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活中的哲学为主题的论文

以生活中的哲学为主题的论文

生活中哲学小论文

生活中也是有着丰富的哲学知识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生活中哲学小论文，欢迎大家阅读。

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如何? 我们常常讲哲学来源于生活世界, 也应该回到生活世界。此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内容展示出来, 以便对这个关系的脉络有更为深入的把握。

20世纪50年代, 在西方两位著名的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和亚历山大科耶夫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围绕斯特劳斯1948年出版的《论僭政》展开的。

争论的焦点是哲学与社会的关系。按照斯特劳斯的说法, “社会”需要立足于一种共享的信任和信仰, 或立足于习俗、道德和“意见”; 而哲学则是对智慧的探寻, 是对真理的追求, 其本性是“癫狂”的, 必然要求绝对自由, 因此哲学就其本性而言与政治社会是不相容的, [ 1] 哲学与社会势必处于一种紧张、对立、冲突之中。科耶夫基本认同斯特劳斯的上述看法。但一旦涉及到“哲学与社会的冲突能否解决、是否应该解决”的问题, 斯特劳斯与科耶夫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在斯特劳斯看来, 哲学与社会的冲突不可调和。因为, 如果让哲学妥协并服从于社会的要求, 那么哲学也就不再是哲学, 不再具有哲学的品格; 而如果哲学不妥协, 执意与社会对抗, 结局只能如苏格拉底一般, 被社会“处死”。所以, 为了免于被社会“处死”的命运, 哲学应该尽可能拉开与社会的距离, 以逃避与社会的冲突。逃避的办法就是要做一个好公民或良民: 附和流行的意见, 赞美现行的政治秩序。用斯特劳斯的话说就是, 由“神志癫狂”转向和返回“神志正常”, 返回澄明( sobriety) 与温良(moderation)。

斯特劳斯认为, 所谓返回澄明与温良并不意味着改变哲学的本性, 而只是改变了哲学的表达方式。哲学必须是癫狂的, 否则就不是哲学。作为良民的哲人在“思想”方面与癫狂的哲人没有分别, 但在言论表达上, 作为良民的哲人却谨慎无比。于是作为良民的哲人发明了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 这就是在同一个文本里面用两种语言说话, 传递两种不同的教导: 一套是对社会有用的教导, 即俗白教导( the exoteric teaching) , 另一套则是在政治上有忌讳不宜直言的“真正的教导”, 即隐讳教导( the estoteric teaching)。俗白教导是任何人都能读懂的, 隐讳教导则只有少数训练有素而且仔细阅读的人反复琢磨才能领会的。通过这样一种写作方式, 作为良民的哲人就把“真正的教导”或者“癫狂的思想”限制于少数人, 以免危害社会。斯特劳斯认为, 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在古典时期就已存在, 但是到了现代却逐渐被“遗忘”了。现代哲学“走火入魔”了, 哲学从一种私人性的纯粹知性追求变成了一种公共政治的武器和工具, 变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比巨大”的力量, 哲学被公共化、大众化、通俗化了[ 3] 。而这恰恰就是现代性的问题之所在。

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关于哲学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描述, 以及斯特劳斯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他认为, 按照对哲人的定义, 哲学是对智慧的追求, 哲人就是不占有智慧但追求智慧的人。尽管在此点上科耶夫与斯特劳斯是一致的, 但是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由此推论出的“哲学生活方式”:按照斯特劳斯的推论, 哲人将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贡献于对智慧的探求, 他因此将不仅放弃世俗的快乐, 甚至将放弃所有行动, 包括直接或间接的政治行为。科耶夫把这种哲学生活称作“伊壁鸠鲁派”哲人所采取的态度或“伊壁鸠鲁式”态度(笔者称之为“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过这种生活的哲人生活在世界之外, 他退回到自身, 与他人隔离, 对公共生活没有兴趣, 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追求所谓的“真理”。

问题是, “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否哲人应该过的生活? 科耶夫显然并不认同。他认为, 初看起来,“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从哲人或哲学的定义推论出来的, 这似乎没有问题。然而, 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 “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奠基于一个前提之上的, 而这个前提本身就存有疑问。这个前提就是: 一个人必须承认存在在本质上是不变的, 它永远等同于自身, 可以被“完善的理智”完全揭示, 不论这理智在什么地方(国家) 和什么时候(历史), 只要它发挥自己的天赋, 就可以完整地把握存在整体。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 哲人就能够也必须使自己隔离于变化和喧嚣的世界, 生活在一个安静的“花园”里, 那样才能把握永恒不变的本质。但是, 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 存在不是永恒不变的, 它在本质上是暂时的、生成的、自我创造的, 它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不断创造自身。而如果存在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生成) , 那么, 一个人就不能通过使自己与历史隔离来解释和揭示这种创造活动。相反, 为了揭示存在, 哲人必须“介入”历史。同时, “伊壁鸠鲁式的哲人生活”还涉及到一个“很严重”的危险, 即培育偏见, 而这是与哲人的本义相左的。因为哲人就是能够摆脱偏见的人,因此, 想规避偏见的哲人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广阔的世界里(像苏格拉底那样在“市场”或“街”上) ,他必须走出那个自我的封闭社会, 接触现实, 介入现实, 介入公共生活的历史化过程, 否则迟早都会被抛到事件的后面去, 抛到历史的后面去。

由上述不难看出, 科耶夫的哲学观与斯特劳斯的哲学观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 斯特劳斯认为哲学不应关注人类事务, 科耶夫则恰恰相反。斯特劳斯也认识到了这种差别, 他说:“在科耶夫前提的基础上, 对人类事务的绝对依系变成了哲学理解力的根源: 人必须绝对地呆在他地上的家里, 他必须绝对地是大地上的一个公民——如果并非必须是一个可居住的地上的某一部分的一个公民的话。在古典前提的基础上, 哲学要求一种彻底的对人类事务的疏离: 人绝对不应呆在他地上的家里, 他必须是一个整体的公民。”[ 4] 其次, 虽然科耶夫与斯特劳斯均把哲学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 但科耶夫却并不认为哲学是一种完全个体性、私人性的知性追求。在科耶夫看来, 与政治家一样, 哲人也需要并追求爱和承认,因此他要求哲人应紧跟时代的步伐, 到广阔的社会上去与人交往、交流。再次, 斯特劳斯主张哲学是贵族的、精英的, 而在科耶夫的观念里, 哲学的大门却是敞开的, 随时准备接纳所有那些想“登堂入室”之人。

表面看来, 斯特劳斯与科耶夫的哲学观针锋相对、全然不同, 但在哲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 两人的差别并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大。比如, 斯特劳斯主张哲人应该远离人类事务, 去追求关于永恒秩序的知识。对此, 科耶夫在其旨在批评斯特劳斯《论僭政》的文章《哲人的政治行动》的开头, 曾经这样评价斯特劳斯的工作:“这本著作保持了学术冷静客观的外表, 但却是杰出的和热情的……斯特劳斯通过解释这篇被忘却了的对话, 揭示了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严重道德和政治问题。”[ 5] 也就是说, 斯特劳斯解读《希耶罗》、试图“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的目的, 不是或者不纯粹是追求“智慧”, 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诉求。而《论僭政》一书的英文版编者则更清晰地指出了此点:“最近十余年来, 围绕着现代性的性质一直有一种活跃的论争……这本新版《论僭政》使我们得以回顾两个较早的有关现代性的命题: 斯特劳斯和科耶夫的命题。”[ 6] 进言之, 斯特劳斯之所以要复兴古典政治哲学, 就是为了解决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问题才是他的出发点。

由此观之, 即便斯特劳斯的理论出发点是鄙视人类社会事务, 却也无法摆脱现实的“纠缠”, “不能不”从现实出发考虑并最终解决现实问题。这意味着, 哲人、哲学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自闭于象牙塔中, 哲人应该走进现实生活, 自觉地置身于生活世界之中, 随着时代和生活世界的脉搏而律动。

哲学与生活世界关系的第一个层面是如何看待生活世界中的哲学, 即生活世界是作为哲学、哲人生存的环境而存在的, 笔者把这方面的考察称为“哲学生态学”。

人天生是社会性存在物, 哲人也是人, 也只能生活在生活世界中, 也不得不与他人“共在”, 生活世界因而构成了哲学、哲人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影响甚至决定着哲人能否成为哲人, 影响和决定着哲人过一种什么样的哲学生活以及怎样过哲学式的生活。我们可以把生活世界中的那些影响哲学和哲人的因素大致划分为三个方面: 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学术环境。

首先, 在哲学的历史上, 有很多哲学家已经注意到政治环境对哲学和哲人的影响, 其中, 较为著名者当数柏拉图和黑格尔。柏拉图认为, 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必须有自己的天性, 否则根本无法胜任这一研究领域。同时, 这种天性还必须在合适的“土壤”中才能“生长”起来, 否则, 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养分、季节、地点, 那么它愈是强壮, 离它所期望达到的发育成长的目标就愈远。“要不是碰巧生活在一个合适的国度里, 一个哲学家是不可能有最大成就的, 因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 哲学家本人才能得到充分的成长, 进而能够保卫自己的和公共的利益。”[7] 这也就是说, 一方面, 没有合适的环境, 哲学的天赋就不会生长; 另一方面, 即使是长成了, 也难以发挥作用。不仅如此, 柏拉图还认为, 如果环境不好, 不仅少数有天赋的人成不了哲学家, 还会使哲学的“领地”被庸人所占据, 从而使哲学的本性变坏。对此, 柏拉图进一步指出: 既然环境对哲人有如此大的影响, 那么, 所谓哲学家的“无用”之说, 其责任不在哲学本身, 而在于哲学家不为人所用。社会环境不好, 哲人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果说作为哲人的柏拉图对政治环境的“要求”还有些“羞羞答答”, 那么在黑格尔那里就“直接”了许多。在《哲学史讲演录》中, 黑格尔就明确论述了哲学与政治自由的关系。他认为, 既然哲学以普遍的存在为对象, 那么哲学要把握这普遍的对象, 就要求主体的独立和自由, 特别是思想的独立和自由: 一方面, 人要从自然中独立出来, 成为主体; 另一方面, 人要从社会中“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考察人类历史, 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的时候, 才有可能产生哲学思想。因此, 真正的哲学始自西方, 确切地说是始自希腊; 而在东方, 比如在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这样的国度中, 因只有一个人享有自由的权利(皇帝) , 因此东方没有哲学, 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不隶属于哲学史。

由此而言, 不论是按照黑格尔的说法, 即哲学把握的是普遍性的对象, 因而哲人须独立、自主和自由, 还是根据斯特劳斯的观点, 即因哲学的本性是癫狂、探寻和质疑, 那么势必与现行的秩序相冲突,因而哲人须温良; 这些都说明政治环境与哲学的繁荣之间的确有很紧密的关联。

其次, 从经济环境看, 哲人也是人, 首先需要生存, 才能谈及其余。按照哲人的“本义”, 如果哲人是一群需要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追求智慧的人, 那么, 他就没有时间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反之, 如果“哲人”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解决生存问题上, 他就没有精力和心情去追求智慧。对于这样一个“矛盾”或者说“两难困境”, 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解决”之道。

在西方, 柏拉图是较早认识到哲人对经济条件依系的思想家。他认为, 一个哲学家应该免除一切体力劳动, 因此哲学家就必需依靠别人创造的财富而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是不大可能有哲学家的,使得雅典人有可能研究哲学的, 乃是基于白里克里斯时代雅典的帝国主义所创造的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就是说, 精神产品的生产正如大多数物质商品的获取一样, 不能脱离经济条件。[ 8]

亚里士多德认为, 对人而言, 幸福是最高的善, 是人的终极追求, 是行为的目的。而幸福就是自足, 就是无所短缺。那么,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 他认为, 人有三种生活方式: 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9] 在这三种生活中, 只有思辨的生活才能够带给人完满的幸福。因为思辨活动是最强大的, 它持续得最久; 同时思辨活动也是自足的, 所谓自足并不是孤独地生活, 而是指以其自身而被选择, 是无待而在、不感匮乏, 它使生活变得愉快。在这种意义上, 思辨活动是最为自足的活动。既然幸福就是自足, 而思辨享有最大的自足, 那么, 思辨越多的人, 所享有的幸福就越大。但是, 自足的思辨生活并非完全就是“无待”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一方面, 人天生是政治动物, 天生要过共同的生活, 这也正是一个幸福的人所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人, 思辨的生活还需要多重的外部条件。当然, 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 需要满足的程度越高, 幸福指数就越高; 反之, 他认为过度的需求带不来相应的自足感, 若只有一个中等水平的物质生活条件, 人就完全可以做合乎德性的事。因此, 幸福就是具有中等水平的外部供应, 过着节俭的生活, 却做着高尚的事情。

