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文文献的出处

鲁迅论文文献的出处

《我的失恋》鲁迅的这首诗，不但辛辣地讽刺了当时流行的失恋诗，而且还教育了青年，爱情应建立在共同的志趣的基础上，门第不同，生活不同，立场观点不同，思想感情两样，怎么能相互产生感情呢�这也是对当时流行的或则以地位、财富为条件，或则“一见钟情”的恋爱观的批评。 这首诗是鲁迅作来讽刺徐志摩的。鲁迅在《集外集》自序中他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待到称为诗人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无论如何，徐志摩该是个优秀诗人吧，这样的诗人出现了，本该喜欢才是，怎么反而更不喜欢了。只能说鲁迅不光不喜欢徐志摩的诗，更不喜欢徐志摩这个人。他写《我的失恋》，讽刺的不只是徐的诗，更多是徐这个人。盾加剧，进行上下求索时候的作品。《野草》在思想上以书写内心、解剖心灵为主要特色，也有部分针砭现实之作。反映了鲁迅战斗、探索、彷徨、苦闷的内心感受。但是，着重表现的是黑暗重压下的战斗精神、追求精神、牺牲精神。如《秋夜》中枣树可贵的韧性战斗精神，正是鲁迅精神富有诗意的形象表现。《死火》、《腊叶》、《过客》中虽有矛盾的思想，但是更多的表现出鲁迅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雪》和《好的故事》是绚烂明丽的，体现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光明理想的向往。《野草》中，《影的告别》、《希望》、《墓碣文》等篇章，重点袒露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苦闷彷徨，更显示了鲁迅敢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最后两篇《淡淡的雪痕》、《一觉》，可以看出作者已经脱离了苦闷和彷徨，格调明朗，洋溢着乐观、昂扬的战斗精神。《野草》在艺术上多采用象征主义手法，以创造有物质感的形象来表现复杂的内心感受，构思奇特，境界奇幻。同时，作者也注重写实手法、抒情手法的并用。语言精致形象、饱含深情，具有音乐美、绘画美的特点。《野草》以深邃的思想哲理和成熟优美的语言艺术放射异彩，是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希望》在《野草·希望》中，鲁迅先生反复地重复这样一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绝望”、“希望”与“虚妄”三者之间，鲁迅不仅表明了通常意义上关于“希望”而“虚妄”的逻辑关系，还更深刻更深邃也更鲁迅个人化的是他同样也表明了与“希望之为虚妄”相同的“绝望之为虚妄”。即在鲁迅那儿，绝望同样也被认知为了一种虚妄。在鲁迅的作品中，“绝望”一词的出现频率远不如另一个词“虚无（虚妄）”。“虚无”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眼里，同其他物质一样也是一种存在的形式和方式。这种虚无作为一个特殊和特定的存在，是人的对象化的虚空，即人在外在世界“恶”的存在中所选择的一种丧失了现实自由后的精神存在，是虚空的抽象。而这种“虚无”在鲁迅先生那儿，则是由“绝望”与“虚妄”之为的虚无。这其中便包含了人文精神的内涵，即表明“绝望”在鲁迅的精神系统中，不是最终的结果，而只是一种情感理性的、指向虚妄的最终结果的认知态度与价值判断。因此，把“绝望”作为分析与判断鲁迅人文精神的重要构成，也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基点。分享到网易微博

鲁迅家中有两只大书箱，从《十三经注疏》和《四史》，到《王阳明全集》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古文析义》和《唐诗叩弹集》，到科举专用的《经策统纂》，甚至《三国演义》和《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都挤挤地堆在其中，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 中，不少人也藏书甚丰，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 欢的好玩的书，从画着插图的《花镜》，到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几乎什么都有。 鲁迅诗选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自嘲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鲁迅全集(16卷) 人民文学 1981 1998第五次印刷(可惜没有鲁迅所译的作品)心灵的探寻 钱理群 上海文艺 1988(相当优秀)反抗绝望 汪晖 上海人民 1991(鲁迅是绝望地反抗,而汪却将绝望地反抗和反抗绝望换位,这是不合适的.汪对中间物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人与鬼的纠葛 (日)丸尾常喜 人民文学 1995(这其实对夏济安的"鲁迅的黑暗面"的发挥,但是目连戏与鲁迅的作品的联系似乎不是如此书所言.日本人的中国研究实在是深入得很.)两地书研究 王得后 天津人民 1982(旧了)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 王富仁 北京师大 1986(不错,但是似乎不深入.对艺术的研究不是那么精到.)国外鲁迅研究论集 (1960-1981) 北京大学 1981(洋人实在厉害!何以国人竟不得超越之?)鲁迅小说综论 杨义 陕西人民 1984(看此书纯束浪费时间!)鲁迅与中国文学 王瑶 陕西人民 1982 (旧了,具体有些论点是很好的.)铁屋里的呐喊 李欧梵 岳麓书社 1999(此书的论战气息太浓,但对鲁迅心理的研究使我耳目一新.我是以为这是最好的思路.这本书是高中读的,当时便觉得很有启发,虽然我对于李先生的具体论点不是很赞同,但是他的思路我是举双手赞同的.)鲁迅中期思想研究 徐麟 湖南师范大学 1997(读过<胡河清文存>的应该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徐是将鲁迅作为中国第一位存在主义者来研究的,具体的论点可以再讨论,但是此书绝对是可以一读的,只是稍微有些枝梧,将存在,讲哲学太多.)鲁迅:在言说的边缘 徐麟 山东文艺 1997 (标题即可以看出其思路.)野草研究 孙玉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 1982(好)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集 王瑶 北京大学 1998(这里的相关论文实在是精彩.)可惜的是日本人的研究鲁迅的著作没有机会看到.能补充一下么是他翻译的著作？

《我的失恋》鲁迅的这首诗，不但辛辣地讽刺了当时流行的失恋诗，而且还教育了青年，爱情应建立在共同的志趣的基础上，门第不同，生活不同，立场观点不同，思想感情两样，怎么能相互产生感情呢

鲁迅的文集很多呢，不知道你说的哪个《坟》杂文集，作者鲁迅。写于1907年——1925年间《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先生编撰的中国第一部小说史专著，1923年12月至次年6月，始分上下册由北京大学新潮社正式出版《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先生1926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华盖集》是鲁迅的一部杂文集，收录了鲁迅在1925年间所写的杂文三十一篇。《华盖集续编》收鲁迅1926年所作杂文三十二篇《而已集》是鲁迅1927年所作杂文集《三闲集》收集鲁迅1927年至1929年所作杂文三十四篇。《二心集》是鲁迅的一部杂文集，收录了鲁迅在1930年-1931年间所写的杂文三十七篇。《南腔北调集》是鲁迅的一部杂文集，收录了鲁迅在1927年-1929年间所写的杂文五十一篇。《伪自由书》是1933年1月底至5月中旬，鲁迅写给《申报》副刊《自由谈》的短评合集。《准风月谈》是鲁迅的一部杂文集，收录了鲁迅在1933年所写的杂文六十四篇。《且介亭杂文》1935年出版，收录了1934年在上海北四川路帝国主义越界筑路区域年所作杂文《古籍序跋集》收入1912年至1935年间鲁迅为自己辑录或校勘的古籍而写的三十五篇序跋。按各篇协作时间先后排列，对正文中的资料性差错，参照相关文献作了必要的订正《朝花夕拾》是鲁迅所写的唯一一部回忆散文集，本书为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野草》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本散文诗集。1927年7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收入1924～1926年所作23篇散文诗，《故事新编》是鲁迅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了鲁迅在1922年～1935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八篇《彷徨》收入鲁迅1924年至1925年所作小说十一篇。《呐喊》收录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小说十四篇。《集外集拾遗》书名由作者自己拟定，未编完而因病终止，共收文一百二十六篇，为1903年到1936年间所作，包括当时搜集到的所有未曾编入各文集中各种体裁的作品。另有附录两部分，一为作者早年（1898至于1902年）诗文十七篇，均从周作人日记中录出；一为1919至于1936年间所拟启事、广告、说明等短文二十三篇。《花边文学》是鲁迅的一部杂文集，收录了鲁迅在1934年所写的杂文六十一篇。

