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员额制改革研究论文

法官员额制改革研究论文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一言以蔽之，法官助理助理不起来，累死法官。

在当下司法体制的四项改革中，员额制改革成为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一些人质疑、误解与迷茫，将其说成是“不符合中国国情”，面临失败与危险的改革。而在我看来，员额制改革是这场改革的牛鼻子，必改不可。 过去，在非分类管理的情况下，许多法官追求的是行政级别，而不是法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许多干警虽有法官头衔，但不从事审判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虽拥有法官身份，却被动地从事着非审判以外的调研、宣传、管理工作，这种在其位不谋其政，徒有虚名、“无限扩大”的员额是违背司法规律的。 如果一个法院，什么人都能获得法官称号，获得法官称号后就不审判，审判了，也不负责；如果从事审判工作，不是为了追求公平正义，而是为了追求当个科长、处长、庭长、院长等，改革就是必需的。

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质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推行员额制。司法的正义与公平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让司法的正义回归每一个老百姓，是目前人民法院需要做的首要事情。

改革是要避免某些法院忙碌不堪某些法院则游手好闲的局面。改革的目标是通过优化人员配置和岗位职责，促进法院队伍的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推动建立科学的分类、分工明确、结构合理的法院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不是一昧单纯的减少法官的数量，而是采取优化资源配置的手段来调控，要确保优秀的法官被分配到各个部门。而且对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官要实行独立的薪酬制度和工作顺序，以保障丰富法律工作者的生活需求。确保岗位的候选人是具有专业素质、良好行为和经验丰富优秀法律人可以为推进司法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尽量减少冤假错案的出现。

员额制制度的推行目的是为了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一线上，保障落实司法工作，提高效率、公信力和工作质量。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保证法官的各方面素质都要过关。

在司法责任制度改革中，各项改革措施相辅相成。各级检察机关探索的新的司法处理机制，使处理案件的主要责任更加明确，更有利于实现公平与正义，法律本来就是用来保障公民的生活和权利不被侵犯。

法官员额制度研究论文

一、法官员额制：

所谓“法官员额制”是指法院、检察院在编制内根据办案数量、辖区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的法院的法官、检察官的人员限额。员额一旦确定，在一定时期内不能改变，没有缺额就不能递补。

由于该项制度涉及面较广，在社会各界引发不少争议，其中一个相对突出的争议点就是 “员额制”下法官人员减少，可能导致“案多人少”的状况。针对这一问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院、检察院办案的数量大幅度的增长，但是真正存在着案多人少的法院和检察院只是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

我们国家大部分法院和检察院中约有40%的法官、检察官在非业务部门工作，而真正在一线办案的人并不多，因而造成“法官人员数量减少后无法适应”的假象。如果通过员额制改革，把有效的、积极的办案力量吸引到一线去，办案效率相应就会提高，案多人少的相对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谢鹏程说：“这就意味着员额制将使司法的生产力得到解放。”

二、没有进入员额的法官有何待遇：

1、法官员额制改革实施以来，法官队伍存在诸多困惑，一部分法官将无法入额是必须面对的现状。

海南省原有法官1540人，改革后，法官人数减至1100多人。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全院有法官资格的人员62人，现选任主审法官29名，未入额法官33名，占。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原有法官53人，第一批入额18人，未入额法官35人，占原有法官人数的。

2、员额有余地，转岗有安排：

①关于法官员额制改革，要严格执行中央确定的法官员额比例和相关政策，不仅不能突破，在第一轮遴选时还要留有余地，为优秀人才留下入额空间。

推行法官员额制度是当前全国法院改革的内容之一，是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所谓法官员额制度，笔者理解，就是将法官定编，确定一个科学的、相对稳定的员额，经过严格的遴选，使少数专业化、道德化、法律化的高素质人才担任法官，行使审判权，而其他任何人都无权行使审判权，其他一些审判辅助性事务由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承担的一种审判工作制度。实行法官职业化、建立法官员额制度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方向。但是，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稳妥推进，要充分考虑到地域的差别，经济文化的差别和自身条件的差别。任何一项改革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都必须由其他方面的改革相配套，都必须争取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就建立法官员额制度而言，有条件的法院应当积极探索，搞好试点，加强调研，广泛宣传，不具备条件的法院不能盲目赶时髦，贪功冒进，草率行事，急于求成。推行法官员额制度改革还应当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配套进行。一是努力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通过提高法官“门槛”，严把“进口”，疏通“出口”，保证法官质量，实现良性循环；通过拓宽法官的遴选渠道，保证有充足的人才供应；通过严格法官选任程序，确保少数高素质的法官行使审判权；通过强化学历教育、在职培训等形式，提高法院现有人员的素质；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着力提高法官的职业意识。二是改革法院现行的管理体制，改变目前“司法权力地方化、司法活动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的现状，建立一套符合审判工作特点、有利于司法公正的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三是建立和完善对法官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实行对法院各类人员的分类管理和流程化管理，创新监督机制；对法官八小时以内和八小时以外，实行全方位监督；拓宽监督渠道，自觉接受人大、政协、检察机关、上级法院、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坚持“防范在先”原则，做好事前监督，加大惩戒力度，做好事后监督。四是建立法官的职业保障。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法官的职业地位、职业收入，改变现有的按照国家公务员的职级确定法官工资待遇的体制，使法官真正成为一个拥有崇高职业地位、极高法律素质、丰厚职业收入的社会阶层，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的公正与权威，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

法官员额制是指要通过严格考核，选拔最优秀的法官进入员额，并为他们配备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审判辅助人员，确保法院85％的人力资源配置到办案一线。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白皮书表示，建立法官员额制，就是要通过严格考核，选拔最优秀的法官进入员额，并为他们配备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审判辅助人员，确保法院85％的人力资源配置到办案一线。

之所以实行法官员额制，目的在于优中选优，把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人才选派到审判岗位上，同时给予较高的职业保障，实现法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以提高司法质效，保障司法公正。

能不能让真正优秀的法官脱颖而出，能不能真正把办案力量投入到一线，是员额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扩展资料：

截至2017年1月底，全国27个省区市法院均已完成员额法官选任工作，约占全国法院总数的，共产生入额法官105433名，法官员额制改革试点工作基本完成。

据了解，2016年上半年，全国近21万名法官基本完成法官职务套改并确定法官等级。截至2017年1月底，北京等11个省区市已完成首批员额法官的单独职务序列等级确认和任命工作，其他完成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地区也已制定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试点的相关方案，正在组织实施。

