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的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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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 文化 有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伟大而又异常艰难的事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需要长期艰难的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同志就开始了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问题的艰辛探索。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至今已有60年，60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逐渐认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回顾这段历史， 总结 经验 教训，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十一届三中全会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改革开放 深入改革

一

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划线分为两个时期，党在每个时期都为探索经济建设规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从严格意义上来看，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开始的。若对从此开始的这个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一五”计划编制和实施、“大跃进”、60年代初开始的调整、““””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实施阶段。这个阶段尽管党在经济建设上还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理论准备也不足，甚至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甚少，但是在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力求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就指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1953年6月23日，李富春代表中财委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计划应该是充分地根据和体现党所规定的方针任务，使需要与可能结合、经济与技术结合，从发展整个人民的经济观点出发努力学习全面计算平衡，如此才能适合人民经济按比例均衡发展的规律。”这是党在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前夕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而这个规律也只是局限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陈云在回顾这段经济工作时说：“六十年代，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是党在这一阶段对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主要特点。出现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

从主观上来看，第一，我们刚刚开始经济建设的实践，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理论准备，所以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不多。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们自己观念上又有对商品经济的敌视，因此对价值规律进行排斥。第二，苏联模式的影响。1953年6月，李富春在谈“一五”计划编制的意见时曾讲过：“我们要依靠苏联，学习苏联”。他的意见基本反映了当时全党的倾向。而学习苏联主要是学习在苏联经济建设中起主要作用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客观上来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是极其薄弱的。经过帝国主义的掠夺以及战争的破坏，物质极其匮乏，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并使各方面比例达到综合平衡，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稳步发展。

正因为如此，党确定了综合平衡的经济建设方针，合理地安排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各方面比例关系，既保证了重点，又实现了全面安排的目标。这是当时党重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在计划执行中，对1956年出现的经济上的冒进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党作了冷静的分析和探索，为此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总结。党的八大继续探索，加深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陈云还提出了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的经济建设格局的思想。正因为党在“一五”计划时期努力按经济建设规律办事，才取得了经济建设上的显著成就。

第二阶段：

“大跃进”的三年。这个阶段正是预计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早在1955年8月，周恩来就着手领导“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党的八大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确定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然而，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出现了严重失误。首先是毛泽东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否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确立了高指标、高速度跃进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接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严重地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建设规律，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把发展经济片面地归结为一个高速度。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结果造成了经济建设严重比例失调，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正是这次挫折，使这代领导人开始对经济规律有了更加深刻和广泛的认识。第一，对经济规律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第二，加深了对综合平衡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开始就讲，“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他说，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第三，对价值规律的新认识。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首次提到价值规律问题，批评“大跃进”中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接着他又在同年的11月24日的一则批语中说：“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有那段著名的关于价值法则的讲话，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四，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认识。中共中央在为纠正“共产风”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实现两个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1958年毛泽东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当毛泽东谈到苏联因为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而取得了消灭剥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时批注说：“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认识这一经济规律对于纠正“共产风”、穷过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阶段：

60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阶段。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60年代初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由于对第二阶段的教训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经济规律的加深认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积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安排国民经济。其中周恩来、陈云反复强调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周恩来讲，为了改变经济方面的不协调状况，“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党中央开始着手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于有了“一五”计划和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成功经验，也有“大跃进”受到规律惩罚的教训，因此，第三个五年计划在编制时就强调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在计划中如何处理各方面矛盾时说：“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三五”计

划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吃穿用，加强国防建设和基础工业建设的任务。然而，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由重点解决人民吃穿用转变为以国防建设为中心。