鲁迅论文集

鲁迅没有论文集，只有杂文集《而已集》、《坟》、《且介亭杂文》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

什么是散文呢？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散文，在古代指的是一切不押韵的文章。不过，古代没有“散文”这一个名称；“散文”这个名称是“五四”时期才有的。在现代，广义的散文包括了除去诗歌、小说、戏剧、影视文学之外的一切叙事性、议论性、抒情性的文体，如秦牧在《海阔天空的散文领域》中说，“不属于其他文学体裁，而又具有文学味道的一切篇幅短小的文章，都属于散文的范围”。这样，就有了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和议论散文等的分类。狭义的散文则专指抒情散文。这是因为随着文体的发展，叙事散文中的通讯特写、传记文学、报告文学等，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文体，各成一类；议论散文则有了专门的名称——杂文，也从散文中分了出来，剩下的只有抒情散文，这就是狭义的散文。杂文是散文的一个分支，是议论文的一个变体，兼有议论和抒情两种特性，通常篇幅短小，形式多样，写作者惯常用各种修辞手法曲折传达自己的见解和情感，语言灵动，婉而多讽，是言禁未开之社会较为流行的一种文体。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及归属 杂文的概念及其归属众说纷纭，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属于文学中的散文类。这类分法占绝大多数。如（1）《文学概论自学辅导》（第135页）[1]把文学作品分为小说、诗、散文、戏剧四类，则明确把杂文归到散文。摘录如下： “杂文：文艺性的论文，属于散文的一种，以抒情与政论相结合，不拘一格，迅速反映生活事变和人们思想感情为特点，熔逻辑力量与战斗激情于一体，把精辟论述寓于形象之中。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尖锐的战斗性和充分的艺术说服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历代许多具有进步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古文，多是著名的杂文作品。在现代，由于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的提倡和实践，杂文成为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极为犀利的投枪和匕首，也是批评人民内部不良倾向的武器。杂文主要用于讽刺和暴露，亦可用来赞颂新思想、新品格、新风貌。” （2）《20世纪中国杂文史》[2]（第5页）：“杂文是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体文学散文；杂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要内容，一般以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议论和批评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3）《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3]： “杂文，散文的一种，是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论文。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样式较多，如随笔、杂感、杂谈、笔记等。” （4）《辞海》[4]： “杂文，散文的一种，是随感式的杂体文章。一般以短小活泼、犀利为其特点。内容无所不包，格式丰富多样，有杂感、杂谈、短评、随笔、札记等。中国自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多有这类文章。“五四”以后，经鲁迅等人努力，成为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或表现作者思想观点的文艺性论文，它以思想性、论战性见长；艺术上言辞机警、行文情感饱满，常借助形象比喻来议论人或事，有强烈的震撼力。”（5）《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5]： “杂文，现代散文的一种，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偏重议论，也可以叙事。” 2、属于文学类，但不属于散文。如： （1）《中国杂文史》[6]（第8页）：“杂文，是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一起登入文学大雅之堂的一种文学样式。可以说是一种边缘文学。”（2）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7]： “报告文学、史传文学和杂文、随笔，应从散文‘母体’中分离出去，‘自立门户’予以独立。新的‘文学分类’可采用十分法：诗歌；小说；戏剧文学；影视文学；报告文学；史传文学；杂文、随笔；艺术散文；民族、民间文学；儿童文学。”（3）著名杂文编辑兼评论家刘成信的《杂文是什么》[8]：“简言之，（杂文）具有艺术性的短篇批判、讽剌文学作品，但又不是小说、散文。3、属于“交叉型”文学体裁。（1）《文学概论》[9]把杂文和报告文学都归于“交叉”型文学，亦称“边缘”型文学体裁，即具有文学属性，又具有非文学属性。（见P86、P87） “杂文是一种既有政论的性质，又有文学的特点的‘交叉’型文学样式。” 4、属于“文艺性议论文” （1）《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0]对“杂文”定义如下：“杂文，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议论文，特点是能迅速反映社会问题，生动活泼、富于战斗性。”对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虽在内容上众说纷纭，各有侧重，但有关杂文的归属方面，大部分人都一致认为杂文归类于文学体裁，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杂文具有文艺性或文学性！导致教育领域也是把这一观点灌输给学生，导致全社会都接受这一杂文概念而产生许多错误认识与混乱发生。论述杂文和散文区别的时候，也提及过这方面的内容：杂文在表述中要尽量避免情感的参与，情感介入过多，就成了了散文，语言也要尽量客观化，否则容易被看作有宣泄的倾向。这是文章对于杂文定位的解答，我们知道散文和杂文的形式逐渐明朗，但是在“大散文”范畴，传统的散文、随笔、小品、杂感、笔记等等都是散文，而随笔、小品、杂感等又界于散文杂文之间，很难进行确切的划分，上个世纪30年代文艺界习惯把小品文也同视为杂文。在《辞海》小品是随笔、杂感等短小的文章；而对杂文的解释是：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或社会倾向的文艺性论文，杂感、杂谈、随笔归入这一类；而张恨水在1946年5月23日的《新民报》上对小品文划了界限：小品文是一种含有诗意的散文，然而它不是诗，不是小说，也不是笔记，及一切杂文。我们先不去论谁对谁错，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的杂文。个人认为，现在的“杂文”大概有三类，一是针砭时弊讽喻现实的文章；一类是通过日常生活琐事扩写而成的生活情趣和人生理想的文章；三是一些笔记、札记、随笔、日记等等既有记的成分也有感的成分的文章，这里的感与杂文之感相同，所以也归在杂文。从杂文的三个种类回头看对杂文的定位，杂文和其他散文下的分支文体有个交叉点，我们所纠缠的也是在这里，假如对文体要求不太严格的话，有感的文章放在杂文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粗放一点；但是现在讨论的问题正是因为粗放而引出的，我在字母文章下所说的杂文定位，和达此文的某些观点相同，我需要细化杂文。当然细化之说针对的是子归杂文版并非对于杂文文体，所讨论的定位问题也是子归杂文版的定位问题。子归杂文版需要细化下的杂文，并非有感就行，时评和讽刺小品，人文随笔和人文杂感等等，而对于有感的日记、笔记、游记等之类的感如果偏向生活情趣和人生理想的闲适飘逸的文体归在散文版。潘达要论述好这个问题首先是“要站好位置”是站在杂文文体上说杂文定位问题还是站在子归杂文版位置说杂文定位。在文里我看到达是站在杂文文体和子归杂文论坛的位置说的，昨天我们谈话时说的文学理论、写作章法，我是站在子归杂文版的位置上说的，局限性不言自明，但是这和我的版块定位的思路相符，在文学理论、写作章法上对于杂文本身是存在很多争议的，我们只能按自己的理解说，并非死套上来；然后你把它和散文对比，这你就站在文体的角度说杂文定位了，“杂文在表述中要尽量避免情感的参与，情感介入过多，就成了了散文，语言也要尽量客观化，否则容易被看作有宣泄的倾向。”这样的文体随笔、杂感、笔记等等都可以算进去，那么怎么理解你说的定位问题？散文细化分支后产生的各种文体的交叉点有怎么处理呢？这个问题文章是没有论述清楚的。

