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之乱研究论文

三藩之乱研究论文

自康熙四十八年至雍正三年,他长期担任西南和西北边地重任,直接参加了清军对西藏和青海的军事战斗,参与了对川陕甘、藏地方事务的管理和许多重大政策的制定,于洋：《清康熙雍正时期的年羹尧》，《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毕业论文。以上资料来源杭州图书馆，希望有助于你的问题研究。

可私聊，可以做到！

从唐至清，对于西南的管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唐朝以羁縻和册封为主，元朝开始大规模在西南实行土司制度，明朝永乐年间开始改土归流设立贵州布政司，清朝平定三藩后康熙大规模进行改土归流，流官基本上取代了土司，中原和西南的管理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少数民族集中 的偏远地区管理上也多受其首领的影响。

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有些中国历史学家们将“康乾盛世”称为辉煌，是因为他们觉得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他们认为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 然而事实如何呢？如果把“康乾盛世”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逊前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公斤。 清朝时候，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其，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芦苇一样。 清朝时期，人口的大量增加主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 从明代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讲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此后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 但是番薯等高产作物也有其弱点：营养低且单一、味道差，可深加工的价值少。作为一时的救急尚可，长期为主食必然导致人的营养不良，“面如菜色”，身体素质大幅下降，也必然影响人的正常智力发育。经过清初到中叶100多年的兴旺蓬勃，“番薯盛世”也就终于走到了尽头。

