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诗歌研究小论文

王维诗歌研究小论文

诗歌意境中看王维―――超然隐逸的写意大师 王维，字摩诘，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他睿智早慧，十五岁离家游学长安、洛阳，十七岁即写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那样名烁千古的篇章。 王维曾一度刻意功名，追求进取，其边塞类诗作大多洋溢着青春活力和壮志雄心。然而，宦途的坎坷波折又使他深感现实残酷，世态炎凉，一生几度隐居，诗作笔峰更多地转向现实。加之王维崇尚佛学，广交僧侣，“隐逸”便经常成为其诗作的主旋律。 钱钟书先生曾这样评述王维：“在他身上，禅、诗、画三者可以算是一脉相贯，‘诗画是孪生姊妹’那句话用得恰当了。” 凭借着对自然、情感的敏锐捕捉以及超强的表现力，王维以清新淡远、自然脱俗的风格创造出一种“诗中有情”、“诗中有画”、“诗中有禅”的意境，在诗坛树起一面不倒的旗帜。 诗中有情 王维是个重情谊且善写情的人。在其诗作中，生活小品和赠别之作甚多，内容多述及相思别离和朋友间关怀、慰勉之情，在数量上几乎与其山水田园诗平分秋色。而他写景之时，也往往是为了寓情。 在《淇上送赵仙舟》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 相逢方一笑，相送还成泣。祖帐已伤离，荒城复愁入。 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解缆君已遥，望君犹伫立。 才逢又别，倍感黯然神伤。“相逢”二句，虽轻描淡写，却觉浓郁深情，扑面而至。接着诗人借“天寒”二句写景，铺开抒情之路，与结句遥相呼应，令送别后的怅惘往来于心而不释。 王维诗歌中借景寓情、以景衬情的手法，使他写景饶有余味，抒情含蓄不露。如《临高台送黎拾遗》：“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写离情却无一语言情而只摹景物。《送杨长史赴果州》：“鸟道一千里，猿啼十二时。”既是景语，也是情句，将道路的荒凉之景与行者的凄楚之情融为一体，自然、含蓄而又回味深长。 在王维的诗歌中，有不少采用了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而且往往显得自然流畅，蕴藉含蓄。如《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此诗曾被后人誉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劝君”二句，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和对友人的关怀体贴之意溢于言表，却又绵长含蓄。胡应麟评这两句诗说：“自是口语而千载如新”。又如《送别》：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此诗用口语化问答，却也言浅意深，余味不绝。朋友言称不得意，诗人坚决支持其归隐——“但去莫复问”，又借白云抚慰友人，表抒心声。所以钟惜评论此诗的末二句说：“感慨寄托，尽此十字，蕴藉不觉。深味之，知右丞非一意清寂，无心用世之人”。 王维写情之妙处，还在于对现实情景平易、通俗的描写中，蕴藉深沉婉约的绵绵情思。其《相思》一篇：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托小小红豆，咏相思情愫，堪称陶醉千古相思心的经典之作。在其《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诗人先是用平直的话语写出了节日思亲的大众感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让人顿觉“与我心有戚戚焉”，而后诗人笔峰一转，将思绪拉向故乡的亲人——“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时空转换犹如“蒙太奇”手法，“不说我想他，却说他想我，加一倍凄凉”。 王维写情，又多见隐喻比兴。上述数诗，已可略见其风。又如《杂诗三首》： 家住孟津河，门对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书家中否？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已见寒梅发，复闻啼鸟声。心心视春草，畏向玉阶生！ 全篇不著“相思”二字，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句句意深。藉“寒梅”、“ 春草”喻意，相思之情跃然纸上。第一首写出了妻子对远在江南的丈夫的牵挂，第二首则从丈夫的角度着笔，却不直诉思念，而是向来自故乡的捎话人打听故乡的梅花是否已经开放，写法别致有趣，委婉含蓄。整篇尤以第三首中“心心”二句最见功力，借“春草阶生”将女子的愁心难展、情意缠绵刻画入骨，令人感慨叫绝。再如《西施咏》中“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等句，分明是借西施的“殊众”、“贵、贱”，隐喻怀才不遇的下层人士的不平与愤懑。故沈德潜评此诗说：“别寓兴意”。 王维歌咏从军、边塞等内容的诗篇，也同样善于写情。在这类诗作中，刻划出诸如将军、战士、豪侠等一批有血有肉的人物，并通过写人，抒发了诗人自己的豪情壮志。如《观猎》通过日常的狩猎活动来刻划将军的精神面貌：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其中“回看”二句所显露的“毫端有风雨声” ，不啻是诗人凌云壮志的化身。 诗中有画 古语有云：“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王维多才多艺，他把绘画的精髓带进诗歌的天地，以灵性的语言、生花的妙笔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或浪漫、或空灵、或淡远的传神之作。苏轼曾有一著名论断：“味摩诘之

