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青铜之身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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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夏代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其青铜器的审美特征突出地表现在酒器和兵器的造型形式和纹饰意蕴之中。尽管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仍然显得相对朴实，但其实用功能和形式美感兼具的造型，以及变化多样的几何纹和威严庄重的动物纹装饰，却凸显了其鲜明的时代审美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和整体适应性。这为商周青铜器鼎盛时代的到来，在审美的造型、纹饰和风格上均作了必要的铺垫。关键词：夏代青铜器;造型;几何纹;动物纹;寓意象征;庄严厚重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time of Chinese Bronze Age, the 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Xia Dynasty bronze utensil prominently is shown on modeling form and decorative design of drinking utensil and weapon. Although this time’s bronze utensil still appeared relatively simple, the modeling with practical function and form esthetic sense, as well as the changed diverse geometry decoration and the dignified grave animal decoration, actually display its bright time esthetic style: Implication symbolic, dignified massiveness and overall compatibility, which prepare both for the arrival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 prosperous time and the esthetic modeling, decorative design, word: The Xia dynasty’s bronze; modeling; geometry grain; animal grain; implication symbol; dignified早在6500年前，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先民铸造出了第一块铜片；随后，从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文化时代，先民们又遗留下来了陶寺遗址的铜铃，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残铜片、坩锅残片等；到了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时代，他们则开始冶铸或冷锻出铜刀、凿、锥、钻头、斧、匕、指环以及小饰件和镜子等铜器。这些显示了中国文化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缓慢过渡。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工艺在总结新石器时代器物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这一片独特面貌的早期青铜文化区域，同中国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统治的范围大致吻合；考古发掘的大量青铜器，又与夏人的一些史实——如夏禹的 “贡金九牧，铸鼎物象”（《左传•宣公三年》）、“以铜为兵”（《越绝书•记宝剑》），夏后启的采矿冶铜等，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中发掘的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表明青铜器的冶炼作坊已初具规模。因此，“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二里头文化……已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1]。夏代青铜器已经开始走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制造的原始阶段，其大量的礼器和兵器形成了中国青铜器造型的基本格局，神秘的兽面纹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图案，庄严厚重的审美感受更是代表了中国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风格，这些均为商周青铜器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一 造型形式以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夏代文明，其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钺、镞，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残存的圈足器等，从而奠定了中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要形制的造型格局。在众多的器形之中，仅就青铜爵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大体上有两种造型，一类是原始型的，即爵的样式基本上是模仿陶爵的，它的外形和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手制陶爵有着相似的特征，细腰、平底、短足，呈荷叶状的边口部和流从口部的延伸不甚规整，外观颇像用手捏成的陶器。另一类造型是比较精致型的，器壁匀薄流狭长而线条优美精细，虽然同是细腰平底，显然是在陶范上事先作过细致修整的，三足细长而微呈曲线形”[2]。这种原始型和精致型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从早期到晚期夏代青铜器造型由简单向复杂多样，由粗放向精致演变的审美历程。早期的青铜器形制主要受同时期的各类陶器的影响。如夏代早期作为食器的青铜三足云纹鼎，矮小、无柱、口沿平直，其祖型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鼎；作为酒器的青铜束腰爵，素面无柱，形体单薄古拙，充满着浓厚的原始初创气息，其流的长短、俯仰以及爵身趋扁宽的形式也同龙山文化的豫西三里桥类型和豫北后岗类型陶器如出一辙，并没有摆脱陶爵的三条矮尖足附于器底的外侧、形体圆润以及没有棱角变化等浓重特征，更“没有形成青铜器所特有的准确造型和挺劲的轮廓线，也未经精工磨砺”[3]，这无疑是二里头青铜爵的最早形式。铜鬲的口沿也与陶鬲口沿的折沿式和侈沿式相对应，其足仍沿用规整圆锥体的陶鬲足。因而，这一时期的青铜容器“从其形制特征来讲，它们几乎全与同时的陶器相同，它们的发展演变也与相应的陶器同步”[4]。夏代早期的青铜器尚处于祖型于陶器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审美特征。到了夏代后期，青铜器则相对精巧，造型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此时，青铜爵造型的陶器特征显著减退，在注重实用的同时，还十分讲究形式感，增设了距离很近且具有装饰性的两乳钉状柱，三足分布规矩，接近于等腰三角形，口沿呈凹弧流线型。另外，爵的侧面设一折弧形大鋬，鋬面上又加铸两个狭长的镂孔，既有效控制了鋬的厚度，又增饰了具有装饰效果的镂孔纹；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废铜中抢救出来的乳钉纹管流爵，其一侧设斜置的流管，流上铸两个方折形饰物，造型别具一格，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尤其是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长流爵，流特别细长，作狭槽状，尾与其对应，既平衡了重心，又显得修长而纤细，三足尖端呈弯弧线状而外撇，这些与扁平直立式样规整的橄榄形爵身搭配和谐，刚柔相济，已经脱离了夏代陶爵的体制，并成为中国酒具的形象代表。