曾国藩研究论文

自己写一方面吧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同时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务运动的开山人物。近年来，他的思想和理论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和落实，学术界对曾国藩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改变过去一律贬斥的做法，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客观的评价，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曾国藩全集》之外，关于曾国藩专题研究的著作已出版不少，见诸报刊的文章也有几百篇之多。为了推动曾国藩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现将曾国藩研究的主要成果综述如下。（一）曾国藩的军事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的军事战略思想主要体现在湘军的建立和治军作战的过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以“忠义”为准则的建军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建军思想的—个特色，就是在军队内部强化封建意识。他以孔孟的“忠义”为建军的宗旨，要求湘军绝对效忠清王朝的封建政权，绝对忠于自己。在“忠义”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在湘军的编制上主张先设官，由官自招士兵，各军内部以各级将领为核心，以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为惟一信条；全营归属营官，营官归属统领，全军归属大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私属性质的上下级关系。曾国藩选择将领以“忠义血性”为标准，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效忠清王朝，才能绝对服从自己。在招募士兵的问题上，曾国藩主张应招“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以便使他们树立“愚忠”的思想，能够充当炮灰，为清王朝卖命。同时，曾国藩主张采用原籍招募的办法，由统兵将领亲自筛选，通过私人的关系建立相互之间的情谊，在军队内部形成一种凝聚力，以此维系军队的协调和稳定。第二，以“礼、诚”为本，以“勤、恕、廉、明”为要义的治军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整治军队的第一要务是“礼”治，即以礼自治，以礼治人；他整治军队的另一要务是“诚”，即把“诚”看作“物之始终”，是维系国家和民族之命运的纽带。同时，曾国藩认为，治军还要以“勤、恕、廉、明”为要义，做到“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所谓“勤以治事”，就是要求湘军改变八旗、绿营的积弊，各级将领对待一切问题要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他认为治军之道以“勤以治事”为先，正是由于他要求下属做到勤劳，力戒懒散作风，才大大提高了湘军将领的指挥和决策能力。所谓“恕以待人”，就是凡事都要留有余地，对待下属要讲求“仁”、“礼”，使他们能够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卖命。所谓“廉以服众”，就是要求各级将领做到廉洁自律，以改变军中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腐败现象。所谓“明以应务”，就是要求统兵将领要了解治军和作战的具体环节，以便在军中做到赏罚分明。当然，尽管曾国藩治军严明有方，但是其阶级本性决定了他所训练的军队，不可能成为一支讲求“礼”、“诚”的“仁义之师”。第三，“以主待客”、“奇正互用”的作战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认为，两军作战时，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到战地者为主，后到者为客；两军对峙，先放枪者为客，后放枪者为主。他还把战场上的兵力分为正兵和奇兵，即“中间迎敌者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者为奇兵”，他认为用兵作战的关键是要区分主客、奇正的特点，并且在战场上做到忽主忽客，忽正忽奇，灵活运用，这样才能取得战役的胜利[1]。二）曾国藩的外交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外交人物，学术界对其外交思想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对曾国藩外交思想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妥协投降”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胡绳、乔还田、姜铎、吴世英、朱东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自始至终推行的是一条“忠信笃敬”、“守定和约”的妥协外交路线。这种观点目前来看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第二，“汉奸卖国”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范文澜、何玉畴、林庆元、刘乐扬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自始至终推行的是一条卖国的外交路线。这种观点对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仍然缺乏全面的分析和研究。第三，“阶段”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王少普、王继平等人，他们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王少普认为曾国藩一开始就有妥协倾向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而王继平对曾国藩的“制夷”思想则重视不够。第四，“务实”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顾卫民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已有近代外交的萌芽意识，这种观点有待进一步深入。第五，“妥协与抗争并存”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徐泰来、成晓军、殷诏基、陈谷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中存在“妥协”与“抗争”的双重特点，但以何者为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第六，“爱国”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许山河等人，目前学术界尚未接受这一观点，还有待学者们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七，“有过错而非卖国”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沈嘉荣等人，这种观点有其正确性的一面，但目前还未引起学术界的共鸣，也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2]。（三）曾国藩的法律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不但崇尚“礼治”，而且也十分重视法制在维护封建统治中的作用。概括起来其法制思想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第一，“重视法制，严格执法”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要真正治理好国家，就得依靠法制的威力，做到有法必行，对犯罪行为不能任意赦免。第二，“执法严而适当，不能过分和冤滥失实”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执行法律固然必须从严，但也要做到严而适当，使法律的实施恰到好处。第三，“任法不如任人”的法律思想。曾国藩在重视法制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执法人才的作用，他认为执法者做到“公明”与“便民”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将会导致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的恶果。第四，“用法律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维护所有者的权益”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国家税务的征收必须制度化和法律化，做到奖惩分明，使财产所有者的权益能够得到法律的有力保障。第五，“反对军队经商”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盐是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因此，军队不能贩卖私盐，任何人不能对此进行包庇或从中渔利，否则，国家正常的社会秩序就会被打乱。第六，“遵守和约”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条约是国家法律意志的具体体现，因此，签约双方都必须严格遵守，严格遵照条约中的规定来执行[3]。四）曾国藩的洋务思想有关论文指出，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期，学术界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评价甚少，普遍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统治秩序，是对外妥协投降。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范文澜、牟安世、姜铎、吴松龄等人，他们的不足之处是忽视了洋务运动的“自强”和“制夷”的积极一面。但也有个别学者如戴逸、夏东元等论及到了洋务运动的“御侮”、“自强”的积极因素，这种观点是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曾国藩洋务思想的评价开始走上正轨，学者们纷纷各陈己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反动落后”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姜铎、黄逸峰、胡绳、朱东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统治秩序，镇压农民起义，其性质是反动的。这一观点忽略了洋务运动“自强”、“御侮”的积极一面，显然有失偏颇。第二，“抵御外侮”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杨国强、许山河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是为了抵御外国的侵略，具有积极的意义。虽然这种观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要目的，但却忽略了其防范农民起义的一面，因此，这种观点也同样是不全面的。第三，“内外并重”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殷诏基、卞哲、黄明同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既有“借师助剿”的一面，又有“渐图自强”的一面；特别是黄明同提出了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中具有“使古老的中国近代化”这一前人没有提过的新观点。上述观点虽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没有指出哪一方面占主要地位。第四，“内重外轻”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谷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虽有抵御外侮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这种观点显然违背了历史事实。第五，“内轻外重”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徐泰来、喻盘庚、王继平、李时岳、胡滨、成晓军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虽然有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但更主要是为了抵御外国的侵略，具有积极的意义。应该说这种观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办洋务的思想。第六，“阶段变化”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贵宗、李永璞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先后主次之分，经历了—个以镇压农民起义为目的到“内外并重”的变化过程。这一观点目前看来缺乏事实依据[4]。（五）曾国藩的官宦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为政善于总结和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教训，能够妥善处理自己与朝廷、地方督抚及家庭等各个方面的关系，使自己在仕途上一直处于不败之地。曾国藩虽然是一位封建的官僚大臣，但他的官宦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一，“读书非官”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认为，读书的目的是进德、修业，并不一定单纯是为了做官。他一反中国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多次劝告自己的弟子不要汲汲于科名。第二，“尽忠直言”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认为，做官应有为官之道，对上应当尽忠直言。他在朝廷做官期间，曾多次不顾个人的安危，冒着杀身之祸上奏朝廷。如他在《应诏陈言疏》中劝告皇上以身作则，广开言路；在《议汰兵疏》中提出裁减绿营的合理建议；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揭露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事实。从上可见，不管曾国藩上奏的主观目的是什么，他这种“尽忠直言”的精神在当时来说还是难能可贵的。第三，“不贪钱财”的官宦思想。曾国藩对贫官污吏历来是十分痛恨的，他曾多次提出要严厉惩治贪污腐败，他一生以“不要钱，不怕死”自诩；他还多次告诫家人千万不要受贿，不要贪财；在攻陷南京后，他针对其弟曾国荃贪恋钱财的表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奉劝他辞职告老还乡。第四，“严管家属”的官宦思想。曾国藩曾力劝家人不要干预公事，并多次写信劝其父亲不要参与地方事务，要遵守地方法规，照章纳税；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经常告诫他们力戒“奢”、“傲”之风气。第五，“居安思危”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虽被封为一等侯、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地方总督等职，手掌大权，手握重兵，统治着清王朝的半壁江山，但却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已将他作为最大的威胁者。因此，他以“清、慎、勤”作为座右铭自勉，处处小心谨慎，并辞去部分官职，终于打消了皇上的疑虑，被清廷誉为“文正公”[5]。（六）曾国藩的理学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作为“一宗宋儒”，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是程朱理学，他的理学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性命并重”说。曾国藩将“性”与“命”两个命题并列，认为“性”与“命”不但是立“天、地、人”之才的大本大源，而且是一切阴阳、刚柔、动静、开合以及人的貌、言、视、听、思“五常”的主宰。同时，他将“性”与“仁、义、理、智、信”联系起来，将“命”作为维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纽带。他不仅赋予“性”与“命”以鲜明的道德属性，而且赋予它们以强烈的政治属性，使之成为维护封建宗法制度与纲常伦理关系的重要的思想武器。第二，“格物穷理”说。曾国藩认为，“格物”的目的是为了“穷理”，即穷“存心之理”，穷“性命”之理，以此维护“仁义礼智”、“忠孝敬慈”这一套封建的纲常礼教；同时，他还继承了孟子的“性本善论”，认为“格物穷理”的目的就是为了“复性”。第三，“立诚居敬”说。曾国藩认为，“圣学王道”的核心是“诚”，而个人的涵养功夫就是以“诚”为本，为此，他将“诚”作为一种提高自我涵养功夫的理学思想来看待，并把“居敬”看作是达到“立诚”的一种手段。其“敬”的范围很广，既包括一个人外表的严整，又包括—个人内心的专一；既包括一个人处事的严谨，又包括一个人内心的慎独。当然，曾国藩“立诚居敬”的实质还是为了通过它来实现“仁”、“义”，以此来维护体现封建宗法制度的“礼”；他将“诚”称为“圣人之本”和“五常之本”，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驱使人们去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卖命。第四，“知先行后”说。曾国藩一方面认为“知”与“行”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知”先“行”后。可见，他是一个典型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者[6]。（七）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既带有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色彩，又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一，“从理到礼”的学术思想。曾国藩虽一生信奉程朱理学，但其理学思想并不囿于程朱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而是将“理”具体化为“礼”，由“天理”转向“经世之礼”。他认为“礼”是一种“经世之礼”和“治世之术”，即“礼治”。他既表示要“恪守程朱”，又主张确守“仲尼之本旨”，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将人们的思想控制在“古礼”之中，使人们死心塌地为清王朝卖力。第二，“汉宋兼容”的学术思想。曾国藩认为，“笃守程朱，不废陆王”不失为治学的好办法。在历史上，汉学与宋学曾经是对立的两个学术派别，曾国藩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提出了“不废汉学”的主张，要求两派“克己和众”，扫除门户之见，以此融会汉、宋之学。尽管曾国藩兼容汉宋之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服务的需要，但这种扫除门户之见的学风在学术上无疑开创了一代新风，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三，“以文为道”的学术思想。曾国藩在“文”、“道”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从而强化了“道”的政治性。他将姚鼐的“三门之学”扩充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的四门之学，并认为“义理之学最大”。在他看来，义理是躯干，其他三者是躯干上的依附物；而文字是道的载体，因此应将“见道之多寡”作为评价文章优劣的首要政治标准。曾国藩在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时，也强调“道”与“文”之间的一致性”[7]。（八）曾国藩的人才思想有关论文指出，虽然曾国藩是一位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但是他培养的人才大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人才思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制胜在人”观。曾国藩认为，清王朝腐败没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才匮乏，因而提出了“人存而后政举”的观点。在他看来，要拯救清王朝虽应重视法制，但更重要的是应重视人才，他说“任法不如任人”，将事物的成败得失都归于用人之上。虽然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说明曾国藩对人才确实是十分重视的。第二，“广收慎用”观。曾国藩认为，用人要不拘一格，不求全才，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要发挥他的作用。用人还要做到知人善用，根据各人的特点，用人所长，量才而用。第三，“勤教严绳”观。曾国藩认为，社会风气对人才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他大力提倡引用正人，主张培养“有师长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的人才。在培养人才的方法上，他强调要严格要求，不姑息，不迁就，不放纵，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代济世人才（九）曾国藩的教育思想有关论文指出，虽然曾国藩不是一个职业教育家，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第一，伦理道德教育观。曾国藩十分重视对子弟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首先，他认为立志是成就大业的根本，为此，他教育子弟要自立自强，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将来报效国家和社会。其次，他教育子弟要孝悌仁爱，要以仁为己任，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再次，他告诫子弟要谦虚谨慎，勤劳节俭，力戒“傲”、“奢”之风。第二，“西学为用”教育观。曾国藩虽然是一位封建士大夫，但却具有一定的开放意识，提出了“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首先，设立翻译馆。为了兴办洋务，曾国藩聘请洋人在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立了翻译馆，培养翻译人才，翻译外国书籍，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其次，创办技术学校。曾国藩支持容宏在江南制造总局内创办机械学校，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早期的熟练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再次，奏派幼童出国留学。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曾国藩不顾顽固封建士大夫的反对，毅然奏请朝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为中国近代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力量。第三，“知行并重”教育观。曾国藩认为，要培养和造就大批的有用之才，必须从教育方法上入手。首先，他强调教育不能脱离实际，主张教育只有与社会实际联系起来，才能使受教育者成为“匡时救世”的栋梁。其次，他提倡启发式教育，反对生搬硬套的呆板式教育方法，主张利用启发式教育方式调动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再次，他强调因材施教，主张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9]。（十）曾国藩的行政管理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在长期的行政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一，“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导致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行政官员的腐败，而要惩治腐败，就必须提高行政官员的政治素质。为此，他进一步阐述了用人的四项原则，即德才兼备的原则，慎用的原则，注重培养的原则，提拔、保举适度的原则。第二，“实干、高效、廉政”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朝廷上下办事效率低下，就是因为行政官员只务虚名，不干实事。因此，为了提高行政效率，他要求下属不说大话，不务虚名，务求实干；同时，他还严格要求家属不谋任何特权，确保“寒士”的家风。第三，“妥善处理朝廷与地方关系”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妥善处理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是维系一个国家政权正常运转的重大问题。正是由于具有高超的行政领导艺术，曾国藩才赢得了清廷的信任，使自己在领导核心中游刃有余，这不能不让世人叹服[10]。（十一）曾国藩的历史地位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虽然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犯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是从他的整个一生来看，可以说是功大于过，应该划入中国近代进步爱国人物之列。第一，关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问题。有学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固然有罪，但不能将其无限扩大。事实上，太平天国在后期已经转化成为一个封建制的神权主义政权，曾国藩镇压了它，结束了两个封建政权长期对峙的局面，有利于中国的重新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客观上减轻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干涉，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关于开展洋务运动问题。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他创立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翻译馆，奏派幼童出国留学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他的这些历史功绩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11]。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曾国藩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十分喜人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他的军事、政治、洋务、理学、人才、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对他的法律、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特别是对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还没有得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因此，加强对曾国藩的研究，还有待于学术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