《而已集》文选 《鲁迅传略》， 《伪自由书》文选 《野草》 《朝花夕拾》《呐喊》，文集《且介亭杂文》《二心集》，杂文集 《阿Q正传》

《而已集》文选 《鲁迅传略》， 《伪自由书》文选 《野草》 《朝花夕拾》《呐喊》，文集《且介亭杂文》《二心集》，杂文集 《阿Ｑ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 《白光》 《端午节》 《风波》《故乡》 《孔乙己》，1918年5月发表首次用笔名“鲁迅”的中国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来又发表了《明天》《社戏》 《头发的故事》 《兔和猫》 《一件小事》 《鸭的喜剧》《药》 《彷徨》文集《祝福》 《兄弟》 《在酒楼上》 《伤逝》 《离婚》 《孤独者》 《高老夫子》 《示众》 《长明灯》《肥皂》 《幸福的家庭》 《坟》文集《题记》 《我之节烈观》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娜拉走后怎样》 《未有天才之前》 《论雷峰塔的倒掉》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说胡须》 《论照相之类》 《看镜有感》 《灯下漫笔》 《春末闲谈》 《论“他妈的！”》 《杂忆》 《从胡须说到牙齿》 《寡妇主义》 《坚壁清野主义》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写在‘坟’后面》 《藤野先生》《父亲的病》《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二集》，反驳文《中国人真的失掉自信力了吗》。 鲁迅故居 鲁迅故居绍兴位于都昌坊口周家新台门西首。约建于十九世纪初叶。1881年9月25日鲁迅就出生在这里的西次间，一直生活到1899年18岁去南京求学，以后回故乡任教也基本上居住此地。新台门是周家多年聚族而居的地方。这里原有的正中大门是六扇黑漆竹门，改建后已不复存在。新台门整座屋宇是江南特有的那种深宅大院，它是老台门八世祖周熊占 ( 1731～1821)在清朝嘉庆年间购地兴建的，同时建造的还有过桥台门。 鲁迅曾高祖一房移居新台门，世系绵延，到了清光绪、宣统年间，整个周氏房族逐渐衰落。1918年，经族人共议将这群屋宇连同屋后的百草园卖给了东邻朱姓。房屋易主后，原屋大部分拆掉重建，但鲁迅家居住的地方主要部分幸得保存。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多次拨款整修，已经恢复旧观，原来的家具也多数找回，并按原样陈列。鲁迅故居现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编辑本段]相关书籍 1、《心灵的探寻》《走进当代的鲁迅》《与鲁迅相遇》《闲话鲁迅》 原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的几部关于鲁迅的作品，其中多有叩问心灵的呐喊。 2、《一个人的爱与死》 林贤治 激情的作家，然而又不缺乏理智；诗人的气质，语言源至内心；他的观点无论你赞成与否，你都得承认，在林贤治的心中，鲁迅确实如此！因为林贤治是用心去写这部著作的，他没有糊弄读者！ 3、《鲁迅的最后十年》 林贤治 这是一部当代水平最高的鲁迅评传，有关于鲁迅与胡适的经典学理对比，有鲁迅与西方各哲人的心灵相通之处。深刻到学贯中西，浅显到中学生皆能阅。 4、《鲁迅评传》 曹聚仁 这是与鲁迅同时代人写的水平最高的评传。作者是有名的出版家，与鲁迅关系很近，但行文中立客观，又内容翔实，看后能真实的逼近鲁迅。 5、《被亵渎的鲁迅》孙郁 是最早一部收集鲁迅同时代骂鲁迅的文集，材料很全。也可以阅读陈漱俞的《围剿集》，题材相同，分类不同。 6、《鲁迅与许广平》 倪墨炎 长篇传记连载。 7、《鲁迅与朱安》 叶卉 将鲁迅先生鲜为人知的一段经历剖白于人前，写得很沉实。 8、《周海婴访台归来话家常》 于立霄 9.《有的人》臧克家 小学六年级上册的第20课 10《回忆鲁迅先生》萧红