这时的青铜鼎，其腹部较为高深，配三只四棱锥形空心足，两耳立于口沿上，其中一耳与一足呈垂直线对应，另一耳则位于另外两足中间，整体造型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给人一种规整中有生气，对比中显和谐的审美感受。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创新型的高颈扁腹直壁斝（二里头遗址六区M9：1），口沿上设两个三菱锥状矮柱，腹部鼓起，下承三个大空锥足，器壁很薄，其先进的设计直接是二里岗文化铜斝的原始祖型。夏代晚期处理器壁匀薄的技巧，也为商代青铜器物新颖造型的设计开创了先河。二 纹饰意蕴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一方面对同时期的灰陶和礼玉的纹饰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专制社会形成阶段的特征对其纹饰作了一定的扬弃，所以无论是纹饰的结构特征，还是其表现方法，均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夏代青铜器纹饰多以乳钉或圆饼状的实心的连珠纹，以及弦纹、云雷纹等几何纹为主，虽然还没有发现像商代青铜器上直接铸刻的饕餮动物纹为主题的装饰，但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用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动物头部图案的铜牌饰上，却已经形成了这一动物纹的基本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动物纹的先河。（一）几何纹几何纹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早已出现，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则开始模仿陶器的各种几何纹饰类型，出现了一些简单的连珠纹、弦纹和云雷纹，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先河。这些几何纹虽然相对单纯和平面化，却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体现了丰富的审美风尚和极具时代性的文化内涵。最早出现的连珠纹图案呈小圆珠状，有单排和双排两种横式排列，圆圈也有实心和空心之分，多饰在器物的肩上或器盖的边缘等部位，其形成也经历了一定的演变过程。如青铜器上的乳钉等，首先可能是防碰撞的实用功能和相对规则的装饰功能的统一，后来其实用功能退化，渐渐演化为专门的装饰性图案。二里头乳钉纹斝颈部突出的圆饼状乳钉纹（即连珠纹），作为青铜器上简单而原始的纹饰，就是在防滑的实用基础上而形成的。据考证，连珠纹是用一个管状器在陶范上印制的，圈与圈间距的疏密，横行排列的整齐，虽不很严格，却显得自然。如二里头铜爵上也饰有很不规矩的圆点纹，作单向或双向排列，类似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角，其杯体下部也铸有圆圈状的连珠纹。弦纹也是青铜器上简单的纹饰，为一根凸起的直或横的线条，简洁朴素。它一般与乳钉状连珠纹配合使用，并且多作为连珠纹的边框。如夏代晚期的乳钉纹管流爵的颈上也饰弦纹三道，其间夹杂疏密有致的双排乳钉纹，显得规整而又有变化；二里头出土的铜斝，与鋬相背的腰腹正面装饰有两道凸弦纹，中间则夹有一排五颗乳钉纹，从而在腹部形成了一周由凸弦纹与圈纹组成的宽带纹，显得简洁而利落，形成了夏代青铜器纹饰的特有形式，与青铜时代的其它阶段的纹饰风格迥异。云雷纹是夏代青铜器上最为典型的几何形图案，是用利器在陶范上刻划而成，圆柔形的云纹和方折形的雷纹连续出现，构成了回旋式线条，显得自然流畅。夏代青铜鼎的腹部一般多饰以云雷纹，较特殊的是二里头六区（KM3：2）青铜戈，其曲内后部也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的凹槽内还镶嵌有绿松石，将相对神秘庄重的云雷纹打扮得楚楚动人，寓庄严与审美于一体。这种云雷纹的阳纹线条在纹饰中间均形成一个圆圈，颇似神秘而狞厉的斜角目纹，周围再搭配饰以抽象而富于变化的阳纹线条，整个构图简洁而生动，寓狞厉与生气为一体，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鼎上兽面纹的胎形。除此之外，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几何纹还有近似水涡的涡纹；阳纹线条纵横交错而成的网格纹，如二里头遗址五区M1:1青铜鼎腹部饰有粗疏的带状网格纹；以及绿松石镶嵌十字纹，如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形青铜器上就饰有两头粗中间细的十字纹，另外一件夏代晚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在其中心圆孔周围的正反两面也用形状规整的小绿松石片镶嵌成两周十字图案，并在其内外用绿松石片组成两个圆周将其围住，整个图案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体现了虚实融合的和谐形式感。（二）动物纹到了夏代晚期，铜牌饰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青铜器中以夸张形式或以幻想中的动物头部为主体的抽象兽面图案，这也是迄今发现的青铜器上最早的动物纹。该纹饰的动物头部，除两眼之外的其他部分，均为抽象的，而不是具体表现实样的。这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遗址中石锛上怪异的动物纹饰，身上横条沟曲形的刻线与青铜兽面纹就极为相似，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也有类似的怪兽纹饰。夏代兽面铜牌上的兽面纹，图案设计简单质朴，特别突出兽目，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并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上兽面纹和饕餮纹的祖型。李学勤分析山东日照两镇的玉锛饕餮纹、河南偃师二里头铅的嵌绿松石青铜牌饰饕餮纹时，也指出了其审美过渡性：“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和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5]。夏代也有部分铜酒器在器盖的边缘饰以变形的动物纹图案，并且特别突出骇人的双目，营造了一种威严的氛围，既与使用者的礼仪和等级地位相呼应，也与夏代关于龙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夏代青铜器上的动物纹装饰，当为商周同类青铜器纹样的滥觞，而且经过变形的动物纹图案也形成了后来青铜纹饰的主体。总之，夏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青铜器外在形式的华美与瑰丽，如青铜质料的器物表面，刻以单层平雕纹饰，且纹饰多作条带状，往往给人以既有力度和锐度的触觉感受，又有流畅和圆润的视觉感受，“灵活的线形纹饰弥补了青铜器体块特质的不足，赋予了凝重的青铜器以生命的气息”[6]，形成了刚柔相济的艺术审美韵味；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夏代先民把现实以及臆想的物象铸刻在象征权力、威仪和用以祭祀的青铜礼器上，如夏代九鼎的纹饰既满足了其宗教性的龙崇拜，也通过把天下各地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绘制成图象，刻铸于鼎上，以此作为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突出其现实的攫取权力和树立威信的政治意义。三 艺术风格夏代青铜器由于工艺技术的演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先民们审美理想的物化，在各类器物造型和纹饰的审美设计中，充分吸收夏王朝这个全新社会形态中的精神内涵和生活习俗，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形象化抽象化地熔铸于这一高贵典雅的青铜器物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青铜艺术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整体适应性。