我有一本专门评价曾国藩的书，岳麓书院出版的 6年前在书城淘到的 那老板说是最后一本了 哈哈 书是一次在曾国藩家乡双峰县的一次学术讲座 编订而成的 你是哪里人咯 我可以借你看哈的

作业题？？额，月长石临时写一篇给你？咳咳，言归正传，既然是近代历史人物，可以说一说曾国藩（PS：对于曾国藩，月长石买过人物传记，阅读后还是比较佩服的）曾国藩出生于清朝中后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被誉为“晚清四大名臣”之首，名家曾子七十代孙。出身名门的曾国藩，本身却积极要求上进，通过读书考试，先后考取秀才、举人和进士，虽然考取多次才中，然而他与同时代的洪秀全不同，屡败屡试也表现出曾国藩坚韧不拔的性格--这也为后来他的湘军能战胜太平军打下了基础。曾国藩被誉为晚清名臣之首，与他对清廷乃至近代中国的贡献密不可分。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后，历任地方大员，先后担任过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这样的清朝地方最高官员。他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并成为洋务运动地方代表，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兴办起第一批近代工业，并派出第一批西方留学生，这些都为后来中国近代化打下了基础。在整顿吏治上，曾国藩认清了当时清廷的腐败堕落，主张改革官吏和军队，他的部队通常从乡民里选取，部队的将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儒生出身，这样的改革使得他的部队极具战斗力，清廷后来改编新军也是借鉴了曾国藩对部队的改革。在文化方面，曾国藩也有自己独到的建树，他是晚晴“湘乡派”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书法大家，遵从理学而不盲从，从中总结精华，在攻占南京后，保护了许多古建筑并加以维修，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还有他的人格修养和治家之道，他推崇勤俭节约，反对腐败和浪费，在当时那种朝廷腐败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宝贵经验。 然而，人无完人，曾国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贡献巨大，然而，他的一些做法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和评价。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时，曾国藩手段残忍，尤其是攻占南京后，对太平军大肆屠戮，获得了“曾剃头”的恶名；他虽然主张洋务运动，但思想里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封建忠君思想，这也使得洋务运动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无法改变清朝当时的状况；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表现出的妥协和退让，虽然符合当时清廷的主张，但却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成为其人生的污点；最重要的是，他在部队的改革，虽然解决了当时清廷军队因为腐败等原因导致战斗力低下，但也带来了“兵从属将”的问题--这也是后来袁世凯能掌控新军，以及北洋军阀政权产生的基础，使得近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北洋军阀时代。 无论怎么说，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对于他的历史功绩，应当予以肯定，从他的身上，我们应当找到精华：笨鸟先飞，因为读书笨，多次考试才命中，但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很值得年轻人学习；能够接受新事务，也能够从传统中找寻精华，这种特点也应当被称赞。