黑格尔十分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但他比亚里士多德站得更高, 并把这个问题提升到文明发展的阶段来认识。他认为,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必须达到某种阶段, 才会有哲学的产生。黑格尔这里的意思就包括应重视哲人从事哲学事业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社会必须发展到这样的阶段, 即一部分人可以从繁重的生存性活动中解放出来, 成为“闲人”, 而这部分“闲人”又愿意且有能力过一种哲学生活。只有到了这样的阶段, 哲学才会出现。因为哲学是自由的、与私人利益无关的工作, 所以首先必俟欲求的逼迫消散了, 精神的壮健、提高和坚定出现了, 欲望驱走了, 意识也高度地前进了, 我们才能去思想那些普遍性的对象。也就是说, 只有在生活上的需要得到满足后, 才开始有哲学思想。

斯特劳斯也认为哲人是一个“神人”, 哲人对人类事务即使只有最小的依系, 也会在精神上产生最大的自足。但是, 斯特劳斯并没有迂腐到认为哲人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他说: “当哲人试图超越人性的时候(因为智慧是属于神性的) , 当他把习死和做到对所有人事如同死了一般作为自己唯一事业的时候, 他却不能不像一个人那样活着(这样一个人不可能做到对所有人类事务都如同死了一般), 虽然他的灵魂不会处在这些事务中。”[ 10 ] 尽管如此, 斯特劳斯一再强调, 由于哲人依系于永恒的事物, 又由于他免除了那种人与人的自然联系的最通常、最有力的动机, 免除了常人、俗人的名利欲望, 他只需要一些能够保证他活下去的基本生存条件就够了, 因此哲人有着人之为人所可能有的最大自足。

尽管哲人有着最大的精神层面的自足, 但这毕竟不能替代基本生存条件的自足, 由此斯特劳斯揭示出了哲学生活与哲人的生存之间的。

参考一下：关于马哲的论文：寻找生活中的快乐哲学作者：严晓婷 寻找生活中的快乐哲学 ——读《罗素论幸福》有感 内容摘要：罗素作为生活的哲人，把快乐作为人生重要的追求。用平实的语言深刻论述人在生活中为什么不快乐，并根据这些不快乐的的因素提出了怎样才能快乐。读了《罗素论幸福》让我受益匪浅，哲学不是学者专门的研究，哲学是生活的体验。关键词：快乐 竞争 厌烦 刺激 社会 罗素，20世纪的哲学巨匠。他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领略过黄昏时分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晚霞，品味过铁窗风味和失去自由的苦楚，也曾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奔走呼号。我个人是很喜欢罗素的作品，他的哲学亲切而娓娓道来，许多观点与论述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甚至妙语连珠。正如爱因斯坦说的：“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哲学的理论如果艰涩难懂、枯燥乏味那么它只能是那些学者的哲学，但是哲学的目的不正是让人更好的生活吗？在我看来，哲学应该是生活的哲学，它不应该专属于某一小部分的人，而应该是大众的。同时哲学要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才能实现其理论的价值。罗素的哲学智慧就在于此，让大众都能读懂哲学的意义。 文豪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似乎也可以反过来说：“不幸的人都是相似的，幸福的人页各有各的幸福。”于是各人也就有了各人的“幸福之路”。罗素告诉我们的，就是这种路：“希望那些遭遇不幸而并未享受幸福的众多男女，能够诊断出自己的症状，并找出摆脱的方法。” 自由与幸福，是罗素认定的人类的两大基本生存价值，我们若能在生活中寻找到幸福的“指南”和“导向”，也许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快乐哲人。一个幸福的人，以客观的态度安身立命，他具有坦荡宽容的情爱，和丰富广泛的兴趣，凭借这些情爱与兴趣，他便成为许多别人的情爱与兴趣的对象，他便获得了幸福。这是罗素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渴望生存的愉悦，追求生命的快乐，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权利。但是一个人生活在大千世界，难免遭受种种忧虑、烦恼和痛楚。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日益面临经济胁迫，生存竞争，观念冲突和社会变动等严重挤压，无论你处于何种社会地位获思想境界，这都不是不得不面对的。那些不快乐的因素来自哪里呢？一部分源自于外在社会环境，一部分来源于内在个人心理。而个人心理因素造成的不快乐，在相当程度上源于错误的世界观，伦理观念和习惯，从而使自己毁掉了对一般事物的热忱和嗜好。毕竟事物是内因和外因共同做作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内在源泉。在通常情况下，个人改变社会环境是无能为力的，但自己是可以改善个人人心理素质的，如观念，习惯这些东西，在个人的权利范围内，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加以改变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我们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为我们更好的服务。 竞争，在这个当今社会流串于社会每一个角落的词语，它可以是天使亦可以是魔鬼。我们都知道事物总是有两个方面的，我们要用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因此竞争也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一个从事某项事业的人，不是真心期望成功，、追求成功，那么他是可怜的。成功的体验使人领会到人生之乐，也不否认成功可以带来相应的报酬，而这报酬也就是所谓的金钱，在某种程度上很能增进人生的快乐，但是超过了那个程度就不然了。如果他在生活中过于重视竞争的成功，把它当作人生快乐的主要源泉，这便是烦恼的病根。成功不能为造成人生快乐的唯一因素，倘若牺牲其他一切因素去赢得成功，那代价似乎太高了。当然，在竞争也和特定的领域和特定的环境有关。例如，有高深才学的人是受人尊敬的；除了少数的小国以外，海路军人又是受到尊敬的人。虽然无论干什么事业都有一种取得成功的竞争，但同时，使人尊敬的并非只是成功的本身，而是成功赖以实现的那种特性。一个科学家可能挣钱也可能不挣钱，他挣钱时受到的尊敬并不会比他不挣钱时更受尊敬。发现一个优秀的将军或海军大将并不富有是没有人会惊奇的。的确，在某种情况下的贫穷，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令人尊敬的原因。而在美国情况就会大大不同。人们常常从生活水准来推测他人的收入，再用收入来判断他人的才学优劣。在整个富有阶级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消除那种为金钱上的成功而进行的偏狭而赤裸的争斗。可见竞争这个病根不仅仅潜伏在个人身上，所以无法单独克服这种现象。太过于重视就竞争的结果，这种人生观太过于注重培养意志，而牺牲了感觉和理智。可以说这种做法是一种因果倒置。因此，竞争是必要的。不过不要把它视为人生的主要内容或视为人生的基础。遵循一种保持生活平衡的观念，领受心智健全而恬静的享受吧。 在罗素看来，厌烦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因素，是人类特有的激情。动物被拘捕固然会无精打采，踱来踱去，躁动不安，但在自然的情态中，他不信它们有类似厌烦的经验。罗素这样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而动物则是自然的产物，因此人类比动物多了一个属性——社会属性。而厌烦这种情绪来自于客观社会的，不是自然界。罗素说：“一种快乐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是恬静淡泊的，因为唯有在一种恬静淡泊的氛围中，真正的欢乐才能常在。”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都能够引起我们的一种情绪——厌烦。厌烦大体来说有两个。第一：面对着眼前的现状，心里却想着另一些令人愉快的情形，两者之间有一种鲜明的冲突；第二：一个人的官能没有充分调动起来，专注于一事物。厌烦在本质上是一种渴望发生某种事件的期待，所渴望的并不一定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只要一些事情，能使厌烦的牺牲者觉得这一天和凌厉天有所不同就行。厌烦的对立面不是快乐而是刺激。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厌烦并非一个人生命本质的部分，而是可以避免的，而避免的方法便是相当强烈的去追求刺激。当我们在社会阶梯上越往上爬时，刺激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越是昨夜玩的快乐的人，早晨起来越是显得无聊。凡是有能力追求刺激的人，永远马不停蹄的到处奔波着，随时寻欢作乐，跳舞饮酒。把一个人的生命资源像经济资源那样消费是不明智的。一个用惯了麻醉剂的人在缺乏麻醉剂时所感到的厌烦，认为只有时间来消除。从某种意义上讲，各种各样的刺激也和服用药品进行麻醉剂一样。刺激过度的生活乃是使人精疲力竭的生活，一个惯于过度刺激的人，正如一个有胡椒瘾的人一样，谁都忍不住的胡椒力量，对她来说似乎连味道都没有尝到。可见，厌烦的要素之一是和逃避过度的刺激不仅损害健康，而且自己的官能对一切的快乐都变得麻木，只要皮肉刺激不求心灵的满足，活络代替了智慧，表面的惊奇代替了真实的美感。当然在相当程度上的刺激是有益的，几乎像所有的东西一样，分量对于利弊有极大的关系。量变是质变的基础，要把握好度。现代都市的民众所感到的厌烦和脱离自然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不要让自己身上少了自然属性，应该偶尔回归自然，放下生活的种种包袱。 我们是整个社会发展潮流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像台球般的一个独立的个体，除了撞击之外，和其他个人无关系。一切快乐都出自于某种对立，或缺乏一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缺乏相互的联系，就会促成自我分裂。没有客观的兴趣和情感之力的维系，自我与社会之间就会缺少一致性。快乐的人不会遭受这种分裂的任何一种所带来的痛苦。他的人格既不分裂出来于自己对抗，也不会分裂出来和世界对抗。这样的人觉得自己是宇宙的公民，自由自在的享受着世界所赐予的美好和换了，设置不会因想到死亡而感到忧愁，因为他感到自己并未真和后来人分离，一个人若能将个人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激流深刻地交融在一起，便能欢畅地享受人生至高无上的快乐。 那么如何获得真正的快乐你饿？罗素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在于：一：合理的理想信念，即对理想生活的希望、追求与肯定。怀疑一切、思想无依托的人，人生是难以快乐的，我们应在生活中经过自我选择，确立对生活的合理的思想信念。二：对人对物的友善兴趣，人生根本的快乐，最重要的是依赖于人对物有一种友善的兴趣。一个人感兴趣的事情越多，快乐的机会就越多，而受命运摆布的可能性就越小。凡是无害于他人的兴趣，均是有价值的。因为兴趣可以丰富人生。三：爱的情感，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恶习。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太强的自我是一座牢狱，倘若你想在这个世界上充分的享受人生，就得从牢狱中逃出来，而能够真心的爱，便表明一个人已逃出了自我的牢狱。当然，单单得到爱是不够的，得到爱时，应当释放出你所要给予的爱，唯有得到爱和给予爱平等时，才有可能达到最好的结果。四：建设性的工作。工作是人生的快乐取之不尽的最要源泉，工作的益处在于排除生活的烦闷，给予人成功机会和满足意志的条件。建设性的工作工作完成时，看了令人高兴，并且这工作是永无上境的过程。五：闲情逸趣。它能够帮助人保持平衡的意识，对世界有真实、生动的整体感，体验与欣赏多样的人生。六：学会忍受。一个快乐的人，应当既懂得为一个崇高的目标努力，又善于忍受生活中的平凡、单调和不如意。许多人为每一件稍不如意的小事而烦恼或善怒，以致浪费了许多可用于更有益处的精力，这是很不值得的。