为推动落实《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方案》，2016年，最高法配合人社部、财政部出台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实施办法，下发绩效考核及奖金分配指导意见，督促指导各级法院逐步兑现各类人员工资待遇。

同时，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符合法官助理、书记员职位特点的职务序列；制定出台了法官逐级遴选实施办法，法官逐级遴选制度初步建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法院司法改革白皮书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论法：不办案，就应退出法官员额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我国法官员额制改革试点工作基本完成

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质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推行员额制。司法的正义与公平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让司法的正义回归每一个老百姓，是目前人民法院需要做的首要事情。

改革是要避免某些法院忙碌不堪某些法院则游手好闲的局面。改革的目标是通过优化人员配置和岗位职责，促进法院队伍的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推动建立科学的分类、分工明确、结构合理的法院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不是一昧单纯的减少法官的数量，而是采取优化资源配置的手段来调控，要确保优秀的法官被分配到各个部门。而且对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官要实行独立的薪酬制度和工作顺序，以保障丰富法律工作者的生活需求。确保岗位的候选人是具有专业素质、良好行为和经验丰富优秀法律人可以为推进司法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尽量减少冤假错案的出现。

员额制制度的推行目的是为了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一线上，保障落实司法工作，提高效率、公信力和工作质量。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保证法官的各方面素质都要过关。

在司法责任制度改革中，各项改革措施相辅相成。各级检察机关探索的新的司法处理机制，使处理案件的主要责任更加明确，更有利于实现公平与正义，法律本来就是用来保障公民的生活和权利不被侵犯。

司法体制改革研究论文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目前中国治国方略的科学总结,对我国高等院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由我为大家整理的全面依法治国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形势下，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是当前必须研究和回答的重大课题。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同志关于“四个全面”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四个全面”的逻辑联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四个全面”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现阶段事业发展，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四个全面”不是简单并列的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从“四个全面”逻辑联系的高度，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理论意义。“四个全面”是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把握全局、深谋远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承前启后的总体规划和战略部署。从理论创新的起点看，“四个全面”彰显了鲜明的事业导向、问题导向和改革导向;从重大主题的关系看，“四个全面”有总有分、层层深入;从逻辑演绎的过程看，“四个全面”有破有立、对立统一。“四个全面”是一个辩证统一体，统一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统一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我们党探索执政理念和治国理政规律的重大理论创新。从“四个全面”的逻辑联系看，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在于：一是法治保障的基础地位。其他三个“全面”同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关系，本质上是现代化与法治化、改革与法治、党和法的关系。没有法治的保障和支撑，其他三个“全面”就难以落实，“四个全面”的理论架构也会出现缺陷。二是法治价值的定向作用。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综观“四个全面”，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基础，全面小康社会就如镜中花、水中月;没有法治精神的引领，改革就会迷失方向;没有法治信仰和法律制度，党的宗旨就难以实现。

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标志着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思想日臻完善，国家治理的战略格局日趋定型。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三个战略举措一个都不能缺。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发展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要。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看，做好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意义十分重大。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我们的战略布局就会落空。

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刻内涵

推进每一个“全面”，都既要考虑具体情况，更要从“四个全面”的大局来统筹谋划。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全面依法治国的本质特征和深刻内涵。

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依法治国是目标与措施、目的与途径的关系。战略举措服从战略目标，战略目标依托战略举措。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必须同步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依法治国。从现代化进程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步，法治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在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法治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必然选择。

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形成和发展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确立为我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并提出了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理念载入宪法。这是中国首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公开向世界表明，中国将逐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依法治国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战略部署，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任务。提出从制度上、程序上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2012年11月，党的报告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关于依法治国要求和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依法治国方略提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党的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论述和要求，重点集中在两个字上，即“全”和“快”。“全”是对“依法治国”的“空间”要求;“快”是对“依法治国”的“时间”要求。全面回顾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成功实践，对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

法治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方式，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集中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重要基础。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矛盾纠纷持续高发和多发的时期，如果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缺乏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意识、能力和责任感，就很容易造成对一些事件处理失当、使社会矛盾纠纷进一步激化并且有可能演化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要使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全面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要靠法治，要靠全面推进和落实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只有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但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观念变革，也是一次全面的社会制度创新。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变革容易受到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影响与束缚，在变革的过程中容也易出现停顿、反复甚至逆转的现象。为了把我们的思想从各种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传统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我们需要要把法治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载体和基本方式，通过制度供给、制度导向、制度创新等形式，有效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各种制度方面的空白、缺陷和冲突，切实把科学发展这一重要理念做到制度化、法治化，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制度保障。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迫切要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也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一面光辉旗帜。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党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所以我们才有力地保证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保证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保证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目标对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和依法行政的基本准则，不断提高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水平，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迫切要求

党的明确提出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并把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写进报告，成为全党上下的共同要求。法治日益受到重视的进程，体现着我们党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执政使命的勇于担当，对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自觉，这也意味着党要依法执政、政府要依法行政，领导干部要做到宪法法律至上。 三、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一)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首要前提是要加强立法，切实做到有法可依。经过建国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使我们在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我们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法律的基础是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法律当然也要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对科学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自觉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变化，不断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

(二)加强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当在继续全面推进科学立法工作的同时，把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我们要在全社会营造一个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各级行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带头严格执法，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切实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为全社会作出表率。要着力提高在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力争在社会主义法制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切实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三)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切实保证司法公正

司法权威是法制权威的重要体现。要坚持以公正树权威，以公正促和谐，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职能作用。我们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够感受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各级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自身的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四)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努力建设法治社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实基础。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和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法律六进”工作，推动“六五”普法规划深入实施，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要着力引导全体人民自觉遵守法律，使人们在全社会形成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良好氛围。要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深情阐述中国梦、布局深化改革蓝图、厉行法治治国、铁腕正风反腐……两年多来，以为的党中央，从党的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清晰展现。