一是寓意象征性。夏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特定功用及其造型纹饰的文化内涵是极具寓意象征性的，不仅寄寓着当时夏代贵族和下层民众对所谓自然力量的利用和膜拜，而且还直接象征着当时社会的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度。青铜礼器和兵器造型庄重，纹饰逐渐走向神秘化，发挥着“钟鸣鼎食”的重要作用。《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夏代青铜九鼎的纹饰图案在象生的背后，仍然隐含着一定的表意性，用鼎的大小、轻重和不同形状、纹饰来象征各种事物和等级制度，既是天下各地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体现，也是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夏代晚期出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根据其平直无锋刃的造型和镶嵌绿松石十字纹的纹饰判断，应该不是一件简单的兵器，“而可能作为仪仗用，是一种军事权力的象征，是现实所有者身份的特殊兵器”[3]，寄寓象征着夏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内涵。同时，夏代青铜器的装饰性纹饰自此一改以往的仿生化形式模拟，更多地向着抽象化方向发展。如镶嵌十字纹方钺上的十字纹，是一种抽象的线条，二里头五区M4出土的青铜兽面牌饰，有突出的圆目，装饰性和抽象性特征较明显。夏代是一个充满残酷战争和奴役的时代，这种兽面纹饰“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7]，夏代青铜礼器的王权性象征在其纹饰尤其是在兽面纹中彰显无疑。因此，夏代社会生活内容和宗教礼仪的丰富，特别是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精神性特征，强化了夏代器物创造的寓意象征性。二是庄严厚重性。青铜器在夏代作为国家第一重器，其礼仪性比当时全社会普及的陶器要浓厚得多，无论是其坚硬的质地、凝重的色泽，还是独特的造型、别样的纹饰，都在陶器、玉器的基础上融入了审美形式的因素，呈现出威严而凝重的审美风格，形成一种独具时代气息的庄严厚重美。如夏代青铜爵改造了以往陶爵的基本造型，力求使器物的上中下各部位比例协调，左中右各部位保持平衡，以便器物的重心落在中心位置，从而取得沉稳的视觉效果。同时，流管等附件的安置，也在不破坏整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成为一种有效调节平衡的手段，显得规整而庄严；镶嵌绿松石兽面纹图案的双目以及周围的抽象化线条，装饰虽简洁，却突现出神秘动物的凶猛与残酷，且采用对称平衡的方式，更是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审美感受。同时，夏代青铜器的社会政治功能性也极大地影响着青铜艺术的发展方向，几何式的方圆结构，长短大小的比例变化，器腹多为圆方造型，下面贯之以三足，与夏礼的规范性合拍。如青铜鼎在仿照新石器时代陶鼎造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家的理念，对称规整的双耳立于口沿之上，坚实浑厚的三足承于圆腹之下，营造了一种厚实而稳定的氛围，确实有“定鼎”的气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厚重而不失其精致，形体规整而又显得大方，夏代器物在活泼愉快的自然美基础上形成了厚重而神秘的庄严美，而这种庄严厚重性蔚为夏代青铜艺术的主流，也是整个三代青铜器艺术的审美特质之一。因此，夏代青铜器整体风格的形成，一方面与青铜艺术本身内在求变的的传承与创新有关，另一方面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也在其演变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实现了器物整体造型和纹饰庄重风格和现实社会权力等级制度庄严氛围的完美统一。三是整体适应性。夏代青铜器尤其注重器物造型、纹饰及其功用的整体适应性。“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主要是器物的形象特点，各种附饰和纹饰的整体适应性水平”[8]，因而夏代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也正是表现为其形制、装饰和功能的整体性和相应性，在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上，均讲究别致的形制与其特殊功能的紧密联系，讲究纹样及图案在各种不同器皿具体部位结合时的“适形造型”方式。如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夏代钉形柱爵，其中腰极细，与上部伸出的流尾，以及下部外撇的锥足形成分段，既利于饮用，又方便摆放，形制与功用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此外，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也“布置严谨，意匠奇妙，虽是一种装饰艺术，但和器的形制是一致的，表现一个时代工艺美术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形态”[9]，并且这些纹饰形象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俗和制作目的的不同，附着于不同的青铜式样上而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趣味，从而突显了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与功用整体适应性的时代特征。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呈盾牌状的铜牌饰，其凸面由各式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浅浮雕式的兽体形象，多为龙的各种变体，且下体背侧有的还饰以卷云纹，飞龙在天的威严和自由，与夏代先民的龙崇拜思想以及铜牌饰的礼仪功能相得益彰，铜牌饰的纹饰与功用也就在夏代先民的想象中得到了整合。“中国真正进入青铜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5世纪中叶，包括古代文献上记载的夏、商、西周和春秋几个历史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时间长达1600年左右”[10]，而在这1600年的演变历程中，夏代青铜器中礼器和兵器的两大工艺造型，几何纹与兽面纹的工艺装饰，以及独具时代特征的庄严厚重的审美艺术风格，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青铜器工艺的源头，为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铸造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参考文献：[1]张之恒 周裕兴.夏商周考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32-33.[2]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15.[3]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16.[4]郑光.二里头陶器文化论略[J].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4.[5]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J].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90.[6]朱志荣 邵君秋：《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1: 99.[7]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7.[8]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5.[9]容庚 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02.[10]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275.