以生活中的心理学为主题的论文

创伤后应激障碍社会心理学危险因素【关键词】 创伤后应激障碍；心理因素；社会因素；高危因素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指遭受强烈的威胁性、灾难性心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性的精神障碍，以反复重现创伤性体验，持续的警觉性增高，持续的回避为特征性临床表现，具有一定的生物学特点。本文主要从PTSD的社会人口学、社会心理学的危险因素进行综述如下。 1 PTSD的研究现状 PTSD的早期研究主要以退伍军人、被俘军人及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为主，1987年美国的研究发现，参加越南战争的退伍老兵中，终生患病率男性为31%，女性为27%。男性和女性的时点患病率分别为和。Madakasia O’Brien率先开始对自然灾害后的PTSD进行研究，他们报道龙卷风受灾者中PTSD的患病率为59%。此后有几位作者报道几类不同灾害后PTSD的患病率均超过30%，如地震和飓风。中国张北地震受灾人群3 mo和9 mo后PTSD的发病率分别为和。火灾、爆炸、海难、空难等各类人为事故后PTSD也是最常见和突出的精神病理问题。有报道受伤的火灾幸存者PTSD的患病率高达100%。一次空难事故后，50%的生还者发生PTSD［1］。伍志刚等采用多级整群抽样的方法对1995年～1999年遭受过严重洪涝灾害的洞庭湖灾区成人PTSD患病情况进行调查,显示发病率为。汪向东等对张北地震受灾人群的调查表明，急性应激障碍(ASD)的发病率为，3 mo内PTSD的发生率为，震后3 mo的患病率为。张本等对唐山大地震所致孤儿的PTSD的调查显示发病率为23%，提示大地震所致孤儿是发生PTSD的高危人群。而基于社区人群的流行学研究表明，PTSD的终生患病率为1%～14%，高危人群研究发现PTSD的患病率为3%～58%［2］。 2 社会人口学 年龄 国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在同一创伤事件中，年龄较大者更易患PTSD。对洪灾区PTSD的研究发现，无论成 人和儿童都符合这一结论。刘爱忠等对洪灾区7 a～15 a儿童的研究结果显示，PTSD的发病率与年龄呈正相关，7 a组发病率为，15 a组为。伍志刚等对洪区成人的研究也有类似规律，16 a～20 a组PTSD的发病率为，而＞70 a组高达。但也有学者的研究不支持上述观点［3］，认为不同年龄间PTSD的发病率没有差异。这可能与应激源、研究对象、研究标准和诊断工具等的不同有关。 性别 男性与女性的PTSD患病率是否有差异，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有研究发现女性的PTSD患病率为男性的2倍［4］。女性不仅对PTSD易感性高，病程也趋于慢性化，中位数约为男性的4倍(分别为 mo和 mo)［5］。对60名非性攻击受害者(其中男性38名,女性22名)进行了调查，从发生创伤性事件后1 w～3 mo，71%的女性和50%的男性符合PTSD诊断标准，3 mo后仍有21%的女性符合PTSD诊断标准，男性受害者则已全部恢复。暴露于同一创伤性事件后,女性的PTSD患病率也明显高于男性。如有学者研究发现［6］，地震受灾者3 mo内PTSD发生率男性为，女性为。OlffM等研究发现，PTSD女性高发的原因在于其暴露于应激事件的类型，她们经历此类事件的年龄越小，则体验越深刻，自控能力越差，发生PTSD的可能性越大。 种族 不同种族在文化、社会习俗、教育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这是否对PTSD的发病具有一定的影响，也是一个争议的话题。Norris等人研究了十种潜在创伤性事件的频率对1000名成人的影响，发现在不同人群中，暴露于创伤性事件的白人多于黑人，但对创伤性事件的易感性黑人男性最高。Garrison等在Hugo飓风发生1 a后调查了1264名11 a～17 a青少年，PTSD患病率在白人女生最高()，白人男生次之()，黑人男生和女生分别为和［1］。PTSD在不同种族间的发病率有一定差异，即使考虑了经历创伤性应激事件的数量和强度差异，白色人种的发病率仍相对较低［7］。 职业 有不少的研究发现职业和PTSD有一定的关系。如我国学者王焕林等采用系统-整群抽样对我军21198名军人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PTSD患病率为。其中，陆、海、空军和学员的PTSD患病率分别为、、和，但对特殊兵种或在执行抗灾任务后的军人来说，PTSD发病率显著高于和平时期我军PTSD横断面调查结果。吴兴曲等对312名高原汽车兵调查显示其发病率为。烟台“11．24”海难救援军人1 mo后的发病率为。 与PTSD发生相关的因素很多，除人口社会学因素外，心理、社会因素如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心理健康状况等也与其相关。这些因素可能相互影响，协同作用于PTSD的发生，他们相互之间关系比较复杂，本文拟单独进行探讨。 3 社会心理学 个性特征 许多研究发现个性特征与PTSD有一定的相关性。人格方面的缺陷如敏感、多疑、胆怯、偏执等，往往妨碍了个体良好的社会适应，甚至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因而他们往往遭受到更多的社会心理有害刺激并难以有效地抵御这些刺激，更容易罹患PTSD。 美国对密西根州东南部21 a～30 a年龄的随机样本研究了PTSD的患病率及危险因素(DSM-Ⅲ-R)，PTSD的患病率与种族及婚姻状况无关，其危险因素为受教育程度低、儿童时期有行为问题、具有神经质倾向、内向性格等［8］。刘光雄等的研究表明,个性特征表现为情绪倾向不稳定、高掩饰性的个体更易罹患PTSD［9］。吴兴曲等对高原汽车兵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果［10］。另外，在对洪灾区儿童PTSD易感因素的研究发现［11］，儿童行为问题与PTSD的发生有关(OR=)，严重不良的情感行为模式是PTSD病前重要易感因素之一。PTSD患者常同时患有其他一些精神疾病，如情感障碍、焦虑症、酒精依赖和药物依赖、行为障碍和人格障碍(特别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等。应用多种研究方法在不同人群中均发现，PTSD患者上述疾病的发病率高于一般人群，在62%～99%［12］。 应对方式 应对方式作为应激过程的中介因素之一，是人们用来应付内外环境要求及其有关的情绪困扰所采用的方法、手段或策略。它影响着应激反应的性质和强度。不同的应对方式可降低或增加应激反应水平，从而调节着应激与应激结果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研究表明［13］，在受到精神创伤后，如受害者能应用合适的应对方式，则可避免PTSD的发生。与此相反，一定的人格特征制约着人对环境变化的认知，影响着人对环境变化所做的应对方式，有人格缺陷者遭受应激后常不能及时求助于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而是采取消极的应付方式［13］。例如可能贸然采取物质滥用的方式，导致PTSD患者出现SUD或者导致SUD患者复吸。Ouimette的调查也印证了上述观点，他随访了患PTSD的退伍军人，部分患者存在应付方式和认知方式缺陷，他们对戒酒戒毒带来的益处持怀疑态度并逐渐丧失信心，将更多期望寄托在成瘾物质上，到随访的第二年这部分患者的酒精和其它精神活性物质滥用问题更加突出，脱毒的可能性更小。在外伤性应激的文章中，积极或有帮助的应对策略，如正面的思考或积极地处理问题已经和适合应激联系在一起；而消极的应对策略，如逃避经常被认为是不适合的应对策略。 社会支持 许多研究结果都表明，社会支持能减少PTSD的发生。Wang XD等人的研究指出，当受害者受到一定强度的创伤后，如受歧视、虐待、性创伤等，如能得到及时的支持，尤其是家庭的社会支持，则受害者罹患PTSD的发生率会降低。 汪向东等对相隔10 km、人口学资料可比性良好、震前各方面情况相当而受灾程度和得到救灾援助存在差异的两个村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受灾程度重，但灾后得到救援和支持较好的村PTSD发病率低。以DSM-IV为标准进行诊断,震后9 mo时两村PTSD发病率分别为和［3］。究其原因，可能是受灾轻的村民尽管初始暴露程度低,但震后仍住在破损房屋中，经受余震的威胁，后继应激水平高,同时灾民们满怀希望的社会支持却不足以满足其需要，加重了无助感，由此引起的消极情绪得不到及时缓解，加大了PTSD发生的可能性。这一研究直接而有力地证明了灾后变量的重要性，并提示足够的社会支持对阻止灾后PTSD的发生有着积极意义。本次调查还发现对支持的满意度越高，PTSD发生的危险性越小，是PTSD发生的保护因素，提示良好的家庭和社会支持可降低PTSD发生的危险［2］。目前普遍对这一现象认识不够，如我国有几项研究报道,车祸后的PTSD患者尽管有着极大的精神痛苦,却无一人主动向精神科医生求治，致使病情没有得到及时控制。因此，缺乏社会支持是PTSD的促发因素之一。答案补充 其他因素 不同地区的受灾类型、创伤经历、父母教养方式和心理痛苦水平等也是影响PTSD的重要因素。有学者对大爆炸事故的研究分析发现，PTSD的发生与暴露程度成正相关。还有研究报道，PTSD患者与非PTSD受害者的损伤程度存在差异。其他较为公认的危险因素还有：既往有创伤暴露史、创伤性事件前后有其他负性生活事件、家境不好、身体健康状况欠佳等。 总之，上述各种社会心理因素在PTSD的发生中，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们在PTSD的发生中起多大作用，以及它们之间又是如何起作用的问题是研究的难点，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如果我们能找到PTSD的高危因素，就会产生事半功倍之效。所以，深入了解PTSD的高危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干预措施进行的越早，PTSD的预防就会越有效。答案补充 【参考文献】 ［1］ 汪向东，姜经纬.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流行病学特点及危险因素［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2，10（5）：334［2］ 丁薇，郑涌.创伤与创伤后的应激障碍［J］.中国临床康复，2006，18（10）：145［3］ 王玉龙，谢伟，杨智辉，等.PTSD在中国的研究进展［J］.应用心理学，2005，11（2）：176［4］ Foa EB，Street and traumatic events［J］.J Clin Psychiatry，2001，62（supple 17）∶29［5］ Breslau N. Outcome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J Clin Psychiatry，2001，62（supple 17）∶55［6］ 汪向东，张华彪，新福尚隆，等.地震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3（1）∶28答案补充 ［8］ Breslau N，Davis GC，Andreski P，et events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an urban population of young adults［J］.Arch Gen Psychiatry，1991，48∶216［9］ 刘光雄，杨来启，许向东，等.车祸应激患者血清NO、SOD测定及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2，10（3）：218［10］ 吴兴曲，王倩云，杨来启，等.1312名高原汽车兵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调查［J］.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02，20（6）：431［11］ 刘爱忠，谭红专，周价，等.洪灾区儿童创伤性应激障碍的流行病学研究［J］.中国公共卫生，2003，19（4）：447

心理学的知识与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人们对心理现象虽然都很熟悉，但并非都能有科学的理解，有时甚至感到很神秘。我们需要一种日常生活的心理学来解释生活中发生的难以理解的事，比如：为什么有的人痴迷买彩票？为什么会有“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为什么恋人相处会看不到对方的缺点？为什么我们购物或是消费时总是受广告的影响等等，只要你留心观察身边的一切事物，其实事事充满戏剧化。有这样一个问题：一位公安局长在路边同一位老人谈话，这时跑"过来一位小孩，急促地对公安局长说：“你爸爸和我爸爸吵起来了！"""老人问：“这孩子是你什么人？”公安局长说：“是我儿子。”请你回答：这两个吵架的人和公安局长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在100名被试中只有两人答对！后来对一个三口之家问这个问题，父母没答对，孩子却很快答了出来：“局长是个女的，吵架的一个是局长的丈夫，就是孩子的爸爸；另一个是局长的爸爸，就是孩子的外公。”为什么那么多成年人对如此简单的问题解答反而不如孩子呢？这就是心理定势效应造成的：按照成人的经验，公安局长应该是男的，从男局长这个心理定势去推想，自然找不到答案；而小孩子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就没有心理定势的限制，因而一下子就找到了正确答案。在心理学上，心理定势指的是对某一特定活动的准备状态，它使人以一种已有的固定看法为根据去认知一个新的事物。心理定势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积极作用。定势效应能使人在客观事物、客观环境相对不变的情况下，对人和事物知觉的更迅速、更有效。个体在认识新的事物时，头脑里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知识、经验，正是凭借这些知识、经验，才使个体对新事物认识的迅速、有效，而不至于需要长时期的摸索。知识、经验的可贵正是在这里。特别是人们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所产生的定势效应，其积极作用更是明显。见月晕而知风、见础润而知雨，就是例证。刑侦警察能一眼辨认出小偷、逃犯、走私分子，能从蛛丝马迹中察觉作察人员的多方面的具体情况，也是定势效应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定势效应也能产生消极作用。客观事物千差万别，情况又总在不断变化，因此仅仅凭借已有的经验、知识、认识去认知新的事物，又往往容易使人在认识上出现偏差。“刻舟求剑”就是对这"种错误思维方式的比喻。俗话说：“老眼光看人”,“想当然”,“按老"皇历办事”，讲的也是定势效应的消极作用。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克服思维定势，使思维更开阔，更深刻，更灵活，更敏捷。日本的东芝电气公司曾经一度积压了大量的电扇卖不出去，7万多名职工为了打开销路，费尽心机地想了不少办法，依然进展不大。有一天，一个小职员向当时的董事长石坂提出了改变电扇颜色的建议。在当时，全世界的电扇都是黑色的，东芝公司生产的电扇自然也不例外。而这个小职员建议把黑色改为浅色。这一建议引起了石坂董事长的重视。经过研究，公司采纳了这个建议。第二年夏天东芝公司推出了一批浅蓝色电扇，大受顾客欢迎，市场上还掀起了一阵抢购热潮，几个月之内就卖出了几十万台。从此以后，在日本，以及在全世界，电扇就不再都是一副统一的黑色面孔了。这一改变颜色的设想，效益竟如此巨大。而提出它，既不需要有渊博的科技知识，也不需要有丰富的商业经验，为什么东芝公司其他的几万名职工就没人想到、提出来？为什么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成千上万的电气公司，以前都没人想到、没人提出来？这显然是因为，自有电扇以来都是黑色的。虽然谁也没有规定过电扇必须是黑色的，而彼此仿效，代代相袭，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惯例、一种传统，似乎电扇都只能是黑色的，不是黑色的就不成其为电扇。东芝公司这位小职员提出的建议，从思考方法的角度来看，其可贵之处就在于突破了“电扇只能漆成黑色”这一思维定势的束缚。进行创新思考，必须警惕和摆脱思维定势的束缚作用。无论是在。创新思考的开始，还是在它的其他某个环节上，当我们的思考陷人了困境时，往往都有必要检查一下是否被某种思维定势捆住了手脚。一个人的创新思考陷人了某种思维定势大都是不自觉的，而跳出一种思维定势，则常常都需要自觉地作出努力。心理定势还有一个常见的表现是：一个人看到他人时，常常会不自觉地按其年龄、性别、职业、民族等特性对其进行归类，并根据已有的关于这类人的固定形象，作为判断其个性的依据。这样形成的印象，就是“刻板印象”。有这样一个笑话：如果你的前面是一位发怒的重庆女孩，后面是万丈深渊，那么，奉劝你还是往后跳吧！这是因为重庆女孩的泼辣“盛名远播”，一提到重庆女孩，首先浮上脑海的就是“泼辣”二字。还有我们经常听人说的“长沙妹子不可交，面如桃花心似刀”，东北姑娘“宁可饿着，也要靓着”，实际上都是一种“刻板印象”。刻板印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我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和某个群体中的每一成员都进行深入的交往，而只能与其中的一部分成员交往，因此，我们只能“由部分推知全部”，由我们所接触到的部分，去推知这个群体的“全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居住在同一个地区、从事同一种职业、属于同一个种族的人总会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刻板印象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要考虑到它的影响。比如，市场调查公司在招聘入户调查的访员时，一般都应该选择女性，而不应该选择男性。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女性一般比较善良、较少攻击性、力量也比较单薄，因而人户访问对主人的威胁较小．而男性，尤其是身强力壮的男性如果要求登门访问，则很容易被拒绝，因为他们更容易使人联想到暴力、攻击，使人增强防卫心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刻板印象毕竟只是一种概括而笼统的看法，并不能代替活生生的个体，因而“以偏概全”的错误总是在所难免。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在与人交往时，“唯刻板印象是瞻”，像“削足适履”的郑人那样，宁可相信作为“尺寸”的刻板印象，也不相信自己的切身经验，就会出现错误，导致人际交往的失败。