容摘要：曾国藩，自1851年5月上疏指责咸丰帝“苟责礼仪细节，不求国家大计”始至1872年3月死于两江总督衙门止，与清政府的关系迭宕多变，错综复杂，矛盾纷呈。其中矛盾最集中表现在曾国藩一切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目的的忠君思想和清廷对他的畏惧猜忌及至最后的疏远。认真研究双方矛盾关系演变的经过、结果和原因，既可以进一步了解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与清廷的矛盾又可以了解清政府中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关键词： 矛盾关系 忠君 猜忌 演变曾国藩，原名子城，字居武，后改名国藩，字涤生。按照他的解释，“涤”即“涤其旧染之污”，“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1]这无疑表示曾国藩要涤除旧习，焕然新生，做一个藩屏封建国家的忠臣，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成为国家栋梁， 期望清政府出现“中兴”局面。一我们可以把曾国藩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关系通过四个时期来说明。第一阶段：曾国藩于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至1852年，在京师为宦十二载。他广泛涉猎各种思想，尤其致于经世思想，立志要成为地主阶级的一代圣贤，要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要将平生所学付诸实践，以挽回封建统治阶级日趋衰落的形势。在京为宦时期，他看见清朝政府吏治腐败，廷臣的“唯阿之风”曾多次向咸丰帝上谏，但从未被采纳，他感到彷徨和愤懑，他在信中写到“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2]，正是这种对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的一片“血诚”，使曾国藩在困难面前不肯退避，不怕得罪权贵官僚，敢冒触犯龙颜的不测风险。于是在1851年5月他再次上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结果咸丰批阅未毕即“怒摔其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3]，后因别人为他求情而免于受罪。从此他不敢在奏折中批评皇帝及对其施政方针表示不满之语，这使曾国藩对京宦生活深感乏味，并发出“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4]第二阶段：镇压太平天国时期，这是曾国藩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他与清政府之间“忠君”与“猜忌”表现最明显的时期。曾国藩出于对清廷的忠心，为尽快恢复封建统治秩序，于1853年办团练并开始为期十年之久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了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的烈火，他不惜自己的生命。湘军出师不久，因战役失利，他两次企图自杀，以身“殉国”，可见其忠心不贰。在1854年秋，曾国藩攻陷武昌不但未获得封疆大权，且不时受到清廷责难。与此同时，清廷又在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周围组成江南、江北大营，其目的是以“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5]，使其六、七年内一直处于客军虚悬的地位，“不获大行其志”[6]。曾国藩进一步看透了清政府对他的猜忌心理，时怀警惧，处处谨慎，有时甚至感到悲观和伤心。因此于1857年奏请在家守制三年，咸丰觉得太平天国势力日趋衰落有无曾国藩无关紧要，遂批准他的请求，使其陷入难言之苦。直到1860年4月江南大营覆灭后，举国之武装惟有湘军可恃，清廷才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实权并以钦差大臣身份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但并不意味清廷放松了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猜忌之心。早在湘军围困天京之时，调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之交，冯子才、富明阿分守镇江、扬州，官文驻武昌，长江中下游三大军事重镇皆屯兵陈粮，名为预防太平军，实为控制湘军，使其在攻下天京之后，不敢胡作非为，肆意北上。清廷不时利用湘军的内部矛盾来分散曾国藩权势的过度膨胀。1863年，左宗棠被超擢为闽浙总督，两万余人从湘军中分离出去。左氏升迁如此之快，蕴含有清廷以此牵制曾国藩的意图在内。更为突出的是，在曾国藩于1864年春夏间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互争江西厘金税收的问题上，清廷竟置正在合围金陵的嗷嗷待哺之数万湘军于不顾，采取两掣其平的手法，谕准户部所奏江西厘税半归本省，半归湘军。面对清廷此种态度，曾国藩甚感伤心失望，“心中郁闷殊甚”[7]，“因饷事十分恼怒，而又念兵事无休无了，己身之力小任重，抑抑不自得，久不成寐。”[8]因此，曾国藩在表面上“有督帅之授”，实际上是受命于危难之间。清廷正是采取扶植曾国藩部下将领的手法，使其若即若离，达到分而制之的目的。对于曾国藩的嫡系部队，清廷更以严密监视。曾国荃“以一人而统九十余里之围师，困数十万之悍贼”[9]，未免有争功之意，时刻促使清廷对其加以警惕。在攻陷金陵之前，上谕一再申儆：“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致稽时日，必唯曾国荃是问。”[10]其实，这是希望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等人共同协力，速竟全功，以免功归一人，从而出现无法控制的结果。攻陷金陵后，清廷谕令曾氏兄弟追查天京金银下落，提出严重警告：“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然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11]这一峻厉之谕，一扬一抑，使得曾国藩如履薄冰，由此可见清廷时刻对曾国藩及其湘军嫡系怀有戒备防范之意。因此，在天京失陷之后，曾国藩权倾一时，成为“中兴之臣”之首，且清政府封曾国藩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这是何等的恩赐和荣耀。但实际上清廷对曾的猜忌更加强烈，有暗伏杀机的危险。曾国藩最终出于对清政府的忠义，避免清廷的猜忌和不安，也使自己不陷于“狡兔死，走狗烹”的境地，做出停解部分厘金，裁撤湘军，并为曾国荃陈请开缺回籍的决定。第三阶段：“剿捻”时期 在遭受一系列打击之后，曾国藩大有看破红尘之感。他曾说：“国家堪忧，残喘余生，安得即归去，遁迹山林，不阅世事也！”[12]然而，在1865年5月，“剿捻”主将僧林格沁被击毙，清廷发出五道谕旨，而此时曾国藩正值心情不佳。因为4月时，那拉氏亲拟谕旨，斥责曾国藩妄自尊大，目无君上，暗使离间，诸多协制等等，曾国藩为此事“坦然寡欢”，“忑然不安”[13]。虽然他感到自己渐为清政府所冷淡和疏远，但是他出于对革命人民的仇恨和对统治阶级的忠诚，抱着老病之躯，奔赴战场。最终，曾国藩“剿捻”失败，他“惭惧不堪”“焦愤成疾”[14]，上疏请求辞职。实际上，这时曾国藩还没有最后下定走的决心，他仍认为清政府或许会象以前那样，降温旨慰留，令其继续为“剿捻”立功，最后将捻军镇压下去。然而他得到的是严旨切责，令其回两江本任，授李鸿章专办“剿捻”事宜。虽然“剿捻”最后成功，但是整个清朝如粪墙朽木，曾国藩的“中兴”希望至此落空，使他陷入悲伤和苦恼之中。第四阶段：天津教案时期 “剿捻”之后，曾国藩忧思过度，身体愈衰。但是接到清廷谕旨，令其前往查办“天津教案”。他再次出于对清政府的一片赤诚之心，成为镇压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刽子手。在曾看来，民族的安危，人民的利益都是次要的，只有保住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才是最重要的。因而他权衡利害，采取了“曲全邻好”“媚外求和”坚决与革命人民为敌的方针，最终受到舆论的指责，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此时他希望清廷能稍加维护，不料，那拉氏为了推卸责任，竟然也责其“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15]， 并派李鸿章复查“天津教案”。这等于公开宣布，“天津教案 ”完全是曾国藩个人办坏的，由于他的软弱无能，才使清政府不得不中途换人。至此，“英雄末路”的曾国藩由天津回到江宁仅一年多的时间，由于隐痛太深忽然死去。二清政府对曾国藩由猜忌到疏远的原因何在？首先清朝封建王朝自建立后，满汉矛盾一直存在。因此满洲贵族在入主中原以来，在严厉实行文化高压政策、牢牢牵制人们思想观念的同时，又在政权和军权上对汉人采取不信任，不予重用的态度，尤其在军事上，“以驻防兵钳制天下，不轻以汉人司兵权”[16]。因此，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过程中，不得不起用曾国藩等汉族官员以及湘、淮军为之效力卖命，但自始至终都怀有畏惧猜忌之心。其次，清廷之所以对曾国藩由猜忌到疏远，主要是因为在天京攻陷之后，湘军内部矛盾重重已经分崩离析，而这时淮军的势力强大起来，这就为清政府对曾国藩开刀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曾国藩一生忠君原因又何在？首先，他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这个家庭保持着十分浓厚的礼教传统与森严的封建秩序，培养了曾国藩对封建礼法的忠诚信仰；再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同曾国藩及其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其二，在曾国藩生活的时代，“修，齐，治，平”的儒家传统思想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且在长期的苦读和从军从政过程中，曾国藩逐渐成为一位集中国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大成者、理学经世派和“旷世济世”的情怀，使他一直恪守忠君敬上的人生信条。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以对清王朝的一片赤诚之心，历尽艰难困苦，忍受侮辱折磨，始终为维护传统礼仪纲常重新规范社会秩序，达到“立功”“立言”“立德”的人生境界而奋斗不止。其三，与他本人修身养性的人生哲学密切相关，曾国藩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的一生，既要自强不息，奋斗进取，建功立业，又要自我克制，寻求“惜福之道，保泰之法”。他特别重视“刚柔互用”之术，主张“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追利，则当谦退。”[17]在“强矫”方面，他特别强调的是自胜，而不在胜人。这是因为能自胜者，才是真强、真硬。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颜子所说的“不贰过”。在“谦退”方面，他特别强调为人处世必须谨小慎微，做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曾以自己的实际经历作出结论说“孝以施于上，信以施于痛列，歉以施于同列，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凡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而。”[18]遵循这一思想原则，曾国藩在具体行动上尤其注重对谦和、忍退的实际运用。当官位愈高，权势愈大时，他时刻提醒自己对清廷更加忠诚，并常存冰渊坠坠之心。他在日记中写道：“凡人我之际，须得看平，功名之际，须砍得淡，庶几胸怀日阔”[19]“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20]用顺从天命的态度看待工人的利害得失和成败祸福，这种拘谨深沉而又保守的气质，对于他循规蹈矩走正道，忠于清廷起到很重要的影响。正如费正清说：“它非常适合于坚持反叛逆和反道德放任的路线。”[21]第四，曾国藩的“忠君”思想又与清廷的拉拢政策而加强。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从道光二十年授翰林院计起，到二十九年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这对于“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在升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22]，曾国藩认为，自己有如此机遇，主要是“荷皇上破格之恩”，对于皇恩浩荡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862年，当他与劳宗光互争粤厘洲，清廷抑劳而重用他，并指出：“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亦实难其选。”[23]而且清政府对于李秀成被擅自处死之事以及幼天王逃走之罪未于深究。清廷对他越信任重用，越使他愧怵战兢，只图报效，所以“忠君之忿重”，“立名之志浅”[24]，“唯有竭尽勇锐，以办江介之事，此外非所敢知也”[25]，这是促使曾国藩即使遭到清廷猜忌和疏远，也一直忠心耿耿地为清廷一次又一次的卖命。综上所述，曾国藩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封建忠臣，无论是在不被重视，被猜忌还是最后被疏远，他对清王朝的一片“血性忠诚”之情始终没有改变。曾国藩终因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抑郁而死，结束了他一度辉煌而又困惑的一生。他始终没有摆脱不幸的政治命运，正所谓“命运是被情势所改变和扭曲的生存态”[26]。曾国藩的忠君思想，让人可敬又可悲，他的一生不愧是“忠毅人生”。

