封建社会中，除了帝王以外，下面的州、府、郡、县的设置，等级威严，不可僭越，哪一级官管辖下的乡村，城墙该有多高，该有几条街道，衙门有多大，均有严厉的规则。建国后到革新封锁以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省、市、县、镇的设置，也根本沿用封建社会那一套，严厉按行政级别、管辖面积、人口设市，城镇范围根本以官帽定位，而不是按经济范围以及经济开展速度定位。革新30多年了，包括体制上、观念上很多脱离实践的东西都改正去了，但这一激进的设市设镇形式仍被坚强地保管下去。而且在我们的头脑中、在体制上形成了固有的形式，难以表现时期肉体，限制了城镇化开展，我们必需克制。 第二，要克制人为构市的思想误区。假设说古楼兰曾为古丝绸之路开拓立下汗马功劳的话，那么它的消逝，也应是经济、社会开展的肯定规律。城镇的生活与开展及其开展范围该有多大，完整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不能凭客观想象来构筑城镇框架，我们不能不顾城镇开展范围和区域经济社会动态比拟优势，好大喜功，人为构市，自觉扩市，以致于城镇“增肥”了，却有城无市。如我市一些小城镇，虽耗巨资建起了几条街道和广场，至今门可罗雀，成为“空壳”。这样的糜费和经验令人心痛。今后，我市的城镇化必需留意克制这种违犯规律、人为构市的思想误区。 第三，要克制全能乱市的思想误区。由于受计划经济思想和自然经济的影响，我市不少小城镇总想来个各行各业齐头并进，搞“大而全”、“小而全”，疏忽自身城镇的产业强项和文明特征，搞“全能城镇”。资深社会学家费孝通教员在苏南地域凋查后曾提出一个“小城镇、大战略”的概念，意义是说，革新封锁后，乡村商品经济开展很快，召唤小城镇的开展，为其提供音讯、市场和迷信文明效劳。加快小城镇树立，其手段一是处置乡村外部商品经济开展的凝滞效果；二是以小城镇的普遍树立处置大乡村的“通病”。惋惜的是我们却歪曲了费老的原意，片面以为开展小城镇商品经济就是要搞“小而全”，而未能与时俱进，把小城镇树立放在国际社会合作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去调查去树立，招致在小城镇的开展上出现了不少“全能城镇”，形成了社会资源的糜费。 三、加快我市小城镇树立的思绪与对策 我市小城镇树立要立足市情，既要增加城镇的数量，但更应留意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不能搞“一刀切”。要迷信规划，完美体系，合理布局，一般重点，梯度促进，片面增强城镇的剖析实力、聚集才干和经济辐射功用，逐渐形成以重点城镇为支持、各具特征的城镇体系。要把为农业、乡村和农民效劳，作为小城镇树立的动身点和归缩点，把小城镇树立与开展乡镇企业和促进农业产业化无机地别离起来，增强小城镇的接收力和带举措用，使小城镇成为推进乡村小康社会树立的战略支点。依照小城镇树立的根本思绪，加快我市小城镇树立应采取以下对策： 1、变官位设市为按经济范围设市 我国革新封锁以来，就经济范围而言，一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内地乡镇已超越了西部不少地级市，其城镇开展的范围和格式，也超越了西部的不少县和市。就十堰而言，城镇化进程起步晚，即使是县城，与内地一些乡级小镇相比，不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经济质量上的差异都很大，思想观念上的差异、运营理念上的差异就更大了，固然国度还沿用按行政级别设市的激进行政管理形式，但突破这一激进的桎梏，只是时间迟早的效果。我市应遵照城镇化是一个以经济开展为中心的自然历史进程这样一条客观规律，按经济范围来布置城镇资源的分配，收紧拳头，一般重点，掌握规律，有选择、有特征地走自己的城镇化之路。否则，我们的城镇化进程肯定会遭到不可估量的影响。 2、变人为构市为产业兴市 城镇开展必需以经济产业作为依托。我市少数小城镇近些年来之所以出现布局紊乱、交通梗塞、城镇效劳功用不配套等效果，甚至是没有经济外延的“空壳镇”，主要缘由之一，就是没有从经济开展的角度和产业开展的角度去规划和架构小城镇，小城镇缺少主导产业支持。一个城镇可以构筑多种产业功用，但从城镇特性来看只能一般一两项主功用，形成一两项优势产业，而不是面面俱到。我国革新封锁以后新兴的城镇，如温州、绵阳、诸城等等都是以特征产业立市。小城镇的开展，必需依据各自的优势，推准主攻方向，鼎力培植工业主导产业，走依托产业支持辐射功用的路子。我市小城镇应当发扬山区资源优势，开展山区资源加工工业，培育城镇支柱产业，增加城镇经济实力，从而增强对乡村经济的辐射功用。 3、变全能镇为特征镇 我市小城镇树立中不同水平地具有着片面追求“小而全”，使小城镇特征不一般。我市城镇化应当走“小而特”的路子，不同的小城镇必需打造不同的特性，或以产业特、或以文明风情特、或以区位特，一般特征，形成比拟优势，实施差异化协作战略，以新颖的城镇特征，形成“名镇效应”，带动乡村经济社会开展，提升小城镇的协作力，反过去又推进城镇范围的扩张。别离十堰产业与资源特性，可以着力开展以下几类具有特征的小城镇：一是树立工业主导型小城镇。把小城镇树立与乡镇企业二次守业严密别离起来，依据区域市场、资源特性，合理调整产业构造和产业布局，指点乡镇企业集合连片开展，树立小型工业园区，把乡镇工业塑形成为带动小城镇树立的主体力气。二是树立旅游效劳型小城镇。旅游资源丰厚的乡镇要搞好景区生态环境树立，完美效劳装备，片面提高景色名胜区的硬件装备水平和效劳接待水平。三是树立凝滞商贸型小城镇。边贸口子镇要在一般抓好市场等硬件装备树立的同时，以最优惠的政策、最便利的效劳、最宽松的运营环境，接收周边的鄂、渝、陕客商前来经商兴业。四是树立特征产业型小城镇。要依托药材、黄姜、茶叶、绿松石等山区资源，树立特征产业基地，在扩展范围的根底上，鼎力开展加工、包装、出售业，逐渐形成集种植、加工、包装、出售于一体的产业镇。五是树立移民镇。抢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机遇，用好用活移民政策，推进移民小城镇的树立。 4、主动处置小城镇树立中的详细效果。 党的十六大演讲指出：“开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根底，迷信规划，合理布局，消弭有利于城镇化开展的体制和政策阻碍，指点乡村休息力合理有序活动。”依据这一肉体，别离我市实践，为使小城镇得以安康开展，还应处置如下效果： (1)搞好迷信规划。小城镇规划要坚持迷信合理准绳，选址要与国度的微观产业政策、导向政策、交通、通讯大动脉相联系。终点要高，具有时期气息；必需满意我市农业产业化的央求，使小城镇成为农业消费、加工、凝滞、效劳的载体。小城镇开展的规划，不只要思索久远权益教育装备布局，还招思索职业技术教育装备布局，科教兴镇，保证小城镇可继续开展战略的实施；要把市场一体化央求与外地经济特性相别离，将小城镇规划树立融入合作清楚、布局合理、同中心乡村树立相别离的城镇化体系格式，应用大市场形成强有力的经济增加点；小城镇的面貌肯定要表现剖析经济实力和居民团体凝结力，使外地的文明历史激进失掉承袭和发扬；要把环境生态树立列为主要形式，应用激进技术手腕和自然条件，树立生态小城镇。规划必需表现全局见地，着眼于久远，决不能因党政负责人的改换而改动。规划一经同意，就具有法律效能，而且要列入目的考核权益制，要强化规划的实施力度。 (2)运用市场机制，多渠道筹措树立资金。筹集小城镇树立资金，可以实施财政资金为指点、吸纳官方资金为主，接收外资为辅的多元化投融资体制。首先，财政资金可以向小城镇倾斜，在注重抓好水、电、路及通讯、市场等根底装备树立的同时，增加与农民利益有亲密联系的、有庞大消耗空间的项目，以此吸纳官方投资与接收外资，加快树立速度，完美城镇功用，增强城镇的经济实力。其次，经过小城镇安居工程，接收农民建房资金。再次，把市场机制引入小城镇树立。政府经过在提高效劳质量和任务效率、健全规章制度、发明优秀投资环境等软件上下功夫，使小城镇发生较强的接收力，并以“谁投资、谁一切、谁受益”的准绳，接收众多的人带着资金参与城镇树立。要大胆尝试和探求将城镇当作资产来运营的思绪，坚持市场化运作，不时树立和完美“运营城镇”的新机制。要最大限制地盘活土地资源，把自然资源变成城镇开展的珍贵财源，变过去土地运用的“行政审批制”为往常的“市场配置制”，使国有土地的资本效益趋向最大化，鼎力推行竞价拍卖等多种土地运营方式，为城镇树立筹集更多的资金。同时，营运市政装备，完成滚动开拓。运营城镇有形资产，把公共房产及路途、桥梁、公路灯杆等市政装备的运用权和运营权推向市场，能卖则卖，宜租则租；运营城镇有形资产，把城镇空间、户外广告标牌运营权、交通线路营运权、路途和其它装备的冠名权等，经过转让、拍卖、租赁等方式推向市场，使有形资产变成有形资产。 (3)加快革新步伐，消弭制度阻碍。 要促进城镇户籍制度革新，逐渐落实以现寓居地域分城镇户口和乡村户口的户籍注销制度，实施以住户、职业、生活根源等主要生活根底为依据的落户规范，以居民住地域分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以职业区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确保进镇农民的子女退学、从军、失业等方面享用同等候遇。鼓舞和接收农民进镇落户，务工经商。要革新土地运用方法，在坚持动摇现有乡村土地承包联系的同时，对乡村土地运用流转制度停止创新，容许农民对土地停止出让、出租、转包、入股、抵押等流转活动，处置农民担忧临时合并乡村后、遇到艰难生活没有保证和后路效果，并为农民进镇后土地集合运用打好根底。同时，要促进配套制度革新，鼎力促进医疗、失业、教育制度等配套革新，树立规范的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证制度，为农民进镇处置后顾之忧。 hν▆aねm