主动适应：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牵就，也作“迁就”和“适应”，是我们说话和行文时常用的两个词语，含义颇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仔细琢磨，二者间实有差别，而且是原则性的差别。

自己单独搞一个佛堂，或者一间房子做佛堂

以生活中的经济学为主题的论文

你自己联系实际进行修改。参考资料：提起经济学，不少人总会将其与枯燥、深奥划上等号。其实，就像经济学家可以通过大街上女孩子裙子的长短来分辨经济景气程度一样，生活中的不少事情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又是另外一番风景。 笔者每天回家，都要在一个车站起点站候车，总能看见一个卖报的老伯，时常在他那买份报纸，也就熟络起来。一天晚上回家，卖报老伯也搭上了这部公车，正好坐在笔者身边，便和他闲聊起来，健谈的老伯谈起了在车站卖报纸的经历。 原来，老伯前几年下岗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便打算卖报赚点钱。经过挑选，发现这个车站的人流量大，可是附近已经有了两个报摊。老伯脑筋一转，就决定不设摊，直接在等车的人群和车厢中卖。为此，他先和车站管理员套起了近乎，每天给车站办公室送几份报纸，逮着机会就诉诉苦。结果，管理员一心软，主动提出让他到车站来卖报纸。当然，那几份报纸老伯都不会忘记送。 卖了一段时间后，老伯发现：等车的人中一般男青年喜欢买报纸、有重大新闻时报纸卖得特别好。于是，他开始了相应的调整，增加了体育类报纸；每天叫卖报纸时，也不再喊什么“晨报、晚报、足球报要吗？”而是根据新闻事件来叫：“中国足球队兵败如山倒、刘翔火拼周杰伦等等。”果然，这一招十分见效，不少原先没打算买的人都纷纷解囊。 我们不妨尝试用经济的语言来解读以上的做法，那就是：和车站管理员套近乎、送报纸——制定公关策略，公共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不设摊，在等车人群和车厢中卖报——差异化营销，进行渠道创新，变店铺销售为直销；改变叫卖方式——通过销售数据和产品分析，实现自己独有的销售方式——这正是目前国内营销界炒得红火的USP（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独特的销售主张的英文简写）概念。 最后，老伯还说，他打算进些畅销的杂志，改变目前只卖报纸的局面。对此的经济解读可以是：产品线延伸，实现产品的多元化。 其实，经济学是离不开人们现实生活的，也是平易近人学科。

关于生活中的经济学论文

什么是经济学呢？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那么，关于生活中的经济学论文怎么写，以下就是我整理的，一起来看看吧！

经济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西方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时代，在我国则可追溯到孔夫子那里。但如果以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的发表作为经济学诞生的标志，则经济学至今也不过只有200多年的历史。

什么是经济学呢？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如经济学探讨生产什么物品，如何生产这些物品和为谁生产这些物品。在名著《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写道：“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我在《管理经济学》一书中从公平与效率、生产与分配的角度出发，指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和如何公平分配国民财富，以满足个人或社会目的的一门社会科学。”种种说法归结起来，总离不开这样一种思考，即经济学是使有限的资源被用于最合理的方面以便增加社会总的财富，使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

这种对经济学的理解，大致具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个人或社会的目的或欲望是永无止境的，而经济资源在绝对量上来说是有限的，稀缺的。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工农业的调整发展，污染的日益严重，森林和地下水等可再生的资源及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日渐匮乏，甚至就连以往认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气和江河之水也因污染而变得稀缺起来。第二，稀缺资源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用途，但一旦用于某一用途就不能再用于其他用途。因此，人们的各项经济活动都牵涉到选择问题。在这里，效率意味着一国经济应将它的生产和消费单位组织得使社会能够得到最大数量的所需要的物品和劳务，而且，在现行习惯、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经济资源应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第三，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可通过“机会均等”或“结果均等”等制度来寻求公平分配方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机会均等的公正游戏规则，将实现由竞争带来的'繁荣。

在短暂的200多年中，经济学按照科学的规范建立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的逻辑系统。一组初始概念，一套公理体系，精确的定义，严密的逻辑，以至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很少有人能够读懂经济学论文，特别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数学功底，人们不要指望能看懂那些权威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的论文。经济学已成为人类社会的“阳春白雪”而难以普撒寻常巷陌人家。

世纪之交，经济改革成为全球性流行思潮。而随着原计划经济国家大幅度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一思潮日益成为广泛的社会行动。学习、研究、传授和应用经济学则成了这一社会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学人认真钻研经济学、大胆实践经济学、不遗余力地传播经济学，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经济管理人才，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跨世纪的市场经济主体。国内近百所大学开设经济管理专业，为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各级各类的研究机构对经济理论的潜心研究和深入探讨，极大地丰富了经济理论宝库，为我国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漫步街头巷尾的大小书肆，以经济命名的“大全”、“读本”、“丛书”挤满书架，大有泛滥成灾之势，然而对这些出版物中所述种种，即便是著作者本人，心中也是不大有把握的。人们在百忙之中，选中几本去读以使自己的生活质量更上一层楼，可读后常大失所望。用抽象理论来阐述简单事实的做法往往是著作者为评定职称而加重砝码。这类书籍文章通常是写给学者们和校园里的莘莘学子看的，而不是写给大众百姓看的。即使硬着头皮耐心地看过了，对实际工作和生活也毫无帮助，除了花费时间几乎别无所获。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学术研究，但更需要对社会公众的启蒙教育和应用。纵观世界各国，国民的经济学素养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重要标志。揭开经济学的神秘面纱，让经济学从经济学家的书斋里走出来，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迫切需要。

我国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说过“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但如何广泛传播经济学，使和寡的高曲成为流行的音符？这是我在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时常常浮现在大脑里的一个问题。在我评上教授职称之后，这一问题更是困扰着我，影响着我。特别是在我主持主讲的“西方经济学”课程被评为江苏省级一类优秀课程之后，我产生了撰写一本通俗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冲动。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来不及陶醉于烫金的证书之中，顾不上多呼吸几口悠闲的空气，便准备投入紧张的“业余”创作工作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了这项工程的规划设计，试图结合身边的事例，用通俗的语言向读者普及现代经济学思想理论和方法等基础知识。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经济学的眼光，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观察和思考，而并非象教课书那样做系统的灌输。为了使我的研究生能将所接触和学习到的理论应用于实际，而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自我欣赏，并成为经济学的精神贵族，在制订出详细的工作计划和写作大纲之后，我便安排他（她）们进行写作内容的研讨和初稿的执笔。在初稿的基础上我进行了修改、统稿和定稿，并将其命名为《生活中的经济学》。本书由许长新、刘俊等编著，参加编著的还有宋敏、郝琳、徐杏、王甲、庄惠娟、赵国蓉、尚静、金雯飞、张自斌、张孟硕。他（她）们的具体工作在相关篇章的后面都有明确的执笔者署名。

好友张军来电邀我将本书在中国知识经济出版社出版，考虑到普及经济知识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方面，于是我欣然应约。

本书定稿之时，日历已悄然指向1999年元旦，我也有了一定的解脱感。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得到多方面的协助与支持，谢意难以言表。由于初次涉足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写作，书中定有多处缺陷，但我们希望能给读者多一些回味，少一些遗憾。当读者在百忙之中静下心来，读过本书以后，掩卷回首反思，但愿能豁然开朗。

我是学经济学的 六月就毕业了 这是我大一的时候写的 估计有用 望采纳 还有几个案例需要再发给你。 生活中的经济学人们对经济学的理解，大致具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个人或社会的目的或欲望是永无止境的，而经济资源在绝对量上来说是有限的，稀缺的。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工农业的调整发展，污染的日益严重，森林和地下水等可再生的资源及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日渐匮乏，甚至就连以往认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气和江河之水也因污染而变得稀缺起来。第二，稀缺资源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用途，但一旦用于某一用途就不能再用于其他用途。因此，人们的各项经济活动都牵涉到选择问题。在这里，效率意味着一国经济应将它的生产和消费单位组织得使社会能够得到最大数量的所需要的物品和劳务，而且，在现行习惯、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经济资源应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第三，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可通过“机会均等”或“结果均等”等制度来寻求公平分配方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机会均等的公正游戏规则，将实现由竞争带来的繁荣。而“生活中的经济学”是将略显抽象的经济学与我们生活中某些看似平常的现象以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在中国现阶段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目标的情况下，经济学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了：分析投资股票、买房前斟算性价比、就连女人们热衷的商场打折。但是大部分人还没有仔细想过，为什么股市跌涨，房价会有高有低，商场又为什么要打折呢。用经济学的角度看待生活中的现象，更科学的权衡利弊，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判断。比如说这些例子： 1、扣狂潮里的秘密如今，商品打折已成为一种“商业风气”，正在整个商业系统中迅速的蔓延开来，许多商店也把打折当做是招揽顾客的一种手段之一。无论大街小巷，你总会看到商店的门口贴着“大甩卖”、“跳楼价”、“大放血”等字样。而且，商店还贴着“恕不讲价”的牌子。而且在商场里，“买一送一”、“买二送一”等广告也随处可见。总之，整个的打折气氛，让人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充满了“便宜”的世界里，似乎只要你稍稍打开口袋，就能够把无穷的“便宜”带回家。但是，面对如此疯狂的折扣潮流，我们都应该清楚地对待，不要因为贪小便宜而吃了大亏。谁都知道，商家做生意都是为了赚钱。而如果他们真的“大放血”，而且是整天整月地放血，那么有那个商家的体魄如此“健壮”呢？虽然我们必须承认确实有一些商品，由于建筑拆迁、生意转行、急需资金、商品换季价格确实比原来要低了，但利用“薄利多销”的手段进行促销的商家占很大一部分。尤其是那些“回报新老客户”之类的店庆，这样的目的更是明显，他们是假借打折之名招揽顾客，赚取高额利润的。让我们来看看商家打折的秘密。我们知道，一定数量的产品，不管是生产一万件还是只生产一百件，有些投资是必须的，比如厂房和机器设备。而且，这些投资在短期内是不能改变的，我们把这种短期内在数量上不能改变的投资成本称为“不变资本”。而另一些投入如劳动力，如果你还想生产一万件，就要多用几个工人，如果只想生产一百件那就少用几个工人，这是随时可以改变数量的投资，称为“可变资本”。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之和就是生产商品所需的总成本。如果把一段时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看做一个整体，那么，把生产这些产品所耗用的成本（包括可变成本和不变成本）平均的分摊到每一件产品上，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每一件产品中包含了多少的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于是得到了“平均可变成本”和“平均不变成本”的概念，两者之和又可以称为“平均总成本”。而如果我们把厂家卖商品的价格看做是他从每一件商品中获得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比较价格和以上几个方面的平均成本的大小关系，来判断厂商愿意生产商品的最高数量和愿意卖商品的最低价格。实际上，商店不可能把所有的商品都如此打折销售，商场里只有部分的商品如此打折，不仅是部分打折而且是轮流打折------今天是日用品打折，明天是调料打折，这周是烟酒打折，下周是食品打折。而其他商品与别的超市的价格是没有区别的。先说消费者，那些知道打折商品又欲购买之的消费者显然愿意前去购买。但去超市要花车费和时间的。既然去了，既然花了车费和时间，理性的选择哪里能只购买打折商品呢？一般总是要购买一些别的商品，那些不知道打折商品的人又当怎样呢？虽然不知道具体打折的是些什么商品又不比别处的超市贵，为何不奔着打折的商品去呢？ 再说厂家吧，商店的打折虽然使得商品的平均单价降低了，但由于打折吸引了消费者，提高了销售量，总利润一定不减反增。为了吸引那部分即使知道打折也不购买打折商品的消费者，最大限度的增加销售量，商店不可能让所有人都事先知道具体打折的商品，他是要让一部分人知道，又让一部分人不知道。其实，正像前边所说的由于各种特殊原因，商场被迫降价出售商品，价格往往比实际造价还低，那么，消费者就会获得比较实在的优惠。但是，在一般紧急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也是很少见的。因为，在平时，商品出卖的价格都比实际成本要高很多，而且在比较紧急的时候只要把价格下调，调到可变成本以上一点点，从消费预期来说就已经十分满足了，商品就很容易卖出去，而且会比原来的销售量更大，这才是最常见的打折现象，许多商场就是用这种手段吸引消费者，以获得“薄利多销”的效果。看起来他是在“放血”，但是虽然在单件商品上的利润少了，但是卖出去的商品数量增多了，所以只要打折程度合理完全可以在打折的情况下，获得比原来还多的销售收入。因此，对于各个商场疯狂的打折热潮，我们应该清醒的对待！