诗中有画、形与神、和谐、天赋才人 王维是我国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在诸多艺术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的艺术天才，其诗中洋溢而出的诗情画意，一向为后世学者而津津乐道。宋代大家苏轼更有“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之论。但令人遗憾的是，东坡虽提出王维诗“诗中有画”之评语，却无具体之解释，是故后世学者在分析“诗中有画”涵义时往往异议纷呈，莫衷一是。本文拟从艺术创作中形与神的统一和创作主体的个性修为方面来探讨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的艺术风貌。 一、形与神的和谐 我国的古典艺术，尤其是诗与画，从来都把“传神”作为美的最高典范，与西方艺术强调对客观事物的模拟相比较，中国的古典艺术则更注重思想感情的表现，注重形与神的和谐统一。“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得形易而得神难，一个诗人，如果仅仅把他的诗写得逼真如画，这算不上艺术的最高境界，而必须在这“画”中，饱含着人的气质、风格、意趣，融诗情画意之美，兼情景交融之妙，达到意境两浑，物我化一的艺术境界，方可称为上品。因此，苏轼评王维“诗中有画”的艺术特征，具有很深的内涵，甚至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位天才艺术家对另一位天才艺术家艺术心灵的感悟，是“妙处难与君说”的悠然心汇。事实亦如此，“诗中有画”的艺术创作方法并非王维诗歌所独有，凡是比较生动逼真地描绘出自然景物，使人产生视觉想象的诗，都会充满画意，而东坡独独以此语来评价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一方面是为了强调王维诗歌中的画意最浓，他诗作中的画意，不仅有形似，而且富有神韵和气象，更能体现出创作者的精神气质和个性修为。王维诗中的图画，同晋宋和齐梁时期著名的山水诗人谢灵运、谢眺以形似取胜而未完全达到神似境界的作品比较起来，就多了最能感发人心的神韵和气象。他笔下的山水田园之作，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亦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萧散的情趣，或静谧恬淡，或气象盎然，或幽寂冷清，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社会冷静观察、思索之后的一种自然回归的心态。 其实，我们对一位诗人及其作品风格的关照，离不开作者的经历和思想感情。王维因早年仕途蹭蹬，爱妻早亡以及安史之乱的惊魂甫定，都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创巨痛，再加上玄宗、肃宗时奸臣弄权，朝政日非，这一切都对王维这样一个有正义感而又带有较大软弱性的仕人来说，不啻是一大人生考验，“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出于对黑暗政治的忧惧心理，以及佛老无欲无为思想的影响，他采取了一种圆通混世、全身避祸的生活方式，白天上朝为官“退朝以后，焚香独作，以禅诵为事”（《旧唐书?本传》）。他购置了南朝谢灵运在终南山的蓝田辋川别墅，与好友裴迪、崔兴宗等人“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本传）。这些惨淡的人生境遇，最终形成了诗人王维在生活上的那种清静闲适的心境和思想上爱道习佛的心理过程，以及在创作上追求回归自然本真的审美情趣。大自然是美的，尤其对官场生活已深感厌倦了的王维，投入到它的怀抱里，物我交汇之际，自然产生了与造物同为一体的新鲜感受，他在静美又充满禅意的山光水色中发现了自我，因而他要以极大的热情去模山范水，讴歌自然，再加上他诸艺皆工审美趣味极高，因而写起山水诗来就会比一般的诗人更有条件去挖掘自然美，表现自然美，也使得诗人那充满灵性的心理世界和浑厚的艺术功力，得以在其笔下复活。带有绘画艺术风神的《辋川集》二十首，便是诗人这一时期心灵的折射。 《辋川集》总的结构，在于对山水景色之描绘，抒发诗人在隐居生活中的欢乐闲适或孤寂苦闷，寄寓了诗人静观万物或参禅悟道过程中的某种妙悟，每首小诗都是一个独立的画面，合起来又是一幅和谐的辋川全景，其境界有如陶渊明之桃源胜境，柳宗元之愚溪佳地。诗人采用篇幅短小的五言绝句形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的“通景画”，这里没有官场上的污淖，没有世俗的尔虞我诈，有的只是宁静和平和“表现了作者在深幽的修禅过程中的豁然开朗”（《禅境画意入诗情》，载《南京师院学报》1983年第一期）。 如《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诗中邈无人迹的空山，古木参天的深林，重在创造一个空寂幽深的境界，而若有若无，不知从何处传来的人语声，更有“鸟鸣山更幽”的神秘。而那束冷淡的阳光艰难地透过密林的重重遮挡斜射进来，洒落在斑驳的青苔上，则愈发使人感到密林的幽暗。