青铜器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必然性青铜器对经济的作用青铜器对军事的作用青铜器的不足总结

与狄青之死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我热爱战争，工作和振奋人心的事，和平对我来说是一座地狱。”这是二战时期，美国著名将领巴顿将军的名言。 巴顿将军一生获得过无数的奖励和勋章，可惜他在1945年12月，外出打猎时遭遇车祸意外死亡了。在电影《巴顿将军》中，布雷德利将军曾指责巴顿将军：“我打仗是因为他们训练我打仗，而你打仗是因为你爱打仗。”

布雷德利的指责无可厚非，对于巴顿将军这样的职业军人来说，只有战场才会让他们兴奋起来，所谓“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巴顿将军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他曾说过“如果没有仗可打，那么无论我从事何种职业都无关紧要了，因为除了做一名军人，我什么也不会。”

严格来说，巴顿将军是个不爱好和平的人，他打胜仗是因为军人的自尊心，而不是为了结束战争。他的这一个特征，甚至连敌人都了解，希特勒的手下在战败撤退时就说道：“我们战败了，巴顿也活不长了。”因为和平对巴顿来说甚至如同坟墓。注意这句话，如果你认真梳理一下中外 历史 上的那些著名将领，发现还真是那么回事。

清朝时期，年羹尧曾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加封太保、一等公。他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乱事，率清军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战功。年羹尧之所以一路平步青云，当然是以他的战功作为基础的。

年羹尧治军极严，手下将士对其言听计从，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载：“大将军羹尧尝舆从出府，值大雪，从官之扶舆而行者，雪片铺满手上，几欲堕指。将军怜之，下令曰:‘去手！’盖欲免其僵冻也。从官未会其意，竟各出佩刀，自断其手，血涔涔遍雪地……”

军令严峻是好事，但也得看情况。在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中，年羹尧在西北地区打了大胜仗后班师回京，雍正当着百官论功行赏，要求将军们“卸甲”，可是将军们嘴上说答应，却跪在地上不为所动。

直到年羹尧说了句，“既然皇上叫你们卸甲，你们就卸吧！”将军们这才照做了。年羹尧还给雍正解释，“皇上不要介意。他们在军营里呆惯了，只知道军令，不知道皇上”。

年羹尧不解释还好，这一解释简直把雍正肺都气炸了。晚上到年贵妃寝宫时，雍正还在嚷着“卸甲”，把贵妃听得无所适从，一脸茫然。可见，雍正内心是极其在意这件事的。在家天下的封建王朝，军事将领不听皇帝命令，这还了得。 从此，年羹尧与雍正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同年12月，年羹尧在位极人臣之后，落得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的下场。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历史 总是在重复过去的故事，北宋时期的狄青也与巴顿将军、年羹尧的结局类似，只是没有那么惨烈而已。 狄青(1008—1057)字汉臣，山西汾阳人，出身于贫苦农家。年少入伍，先当养马兵，后来调到保卫首都的拱圣营。由于狄青善骑射，武艺好，几年之后升任为下级武官。

北宋宝元元年(1038)，党项族元昊在我国西北称帝建国，宋朝派中央禁军前往征讨，狄青以下级武官的身份随军前往。这场战争前后打了四年，最后以宋朝失败讲和而告终。然而，当时不被人注意的狄青，却在战争中有勇有谋，常常取胜，从此一举成名。

彼时，范仲淹告诉狄青，作为武将，要有勇有谋。狄青从此博览群书，熟读兵法，终于成为北宋一代良将。这时，狄青才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壮年。战争结束后，狄青又在宋、夏边境驻防，屡建功勋，被升任为枢密副使。

到了北宋皇祐四年(1052)，由于朝廷政策上的失误，广西人侬智高起兵反宋，从广西打到广东，南方吃紧。宋仁宗任命狄青为宣抚使，带兵前往两广，全权处理军务。狄青到广西后，迅速将侬智高打败。

这时,狄青四十多岁，正值年富力强的中年。狄青凯歌还朝，百官称贺。论功行赏，经过一番周折，狄青被升为枢密使。枢密使是个权大位高的官职，有权处理军国要政。狄青由行伍而升任为枢密使，为宋代所罕有。究其原因，全靠狄青的才能与勇敢。

狄青不但作战有术，而且带兵有方。然而，正是这样一位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的宿将，在他当上枢密使，掌握军事大权之时，正是他走向不幸之日，最后终于被排挤出了中央，忧愤而死。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狄青是武将。北宋建国，就严防武将掌握重兵。文武相比，武将倍受轻视。这种重文臣而轻武将的风气，一直延续下来。尤其是像狄青这样出身农家的武将，当时的文臣们根本不把他放在服里。

由于狄青出身低微而又是武将，所以在出征侬智高前，有人主张不能让狄青单独带兵，必须有文臣来监视他。宋仁宗犹豫未决。幸而宰相庞籍认为若用文臣来牵制狄青，必然使狄青难以指挥，这才使宋仁宗下定决心。

然而等到狄青南征胜利还朝，庞籍却又极力反对他当枢密使。 庞籍的理由很简单:宋朝开国以来，还没有武将担任过枢密使的，这个头不能开。庞籍这话倒是事实。北宋武将当枢密使的，仅有两人，其中之一就是狄青，另一人是北宋开国将领曹彬。

但是，这正是宋朝军政制度的弊端。试想，掌握军机要务的枢密使之职，不能由作战有功、有经验的武将担任，而由文臣来担任，宋朝的对外战争，还能打胜仗吗?这真是千百年来的怪现象。所以当时参知政事梁适，反驳了庞籍的说法。梁适问道:文彦博出征旦州而胜，回朝当了宰相;而狄青讨平广南两路，为什么不能当枢密使?