摘要：经济与生活密切相连。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学习经济学无疑是每位在校大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前的必备课程，对其择业、就业、创业有较深的影响。关键词：经济学 市场 生活 就业创业 指导 关系密切 在中文系，每天与中国古今文字打交道，浑身沾染着浓厚的书卷气，似乎徜徉在一个隐逸的世界。选修了经济学与生活这门课程后，才感觉是真正融于当今的现实社会，真正感触现代生活。投资理财、就业创业、个人发展这些词才是真正应该属于当代大学生的字眼。经济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实用科学，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当今社会是个经济时代，经济学存在于每个人的日常行为中，每个人都在生活中有意无意地运用经济学规律进行选择和取舍，消费、投资、理财、谈判、营销、管理乃至人际交往、职场竞争、爱情婚姻…无时无处不与经济有关。大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小到个人日常消费的计划。经济学是一门生活化的学问，经济学就在我们身边。 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用最少的消耗创造出最多的财富，并把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研究经济学，首先要知道经济活动是如何进行的，其次要透过表面现象看到事物本质。经济学就是对真实世界的各种现象进行研究，提炼出一些普遍存在的规律，并从具体现象出发，指导市场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学习经济学之后，了解了如何选择生产成本，似乎每个企业都希望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创造出最高的利润，但经济学却告诉我们真正的盈利是零利润。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市场活动的表现也是很明显的。如前两年通货膨胀，国家提高了存款利率，以吸收资金回笼，减小经济压力。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规律是相互补充、密不可分的。通过对经济学的学习让我们了解到投资理财应避免盲从，认真分析。其次，应认识到个人长处，将其发展为竞争中的一种优势，也要弥补自身不足，不断提高完善自己。敢于接受挑战，勇于面对社会上的竞争，为将来就业、创业打好基础。这在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学习经济学的意义是很明显的。经济学中的一些原则对我们自身的发展也有很深的影响。例如，了解国家如何改革、如何设定制度、如何针对市场现象采取有效措施，对我们以后的人生规划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市场行为中公平、诚实信用等原则，深深影响着个人价值观。总之，经济学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提高自己的经济学水平，学会用经济学的视角和思维指导自己的行为，有利于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少受损失，少走弯路，创造财富，获得幸福。

以化学与生活为主题的论文

作为文史专业学生，选择《化学与社会》，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固然比理工科学生的难度要大得多，但是，难并不成为逃避的理由。选择学习《化学与社会》不仅有学习价值，而且对我们的生活，对今后的发展都大有裨益。一、从化学与专业学习的关系来看。虽然由于专业的原因，文史专业学生和理工专业学生对化学知识的需求已经大不相同。相比较而言，理工类学生无论是对化学知识的了解还是未来对该学科知识的需求，都要强于文史类学生，因而，理工科学生掌握、补充化学知识，尤其是与化学相关专业学生学习《化学与社会》是对自己专业知识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和提高过程。文史类学生虽然对化学课已经比较陌生，但是，适当掌握一些化学知识，仍然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学习态度和习惯。学习化学知识，不仅是对过去知识的重温，也是对现在专业知识的补充，多掌握一些生活必需的常识，无疑又是对生活质量起着不容忽视的提升作用。二、从化学与生活的关系来看：如果说人文和社会知识是从生活中提炼出的一种抽象的知识，那么，物理和化学知识作为自然科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从生活中直接得到的常识，因而，其用之于生活的方面和领域更为广阔。掌握适当的物理和化学知识，不仅能帮助我们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疑问，更能增加我们的生活常识，提高生活质量。例如肯得基的“苏丹红事件”便是化学知识运用于生活的很好明证——一个不懂化学的人，是断然不知道这件事的意义的。三、化学与政治学科的关系。政治学作为新兴学科，其学科前景和实用性固然不甚为人所知，但政治学科所研究的领域和意义却是不容被忽视的。政治学科主要研究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以及从历史中结晶出的文化积淀。概而言之，政治学是以人的精神诉求为研究对象，并最终使人在精神领域达到更高的善的一门学科。因而，关注人的需求，指引人的发展，让人们在精神层面得到更好的发展是政治学科追求的目标之一。化学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人类也曾利用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让自己所处的社会历史时期前进了许多年。但同时，化学就如同一把双刃剑，化学对人类积极和消极的方面都毫不隐讳地存在着。而如何扬长避短，让化学发挥更好的作用为人类社会进步服务，是人类需要关注的一个话题。例如美国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多的科学家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用化学科学制造出了核武器，然而却将化学创造出来的这个“厉害角色”用到了屠杀伊拉克平民的战斗中；日本人运用生物、化学技术制造出了生化武器，同样，这些武器也只是在屠杀中国平民的战斗中露出了其“助桀为虐”的不光彩面目。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需要指明的是，化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固然有人才和技术提高的必要，但同样也需要正确的方向的指引，否则，只可能陷入“越发展越落后”境地。政治学科正有对人们进行劝诫，进行价值观教育的作用。因而，正确地运用化学与政治学的知识在使人类生活水平提高的意义上来说，虽然方式不同，但殊途同归。同时，化学实验的操作不当造成人类灾难的事例也不枚胜举。从广义上来讲，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无不是在一个整体中和谐共存和发展的，人类的任何社会活动都应该以与自然和谐共存，促进人类实质意义上的提高为目标的，因而，如何让化学服务于人类，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与自然和谐共存，树立科学发展观，是政治学科的重要任务，因此，从指引化学发展方向，使化学与社会和谐共存的角度来讲，化学与政治学科关系紧密。四、从化学与个人发展的关系来看信息时代，知识最为重要，无论是文盲，还是知识分子，在不断学习，充实、善自己知识结构的道路上，没有高低尊卑之分，作为社会精英的大学生，就更需要学习各方面知识，以充实自己，使自己成为各行业都能独当一面的人，无论是对自己的就业前景，还是对社会的贡献角度都大有裨益。因而，学习化学与社会，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知晓文明之间的内部联系，促使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使科学发展在为人类福祉的不断增进的道路上发挥更大作用意义深远。我们要明白，“知识无止境，学习亦当不休止。

化学是一门基础的自然科学，对人类有着重大意义，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有着密切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化学与人们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化学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高品质的生活离不开化学，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许多就是化学与生活的完美结合。我们的衣、食、住、行、用，化学无所不在。先说衣方面，很久以前，棉纺织品单调色彩就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是出现了早期的化学染色，丰富了我们生活的色彩。棉、毛、丝织物虽然给我们生活增添了温暖，但各种质地化纤织品和化学合成织物的出现，使我们的穿衣发生了质的变化，使穿衣由多彩进一步向多元发展，从而大大丰富了我们的衣橱。在食方面，化学就更重要了。大家对“咸鱼”一定不陌生。可为什么鱼加上点盐就可长期放置，而不腐蚀、变质呢？食物腐败的原因是由于微生物细菌的作用。食盐就能控制生物细菌的生长，防止食物腐败。食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氯化钠是电解质，它的饱和溶液渗透压大于非电解质溶液的渗透压，微生物细菌中的细胞中蛋白质溶液就属非电解质溶液。当渗透压大的溶液和渗透压小的溶液间隔以细胞膜等半透膜隔开时则溶剂分子将从渗透压小的一方渗透到渗透压大的一方。即在食盐溶液存在下，微生物细菌细胞中的水分子将不断进入食盐溶液中去，导致细胞干枯致死，而起到防腐的作用。还有用纯碱发面制出的馒头，松软可口；经粮食等原料发生一系列化学变化酿制的各种饮用酒；用小苏打做出的各种可口饼干；用二氧化碳加压溶解制成的各类爽口的碳酸饮料等等。在住的方面，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枣阳市的雕龙碑氏族公社遗址发现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我们的祖先就在建筑上使用了的人工烧制的石灰。石灰最早被广泛用于修筑城墙和坟墓，后来人们将生石灰浸在水中做成熟石灰，既扩大了石灰的使用范围，又方便了保存。熟石灰干后变成洁白坚硬的碳酸钙，在古代石灰就广泛用于建筑，我国古建筑中的“粉墙黛瓦”的“粉墙”就是将熟石灰粉涂在墙上，覆盖了泥土和砖块的色彩，使房子显得美观牢固、整洁明亮。化学炼出钢铁，我们才有钢材和铁制品使用；化学加工石油，我们才能用上轻便的塑料；化学锻烧陶土，才能使房屋有漂亮的瓷砖表面。如今，各种化学建材举不胜举，PVC、UPVC、PPR、彩塑、彩铝、彩钢等各种化学板材、型材、管材、石材层出不穷，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我们的居住、学习、休闲、消费环境变得多姿多彩。化学反应是交通工具得以行驶的动力。没有燃料的燃烧放出热量，车辆根本无法开动。化学能是它们得以行动的最原始的能量来源，即使用了电做动力，也不能忘记化学能伟大的贡献。在现在，化学仍是交通工具的生命，仍对人们出行起重大作用。用的方面，我们学生平常所用的纸、笔、墨无一不与化学有关。纸是用木头做成的，又粗又脏的木头怎么会变成又白又细腻的纸呢？那就是化学的奥秘所在。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当年耗费了大量的精力造纸，最终如愿以偿，但是由于造价高，历时长，无法广泛采用。如今，只要把大量木头放进专用的池中，加入腐蚀性的药品和催化剂，便可使反应速度加快制成纸浆，然后采用化学手段，造出我们需要的各种质地、各种色彩的纸制品。化学与医学的关系就更密切了，供氧器就是利用过氧化钠与二氧化碳反应来制氧，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人们还应用科学的方法制造生理盐水，减轻病人的痛苦。近代，人类发明了青霉素等许多新药品，攻克了许多不治之症。在医学方面，人体缺碘会引发甲状腺肿大，缺碘还会影响儿童智力。据报道，全球10亿人生活在缺碘区，而我国就占4亿。碘缺乏的危害是关系到民族兴衰的大事。我国政府已向国际社会做出庄严承诺：在中国大地上将消除碘缺乏症，并从1995年起实现全国食盐全部加碘，全国城乡只能销售加碘食盐。又如，维生素C，又名抗坏血酸，在空气中特别是在日光下易被氧化。维生素C易溶于水，其水溶液不耐热，所以食物在烹饪时易破坏维生素C。食物变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食物被氧化，使用抗氧化剂能阻止或延缓食物氧化，以延长贮存期。维生素C是对人体有利无害的抗氧化剂，故在各种饮料、罐头等制作中广泛应用。维生素C有一定的防癌效果，它可还原致癌物亚硝酸盐。在一些重大的科学领域里，化学的作用也不小。火箭发射所需燃料，就是利用了氢氧燃烧得水的原理。在自然世界中，水受热变为水蒸气，水蒸气又上升到高空中，遇冷成为水滴，小水滴聚集成云，有了云就会降水。过去，遇到旱灾，人们束手无策。现在，人们研究出了用人工的办法降雨，采用化学手段增雨，以解除干旱现象。雪在接近地面时，遇到较暖的空气，融化成雨，落到地面上。反之，空气中的小水滴不一定能结成冰晶，于是人们就想办法，使用冷凝剂使水滴结冰。干冰是最常见的冷凝剂，还有碘化银也是。派飞机飞到云层上，将干冰或碘化银撒在云层中，就可以使冰晶形成，进而降雨。化学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变化，有利也有弊，人类又把化学带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毫无人性地利用人做化学试验，研制化学武器。庆幸的是，现代人类已采取了措施，禁止使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还有汽车尾气排放，造成大气污染，酸雨在警告我们，臭氧层空洞威胁着我们，环保成了化学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不注意使用化学元素，常会出现一些事故，如食物中毒。平常的酒中含有乙醇，而工业酒精中含有甲醇，甲醇是有毒的，如果使用工业酒精配酒，轻则头晕、呕吐，重则失明，甚至引起死亡。在我们的平常生活中，如一些防腐剂等用于保鲜食品类的东西，都是通过一些化学手段制出来的化学产品。如果不是这些药品起作用，怎么可能一年四季都有苹果吃呢，但是也有危害的地方，它含有一定的毒性，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我们中学生只有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改善人类生活，让化学更好的为我们服务，将来让化学的益处更多些，弊处少一些。