城市面貌展现的是这个城市的形象，城市管理落实，就是保持城市形象的 方法 ，下面就是我给大家整理的城市管理 文章 ，希望大家喜欢。城市管理文章：城市管理论文 摘 要：党的 报告 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即将社会管理纳入法律实证研究之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引言 《论法的精神》是孟德斯鸠倾毕生心血写成的政治法律著作，是孟德斯鸠政治法律理论的最高成就。当其传入中国时，其有关宪政方面的有益贡献为多数学者所探讨[1-3]，但事实上其实证研究方法是其在学术研究，特别是在法学研究上颇有建树，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管理法律体系而言，法律的实证研究方法更能在制度构建、评价法律适用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4]。本文仅从研究方法角度研读《论法的精神》，探究其中蕴藏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以期从中寻找与中国城市管理法制建设需求相应的启发与借鉴。 一、《论法的精神》的实证研究形成背景 法是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最为集中和具体的反映与体现，对法的研究方法的探析，也就应该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客观历史的分析。 《论法的精神》的产生与发展首先源于其深刻的客观历史背景，也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自身的成长经历有重大关系。孟德斯鸠生逢法国封建专制走向没落，资产阶级革命正在酝酿和成熟之时。孟德斯鸠作为一个经历过重大历史事故的观察家，他不可能不去思考时代向他 所提出的课题。虽然家庭的阶级烙印深深地刻在他的身上，然而孟德斯鸠仍然试图用客观的整体的、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的研究方法，去进行客观的研究描绘。作为孟德斯鸠倾毕生心血写成的政治法律著作，《论法的精神》也具备与众不同的崭新方法。 实践出真知，《论法的精神》的产生与发展还源于其深刻的 社会实践 背景。1728年，39岁的孟德斯鸠迈 出国 门，开始了长途学术旅行，足迹遍布欧洲各国，途中他详细了解了各国的政治、法律、 文化 、宗教信仰状况。丰富的从政 经验 和长期的实地考察对他理论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使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特色。 法律的继承是历代法学家最经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论法的精神》的研究方法的产生与发展还源于其深刻的理论背景。前代和同时代的思想成果对《论法的精神》的研究方法有着深刻的影响。古典自然法学派学者对自然法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哲学，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都对《论法的精神》在整体的、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上产生了影响。 二、《论法的精神》的实证研究的内容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运用了比前人卓越的研究方法，即客观的整体的、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自己的法学论著具有了空前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一)客观的、整体的实证研究方法 与17、18世纪的思想家不同，孟德斯鸠不是凭空思考“法的精神”，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材料的分析，根据历史资料、旅行家 们的记载或是他自己的旅行见闻研究得出结论。在逻辑论证方法上，孟德斯鸠一改17世纪以前形而上学的抽象演绎构建体系的方法，而代之以分析、还原、理智重建。他不再满足于法律本身的研究以及法律条文的烦琐解释，而把法与自然和社会相联系，以整个社会及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法律存在于社会中，所以不能孤立地去看法律，而必须从法律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去看法律。如果将法看作一个中心事物，那么与之相关的其他社会客观因素便是围绕它并与之共同构成整个社会必不可少的因素，想要研究什么是法的精神，就必须以法律为圆心，将其他客观的社会因素为辐射做圆从而构成一个整体，不仅要通过对法本身的探讨来直接研究法，而且要通过围绕它影响它并与之共同作用的其他客观的社会因素整体上探究法。 (二)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考察，孟德斯鸠已经开始超越18世纪所有的法学家。18世纪的法律理论没有历史的相应根据且缺少历史根基，这也是到19世纪以后自然法理论遭受西方法学攻击的原因所在。但是孟德斯鸠却运用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研究方法，将法律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也正是这一方法，使孟德斯鸠的研究具有强大的经验支持力量，从而使研究的说服力大大增强。后来的法学家斯克罗比曾说：“当孟德斯鸠高喊‘我们应当用法律去阐明历史，用历史去阐明法律’这句训言现在已成为公认的原则的时候，他为科学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他知道，这些内容和材料还没有任何法学家用历史方法加以研究过，这些方法是他刚刚采用的。”[5]《论法的精神》以丰富的历史知识， 对古代希腊、罗马的法律，对中世纪各国，以及当时欧洲国家的法律都做了反复深入的研究，这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广阔的古今政治法律制度发展变化的图画。 三、《论法的精神》的实证研究对后世的影响 (一)法学研究向唯物主义迈进 在法学研究中运用客观的整体的实证的研究方法具有远大的里程碑意义，可以说法学理论经他之手向唯物主义方向迈进了一步。在他构建的体系中，上帝是被排除的，有的只是社会与自然的客观因素。这个理论在当时神学统治一切的时代，无疑是一颗炸弹，瓦解了封建主义的重要堡垒——教会的统治。即使在今天，这些客观因素提供的材料仍然值得我们去分析去研究。 (二)拓展法学研究的视野，为法律社会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指出：“一部社会学思想史由研究孟德斯鸠开始可能会使人感到迷惑，在法国，人们通常把他当作社会学的先驱而认为奥古斯特·孔德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在我眼里孟德斯鸠不是一个先驱而是社会学的理论家之一。”[6]目前，法律社会学异军突起，已经成为法律理论领域的显学，但是在17、18世纪多数学者那里，法律只是一个附带的话题，可以说，近代法律理论是政治学下的法律理论。 (三)对之后一个世纪的实证法学派有着直接影响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对政体进行了描述和历史性的研究，但整部《政治学》还是规范研究占主导。在《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 因论》两部著作中，孟德斯鸠就已经初步显示出了比较实证的研究思路，而《论法的精神》只是使这一思路更加丰富和具体。作为人类法学思想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论法的精神》不失为一部独树一帜的资产阶级法学著作，这种客观的整体的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研究方法实际上赋予它独一无二的特征，使得它永葆青春。 四、对我国城市管理的法制化的借鉴意义 近些年来，法律实证研究在西方可谓如火如荼[7-9]，在我国亦崭露头角，法律实证研究在西方国家和我国法学研究中的地位都在提升。思辨研究侧重于理性建构式的批判，实证研究方法具有弥补思辨性研究缺陷、传承法学知识的功能。我国现时对于法制的判断仍然仅限于“法律的良好实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始终是我国法制事业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标准，但是对于法律本身的优劣却考虑得很少。《论法的精神》的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一些法学家注重关注一些抽象的权利、文化、人权等法学术语，忽视社会现实的法学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启迪[10]。对法律的实证研究不仅在制度构建、司法等各环节中的重要性日趋显著，而且为学术变迁提供了动力。对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法律体系而言，法律实证研究在指引制度构建、评价法律适用等环节上都能大显身手。 目前，我国在城市管理方面暴露出很多问题，其存在的问题是有目共睹的。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从多方因素来考虑，其中管理模式的缺陷是产生这些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现有的法律手段在具体实践中遭遇到很多操作性问题，城管执法经常在公平与效率、公益与私利之 间难以平衡取舍，公众因此对其缺乏信任感，进而对其执法的正当性产生怀疑，对其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产生怀疑。因此，有必要通过实证研究来寻求社会管理手段与法律手段的相互配合。 毋庸置疑的是，将社会管理纳入法律实证研究之中是来自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社会管理需求，而不是某种外来的经典理论。面向社会管理的法律实证研究，从深层意义来说，是一种更全面的法治观的建构以实证研究和社科法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管理问题，意味着加强社会管理不等于仅仅以法律约束社会管理实现其法治化，在法律实证研究中重视对社会管理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只限于对司法问题的研究，也意味着将治理的逻辑放在和法治的逻辑同样重要的层次加以观察和理解，这一研究也就具有了更深的理论意义。具体技术路线如下： 党的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即将社会管理纳入法律实证研究之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城市管理文章：城市管理论文 流动摊点占道经营，影响市容，妨碍交通，损坏城市形象，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重点，也是城市管理的“通病”。因其流动性、反复性强，加之点多面广，成因复杂，难以根治。因此，研究分析和解决这一问题尤为迫切，十分重要。 一、流动摊点的成因及现状 流动摊点，由来已久，成因复杂。以我市为例，每天活动在城区的流动摊贩在1000人左右，他们多集中在学校、医院、商场、小区门前和交通繁华的路口、街道两旁，这些地方人口较多，人流集中，需求量大，是流动摊贩经营的“风水宝地”。特别在学校放学、机关单位下班、市民出入的高峰期，这些流动摊贩争道抢客，把道路堵得严严实实，叫卖声、吵闹声、汽车喇叭声交织在一起，“马路市场”异常热闹。 这些摊贩主要有五大类。一是下岗职工。经济体制转轨、企业改制后，大批下岗职工推向社会，由于这部分人员年龄偏大，一时找不到工作，家庭负担重，又不能闲置在家，就选择了这种投资少、见效快、风险低的小买卖。二是城中村居民。这部分群众主要靠地理优势做些小买卖，特别是一些中年妇女和老人索性圈地为界，摆摊设点，春夏秋冬，一年到头，照摆不误。三是离城近的农民。这些农民小农意识强，地里种出来的瓜菜，到市场兜售需交各种费用，想卖个高价钱，于是推车进城，沿途叫卖。四是老弱病残人员。这些人大多无正常生活来源，把自己划定为特殊公民，渴求社会救济心理强。五是进城务工的特殊群体。这些人员成分复杂，投亲靠友，拉帮结派，不服从管理，甚至无理取闹，打击报复。 总体来看，这些流动摊贩有一共同点，均属困难弱势群体。在对其管理处罚时，通常将不满、失落情绪当场发泄，把满肚子怨气推向执法队员，往往采取“一哭二闹三躺倒”的手段，极易引起围观群众的同情。如果遇有起哄煽动者，执法队员会面临围攻、辱骂甚至殴打。执法人员只有三种选择：一是拨打110报警，但远水救不了近火;二是跑，为了人身安全，被动放弃执法;三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05年建局以来，就发生暴力抗法事件2起，引起围观的30多起。有些 案件送交公安机关后，由于取证难、证据不充分等原因，往往是不了了之，从而削弱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权威，也挫伤了一线执法队员的积极性，使执法工作陷入被动境地。 二、难治理的主要原因 流动摊点为何居高不下、屡治屡乱?在分析其表面现象的同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不得不引起深思。 其一，流动摊点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尽管流动摊点有碍市容，但毕竟是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迎合人们的消费心理，符合当地的消费习惯，同时也适合不少市民的消费水平。一方面，流动摊点因其便民利民倍受消费者欢迎;另一方面，它能拟补市场不足的缺陷，使城市居民就近购物的需求得以满足。 其二，专业市场缺乏，导致无场可进。我市城区常住人口有13万之多，流动人口达到1万人，目前现有市场远远满足不了群众需求。我市建成使用的规范化市场仅有三处。一处是贸易城批发市场，建于十几年前，是我市主要的蔬菜批发市场，同时还进行小量的零售，但市场内的服务设施不全，卫生环境差。一处是贸易城中心市场，该市场2005年进行了改造，各种设施比较配套，但存在着市场外延的问题。另一处是金碃岭市场，该市场2007年建成，原黄山路市场的摊点进入经营，解决了黄山路市场占路的问题。这三处市场均为企业投资建设，存在摊位费较高的问题，许多摊贩不愿意进场经营，特别是金碃岭市场，2007年下半年开始出现摊点流出市场经营的现象。此外，城区还有工商部门设立的马路市场2处，一处是海峰街市场，另一处是商业街西段的夏西市场。这两场市场的经营秩序混乱，市场外溢，交通时常堵塞，卫生状况极差，群众反应强烈。城市在扩建，人口在增多，供需矛盾呼唤市场。拿黄山路和新华街交接路口自发形成的菜市场来说，附近有夏南新房区、中医院家属宿舍区、馨园小区、黄山路政府宿舍区、新华小区等居民区，居民多达一、二万人，可见市场潜在需求之大，类似的还有建设街西段、笙歌小区、环建宾馆、仇家洼桥头等处。还有部分物业管理部门在居民小区内设置了小市场，如向阳小区等，由于受场地等条件限制，容纳的摊位很少，有的物业管理部门只收费不管理，致使许多摊点外溢。在对流 动摊点治理上，市执法局虽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蹲点也好，突击治理也罢，摊贩看好市场位置好销售利润客观，长期与执法队员周旋，打起了“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游击战，实在是收效甚微，难以取缔。 其三，有场不进，影响市场建设进程。近年来，一些投资商尽管把目光投向市场建设，但至今还没有大动作。投资商顾虑，市场建成后，无人进场经营。事实上，进场经营者不管赚不赚钱、赚钱多少，要办营业执照，需定期交纳工商、税务、卫生等管理费，而流动摊点则无需办理。再则，经营业主进场后，须遵守一些“规矩”。比如，缺斤短两不行，顾客会找上门;质量没保证，顾客要求退换;抢生意拉客，同行有意见等等。进场经营花费多不说，没有流动摊点方便自由，哪里好卖，就到哪儿去，遇有执法人员，“船小好调头”，一跑了之，省去了好多顾虑和麻烦。 其四是缺乏执法保障。在对自然人进行处罚时，一是没有后续保障，如果自然人不接受处罚，则无他法。因为执法人员无权查验身份证，连对方身份都不知道，执法就无法进行下去。二是对事不对人，执法没有威慑力，比如查处无证经营流动摊贩等违法行为，一般是强行取缔或暂扣物品，对违法行为人没有制裁手段，也起不到应有作用。 市执法局成立后，虽然想方设法治理，但流动摊贩在利益驱动下，仍然在市场外徘徊，执法依然走不出“治理--反弹--再治理--再反弹”的怪圈。 三、建议与对策 治理流动摊点，是一项专业化、复杂化、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需要各职能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面，结合我市实际，略谈几点认识： 首先，加大对社会困难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要切实树立“民本”思想，更新执法理念，拓宽培训就业 渠道 ，鼓励他们创业改行，入市经营，从根本上解决这部分人的生活和就业问题。 其次，加强城市规划、工商管理、行政执法、物业管理等部门间的交流协作。严格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坚持先疏后堵、标本兼治的原则。科学合理布局规划市场，规范市场管理，加大监管力度，引导流动摊贩进场经营。各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各司其责，助推市场规范化建设。在城中村改造、旧城改造、新建小区规划时，要预留好市场位置，建设便民市场;在城区道路改建时，适当减少绿化用地，拿出少量位置用于设置早晚市场、固定摊点位。 第三，大力优化社会治安环境和执法环境。执法人员长年累月战斗在一线，时刻与市民和老百姓打交道，处在社会多种矛盾的交汇点上，经常遇有阻碍执法和暴力抗法事件。因此，争取上级和社会各界对城管行政执法工作的支持至关重要。要加大执法宣传力度，大力营造“城管执法、公安护法、法院司法”及纠风部门强力支持的执法环境。 第四，大力培育一支充满朝气活力的执法队伍。广大执法人员长年战斗在一线，无节假日、星期天，工作单调，经常受气挨骂，整天提心吊胆，加之工作风险高、待遇差、不受尊重，执法人员极易产生低落、厌战情绪。只有大力实施“人文关怀”工程，强化职业庄严感 教育 ，才能保护好、调动好一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永葆这支年轻执法队伍的朝气与活力。 第五，创新执法模式，改善执法效果。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对城区路段分级管理，将胜利街、银金大道、外环、青山路、东山路、深圳路划为一类路段，实行精细化管理;将商业街、新华街、天津路、光明街、建设街、黄山路、富山路等路段划为二类路段，实行规范化管理;将其他小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分划为三类路段，实行人性化管理。推行步行执勤模式，采取堵疏结合办法，设置几处便民市场，具体 措施 如下： 1、一类路段管理精细化。对一类路段突出管理细节，严格管理标准。一是人员配备精细化。一类路段配备素质高、责任意识强的执法人员，并实行定岗位、定职责、定标准、定奖惩的“四定”管理，确保时间上不断档、空间上无死角;二是业务考核精细化。为达到一类路段管理高标准、效果保长效的目的，对一类路段的业务考核做到每日一督查、每周一通报、每月考核、每季一评比、年终综合 评定，用无缝管理保持持续效果;三是运行机制精细化。建立各科室、中队间的内部配合机制、联动机制、快速反应机制，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环节、最好的效果保障一类路段管理的高标准;四是工作措施精细化。开展争创“样板街”、“示范路”活动使执法人员学有榜样、干有目标。 2、二类路段管理规范化。对二类路段突出秩序规范化、管理标准化，以出现频率高、反复性强的乱摆摊点问题位重点，将一类路段管理经验逐步向二类路段推广，达到逐步提升标准、逐步向一类路段看齐的目标。一是执法规范化，用依法执法保障二类路段规范化管理标准的落实;二是摊点经营规范化，对严重二类路段的摊点群进行搬迁、取缔，在不影响二类路段容貌和通行的位置上妥善安置修车、冷饮、报刊、水果、小吃等摊点，解决部分经营业户的实际困难。摊点实行统一作业工具，统一卫生清扫，努力形成“一条路一种风格”的格局，变难点为亮点。 3、三类路段管理人性化。对三类路段突出人性化管理，坚持以人为本，为民服务，在保证容貌秩序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满足广大市民多方面需求。针对城区市场设置不尽合理，便民市场数量少的状况，结合三类路段主要位于小街小巷、靠近居民区的实际，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设置几处便民小市场，实行定时段、定路段管理，并采取错时管理、多班轮值等措施，既方便市民日常生活，又解决摊点占道经营问题，既保证市容市貌，又促进繁荣经济。 城市管理文章：城市管理还需“文明”管 一张“武汉城管整治夜宵，聋哑食客劝架被打伤住院”的图片，再次雷到了众网友的眼球，也将城管这一特殊职业再次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一直以来城管作为维护城市文明的使者，屡次因执法不当频频曝光，从南京“失足”城管脚踩商贩，到温州“野蛮”城管暴打聋哑夫妇，再到近日之“暴跳”城管踢飞油盆烫伤少年，一幕幕一桩桩直指城管执法行为，一下子把“城管”变成了凶神恶煞、“鱼肉百姓”的“阶级敌人”了。 众所周知，很多国家并没有城管这样的执法队伍，其城市管理执法统一由警察负责，警察不仅管刑事犯罪、社会治安，而且管乱摆摊、乱停靠、乱搭建以及流浪、乞讨等行为。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之前各个城市也没有城管，城市管理执法权属于警方所有。 1997年，第一支城管队伍在北京试点成立，随后推广至全国，但由于城管存在法律授权不明、职权范围不清、人员良莠不齐等问题，所以执法过程中问题多多，暴力执法和抗法屡屡上演，民众怨声连连。 当然，外表光鲜内心酸涩的城管也有其难言之隐。面对“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难缠商贩，就像“武汉城管整治夜宵店时，因该夜宵店夜间占道经营情况较为严重，城管部门曾多次制止未果。昨晚，城管部门组织人员进行重点整治，店方人员不配合执法，还拿菜刀砍伤了两名城管人员。”可以说是软点没有效果，硬气点或是稍微言语粗鲁些就被指责成暴力执法、野蛮行径，谁让一方面代表的是国家权利机关，是强者;另一方面是手无寸铁的百姓，是弱者。对于弱者我们一贯的做法是同情加怜悯，所以身份的悬殊也注定“城管”被推向舆论的漩涡。 当然，不可否认，上述现象也只是个例，并不能代表所有从事城市管理工作的执法人员工作状态，但俗话说“一条臭鱼搅得一锅腥”，如果不加以规范和治理，不仅会让百姓对执法机关丧失了信任，更容易败坏了风气、带坏了队伍，形成不好的“榜样” 力量，让这种暴力野蛮之行“蔚然成风”。 为此，笔者认为制定和完善城管法律法规，倡导“文明城管”势在必行。这样既可以对特权机关进行必要的法律约束，使其执法的额度和力度更加公正、透明，保障执法结果的公平和正义;又可以使其师出有名、有法可依，避免执法过程中过激现象产生。同时，小商小贩还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应为了赚取蝇头小利而随意摆放自己的摊位，既有损城市的形象，又给城管处罚的机会。