梦想承载希望、成就未来，是一个国家、民族奋然前行的精神火炬。无疑，中国梦一经提出，迅速点燃了亿万华夏儿女心中的激情，凝聚了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如果说，中国梦是轴心，那么“四个全面”就是轴距，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途径，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所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站在时代和全局战略高度，统筹伟大事业伟大工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抓住发展新课题，提出并形成的重大战略思想。“四个全面”是新时期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指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所谓发展，就是要适应经济新常态，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的发展方式上来，在合理区间内实现经济稳健增长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所谓全面，就是尽快补齐短板，不让一个人掉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同时享有蓝天绿水，享有健康身心，享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习曾强调：“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谋篇布局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既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以果敢、坚忍、苦干、实干的精神和高超的智慧，做勇于改革的先锋和善于改革的表率;也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有自觉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做一名关心社会改革发展的 “积极公民”，成为改革发展事业的建设者、推动者、主人翁。

以律均清浊，以法定治乱。法治是繁荣稳定的基石，法治是执政兴国的支撑。在新的征程中，法治会越来越被重视，依法治国的理念亦逐步深入人心，只要全面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在全社会范围形成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法治氛围，广大群众就能享受到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美好生活，才能牢牢铸就“中国梦”的基石。总之，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个国家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这已经不仅事关人民的福祉，更关乎中华民族的命运。全面从严治党，不仅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起着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作用，而且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为重点加强纪律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当然，“中国梦”的实现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圆梦的征程中，还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可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遭受巨大的压力，需要趟过深水区、踏过地雷阵，但只要不动摇、不折腾、不倒退，用钉钉子的精神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寸接着一寸进，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人治与法治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两种对立的治国理念和制度。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与封建专制、小农经济相联系，强调当权者个人作用与权威，“皇权至上”、“君言即法”、“口含天宪”。人治社会也是有法律的，封建思想家曾提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发者弱则国弱”但那是约束普通民众的法，皇帝个人权力不受任何法律制约。在人治社会里，社会的稳定、进步完全取决于当权者个人的贤明。所谓法治即法的统治，强调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要求用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管理国家、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现代意义的法治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治才保证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创造了近代西方文明。尽管人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维护封建秩序不失为一种方法，但从历史发展长过程看，法治优于人治的结论无需争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社会进步，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与人治条件下统治者个人意志至上及其多变性、随意性相反，法治则强调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以此作为社会治理的最高规则。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作用，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进行，人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是法治的内在要求和与人治的最大区别。历史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封建影响根深蒂固，加上在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领导者人的个人作用往往显得很突出，胜利后这些传统延续下来，没有及时发展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民主并使之制度化，因而几乎都存在人治大于法治的情况，从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个人崇拜滋长开始，发展到后来，就是人治取代法治。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发生了，195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政治上的一系列错误，都与此有关。痛定思痛，邓小平于1992年以质朴的语言讲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曲折之后在认识的巨大飞跃。历史表明，一般性地承认法律重要还远远不够，只有时刻警惕以人治取代法治，牢固树立法治的至高权威，在法治基础上发挥人的作用，才能把依法治国方略贯彻下去。

检察司法体制改革研究论文

谈谈案件管理中的问题及其改善路

所谓案件管理，是指检察机关根据有关规定，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对执法办案活动进行控制、组织、协调、监督、处理，以保证案件质量和办案效率，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和执法公信力的活动。

摘 要： 本文对当前案件管理中的问题及其解决的途径进行了分析论述，并在吸收学界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改进案件管理工作提出了一些看法，。笔者认为，目前案件管理工作还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如案件质量评查问题，案件管理的行政化问题，案件管理的精细化问题，案件管理的人性化问题，案件管理中信息化建设滞后的问题，案件管理中奖惩机制的落实问题等等。只有解决好上述问题，案件管理工作才能逐步完善。

关键词：案件管理 管理权 案件质量评查

案件管理是指检察机关的管理者对执法办案活动进行的一种管理，它是司法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司法管理，是指为了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根据司法规律的要求，通过计划、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制约、评价、考核等方法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组织活动。从目前我国各地的司法实践来看，司法管理还处于一种探索阶段，其机制和体制、法规与制度等均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具体地说，案件管理是指“检察机关各层级的管理者，通过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活动，协调、组织所拥有的资源，以便有效地达到既定目标的过程”。“检察机关案件管理是指根据有关法律和文件，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对执法活动进行控制、组织、协调处理，以保证案件质量和办案效率，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和执法公信力的活动。在实践中，案管部门对业务部门的执法办案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具体案件办理仍由各业务部门负责，案件管理部门和案件办理部门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并在检察长和检委会领导下，对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履行管理、监督、参谋、服务职能的综合性业务管理：统一承担案件管理、流程监控、统计查询、质量管理、涉案款物管理、律师阅卷接待等主要任务，对原来的案件、线索管理范围进行调整优化、整合资源，形成职权清晰、责任明确的案件管理格局：明确具体操作流程和要求，形成相互衔接、相互制约、环环相扣的流程链条。”

2011年11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案件管理办公室，这是一个专门负责案件管理的机构。之后，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先后设立了2500多个专门的案件管理机构，并开始建立一种新的案件管理模式，即统一受案、全程管理、动态监督、案后评查、综合考评等等。

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又提出了案件管理工作的整体思路：以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为核心，以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为目标，以检察信息化为手段，以健全组织机构、选优配强队伍、健全规章制度、建立信息平台为切入点，以统一受案、全程管理、动态监督、案后评查、综合考评为机制;坚持管理与服务并举、监督与配合并重，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积极稳健、注重实效，全面推进案件管理工作的集约化、信息化、规范化、科学化，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

为了推进对司法管理(包括案件管理、审判管理等等)问题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司法理念与司法制度研究中心面向全国开展了征文活动，先后收到论文数百篇，后经专家评审，从中评出一、二等奖论文30篇。在首届司法管理学研讨会上，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及地方法院系统、检察院系统与多所知名高校的专家、领导共100余人参加，并在会上对获奖论文作者举行了颁奖仪式。国内数十家媒体报道了该会。本文根据上述征文的汇编(这是目前国内学界第一本研究司法管理的论文汇编)对案件管理研究方面的主要观点进行了综述，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独立思考和分析。

一、案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有的文章分析了目前案件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对案件管理的地位与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2)案件管理机构职责不明、协调不到位;(3)没能建立统一、高效的管理机制;(4)案件管理效果不佳，信息的收集报送不全面、不及时、不准确，业务研究与案情分析未能有效开展等等。

另有文章认为，目前案件管理中的主要问题是：(1)案件线索管理不规范;(2)案件质量管理没有形成体系;(3)案件质量监督管理不到位;(4)案件管理缺乏规范性;(5)错案责任追究难以到位。