这样的境界，这样的写法，显示了摩诘写景的惊人才能。明代李东阳评此诗曰： “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浓而近者易识，淡而远者难知……王摩诘‘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皆淡而愈浓，近而愈远，可与知者道，难为俗人言。”（《麓堂诗话》），清人李瑛在其《诗法易简录》中亦有评价：“人语响是有声也，返景照是有色也。写空山不从无声无色处写，偏从有声有色处写，而愈见其空。严沧浪所谓‘玲珑剔透’者，应推此种”。诗人以画意作诗，用声色光态锤炼诗语等诸多意象特征，使诗境画境各自获得了超越自身的发展，达到诗趣，画趣的交融统一。诗中创造幽深空寂的境界，究竟要说明什么呢？陈允杏先生指出，这是“极力强调自然现象不过是瞬息即逝的幻觉，即禅宗最为尊奉的《金刚般若经》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从艺术的鉴赏角度来看，诗的妙处是诗人对禅意的解读，深藏于自然景物的画面之中，禅宗要义在于当下妙悟，而本诗表现禅意却不着痕迹，大相无形，正是臻于禅趣之境的上乘佳作。 次读《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诗中描写在远离人境的竹林深处，诗人所感受到的自然乐趣。诗人孑然一身，在幽篁深处，尽情地抚琴、长啸。在这幽静的竹林里，无人知道诗人的存在，只有天上的明月，将它皎洁的光辉，透过竹叶射进来，洒落在诗人身上，给予诗人深情的慰籍。这超然的境界，正是诗人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诗中诸多意象——幽篁、深林、明月，经过诗人精巧的布局，与人物的活动——独坐、弹琴、长啸有机地融合起来，表现出诗人超然物外，潇洒绝尘，悠然自得的情怀。“独坐”反衬了人世的冷漠，“明月来相照”又写出了诗人与自然身心交融，化而为一。这就启示我们，要摆脱尘忧俗虑，净化心灵，进入佛教所宣扬的“心空之境”，只能到清静幽美的大自然中去寻求，诗中弦外之音，味外之旨，又尽显在笔墨之外了。 被明人胡应麟誉为“入禅”之作的《辛夷坞》和《鸟鸣涧》在创造清幽绝俗意境的天然浑成方面，最能代表王维诗歌的艺术风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辛夷坞》 诗人将辛夷花置于一个山深人寂的环境之中，写它开时即热烈奔放，山野一片火红，落时则飘然而榭，毫不婉惜。辛夷花自开自败，顺应着自然的本性，自满自足，无人欣赏也不求人欣赏。这绝无人迹、亘古寂静的涧户，正是诗人以“空寂”的禅心关照世界的意象，他告诉我们自然宇宙虽有色而实空，虽动而常静的佛禅义理，虽小篇之作，却内蕴恒实，难怪胡应麟读之有“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诗薮》）之感。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日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鸟鸣涧》 春野空旷，万籁无声，亭亭桂树，徐徐落花。忽然一轮明月破云而出，幽柔的清光洒满山林；月色惊动了山鸟，音回空谷，诗人以轻柔的笔触，清淡的色调，表现了江南云溪春夜的幽静的意境，抒写出他的一颗诗心，对大自然的细致体验。小诗仿佛是一幅水墨画，清新淡雅，又宛如一首小夜曲，恬静幽美。“人闲”二字，点明了诗人的心境，是全篇之诗眼。 二、无可比拟的天赋才人 从个体艺术修养来看，王维是有唐一代的全能艺术家，其文学创作在当时就赢得了“天下文宗”的美誉。在音乐方面也有极高的造诣，进士及第授大乐丞便是一证。除此而外，其绘画艺术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也卓然独步。明末莫是龙、董其昌称其为南宗绘画之祖，开中国水墨渲染写意画之先河，其绘画创作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讲求神韵，董其昌在其《画眼》中论之曰：“右丞山水入神品，昔人所评，云峰石色，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唐代一人而已。”观王维之画意，与其学识、风度、修养有极密切的关系，是故王维的山水画，于泼墨写意之间，参自然造化之神韵，穷山水灵秀之妙趣，而更为难得的是，王维还精通画理，史籍记载他有画论三篇遗世，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创作山水画之旨要。因而，王维在其诗歌创作上，常常能够有意识地吸收一些绘画的技法，以画理入诗，创造出一种与水墨丹青相和谐的情趣韵味，融诗情画意之美，兼情景交融之妙，使画理与诗情达到完美的统一。 我国传统的绘画技法，习称“经营位置”被誉为“画之总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经营位置是要求画家善于把诸多画面形象，经过妥善合理的安排，组成一个整体来创造意境，是绘画上的至难之法。