第四阶段：

““””十年。1966年“三五”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一年爆发了““””。这十年，除1970年周恩来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外，整个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不仅全盘否定了前一阶段经济调整的成就，而且把发展生产力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经济出现混乱状态，根本就谈不上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了。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若对这一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经济的调整与改革、全面改革、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1979-1984年，经济的调整与改革阶段。这个阶段是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重新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开放开始起步阶段。1976年10月，“_”的垮台，结束了十年内乱，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然而，经济建设上又出现了新的洋跃进，即片面追求高速度，不顾国力大量引进国外设备，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新的失调。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与50年代的“大跃进”如出一辙，根本原因还是指导思想上“左”的东西在作怪。这次失误，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担起了这样的历史重任。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强调了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路线，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乘着三中全会的春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纠正洋跃进的错误，探索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建设规律。1979年4月，党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调整中，第二代领导集体普遍认识到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当时邓小平就讲：“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所谓鼓实劲，不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 口号 ，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陈云、李先念也多次强调，国民经济只有按比例，才有高速度。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此同时，在我国农村开始了伟大变革。长期以来，农业生产长期增产不增收，分配不兑现，农民生活极为贫困。严峻的现实迫使农民寻找出路。首先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农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更适合农业发展的责任制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它的出现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争论，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公开的支持。1980年9月，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下发了75号文件。从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5年发出了5个一号文件，充分肯定了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农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党中央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结果。

第二阶段：

1984-1988年，全面改革阶段。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告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已经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标志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化的新阶段。在《决定》的指导下，围绕着搞活大中型企业这个中心环节进行了从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到分配制度，从横向经济联合到工资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激发企业的活力，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里涉及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规律。为了推动全面改革，《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又明确指出，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生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这就突破了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这是对经济建设规律深入探索的结果。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五大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出了新的概括。首次明确放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将市场置于新经济运行机制的中心环节，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认识的提高又反作用实践，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阶段：

1989-1991年，治理整顿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如：供需失衡;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础工业和基础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流通秩序混乱等等。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重点解决以上问题，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治理整顿的三年，国家有效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使过热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

1992年至今，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阶段。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建设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党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第一，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突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的认识。这一科学论断表达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实现目的手段。强调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第二，更加重视市场及价值规律的作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困扰人们多年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刻阐述。以此为指导，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我国的经济政策更加重视市场的作用，强调在资源配置中运用市场机制，通过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将资源配置在效益好的部门和企业，解决企业长期效益低下的问题。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了，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三，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认识也有了新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方面进行了深化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新格局。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党的十五大适应了这一要求，在理论上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

这期间，党制定了经过科学论证、符合经济规律的跨世纪的宏伟纲领，即《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确保这个宏伟纲领的实施，江泽民作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关系。这是党对经济建设规律探索的最新成果，也是党实现跨世纪宏伟蓝图的科学指南。

总之，通过以上对党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历史考察和分析，使我们可以看出，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遵循经济建设规律，党领导我国定会如期实现跨世纪的宏伟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党的文献》1989年第四期 第4页 第6页 《陈云文选》下卷 第22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献》第九册 第216页

第6册 第566页 第661页 第八册 第172页 《周恩来文选》下卷 第370—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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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两个题目：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研究、中小企业发展与融资问题研究。这些题目不涉及我国市场体系问题，因为要涉及民进国退，必然涉及体制问题，资料难掌握，表述不容易。也不涉及财税金融等具体内容，不能深入其中而没有新意，专业表达也困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研究应该是热点，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要求，资料题材多，容易入手；中小企业发展与融资问题是个伪命题，其实，良性发展的中小企业并不存在融资问题，风险显现的企业不可能有畅通的融资渠道，属于影子银行的服务范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