也有文章指出以下问题影响着案件管理工作的发展：如行政化倾向突出、管理模式纵强横弱、内设机构过多与效能低下、前期控权不足与后期削权过度、信息化建设滞后、现代管理学原理运用较少等等。所谓“管理模式纵强横弱”是指检察机关的案件管理模式呈纵向管理强劲、横向管理薄弱的态势。以基层人民检察院为例，现行二类纵向管理模式为：承办检察官——业务部门负责人——主管副检察长、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基层人民检察院——省辖市级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多年来，纵向管理始终强势发展，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到省级人民检察院的各个部门，从工作的部署、检察指导、评比等等，无一不在发挥指挥棒的作用。横向管理是指控制、促进和维护所有与主体有关的活动，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系统化的流程管理，其基本功能为全程管理、动态管理、过程控制。横向管理是纵向管理的基础，前者侧重于事，后者侧重于人，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构成科学的管理模式。

还有文章认为案件管理的问题是：(1)思想观念没有转变，固守旧有管理模式;(2)案管人员配备不足，整体素质有待提高;(3)案管机制不成熟，监督能力有待提高;(4)信息化建设缓慢，不能满足动态监管要求。

二、解决案件管理问题的途径

有的文章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案件管理工作：(1)更新思想观念，探索新的案管模式;(2)加大案管资金投入，加强案管人才培训;(3)优化案管机制，提升法律监督能力;(4)加强案管信息化建设，提升案管科学化水平。

另有文章提出了改善案管工作的几点对策：(1)以确保案件质量为目标，强化办案责任意识;(2)逐步推进案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3)提高思想认识，建立考核评比机制。

还有文章就改进案管工作提出如下建议：(1)建立全面的管理体系，案件管理应当贯穿于案件处理的全过程，包括对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报捕、起诉、审判等各个阶段，都要实行监督管理;(2)建立司法大网络，通过计算机技术，将公检法的网络联系起来，进行统筹管理;(3)建立有效的监测、追踪、报警体系;(4)建立案件质量评价机制;(5)建立重点审查与一般审查相结合的案件审查制度。

也有文章对解决案管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基本思路：(1)准确把握案管机构的职能。案管机构的职能应该包括办案流程管理、办案质量管理、办案信息管理和综合管理等等。(2)探索建立科学案件管理机制。首先应当建立检察业务规范管理与案件程序监控管理机制;其次应当建立检察业务考核管理新机制：再次要构建激励与约束并行的案件质量考核与案件监督管理联动机制。(3)加强案管机构和队伍建设。(4)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5)加强案件统计管理。(6)加强案件流程管理。(7)加强法律文书管理。(8)加强涉案款物管理。(9)加强案件考评管理。⑩

有的文章指明了案件管理工作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认为案件管理工作方向的确定，一方面要符合管理学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也要符合检察工作的实际。目前案件管理工作的主要发展方向有三：一是案件管理要与检察工作的整体方向相吻合;二是案件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方向;三是案件管理要由粗放型向精细型方向转变，而案件管理的目标是：现代化、系统化和最优化。

有的文章提出了优化案件管理运行机制的观点，主张实行案件管理的信息化，通过信息化网络平台，提高计划、组织和控制的能力。这要从两方面人手，一是要构建统一的软件管理系统，该系统集办案、管理、统计、分析、监督于一体，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从而提升法律监督能力：二是要完善案件管理系统中的各类平台建设，使执法信息网上录入、执法流程网上管理、执法活动网上分级查询、执法环节网上全程监督、执法信息网上分享。

另有文章探讨了深化案件管理机制的思路：(1)深化案管探索机制建设;(2)深化案管实践机制建设;(3)深化案管发展机制建设;(4)深化案管评估机制建设;(5)深化案管配套机制建设。⑩ 三、对改进案管工作的思考 从目前学界对案管工作存在问题的分析看，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如下问题：案件质量评查问题，案件管理的行政化问题，案件管理的精细化问题，案件管理的人性化问题，信息化建设滞后的问题，案件管理中奖惩机制的落实问题，等等。

关于案件质量评查问题，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加强案件管理工作必须注意构建一套完善的案件质量评查机制。案件管理的意义在于提高办案质量，对办案人员办理的每一案件都适时、准确地进行质量评价，并加以奖惩，会调动办案人员严格依法办案的积极性。也有学者对目前的考评方法提出质疑，认为通过人工手段进行案件质量评查和业务考评不仅工作量大，而且人为因素影响大，公信力大打折扣：因此，在建立统一的案件质量评查标准的框架下，运用计算机技术实行网上考评，才能增强考评的科学性。还有学者指出，目前的考评工作不完善，表现在如下几点：一是考核标准不统一，二是考评的具体范围难确定，三是考评的方法不科学。

有的学者主张：“要制定必要的《案件质量考核标准》，按照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科学合理、民主公开的原则，采取自查、抽查、总查、通报、评估等方法对各业务部门的案件质量以及围绕办案开展检查工作的质量进行科学全面的评定。要以《案件质量考核标准》为载体，建立起一套符合检察工作规律和工作实际的案件督查考评体系和健全以案件质量为核心的评估体系，努力完善案件质量保障机制，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一方面要建立合格案件质量标准评价机制，将办案质量以及具体的指标量化，引导办案人员追求案件质量的最佳化;另一方面要推行办案风险评估机制，认真总结刑事检察实践中案件质量问题的前兆性特征，梳理出可能影响批捕起诉案件质量，造成质量问题的隐患苗头，科学地设计应对措施，将质量隐患尽可能消除;同时，要推进质量考核机制与奖惩机制的联动，通过评估界定办案质量优劣，通过考核兑现奖优罚劣，加强办案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适当促进检察人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建设。”

关于案件管理的行政化问题，与检察机关的行政化有关。学界对检察机关的行政化现象一直颇有微词。有的学者指出：“检察机关的行政化是影响公正和效率的危害源之一。一些地方检察机关的地方保护主义和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现象，往往与检察机关的行政化有关。检察机关行政化的思想根源在于封建法制的思想残余。检察机关较审判机关的行政化色彩更多、更强，在党的十五大启动的司法改革中，审判机关已将减少行政化作为改革的发展方向，而检察机关却缺乏相应的有效举措。30余年来，并没有从检察机关的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减少行政属性和增加司法属性。首先，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的规定，检察长可以不服从检察委员会的决定，即检察长与检察委员会是平行关系，而人民法院组织法明文规定法院院长依法必须服从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同时，审判委员会的改革已经朝着审理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这与检察委员会的改革形成越来越大的差距。其次，在检察权的运行方式上，表现为：承办检察长一科(处)长一主管副检察长或者检察长，层层听汇报，承办案件的不能决定案件，决定案件的不承办案件，呈现出行政机关的审批特征……最后，检察官也不具有法官的相对独立性，法官办理案件在一定条件下实行法官独任审理制。”