曾国藩家书研究论文

有能力的人向来都是人人都想成为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要攀比而去追求强大。反之，我们更要去注重去提高自身追求自身的强大。以下是我整理的注重自身，以自修求强议论文700字，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强者向来都是人人都想成为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要攀比而去追求强大。反之，我们更要去注重去提高自身追求自身的强大。 注重自身便是不被外界所影响自己的脚步。在刚刚落幕的东京奥运会上，我们“勇夺首金”的扬倩在备赛阶段不断稳定心态，不受其他选手的影响，专注于提高自身也因此她才取得了好成绩。只有真正做到不受外界干扰，才是注重自身，也是突破自己的.第一步。 无所谓，输赢一切只为自己的提高，就像苏炳添那样持续改进技术，执着超越自我，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在之后的人生中，我们也会经历无数的人生上的比赛，有输也会有赢，不需在乎输赢努力提高自己，我相信自己就是一名强者。 在如今的社会上，有人说一切都要靠自己。事实上，这也没错，我们有些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就只能让自己努力去注重自己本身增进自己的能力，去为自己筹划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完全可以靠自己本身去实现的。最终也会成为一名强者，内心强大的人。 在我们追求强大时，应该以自修求强。《曾国藩家书》云：“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即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因攀比而失去追求强大的本心。这是万万不可取的。我们的本心，就是一切以自身为主，努力突破自我极限，创造奇迹。 现如今，我们又应如何以自修求强呢？ 自修当自律，自律是在求强路上重要的一步，我们要对自身做到自律，严格要求自己，也要有着自己的行为底线，做到严格遵守、坚定原则，我想若是保持自律，便已强出一部分人了。 自修就应当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修养，修养在于礼仪和知识水平两个主要的方面。要先学会待人接物的礼仪，是首要任务。接着要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提升自己的内在外化于自己的外在表现。 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在金牌榜首上以一个金牌的差距输给美国，虽败犹荣。我相信在之后提升自己，一定可以反败为胜。注重自身，以自修求强，这是我们应做的，可以做的。