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史论文

《近代中国创业救国之路及 反思 》

摘 要：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思想先进的人开展了创业救国。创业救国论者发展了国家的经济，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放，但它并没有拯救中国，所以中国的创业救国使失败。但我们也不能因此磨灭它的功绩，有前人之鉴，当代的我们才要走上真正的创业兴国之路。

关键词：近代、创业、救国、资本主义

一、近代创业救国的酝酿

鸦片战争战争时期，面对西方的先进武器，林则徐、魏源等人逐步认识到与西方的差距，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第一，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和英国等西方侵略者的实力差距首先表现在军事与科学技术上，表现在武器装备上。林、魏等人意识到，要有效抗击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中国必须首先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第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封建保守势力历来不屑和敌视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为了开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风气，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赞扬了西方轮船火车大炮等的神奇高明，并建议对于能够制造合格新式武器的人，给予科举出身。第三，重视商业以及对外贸易。中国封建社会一概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林、魏等人主张对外贸易应遵守的原则是无损中国的主权与权益，与西方世界保持一种平等、互利的贸易。林、魏等人对外贸易思想既极力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又体现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意识，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价值。他们鼓励和提倡的对外贸易思想，实际上已突破了封建时代简单的“互通有无”、补充国家财政收入的框框。第四，提倡发展民营经济。为从经济上抵御外国侵略势力，林则徐率先提出了允许商民自行开办工厂，发展民用工业的思想，提倡发展民营经济。

林、魏等人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唱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强音，足具启蒙、救国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震惊了昏睡的中国社会，使得长期控制着中国人头脑中愚昧落后的传统观念被撕开了以口子，近代中国冰封的思想界开始解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力中华民族的觉醒。另一方面，它又触及的要抵御外侮必须向西方学习这个近代中国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所倡导的建立新市民族工业、发展对外贸易、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容许、重视保护民营工商业等进步思想，为以创业和发展近代工业为中心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为目的的创业救国思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