王维深谙这一画理，进而将其融于诗作中，熔画理与诗情于一炉，使诗中的景物，情境都自然熨帖地组合在一起，构成情景相符的画面，达到诗趣画趣的交融统一，如他的《山居秋螟》诗：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诗中景物空山、明月、松林、清泉、山石、竹林、荷花、渔舟等，诸多意象，又比较分散，如何布局？这里诗人匠心独运，巧妙经营，他以空山为背景，以夜幕为色调，描绘了一幅秋日夜晚，雨后月明的山间秋夜图，诗中的景物有远有近，有色有声，有光有态，整幅画面呈现出远近交错，动静配置，声色一体，疏淡有致的艺术效果，读来令人“意清理惬”（《河岳英灵集》），诗的尾联，道出了诗人独特的审美情趣，于景物描写中，寄托了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次读《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氵爰。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苍翠的山色，渡头里的落日，墟里孤烟，同潺潺作响的山泉，在晚风中飘荡的蝉声，和谐有层次地组合成一幅有色彩、音响、动态的天然绝妙的图画。而且，画中有人物，有诗人和裴迪这两位年龄和个性不同的隐士，倚杖、临风、醉酒、狂歌种种动态。山村风光，鲜明在目，田园隐士，栩栩传神，风光人物相映成趣，不仅构成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也使诗篇洋溢出浓郁的生活情趣，抒写了诗人的隐居之乐和对友人的真挚情谊，画出了一幅绝妙的“高士秋趣图”。 再读他早年创作的边塞诗《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诗中描绘了塞外的荒凉景象，塞上的战争风云，以及诗人的悲凉心态，而被王国维誉为“千古壮观”的颈联，便是诗画交融的绝响。作为一幅画面，大漠的颜色是单调的，它的边缘，不过是一条横贯画面的地平线，但深谙画理的诗人，捕捉住了这幅画面的基本线条，加上“孤烟直”这一“竖”与之相破相生，使得这一平面上的环境顿时有了立体的感觉，再加上富有魅力的曲线长河，与弧线构成的圆形落日，从而通俗自然而又劲拔真切地勾画出了塞外风光的苍茫、孤寂、奇丽和壮阔。这一联中的两个表现线条艺术的形容词“直”与“圆”，是似俗而实巧的一对诗眼，有如天仙化人，绝无尘想，正是画家的点睛之笔。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的艺术风貌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诗人人格、气质的综合体现，是其学际天人的艺术功力的自然渲泄，苏东坡对王维推崇备至的背后，体现出他对一位诗人全能素质的要求，正如他在《文与可画墨竹展风赞》中所言：“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诗画本同源，而王维则更能将其对绘画艺术的深切体验与对人生、自然的感悟融为一体，注入诗中，拓展了诗艺的发展空间，形神兼俱，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目录] 一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意境 二 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的成因 [原文] 王维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后人称王右丞。他的诗清而弥腴，淡而自远，自成一家。尤其是他的山水田园诗清逸明秀，意境深远。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的主要特色一是“画意”，一是“禅意”。 “画意”即“诗中有画”，读王维的诗，头脑中能够闪现出一幅幅优美静谧的图画。这图画清丽、淡雅，虽着墨不多，却美丽而有韵味。王维诗歌的这一特色与他“好静、清新、恬适”的审美理想和高超深厚的艺术修养有关。王维创造山水田园诗的时候，能够把大自然的美丽和他自身和谐宁静的心境融合在一起并描述出来，使人感受一种自然的静态美。王维兼诗人、画家、音乐家于一身，他能够把画家的眼睛捕捉到的美景和音乐家的耳朵悉听到的优美旋律都融到他的诗中，使他的诗同时具有优美图画的静态美和音乐艺术的动感美。 [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1] 蘅唐退士选编，吴兆基编译 《唐诗三百首》 长城出版社 1999年第一版 [2] 朱起予 《王维隐逸趣尚论》 江海学刊 1990年第二期 [3] 吴绍礼 《王维田园诗新探》 人大复印资料 1995年7月刊 [4] 陈小玲 《王维后期山水田园诗诗境说略》 黄冈师专学报 1995年2月刊 [5] 史少青 《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个心灵的境界——从〈辋川集〉看王维后期的人生观》 思茅师专学报 1993年2月刊 [6] 王 波 《试谈佛教思想对王维诗歌意境的影响》 人大复印资料 1993年10月刊 [7]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2003重印）