傅雷家书读后感 范文一：要回头写读后感时，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全书收录的这些家书，可谓篇篇精彩，字字珠玑，做笔记或任何总结概括都有可能损害这部经典之作。所以，在这里我只是记录一些一读该书后的重要印象，以及我所理解的作者所表达的重要思想。 首先，从形式方面看，《家书》让我了解了什么是细致入微，无微不至，严谨认真……相信所有读过家书的读者对这些特点都深有感触吧。根据自己很少的经验，我觉得，之所以能够如此，很大程度因了书信这种表达、交流或写作方式。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有如此涉及广泛、自然舒畅的作品诞生。他不仅谈艺术学习，还谈生活、恋爱，谈做人，谈修养，甚至于儿子写错字，父亲也会“郑重其事”地指出并耐心分析、纠正。也正是这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如论文，译作），使得我们可以直截地清楚地感受到，著名文艺评论家、文学翻译家傅雷先生做人、做学问的细致、严谨、认真的态度和作风。如果说《傅雷家书》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或者经典的“教子篇”，那么，我想首先而最具这种意义的应当是这种态度和作风。但绝不仅限于此，还有，傅雷先生由于自己的学识、思想而能将任何大事小事阐发出深刻但绝不艰涩的道理，从而给人以启发。 当然，我不认为它仅仅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或者“教子篇”，对于像我这样并非艺术学徒（狭义）的读者，这些家书仍不失其伟大。书中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时时给人深刻的开导。其中贯穿始终，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做人、修养以及学问的关系实为一体的思想。 在我看来，这就是重视和强调“一般修养”的重要。在其他信中，这种思想都有出现，比如关于去博物馆、去森林等建议，便是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提高一般修养，而不是一味练琴、搞音乐。 对我的启发则是，读书只是修养途径之一，另外还应有其他。即使读书，也不应仅限某某学科。一般修养的建立和提高即要求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诸领域都需阅读。因为，人生或生活绝不像大学学科分类那么规范齐整。各领域都只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一个侧面，要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我们自己，广泛阅读是有好处的。其实我早就受了毛泽东的影响而这么要求自己了。 除此之外，其他比如，关于感情（激情）和理智的关系，应当以理智控制感情；常以星际或宇宙的视野看待人生的一切事物，因而明白人的局限性，等等，皆为真知灼见，无不闪耀着理性的灵光！ 以上便是一读《傅雷家书》后的一些感想。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读后感只能记录我的一部分收获，更多的则写不出来，而是要融入身体。本来读书笔记、读后感之类就是手段而已，理解并践行其中的道理才是最后目的。《傅雷家书》是我国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及夫人写给傅聪、傅敏等的家信摘编，写信时间为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六年六月。 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教子篇，傅雷夫妇是中国父母的典范，他们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地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是他们先做人、后成“家”，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辑印在这本小书里，不是普通的家书。傅雷在给傅聪的信里这样说：“长篇累犊的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做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种，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贯穿全部家书的情意，是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家书中父母的谆谆教诲，孩子与父母的真诚交流，亲情溢于字里行间，给天下父母子女强烈的感染启迪. 作者： 读后感之主 2007-7-24 16:09 回复此发言 2 傅雷家书读后感 傅雷和傅聪的家书给了我许多启示。我们很多家长忽视了同孩子的朋友关系，养了十几年，却没有真正地享受过为人父母的乐趣，他们因为迫切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待孩子的心态扭曲了，各种揠苗助长的措施出笼了。有些家长盲目模仿傅雷“棒槌底下出孝子”的做法，可他们想过没有，他们有傅雷那种身教重于言传的品质吗？光学傅雷一个“打”字，打得出一个好结果吗？于是孩子尝到了辱骂、拳头的滋味尝到压力和恐惧下学习的苦头，孩子的金色童年因此黯然失色。傅雷悟通了，他的晚年虽然由于政治运动的原因饱受折磨，但在这一点上他是幸福的，因为他和儿子成了最知心的朋友。 现在，很多家长也争相效仿傅雷的教子方式，因此，这就成了亲子教育的典范。傅雷家书读后感 范文二： 老师力荐《傅雷家书》，谁都说它是关于教育，父子情的著作，果然名不虚传.傅雷，傅聪虽身隔万里，但父亲却通过儿子的信，深入地了解儿子，写下感人的信.信中有对儿子学业的指导，更多的是对儿子人生的指引.信中的话充满着父爱，蕴涵着真理.《傅雷家书》用词十分朴素，平平的语言何以使人读出这么多东西？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每个人都时时感受着父辈的爱，也付出自己的爱，对傅雷的家书自然有同感。 同学＊＊＊是开夜车一口气读完《傅雷家书》的.第二天，生性好动的他第一次认真地与我交谈.从他仍陶醉在书中的神态可以看出，他是深有同感的.难怪，他的父亲也不在上海，也许那位父亲不会像翻译家傅雷般写下洋洋家书，但他必定会不断地把爱送到儿子身边.傅雷那来自远方的父爱与此多么相似。 我的经历有一段与傅聪更为相似.我的抽屉里也珍藏着几封家书，不同的是那是我儿时写给出差在外的爸爸的.打开信纸，你会看到刚入小学的我图文并茂的书信。 在这些家书中，一切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没落下.即使是在校被老师表扬一句，我也在信中写明六要素，生怕缺什么似的.制作爸爸送给我的模型的过程，更是”无微不至”，只差没把所用工具的价格写上了.而某天早晨我掉下一颗牙，不仅详细叙述，还画出”退伍者”的”个人照”及嘴里”残余部队”的” 集体照”，自己看了都乐个不停.这些小事成为感情交流的载体，我哪能少写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样的家书不会再有;＊＊＊与父亲团聚后，不必远隔千里;《傅雷家书》不知何时会再次光顾我的书桌，但两代人间的感情永远那么深厚，永远是享用不尽的财富。 傅雷家书读后感 范文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书信作为万里相隔的亲人之间维系感情的方式，自古至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一对父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之间的通信，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得到如此多的认同，这就是《傅雷家书》不同于普通家信之处。 我长期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所以无法体会到那种互通家书时因距离而产生的淡淡的忧愁和丝丝的甜蜜。我很向往这种感觉，因此我拜读了这本《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摘编了1954年-1966年傅雷暨夫人写给儿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傅聪、傅敏等的中外家信185封，其中大部分是写给出洋在外并最终成为著名钢琴演奏家的大儿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傅聪的信件。洋洋万言，字字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意涌动，阅者无不为傅雷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教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的精神感动。信中有对过去教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过于严格的悔赎，有对儿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进步的表扬和鼓励，有对音乐和艺术的指导和探讨，有对党和国家建设及运动的看法和意见，有对儿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生活的嘘问和关心，“贯穿全部家书的情义，就是要儿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 -文秘频道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兼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看一部家信录，就是看一片傅雷的“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冰心世界，我们不光明白了傅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翻译名家的原因，更会从中学到如何育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成才的人生真谛。作者： 读后感之主 2007-7-24 16:09 回复此发言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曾国藩原著唐浩明评点）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链接：

书名：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作者: 曾国藩 原著 / 唐浩明 评点出版社: 岳麓书社出版年: 2002-9页数: 441,446

内容简介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内容简介：十几年前，随着《曾国藩全集》和以曾国藩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的出版，一个一度曾经改变历史走向的人物，仿佛一件稀有文物被发掘出土似的，立时引起国人的广泛兴趣：官场士林、商界军营乃至市井小民，一时间都以谈论曾氏为博雅为时髦。此风亦波及海外华人世界，华文媒体也争相介绍这位早已被遗忘的曾文正公。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岂只千百，为何此人能得到众多领域和层次的关注：似乎只要是中国人，谁都可以从他身上说点什么！看来，这就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经历的传奇性，而是此人身上有着民族和文化的负载。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西方文化仗着经济实力的强大，正在向全世界各个角落风卷残云般扑来，大有排斥、压倒一切文化的势头。曾经创造过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文化，在如此形势下如何立足，它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华民族还需要它的哺育吗？...

作者简介

唐浩明，著名学者、作家。他曾用十年之工主持编辑出版《曾国藩全集》，穷八年之思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撰写二十多万字的曾国藩研究论文，点燃一场为时十余年的曾国藩热火，堪称曾氏的异代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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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曾国藩（套装全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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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唐浩明 著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出版年: 2018

内容简介 ：

唐浩明先生著的《曾国藩》是极富盛名的长篇历史小说之一，分上、中、下三卷，讲述了晚清名臣曾国藩跌宕起伏的一生。历史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总结评价了曾国藩的历史功过和历史作用。观点鲜明精当，见解深刻独到，资料丰富详实，分析雄辩有力，观念新颖，视野开阔，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作者简介：

唐浩明，著名学者、作家。他曾用十年之工主持编辑出版《曾国藩全集》，穷八年之思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撰写二十多万字的曾国藩研究论文，点燃一场为时十余年的曾国藩热火，堪称曾氏的异代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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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作者：曾国藩 原著

豆瓣评分：

出版社：岳麓书社

出版年份：2002-9

页数：441,446

内容简介：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内容简介：十几年前，随着《曾国藩全集》和以曾国藩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的出版，一个一度曾经改变历史走向的人物，仿佛一件稀有文物被发掘出土似的，立时引起国人的广泛兴趣：官场士林、商界军营乃至市井小民，一时间都以谈论曾氏为博雅为时髦。此风亦波及海外华人世界，华文媒体也争相介绍这位早已被遗忘的曾文正公。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岂只千百，为何此人能得到众多领域和层次的关注：似乎只要是中国人，谁都可以从他身上说点什么！看来，这就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经历的传奇性，而是此人身上有着民族和文化的负载。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西方文化仗着经济实力的强大，正在向全世界各个角落风卷残云般扑来，大有排斥、压倒一切文化的势头。曾经创造过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文化，在如此形势下如何立足，它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华民族还需要它的哺育吗？它还有发展的可能吗？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似乎已成了有识之士的困惑。曾氏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人们对他的关注和兴趣，正好给我们以启示：处在变革时期而浮躁不安的中国人，依然渴求来自本族文化的滋润，尤其企盼从这种文化所培育出的成功人士身上获取某些启迪。这启迪，因同源同种同血脉的缘故，而显得更亲切，更实用，也更有效。