论文关键词：中国 传统 文化 市场经济价值观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有不协调、不对称的一面，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有积极的纠偏矫正作用。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面影响。 在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艰难过程中，中国人传统的价值标准、道德观念在受到迅速变化的经济关系、社会生活影响的同时，还会受到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发生嬗变、重组以至改头换面。于是，有人认为，以自然经济结构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借鉴、移植西方文化，消解、超越传统的中国文化。其主要根据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两种对立的经济形式。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结构上的伦理型文化，以求善为目标，注重对人际间社会关系的研究，不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缺乏科学精神。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具有流通性、开放性、社会性特点的市场经济难以协调融合。这种观点仅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考察，而忽视了其问的反作用力。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有积极的反作用的唯物史观看，恰恰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之间的不对称、不协调、不同步，它才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在价值导向上有着积极的纠偏作用。西方文化传统是“主客二分”，富于实证的科学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蕴含着深厚的价值判断。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整合，恰好弥补了浸渍市场经济机体的西方文化的不足，有利于市场经济臻于完善。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观念有利于缓解市场分配机制中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最有效率的运行形式，但是市场机制对调整产业结构、分配国民财富、治理环境污染等问题却是无能为力的，这些方面还需要国家作为经济管理和建设的主体，实施必要的调控。在国民财富如何分配问题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存在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有其自身的特点。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就是说，不能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对立普遍化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规定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关系。我们既要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强调效率，强调经济的迅速高效发展，又要重视社会发展、社会公平，重视收人分配差距的社会容忍度。同时，还要深人到分配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中探究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现实经济生活中、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和职工个人之间收人差距拉大的势头很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本意是鼓励合法经营、勤劳致富。而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通过投机、贪污、欺诈致富。为此，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也要看到一种倾向，就是有的人有的单位只顾多得，不但不照顾左邻右舍，甚至不顾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和纪律。这就造成不合理的苦乐不均，造成新的社会间题。”对待这些财富分配的不合理问题，政府运用经济法规的硬约束无疑是必须的。但是，单凭健全二次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机制，是很难从自觉性上使各个利益主体在财富分配上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均贫富的大同观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鳄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贼乱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这种心理惯性对抑制贫富悬殊的加剧显然有积极的作用。也是公民支持、理解、贯彻二次分配机制中政府转移支付、筹建公共设施的社会心理基础。从秦末农民的“苟富贵，勿相忘”，再到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始终贯穿着均贫富的大同观念。所谓“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传统文化中这些观点和社会主义精神有着惊人的相似处。其对市场初次分配不公、政府二次分配漏洞的纠偏矫正是显而易见的。应该发挥传统文化蕴含的同类相恤、同族相助的亲和力，通过捐助、慈善事业保障社会公平，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合理制衡，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即全体公民利益的相对平衡。 二、整体本位、国家民族至上的价值观，有助于遏制、消除市场经济条件下极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滋生蔓延 中国古代哲学以“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为最高境界。与此相联系，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整体本位，以整体为基础消融个体的心理定势。表现为传统文化注重社会人格而不注重个体人格，主张以忠孝等伦理纲常来认知、体验、评价个人的存在及其与家庭、国家的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市场经济是发达的、以价值积累为目的、以交换为形式的商品经济。从法律角度看，交换经济是有条件的权利让渡，不能没有交换的主体。交换主体既包含国家政府，也包含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一切自然人和法人。经济主体间摆脱了以往人与人依附、隶属关系，通过货币和实物的依赖关系发生交往。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参与经济活动的每个主体都有独立的利益。他们要生存发展，就必须遵循价值规律，以利润积累为目标，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导向，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自由决策、自负盈亏、自求发展。树立自己独立人格，培养自立、自强、自尊、自信的价值观。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以价值增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各个经济主体在形成独立、自主、平等意识的同时，极端个人主义、单位地方本位主义也会潜在地滋长。在社会转型时期，法制尚不健全，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就可能发生:1、分权自主化倾向削弱中央宏观调控力度。各部门、各行业、各地方、各单位在不具备完全及时准确信息的情况下，盲目地在区域性市场按供求规律追求利润积累，参与市场角逐，就很可能引发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会出现地区封锁、行业壁垒、信息独享等人为垄断现象，阻碍整个国民经济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换代;2、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价值导向会诱发企业以邻为壑、转嫁成本，造成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增大。