另有论者指出：“在案件分配上，还是以部门领导安排多，分类对口分配少;有的简化审案件还要经过处室领导、分管检察长层层报批。另外，尽管近年来‘主诉(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已全面推行，但在管理上仍有行政化倾向。如主诉检察官办案搭档的人员组合，多数是组织配备，很难双向选择。主诉检察官如果发现组织配备的人员不称职，却无权解除办案搭档关系。又如部分检察机关对检察业务骨干行政调动频繁，使得其不得不放弃已熟悉的专业而重新熟悉新的岗位。结果，既不利于检察职业专业化建设，也不利于检察业务岗位的稳定性。”

因此，我们认为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中，应当将司法化作为检察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增强检察权运作过程中的司法属性，减少其行政属性，改变所谓承办案件者不能决定案件、决定案件者不承办案件的现象。与此相应，案件管理权的司法属性也会增强，行政属性会相应弱化。应该说，案件管理中行政色彩的淡化是改进案管工作的重点之一。另外，淡化案件管理的行政色彩也需要加强内部的监督制约，因为任何权力都有自我膨胀的天性，一直膨胀到有控制的边界为止，监督制约就是控制权力越界的有效手段。

关于案件管理信息化建设滞后的问题，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深有感触。尽管全国检察机关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了信息化建设，但效果不理想，统一的信息化管理至今不完善。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一是因为管理人员的思想认识还不适应信息化的要求;二是因为信息化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尚不健全;三是因为基础网络设施不够完善;四是因为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不足，信息化规模效益并未彰显。因此，加强信息化建设也是完善案件管理的必由之路。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检察实践亟需专门部门承担数据统计管理、分析职能，实现检察长、各业务部门以及相关监督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在不同环节不同阶段及时共享和反馈案件信息，帮助各部门提高工作效率，以便于上级检察机关指导。通过加强案件管理信息化建设，对案件管理过程中各种信息的搜集汇总、整理分析，对执法工作效能、办案数据进行跟踪、统计、分析和研究，发现办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检察长和检委会宏观决策提供解决问题的前瞻性建议，帮助办案部门加强信息沟通和反馈，建立与业务部门的重大业务活动信息互通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从而实现内部信息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关于案件管理的人性化问题，来自检察机关的研究人员发出了“人本化管理”的`呼声，主张借鉴人本主义的管理模式用于案件管理工作中。所谓人本主义的管理模式是指：“在管理过程中，树立整体人本观，既重视人的价值与自由，把满足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目的，又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企业与社会的共同进步。其精髓就是‘点亮人性的光辉，回归生命的价值，共创繁荣和幸福’。”

人本主义管理理论的实质在于，将人作为管理的出发点和目的，要尊重人的人格和价值，要创造条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教育人、引导人、激励人、塑造人、完善人;要采用柔性管理手段，即根据人的心理和行为特点，用一种非强制的方式使管理对象对管理目标产生认同和服从，并调动被管理者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

笔者认为，将人本主义管理模式落实到案件管理工作中，就是要充分尊重检察官的独立性，因为“检察机关的独立从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检察官的独立，没有检察官的独立也很难实现检察机关的独立”，“检察机关的独立除了外部独立，即检察官在行使职权时只服从事实和法律，不受任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外，还包括检察官的内部独立，即检察官在行使职权时，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不受检察机关内部其他检察官或上级的无端干涉，所受到的责任追究应以事后性为主”。另外，还要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管理者应当从各个方面为检察官办案提供好的服务与保障，并在生活上关心检察官，解决其后顾之忧。

关于案件管理的精细化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的案件管理工作应当由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变二首先要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新管理方式，提升管理水平，完善适应案管工作的软件，实现办案工作的网上运行，对各个办案环节进行网上控制。另外要规范细节，要实现办案流程的细化、量化和标准化。

关于案件管理中奖惩机制的落实问题，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存在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如有的单位因为考评与奖惩管理部门不一致而导致考评与奖惩脱节，但也有一些地方检察机关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检察院根据案件评查结果落实奖惩措施，以督促干警依法办案并提升办案水平该院开发了案件管理软件，将案件质量评查结果记入干警个人执法办案档案，并纳入对办案人员及相关业务部门的年度绩效考核之中，与干警的评先树优、升迁奖励等联系起来。对办案质量出现问题的，根据案件质量问题的性质、程度及后果进行必要的处分。应该说，案件质量评查结果的利用是案件评查功能发挥的基本保障，只有如此才能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否则所谓的案件质量评查不过是做虚功而已

综上所述，所谓案件管理，是指检察机关根据有关规定，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对执法办案活动进行控制、组织、协调、监督、处理，以保证案件质量和办案效率，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和执法公信力的活动。本文对当前案件管理中的问题及其解决的途径进行了分析论述，并在吸收学界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改进案件管理工作提出了一些看法。我们认为，目前案件管理工作还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如案件质量评查问题，案件管理的行政化问题，案件管理的精细化问题，案件管理的人性化问题，案件管理中信息化建设滞后的问题，案件管理中奖惩机制的落实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亟待解决。只有解决好上述问题，案件管理工作才能逐步完善。应该指出，目前案管工作的变化体现了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从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型管理转变;二是从强制型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三是从传统化管理向信息化管理转变：四是从人治化管理向规范化管理转变：五是从发散式管理向系统化管理转变、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管理的人性化、科学化、规范化，从而提升执法办案的质量与效率，促进司法公正。