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论文

导语：本文运用文本细读法，结合所学的文学理论、文学史知识分析王维的诗歌作品及其深刻内涵，探究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画意美，诗意美，禅意美以及在此基础上营造出来的意境美。以下是我整理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论文的资料，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 指出，王维是我国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他所创作的诗歌是盛唐时期社会文化的映射，也是诗人超然人格和艺术修养的再现，诗中融入了诗人独特审美感受以及人生哲思。

【关键词】 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美

王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诗坛繁花似锦的时代。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便是其中最清新明媚的，听落花，品泉流，凝月光，诗中听声，诗中有画。有着自己独特的意蕴和美感。

一、诗中有画：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画意美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曾评价王维的诗“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是对王维诗画风格的高度总结。王维以一个画家的视角，对于山水田园的描绘更加形象生动。对于诗的描写更是以一种“成竹在胸”的状态，写画出山水田园景物独有的特点。同时，对诗的描写运用绘画艺术，使诗中色彩、光影的调和更加独到。他所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是别具一格，对于景物的描写如同在我们的面前铺开了一副画卷，充满着诗情画意；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幅画卷并不只是平铺在那里，而是一幅幅有声画，带领我们身居其间。

王维的诗中有画体现在诗人以画家的眼光描绘出对自然美的特殊感悟。通过对自然景物的真实感知和意境想象，营造出优美的'意境。诗中繁和简，形和意的完美结合，借助精心结构的画面，统筹布局，表现深长的意蕴，给人以美的体验与感受。