令人遗憾的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林、魏等人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当时并未能引起清朝当局的足够重视，更未能付出实施。但他们在顽固、强大的传统思想长城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后来创业救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

二、创业救国思想的诞生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以“自强、求富”为目的而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发起、组织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当时执掌中央枢要和地方军政大权的一些官僚，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如果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第一次鸦片就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震撼力度而言毕竟有限的话，那么，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上下所引起的震动，却是巨大而持久的。在这次战争中，英法联军以区区25000多人的兵力，攻陷天津，长驱直入清王朝的首都。由此洋务派官僚及其追随者，反思外强中干的严峻现实，决定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

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包括引进“制器之器”，举办近代化的军工企业：兴办近代化的民用企业，使用近代化机器生产，提高社会生产力;振兴商务，与西方列强展开“商战”;在企业经营方式上，广泛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对内废除或改革厘金制度，对外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改革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派遣 留学 生等几个方面。这些活动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兴办近代工商业所展开的。洋务派的时间体现了“创业救国”思想的初步尝试，客观上催生和推进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在近代化的征途中迈出了沉重而又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然而他们片面的认为发展工商业就能富国强国。他们在中国创办、培植与发展近代机器化大工业时，却不能引进与新生产力想匹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洋务运动最终以甲午战争的炮声宣告破产。

三、创业救国思想的传播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朝野上下无不意识到振兴实业是救国图存的关键所在，出现了“设厂自救”“振兴工业”的热潮。这一时期，发展实业以挽救民族危机的思想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广泛接受的、具有相当范围和规模的一种社会思潮。

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阶级的思想家和实业家们，在 总结 了洋务运动新办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创业救国”的具体途径，进行了大量的、全方位的探索。康有为、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前后，为清政府设定了一系列发展近代工业的政策，可惜未能成功。但他们提出合理引进和利用外资、开展实业 教育 、培养新型人才、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百日维新的失败使部分人认识到创业救国所要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治局势的巨变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罕见的历史良机。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把发展工商业放在中心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规、法律。在南京政府的提倡下，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一些工商业企业家无不认识到“振兴实业”是当今第一要务，他们或纷纷组织各种实业团体，或出任要职，为创业救国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样，实业救国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同时，创业救国的理论与方案更加完备和可行，特别是张謇的“棉铁主义”和孙中山规模宏大的《实业计划》，大大丰富了实业救国思想。

然而，历史进程绝非顺利。甫告成立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共和国。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与恢复帝制的黄粱美梦和军阀混战的残酷现实，都使进步的中国人深感“革命尚未成功”，而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尤其是日本、美国对华侵略的变本加厉，使得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成为明日黄花。“创业救国”谈何容易。

四、创业救国的评价反思

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实所要求的新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东西。”

近代中华民族创业救国道路漫长而崎岖，虽然它最后没有起到救国的作用，但在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侵略还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创业救国思潮绝非是学者坐而论道的产物，也不是思想家们关在象牙塔内孤芳自赏的一种原理，它一旦从中国创办近代企业的艰难曲折过程中凝聚、升华出来，就在迅速赢得民族资产阶级广泛赞同和奉行的同时，也一步步地向上对当权者进行渗透、默化，对下向人民大众宣传、鼓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陈旧观念，动员了社会各阶级的人们参与实业活动的热枕，催生和推动的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有，创业救国与民族革命构成相依相助的关系。创业救国为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思想革新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促进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虽说，如果没有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无法完成中华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也无法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工商人士、爱国人士等社会精英倡导的创业救国，也难以实现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全面转型。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革命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发展实业，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实现近代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之塔高耸于世界之中。没有稳定的根基，是没有高耸建筑的。近代的创业就是现代经济发展经济的根基。

总之，近代中国创业救国思潮是一种崭新的、具有新质的思想。从根本上看，创业救国开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的道路，体现了中国人多国家的拳拳挚爱之心，体现了他们赶上世界潮流的世界眼光与进取、开放、务实的时代精神。

近代中国的创业救国之所以没有直接拯救中国，是因为他们没能认清中国的实际情况，当时的社会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外国势力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认清国情，才能救国。但认清国情是不容易的，能做的是不断尝试，不断改变，直到找到一条属于本国发展的道路。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许涕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 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演变，2011-11-20

中国近代史论文2008-12-23 11:25《“回眸”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 *** 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

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无不体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同时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并不承认清 *** 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面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时，并没有采取像清 *** 一样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积极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

虽然太平天国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却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

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

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

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

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 *** 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国 *** 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中要的地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残酷的战争中，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中华民族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

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

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正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

同时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

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不惧怕战争的可贵品质，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祖国的繁荣打下了坚定的基石。

同时积极开展了各领域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不体现了中国 *** 的正确领导。

尤其是近代以来，科技文化事业飞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神州系列成功升空，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圆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

看着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无不倍感自豪与骄傲。

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了，我们不会在屈于强权，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为荣。

当然，放眼今朝，停滞不前便是落后，因此，我们更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不懈，使我国保持飞速发展。

尤其作为年轻一代，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使强国富民为己任，认清我们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转变，由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1949新中国成立为现代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公元1840-1949年)中国近现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 中国近代史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鸦片战争前，中国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制国家。但由于清王朝这个封建地主政权腐朽没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逐渐落后。所以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由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英国借机侵略中国,但其实质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向中国走私鸦片，以扭转中英贸易逆差.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从此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输出商品和资本，逐渐冲击着中国封建经济。1840年，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也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1840年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威胁着千年古国。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魏源等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1851年，洪秀全领导号召农民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同清朝对峙。1856年，太平军摧毁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1864年夏，洪秀全病逝。不久，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856年,英国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但遭清政府的拒绝.英国借此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英法联军出兵侵略中国,美俄是帮凶.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但其实质与鸦片战争一样,因此叫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朝廷被迫于1858年先后与俄（6月13日）、美（6月18日）、英（6月26日）、法（6月27日）签订《天津条约》，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攻占天津,一路烧杀抢劫,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让他的弟弟恭亲王奕欣担任议和大臣,留守北京。接着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北京西郊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占领了北京。并强迫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以奕��为首（曾国藩、张之洞等）。发展中国军事、民用、教育等，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并且有所发展。创办首个（陆续多批）近代企业1883—1885年，中法战争，签定《中法新约》，标志着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但因为政治上的软弱，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1919年初英、法、美等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巴黎和会”。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但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合理要求被拒绝。消息传至国内，群情激愤。5月4日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北京学生们喊着“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外争国权 内惩国贼”的口号涌上街头，6月初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在这个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等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途因有法国特务监视，转入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全国主要矛盾。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中华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阶段，终于在1948年推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召开，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成立了!!!历史启示: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伟大胜利。 历史不应该忘记，历史也不应该被忘却。 从幼时发蒙那天起，重复在我耳畔的，便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道德逻辑，而正视如钉在板上的历史，更多的却是与长年所习教义不甚一致的悲剧。为了到哪都说不清白的毒品走私，竟明火执仗地打上人家，天下邪恶之最，可居第一；把图财害命的强盗拒之国门之外，应是最天经地义的正当之举，可结果总是邪恶者揣着占地索款的条约凯旋，正义者屈辱地舔怃着流血的创伤。广大农民为获得生存的空间，衣食的饱暖，揭橥天下第一家，共享太平的义旗，也是顺呼天而应呼人之事；而为了少数人的骄奢淫逸，把万千生灵残杀在血泊之中，这与正义何其相悖，可是道德逻辑依旧没有显示灵光。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当历史把无情的事实揭示给我们时，也把答案藏在了其中。倘若，我们了解到在中英对持的剑拔之际，道光帝向大臣们提出的无知疑问；道光帝得知英国女王自择配偶，大笑夷蛮之邦不懂婚姻大事需遵父母之命；讨英大军的主将向巫师讨教，用妇女便尿的马桶，破英军“妖术”（即新式枪炮），就会得到这样的启迪：命运操在愚昧腐朽统治者手中的民族，是连正义的战争也是打不嬴的。同样当我们看到约束士卒分男营、女营，不得过夫妻生活的洪秀全，自己却妃子萦绕；北伐失败，西征未达预期目的，而劝诫他人不能凌夺斗杀的“上帝家族”成员们，却已经为争万岁的名分刀枪相向;天国后期的大政,掌握在洪秀全两个贪鄙嫉贤的长兄和一个女官总管手中,就会认识这样一个道理:不超越自己的敌人,就别指望得到胜利之神的青睐,由农民领袖导航的战船,无法冲出封建的旋涡,到达解放的彼岸. 八十年代以来,很多青年人怀着兴国的责任感,穷诘这样一个问题,即雄踞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曾以悠久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施予了极大影响,为什么在近代会落伍,使近百年的历史充满屈辱.当一个民族以文物礼仪隆盛的“天朝上国”自居,深闭固拒,夜郎自大,就会使往昔的荣耀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滞缓本民族继续迈进的步伐。流动的历史,不等待任何一个民族,你耽于“十全武功”、“万国向化” 的旧日迷梦,人家却经历了文艺复兴产业革命和政治变革,当这个人类发展最新阶段赢得历史的恩宠时,一切蹒跚其后的民族,便面临被征服的命运. 但历史有时强加给一个民族的命题是不容选择的,要摆脱敌人的奴役,首先要国强.但是,国人认识这一点时,却走过了曲折的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中华民族总在惨遭劫难之后,才省悟奋起。好在有成千上万的爱国者,为寻求救国真理前仆后继,执着地求索,他们或许过于轻率但却不乏清醒,他们或许还带着未开化的愚昧但却不缺少睿智,他们或许过于轻信但绝不怕牺牲,他们在困惑中奋斗,在徘徊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从而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种下了契机。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顾近百年来中国人的奋斗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与这一时期相比较——困惑与希望的交织,污秽与崇高的辉映,黑暗与光明的搏击,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我们作为新世纪的接班人,必须从现在起,以过人的努力,超常的毅力,去发奋汲取文化知识;以求实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去勇于参与社会实践;以开拓的思路,创新的理念,去探求人生的新境界,长大后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贡献。想写论文不一定要照抄，你可以结合我给的资料吧它转换为自己的话就是自己写的论文了，其实论文与作文没什么区别，最大的不同在于论文只要你说的正确就可。稍微加点自己的看法，套点史实。所以自己去加油吧！你一定可以自己写出满意的文！