2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在总结长期的执政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的基本治国方略。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和发展目标，依法治国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任务促使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三个代表”等重要思想应运而生，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依法治国的内涵。在新的形势下对依法治国进行与时俱进的理解和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依法治国不仅是治国的基本方略，而且是我们党的重要价值目标 法治是一种治国之道，同时也是一种价值观念，法治或人治的取舍实质上是一种价值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把依法治国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依法治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并被视为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我们党就治国方式作出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决策，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价值选择。把法治设定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意味着法治不仅被当作一种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工具和手段，而且成为党和国家所追求的一种价值观念。 二、依法治国在本质上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目标和要求相一致 法治是被世界各国长期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有效办法，是全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结晶，代表了世界文化的进步。就社会主义中国而言，法治针对的是权力的滥用，它反对特权，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法治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因此，依法治国本质上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途径和有力保障。另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法的价值取向，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灵魂，是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也是衡量我国法治建设成败得失的标准。我们立法和执法的整个过程都要体现和服务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有机结合、辩证统一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主要表现为“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作为执政党，党的领导的核心内容是领导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掌管国家权力，途径是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人大的基本职能是立法和监督法律的实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需要通过人大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党组织推荐的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须经人大认可。党领导、指导立法，但又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依法治国既保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又要求党通过法治来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从而避免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都必须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在当前的情况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关键是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其职能和作用得以真正实现和充分发挥。 四、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执政 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标志着我们党执政方式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式的重大发展和转变。党的十六大报告要求坚持依法执政，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并把依法执政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一起作为我党执政党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依法执政的基本内涵和要求是：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和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提高司法人员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以保证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国家政权机关中的骨干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这就意味着，我国能否实行依法治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党及其广大党政干部能否做到依法执政。当前，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 五、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 以德治国的基本含义和要求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道德和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中要组成部分，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法律以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道德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培养和提高社会成员的修养和思想觉悟。两者具有共同的社会目的，即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稳定、和谐与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就是把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紧密结合起来，共同服务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经济文化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就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而言，法治与德治历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我们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也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做到德治和法治并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片面强调法治而忽视德治的思想是错误和有害的。法治以德治为基础，良好的道德风尚是法治有效性的社会基础，只有法治和德治并举方可长治久安。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 1自十届全国人大以来，我国立法工作全面加强。五年来，审议了宪法修正草案、法律草案、法律解释草案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 定草案106件，通过了其中的100件，在前几届立法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初步形成发展到了基本形成的新阶段。目前，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已有229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以来，我国立法进入了快车道，立法成就有目共睹。但目前的状况是否能够完全满足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确步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毕竟还是从“初步形成”上升到了“基本形成”阶段，尚未到达“完善”阶段。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基本形成”到“完善”还有多远？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保障。完善的法律体系则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依法治国首先要有法，更要有“良法”。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何才算“完善”？从理论上讲，至少应当做到：一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法可依；二是各类法律从精神到原则再到具体内容统一、协调、可行，将矛盾、冲突和漏洞减少到最低限度；三是无论法典还是单行法从形式到内容，各得其所；四是对过时、落后和冲突矛盾的法律能够及时发现，及时修改补充，做到法律变动与形势发展同步。 对照我国现行法律体系，显然有许多方面还存在明显缺陷。首先，我国在一些基本的方面还存在无法可依的情形。比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迫切需要的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及东中西部协调发展需要的财政转移支付法、西部开发促进法、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体制需要的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以及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率需要的行政收费法、行政强制法、行政程序法、政务信息公开法等，都还没有制定出来。此外，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一些新领域如与网络有关的一系列法律规范，在法律层面还存在空白。与此同时，由于人权原则入宪以及人民民主的不断扩大，一些基本法律也需要进行修改补充，比如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都陆续暴露出不少缺陷和不足，亟须进行完善。 从这个意义上讲，将现阶段的法律体系定位于“基本形成”，是科学的和实事求是的。从这一阶段到“完善”阶段，尚需跨越“全面形成”阶段和“比较完善”阶段。当然，一国法律体系的完善是受许多主客观条件制约的。既有立法技术和能力的问题，也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关系成熟度的问题。因此，在法律体系完善问题上，我们既不能消极坐等，也不能急躁冒进。从实践来看，立法的过于超前并不比滞后更有益。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提出了很多立法议案和建议，这无疑是推进我国立法步伐、加快法律体系完善的重要力量，但同时，我们必须理性对待立法进程，不能脱离我国所处的整个社会发展阶段。

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在总结长期的执政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的基本治国方略。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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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法责任制改革研究论文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司法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谈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

当代社会，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发展，为新闻舆论监督提供了有利的实现 渠道 。我国法学界普遍承认舆论法律监督。舆论的法律监督，是指由新闻媒介进行的法律监督，属于广义的法律监督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可以在法律监督方面起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作用。[1]因此，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在理论上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相反，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但实践中远非如此。记者对于社会 热点 的追求，促使他们以“新闻自由”为依据不断介入政治、经济、 文化 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司法过程所蕴含或展示的内容以及司法过程本身所显示的刺激性，对于传媒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司法所衍生的事实与问题从来都是媒体关注的热点”[2]。而媒体的强大力量，在对司法过程的报道中暴露出职能越位、充当法官审判等问题。而这种强大的舆论引导功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司法审判造成压力，对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造成了冲击。因此，司法机关出于对新闻媒体的抵触心理而要求其“闭嘴”，但这种行为着实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

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本属于宪法赋予的两项基本权利，为何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如此强烈的冲突?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司法独立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冲突

司法独立是为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重要原则。《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此外，《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也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因此，司法独立应该排除利益和情感的影响，也自然应当排除新闻媒体的影响，保持对法律的敬畏和对案件事实的忠诚。与此同时，英国古谚讲：“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看得见的方式”就需要新闻媒体对案件的报道将正义实现的过程置于公众的视野之内，在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同时，其肩负的舆论监督作用对促进司法公正有着积极作用。但媒体却凭借其强大的介入力量，不断向司法入侵，最终由新闻舆论监督发展成为“新闻审判”。

“新闻审判”本为舶来品，传入国内后即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新闻审判”的含义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报道对象所做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3]从曾经的张金柱案到近年来的药家鑫案、李启铭案等，每一宗案件都被媒体倾注入过度的热情――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审判前或者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4]正是基于新闻媒体强大的引导和评价功能，将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过程置于舆论的重压之下，最终的裁判或多或少的受到舆论的影响。

二、新闻舆论监督的意义

(一)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5]而我国《宪法》第125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正是由于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使法院的审判权在阳光下运行，有效的遏制了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不当内容，推动实现司法公正。

(二)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防止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始终是司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司法腐败不仅损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损害国家的司法权威，而且侵蚀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心。美国著名记者指出，“罪恶、卑鄙和腐败最害怕的就是报纸，因而任何法律、伦理和制度都无法和报纸相比。”新闻媒体对司法腐败现象的报道，往往能够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同时会引发相关部门的重视，政府和公众的合力使腐败分子身败名裂。如此大的腐败成本，有效的防止了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有利于推动司法改革