此事给我们这批从事中国文化工作的人以振奋，它使我们增加了信心，看到了未来的前途。

然而，中国文化既博大精深，又浩繁杂芜，在眼下信息爆炸竞争激烈的时代，机遇良多，一刻千金，人们再也没有往日田园般宁静的心境和经年累月足不出户闭门读书的悠闲，如何让忙于事功者领略中国文化的智慧呢？笔者认为，对于有志于此的人来说，不妨试用一法：在一段时间内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将他看透研深，再由此一人而去领悟全体。佛家说一叶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古人说一经通而百经通，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作者简介：

唐浩明，著名学者、作家。他曾用十年之工主持编辑出版《曾国藩全集》，穷八年之思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撰写二十多万字的曾国藩研究论文，点燃一场为时十余年的曾国藩热火，堪称曾氏的异代知己。

《曾国藩（套装全三册）》（唐浩明 著）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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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唐浩明 著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出版年: 2018

书名：《曾国藩（套装全三册）》

豆瓣评分：

内容简介 ：

唐浩明先生著的《曾国藩》是极富盛名的长篇历史小说之一，分上、中、下三卷，讲述了晚清名臣曾国藩跌宕起伏的一生。历史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总结评价了曾国藩的历史功过和历史作用。观点鲜明精当，见解深刻独到，资料丰富详实，分析雄辩有力，观念新颖，视野开阔，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作者简介：

唐浩明，著名学者、作家。他曾用十年之工主持编辑出版《曾国藩全集》，穷八年之思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撰写二十多万字的曾国藩研究论文，点燃一场为时十余年的曾国藩热火，堪称曾氏的异代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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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前言·王澧华·在社会科学领域，常规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从文献学的意义上解决“有什么”的问题，二是从历史学的意义上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三是从哲学的意义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如果愿意，你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成三个层次或三种境界。其中，“有什么”当属基础层，而“是什么”与“为什么”则分别位居中心层与终极层。纵观近百年来的曾国藩研究，似乎是潜心于“有什么”的人较少，而着意于“是什么”的人稍多，至于醉心于“为什么”的人则更多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曾国藩文集》，将有助于大家了解曾国藩其人。曾国藩最初是以诗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上大夫中崭露头角的，等到他的位望渐趋隆重，远近人等便把他奉为宋诗运动的头领，桐城文派的领袖，所谓“以韩、欧之文章，负司马温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读其书者”《曾国荃致曾纪泽书）。遵义黎庶昌（与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无锡薛福成并称“曾门文学四子”）当年入幕之……

林伟洲唐代藩镇研究论文集

旧唐书 新唐书 贞观政要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于公元755年至763年所发生的一场叛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耽于享乐，使国政先后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又放任边地将领拥兵自重，安禄山任三道节度使（平卢、范阳、河东），军权在握。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发动兵变，翌年就攻入都城长安，安氏称帝。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皆采以守势，但不为杨国忠所接受，被迫出战，最后以失败收场。唐玄宗逃入四川，到了马嵬坡途中六军不发，有将领请杀杨国忠与杨贵妃，后兵分二路，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在灵武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后世史家认为“马嵬之变”是一场“有计划的兵变”。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灵武，在今宁夏灵武西），奉诏讨伐，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会师常山（河北正定），击败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及后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在唐军的收复下，另一叛将史思明投降。 758年，由于朝廷一项暗杀史思明的计划外泄，史思明发动兵变，杀安庆绪并称“大燕皇帝”。至761年，史思明被其儿子史朝义所杀。翌年，唐代宗继位，并从叛军中收复洛阳。最后史朝义被李怀先逼迫自杀，八年的安史之乱结束。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起因 唐朝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日（755年12月16日星期二），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节度使之士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十五万士兵，号称二十万，在范阳起兵。天宝十五年占领长安、洛阳，进入安史之乱的最高峰。 重点人物 * 安禄山：其先祖是西域粟特贵族，因功受唐王朝赏封赐姓“安”。 * 安庆绪：安禄山之子。 * 史思明 * 史朝义：史思明之子。 * 高仙芝 * 封常清 * 哥舒翰 * 陈玄礼 * 郭子仪 * 李光弼 * 许远 * 张巡 * 颜杲卿 * 鲁灵 * 张介然 =============================== 安史之乱是我国历史一次重要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指安禄山，史，指史思明，“安史之乱”系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55～762年）结束，前后达七年之久。这次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所促成的，对唐朝后期的影响尤其巨大。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雕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佞人物李林甫，出入宰相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已，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 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军阀哥舒翰与东北派军阀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目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 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地方军阀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 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 “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一、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指的是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的叛乱，这场动乱几乎摧毁了李唐政权，给社会、经济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安史之乱成为唐代历史的转折点，乱后的唐朝由鼎盛进入了衰落阶段，并最终走向了灭亡。二、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集权的虚弱，这点主要体现在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1、藩镇割据。唐朝后期，由于藩镇自雄，中央政权变得虚弱无力，几次企图削弱藩镇的努力，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致使国家再没有能力与藩镇较量。与中央力量下降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藩镇的力量却越来越强，藩镇割据更加无法控制。2、宦官专权。唐朝的宦官掌控禁军，在朝堂上架空皇帝、压制文臣。三、唐朝灭亡的其它几点原因如下：1、朋党之争。在南牙北司之争中本就处于弱势的文官系统，内部同时也出现了朋党之争。牛李党争的结果加速了士人阶层的分化，削弱了文臣与宦官斗争的能力，使得文官转向地方藩镇，朝政更加不稳定。2、掠夺性的赋税政策。安史之乱之后，中央财政紧缺，不得不逐渐加重赋税。由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两税法取代租庸调，以及钱贵物轻，导致农民负担越来越重，赋税名目愈加繁多。3、农民起义。唐朝后期，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朝廷向百姓增加赋税和徭役，掌权的宦官更加有恃无恐地欺压百姓，强占土地，勒索钱财，引起人民的极大不满，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加上连年发生的天灾，使得粮食产量锐减，人民苦不堪言。于是，以王仙芝与黄巢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爆发了。