人类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环境危机，由于人口急剧的增加，资源的消耗日益扩大，人均耕地、淡水和矿产等资源占有量逐渐减少，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环保问题就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的化学工业及相关产业，在为创造人类的物质文明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在生产活动中不断排放出大量有毒物质，化学工业也为环境和人类的健康带来一定的危害。发达国家对环境的治理，已开始从治标，即从末端治理污染转向治本，即开发清洁工业技术，消减污染源头，生产环境友好产品。“绿色技术”已成为21世纪化工技术与化学研究的热点和重要科技前沿。 绿色化学又称绿色技术、环境无害化学、环境友好化学、清洁化学。绿色化学即是用化学及其它技术和方法去减少或消除那些对人类健康、社区安全、生态环境有害的原料、催化剂、溶剂、试剂、产物、副产物等的使用和产生。 化学可以粗略地看作是研究从一种物质向另一种物质转化的科学。传统的化学虽然可以得到人类需要的新物质，但是在许多场合中却既未有效地利用资源，又产生大量排放物，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绿色化学则是更高层次的化学，它的主要特点是“原子经济性”，即在获得物质的转化过程中充分利用每个原料原子，实现“零排放”，因此既可以充分利用资源，又不产生污染。传统化学向绿色化学的转变可以看作是化学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绿色化学可以变废为宝，可使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绿色化学已在全世界兴起，它对我国这样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1 采用无毒、无害并可循环使用的新物料 原料选择 工业化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许多新物料，它们在不断改善人类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带来大量生活废物，使人类的生活环境迅速恶化。为了既不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又不破坏环境，我们必须研制并采用对环境无毒无害又可循环使用的新物料。 以塑料为例，据统计，到1989年美国在包装上使用的塑料就超过亿kg（20世纪90年代数量进一步上升），打开包装后即被抛弃，这些塑料废物破坏环境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掩埋它们将永久留在土地里中；焚烧它们会放出剧毒。 我国也大量使用塑料包装，而且在农村还广泛地使用塑料大棚和地膜，造成的“白色污染”也越来越严重。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研制可以自然分解或生物降解的新型塑料，目前国际上已有一些成功的方法，例如：光降解塑料和生物降解塑料。前者已经投入生产。光生物双降解塑料研究是我国“八五”科技攻关的一个重大项目，已取得一些进展。 溶剂的选择 大量的与化学制造相关的污染问题不仅来源于原料和产品，而且源自在其制造过程中使用的物质。最常见的是在反应介质，分离和配方中所用的溶剂。在传统的有机反应中，有机溶剂是最常用的反应介质，这主要是因为它们能较好地溶解有机化合物。但有机溶剂的毒性和难以回收又使之成为对环境有害的因素。因此，在无溶剂存在下进行的有机反应，用水作反应介质，以及超临界流体作反应介质或萃取溶剂将成为发展洁净合成的重要途径。 固相反应 固相化学反应实际上是在无溶剂化作用的新颖化学环境下进行的反应，有时可比溶液反应更为有效并达到更好的选择性。它是避免使用挥发性溶剂的一个研究动向。 以水为溶剂的反应 由于大多数有机化合物在水中的溶解性差，而且许多试剂在水中会分解，因此一般避免用水作反应介质。但水作为反应溶剂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因为水是地球上自然丰度最高的“溶剂”，价廉、无毒、不危害环境。此外水溶剂特有的疏水效用对一些重要有机转化是十分有益的，有时可提高反应速率和选择性，更何况生命体内的化学反应大多是在水中进行的。 水相有机合成在有机金属类反应，水相Lewis酸催化的反应现都已取得较大进展。因此在某些有机化学反应中，开发利用以水作溶剂是大有可为的。 超临界流体作为有机溶剂 超临界流体是指超临界温度及超临界压力下的流体，是一种介于气态与液态之间的流体。在无毒无害溶剂的研究中，最活跃的研究项目是开发超临界流体（SCF），特别是超临界CO2作溶剂。超临界CO2是指温度和压力在其临界点（℃，7 ）以上的CO2流体。它通常具有流体的密度，因而有常规常态溶剂的溶解度；在相同条件下，它又具有气体的粘度，因而又具有很高的传质速度。而且，由于具有很大的可压缩性，流体的密度，溶剂溶解度和粘度等性能可由压力和温度的变化来调节。其最大优点是无毒、不可燃、价廉等。 催化剂的选择 许多传统的有机反应用到酸、碱液体催化剂。如烃类的烷基化反应一般使用氢氟酸、硫酸、三氯化铝等液体酸做催化剂，这些液体酸催化剂的共同缺点是：对设备腐蚀严重，对人身危害和产生废渣污染环境。为了保护环境，多年来人们从分子筛、杂多酸、超强酸等新催化材料入手，大力开发固体酸做为烷基催化剂。其中采用新型分子筛催化剂的乙苯液相烃化技术较为成熟，这种催化剂选择性高，乙苯收率超过，而且催化剂寿命长。2 化学反应的绿色化 为了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合成效率成了当今合成方法学研究中关注的焦点。合成效率包括两方面，一是选择性（化学、区域、非对映体和对映体选择性），另一个就是原子经济性，即原料分子中究竟有百分之几的原子转化为产物，理想的原子经济反应是原料分子中的原子百分之百的转变为产物，不产生副产物或废弃物，实现废物的“零排放”。为此，化学化工工作者在设计合成路线时，要减少“中转”、增加“直快”、“特快”，更加经济合理地利用原料分子中的每一个原子，减少中间产物的形成，少用或不用保护基或离去基，避免副产物或废弃物的产生。实现原子经济反应的有效手段很多，在些不作赘述。3 生物技术的应用 生物科学是当代科学的前沿。生物技术是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化工是21世纪最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之一，它将成为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重要产业体系。采用生物技术已在能源、采油、采矿、肥料、农药、蛋白质、聚合物、表面活性剂、催化剂、基本有机化工原料、精细化学品的制造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从发展绿色化学的角度出发，它最大的特点和魅力就在节约能源和易于实现无污染生产而且可以实现用一般化工技术难以实现的化工过程，其产品常常又具有特殊性能。因此，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倍受青睐。 绿色化学是人类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绿色化学的根本目的是从节约资源和防止污染的观点来重新审视和改革传统化学，从而使我们对环境的治理可以从治标中转向治本。绿色化学的发展不仅将对环境保护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为我国的企业与国际接轨创造条件。