论文集鲁迅

坟(1907-1925) 题记 人之历史 科学史教篇 文化偏至论 摩罗诗力说 我之节烈观 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未来 娜拉走后怎样 未有天才之前 论雷锋塔的倒掉 说胡须 论照像之类 再论雷锋塔的倒掉 看镜有感 春末闲谈 灯下漫笔 杂忆 论“他妈的” 论睁了眼看 从胡须说到牙齿 坚壁清野主义 寡妇主义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写在坟的后面 热风1918-1924) 题记 随感录二十五 随感录三十三 随感录三十五至三十八 随感录三十九至四十三 四十六至四十九 随感录五十三至五十四 五十六“来了” 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五十八 人心很古 五十九 圣武 六十一 不满 六十二 恨恨而死 六十三 “与幼者” 六十四 有无相通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六十六 生命的路 智识即罪恶 事实胜于雄辩 估“学衡” 为“俄国歌剧团” 无题 “以震其艰深” 所谓“国学” 儿歌的反动 “一是之学说” 不懂的音译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反对“含泪”批评家 即小见大 望勿纠正 <<呐喊>>自序 华盖集(1925) 题记 咬文嚼字(一至二） 青年必读书 忽然想到(一至四) 通讯 论辩的灵魂 牺牲谟 战士和苍蝇 夏三虫 忽然想到(五至六) 评心雕龙 这个与那个 杂感 北京通信 导师 长城 忽然想到(七至九) “碰壁”之后 并非闲话 我的“籍”和“系” 咬文嚼字(三)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十四年的“读经” 补白 答KS君 “碰壁”之余 并非闲话二 并非闲话（三） 我观北大 碎话 公理的把戏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后记 华盖集续编(1926) 小引 第记 有趣的消息 学界的三魂 古书与白话 一点比喻 不是信 我还不能“带住” 送灶日漫谈 谈皇帝 无花的蔷薇 无花的蔷薇二 “死地” 可惨与可笑 纪念刘和珍君 空谈 如此“讨赤” 无花的蔷薇三 新的蔷薇 再来一次 为刘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马上日记 马上支日记 马上日记之二 记发“薪” 记谈话 上海通信 华盖集续编的续编(1926) 厦门通信 厦门通信二 <<阿Q正传>>的成因 关于三藏取经等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之启示 厦门通信三 海上通信 而已集(1927) 题辞 黄花节的杂感 略论中国人的脸 革命时代的文学 写在<<劳动问题>>之前 略谈香港 读书杂谈 通信答有恒先生 辞“大义” 反“漫谈” 忧“天乳” 革“首领” 谈“激烈” 扣丝杂感 “公理”之所在 可恶罪 “意表之外” 新时代的放债法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小杂感 再谈香港 革命文学 <<尘影>>题辞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卢梭和胃口 文学和出汗 文艺和革命 谈所谓“大内档案” 拟豫言 附录：大衍发微 三闲集(1927-1929) 序言 无声的中国 怎么写（夜记之一） 在钟楼上（夜记之二）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匪笔三篇 某笔两篇 述香港恭祝圣诞 吊与贺 “醉眼”中的朦胧 看司徒乔君的画 在上海的鲁迅启事 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 扁 路 头 通信（并Y来信） 太平歌诀 铲共大观 我态度气量和年纪 革命咖啡店 文坛的掌故（并徐匀来信） 文学的阶级性（并恺良来信） “革命军马前卒”与“落伍者” 书籍和财色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现今新文学的概观 “皇汉医学”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柔石作《二月》小引 《小彼得》译本序 流氓的变迁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我和《语丝》的始终 鲁迅译著书目 二心集(1930-1931) 序言 “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 习惯与改革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我们要批评家 “好政府主义”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进化和退化》小引 《艺术论》译本序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夜记之五.不完)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 柔石小传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上海文艺之一瞥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答文艺新闻社问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 沉滓的泛起 以脚报国 唐朝的钉梢 <夏娃>小引 新的“女将” 宣传与做戏 知难行难 几条顺的翻译 中国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野草>英文译本序 “智识劳动者”万岁 “友邦惊诧”论 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答北斗杂志社问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并Y及T来信) 关于翻译的通信(并来信)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文，并附记) 南腔北调集(1932-1933) 题记 “非所计也”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我们不再了 <竖琴>前记 论“第三种人” “连环图画”辩护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自选集>自序 祝中俄文字之交 听说梦 论“赴难”和“逃难” 学生和玉佛 为了忘却的纪念 谁的矛盾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萧伯纳在上海>序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 关于女人 真假堂吉诃德 <守常全集>题记 谈金圣叹 又论”第三种人” “蜜蜂”和“蜜” 经验 谚语 大家降一级试试 沙 给文学社信 关于翻译 <一个人的受难>序 祝<涛声> 上海的少女 上海的儿童 “论语一年” 小品文的危机 九一八 偶成 漫与 世故三味 谣言世家 关于妇女解放 火 论翻印木刻 <木刻创作法>序 作文秘诀 捣鬼心传 家庭为中国这基本 <总退却>序 答杨屯人先生的公开信 伪自由书(1933) 前记 观斗 逃的辩护 崇实 电的利弊 航空救国三愿 不通两种 赌咒 战略关系 颂萧 关于战争的祈祷 从讽刺到幽默 从幽默到正经 王道诗话 伸冤 曲的解放 文学上的折扣 迎头经 “光明所到......” 止哭文学 “人话” 出卖灵魂的秘诀 文人无文 最艺术的国家 现代史 推背图 <杀错了人>的异议 中国人的生命圈 内外 透底 “以夷制夷” 言论自由的界线 大观园的人才 文章与题目 新药 “多难之月”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王化 天上地下 保留 再谈保留 “有名无实”的反驳 不求甚解 后记 准风月谈(1933) 前记 夜颂 推 二丑的艺术 偶成 谈蝙蝠 “抄靶子” “吃白相饭” 华德保粹优劣论 我谈“堕民” 序的解放 别一个窃火者 智识过剩 诗和预言 “推”的余谈 查旧帐 晨凉漫记 中国的奇想 豪语的折扣 踢 “中国文坛的悲观” 秋夜纪游 “揩油” 我们怎么教育儿童的？ 为翻译辩护 爬和撞 各种捐班 四库全书诊本 新秋杂识 帮闲法发隐 登龙术拾遗 由聋而哑 新秋杂识二 男人的进化 同意和解释 关于翻译上 关于翻译下 新秋杂识三 礼 打听印象 吃教 喝茶 禁用和自造 看变戏法 双十怀古 重三感旧 “感旧”以后（上） “感旧”以后（下） 黄祸 冲 “滑稽”例解 外国也有 补空 答“兼示” 中国人与中国文 野兽训练法 反刍 归厚 难得糊涂 古书中寻活字汇 “商定”文豪 青年与老子 后记 花边文学(1934) 译文 未来的光荣 女人未必多说谎 批评家的批评家 漫骂 “京派”与“海派” 北人与南人 <如此广州>读后感 过年 运命 大小 “小童挡驾” 古人并不纯厚 法会与歌剧 洋服的没落 朋友 清明时节 小品文的危机 “刃式”辩 化名新法 读几本书 一思而行 推已及人 偶感 论秦理斋夫人事 “....”“***”论补 谁在没落？ 倒提 玩具 零食 “此生”或“彼生” 正是时候 论重译 “彻底”的底子 知了世界 算帐 水性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做文章 看书琐记 看书琐记二 趋时与复古 安贫乐道法 奇怪 奇怪二 迎神和咬人 看书琐记三 “大雪纷飞” 汉字和拉丁化 “莎士比亚” 商贾的批评 中秋二愿 考场三丑 又是“莎士比亚” 点句的难 奇怪三 略论梅兰芳及其它(上) 略论梅兰芳及其它(下) 骂杀与棒杀 读书忌 且介亭杂文(1934) 序言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答国际文学社问 <草鞋脚>小引 论“形式的采用” 连环图画琐谈 儒术 <看图识字> 拿来主义 隔膜 <木刻纪程>小引 难行与不信 买<小学大全>记 韦素园墓记 忆韦素园君 忆刘半农君 答聚仁先生信 从孩子照像说起 门外文谈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中国语文的新生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吗？ “以眼还眼” 说“面子” 运命 脸谱臆测 随便翻翻 拿破仑与隋那 答<戏>周刊编者信 寄<戏>编者信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关于新文字 病后杂谈 病后杂谈之余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阿金 论俗人应避雅人 附记 且介亭杂文二集(1934) 序言 叶紫作<丰收>序 隐士 “招贴即扯” 书的还魂和赶造 漫谈“漫话” 漫画而又漫画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寻开心” 非有复译不可 论讽刺 从“别字”说开去 田村作<八月的张村>序 人生识字胡涂始 “文人相径” “京派”与“海派” 兼田诚一墓记 弄堂生意古今谈 不应该那么写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六朝小说与唐代传奇又有什么区别 什么是讽刺 论“人言可畏” 再论“文人相轻”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文坛三户 从帮忙到扯淡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文序 “题未定”草(一到三) 名人和名言 “靠天吃饭” 几乎无事的悲剧 三论“文人相轻”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四论“文人相轻”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题未定”草(五) 论毛笔之类 逃名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萧红作<生死场>序 陀思妥夫斯的事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杂谈小品文 “题未定”草(六至九) 论新文字 <死魂灵百图>小引 后记 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我要人 <译文>复刊词 白莽作<孩儿塔>序 续记 写在深夜里 三月的租界 <呐喊>捷克译文序言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 <出关>的“关”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事>序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二三事 附集(1936) 女吊 死 半夏小集 集外集(1898-1936) 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

鲁迅没有论文集，只有杂文集《而已集》、《坟》、《且介亭杂文》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

鲁迅杂文集作品有《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华盖集续编的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共十六部。

《而已集》文选 《鲁迅传略》， 《伪自由书》文选 《野草》 《朝花夕拾》《呐喊》，文集《且介亭杂文》《二心集》，杂文集 《阿Q正传》

鲁迅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郑久元再论“民族劣根性”- <阿Q正传》之我见《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3):15-181张建东郭云飞，冯莉群从《阿Q正传》等作品看文学阅读的隐性引导[D]《语文建设》.2013,(1):15-204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南昌:二十- -世纪出版社,2010:193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1):216-233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36,7:146鲁迅，张烨.鲁迅全集[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2:302-303鲁迅，智龚.鲁迅全集[M.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1532王晶.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7王朝柱辛亥革命[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214鲁迅摩罗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3:78