庞籍回答说，文臣为相，出入无常;武臣为枢密使，没有大过不能换。这回答当然不能服众。但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朝廷是怕武将当枢密使，久而久之，掌握了军权，威胁朝廷。 梁适进而对宋仁宗说:狄青功大而赏薄，以后谁还愿为皇上效力。宋仁宗这才结束了这场争论，任命狄青为枢密使。

武将狄青当上了枢密使，这成为当时爆炸性的新闻。当时的将士及普通百姓，都为此而高兴自豪，多以一见狄青为荣。但是，当时的文臣们多不以为然，群起而攻之。有人说狄青深受将士拥戴，是否要重演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有人说狄青家的狗头上生了角;有人说狄青家有怪光异火;有人说狄青曾擅上金殿。 总之，一切猜忌、责难与诽谤，都向狄青泼来;这种种杀人的舆论，使狄青坐立不安。

狄青的这种有苦难言、进退两难的处境，当时欧阳修是体察到了。欧阳修曾为此而上过《论狄青》札子。然而，欧阳修并没有为狄青伸冤，反而人云亦云，同样以世俗观念责难“青本武人，不知进退”，建议“为青计者，宜自退避事权，以止浮议。”

文彦博则公然叫嚷将狄青罢职，调离首都。狄青万般无奈，只得去见皇帝，以表明心迹。狄青说，“无功而受两镇节磨，无罪而出典外藩”是不公平的。宋仁宗将这话告诉了文彦博，并对文彦博说;“狄青是忠臣。”

文彦博告诫宋仁宗:“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宋仁宗听了，觉得有理:谁能保证狄青不会效法宋太祖，代自己而自立呢? 狄青却蒙在鼓里，还去找文彦博。文彦博严肃地对狄青说，贬斥他的原因没有别的，就在于“朝廷疑耳”。此言一出，把狄青吓得目瞪口呆。是啊，叛逆之臣的罪名，谁能担待得起呢?

这样，当了几年枢密使的狄青，终于在公元1056年带着莫须有的叛臣之嫌，被逐出京，到河南陈州去了。行前，狄青十分悲楚，对人说:“青此行必死。”在陈州，狄青惊恐未定，听到朝廷有人来，便“惊疑终日”。不到半年，忧愤交加的狄青，便在陈州去世，享年四十九岁。

表面上看，狄青是死于病，实质上说，狄青是被排斥、打击与迫害，含冤而死的。他死于皇帝对他的猜疑，死于文臣对他的诽谤陷害，死于 社会 对他的歧视。 不过，现在看来欧阳修的话也不无道理，因为北宋时期的政治环境决定了武将应该知进退，也就是要藏拙，这样才能得善终。

譬如同为枢密使的曹彬，就比狄青在为官方面更有心机。曹彬为人仁敬和厚，在朝廷从未违旨，也从未谈别人的过失。讨伐后蜀、南唐，丝毫无所取。位兼将相，不以等第威势自异于人。在路上遇到士大夫，一定引车回避……如此种种，使得曹彬深得皇帝信任，赵匡胤评价曹彬道：“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彭忠富/整理；参考文献《狄青传》《宋史》）

狄青是受朝廷猜忌，抑郁而死的。

狄青利用上元节的一个风雨之夜，整饬军纪，出其不意，袭取昆仑关。又巧施迷阵，发挥骑兵优势，大败侬智高。宋军追杀50余里，杀侬智高弟侬建中、侍郎黄师宓及士卒2200余人，俘500余人。

狄青立下大功，宋仁宗都说狄青乃“朕之关张”，但是，向来看不起武人的文臣们开始攻击狄青。狄青深受士卒爱戴，也没做错什么事，于是文臣们开始说狄青家有光，说狄青家狗长了角，说他穿过浅黄色衣服。宋仁宗坚持狄青是忠臣，文彦博立马说：“本朝太祖皇帝也曾是周世宗忠臣。”

后来京师发大水，狄青避水将家搬到相国寺，竟在佛殿上居住。文臣们抓住这个把柄，上书说京城洪水是上天对狄青的警告。如此压力之下，狄青最终被外放陈州，第二年抑郁而终。

对于一个武将忠臣来说，没有死在战场和敌人手中，却死在自己人的口水、嫉妒中，何其悲哀！

扩展资料：

狄青，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人。北宋名将。

狄青出身贫寒，自少入伍，面有刺字，善骑射，人称“面涅将军”。宋仁宗时累官延州指挥使。他勇而善谋，在宋夏战争中，常披头散发，戴铜面具，冲锋陷阵，立下了卓越的战功。狄青平生主要经历二十五战，以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十五日夜袭昆仑关最著名。

狄青生前，备受朝廷猜忌，导致最后抑郁而终。死后却受到了礼遇和推崇，追赠中书令，谥号“武襄”。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狄青

嘉祐元年（1056年），京师发大水，狄青避水将家搬到相国寺，竟在佛殿上居住，民情对此颇有疑惑议论，朝廷便免去狄青枢密使之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衔，离京出判陈州。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狄青嘴生毒疮。三月，抑郁而终。仁宗在禁苑中为他举哀，追赠中书令，赐谥“武襄”。仁宗后为其神道碑额题名为“旌忠元勋”。

狄青（1008年—1057年），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人。北宋名将。

面有刺字，善骑射，人称“面涅将军”。他出身贫寒，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为延州指挥使，勇而善谋，在宋夏战争中，他每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冲锋陷阵，立下了卓越的战功。朝廷中尹洙、韩琦、范仲淹等重臣都与他的关系不俗。

范仲淹授以《左氏春秋》，狄青因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以功升枢密副使。狄青平生主要经历二十五战，以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十五日夜袭昆仑关最著名。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狄青