李白（701～762）,唐代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人。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相信道教，有超脱尘俗的思想；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他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李白约在二十五、六岁时出蜀东游。在此后十年内，漫游了长江、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开元十八年（730）左右，他曾一度抵长安，争取政治出路，但失意而归。天宝元年（742），被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作为文学侍从之臣，参加草拟文件等工作。不满两年，即被迫辞官离京。此时期李白的诗歌创作趋于成熟。此后11年内，继续在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漫游，“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他仍然关心国事,希望重获朝廷任用。天宝三载，李白在洛阳与杜甫认识，结成好友，次年分手后未再会面。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次年十二月他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应邀入永王李幕府。永王触怒肃宗被杀后，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途中遇赦得归，时已59岁。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带。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还北上准备从军杀敌，半路因病折回。次年在他的从叔当涂（今属安徽）县令李阳冰的寓所病逝。李白诗歌散失不少，今尚存900多首，内容丰富多采。李白一生关心国事，希望为国立功，不满黑暗现实。他的《古风》59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对唐玄宗后期政治的黑暗腐败，广泛地进行了揭露批判，反映了贤能之士没有出路的悲愤心情。言多讽兴，气骨高举。李白固然迫切要求建功立业，为国效劳，但他并不艳羡荣华富贵，而是认为“钟鼓馔玉不足贵”（《将进酒》）。在建树功业以后，他要以战国时代高士鲁仲连为榜样，不受爵禄，飘然引退。其思想明显地受到道家特别是庄子的影响。李白的不少诗篇，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这种内容常常结合着对统治者的批判。他的一部分乐府诗，反映妇女的生活及其痛苦，其中着重写思妇忆念征人，还写了商妇、弃妇和宫女的怨情。他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秋浦歌》“炉火照天地”，分别描绘了农民、船夫、矿工的生活，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关怀。李白一生写下不少描绘自然风景的诗篇。他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等，形象雄伟，气势磅礴，都是传诵千古的名句。这类诗篇，正象他若干歌咏大鹏鸟的作品那样，表现了他的豪情壮志和开阔胸襟，从侧面反映了他追求不平凡事物的渴望。另外一些诗篇，像《秋登宣城谢眺北楼》、《独坐敬亭山》、《清溪行》，则善于刻画幽静的景色，清新隽永，风格接近王维、孟浩然一派。李白还有不少歌唱爱情和友谊的诗篇。其乐府诗篇，常常从女子怀人的角度来表达委婉深挚的爱情。还有若干寄赠、怀念妻室的诗，感情也颇为深挚。李白投赠友人的作品数量很多，佳篇不少。其中有的诗表现了鲜明的政治态度，更多的是表现日常送别、相思之感，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沙丘城下寄杜甫》、《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赠汪伦》等等，感情深挚，形象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李白诗歌内容也包含着一部分封建糟粕，其中较多的是宣扬人生若梦、及时行乐、纵酒狂欢的消极虚无思想和表现求仙访道、炼丹服药的宗教迷信。他描写妇女和爱情题材的诗，也有少数存在庸俗情调。李白诗歌中大量采用夸张手法和生动的比喻。他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其十五），刻画他长安政治活动失败后深广的忧思，是广泛流传的名句。他如“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写自己的怀才不遇；“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写仕途艰难；“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写朋友间的深厚友谊等，都以鲜明突出的形象打动读者。李白诗歌的想象是很丰富和惊人的。他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都以奇特的想象表现了对长安和诗友的怀念。《梁甫吟》、《古风》“西上莲花山”分别通过幻想方式来表现自己在长安受到谗毁和安史叛军对中原地区的蹂躏；《远别离》更通过迷离惝恍的传说来表现对唐玄宗后期政局的隐忧；它们都显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则借助于神话传说，构造出色彩缤纷、惊心动魄的境界。李白诗歌丰富的想象力在篇幅较长的七言歌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方面明显地可以看出受到屈原的影响。在体裁方面，李白擅长形式比较自由的古诗和绝句，不爱写格律严整的律诗。《古风》59首是他五古的代表作品。他乐府中的五古，继承汉魏六朝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文笔朴素生动，并倾注着诗人洋溢的热情。他的七言古诗（包括乐府七言歌行和一般七古）具有更大的创造性。写景则形象雄伟壮阔，气势磅礴，色彩缤纷，抒情则感情奔放激荡，跳脱起伏，变化多端。从文学渊源说，这类诗受屈原作品和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最深。李白擅长绝句。他的绝句，在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基础上，锻炼提高，更为精警。五绝如《静夜思》、《玉阶怨》等，蕴藉含蓄，意味深长。七绝佳作更多，语言明朗精练，声调和谐优美，写景抒情，深入浅出。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庐山瀑布》其二、《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赠汪伦》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历来评唐代七言绝句，认为李白与王昌龄最称擅场；李白集中七律最少，仅十多首，也少佳作。五律有70多首，有的写得很好，说明他能写律诗，只是不爱多写。李白的乐府诗，虽用乐府旧题，却能自出新意，唐人以乐府古题写诗的，当推李白的成就最为杰出。他的某些歌行和绝句，虽不用乐府题目，也富有乐府诗的风味。他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可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具体表现为语言直率自然，音节和谐流畅，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民歌的气息。这主要得力于学习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但他不是仅仅学习、模拟民歌语言，而是在学习基础上加以提高，使之更加精练、优美，含意深长。他的七言古诗除明朗自然外，语言更以雄健奔放见长。杜甫《春日忆李白》诗称誉李白诗“清新”、“俊逸”，道出了它语言风格的显著特色。李白诗歌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唐代韩愈、李贺，宋代欧阳修、苏轼、陆游，明代高启，清代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李白诗歌汲取营养，受其影响。李白还有若干词作。《尊前集》著录12首，《花庵绝妙词选》著录7首。其中《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3首，体裁实为七言绝句，当时配乐演唱。其他传为李白作的长短句均不甚可信。其中《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两篇最为著名，但这两首词是否李白作品，颇滋后世疑问。李白的散文，今存60多篇。多对偶句，没有摆脱当时流行的骈文风尚。但语言比较自然流畅，与其诗歌风格有相似之处。其中《与韩荆州书》、《春夜宴从弟桃花（一作“李”）园序》两文，为后代选本所取，传诵较广。唐人所编的李白集子，现在没有流传下来。北宋有《李太白文集》30卷，刻于苏州，世称“苏本”。后又有根据苏本翻刻的蜀本，是现存最早的李白集，康熙年间缪曰芑据以翻刻，世称缪本。最早为李白集作注者，是南宋杨齐贤的《李翰林集》25卷，注释颇为繁富。今人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是迄今为止李白集注释中最详备的本子。关于研究李白的著作：五四运动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有李长之著《道教徒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戚惟翰著《李白研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有詹著《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王运熙等著《李白研究》等。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单篇论文，中华书局曾选择其一部分较有代表性的，于20世纪60年代编成《李白研究论文集》出版杜甫（公元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因任工部校检郎，而又被称做杜工部。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一生坎坷，终不得志。因其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被誉为"诗圣"，诗作流传至今约1400多首。公元759年暮冬，杜甫因避安史之乱流亡到成都，次年春、在友人的帮助下于风景秀丽的浣花溪畔盖起了一座茅屋，便是他诗中提到的“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的成都草堂。他在这里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留下诗作240余首，如《春夜喜雨》、《蜀相》等名篇，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千古绝唱。杜甫一生潦倒，其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南征》）。但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自幼聪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29岁，进士及第。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白居易一生留下近3000篇诗作。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花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写5部。唐末动乱，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诗文36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