对我影响最大且最崇敬的人，鲁迅如果不是唯一最重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人之一。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恰恰相反，作为现代中国人我深深的引以为自豪。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先生一生热爱祖国母亲，面对外辱“没有丝毫奴颜媚骨”（毛泽东语），倾其一生的精力为民族的觉悟和精神的改造奋斗打拼；或“郁郁独行”如“过客”（《野草/过客》），或“荷戟彷徨”如“斗士”（《彷徨/卷首诗》）；先生执着自己的理想，直面惨淡的人生，在依稀微茫的血色中而奋然前行（《纪念刘和珍君》）。“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掷地做金石声的自白，即使是在今天，又有哪一个具备起码良知的国人不为之动容？ 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非常坚强勇敢的人。 他像马克思一样的把普罗米修斯当着自己的道德偶像，宁愿冒着巨大的个人危难，而“盗天火给人间”；先生在“风雨如磐”的“故园”，像一棵独立支持的大树，并不在乎腹背的受敌；面对着无边的黑暗，和做着各种鬼脸的妖魔，他的回答就是用他的一支“金不换”，一再地“举起了投枪”还有“匕首”（《野草》）。 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高尚的人。先生反抗着，并且肩负着广博的社会和人生的责任－－他“肩着黑暗的闸门”，放青年人到光明的地方去（《坟》）；心胸装着对每一位“弱者和幼小者”的博爱，包括对家人，对“黄包车夫”，和对每一个到书店里购买他的书的读者－－他写到：每一块带着读者“体温的铜板”，都像“烙铁一样灸烫着”自己的心（《且介亭杂文》）。 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先生没有很高且完全的学历，也不是学文史哲的科班出身，但是他却成为一代文学巨匠思想泰斗；靠的就是勤奋和努力－－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天才，只不过把别人“喝咖啡聊天的时间”都用来读与写罢了。 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严格要求的人。先生没有私敌，对自己的敌手严厉，至死奉行“一个也不宽恕”的政策；但对自己也非常严格。他说“解剖自己严于解剖别人”。他敢于在文章中说出自己皮袍裹着的“小”字，虚心向“引车卖浆者流”认输，敢于忏悔并“幡然自新”（《一件小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是先生一生恪守的座右铭。 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真实不假的人。 先生敢怒、敢爱、敢恨、敢骂、敢笑。不做欺心之事：不弃对前妻朱安的道义责任，更爱红颜知己许广平；呵护小弟周建人有加，而对不肖的二弟周作人强忍决裂之痛；既敢于理性的分析和呼吁社会对于妇女解放的关注（贯穿于于早期的大量文字），又大胆地感性地指出个别女人的邪恶（见于晚期的杂文《阿金》），修正自己对于女性的偏颇的看法；既痛斥作威作福的“洋大人”和“假洋鬼子”、“西崽”，也真挚地感念跨洋的老师藤野先生的恩情。 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善于创新和继承的人。 杂文文体在他手中再生；小说史经他亲手开创；故事新编由他立体；短篇小说从斯得以成熟；散文诗体为他所立法；鲁迅的书法也是一绝。“旷世文章属阿Q”（郭沫若语）。实践已经证明：先生是我们伟大民族新文化的创造者和旧文化的继承者。他的十六卷集的创作，和十卷集的翻译，以及他的浩瀚的手稿挡案，是我们民族二十世纪文化和思想的百科全书，也是我们后人永远探索的不尽的宝藏。 “高山仰止，景行景止”，“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鲁迅的道德文章是我们民族的精魂，后世师法的高标我不敢说自己读懂了鲁迅，但我至少敢说忘掉了鲁迅的时代就是一个该灭亡的时代。我一直觉得，在近现代的作家中，只有鲁迅还算一个值得一提的作家。 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考试等因素，没有人会将鲁迅的杂文读上四五遍，可我已经记不清读过多少遍了，至今还在读着，而且必将永远地读下去。每次阅读，总有感悟，我不知道我读懂了多少，只知道我一次比一次懂得多。而且每次，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不是矫情，不是做作，而是真的和鲁迅，我眼中最伟大的作者交流。 曾在《书屋》中看到这样的文章，是陈村的《看先生骂人》。陈村这样说：