以美学与生活为主题的论文

艺术与生活:多远?多近?——审美 — 艺术观念流变考察[日期：2008-08-24] 来源： 作者：张婷婷 [字体：大 中 小] 【 内容 提要】一般地说，古典审美— 艺术 观念（包括 现代 之“古典”审美—艺术观念）多强调艺术与生活的距离，看重艺术与生活的区别，认为艺术之所以是艺术，就在于它的不平常性;古典美学批评，总是千方百计寻找艺术之巧夺天工的特异、艺术家之非同寻常的“绝活”。而大约从20世纪开始，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观念发生了变化，在整个世界范围里出现了所谓“审美生活化”（艺术生活化）和“生活审美化”（生活艺术化）的趋向，对此，不但有美学 理论 家和艺术批评家在鼓吹，且有创作家在实践。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清。 一艺术与生活，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也是一个被说烂了、提起来便令人兴味索然的话题。今天又来说它，不是为了自找没趣，而是想借此审视一下审美—艺术观念的流变，特别是近年来审美—艺术观念的新动向。宏观地看，古往今来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大略经过了三个阶段:口传文化时期艺术与生活直接合一;印刷文化时期艺术与生活疏离对立; 电子 文化时期艺术与生活再次走向融合。口传文化时期或再加上手写文化的前期（特别是纸张发明之前），艺术与生活曾经是混沌一体、不分彼此的。那时艺术是生活的一部分，譬如渔猎 时代 人们的弓箭既是工具也是心爱的“艺术”品（如果当时有所谓“艺术”观念的话），“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是模糊的，或者说当时艺术还没有从生活中分娩，人们的审美意识还萌动在生活实践的母胎中，譬如 中国 古代的玉璧、玉璜、玉琮……以及佩带的各种美玉，既是艺术品，同时也是祭祀用品和某种观念的象征物，具有原始宗教的、伦理道德的、 政治 活动的实用意义。即使到了孔子那个时代，艺术仍然很难同生活分得那么清，诗、乐、舞（如孔子说到的“八佾”舞）并不是后来人们观念中的纯粹艺术。甚至中古时期（例如魏晋）的佛教石窟壁画雕像，很难说当初有多少人是把它们当作“艺术”品去塑造的。西方亦如是。连古希腊戏剧，当初也是酒神节祭祀仪式性活动的一部分。后来，艺术逐渐“独立”了，艺术与生活疏离开来。手抄文化后期纸张出现了，这对审美—艺术的独立 发展 是一个重大促进;特别是到了印刷文化时期，艺术更是以它的“精英化”、“贵族化”甚至“神圣化”姿态去与“生活”拉开距离，艺术被供奉在高高的奥林匹亚山顶上。当时的人们认为，正因为艺术与生活不同，它才是艺术，而且，似乎离普通老百姓生活越远、越是高高在上，就越是好的艺术。这个时期可称为审美—艺术的古典时期。高雅的古典艺术，崇奉艺术为生活之精华的古典美学观念，是印刷文化时期审美—艺术现象的典型形态。与那时的 社会 状况和精神理念相应，艺术活动被认为是高于生活的创造，艺术产品被认为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产物，是超越凡俗的圣果。印刷文化所处的那个 历史 时代，是人类不平等的时代，是“劳心”者役使“劳力”者的时代，艺术创造似乎只能是“劳心”者的专利，而“劳力”者则被驱逐出审美—艺术的大雅之堂。就连那位号称诗风平易通俗、追求妇孺皆懂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无法掩饰其骨子里审美观念的贵族心态，“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琵琶行》），自觉或不自觉流露出对下等民众文艺活动的鄙视。审美—艺术活动因为是精英者的活动，是人上人的活动，是高雅人的高雅活动，艺术作品也就被看成与凡俗生活不同的高雅、特殊、精贵之物。中国古典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就特别强调艺术与生活的距离与差异。在他们看来，艺术几成神物，或具有几分魔力。传说顾恺之“常悦一邻女，乃画女於壁，当心钉之，女患心痛，告於长康，拔去钉，乃愈” ① 。又传说南朝梁代画家张僧繇画“金陵安乐寺四白龙，不点眼睛，每云，点睛即飞去，人以为妄诞，固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两龙乘云腾去上天，二龙未点眼者见在” ② 。这两则故事当然不可信。但它们表露出当时人们的一种观念，即艺术是不同于生活的神异奇妙的东西;至少它们渲染了艺术的神异与奇妙。中国古代艺术批评家也常常以艺术如何不同于生活、如何超越凡世来品评其高低优劣。魏晋以来“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之风甚浓，亦波及美学，无论书画诗文，大多要分三六九等。例如南齐谢赫就说:“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 ③ 他的《古画品录》把画家分为六品。梁朝钟嵘则把诗分为上中下三品。之后的许多艺术评论家据此加以演绎，区分各种不同标准的艺术和艺术家。唐·张怀较画家优劣为神、妙、能三品，朱景玄又将神、妙、能各别上、中、下三等，此外又加逸品，依次为:神（上中下）、妙（上中下）、能（上中下）、逸共十等。张彦远不同，最高等的艺术品格是 自然 ，置于神之上，分为自然、神、妙、精、谨细。他说:“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自然者，为上品之上; 神者，为上品之中;妙者，为上品之下;精者，为中品之上;谨而细者，为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 ④ 虽然后来的艺术批评家各有自己的说法，有的以逸品为先，神、妙、能次之（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有的主张取消张彦远所说的自然，而逸品也应置三品之外（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坚持艺术具有不同于寻常生活的特殊品格;越是优秀的艺术，越是与寻常生活不同。绘画中的“写真”，照理最应贴近原物。但事实上画家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其所“写”与原“真”不一样，一定要高于、精于原“真”。这是古典美学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晚唐画论家张彦远曾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晋代画家顾恺之“尝欲写殷仲堪真，仲堪素有目疾，固辞。长康（顾恺之字）曰，明府当缘隐眼也，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使如轻云蔽月。” ⑤ 在这里，艺术改变了生活原貌，它不但能避短扬长，而且能使缺点变成优点，使丑变为美。不过这样一来，画出来的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原“真”，就相差甚远了。艺术要超脱凡俗，成为具有奇异魔力的“神物”，那么，创造艺术的人（艺术家）也必然要是能力超凡的神奇人物。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顾恺之“传写形势，莫不妙绝。刘义庆世说云，谢安谓长康曰，卿画自生人以来未有也” ⑥ ;说吴道子“古今独步，前不见顾陆，后无来者。……神假天造，英灵不穷。……弯弧挺刀，植柱构梁，不假界笔直尺，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 ⑦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把吴道子说得更“神”:“明皇天宝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吴生驿驷，令往写貌。及回日，帝问其状，奏曰:‘臣无粉本，并记在心。’后宣令于大同殿图之，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一日而毕。” ⑧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也说:“吴道子画，今古一人而已。” ⑨文学家亦如此。唐代大诗人李白向被称为“诗仙”，“仙”者，非人可企及也。“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望天门山》），这些形象，这种构思，这般情愫，只有李白才能想得出，写得出。还有那个悲悯众生的杜甫、那个诡异冷怪的李贺，不是也被冠以“诗圣”和“诗鬼”，而超离凡界并为众人尊崇膜拜吗?康定斯基在描述艺术家与大众关系的时候，谈到了贝多芬的“精英”品格:“精神生活可以用一个巨大的锐角三角形来表示，并将它用水平线分割成不等的若干部分。顶上为最窄小部分，越低的部分越宽，面积越大。……三角形的顶端上经常站立着一个人。他欢快的目光是他内心的标记。甚至那些在感情上和他最接近的人也不能理解他。人们愤怒地骂他是、疯子。贝多芬生前就是这么一个挺立着受尽辱骂的孤独者。” ⑩ 艺术家是孤独的，他们于不胜寒的“高处”去追寻“天堂的和声”。通过上面的例子，我想说的是:以往人们总是视艺术家作家为“天才”，称他们的作品是“奇迹”，强调艺术与生活相区别的不同寻常之处。而且 哲学 家还给以坚实的理论支持。最有势力的是康德的理论，至今人们还不断引述它。康德给天才下的定义是:“天才就是给艺术提供规则的才能（禀赋）。由于这种才能作为艺术家天生的创造性能力本身是属于自然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表达:天才就是天生的内心素质（ingenium拉丁文:天赋），通过它自然给艺术提供规则”11 。康德强调:天才是天生的，它直接授之于天，不能传授，不能 学习 ，不能模仿，不能继承，不能替代;天才具有无意识性，“不是他（艺术家）所能控制的”;天才是独创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独创性必须是它的第一特征”，“同时又必须是典范”;而且天才只属于艺术不属于 科学 ，“天才不是为科学、而是为艺术颁布规则”12 。谢林也有类似的说法，“天才只有在艺术中才可能”13 。叔本华也强调天才所标志的是一种“超人的东西”，天才人物“是普照世界的太阳”14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他们、特别是康德看来，艺术家（天才）与普通人之间是“种类上的区别”15 ，这就在天才与普通人之间划上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总之，古典艺术、古典美学，总是要把艺术家与普通人隔离开来，给艺术家戴上天才的桂冠;总是企图把艺术与生活区别开来，强调艺术与生活的“距离”（布洛的“距离”说虽说是心 理学 问题 ，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审美—艺术要同尘世生活拉开“距离”）。一些艺术派别还要故意制造“间离”效果，让读者和观众时时意识到自己是在欣赏“艺术”、 看“戏”，而不是生活;让读者和观众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划清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西方的布莱希特派如此，中国的梅兰芳派也如此。二大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而最近20—30年来变化尤为剧烈。这种变化的总趋向就是审美—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审美—艺术化，或者说审美—艺术与生活趋于同一。这种变化比较明显的苗头是从电影艺术对视觉文化的张扬开始。视觉，相对而言，是人类与自然世界、与社会生活接触最广泛、联系最紧密的一种感觉。无论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一个城市、 企业 ，它的文化首先是由其视觉形象上的特征得以展现的。与文学、戏剧、绘画、雕塑、舞蹈、 音乐 等等相比，电影无疑是更大众化、更生活化、同时也更加图示化的艺术，它以生活的影像为材料、手段，在强化艺术的图示，激活观众的视觉的同时，在形式上逼近生活本身的“样儿”。当观众进入电影的时候，身临其境，就如同进入生活。电影出现，预示着一个“读图”时代的临近，一个艺术的大众化和生活化时代的开始。丹尼尔·贝尔把他的目光伸向了电影、电视之前，认为视觉文化导源于一种“新美学”的诞生。他说:“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一变革的起源与其说是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不如说是人们19世纪中叶开始经历的那种地理和社会流动以及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美学。”16丹尼尔·贝尔说得不是没有道理。那种与古典美学不同的“新美学”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化变革，是随“社会流动”“应运而生”的，溯其根源，最早是“19世纪中叶开始经历的”那个大变动的时代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形容那个时代的变化时这样说:“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7 如果19世纪如此，那么，20世纪、21世纪就加倍如此。既然这种审美—艺术的新趋向是时代变动的产物，那么它 影响 所及就不限乎电影，还会表现在其他方面，而且还会有它的理论形态。首先涉及到“艺术边界”问题。美学家克罗齐说:“每一个真正的艺术作品都破坏了某一种已成的种类，推翻了批评家们的观念，批评家们于是不得不把那些种类加以扩充，以致到最后连那扩充的种类还是太窄，由于新的艺术作品出现，不免又有新的笑话，新的推翻和新的扩充跟着来。”18 原有的艺术种类不断被突破，原有的艺术边界守不住了。而且，究竟怎样来定义艺术，也越来越把握不准、甚至无法把握了。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古典的艺术定义已经失去效力，提出了“家族相似”说，认为美、艺术、游戏等等，没有统一的本质，只有家族相似性的关系:“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更好的说法来表达这些相似性的特征;因为家族成员之间的各式各样的相似性就是这样盘根错节的:身材、面相、眼睛的颜色、步态、脾性，等等，等等。——我要说，各种‘游戏’构成了一个家族。”19 在这场审美观念的时代变动中，艺术似乎没有了边界，那些低俗的、过去认为不可能与艺术沾边儿的“现成物品”，成为了艺术。20世纪最具有反叛精神的艺术家之一法国画家杜尚在《关于“现成物品”》一文中说:“在1913年我就起了一个怪念头:去把一个自行车轮固定在一只厨房用的长脚凳上，并看它如何转动。……当‘现成物品’一词出现在我心中的那时刻，也就指明了这种表现形式。我渴望去建立的论点是:这种现成物品的选择并非由审美享受来支配的。它是建立在冷漠的视觉反应上的，同时，无论好的趣味或坏的趣味都无从谈起，……事实上整个感觉是麻木的，其重要特征是短暂的裁决;我偶然地把标题刻在这些‘现成物品’上。这种裁决替代了一件标题作品那样去描绘事物，它意味着把另一个比言语更丰富的领域传达给了观众。”20 杜尚从1913年开始，采取 工业 设计图的几何 方法 ，用所谓“现成取材法”制作《自行车轮胎》，即取一个普通的自行车轮子固定在一只厨房用的长脚凳上。1917年，他在美国把一个小便器题上名字《泉》送美术馆展览——他要求人们用新的角度去看它，抛开原来实用的意义，于是小便器获得一个新的内容，成了艺术品。1919年，他在巴黎创作最著名的现成画《带胡须的蒙娜丽莎》，即在《蒙娜丽莎》的画像上加上胡须。这些惊世骇俗的行为使得具有传统美学观念的人目瞪口呆。但某些具有超前观念的理论家作出了解释。布洛克说:“那些把种种‘现成物’当做艺术品的人，实 际上是在从事一种非常严肃的事业。他们实际上是在扩大或重新创造人们的艺术概念。而那些不认为上述物品是艺术的人，则是在保卫已有的艺术边界，对于改变它的种种企图进行抗击。”21现成物品转换为艺术品的奥秘在于“审美态度”。在这些理论家那里，任何对象，无论它是人工制品还是自然对象，只要对它采取一种审美态度，它就能变成为一个审美对象。然而，当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艺术的时候，艺术也就成为任何什么东西了，艺术消失于生活之中，或者说与生活融为一体了。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过去，艺术是一种经验，现在，所有的经验都要成为艺术。”2220世纪70年代偷渡到美国的 台湾 行为艺术家谢德庆有四件“行为艺术”作品:（1）1978年9月30日至1979年9月30日，把自己关在纽约寓所内一个自制的木笼中一年，不读、不写、不看，不听任何东西，只是单纯地吃喝，让自己活下来。（2）1980—1981有一整年，也是把自己关在一个笼子里，但得每隔一个小时打一次卡，一年365天，共打8760次。（3）1981—1982有一整年，他让自己完全在室外度过，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进入任何有遮顶的去处。（4）1983—1984有一整年，他与一个美国女艺术家林达·蒙塔娜（Linda Montano）拴在一根八英尺长的绳子两头一起生活，其间互相绝不能触碰23 。不管读者是否承认上述行为是不是艺术，但至少当今有一部分人高度评价这种“艺术”的水平和价值:它们“得以让我们接近一个人，看到他的‘煎熬’和忍耐，看到他对生命极限的突破和挑战。看到他真的是全身心投入，而且是艰苦卓绝地体验这一种和那一种活着的状态，他的体验和参与是如此精粹，如此专注，只在这种情况下，生命终于能够被作为一个对象意识了，体验了，关照了，这对我们真的是太重要了。……西方艺术发展到现代突然开启出一个新的方向:艺术不再只服务于视网膜，而要成为观念或者思想的表达。……因此，行为艺术的对象是人生，材料也是人生，目的也是为了人生。艺术家拿自己做‘工具’，把人生当成一个客观对象展示出来”24 。如果谢德庆那四件作品是高超的艺术品，那么，“2003年站在世界第三极”登珠穆朗玛，环法自行车赛，张健游渡渤海湾、英吉利海峡、长白山天池、青海湖，“柯大胆”（柯受良）飞车越黄河壶口瀑布，蜘蛛人徒手爬摩天楼，新疆杂技演员钢丝走长江、走天坑……当然都是当今最时髦的艺术。艺术从古典时期的圣坛上被拉了下来。过去，只有少数“精英”才能“做”艺术，“玩”艺术，现在，人人都是艺术家，都可以成为艺术家，而且人人都可以“玩”艺术。美国学者詹明信描述说:“在后现代的世界里，似乎有这种情况:成千上万的主体性突然都说起话来，他们都要求平等。在这样的世界里，个体艺术家的个体创作就不再那么重要了。艺术成为众人参与的过程，不只是一个毕加索。”25 大地艺术、观念艺术、广告艺术、行为艺术、波普艺术……，卡拉0K、群众演唱会、各种群众文艺晚会……，观众与演员常常合二而一。互联网文学，众人参与创作。电子文化媒介几乎把现实物像与视觉图像直接重叠起来。虚拟与实在难以区分。创作与欣赏的界限消失了，作者与读者的界限消失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消失了，审美活动与现实活动的距离也消解了。于是生活就是审美，审美就是生活。