解决第一个问题除了健全相应的经济法规、行政法规外，倡导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家至上整体本位价值观是不无裨益的。《书经》有“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治安策》有“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格言，苏询说过:“贤者不悲其身死，而优其国之衰”，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果这些传统观念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深人人心，那么，在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指导思想下实现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就会顺畅稳健，问题少，代价低。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固然要界定和理清产权关系，有完备的产权法规等硬件机制作后盾。但是，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差效应，还必须辅之以能够内化为人格境界的软件控制要素。象“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互助友爱、和气生财的传统价值观，就会在心理倾向上有助于消解各种道德沦丧、损人利己的动机，遏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外差效应。 三、先义后利、义利统一，追求高尚的价值观有助于从社会心理上遏止、抑制金钱拜物教的滋长、蔓延 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商品拜物教”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潜滋暗长，如果没有相对扼制观念冲销，最终就可能成为燎原之势。在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使社会财富迅速增长，客观上刺激了人们的求利欲望。改革开放前，由于收人水平的相对平均化、固定化，加上供给短缺，财富匾乏，人们的利益欲望普遍维持在低下的水平上，大家平等相处，相安无事。今天，随着收人水平和消费档次不断迅速地拉大距离，追逐金钱财富、沽名钓誉、崇尚享乐的物质实用主义和名利思潮冲击着现代人的观念与生活，人们的利益欲、享受欲急剧膨胀，由此出现了道德滑坡、人格丢失等一些丑恶、阴暗、卑鄙的社会现象。金钱拜物教价值观无孔不人，它把人生价值与商品价值等价处理，用财富、金钱评判人的价值，人际间的关系被视为纯粹的金钱关系。有些人甚至把人格、良心、权力货币化和商品化，只要金钱，不要理想情操。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生产也是不行的。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会受到破坏，会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成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避免金钱成为衡量人的唯一尺度，人沦为物的奴婶，成为纯粹的自然人和经纪人，避免人的主体性逐渐地全面丧失。对此，政府显然不能用法律制度进行规范治理。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要清除市场经济的这些负面影响，除了广泛宣传倡导共产主义道德思想外，大力挖掘利用传统文化中合理的价值观资源，不失为古为今用的捷径。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等，对金钱拜物教无疑是消解的良言。在利益至上、物欲横流的商潮中，要找回丢失的个体人格家园，利用传统文化设定的精神境界，教民化俗，也许更为有效而持久之。“天地之性人为贵”，“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亘古流传的人格操守蔑言，如果能辈辈传诵，内化为每个生命个体的精神境界，那么，市场经济固有的负效应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金钱拜物教滋生蔓延的温床也就会土崩瓦解，形形色色的沉沦、堕落、犯罪也就会有所收敛。 四、诚实守信、言行一致的价值观，有利于培养市场契约精神 受高额利润诱导，市场经济体制下，某些企业和个人算尽机巧，不择手段。为中饱私囊，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坑蒙拐，坑害人民，坑害国家，严重阻碍了经济活动的常态运行。经济秩序错综紊乱，效益高、业绩优的企业和经营差、有亏损的企业玉石俱焚，顾客和消费者更是身受其害。避免这些情况发生的办法是:国家一方面要健全各种经济法规，杜绝生产活动和交换活动中的各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一方面应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实守信、言行一致的价值观，防微杜渐，让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即有客观的强制性的硬约束，又有主观的自觉性的软约束。所谓信，就是信用、信誉，真诚待人，言行一致，格守诺言。信是契约生效、执行、变更、终止的基本条件，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一种信用经济。“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企业界流传一句格言:“商海无涯信作舟”。 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信誉尤其是产品质量信誉，常常决定一个企业的兴衰存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乎?”信是一向不带有阶级性的普遍的人类基本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是“仁、义、礼、智、信”五德之一，倡导讲信用，树信誉，对企业的合法经营，维护消费者权益，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整合虽然因不对称而举措艰难，但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够诞生、发展、繁荣，是因为社会主义精神和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方面有许多契合处。经过社会主义思想洗练过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在冲突对抗中缓解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在丰富发展中拓宽底蕴，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任务趋向认同。面对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如何熔铸其精神，使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服务，就要在理性上分析化解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各种矛盾，又要在实践上尊重历史的积淀。从实践出发，因势利导，积极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的合理有益成分，使其浑然一体，在矛盾互动中发展、完善，从而建立名副其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比曹秀 提起中国经济，有人肯定会以为中国经济是在改革开放后才繁荣昌盛的，实际上并非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当中国老百姓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的时候，中国经济已经在为复活做准备了。计划经济就是新中国的重要产物，也是最大的经济措施，当时的环境是百废待兴，国家是一穷二白，老百姓也是要吃没吃，要穿没穿，为此计划经济应运而生。 计划经济有利有弊，有利的是老百姓物质平均，人人工资平等，生活水平相同。不利的是，国家发展缓慢，经济基础薄弱，经不起任何风险。换言之，经不住外国经济的封锁，受不了金融市场的冲击，因此中国只能是对内计划，对外抵御。于是，外国人批评中国保守，批评中国落后，叫喊社会主义制度不行。然而中国就是在叫喊中发展着，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成一个富有的新中国，每一个中国人受到保障，以户口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开始有序发展，各式各样票据应有尽有。这就是中国计划经济的利弊，如果没有计划经济，没有当初的封闭政策，就没有后来的商品经济，也没有市场经济，更没有改革开放。 奇怪的是，现在的人一提改革开放，他们就批评计划经济，批评中国过去的措施。实际上中国不这样行吗？当年旧中国的钱财都被旧政府带到了台湾省，剩余的只是一堆破铜烂铁，还有等待援助的老百姓，缺少吃穿的老百姓不计划行吗？家家人口多，底子薄，哪有经济基础，哪有钱财，只有一身病态。