重庆城市发展史论文

东西部旅游资源差异我国5000多年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决大多数时间是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活动，因而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有着更深厚的人文底蕴，经济也更为发达。我国西部地区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气温的年、日较差都大 ，降水稀少而且大都处于“世界第三极”高寒阴冷、干旱缺水、风沙危害、土层瘠薄,并不是非常的适合人类在该地域生活，生产以及其他人类活动，因此在该地域的人口数量不如东部地区多。纵观世界各国，尤其是有临海的国家，其经济发达地区基本都是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在经济交流上比深居内陆的西部地区有很大的优势，而且东部发达的经济也吸引了许多西部的人才。除了经济方面，地理条件也存在很大差异，我国的地形特征是西高东低、略分三级，与三大经济带划分在空间上基本叠合。东部以冲积平原为主，地势平坦，气候湿润，土地肥沃，水土资源匹配较好，而西部地区多为山地、丘陵和沙漠。因此，也让东西部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地域风格和独特人文风情。下面用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城市杭州和重庆来比较东西部旅游资源的差异。一、杭州1、历史杭州历史悠久，自秦时设县治以来，已有2200多年历史。杭州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跨湖桥遗址的发掘显示，早在8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距今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被史界称为文明的曙光。杭州曾是五代吴越国和南宋王朝两代建都地，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被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赞叹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杭州古称钱塘。隋开皇九年(589年)废钱塘郡，置杭州，杭州之名首次在历史上出现。五代时的吴越国（公元907年－978年）在杭州建都。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南渡至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式定都临安，历时140余年。民国元年（1912年）,原钱塘、仁和县并置杭县。民国十六年（1927年），划杭县城区等地设杭州市，杭州置市始此。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从此揭开了杭州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2、概况杭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浙江省北部，钱塘江下游北岸，京杭大运河南端。全市总面积16596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3068平方公里。辖上城、下城、拱墅、江干、西湖、滨江、萧山、余杭8个区，临安、富阳、建德3个县级市，桐庐、淳安2个县。以香樟为市树，桂花为市花。3、自然条件杭州有着江、河、湖、山交融的自然环境。全市丘陵山地占总面积的％，平原占％，江、河、湖、水库占8%，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和以大涌潮闻名的钱塘江穿城而过。杭州西部、中部和南部属浙西中低山丘陵，东北部属浙北平原, 江河纵横，湖泊密布，物产丰富。杭州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 "人间天堂"之美誉。以其美丽的西湖山水著称于世，“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表达了古往今来的人们对于这座美丽城市的由衷赞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写道：“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西湖，她拥有三面云山，一水抱城的山光水色，她以“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自然风光情系天下众生。4、人文景观有着2200年的悠久历史的杭州还是我国七大古都之一，人文景观同样丰富多彩，古代庭、园、楼、阁、塔、寺、泉、壑、石窟、摩崖碑刻遍布，或珠帘玉带、烟柳画桥，或万千姿态、蔚然奇观，或山青水秀、风情万般，尤以灵隐寺、六和塔、飞来峰、岳王庙、西泠印社、龙井、虎跑等最为著名。“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5、民俗杭州的民情风俗,是随着杭州历史经济以及自然条件的变化发展,不断地由广大人民所创造、所丰富而逐步衍变而成的，它为杭州增添独特的江南风情。从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丰富文物说明,杭州最早人类活动的原始村落,已具有江南特征的民情风俗。春秋战国时,杭州地属越国或吴国,后并于楚。秦汉时杭州地开始建县,当时的钱唐县是武林山麓一个小县,临江滨海,以水为邻。隋朝置杭州,兴建州城,开凿江南大运河,对杭州城市发展起到奠基作用。自唐以后,杭州进入全国著名城市的行列。杭州的城区从城南的江干扩大到城北的武林门。城市人口从原来的1．5万户猛增到10万余家。经济繁荣,还与日本、朝鲜等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杭州已成为“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随着杭州城市的发展,社会风俗也渐趋都市化,生产、居住、饮食、服饰、婚丧、岁时、庆典、礼仪等民情风俗,都有了相应变化。诗人白居易曾在他的诗中,讴歌唐代杭州“鱼盐聚为市,烟火起成村”的社会风俗,“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岁时风俗,“岁熟人心乐,朝游复夜游”的西湖夜游风俗。杭州的民情风俗自北宋以后,变化较大。首先,杭州曾经历我国历史上两次人口南迁的影响,形成南北风俗的大融合。西晋时,北方屡遭战乱,晋室南迁,北方的士大夫甚至平民也随之纷纷渡江,云集富庶的三吴(吴兴郡、吴郡、会稽郡)地区,南方大片土地都成为东晋贵族的田庄。因此,北方风俗也影响杭州。特别是北宋末年,北方女真贵族入侵中原,赵宋政权南迁,建都杭州,大批士庶渡江南下。南渡的北人将原有的家法礼俗一并带到南方,使杭州原有的民情风俗起了很大变化。作为南宋的都城后,经济日益繁华,社会风俗更加多样。南宋杭州的岁时风俗,在南渡初年,与北方风俗还有很大差异。但到南宋末年,随着南北文化风俗的融合,最重要的是中原文化的崛起,南宋杭州的婚娶、育子、满月、百日、周岁的仪式礼节,也渗入了中原的习俗,娱乐风习也有不少是继承北方遗留下来的习俗。北宋汴京有“瓦舍”,南渡后的杭州也出现了游乐场所“瓦舍”,而且为数众多。影戏的初时只以素纸雕形,南渡后用羊皮加上彩色装饰。说唱诸宫调的,汴京有孔三传编传奇灵怪,人曲说唱,后杭城有女艺人熊保保及后辈女童仿效学唱。随着北人的南来,连奉祀的神庙,也迁建杭州。 杭州都市风俗经过南北融合,已基本上在生产、生活、婚丧、岁时、娱乐等方面逐渐形成一套具有杭州地方特色的风俗习尚。元、清两代因少数民族掌握中央政权,影响所及,杭州民情风俗还渗透、融合了蒙、满族的部分风俗。清时还有因对清廷统治不满,专敲穿黄马褂的清贵族的竹杠,出现了“刨黄瓜(褂)儿”等杭州俗语。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杭州市的民情风俗起了除旧布新、移风易俗的巨大变化。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歪风邪气、陋俗恶习有的被清除,有的被取缔,新的社会风气正在逐步形成。 新的社会体制的建立,使旧的家庭体制起了相应的变化。原来杭州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墙门结构已基本解体。随着《婚姻法》实施,男女婚姻自由,封建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制度已经废除,晚婚和计划生育,以及尊老爱幼,正成为新的社会风尚。丧葬方面,也作了改革。春节、端午、重阳、冬至等传统的古老岁时节令,大部分都保持原来的习俗,并增添一些新内容,如春节前后的“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向离退休老干部、职工慰问拜年；清明时节青少年祭扫革命烈士墓,等等。此外,还新增“三八”妇女节、“三一二”植树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五一四”母亲节、“六一”儿童节、“八一”建军节、“九九”老人节、“九十”教师节、“十一”国庆节等新的节日。二、重庆1、历史重庆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具有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以重庆为中心的古巴渝地区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这片土地孕育了重庆悠久的历史。距今2至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已有人类生活在重庆地区。 公元前11世纪商周时期，巴人以重庆为首府，建立了巴国。后秦灭巴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巴郡为其一。1929年重庆正式建市。1997年3月14日，经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重庆恢复为中央直辖市，于1997年6月18日正式挂牌。重庆成为继北京、天津、上海之后的中国第四个中央直辖市，也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中央直辖市，从此掀开了重庆建设与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2、概况重庆市位于中国内陆西南部、长江上游，四川盆地东部边缘，地跨东经105°11'—110°11'、北纬28°10'—32°13'之间的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地界东临湖北、湖南，南接贵州，西靠四川，北连陕西。辖区东西长470公里，南北宽450公里，辖区总面积万平方公里，为北京、天津、上海三市总面积的倍，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城市，其中主城区建成面积为平方公里。3、自然条件重庆气候温和，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是宜居城市，年平均气候在18℃左右，冬季最低气温平均在6-8℃，夏季较热，七月八月日最高气温均在35度以上，日照总时数1000－1200小时，冬暖夏热，无霜期长、雨量充沛、常年降雨量1000－1450毫米，春夏之交夜雨尤甚，因此有"巴山夜雨"之说，有山水园林之风光。重庆多雾，素有“雾重庆”之称。重庆雾多，是由于重庆地理环境形成的。重庆年平均雾日是104天，有世界雾都之称的英国伦敦年平均雾日只有94天，远东雾都的日本东京也只有55天。重庆是名符其实的“雾都”，而重庆壁山县的云雾山全年雾日多达204夭，堪称“世界之最”。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其北部、东部及南部分别有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环绕。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坡地面积较大.有“山城”之称.流经重庆主要河流有长江、嘉陵江、乌江、涪江、綦江、大宁河等。长江干流自西向东横贯全境，流程长达665公里，横穿巫山三个背斜，形成著名的瞿塘峡、巫峡、西陵峡（该峡位于湖北省境内），即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长江、嘉陵江穿过重庆市的主城区。4、人文景观重庆市旅游资源堪称得天独厚。纵观市城内巴山绵延，渝水纵横，俯瞰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积淀深厚，构成了集山、水、林、泉、瀑、峡、洞等为一体的壮丽自然景色和熔巴渝文化、民族文化、移民文化、三峡文化、“陪都”文化、都市文化于一炉的浓郁文化色彩。从夏禹王“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涂山旧痕，到国共两党众多名人名事遗址；从大宁河千古悬棺真貌，到“上帝折鞭之处”的合川钓鱼城古迹；从驰名古今的长江三峡，到誉满天下折大足石刻，组成具有重庆特色的“山城都市风光”、“长江三峡旅游黄金线”和“八大特色旅游区”，共有景点300余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多个。同时，巴渝古朴独特的民风民俗引人入胜，多姿多彩的地方文艺令人倾倒。重庆还是川菜主要代表地域之一，“吃”与“游”相得益彰，平添旅游者无限雅兴。 重庆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古文化遗址、古人文景观众多。 巫山龙骨坡遗址、大足石刻、涪陵白鹤梁、奉节白帝城、合川钓鱼 城都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庆也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 的城市，革命纪念地或陪都遗址有红岩村、曾家岩50号、桂园、新 华日报社旧址、重庆谈判旧址、歌乐山烈士陵园、白公馆、渣滓洞、 中美合作所旧址、林园、黄山陪都遗址等处以及抗日战争时期韩国 临时政府旧址。古老的重庆旧貌尚可辩，新妆更奇妍，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5、民俗文化 巴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一部分。“炎黄”的始迹在黄河流域，而从夏禹始，先民的传闻则已开始南渐。禹的出生地相传有三处，都在长江流域，即四川、江西九江和安徽。据大量史籍所载，禹就是生于四川境内的汶山郡广柔县石纽乡，娶江州涂山。古江州就是今日之重庆。秦灭巴国设巴郡后，巴人更是长足步入了汉化的过程。 三千多年来，重庆处处留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印痕。渝鄂交界处，有屈原，王昭君的故里；涪陵周易园，是程朱理学的发祥地；大足石刻，汇集了中国唐、宋时期石窟艺术的大量珍品；合川钓鱼城，保存着南京军民抗击蒙哥军队入侵的古战场遗址。历代诗人如李白、杜甫、刘禹锡、苏轼、陆游、郭沫若等，都在这里写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巴渝人千百年来形成的春节拜年，十五观灯、清明祭祖、中秋赏月以及悬酒幌、赶庙会、坐花轿、放风筝等民风民俗，涵盖婚丧嫁娶、文娱游戏、鬼神观念、崇拜禁忌、岁时节令，工商交易等各个范畴，与中国其他地区比较，无不大同小异。重庆丰富多彩的地方戏剧、曲艺、绘画，手工艺品及群众节令活动等，也颇能反映巴渝风俗民情。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2004年，面对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不健康和不稳定因素，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有效避免了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实现了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2005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方面，某些领域过快的固定资产投资已得到控制，薄弱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通货膨胀势头得到了抑制；另一方面，在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得到抑制的同时，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增长较快、活力较强的良好势头；投资、消费、净出口仍保持着较为强劲的态势，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较强。从总体上看，2005年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基本在合理区间运行。一季度GDP增长；预计二季度GDP增长速度也不会低于9%。可以认为，当前经济运行已转入稳定的增长阶段。具体而言，宏观调控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投资增速比上年同期明显回落，宏观调控效应明显。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1～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9719亿元，同比增长，比上年同期回落个百分点。从三次产业看，第二产业同比增长，比上年同期回落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同比增长分别为和，比上年同期分别提高和个百分点。投资增速的回落以及投资增速结构上的变化，凸显宏观调控的积极效应。2.消费增长平稳，居民收入保持增长。今年前四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增长，比上年同期加快2个百分点。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99亿元，比上年同月增长。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同比有所上升，环比略有下降。今年一季度，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38元，比上年同期增长；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农民人均现金收入967元，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个百分点。居民收入较大幅度的提高，确保了消费需求稳定增长，增强了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和PPI增幅差距逐渐缩小，价格上涨压力有所减缓。今年5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比上年同月上涨，其中城市上涨，农村上涨。与4月相比，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下降。1～5月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同期上涨。分类别看，5月食品价格比上年同月上涨，非食品价格上涨，消费品价格上涨，服务项目价格上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趋于合理，CPI全年控制在4%的目标可以实现。1～5月，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PI）比上年同月分别上涨、、、、，回落比较明显。目前，上下游价格背离的现象有所缓解，对于经济结构调整较为有利。但对成本推动、服务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可能形成的通胀压力，仍不可掉以轻心。4.财政和货币信贷保持稳定。今年1～5月，全国财政收入完成1354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569亿元，增长；全国财政支出958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63亿元，增加；全国财政收支相抵，收入大于支出3956亿元。在增收节支保持良好势头的同时，各项财税改革积极推进，财政支持“三农”的力度继续加大，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政策措施得到积极落实，就业和社会保障、教科文卫等重点支出项目得到进一步保障。货币总量增长保持平稳。5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万亿元，同比增长，继续保持在13%～15%的区间内，与经济增长基本相适应。金融机构存贷款稳定增长，一季度储蓄存款新增9705亿元，同比多增1459亿元，各项贷款新增7375亿元，同比少增976亿元，存差有所扩大。5.对外贸易总量持续扩大。今年1～5月，进出口总额5228亿美元，同比增长。在部分商品国际价格上扬以及美元低位运行等因素作用下，出口增长强劲，出口2764亿美元，增长；受原油、钢材、汽车等产品进口量下降的影响，进口增长趋缓，进口2464亿美元，增长。进出口相抵，顺差300亿美元。而上年同期为贸易逆差92亿美元。6.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有所改善。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农业继续增产和农民收入继续增加。2005年全国粮食种植面积预计为亿亩，比上年增加。其中夏粮种植面积亿亩，增加，扭转了连续7年下降的局面。行业投资结构出现新的变化。今年以来，煤、电、油、运等瓶颈行业的投资继续加强。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煤炭开采及洗选业投资193亿元，同比增长；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投资404亿元，增长；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投资198亿元，增长。而部分过热行业投资继续得到控制。二、当前经济运行中需要关注的问题经济增长转入稳定期以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总量关系变化方向的不确定性加大。宏观调控既要防止出现反弹，又要防止出现过度回落的问题。1.防止出现反弹。第一，投资率和投资增长速度依然偏高。1～5月，投资增速达。虽比上年同期的有较大回落，但这是建立在上年高速增长基础之上的，投资规模仍非常可观。从今年已公布的数据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除1～3月略有回落外，基本保持了逐月增高的态势，已出现反弹征兆。第二，上游产业利润空间较大，对投资有一定的吸引力。今年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968亿元，同比增长，增幅比上年同期下滑了个百分点。但上游产业利润空间仍然较大，对投资有一定的吸引力。1～5月，煤炭、石油、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非金属矿等采矿业利润同比仍有较大增长，分别达到88%、、、、。其中，石油开采业利润逐月上升，由一季度的增长，到1～4月的，再到1～5月的。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是其利润扩大的主要原因。第三，较高的储蓄率和逐步增加的银行存差为投资反弹提供了资金条件。财政方面，财政政策虽已由扩张转向稳健，但仍然带有一定的扩张性特点。2005年，将继续发行相当规模的长期建设国债，且财政预算仍然安排了3000亿元的赤字，因此，财政资金使用方向需严格控制。金融方面，近年来，金融机构人民币存差一直呈上升趋势，今年2月以来存差增速明显提高，相对于1997年1月以来长期趋势线的偏离程度越来越高。5月存差已突破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40%，比上年末增加了21%，比上月增加了。商业银行体系巨额的存差与持续上升的存差与贷款余额之比，反映了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中有大量的资金并没有通过商业银行体系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商业银行需要为过多的剩余资金寻找出路。此外，大量民间资本不断积聚，力量日益壮大，也为投资反弹创造了条件。第四，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仍然很高，具有投资反弹的内在动力。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有所回落，但许多地方增加投资、上项目的冲动仍较强。今年农用地转建设用地计划为400万亩，各地申请用地量是计划的3倍，投资扩张压力还非常大。在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也是可能出现反弹的因素之一。2.防止出现过度回落。目前，出现过度回落的风险，主要是CPI变动低于预期水平、企业利润增速下降、亏损面扩大。但生产资料价格水平依然较高，出现通货紧缩的可能性不大。第一，从行业方面看，下游产业亏损面扩大。今年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幅下滑，这一方面是前一阶段部分行业盲目扩张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迅速上升。值得警惕的是，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的亏损额有逐月增高的趋势：1～5月亏损额917亿元，同比增长，增速比1～4月高10个百分点，比一季度高近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和应收账款也一直在高位运行。5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11241亿元，同比增长；应收账款净额23551亿元，同比增长。增速与前几个月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5月石油加工及炼焦行行业的利润大幅下降并出现全行业亏损，净亏损额达亿元。同时化纤、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建材、电力、电子通信等行业也出现利润下降或亏损。由于上下游产品价格传导不畅的局面，在可预见的时期内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所以下游企业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如果这种格局长期持续，对经济运行不利。第二，从产业方面看，服务业缺乏活力。虽然工业增长明显超过长期平均值，但服务业仍显滞后。今年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不仅低于10%的长期平均水平，而且低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低时期1998～2002年平均的增长水平。第三，从外贸方面看，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对出口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今年以来，贸易摩擦逐渐升温，反倾销个案迅速增加。我国已连续9年成为遭遇国外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截至2004年底，已受到各类反倾销起诉600多起。同时，我国有25项出口产品被施加反倾销措施，是被施加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贸易摩擦已开始对我国的出口扩张形成实质性制约。第四，人民币汇率变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目前，人民币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上调人民币汇率可能会引致的效应相当复杂。仅就其负面影响而言，可能会造成出口减少和就业压力加大，也会给宏观经济造成向下的压力。三、政策取向经济增长转入稳定期以后，保持供给和需求关系的大体平衡，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努力拉长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稳定期，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与此同时，应抓住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有利时机，着力推进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1.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使主要国民经济指标在尽可能长的时段内保持在合理区间之内。当前，不必出台新的抑制经济过热的措施，也不要急于出台大的刺激经济的措施。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使主要国民经济指标在尽可能长的时段内保持在合理区间内运行。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按照推动结构调整和实现“五个统筹”的要求，安排好预算内资金和长期建设国债，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经济增长转入稳定期以后，针对经济总量关系变化方向不确定性加大的问题，应密切跟踪经济形势，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反弹或过度回落两个方面的苗头，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采取有针对性的微调措施，防止经济总量出现大的失衡。2.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更好地将市场的调节作用与适时、适度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在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因此，在宏观调控中必然需要结合使用市场手段和行政手段。在本轮宏观调控中行政型的调控措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如果过多依靠行政手段，则会造成市场扭曲。在目前宏观调控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的情况下，应更加注意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减少行政手段，注意更好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3.抓住当前宏观经济进入稳定期的有利时机，着力推进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要抓住当前宏观经济进入稳定期的有利时机，着力推进关键领域的各项改革，为保持经济平稳持续较快发展打好体制基础，增强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如不加快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消除体制性、机制性弊端，经济运行产生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病根”就会存在，旧病复发就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的成果，必须标本兼治，更加重视治本，在铲除滋生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土壤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当前，应努力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比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稳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积极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在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4.采取切实措施，刺激消费需求，在调整对最终消费有促进作用的政策时需慎重。目前，经济增长过分依靠投资拉动的局面亟需改变，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长期任务。除了努力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之外，创造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的环境也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方面。当前，在落实“有保有压”的结构性宏观调控政策过程中，当涉及到对最终消费需求有促进作用的政策进行调整时，需要慎之又慎，防止对消费需求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5.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下，保持货币供应适度增长，注意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效用。今年1～5月，各月的货币供应量和贷款规模同比增幅均有不同程度下降。随着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应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下，注意保持货币供给的适度增长，以满足经济增长对货币的需求，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