新闻媒体对于司法体系的分析和评述，为司法改革提出了宝贵的借鉴意见，有助于全面深化司法改革。

三、司法独立对新闻自由的限制

司法独立包括审判独立和检察独立。《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由此看来，新闻自由并非是绝对的，新闻媒体行使法律监督权也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一)司法独立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新闻自由

司法审判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司法审判要求法官依靠“理性和良知”，忠于法律和事实，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扰后做出谨慎且公正的判断。而新闻媒体则通过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 文章 ，有失公允的评判案件，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带动性的舆论压力，成为法官裁决时的障碍，使其失去独立审判的立场。

(二)法官审判与新闻采编之间的矛盾性

司法审判与新闻采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性。由于司法审判关乎人的生死、权利与义务的承担，因此必须是理性判断的过程;而新闻媒体的宣传却带有很强的感性因素，往往掺杂了道德情感于其中，其语言也强调标新立异、扣人心弦。因此，对于同一个问题，法官与记者基于不同的立场与视角，关注点自然不同，这种差异势必导致新闻舆论监督过程中的对立和冲突。

四、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

卢卡斯曾经深刻的揭示了司法所要求的专业性：“一个看重正义、法律和自由的国家，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必定是不平等的，即法官必须占据实权地位，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法官。”因此，新闻媒体应当认识到其新闻审判的越位行为，重新回归到法律监督主体的地位。对于寻求新闻审判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的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入手解决：

(一)加强立法规范，填补法律空白

二者冲突的根源在于缺少法律规范对于二者关系的协调。立法机关可以借鉴相关的域外 经验 并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新闻舆论的监督设置合理的界限，以消除当前司法机关和新闻媒体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

(二)强化新闻从业者相关的 法律知识 ，引导遵从职业规范

通过强化其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其遵从职业规范，使其从内心遵从法律，维护司法的独立地位，并严格遵循职业道德法规，避免对案件做出有失公允的报道，做事实的传播者而非情感的传递者。

(三)加强司法机关与新闻媒体的交流

二者之间不存在根本上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关于媒体如何介入、如何报道以及如何评论等关键性的问题，应当由二者坐下来进行交流和沟通，共同研讨解决方案，制定出一个双方认同的规则，并按照规则规范双方的行为，共同促进司法文明和司法公正。

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探讨

一、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的基本内涵

所谓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是指“一种司法理论，它鼓励法官摆脱对于司法判例的严格遵从，允许法官在制作判决时考虑其个人对于公共政策的观点以及以其他因素作为指导，通过对于判决来保护或扩展与先例或立法意图不符的个人权利。遵循该理论会造成某些判决侵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结果。”[1]

《布莱克法律词典》是这样定义的，司法能动主义是指：“司法机构在审理案件的具体过程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此理念的行动。当司法机构发挥其司法能动性时,它对法律进行解释的结果更倾向于回应当下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演变的新趋势,而不是拘泥于旧有成文立法或先例以防止产生不合理的社会后果。因此,司法能动性即意味着法院通过法律解释对法律的创造和补充。”[2]

与此相反,法官在执法的过程中应该严格遵循已经确立的规则来办案,反对法官充当立法者的角色,反对法官融入个人的价值观以及他本人对法律的理解与信仰。这被称为司法克制主义(judicial passivism)。施克莱认为:“所谓守法主义是指一种伦理态度,它把是否遵循规则当做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将道德关系视为由规则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像所有被强烈感受并广为接受的道德守法主义不仅体现为个人行为,也表现为哲学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3]其本质为社会生活中涉及法律的问题与现有法律规定和判例相背离的地方，应当通过立法等方式解决，而非司法机关主动改变既存之规定。在外观上表现为“司法机构的自我约束或自我克制”[4]。

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并非针对具体的法律进行解释,而是在现存法律规定或判例与实际生活的新趋势不符的背景下,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所享有的创造性之界限问题。司法能动主义强调法官要为了实现正义,在服从法律基本原则和理念的前提下，可以不受现有规定和判例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对司法权的限制;司法克制主义强调法官只能严格依法裁判,法官不能创制法律,而只能服从法律，制定法是法律的唯一渊源,法律解释只局限于文义解释,并努力探询立法者的原意。“司法克制主义则倾向于强调在民主国家中对司法权所应该进行的限制,并通过各种方式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5]2。因此，“司法能动或司法克制是法官在进行自由裁量时享有多大的自由或者受到多大的限制的程度问题”，即“能动和克制的区别更多只是一个程度不一而非性质不同的问题。”[5]2-3

二、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各自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一)司法能动性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在现今社会，简单依靠法律条文来处理案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诉讼需求，条文的固定性及有限性往往会使我们的司法裁判者在某些个案的处理上寸步难行。假若为了使所有案子都“有法可依”而不停修改或增减法律条文，不仅会造成社会行为规则观念的动荡，而且会大大损害法制稳定的威信力。司法能动在法律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有着诸多的适用价值，但是司法能动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者自身的素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年来，我国的司法者慢慢由以前的非法律人转换为法律人，即大部分司法者接受过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受过一定的法律实务的培训，自身有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储备。当所面临的案件没有直接可以遵循的法律条文的情况下，可以结合自身的法律技能运用适当的法律 方法 ，经过一定的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续造、法律发现等方式分析案情，在已有的法律法规中探求最为适当的条款来处理案件。但是，由于法律没有直接明细的法律法规可以遵循，对于同一案件司法裁判者运用法律方法有可能因为个人法律素质的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裁判，这样往往会产生司法的不稳定性，影响法律的可预测性及对民众行为的指导性。

其次，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者的思想道德价值倾向有着一定的关系。当司法者运用司法能动这一自由利器时，高比例的法律裁判结果就握在了法官的手中。法官是倾向公序良俗还是机械性地被舆论牵着鼻子走，更或是倾向于权力而非权利时，案件的裁判结果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大相径庭。既可能裁判顾及多方利益，采取较为平衡的裁量方式判案，也有可能产生令大众哗然的结果，更或顺应民意的裁判结果。因此，司法能动性是否得以真正意义上的实现和司法者的思想道德倾向是密不可分的。