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鲁迅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时曾经说过，主要是为了揭示“国人的灵魂。”（《阿Q正传·英文版序》）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的。《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阿Q是一个贫苦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阿Q是个受压迫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名无姓。有个姓氏却被赵太爷剥夺了。只能靠打短工为生活。——“别人舂米，他便舂米；别人插秧，他便插秧。”阿Q性格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小说中的《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都是他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行状”。归纳起来，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有：自欺欺人、自我安慰。阿Q只求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又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而糊涂终生。比如，被人打了，就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别人说他混得差，他就用“祖先比你阔”来搪塞。具有惊人的健忘症。前面被人打了，转身之间忘得一干二净。转嫁痛苦，耍无赖。畏强凌弱是他性格的重要特点之一。刚刚被强者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得鼻青脸肿，转眼之间就去欺辱小尼姑，强行摸小尼姑的头，还说“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偷了别人家的萝卜，却要萝卜说话。等等。但“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最根本的特征，他的根本性格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阿Q的身上还有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意识。他认为，凡是革命都是与他作对，革命党捉住都要杀头。这体现了阿Q身上的保皇意识。他自己虽然经常受到别人的侮辱，但却以欺侮女人为乐。并且认为“女人是祸水”，自认为“男女之大防甚严”，超过了古今的圣贤。尽管到处流浪，还要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种宗法家族思想的体现。阿Q参加革命，其实对革命并不了解，一个把自由党变成了“柿油党”的流浪汉眼中的革命，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本能来确定其含义的。在阿Q的眼中，革命就是古代戏曲中的场面——“银盔银甲。三尖两刃刀”；所谓的革命，就是抢得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就是抢得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他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仇杀，把秀才等杀掉，把王胡杀掉；就是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将比失败让人更加可怕。阿Q性格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它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相联系。是那种虽然破落，但还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鸵鸟精神的折射；它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中国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同时，阿Q的性格还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道家和释家文化相连接。回避现实和不敢面对现实，是阿Q和传统的道家和释家文化的相通点。《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阿Q正传》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再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3）犀利的幽默和讽刺。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方面，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议论，而且其他诸多地方都穿插有议论，这些议论具有批判与讽刺特色，是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和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的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却能准确的表现人物的身份和突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其次，小说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等，不仅简洁明了，而且给文章增加了诙谐的意味和讽刺性。第三，语言包含幽默感，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等；第四，使用了大量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最后，小说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5）游戏模仿的解构性。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首先选择的颠覆对象是封建传统文学中的“史传”文体。中国传统文学中，“传”的种类很繁多，如本纪、列传、自传、外传、内传、大传和小传、家传，等等。这些所谓的“传”，不但等级森严，如皇帝用“本纪”体，大臣则用“列传”体，而且血缘意识浓厚，如家传、家谱专叙家族衍传家族行状，专为后代“寻宗问祖”服务；更有甚者，中国史家虽然都崇奉“秉笔直书”的修史之德，但这些“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却充斥着歌功颂德粉饰传主的虚浮之词。另外，封建社会中，书写语言为地主知识分子所垄断，一般市民百姓本无缘入“传”，如阿Q就不但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而且连名字也不甚了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栖息的家园。不掌握语言文字，又没有在历史的语言中得到书写的百姓，当然也就在历史的时空中被湮灭了。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鲁迅先生将一个没有姓名而仅仅剩代码的农民流浪汉入“传”，显然是“有乖史法的”。尽管小说的“正传”是取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但这名目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相混，而真正具有了史传的含义。它的语义实际上暗示了传统文化的所有的“传”，皆是“歪传”。给阿Q这样的悲剧小人物作传，体现了鲁迅先生写作的人民性特征。鲁迅不但给小人物阿Q阿作传，而且他的创作姿态也很“不恭”。过去的中国史传，每叙述到传主，必正襟危坐，一副恭敬的姿态，语言的叙述语调也因而显得滞重呆板。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家传”更显示出祖宗崇拜和血缘家族制度的偏执个性。鲁迅先生借用史传的物质外壳，采用诙谐、戏谑的反讽语调来写阿Q，将传主置于被解剖客体的位置，从而调整了创作主体与形象主体的位置，使二者不仅以平等对视，甚至从更高角度来进行俯视，这样就消解了史传的崇拜意识，因而也使作家的文笔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游动空间。正调和反调皆相宜，就打破了传统史传僵硬的文本外壳，史传也就成为一种活泼灵动的文体了。这样史传的使用范围也被拓宽了，它不仅适用于帝王将相，也适用于贩夫走卒。在鲁迅的仿制中，文体的血缘等级性也因而被解构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戏仿是全方位的。鲁迅在《阿Q正传》中还对传统的章回体的结构和大团圆的形式进行了模仿。章回体小说是中国晚近时期流传最广的一种文学叙述形式，它吸取了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诗词化的特征，追求一种平衡的对仗。这种章回体在近代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所大量运用，成为阻碍新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鲁迅在小说中，采用章回体分章分回的形式，来讲述阿Q的生命历程。鲁迅对章回体的模仿，并在模仿中加以拆解，既达到了借助它流传的目的又在使用中使之被解体。中国传统文学陈套，喜欢营造善有善报恶有恶的大团圆的结尾，喜欢在“皆大欢喜”中使弱者得到麻醉的欢欣；文化中喜欢奉承别人福禄寿喜，喜欢用“九”象征长寿。中国传统小说的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国民“十全十美”心理的表征，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体现。在艺术上，它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悲剧精神的长期匮乏。鲁迅对此所进行的仿制，使读者在截然相反的结局中，在欢乐和悲哀的巨大落差中，在实际的悲哀与叙述的幸灾乐祸中，让阿Q被绑缚杀场砍头，并设计出阿Q为圆圈——画押没有画圆而遗憾的细节；尤其是结尾，他故意将悲剧性的结局写成喜剧，让读者看到如此的“大团圆”和如此的“九”是多么的可怜和可悲。此外，还有情节结构安排的巧妙和细节描写的精彩。阿Q被逮捕时的夸张的情节，阿Q向吴妈求爱以及阿Q与闲人等打架的细节，阿Q的“大团圆”结局等，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具有别致的意味。总之，《阿Q正传》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俄罗斯作家高尔基都曾给予崇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阿Q正传》，以其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入木三分的刻画分析及对社会的清醒认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和人性的“痼疾”，作者希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治病救人、改造国民性的目的。《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阿Q从盲目的自尊自大到可悲的自轻自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里的典型性格。阿Q的阶级地位决定他欢迎革命 ，但他不了解革命，认识糊涂，精神麻木，结果被篡夺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地主阶级枪毙示众。