在此情况下，不计划经济行吗？即使这样，几亿中国人也活得艰难。 其实说白了，中国幸而有计划经济，如果没有计划经济就没有中国后起之秀，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然而改革者并不是能工巧匠，改革开放并非十全十美，过去改革是针对企业职工，现在改革针对机关干部，计划经济有时也比市场经济具有优越性，其中最大的就是统一计划，第二就是控制物价。现阶段改革开放把物价控制当成自由贸易，认为谁都有控制物价的权力，其实这是最大误解。改革开放不是不要物价，不是谁都有权力调节价格，更不是谁的企业谁说了算。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比的结果是，职工心情愉快，可是岗位没了。物质应有尽有，可是价钱高了。工资涨了，物价也涨。买卖东西自由了，可是商贩独断专行多了。楼房高了，费用也高了。难怪有人说，过去开会多，现在收费多。计划经济时期，一张介绍信可以走遍天下，现在用不着介绍信也可以走遍天下，只要有身份证就可以完成。过去到处铲草，现在到处种草。过去看不起小商小贩，现在私营经济比国营职工还牛，谁有钱谁就占有社会地位，比如进政协委员，当人大代表，有的还进入人大常委会。由此可见，一个时期一个体制，一个体制一个方式，哪个好，哪个优越，只有老百姓心明眼亮，只有改革者知道内部情况。 现阶段能否试验这样一种办法，计划经济中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进行计划，在计划经济中发展市场，这也是经济规律。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寻找最适宜老百姓利益的生存之路，如果老百姓生活水平上不去，已经到了四面楚歌，这样的体制就需要打破常规，再次改革。不是说现在的体制不好，改革开放就是寻找最好的办法，哪个办法最好就应用哪个。在这里看看有你要的不？很好的网站哦！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市场经济，而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决定了这时的经济既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经济形态，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强调的是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因此，要求不断地深化改革，通过调动各种经济成份和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来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但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既有相统一的一面也有相对立的一面。相统一的一面，表现为市场经济固有的属性和内在的要求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许多原则是一致的。如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是相一致的；如市场经济效率优先原则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原则是一致的。相对立的一面表现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驱动的调节机制，它既可刺激人们通过合法手段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可刺激人们通过非法手段追求非法利益。那么，反对改革的那部分人主要是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相对立的一面放大了，认为改革使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再改下去就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了。而主张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制的人，认为公有制没有效率，只有通过改制实行“民营化”，才能提高效率；并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政府不管的经济，反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这部分人实际上是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相统一的一面放大了，看不到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而事实上，东欧和俄罗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走私有化的道路并不能使生产力迅速提高，也不能使人民群众的生活迅速改善。因此，我觉得改革必须毫不动摇的推进，但改革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另外，我认为以前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或偏差，不是改革本身带来的，而是政府的职能不到位和一些政府官员的执政水平、执政能力低造成的。我们打开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看一看，关于改革的方针和论述写得多精彩，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高超智慧。如果能不折不扣地去贯彻落实，我们的改革一定能顺利推进。但由于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比较低，所以使改革出现一些偏差。执政能力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官员不学无术、不钻研新理论、不研究新问题、不深入实际体察实情，只顾各种应酬、拉关系、跑官要官，没有时间和精力研究如何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二是思想方法形而上学。我们经常讲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但实际上中国官员长期跳不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一说政策放活，那就活得没边；一看乱了套，就一刀切给你卡死。如关于高等教育能不能产业化的问题，前些年说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应该收费，应该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很多省市、高校就提高收费标准，也有乱收费的。后来出现一部分贫困学生上不起学的舆论后，政府主管部门又强调说，高等教育不能产业化。因此，不能提高收费标准，并且在一个省，不管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怎么样，收费标准是一样的。这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实际上，高等教育不能走产业化的道路是对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又拿不出很多钱来办高等教育，可以适当用市场机制来合理配置资源。如农、林、地质、师范院校国家财政全包，学生不收学费，鼓励经济困难学生报考这些学校；每个高校都规定一定比例的招生指标，给部分高分学生全额奖学金；不同资质的学校规定不同的收费标准；收费标准提高后强制规定拿出一部分学费资助贫困生。这样通过资源配置，解决了所有人上学的问题，高等教育也就快速地发展起来。邓小平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它包括一系列重要的思想：（l）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2）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3）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更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运行方法上基本相似，但也有不同，主要是所有制基础不同；（5）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市场，否则就是自甘落后。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极具创新意义的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依据这一理论，我们党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进行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无古人的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商品化的商品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和开放性等一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优化配置的一种有效形式.