回望祖国大地，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了。30年来，从城市的景色面貌到普通人的着装饮食，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真真切切地目睹和感受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巨变。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我们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30年。 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社会实现了由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基本达到小康、主人翁意识显著增强、受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明显提高，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成效显著、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大幅提升等等，这一切只用了30年时间，被称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13亿中国人民。13亿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根本改变，这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的30年光辉历程，使我们这个过去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成就，想变化，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育、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国际地位和声望不断增长，这使得我们更有信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有信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有信心履行好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 这个季节，正是农村下谷种稻的季节，也是农民三夏大忙的季节。30年前，当拖拉机第一次驶入农村时，农民群众还十分好奇。而现如今，传统的耕作方式正逐渐被轰鸣的拖拉机、收割机等农机所代替，许多农民已不再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农民买拖拉机或汽车，已不再稀奇。而现在在城里，购买轿车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在宽阔的道路上，“大众”“尼桑”等品牌家用轿车正自由地疾驰，体现出了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公民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 30年前，居民的生活方式是“四世同堂十平米，五代家人居陋室”，今天，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农民们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楼，城市居民更是从以前的平房转变成现在的小高层，复式住宅，人们的居住都向着“更高大，更宽敞，更环保”发展，处处折射出人们住房条件的极大改善，空调、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现代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离不开的‘缝纫机、黑白电视机、自行车’等‘老三件’，如今都已换上了高档的家庭电器了。试想30年前的夏季，人们只能靠摇着蒲扇来解暑，如今也被空调所替代了。 30年前，由于家庭收入不高，有限的资金主要是优先考虑吃饭，加上国家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生产能力十分有限，普通居民上班、出行只能靠两条腿，极个别家境较好的才有可能用自行车代步。如今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大发展、大飞跃，城市基础道路建设、交通设施大大改善，人们平时上班、出行的工具更是多种多样，近途有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公交车、私家车，出远门地上有火车、汽车，天上有飞机，水路有轮船，可随意挑选组合，使居民时时处处感受到方便快捷。 30年前，人们的娱乐方式非常单一。改革开放后，国家大力提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精神文明得到很大发展。影视歌舞、读书看报、琴棋书画、花鸟虫鱼、上网冲浪、旅游远足、运动健身等这些过去属于富人的娱乐项目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大大丰富了百姓的业余生活。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国家医疗制度的改革，从建立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再到遍及城乡的卫生服务体系，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得到较好的诠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成为可能。许多居民家庭没有后顾之忧，不再害怕得病，加之家庭收入和生活条件飞速提高，居民平时从细微之处开始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从过去的“大病小治、小病不治”的现象有了较大改变。 三十年努力拼搏，三十年沧桑巨变。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改革开放，使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明天会更好，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富足！