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活动 美学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风行一时，当时一本美学著作一版常常能够销售到几万册，这在世界学术史上都是罕见的。后来市场经济时代到来，人们渐渐失去了对于纯学术的兴趣，更多人趋于务实。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多元的价值趋向和多元兴趣，是一个好的现象，另外一方面过于务实，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漠视美学也是偏颇的。到了新世纪，我们对于美学的研究，不但要继承前人的学理研究，而且要面对现实的问题，回答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 我的一位前辈师长几年前说过，美学不应该庸俗化，美学从来不是教人如何梳妆、打扮、抹口红的。我认为这种看法也对也不对。 任何学术，不管多么艰深，都要落实到具体、纷繁复杂的现象。作为一门学科，美学当然不能只是停留在各种现象的浅层和表面，而必须上升到理论层次，但它同时也必须能够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具体、感性的现象。我的一位前辈师长几年前说过，美学不应该庸俗化，美学从来不是教人如何梳妆、打扮、抹口红的。我认为这种看法也对也不对。美学作为一门科学确实不能庸俗化，它是研究学理性问题的，不是一门指导人们如何获取感官享受的庸俗化科学。但是，美学的学理研究也必须面对现实的时尚，必须能够指导具体的审美活动，指导人们的梳妆、打扮、抹口红和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欣赏。美学的原理必须与审美现象相适应，必须能够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 对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的关注是很重要的。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虽然不像艺术中那么专门，那么自觉，显得比较零散、随意和偶然，但却是原生态的，而且音乐、绘画、舞蹈等本身就起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休闲。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现象，通俗的文学艺术与文化现象，也常常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精彩纷呈的审美现象，以其精妙绝伦的姿态，给最广大的民众带来审美的享受，诸如家居的装潢、环境的绿化、小礼品的包装等等，都在显露出艺术化、审美化的追求，这是任何精英文化所不能替代的。随着网络传媒的迅速发展，日常生活中的审美趣味获得了迅速的传播和交流，为日常生活的艺术化提供了越来越便利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学院派学者只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只以文化经典从事审美研究，做概念的游戏，完全漠视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是不能完整地把握审美现象的，其研究也是缺乏生命力的。因此，对于审美问题的研究，必须重视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把审美活动和对它的研究推向崭新的领域和境界。 审美问题在我们青少年中显得特别受关注。一位女生听说我是搞美学研究的，就问我到底什么是美？我当时觉得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就随口说“delicious”，是“美味的”、“有滋味”的。其实我们古人就常常用味觉的快感来比拟和形容视觉和听觉的快感，我们今天还经常说某人“有味道”。所以中国古代的文学和艺术理论，常常用“滋味”或“味”来形容美的作品，以“滋味”或“味”作为文学艺术的评价标准。 人们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情感诉求，对温情的强烈渴望，展示自我的个性化的追求，看二人转的休闲娱乐方式，对一束温情脉脉的红玫瑰或康乃馨的期待等等，同样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丰富多彩的审美现象，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与精英艺术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与学院派的书斋研究并非格格不入，审美价值从来就不是精英艺术的专利。 大亨富翁们的豪华装饰可以作为审美的对象，但美学家们不能蜕变为大亨富翁们或纨绔子弟们的装饰美容的师爷。 目前，对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研究存在着泛化和庸俗化的倾向，以单纯的感官快适取代美感，导致美学学科的不确定，以为是在颠覆传统的审美价值，面向未来，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美学原则。这其实是一个误解。美学的泛化，乃至失去自我，从而使经典美学被解构，不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现象，而应该引起深刻的反思。泛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学研究的一种堕落行为。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并没有颠覆美学研究中的思辨价值，也没有让数千年积淀下来的阅读会员限时特惠 7大会员特权立即尝鲜美学理论在一朝之间发生表达的困难。我们不可能在一朝一夕，蓦然回首，就发现既往的文化传统都如同过期的船票一样。我们也要有足够的理性去避免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研究所存在的泛化和庸俗化的倾向，认清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庸俗化的不同。 2001年我在韩国期间，见有店面用“美学”两个繁体汉字，粗看以为是书店、学术讲座或美学研究所一类，走近一看，才知道原来是理发美容店。美容固然与美化和审美活动相关，但美学研究的对象如果仅仅停留在理发给人带来的形式美感是不够的。豪华轿车要让人从形式上获得愉快，豪宅别墅、美女也都让人心旷神怡。但是，如果将对轿车、别墅和美女的占有性的享受看成是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活动，那么，这种庸俗化的审美趣尚便是要不得的。 我们首先应该将审美的愉快与感官的享乐区别开来。审美的心灵在体验中通过情理统一净化情色、狭隘的功利和纯粹的技术，并使其内涵得到升华。庸俗化的审美倾向对于穷奢极欲的生理的满足，永远不能上升到审美享受的境界。那种将感官的快适等同于美感的做法，显然是违背美学常识的。物质享乐的欲求只有在与精神相关联时，才可能具有审美的价值。因此，审美活动永远不能停留在视听感官的层面上，视听的魅力最终要感动心灵，必须实现眼与心、耳与心的贯通。孤立地讲“眼睛的美学”、“耳朵的美学”，将视听感觉与心灵割裂开来的做法，无疑是不当的。 审美活动最早起源于修饰，修饰与爱美密切地关联着，但如果修饰的目的仅仅停留在视觉的生理快感效果上，显然还不是审美活动。在现实生活中，享乐是多层次的，审美愉悦也是一种享乐。但审美愉悦是感官享乐和精神享乐的统一，而且只有实现了感官与精神愉悦的统一，感官的快适才可能是审美的愉悦。康德认为真和善是有自己独立地盘的，而美没有自己独立的地盘，实际上也就是说，审美的领域是没有限制的。任何对象都可以进入审美的领域，获得审美的正价值或负价值的评价。日常生活也不例外。不过，一旦进入到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就跳出了现实的领域，进入到理想的境界。它至少在想象中与寻常的生活相分离了。以舞厅为例，舞厅作为一个娱乐环境一旦进入审美领域，便可以在想象中超出日常生活环境，独立地构成一个理想的艺术化的境界。但是，如果将生活与审美融为一体的大众休闲视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最新理想去追求，那只能是一种审美乌托邦。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趣尚，乃是对既有美学原则和基本规律的运用，而不可能是一种颠覆传统美学原则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 中国人过去常常把俏丽当作恶魔，强调它的负面影响。比如说某某女子是妖精、狐狸精，当然这狐狸精也不是随便叫的，都是要有几分姿色的，没有丑陋无比的女子被叫作狐狸精的。每个人都爱美，打扮得艳丽，当别人艳丽、魅力超过自己时，就把她说成是狐狸精。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里面有一个三仙姑，小芹她妈，是个中年妇女，爱打扮，赵树理说她“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年就不能打扮？她也有爱美的权利啊！赵树理为什么要讽刺她？这就是时代不同所造成的文化上的差异。当然，现在的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 魏晋以飘逸为美（如貂蝉），唐人以肥硕为美（如杨贵妃），明代甚至以五短身材为美（如西门庆所宠爱的李瓶儿、孙雪娥等），这些和我们今天的趣味可能有所不同。总之，一个时代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审美现象，是体现着这个时代的审美活动规律的。 审美对象是一种精神食粮。正如苏轼《於潜僧绿筠轩》诗里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 到底什么是美的问题是个很复杂的专业问题。我想简单提一下，美是通过健康的情调对对象作诗意体验的结果。诗意来自日常的生活中，怀抱着理想，把自己的情感移注到对象之中。在这当中对象和主观感受是互动的，比如为什么会出现“情人眼里出西施”？是因为人因钟爱，而在想象中淡化了情人的缺点，强化了优点，心心相印的互动更增添了魅力。 审美还取决于人们对对象的看“法”，审美地看待对象，和认识地看待对象是不同的。与认知相比，审美始终不脱离对象的感性形态，而认知则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认知的眼光里，朝阳和夕阳不过是地球自转的不同阶段与太阳的所处的不同空间关系；而在审美的眼光里，喷薄欲出的旭日令人振奋，而洒满晚霞的落日却显得色彩斑斓，令人陶醉。因此，自然山水的感性风貌所激发的感官快适，是审美感受的基础，它与认知的感官印象是迥然有别的。 只有具有特定心境的人，才能对特定对象有深切的体验。春风得意的人对西风劲吹，长空雁叫的景致是很难激发出相应的情感体验的；而身处逆境、备尝人间炎凉的人，对寒冽的冷风则自有一番感慨。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对秋风的感受，与高尔基《海燕》中所说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同一个月亮，不同气质、不同心境的人，对它的感受大相径庭。有人感到它的清冷幽静，有人感到它的晶莹灿烂，有人则感到它的哀伤凄凉。对于比翼双飞的蝴蝶，热恋者见之会感到欢欣，失恋者则更加伤感。 审美活动具有非现实性的特征，主要是在心灵层面上的一种活动。尽管主体精神性的理想是在现实关系中生成的，但它不同于现实活动，是一种理想化、艺术化的活动，它超越了现实及其约束，走向心灵中理想与自由的境界。我们生活在喧嚣的世界里，受着现实生活的各种牵制和打击，为生计而奔波忙碌，过着一种异化的生活，难免会感到人生如梦，到头来一切却归于虚无。于是，人生便需要一个理想的境界安顿心灵。 审美对象是一种精神食粮。古人所谓“秀色可餐”（陆机《日出东南隅行》有：“鲜肤一何润，秀色若可餐。”），乃是说美貌或自然景色作为主体的精神食粮对人心的陶冶和造就，如同物质食粮之于主体的感性生命一样。正如苏轼《於潜僧绿筠轩》诗里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竹子的魅力除了自然的绿以外，是拟人化的，它虚心、有节，文化把它变成了精神性的对象。很多人喜欢听音乐，正是音乐之中有那种激励人们展开想象的翅膀的东西。 总之，大千世界虽然千姿百态，但审美现象是一本万殊的。纷繁复杂的审美现象只有一个本质，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审美现象共同体现了这个本质。审美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只在层次上有别于精英文化，而在审美的质的规定性上，雅、俗之间是一致的，否则就无法统一在美的旗帜下了。高雅艺术和通俗文化之间，只有量的区别。而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境界与非审美境界之间，则是截然不同的感受角度，甚至有着质的区别。 纯感官的世俗享乐，包括视听之乐，以及味觉甚至嗅觉的快感，必须具有精神性或社会性的价值，方可能成其为审美的快感。美女明星的脸蛋和煽情的表演，如果只具有情色的特征，与审美的本质是毫不相关的。因此，时下有人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只是理解为生理快感和声色之乐的层面，这就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日常生活的对象在生理快感的层面上与审美有相通的地方，但并非是真正的审美。后现代中的颓废思想把人生看成是一种享受消费的游戏，以对抗日益异化的现实世界，宣扬奢侈挥霍，情色泛滥，但这与审美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Aesthetic（美学）在词源上是指对感性经验的研究，本是侧重于感官的体验和享乐，但它们与伊壁鸠鲁式的及时行乐思想，与单纯的感官快适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在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和传统中，审美活动更是基于感性而不滞于感性的生命体验，是一种出神入化的对道的体验。因此，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奢华的物质享受并不能简单地等同，奢华的物质环境有利于创造视听享受的氛围，成为审美享受的基础，但它不是直接的审美活动自身。大亨富翁们的豪华装饰可以作为审美的对象，但美学家们不能蜕变为大亨富翁们或纨绔子弟们装饰美容的师爷。陶醉于日常的物质生活本身，是美学家作为一个都市人角色的权利，在日常生活中享受审美的趣味，是美学家作为一个审美欣赏者角色的权利，而对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作出冷静的思考并且进行积极的引导，才是美学家们应尽的义务。 在中国古代戏曲作品中，杜丽娘、崔莺莺等，就有了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自主的追求，她们就是当时的“野蛮女友”，要把她们放到精神解放的层面和背景下去理解，就不存在什么女性审美中性化的问题。 前些年，苏州电视台因为苏州外语学校的一个学生获得法国精英模特大赛中国赛区的冠军而来采访我，要我谈谈看法。因为有不少人认为这西方人所评价的美女根本不符合我们时下的标准，当然也不符合西方的那种性感的标准的。从画面上看起来，她好像皮肤黑黑的、小眼睛、小嘴巴、塌鼻梁。这也许就是西方人眼中和想象中的东方美女。 类似的情形还有来自江西的一位超模。西方人大都是双眼皮、高鼻梁、立体感很强，看惯了习以为常。而中国人则相对平面，有些单眼皮，物以稀为贵，当然就觉得美了。中西审美趣味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再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女孩子追求骨感型的瘦的效果。其实瘦在我们民族文化里也是有传统的，它有闲愁、优雅、高超，是一种病态的美，是少妇的情调，由此引申到对自然的文化评价，什么“红肥绿瘦”啦！水灵灵的女孩要把那具有青春活力的水分给挤了，为什么呢？自身瘦便瘦了，瘦得过了头就生病了。 又例如对青蛙的评价，根据俄国近代学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说法，俄罗斯觉得青蛙的形状“使人不愉快”，何况这种动物身上还覆盖着冰冷的黏液。而中国人长期以来都认为它姿态优美，动作敏捷，更有那清脆的叫声，从中可以联想到丰收之景。历史上就有很多名句传颂：“蛙声十里出山泉”（查慎行《次实君溪边步月韵》）、“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辛弃疾《西江月》）。我们不能说美只是对象的自然属性，因此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必有一者是错的。从客观上说，青蛙的确能使中国人获得精神享受，又的确使俄罗斯人讨厌、反感。类似的还有对狐狸等动物的审美评价，中西方也是迥然不同的。 从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了美的民族性特点。同一个现象，由于不同民族的审美角度和审美尺度的不同，因而对对象的美丑评价也就不同。蒲松龄曾在《聊斋志异》里虚构了一个罗刹国，我们认为美的，他们却视为丑的。他们见到中国的美男子马骥的形象时，认为他极丑陋，吓得到处逃跑。而罗刹国的美男子，却双耳生在背后，鼻子三只孔，睫毛覆眼似帘等，马骥觉得非常丑陋。这种美丑颠倒的审美趣味虽然是虚构的，但在现实中却一定程度地客观存在着。例如，白种人和黄种人以肤白为美，而非洲摩尔族人则对白皮肤不寒而栗，西海岸的黑人还认为皮肤越黑越美。塔希提人把鼻子的隆起视为丑的，所以一定要把颜面压平。这些审美趣味中所体现出的民族和文化差异，是我们应该尊重的。 不过，从社会发展的潮流来说，进步的审美观念总是在取代过去错误的审美观念。在本民族的范围内，乃至世界范围内，对审美趣味进行优胜劣汰是应该的。例如从南唐李后主时代开始的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缠足，在当时蔚为风气，今人则一致认为是丑陋的、病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交流和相互的影响，各民族审美趣味的差异越来越小，而且在审美趣味有差异，各美其美的同时，应该说追求美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 曾有一位学生报纸的记者要我谈谈对“超级女声”的看法，说她们中不少人是中性化的，至少是野蛮女友，怎么会获奖的呢？我对“超级女声”的情况了解不多，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但是作为审美现象，我没有理由回避它。其中所体现的审美趣味与传统审美趣味的差异，我想可以这样理解：这既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也是一种流行时尚，还打上了眼球经济时代商业操作的烙印。 首先，从淑女型向野蛮女友的转变，反映了时代的进步，说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更为觉醒，使得贤惠、顺从的传统淑女性格变成了相对自主的性格，当然也有过头的，但都是正常的，是常态。在中国古代戏曲作品中，杜丽娘、崔莺莺等，就有了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自主的追求，她们就是当时的“野蛮女友”，要把她们放到精神解放的层面和背景下去理解，就不存在什么女性审美中性化的问题，所谓中性化的说法是以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妇女观作为思想基础和审视坐标的。 其次，这种“超级女声”还体现了时尚，而时尚常常是求新求怪的，时尚不一定很稳定，因为时尚常常随风而逝，不一定有持久的生命力，却能吸引眼球。而在这商业操作无孔不入的眼球经济时代，商家就是利用时尚进行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