社会主义经济概论论文题目

论当前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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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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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 （1）原因：在发展中国家行列，中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堪称奇迹。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也为高速的经济增长付出了沉重代价。一是环境污染严重，经济增长以牺牲生态环境质量为代价。据预计，对环境影响消耗了所创造GDP的7%。二是经济增长效益低。据有关专家计算，中国目前GDP总量大约占世界总量的4%，但创造单位GDP所消耗的资源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很多。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 （2）意义：从近期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需要。从长远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从更广阔的视野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子孙后代和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3）现状：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根本性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增长方式转变难如人意。1994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10年来，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取得根本性转变，“两重两轻”即重速度、重数量、轻质量、轻效益和“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情况依然严峻。这不但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也付出了环境破坏的代价。目前，煤炭已属超能力开采，仍供不应求。国际原油价格节节攀升，压力很大。今后如果不在增长方式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逐步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资源、环境难以支撑，增长难以为继。 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一定要突破传统狭隘的发展思维方式，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放在“四位一体”（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中去把握，赋予经济增长以新的含义。因为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仅资源、环境约束相当严重，原来的那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而且推动新型工业与经济现代化、中国在未来新时期所面临的外部竞争压力，也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还因为我国已经进入WTO的后过渡期，逐步与国际融合到一起，就有一个怎么样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问题。加上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崛起，这两个潮流同时涌来，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压力，要提高本国的核心竞争力，必须转变增长方式。 （4）指导思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本质就是站在“人”的高度看问题，一切从生活质量出发，让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根本问题，这一点解决了，也就解决了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关系问题，也就解决了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20多年改革发展的基础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了要通过经济文化的发展，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把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5）方式：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举全国之力，从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不懈的艰苦努力。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摒弃传统观念。要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发展应该始终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调整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内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推进科技进步。一方面，科技进步既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标示了方向，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手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加快体制创新。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实现根本性转变，关键在于导致增长方式不合理的体制和机制还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强化企业管理。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国民素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人。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