城市发展史论文3000字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促进物业管理发展 营造美好家园 随着城市的改扩建进一步加快，成片的新建住宅小区拔地而起，为我市竖起了一道亮丽的景观，但如何管理好这些小区，不至于一年新、二年旧、三年破，值得大家深思并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吉安晚报推出的《加强物业管理 共建和谐家园》专栏，就是针对我市目前物业管理行业和住宅小区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业主和物业企业搭建一个全方位的沟通平台，更好地协调和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努力营造和谐文明的美好家园，实现社会、经济、环境三个效益同步增长。物业管理作为小区管理的一种好的形式，它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他包揽了小区的多种管理和服务，是政府各职能部门涉及小区管理职责的一个社会总代管，不仅解决了小区的后顾之忧，让业主实现了安居的梦想，而且能营造一个又一个和谐的小环境，对建设和谐平安吉安、创建“三城”活动都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目前情况看，凡值得参观、学习的小区，规划和建设的档次都比较高，都有完善配套的软硬件设施和良好的物业管理，开发企业和物业企业都舍得投入，希望打造精品小区。但由于，我市物业企业基础较差，物业行业发展较慢，城区老的住宅小区难以普遍推行物业管理，新建住宅小区有的在规划和建设中也忽视物业管理必要的设施要求，因此，城区物业管理覆盖率还不高，已管的小区也因客观、主观等原因，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矛盾，收费难、收费标准低，导致物业企业普遍经营困难、寅吃卯粮，长此下去将难以为继，脏乱的小区可能随时出现。可是住宅小区作为城市的一个基本单元，管理的好不好，能直接反映出城市的文明卫生状况，小区搞不好，城市的脏乱差就解决不了，而在一个脏乱差的环境中是造就不出高素质的文明市民，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就会在此滋生蔓延。 通过这次专栏节目，广泛宣传物业管理政策法规，引导人们对物业管理的正确认识，明确业主和物业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让业主克服买了房子就买了一切，只要服务不想交费，或是交了有限的费用享受无限服务的行为；让企业克服把物业管理看成一种权力，重管理轻服务，多收费少服务的现象。其实业主和物业企业之间有矛盾实属正常，关键是求大同存小异，因为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搞好小区管理。所以要求企业不断自我完善，提供规范而又满意的服务；业主树立住房消费意识，主动配合物业服务；加强沟通联系，时常换位思考，不断密切关系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的协调监督，这样我市的物业管理行业就能健康稳步的发展。西苑小区物业服务处 涂2010.

北京是中国著名的古代都城，自金代营建中都于此，经元、明、清三朝北京已经有八百多年的都城史了。八百多年中北京城不但有着自己的城市风貌和社会文化，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建筑、都邑景观。针对这些，中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探讨了北京城市的发展脉络、城市结构、城市文化以及城市地理特征．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以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为内容的研究占有突出地位。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变化特征，对于认识北京城市历史与发展进程有着重要意义。北京城的发展历程虽然可以上溯至辽，并经金、元、明、清各代，但明清时期作为封建王朝的最后阶段，有着不同于一般的意义。明清时期不但确定了北京城的空间格局，而且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发展、演变以及社会风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本文即以明清时期为基点，介绍以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为主的研究成果。中国学术界对明清时期北京城市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以侯仁之先生为代表，主要侧重于明清北京城市格局的研究；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以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等为代表，开始转向明清北京城市人口、商业布局等问题的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北京城市研究的关注点逐渐增多，其中居民分布格局、贵族宅院选址以及寺庙等宗教建筑的分布等，均成为重要研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于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给以全方位关注。当然，从时段上中国学术界对于明清北京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但每个阶段的研究重点中，又不乏介入其他内容的研究。因此，本文仍然采取分类陈述的形式对相关成果进行介绍。

城市发展与规划史论文

试论城市规划要点 引言城市规划的定义 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战略、建设城市的纲领、管理城市的依据。如何打造一个城市的风貌、建设一个和谐、生动、合理的空间体系，是现在规划建设中十分热门的话题。城市规划必须注重个性特征，城市个性是一个城市的特色，是独特魅力之所在，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千城一面、似曾相识的城市越来越多，城市的个性特色已湮没在程式化的钢筋混凝土之中，失去了城市的特色和魅力。 城市个性化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打好“文化牌”，彰显文化特征是十分重要的课题。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无论是历史文化名城罗马、威尼斯，还是现代国际大都市巴黎、纽约、芝加哥，座座堪称文化艺术宫殿、建筑博物馆，处处折射出城市的文化，走进这些城市，就仿佛走进了他们的历史。因此，在城市规划中必须处理好建设与继承的关系，在发展中传承历史文化。否则，城市一旦失去历史陈迹，犹如人失去鲜明的个性，得到的利益是暂时的，而遗憾却是永远的。 由于城市所处的空间地理位置、地形条件、气象条件和自然环境的不同，构成了不同的城市环境空间形态，提供了每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环境空间特性。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充分认识该城市的山、水、林和风景名胜等自然景观要素，发掘、保护、利用、开发、改造自然环境空间特色，在共性中找出个性，围绕个性建设特色城市。与此同时也要注重生态的和谐与持续发展的战略。 1.规划与人文精神 城市规划的人文精神是在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会议第四次会议发表的《雅典宪章》中提出的，里面提出的城市功能分区原则影响了现代城市规划将近半个世纪。这种功能主义的原则，一方面向古典建筑学派提出挑战，使城市规划、建筑开始从古典的放射、圆形广场一类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功能主义又使城市规划、建筑逐渐陷入机械主义，它刻板地分区肢解了城市的有机结构，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多方面联系，破坏了城市的地方特性，其结果是使城市形态单调、布局混乱、建筑雷同。尤其是功利主义的影响，城市空间因最大限度的商业性开发，破坏了城市生态环境，污水、废气、噪声、交通事故等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此城市在抛弃了人文精神的同时，便从“文明中最伟大的创造”变成了“文明中最大的破坏”，也给人类带来了生存危机。 20世纪60年代，重新关注城市的历史文脉、地域文化和人们的生活，城市规划中的人文理念开始复苏。与此同时，国际规划、建筑界人士开展了“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研究，并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城市人民”。这表明，城市人文精神将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复兴与再生，人文因素将是21世纪城市文明的灵魂。 人文因素在中国的造城运动中是历史悠久的。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就是中国城市运动中的代表作之一，彰显出皇权的气势和霸气。现代的城市建设也需要这种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在继承与发扬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为城市打造一种文化的底蕴。 建筑是人文精神的表现 1990年6月2日，国际建筑师协会第十七次大会发表了《蒙特利尔宣言》。其开头一行是：“建筑是人文的表现，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形象。”世界建筑史表明，人类的建筑活动不仅是一项物质生产活动，而且还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一座城市的魅力，多数是由于建筑艺术的魅力营造出来的。建筑是时代的象征。希腊雅典卫城建于公元前5世纪，其中有世界著名的保护神雅典娜帕提农神庙。卫城建筑群是雅典这个黄金般的古典时期的纪念碑，是雅典全面繁荣昌盛的见证。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建筑主要是国家性的大型建筑，有些是专为荣耀路易十四或他的政权。这个时期建造的卢浮宫东立面、旺道姆广场、凡尔赛宫及园林，都体现了路易十四“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风格”。建筑语言常常是民族的语言，是凝固的民族精神，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著名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香港大楼，他以“中文的构思、英文的设计”，使这幢大楼渗透着深刻的人文含义：塔身，象征着雨后春笋；风格，体现了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精神；楼的外表面，展示出宝石图案。有学者说，巴黎人民很大程度上是巴黎的建筑语言场教养、熏陶和塑造出来的。维也纳的建筑群及人文环境，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音乐大师；德国的一批具有艺术特色建筑群和浓郁人文精神的城市，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城市的建筑具有强大的人文精神功能，一座有个性和人文魅力建筑的城市能提示城市的广大居民，提升这座城市的文明素质，使这座城市有自信心、活力和发展的推动力。