狄青之死，据宋史狄青传所记，是因为“疽发髭”。这不过是近因。依我们看来，狄青之死是多年愤忧虑惊恐的结果。他为国家血战立功，而一般人却讥笑他轻视他，侮辱他，以科第自负的文臣，更随时欺负他，压迫他，怎教他不愤？他是很忠於国家忠於朝廷的，而一般人却要进他的谣言，与他不合的文臣，便摭拾关於他的谣言想陷害他，怎教他不忧虑，不惊恐？他若不是遇事谨慎，恐怕早已遭祸了。谣言愈来愈多，以致皇帝也怀疑猜忌他，将他罢免，使他格外惊恐。他抱着颓丧的心情走向陈州，已自知不久久世。假使在陈州的生活稍为安静一点，也许可以多活几年。那知宋仁宗和文彦博还是不放他，每月两次遣使探视他的近况。他一听有使者来，即“惊疑终日”不久他便“病作而卒”了。这样恐吓他，是文彦博的设计（野老纪闻），但一定得到宋仁宗的同意，如果宋仁宗要保全他，决不会有如此的结局。 中国过去的名人，往往因愤怒忧虑而“疽发背死”，如~范增，刘表，都是很显著的例子。狄青的发疽，与狄青的心境是很有关的。不过他疽发於髭，不像~范增刘表疽发於背罢了。狄青之死，可说是不明显的被杀，他被时代和环境杀死了。不明显的被杀，比明显的被杀还惨。提到岳飞的死，大家同声致慨，提到狄青的死，有几个知道为他抱屈的？狄青死时，不过五十岁，他若不死，必有更大的贡献，可惜他毕竟屈死了。笔者写成这篇短文，目的不仅在悼念狄青，希望能借此说明狄青的时代。五代的君主，如后唐明宗，后唐废帝从珂，和后周太祖，都是军队拥立的。在当时，军队拥立皇帝，差不多形成习惯。推溯这种习惯的来源，远在唐代。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军队拥立节度使的事，真是数见不鲜，到五代，军队便进一步拥立皇帝了。五代军队拥立皇帝，和唐代拥立节度使，可说没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五代的君主，名为皇帝，实际不过是势力较大的节度使而已。宋太祖上结五代的残局，下开北宋的新局，不愧是出的政治家。他的取得君位，虽还是由军队拥立，但他在即位之后，便努力扫除多年来纪纲废弛威柄下移的弊病。他最大的成功为收回军权，使私人武力成为国家武力。经他整顿的结果，将领再也不能专兵自恣，兵士也不敢像以前的骄横不法，军队拥立皇帝的恶习，从此就被消灭了。可惜宋太祖矫枉未免过正，太宗以后，更变本加厉，猜忌武臣，传为宋朝的家法，重文轻武，流为社会的习俗。这种情形之下，怎能产生优秀的将才？太祖太宗时，还有几个后周留下来的旧将可用，太祖太宗全靠他们统一中国，防御异族，以后便很少能够继起的。偶尔出一个两个绝伦轶群的将领，也禁不起君主的猜忌，文臣的压迫，和世人的轻视或疑谤，而难免不幸的结局。无怪宋代对外不竞，累遭外患，终於亡国了。 狄青 通观两宋，除北宋开国诸将外，能够称为名将的，北宋首推狄青，南宋首推岳飞。二人的结局，都很悲惨，他们可说是被时代和环境，屈死了。

与单身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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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单亲和幼儿教育论文参考文献两方面入手，然后结合起来。第1篇：推动幼儿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成都市为例。2013年3—7月期间，先后与成都市教育局和部分县区教育局相关人员进行了座谈，实地到了四川省军区幼儿园、金苹果幼稚园、华阳幼儿园调研，后又到了西宁和呼和浩特考察。现将研究的发现与对策建议总结如下：第2篇：内蒙古幼儿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整个80年代，幼教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呈现出高峰。第三篇，单亲家庭子女心理健康的研究现状。第四篇，单亲家庭子女的抚养模式与社会工作介入。

与铜矿二题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杨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摘 要 本文概述了朱训同志的“就矿找矿”理论,在安徽铜陵矿集区狮子山矿田矿床成因认识发展和科学研究的实践成果,对危机矿山的持续性开采中的体会。

关键词 就矿找矿 狮子山矿田 成因认识 找矿方法

1982年5月,朱训同志撰写的《论就矿找矿》在《地质报》上发表了。30年来,在找矿实践工作中,该文章的观点多次被验证和引用,在地质勘探中产生了深远的指导意义。

安徽铜陵以铜都闻名于世,铜矿的开采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以前。境内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作为国家的重点找矿区之一,找矿潜力巨大。铜陵地区是长江中下游铁铜金多金属成矿带中的一个重要矿集区,目前已经探明的矿床主要集中分布于铜官山、狮子山、新桥、凤凰山、沙滩脚5个矿田,矿田矿床类型多样,空间分布独特,成矿深度大且广,是典型的大型铜金矿田。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徽省地矿局321地质队、安徽省物化探队、原地质矿产部第一物探队、华东冶金地勘局812地质队等众多的国内外著名地勘单位和地质学家在矿田内进行了大量的、系统的研究,先后完成了1:20万、1:5万的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地质资料,取得了丰硕的找矿成果。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对地质找矿工作投入也不断加大,铜陵矿集区及其周边地区的研究工作在日益加强,新理论和新成果相继涌现。其中,华东冶金地勘局在铜陵外围姚家岭发现的大型斑岩型铅锌铜矿床,使得“就矿找矿”理论得到实践检验与证明,也加大了公众对于该区及其深部和外围找矿的信心。