鲁迅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为目的，遵循现实主义原则，通过艺术描绘，深刻地指出：即便阿Q这样不觉悟的农民，也真心向往革命，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启发农民觉悟，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当时封建统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我们从《阿Q正传》中就可以看出，阿Q和赵太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一类货色，假如阿Q得势，将是个赵太爷，假如赵太爷失势，则又会是活脱脱一个阿Q。从更远的思想根源来说，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陈陈相因，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规范一代代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这种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更深刻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历史根源，小说有力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和不彻底性，表达了作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观点。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劣根、民族生存的忧患意识、对决定本民族生死存亡的环境和内弱的无情批判精神。对于明灯，正常人要看的是它的光线，用它来照明；只有疯子才用放大镜去找到它上面的灰尘，并因此打烂它。鲁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旗帜，不要以找到旗帜上的灰尘就沾沾自喜，正常的是要抹去它的灰尘，使它更鲜明，更光辉。鲁迅精神的认识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的，那种精神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空中，呼入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活着的理由，但的确深入到我们的血液深处，影响着一代代“精神领域的后来者”。鲁迅所刻画的阿Q及其种种弱点，应当永远是我们的警钟。鲁迅那疾恶如仇的精神、战斗不息的风格、甘当孺子牛的品德，我们是永远不能丢的，丢掉了这些也就丢掉了鲁迅，也就是丢掉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病态的灵魂和畸形的革命——读鲁迅的《阿Q正传》2007年04月19日 星期四 08:51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一代一代的读者都欢迎它，阿Q的名字家喻户晓，几乎无人不知。它为什么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功？首先当然是阿Q这个人物。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Q正传》以前，阿Q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因此，向读者描画出我们“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会成为他的夙愿。在《阿Q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Q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Q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里的赵太爷。所以，阿Q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譬如《风波》里的七斤和《故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都是精神胜利法，阿Q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仔细分析起来，阿Q这精神胜利法是包含了好几个因素的。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Q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Q这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Q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Q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在阿Q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Q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Q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鲁迅写阿Q，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Q的遭遇同时还具有了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Q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小说的第七章，一开头就讲到辛亥革命，讲到半夜里一只大船，载着城里举人老爷的财物靠上了赵太爷家的河埠头。这个细节意味深长，它是一个暗示：革命一起，城里的老爷们便要到乡下的赵太爷们那里去找依靠，这就说明了，大大小小的未庄正构成了中国各级专制的统治基础，倘若赵太爷们在未庄的权威依然如旧，那城里形形色色的举人老爷也就不会真正被推翻。未庄的情形究竟怎样呢？当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时，赵太爷们着实惊慌过一阵子。当阿Q大声叫嚷“造反了！造反了！”的时候，赵太爷竟怯怯地迎着低声叫他“老Q”，赵白眼们也惴惴地想去探他的口风，就仿佛真的乾坤倒转，转到阿Q来执掌生杀大权了一样。但是，这实际上却是一种错觉，就像阿Q当天晚上在土谷词里所做的那个美妙的梦一样，都不过是一种幻觉。真实的情况是，赵秀才和假洋鬼子迅速地勾结起来，一面到尼姑庵里去砸龙牌，顺便发一笔革命财，偷去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一面又由假洋鬼子进城去，花四块洋钱买来一个自由党的徽章，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了。而那昨天还在洋洋自得的阿Q反倒遭到假洋鬼子的斥骂，不准革命，依旧像从前一样被赵太爷们踩在脚底下。既然未庄是这样，城里也就可想而知。从小说的第八章开始，作者就写到城里传来的消息，说是知县大老爷，举人老爷和老把总全部换了名目，维持原状，依然是他们在执掌政权。而到第九章里，更写到阿Q被抓进城去，当作强盗枪毙了。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严酷的真实，除了剪辫子以外，其他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受苦人甚至更加受苦，阿Q的杀头自然是一例，而那与阿Q同牢房的农民的诉说（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就更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说明了在辛亥革命之后，专制势力是如何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这是鲁迅的又一个成功之处。他把未庄写成了全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阿Q的遭遇更成为了无数贫苦农民苦难命运的象征。辛亥革命似乎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但这希望很快就归于破灭，随着举人老爷的重新上台，阿Q们的苦难反而愈益加重。这并不是鲁迅看问题过于阴暗，而是因为在未庄，没有人能对赵太爷构成真正的威胁。在这方面，作者对阿Q式的革命的刻画是极为深刻的，当农民尚处在种种精神愚昧的重压下面的时候，突如其来的革命是不可能很快地改变他们，并进而从他们那里获取真正有力的支持的。鲁迅在写完《阿Q正传》之后说过，今后倘有革命，就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而他在《阿Q正传》里已经写得很清楚，只要广大农村还是只有阿Q式的革命党，那任何革命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阿Q支撑着赵大爷的专制，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如此，当革命爆发之后依然是如此。在《阿Q正传》中，对阿Q的精神病态的刻画是和对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的揭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对前一方面的刻画非常深刻，对后一方面的揭示才那样令人信服。作家打算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将要采取怎样的表达方式。既然鲁迅是想在阿Q身上画出整个民族的精神病态，他实际上就是把阿Q当作了一个象征。因此，象征的形式就势必会成为贯穿整部《阿Q正传》的一个基本的因素。事实上，不但阿Q这个人物是象征，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像假洋鬼子、赵太爷，尤其是那个小D，以及小说结尾那些叹惜自已“白跟一趟”的看客，都带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就是未庄本身，不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极其真实的缩影吗？既然鲁迅要借用一个人物来表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病态，就势必得运用夸张的手法，不但在他身上植入许多远非他个性所能包容的精神重负，更要最大限度地凸现他身上的那种具有极大概括性的心理特点。这在小说对阿Q那种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的刻画当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儿子打老子”，还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这样的行为，倘若孤立地看，似乎都不太真实，显然是经过了作者夸张的处理的。倘说它们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病态，那是指在概括和象征的意义上，而不是就这细节本身来说的。再譬如假洋鬼子这个人物，他的言行也明显是用了漫画化的笔法描绘出来的，因为鲁迅也同时是把他当作一个象征，要用他来暴露当时的许多投机的革命党。可以说，象征意味越是浓厚的人物和情节，小说在描写的时候，就越是频繁地使用夸张的手法，阿Q和假洋鬼子是这样，小D和阿Q的那一场“龙虎斗”也是如此。在以前和此后的许多作品中，鲁迅都是用写实的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可在《阿Q正传》中，他却大量使用了这种大幅度的夸张的手法，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把阿Q和未庄当作愚昧的中国人和封建农村的象征来描写的。（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作品简述《阿Q正传》是一篇中篇小说。鲁迅著。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鲁迅以巴人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分章刊载，共9章。后收进小说集《呐喊》。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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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药》的参考文献有药物分类这些内容。根据查询内容相关显示鲁迅《药》是一本专门介绍全世界药物的一本数，药里有明确的给所有药物进行了分类整理。