城市规划是一定时期内城市发展的目标和计划，是城市建设的综合间署，也是城市建设的管理依据，它与很多学科密切相关。近年来，由于环境保护规划没有与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同步落实，使城市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城市环境不能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因此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规划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一、城市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城市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决定于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受上层建筑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引起了一系列的环境关题：1.水体污染问题突出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大量的污水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而直接排入水体，致使水环境遭到严重的破球。我国的水体污染近期呈上升趋势，全国有监测资料的1200多条河流中，850多条受到污染，在七大水系中，以辽河、海河、淮河污染严重，在统计的138年城市河段中，有133个河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范围内78％的河段不适宜作饮用水水源，50％的地下水受到污染，西安、北京等许多城市也出现了供水危机。据估计，我国每年因污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达400亿元。2.城市大气质量严重恶化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以及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将粉尘、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碳氧化物、臭氧等物质排入大气层，使大气质量严重恶化。我国大气污染属“煤烟型”污染，全国城市空气中总悬浮微粒浓度普遍超标，平均浓度达309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浓度水平较高，部分城市污染相当严重，北方城市平均值达到83微克/立方米。我国的本溪市也曾经因烟雾弥漫而被 称为“卫星上看不到的城市”；而大气中硫化物、氮氧化物业重超标导致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酸雨，宜宾、长沙等城市酸雨出现频率大于90％，长沙降雨的平均PH值已达到，酸雨的降落不仅破坏生态环境，而且加剧建筑物，铁道、桥梁的腐蚀与破损，给工农业带来巨大的损失。而由大气污染引起的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更是直接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3.固体废物泛滥成灾、垃圾围城现象严重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产生了大量的固体废物，目前我国每年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为亿吨，其中有害废物为3000-4000万吨，累积量超过64亿吨，侵占5亿多平方米土地；每年的生活垃圾量为1吨并以每年7－8％的速度增长。由于我国的固体废物露天堆积，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处于垃圾的包围之中。固体废物到处堆放，不仅有碍观瞻、侵占土地、传染疾病，而且在自身严重污染环境的同时加剧了水体、大气土壤的污染。4.噪声扰民现象普遍存在目前随着我国城市工业、交通运输和文化娱乐事业的快速发展，噪声扰民的现象愈发突出，据44个国控网络城市监测，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噪声超标的环境中，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级分布在 B(A),其中洛阳、大同、开封、海口和兰州五座城市噪声平均等效声级超过60d B(A)；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范围为 B(A)。二、城市环境保护规划及其主要内容正是基于上述的环境危机，近几十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开始运用科学的规划指导城市建设。城市规划的提出克服了以往城市发展的无序性、盲目性与随意性，为城市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技术保证和法律保障。城市环境保护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的性质、规模、发展方向的基础上，依据对城市环境质量现状的调查分析所制定的以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减少污染、节约资源为目标的规划体系。按照我国环境保护应“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统一”的总方针和总战略，城市环境保护规划应主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前期准备这些准备工作是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基础，它包括城市的自然环境资料，例如地理位置、生态环境、气象、水文等；城市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如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等；环境状况的调查分析，如大气、水体、噪声的监测资料、固体废物的来源与历年累计量，对污染的治理状况等；城市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功能区划等。2.大气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城市大气质量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功能区划并按拟定的环境目标计算各功能区最大允许排放量和削减量，从而制定污染治理方案。大气污染的治理应根据城市的能源结构与交通状况确定首要污染物即浓度高、范围广、危害大的污染物，便于治理时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大气污染主要是由采用落后燃烧方式燃煤和汽车尾气引起，由此而来的首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硫和总悬浮颗粒，因此规划的远景目标应该是改进落后的烯煤方式，提高燃烧效率，尽量使用气体燃料、型煤、太阳能、地热等无污染或少污染的能源，实行区域集中供热、消灭千家万户的小烟囱，提高道路硬化率，通过强化污染源治理和提高污染控制技术等手段创建无烟控制区。调整工业布局，根据大气自净规律科学便理的利用大气环境容量；强化污染源的治理，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通过技术和行政的手段减少汽车尾气的污染；提高城市绿化率、选择抗污染性好的树种，大力发展植物净化。3.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在对水污染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计算最大允许排放量并确定最佳治理方案。当前我国七大水系的水质污染程度在加剧，范围在扩大，长江、黄河、淮河、松花江的污染水1996年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为亿吨，含 化学需氧量704万吨、重金属1514吨，氰化物2457吨以及砷、酚类、油类等污染物数万吨；生活污水约占年排放总量24％，主要污染物是有机物。根据我国水污染的具体情况，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应该通过改革落后的生产方式，采用少废、无废工艺实现清洁生产，是高污水处理效果和资源化利用率，减少污水排放量，修建有效的污水处理设施，加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治理，最终达到有效保护水资源的目的。4.城市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固体废物综合整 治规划是根据环境目标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与处理、处置指标体系并制定最终治理对策。目前我国许多城市者处于固体废物包围之中，解决固体废物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固体废物综合整 治规划的目的是依据城市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城市固体这里是副标题借助具有像素级精度的表格绘制工具，能够更加快速方便地设计网页版面。使用与铅笔和橡皮功能相同的工具创建表格，可以直接在网页上设计任意大小和形状的表格。运用表格绘制工具可以灵活地设计高精度的页面版面，并使表格匹配与页面内容。表格中可以包含你喜欢的任何内容，包括图像，文本，多媒体文件，甚至有嵌套的表格。这些复杂的网页版面制作不需要任何手写HTML编码。这里是副标题借助具有像素级精度的表格绘制工具，能够更加快速方便地设计网页版面。使用与铅笔和橡皮功能相同的工具创建表格，可以直接在网页上设计任意大小和形状的表格。运用表格绘制工具可以灵活地设计高精度的页面版面，并使表格匹配与页面内容。表格中可以包含你喜欢的任何内容，包括图像，文本，多媒体文件，甚至有嵌套的表格。这些复杂的网页版面制作不需要任何手写HTML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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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出现以社会生产力除能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外，尚有剩余产品为其基本条件。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关于城市规划的论文范文，谢谢你的阅读。

浅论城市规划

摘要：在当今世界，城市是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城市的发展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城市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并在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合作协作的催化作用下，各种经济迅速发展，从而带动了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可以看出，做好城市的规划对发展经济有很大的帮助。

关键词：城市规划园林景观生态环境

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the city is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plays a vital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a region. The city is like a giant magnet, attracting a variety of factors in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

Keywords: urban planning; landscap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起源的原因和时间及其作用，学术界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城市的出现以社会生产力除能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外，尚有剩余产品为其基本条件。城市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飞跃。

一、城市规划的任务

我国城市规划的任务是：根据国家城市发展和建设方针、经济技术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计划、区域规划，以及城市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历史情况、现状特点和建设条件，布置城市体系;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布局;统一规划、合理利用城市土地;综合部署城市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各项建设，保证城市有秩序地、协调地发展，使城市的发展建设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各国城市规划的共同和基本任务：通过空间发展的合理组织，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需要。从城市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合理有序地配置城市空间资源;通过空间资源配置，提高城市的运作效率，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确保城市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建立各种引导机制和控制规则，确保各项建设活动与城市发展目标相一致;通过信息提供，促进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有序和健康的运作。

二、城市规划的发展

城市的发展是人类居住环境不断演变的过程，也是人类自觉和不自觉地对居住环境进行规划安排的过程。在中国陕西省临潼县城北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姜寨遗址，我们的先人就在村寨选址、土地利用、建筑布局和朝向安排、公共空间的开辟以及防御设施的营建等方面运用原始的技术条件，巧妙经营，建成了适合于当时社会结构的居住环境。可以认为，这是居住环境规划的萌芽。要实行规划区范围内全覆盖规划，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基础上，重点突出中心城区职能、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合理确定和强化各组团产业依托，切实改善城镇生产、生活环境，推进村屯用地结构性调整。规划期内，逐步实现退宅还耕、退宅还林，促进农村人口向中心村、城镇集中;逐步缩小城镇与中心城区的差距，促进小城镇由数量型向质量性转变;逐步发展壮大组团，与中心城区形成联系紧密、资源互补的城市空间。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协调共生的城市发展格局。突出社会公益设施建设，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健全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立合理的级配体系;发挥公共投资导向性作用，促进规划区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区省会服务职能，加强现有城市中心的商业、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职能;努力促进以信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南部新中心的形成;结合市级文化、会展、体育等专项服务中心的设置，带动分区级中心形成与发展;以建设文化名城为目标，促进公益性文化事业繁荣兴旺，推动经营性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全面提高社会文化生活质量。

三、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城市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盲目争建国际化大都市;盲目争建中心商务区;盲目追求高层建筑;盲目建设大量城市雕塑等，以上盲目的做法其实是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成熟的表现。明确城区发展方向，促进分区发展，为加快经济发展，促进城区、开发区和县域经济发展，在开展大量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各城区、开发区的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进一步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提高使用清洁能源的比重，发展集中供热，加强对汽车尾气的治理，综合整治大气污染。加快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建设。大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要保护好已有植被和各组团之间生态防护绿化带，进一步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要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四、城市景观规划的具体做法

城市景观规划是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所以，城市景观规划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设计和计划。要有选择，有目地，有侧重点的进行建设。具体的做法有以下几点：

1、确定景观的活跃元素

在分析了景观的基础上，寻找此景观的特色，最具历史意义的景观风貌，作为此景观的主角。这也是创造文明城市的根本所在。

2、划分特色景观区

要根据城市景观的特色和地理位置的功能进行建设，并渐渐的强化它的特色，从而继承和发扬城市的历史文化。

3、组织轴线景观

这要通过城市的主要干道来决定。

4、控制景观视廓

景观视廓就是为了使各个景观处于通透的状态，在各个方向都能欣赏到，而建立起来的景观走廊。

5、勾勒城市天际线

城市天际线是指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物等形成的轮廓线。天际线轮廓应和景观视廓相配合，相协调。

五、城市景观要素

城市景观要素包括人工景观要素和自然景观要素。其中人工景观要素包括广场、建筑物、集贸市场、园林绿化、艺术小品、文化遗址。那么，自然景观有，大小山丘，石头、湖泊、海洋、古木名树。这些景观为文明城市做了重要的贡献，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陶冶了人们的情操。

六、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关系

要处理好城市经济发展和环境建设的辩证关系。注意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和市容环境卫生建设，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城市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自然景观;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影响城市发展为代价，避免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使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同步进行。人与环境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保持人与自然相互协调，既是当代人类的共同责任，也是城市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

七、结语

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快，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城市规划成了社会的追求。城市研究任务艰巨而纷繁，这也说明它丰富的活力。城市永远在发展，城市问题也总是相伴而生，但人类必将更为自觉地运用广泛的知识与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发展城市环境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规划工作从最初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起，最终要落实到物质建设上，形成供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形体环境。

城市规划是建筑和园林建设的前提，并为所需的空间准备条件，城市规划研究的进展也为建筑学和园林学的开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规划师与建筑师、园林设计师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三学科的有机结合和协同创造，势必将形体环境的建设推向更高的境界。

参考文献：

俞孔坚《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8

陈易《自然之韵――生态居住社区设计》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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