再次，司法能动性需要司法者具有较丰富的司法经验，以及严谨的辩证 逻辑思维 。但是，在我国，法官不是像美国那样经验丰富的律师担当，而是学校法学系 毕业 生或者其他并不是很权威的法律人担当。由于没有丰富的法律经历，或者还未被培训出缜密的思维逻辑，在判案时很容易产生疏漏或不足，影响法律运用的质量。法律思维被异化，法律思维立场的变化而产生的异化，以及法律操作技巧的程度都将影响司法能动性的发挥，局限其作用的范围及程度。

司法能动性的发挥虽然可以弥补我国法律的某些漏洞和不清晰，但是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只有在上述条件都较完备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发挥其能动性，使之法律实质化，司法能动权利化而非权力化，能动性科学有效、正义合法地在案件的集结点为司法者解围，给当事人化解案情予以合法的裁判，以达到说服当事人、惩罚犯罪人、震慑社会其他成员的作用。

(二)司法克制性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在司法能动性实现其法律价值的时候，司法克制性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能动性的发挥，或者说是抑制司法能动性的过分发挥。

司法克制主义强调法官在解释的过程中应探询立法者的原意,体现了对规则的尊重[6]。司法克制主义要求法官对法律要忠诚;要克己守法,廉洁自律,尊重法律规则;要对立法权、行政权和其他 社会公共权力保持谦抑的姿态。司法克制虽然在司法活动中不可或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诸多的局限性。

第一，司法克制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及司法能动的 发展程度。在我国，司法克制是相当必要的：我国人口众多，民俗繁杂，部分地区的法律实施还比较落后，或者说地方控制主义比较严重。如果在处理法律问题时，仅注重司法能动性而忽视司法克制性，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掌权执位者极有可能将法律作为其实现某些不正当、不合法目的的工具，正如文强案中，作为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和黑道勾结，强奸女学生等恶行，其行为的保护伞就是他手中的权力，作为一个法律人，偷天换日，坏事做尽，司法能动在他的手中变成了凶器，此时若无司法克制、法律来惩处他的行为，该恶行岂不是会被他的虚言假语蒙混过去?

第二，司法克制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因不同法律人而有迥异结果，因此需要社会大众的监督与建议。此时，所说的大众监督并不是说司法活动被民众牵着鼻子走，而是司法活动在一定意义上需要考虑民众意见，利于将裁判结果均衡于法律与社会利益，达到利益衡量的最佳状态。

正如，南京醉酒驾车案中，张明宝造成五死四伤的惨剧，但是在2009年12月23日的一审判决中却只是判处了无期徒刑。对于此，笔者认为，张明宝明知我国法律严禁醉酒驾车，并且造成如此惨剧，虽然事发之后张明宝认罪态度良好，表示自己已经认识到了罪行，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但是，对于此案判处无期徒刑显然没有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实质正义，严重偏离了利益衡量的轨道。因此，笔者认为，为了达到法与正义的契合，实现社会的正义，实现法律的实效价值，应在司法克制的前提下发挥司法能动，判处极刑。司法克制不应成为实现实质利益的绊脚石或是借口。

结语

综上所述，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在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发展中缺一不可，法律规则是规范的固定化文字，而法律人的法律思维是思辨灵活的，但是对于法律问题这一严谨的问题来说，法律人在处理某些法律问题时需要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以妥善处理案件，实现当事人利益、法制要求和惩罚罪恶的平衡。但是，司法能动性过度必然会产生权力泛滥性地被利用，法律成为凶器而丧失了其本来存在的意义。因此，在司法能动地适用过程中是伴随着司法克制行为的，法律人必须以立法原意为基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将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融合适用，结合实际适度加大或减小司法能动或克制的运用比例，在法治社会中逐步完善法制。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是我们党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深刻领会、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决定》精神，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深刻认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司法保障。司法机关担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神圣使命。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出现，机遇和挑战并存，司法工作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影响更加凸显。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举措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完全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缺乏必要的权威，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有效的执行。因此，保证宪法和法律得到统一、正确、严格实施，已经成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关键。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法治建设的重点。《决定》进一步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司法机关作为执行法律的专门力量，不仅自身应该严格依照法定权限、程序行使权力，保证公正司法；而且应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用权、公民依法办事，推进依法行政、全民守法。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只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才能在全社会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的法治秩序，才能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只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才能实现长久稳定的和谐。当前，我国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同时，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矛盾高发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迫切需要发挥司法权利救济、定分止争的作用。多年来，司法机关为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群众广泛认可。但是，也要看到，司法不严格、不规范、不公正的问题仍然存在，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了恶劣影响，损害了司法权威。必须加大司法体制改革力度，拓展司法体制改革深度，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迫切需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司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我们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公民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不断增强，遇事“找法律”、“讨说法”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大量矛盾纠纷以案件的形式汇聚到司法领域，法律手段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人民群众关注的权益保障、公共安全、公平正义三大问题，都与司法密切相关。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维护社会稳定，而且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要求实体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不仅要求享有知情权、表达权，而且要求享有参与权、监督权。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司法能力不相适应的矛盾，已经变得十分尖锐，如何正确解决好这个问题，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考验。必须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快司法体制改革步伐，深化司法公开，推进司法民主，完善保障人权的司法制度，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二、始终坚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司法体制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法律性。为确保改革不入歧途、不走弯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始终顺应改革开放的潮流健康发展，始终随着法治建设的步伐不断推进，始终与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呼唤同步深化，必须坚持以下基本遵循：（一）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司法体制的政治优势和重要特征，也是司法体制改革攻坚克难的重要保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符合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意愿，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公平正义问题。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评判，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改革成败得失的尺子，真正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四）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司法制度。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既认真研究和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不照抄照搬外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体制；既与时俱进，又不超越现阶段实际提出过高要求。（五）坚持遵循司法规律司法活动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只有正确地认识、把握、遵循和运用司法规律，才能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司法体制改革只有遵循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体现权责统一、权力制约、公开公正、尊重程序、高效权威的要求，才能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六）坚持依法有序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涉及司法权力调整和司法资源配置，事关重大，必须依法有序推进。在落实各项改革措施过程中，既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又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稳步实施。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在完善法律制度后再全面推开。有的重要改革举措，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要按法律程序进行，以确保法制的统一和权威。（七）坚持统筹协调司法体制改革必须立足于提高司法机关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使命的能力，统筹协调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和其他部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统筹司法机关上下级之间、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兼顾公正和效率，确保各项改革措施既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公民法律素养的要求，又适应司法职业特点，做到整体规划、科学论证，确保改革积极稳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