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鲁迅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时曾经说过，主要是为了揭示“国人的灵魂。”（《阿Q正传·英文版序》）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的。《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阿Q是一个贫苦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阿Q是个受压迫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名无姓。有个姓氏却被赵太爷剥夺了。只能靠打短工为生活。——“别人舂米，他便舂米；别人插秧，他便插秧。”阿Q性格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小说中的《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都是他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行状”。归纳起来，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有：自欺欺人、自我安慰。阿Q只求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又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而糊涂终生。比如，被人打了，就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别人说他混得差，他就用“祖先比你阔”来搪塞。具有惊人的健忘症。前面被人打了，转身之间忘得一干二净。转嫁痛苦，耍无赖。畏强凌弱是他性格的重要特点之一。刚刚被强者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得鼻青脸肿，转眼之间就去欺辱小尼姑，强行摸小尼姑的头，还说“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偷了别人家的萝卜，却要萝卜说话。等等。但“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最根本的特征，他的根本性格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阿Q的身上还有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意识。他认为，凡是革命都是与他作对，革命党捉住都要杀头。这体现了阿Q身上的保皇意识。他自己虽然经常受到别人的侮辱，但却以欺侮女人为乐。并且认为“女人是祸水”，自认为“男女之大防甚严”，超过了古今的圣贤。尽管到处流浪，还要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种宗法家族思想的体现。阿Q参加革命，其实对革命并不了解，一个把自由党变成了“柿油党”的流浪汉眼中的革命，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本能来确定其含义的。在阿Q的眼中，革命就是古代戏曲中的场面——“银盔银甲。三尖两刃刀”；所谓的革命，就是抢得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就是抢得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他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仇杀，把秀才等杀掉，把王胡杀掉；就是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将比失败让人更加可怕。阿Q性格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它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相联系。是那种虽然破落，但还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鸵鸟精神的折射；它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中国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同时，阿Q的性格还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道家和释家文化相连接。回避现实和不敢面对现实，是阿Q和传统的道家和释家文化的相通点。《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阿Q正传》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再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3）犀利的幽默和讽刺。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方面，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议论，而且其他诸多地方都穿插有议论，这些议论具有批判与讽刺特色，是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和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的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却能准确的表现人物的身份和突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其次，小说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等，不仅简洁明了，而且给文章增加了诙谐的意味和讽刺性。第三，语言包含幽默感，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等；第四，使用了大量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最后，小说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5）游戏模仿的解构性。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首先选择的颠覆对象是封建传统文学中的“史传”文体。中国传统文学中，“传”的种类很繁多，如本纪、列传、自传、外传、内传、大传和小传、家传，等等。这些所谓的“传”，不但等级森严，如皇帝用“本纪”体，大臣则用“列传”体，而且血缘意识浓厚，如家传、家谱专叙家族衍传家族行状，专为后代“寻宗问祖”服务；更有甚者，中国史家虽然都崇奉“秉笔直书”的修史之德，但这些“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却充斥着歌功颂德粉饰传主的虚浮之词。另外，封建社会中，书写语言为地主知识分子所垄断，一般市民百姓本无缘入“传”，如阿Q就不但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而且连名字也不甚了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栖息的家园。不掌握语言文字，又没有在历史的语言中得到书写的百姓，当然也就在历史的时空中被湮灭了。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鲁迅先生将一个没有姓名而仅仅剩代码的农民流浪汉入“传”，显然是“有乖史法的”。尽管小说的“正传”是取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但这名目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相混，而真正具有了史传的含义。它的语义实际上暗示了传统文化的所有的“传”，皆是“歪传”。给阿Q这样的悲剧小人物作传，体现了鲁迅先生写作的人民性特征。鲁迅不但给小人物阿Q阿作传，而且他的创作姿态也很“不恭”。过去的中国史传，每叙述到传主，必正襟危坐，一副恭敬的姿态，语言的叙述语调也因而显得滞重呆板。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家传”更显示出祖宗崇拜和血缘家族制度的偏执个性。鲁迅先生借用史传的物质外壳，采用诙谐、戏谑的反讽语调来写阿Q，将传主置于被解剖客体的位置，从而调整了创作主体与形象主体的位置，使二者不仅以平等对视，甚至从更高角度来进行俯视，这样就消解了史传的崇拜意识，因而也使作家的文笔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游动空间。正调和反调皆相宜，就打破了传统史传僵硬的文本外壳，史传也就成为一种活泼灵动的文体了。这样史传的使用范围也被拓宽了，它不仅适用于帝王将相，也适用于贩夫走卒。在鲁迅的仿制中，文体的血缘等级性也因而被解构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戏仿是全方位的。鲁迅在《阿Q正传》中还对传统的章回体的结构和大团圆的形式进行了模仿。章回体小说是中国晚近时期流传最广的一种文学叙述形式，它吸取了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诗词化的特征，追求一种平衡的对仗。这种章回体在近代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所大量运用，成为阻碍新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鲁迅在小说中，采用章回体分章分回的形式，来讲述阿Q的生命历程。鲁迅对章回体的模仿，并在模仿中加以拆解，既达到了借助它流传的目的又在使用中使之被解体。中国传统文学陈套，喜欢营造善有善报恶有恶的大团圆的结尾，喜欢在“皆大欢喜”中使弱者得到麻醉的欢欣；文化中喜欢奉承别人福禄寿喜，喜欢用“九”象征长寿。中国传统小说的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国民“十全十美”心理的表征，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体现。在艺术上，它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悲剧精神的长期匮乏。鲁迅对此所进行的仿制，使读者在截然相反的结局中，在欢乐和悲哀的巨大落差中，在实际的悲哀与叙述的幸灾乐祸中，让阿Q被绑缚杀场砍头，并设计出阿Q为圆圈——画押没有画圆而遗憾的细节；尤其是结尾，他故意将悲剧性的结局写成喜剧，让读者看到如此的“大团圆”和如此的“九”是多么的可怜和可悲。此外，还有情节结构安排的巧妙和细节描写的精彩。阿Q被逮捕时的夸张的情节，阿Q向吴妈求爱以及阿Q与闲人等打架的细节，阿Q的“大团圆”结局等，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具有别致的意味。总之，《阿Q正传》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俄罗斯作家高尔基都曾给予崇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阿Q正传》，以其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入木三分的刻画分析及对社会的清醒认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和人性的“痼疾”，作者希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治病救人、改造国民性的目的。《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阿Q从盲目的自尊自大到可悲的自轻自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里的典型性格。阿Q的阶级地位决定他欢迎革命 ，但他不了解革命，认识糊涂，精神麻木，结果被篡夺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地主阶级枪毙示众。鲁迅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为目的，遵循现实主义原则，通过艺术描绘，深刻地指出：即便阿Q这样不觉悟的农民，也真心向往革命，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启发农民觉悟，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当时封建统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我们从《阿Q正传》中就可以看出，阿Q和赵太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一类货色，假如阿Q得势，将是个赵太爷，假如赵太爷失势，则又会是活脱脱一个阿Q。从更远的思想根源来说，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陈陈相因，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规范一代代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这种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更深刻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历史根源，小说有力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和不彻底性，表达了作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观点。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劣根、民族生存的忧患意识、对决定本民族生死存亡的环境和内弱的无情批判精神。对于明灯，正常人要看的是它的光线，用它来照明；只有疯子才用放大镜去找到它上面的灰尘，并因此打烂它。鲁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旗帜，不要以找到旗帜上的灰尘就沾沾自喜，正常的是要抹去它的灰尘，使它更鲜明，更光辉。鲁迅精神的认识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的，那种精神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空中，呼入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活着的理由，但的确深入到我们的血液深处，影响着一代代“精神领域的后来者”。鲁迅所刻画的阿Q及其种种弱点，应当永远是我们的警钟。鲁迅那疾恶如仇的精神、战斗不息的风格、甘当孺子牛的品德，我们是永远不能丢的，丢掉了这些也就丢掉了鲁迅，也就是丢掉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病态的灵魂和畸形的革命——读鲁迅的《阿Q正传》2007年04月19日 星期四 08:51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一代一代的读者都欢迎它，阿Q的名字家喻户晓，几乎无人不知。它为什么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功？首先当然是阿Q这个人物。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Q正传》以前，阿Q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因此，向读者描画出我们“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会成为他的夙愿。在《阿Q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Q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Q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里的赵太爷。所以，阿Q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譬如《风波》里的七斤和《故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都是精神胜利法，阿Q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仔细分析起来，阿Q这精神胜利法是包含了好几个因素的。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Q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Q这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Q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Q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在阿Q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Q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Q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鲁迅写阿Q，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Q的遭遇同时还具有了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Q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小说的第七章，一开头就讲到辛亥革命，讲到半夜里一只大船，载着城里举人老爷的财物靠上了赵太爷家的河埠头。这个细节意味深长，它是一个暗示：革命一起，城里的老爷们便要到乡下的赵太爷们那里去找依靠，这就说明了，大大小小的未庄正构成了中国各级专制的统治基础，倘若赵太爷们在未庄的权威依然如旧，那城里形形色色的举人老爷也就不会真正被推翻。未庄的情形究竟怎样呢？当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时，赵太爷们着实惊慌过一阵子。当阿Q大声叫嚷“造反了！造反了！”的时候，赵太爷竟怯怯地迎着低声叫他“老Q”，赵白眼们也惴惴地想去探他的口风，就仿佛真的乾坤倒转，转到阿Q来执掌生杀大权了一样。但是，这实际上却是一种错觉，就像阿Q当天晚上在土谷词里所做的那个美妙的梦一样，都不过是一种幻觉。真实的情况是，赵秀才和假洋鬼子迅速地勾结起来，一面到尼姑庵里去砸龙牌，顺便发一笔革命财，偷去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一面又由假洋鬼子进城去，花四块洋钱买来一个自由党的徽章，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了。而那昨天还在洋洋自得的阿Q反倒遭到假洋鬼子的斥骂，不准革命，依旧像从前一样被赵太爷们踩在脚底下。既然未庄是这样，城里也就可想而知。从小说的第八章开始，作者就写到城里传来的消息，说是知县大老爷，举人老爷和老把总全部换了名目，维持原状，依然是他们在执掌政权。而到第九章里，更写到阿Q被抓进城去，当作强盗枪毙了。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严酷的真实，除了剪辫子以外，其他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受苦人甚至更加受苦，阿Q的杀头自然是一例，而那与阿Q同牢房的农民的诉说（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就更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说明了在辛亥革命之后，专制势力是如何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这是鲁迅的又一个成功之处。他把未庄写成了全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阿Q的遭遇更成为了无数贫苦农民苦难命运的象征。辛亥革命似乎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但这希望很快就归于破灭，随着举人老爷的重新上台，阿Q们的苦难反而愈益加重。这并不是鲁迅看问题过于阴暗，而是因为在未庄，没有人能对赵太爷构成真正的威胁。在这方面，作者对阿Q式的革命的刻画是极为深刻的，当农民尚处在种种精神愚昧的重压下面的时候，突如其来的革命是不可能很快地改变他们，并进而从他们那里获取真正有力的支持的。鲁迅在写完《阿Q正传》之后说过，今后倘有革命，就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而他在《阿Q正传》里已经写得很清楚，只要广大农村还是只有阿Q式的革命党，那任何革命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阿Q支撑着赵大爷的专制，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如此，当革命爆发之后依然是如此。在《阿Q正传》中，对阿Q的精神病态的刻画是和对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的揭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对前一方面的刻画非常深刻，对后一方面的揭示才那样令人信服。作家打算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将要采取怎样的表达方式。既然鲁迅是想在阿Q身上画出整个民族的精神病态，他实际上就是把阿Q当作了一个象征。因此，象征的形式就势必会成为贯穿整部《阿Q正传》的一个基本的因素。事实上，不但阿Q这个人物是象征，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像假洋鬼子、赵太爷，尤其是那个小D，以及小说结尾那些叹惜自已“白跟一趟”的看客，都带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就是未庄本身，不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极其真实的缩影吗？既然鲁迅要借用一个人物来表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病态，就势必得运用夸张的手法，不但在他身上植入许多远非他个性所能包容的精神重负，更要最大限度地凸现他身上的那种具有极大概括性的心理特点。这在小说对阿Q那种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的刻画当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儿子打老子”，还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这样的行为，倘若孤立地看，似乎都不太真实，显然是经过了作者夸张的处理的。倘说它们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病态，那是指在概括和象征的意义上，而不是就这细节本身来说的。再譬如假洋鬼子这个人物，他的言行也明显是用了漫画化的笔法描绘出来的，因为鲁迅也同时是把他当作一个象征，要用他来暴露当时的许多投机的革命党。可以说，象征意味越是浓厚的人物和情节，小说在描写的时候，就越是频繁地使用夸张的手法，阿Q和假洋鬼子是这样，小D和阿Q的那一场“龙虎斗”也是如此。在以前和此后的许多作品中，鲁迅都是用写实的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可在《阿Q正传》中，他却大量使用了这种大幅度的夸张的手法，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把阿Q和未庄当作愚昧的中国人和封建农村的象征来描写的。（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作品简述《阿Q正传》是一篇中篇小说。鲁迅著。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鲁迅以巴人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分章刊载，共9章。后收进小说集《呐喊》。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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