一、铜陵矿集区狮子山矿田的矿床成因认识成阶梯式发展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郭宗山(1957)、郭文魁(1957,1963)等学者认为这些矿床是与花岗岩有关的矽卡岩-热液矿床。后来的数十年间,矿床的成因认识呈阶梯式发展,按实践—认识—实践—认识的过程循环发展,认识的在一个阶梯上不断拓展、充实。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涌现了大批学者,他们认为该矿区的矿床是与燕山期岩浆活动密切相关的(翟裕生等,1992,1995,1996;唐永成等,1998;邢凤鸣等,1999;邓晋福等,2002;毛景文等,2005)。然而随着沉积地层中的块状硫化物矿体的发现,孟宪明(1963)提出了同生成因的观点。这种成因认识早在70年代末,徐克勤等(1978)就提出了海相沉积叠加中生代热液改造的观点。自70年代末期至今,矿床的成因争论从未停止过,多数学者认为矿床是海西期海底喷流沉积叠加燕山期的岩浆热液改造成因的,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应定义为层控矽卡岩型矿床(常印佛,1983,1991;吴言昌,1992),因为这些层状矿尽管有同生矿床的某些特征,但总出现于中生代花岗岩体周围,且与矽卡岩-斑岩矿体密切共生,因而建议为层控矽卡岩型矿床。矿床的成因认识水平不断上升,认识越来越全面客观,通过对典型矿床的总结研究,使得找矿范围不断扩大,继而在老矿山的深部及外围发现大的矿床——姚家岭铜矿床。“就矿找矿”理论得到实践检验,并取得丰硕成果。

二、综合信息分析狮子山矿田的矿床成因

伴随着狮子山矿田成因认识的发展,对成因的科学研究手段提出了新的要求。什么样的研究方法,通过什么科学手段进行研究才能是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成为国内外地质学家努力开拓的方向。以矿田内冬瓜山铜矿床为例,多个科研课题和项目从矿床地球化学、同位素地球化学、岩石地球化学、地质年代学、流体包裹体、矿物学、岩相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不断地填补区内研究的空白,提供了新的成因证据。

曾普胜等(2005)通过详细的野外观察和室内分析对比认为,冬瓜山矿床是一个海西期同生沉积的块状硫化物被燕山期岩浆成矿作用叠加而形成的大型铜矿床。矿床地质方面,刘经华等(2009)通过成矿地质背景和矿床地质特征研究,发现冬瓜山层状铜矿床是在原始矿胚层沉积基础上,经燕山期岩浆热液叠加成矿作用所形成层状铜矿床,成矿作用经历了两个成矿阶段:早阶段是由泥盆至石炭纪喷流沉积形成的块状硫化矿床,晚阶段受燕山期岩浆改造而形成的热液交代型矿床。郭维民等(2010)通过对磁黄铁矿结构特征的岩相学研究表明,冬瓜山矿床的形成经历了同生沉积、热变质、热液交代等多个阶段,支持同生沉积-叠加改造成因这一观点。流体包裹体方面,陈邦国等(2002)通过对流体包裹体研究表明,冬瓜山叠生式层状铜矿床既有沉积特征,又有热液改造的特征;并通过碳同位素研究表明流体中的氧、氢同位素接近岩浆水,因此总结热液改造型流体主要来自岩浆。凌其聪等(2003)对冬瓜山层控矽卡岩型铜矿床的矿物流体包裹体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显示,成矿作用发生于偏酸性且较还原的条件下;成矿流体由岩浆源和地层共同提供,是一个典型多源成矿物质、多成矿阶段、多控矿因素的层控矽卡岩型矿床。岩石地球化学方面,李红阳等(2006)通过岩石化学与微量元素、稀土元素、同位素地球化学及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测定等一系列地质地球化学特征研究表明,冬瓜山铜矿床为海底热水喷流沉积成因。稳定同位素方面,徐兆文等(2000,2007)通过脉石英包裹体氢氧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成矿流体来源可能是岩浆水,脉状矿体可能是层状矿体经岩浆热液叠加改造而成;而硫同位素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同一层位中块状硫化物矿床的δ43S值比较接近,说明矿石中硫并非来源于地层,故推断冬瓜山铜金多金属矿床属于沉积-热液叠加改造型矿床。陆建军等(2008)通过对铜、氢和氧同位素研究表明,冬瓜山矿床铜来自岩浆岩,叠加的成矿流体主要为岩浆流体,提出了冬瓜山矿床属喷流沉积-岩浆热液叠生成因的成矿模式在晚石炭世,海底喷流成矿作用形成了块状硫化物矿床,矿石成分以硫、铁为主,燕山期岩浆热液一方面对块状硫化物矿床进行改造,致使其富集铜等成矿物质,另一方面与围岩相互作用形成矽卡岩型和斑岩型矿体。多角度、多层次的科学研究,不断地丰富着矿区的地质资料,通过这些技术方法,进一步指导着认识的变革,找矿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相辅相成,“就矿找矿”理论需要先进的地质理论指导,也需要先进的技术作支持,对老矿山的持续性科学研究是指导找矿的重要手段。

三、危机矿山的持续性开采的几点体会

通过对铜陵矿集区狮子山矿田的成因及科学研究方法的概述,足以阐明“就矿找矿”理论在当前矿产资源开发中的价值和地位。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资源的需求也日益扩大,这对找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最大化地开采和利用资源成为公众的聚焦,危机矿山的持续性开采有以下两点体会:

(1)对于已开采的老矿山,加大其深部及外围找矿的研究和投入。近年来,“就矿找矿”理论的不断被实践,成果卓著,除铜陵矿集区外,豫西小秦岭金矿、熊耳山金矿、山东三山岛金矿、辽宁红透山铜矿、广西南丹县铜坑锡矿等在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勘查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国家能源战略工作带来的新的希望。