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是他《辋川集》中的一篇，主要写幽居竹林中的感受。画面由近景到远景，整首诗读来，如同一幅画呈现在我们面前，充满层次感与画面感。让我们感悟到，诗人是以一种心远地自偏的心境抒发了心中的宁静淡然。

王维的诗中常常以光和影来表现景物的静态美，刻画细腻，善于捕捉画面瞬间的美，并用富有特色的语言表达出来，在光影明灭间展现出一幅幽静明丽的画面。自然景物总是带着自身独有的特点，人们也总能在自然中找到与自己相似的特性，王维对于自然万物的特殊感受来源于他的细心观察以及静心体会，在光影交织之间捕捉事物独有的特点，营造出一种优美清悠的意境。

这种画面在《山居秋暝》 中就有体现，“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空寂的山林中，秋雨初晴，夜幕渐渐降临，带来阵阵凉意。月光皎洁从松隙间穿过，洒下清辉。清凌泉水在山石上潺潺流动。竹林深处不时传来声声喧响，那是洗衣姑娘结伴而归，莲叶从中，荷花忽而摇曳，那是渔舟在其间穿行。明月的清辉在林间随风荡漾，荷花也随着渔船的慢慢靠岸在水中摇曳。诗中色彩素雅，明丽洁净；境界空明澄澈，恬静优美，余韵无穷。

王维的诗中有画还体现在光与色的调和上，诗中色彩的选择往往会影响整首诗的意境。不同的色彩能够使人有不同的感受，所包含的情感也会不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采用多样化的色彩，将自然景物统一在一个完整的画面中，以画家的眼光对色彩进行搭配和选取，色彩明丽，意境悠远。

如《新晴野望》中“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这首诗描写的是田园风光，在初夏雨后，诗人远眺原野的景色，雨水洗刷空气中的尘埃，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味道，空中也明净如水；原野格外的开阔。雨后的河水在晴日的映照下泛着粼粼波光，越加显得雨后的清新明媚。碧绿的山峰在山脊之后挺立，平日模糊不清的峰峦也在雨水的洗刷下变的清晰了许多。放眼望去，目之所及，都像是新的一样，整首诗都散发出清新、明朗的气息，焕发出雨后原野的勃勃生机。

光和色的映照体现在色彩的选取和搭配上所形成的一种意境，不同的色彩搭配给人不同的感觉。同时也唤起人们对光的联想，画面中不再是单一的色彩，而是各种色彩加上光的调和，展现出和谐、优美的画面。

二、动静结合：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诗意美

西晋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王维的诗中不仅充满画意，同时还蕴含着浓浓的诗意。一动一静间，他总能抓住刹那的动静，以特殊的视角细致的描绘出事物独有的特色。王维诗中的物像也是诗人心灵的外化，以外物的特点来表现内心的情感，极其真切形象，又充满诗意。他所描绘的美是可以捕捉，可以欣赏，可以感知的，而不是如空中楼阁，无法触摸，无法感受的。他对自然的感悟细致敏锐，创造出静逸明秀的诗境。

如《山居秋暝》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诗人在听到竹林的喧闹声之后，知道是有浣女归来；在看到莲叶浮动之后，知道是有渔船在临近岸边。用浣女的喧响声衬托竹林的宁静；用莲叶的浮动衬托荷塘寂静。让人们看到了一幅宁静但却生机盎然的画面，秋天夜晚的山村显得格外的清新宁静。夜色朦胧之际，少了白日喧闹与暖意，秋夜带来的宁静使人感到舒心。劳作一天的人们也在此时归家，寻找心灵的安慰。这首诗中自然美与心境美得以结合，创造了一种清新宁静的意境美。

如《青溪》中，“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 “声喧”和“色静”一动一静，使人读后就像是听到了溪水撞击乱石的声音，看到那苍翠的深深树林。声响与物像结合，使青溪更加宁静秀丽，让人忍不住沉醉其间，流连忘返。

声音和物像的结合，也是诗人心灵世界的外化，诗人以物的特质表达内心的感悟。这种表达方式也是一种托物言志，用外物的特质与声响表达内心无法言说之感，具体形象，更加能够引起阅读者的共鸣，营造出声情并茂，引人联想的意境美。