(2)提高冶炼技术,降低边界品位,扩大资源储量。技术的革新能够带来新的经济效益,选矿技术的创新和改进,使得低品位的矿石不断被开采和冶炼提取,矿体的选择范围不断扩大,可计算的资源储量也不断增加,边界品位一再降低,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基础的保障。

参考文献

陈邦国,姜章平,张卫平,等.安徽冬瓜山叠生式层状铜矿热液改造型流体研究.江苏地质,2002(2)

郭维民,陆建军,章荣清,等.安徽铜陵冬瓜山矿床中磁黄铁矿矿石结构特征及其成因意义.矿床地质,2010(3)

李红阳,杨秋荣,李英杰,等.安徽冬瓜山铜矿床的地球化学特征.地球学报,2006(6)

刘经华,李卉,徐兆文,等.冬瓜山层状铜矿成矿地质背景及成因.地质学刊,2009(2)

徐兆文,陆现彩,高庚,等.铜陵冬瓜山层状铜矿同位素地球化学及成矿机制研究.地质论评,2007(1)

杨爽.安徽铜陵冬瓜山层控矽卡岩型铜矿特征和成因(硕士论文).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2

曾普胜,裴荣富,侯增谦,等.安徽铜陵矿集区冬瓜山矿床:一个叠加改造型铜矿.地质学报,2005(1)

[1]邓振球、王欣观，新疆阿舍勒铜矿的发现与电法勘探，《新疆地质》1993年第11卷第1期第43—56页。

[2]陈文鳌，赵云长，吴长江，浅谈阿舍勒黄铁矿型多金属矿的垂直分带，《新疆地质》1989年第7卷第1期第2125页。

[3]3аσоpоBский A.И.，ЗлектроразBедка，TОСТОПГЕФИ3ДAT,MоcкBа，1043,213—216.

[4]Charles, polarization associated with porphyry sulfide mineralization.《Geophysics》，1985,50（6）1020—1034。

[注释][1]1966年，新疆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大队编，哈巴河幅（M-45-XXXⅢ部分M-45-XXXⅢ）1:200000比例尺矿产图及说明书。

[注释][2]1966年，新疆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大队编，哈巴河幅（M-45-XXXⅢ部分M-45-XXXⅢ）1:200000比例尺矿产图及说明书。

与铜钹山小镇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但求把江西各个县市好玩的地方都能玩遍，好好地【环游江西】~~所以今天小仙女要从上饶广丰区开始盘点希望能遇到和小仙女一样志同道合的驴友！！江西上饶广丰区广丰区隶属江西省上饶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东接浙江省江山市，北邻玉山县，西毗上饶市上饶县、信州区，南接福建省浦城、崇安两县。区境南北长千米，东西宽45千米。广丰始建于唐，原称永丰，清雍正十年（1732年）改称广丰。广丰历史上森林茂密，县内铜钹山古名称封禁山，从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开始封禁，至清代同治八年（1869）弛禁，长达300余年。此间，树木种类繁多，载入清同治十一年《广丰县志》的树种有20余种，竹类11种，还有各种果树、花卉和各类野生动植物。那么广丰到底有哪些好玩，值得游览的地方呢？铜钹山1铜钹山（Mount. Tong bo）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南部，属武夷山脉东段北麓。距县城38公里，主峰位于广丰区与福建省浦城县、武夷山市交界处，海拔米，为广丰区的最高点。清代诗人徐兆伦曾登临铜钹山并赋诗曰：“兀傲东南第一峰，半开灵境白云中”，从此铜钹山获得了“东南第一峰”的美誉。2002年11月铜钹山被评为国家森林公园。又于2011年3月被评为国家AAA级风景名胜区。铜钹山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境内的白花岩是江南佛教圣地，还有北宋抗金名将张叔夜故里——塔底，至今还存着宋高宗、宋宁宗御题全文。明代文学家吕怀、清代诗人徐兆伦等文人墨客在这里写下了许多佳词与秀美的自然景观交相辉映，美不胜收。境内有七星、军潭、条铺三个高峡湖，水光潋滟，风景绮丽；境内还有木城关、支面关、五通关、条铺关、太平关等雄关隘道景观。遍布奇峰怪石，秀山丽水，其中铜钹山尖、七星尖、双峰尖、悟道尖、上加尖、军潭石、老人石、关公石、八仙下棋等景点，让人流连忘返。同时，铜钹山有许多悠久的人文景观，境内有省级重点保护文物的九仙山城堡、北宋将领、资政殿大学士枢密院签书院事张叔夜故居。广丰著名的“三岩”之一白花岩，岩中有始建于元代的广福寺，寺内两旁有二十四诸仙石壁画，人物神态各一，造型生动活泼，斯处登高眺望，赣、浙、闽三省尽收眼底。景区内还有远近闻名的广福寺、悟道尖寺、马氏夫人庙；有1931年的广丰苏维埃政府旧址和十八勇士跳岩就义的红军岩，是著名的“红色故土”。六石岩2六石岩位于中国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嵩峰乡十都村，素有赣东北“一洞天”之美誉，位于嵩峰乡境内，由于受侵蚀构造地形影响，形成了群峰突立，千姿百态，尤以六岩簇立，“突兀峻崎”。群山林木郁郁葱葱，十都溪流曲折蜿蜓，似玉带，远处山村人家炊烟袅袅，一派田园风光。六石岩以各自不同形状分别称为竹山石、麒麟石、雷钻石、剖刀石、猢狲石和关公石。六石岩大幽谷风光秀丽，万木葱茏。特别盛产竹子，从高处望去，整片竹林非常好看，一丛丛，像倒插的凤尾，颀长的叶子在风中“沙沙”地摇曳，掩映着竹林深处得曲径通幽，小桥流水。幽谷中住有数十户人家，俨然世外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