三、空静灵动：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禅意美

王维有“诗佛”之称，他的诗中不乏有空静灵动的禅意美。他充满禅意的诗体现在运用禅的静默结合山水体验的独特审美，创造出一种不被打扰的宁静之美。他的禅意还体现在自然、真实的感悟，意蕴深长，读来让人心中释然，引人深思。

王维诗歌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同盛唐社会文化的熏陶密切相关的。王维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开元、天宝年代度过的。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社会认识对其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当时社会繁荣兴旺，文化空前发达，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其提供了稳定的创作空间。王维的人生际遇，也对其诗作有重大影响，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既在现实的世界中沉浮，也在田园山水间怡情。因此，他诗中所表现的情感便是世人对于自然、社会、乃至自我的认识。

正如唐代诗人常建在《题破山寺后禅院》所言，“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王维诗中的禅意也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自然的景物被他赋予了无限禅思。通过自然景物的衬托，营造出寂静幽深的禅意美。

王维诗中的禅思和他对禅理的参悟密不可分，诗人思想顿悟的过程就是禅悟的过程。诗人在描绘自己人生的经历时，通过环境的渲染，写出了参禅悟禅的整个过程，为读者营造了一种空静灵动之美。

王维诗中的禅思是影响他诗境的一个重要因素，诗人心中豁达淡薄，更能够对自然的景物充满感情。同时他的诗中也充满着富有哲理的思考，正是受到了空灵淡薄的佛学思想的熏陶。富有禅意的诗，气韵更加深远动人，意味深长，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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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礼诗歌研究论文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中国是诗的国度,其文苑中的诗词奇葩,为千百年来大众所喜爱,且至今不衰,如果我们把它与西方的诗并在一起,“以平情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科学的认识，理智的沉思,去进行比较研究”,也许能得出较多理性的结论。然而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对中西诗歌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番综合的比较,就很难不泛泛而谈且流于肤浅。“与其要肤浅的全面，不如要深刻的片面”，基于这种想法,本文拟就中西爱情诗歌这个题材作一番考察。大家知道,爱情，曾被人们公认为文学中“永恒的主题”，它一经灵心善感的诗人吟咏挥毫，进行精湛的艺术加工，最易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中西爱情诗中那些情真意深，字字出自肺腑的佳句名篇，每每如刀刻石一般铭刻在读者的心扉，因此，研究中西爱情诗歌的理论是很多的。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爱情诗比之于西方的同类题材，要相形见绌得多。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中国与西方爱情诗歌之奇葩各自摇曳着独特的风姿，散发出截然不同的芬芳，闪烁着截然不同的民族色彩。从时间上看，中国爱情诗肇端于三百篇，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其首篇《关雎》便开门见山的道出了男子对窈窕淑女的恋慕与追求。再如《邶风·静女》中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城隅幽会时的情景，并通过那姑娘“爱而不见”致使小伙子“搔首踟蹰”的细节描写，表现了他们爱情生活的甜蜜。《郑风·溱洧>描绘的是春暧花开之时，青年男女嬉戏游乐在河边，反映出他们爱情的和谐与欢悦。《诗三百》不仅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 ,而且还常有女子对男子的爱恋。试读《标有梅》标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土，迨其吉兮！标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土，迨其今兮!标有梅，顷筐暨之。求我庶土，迨其谓之!这首诗，以梅子的黄落比喻青春消逝，年华迟暮，表达了一个姑娘渴望及时成婚的心情。同样内容的在《周南· 卷耳》，《邶风·匏有苦叶》，《邶风·简兮》，《墉风·柏舟》，《郑风·狡童》，《郑风·子衿》这些名篇中也屡屡见到的。从情诗产生的早远，女子对男子的大胆爱恋这点看，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是无法与中国古代的相媲美的。值得遗憾的是，当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发乎情，止乎礼”的中和原则和“诗言志”传统的压制，这种女性直抒胸臆,热情奔放的倾吐和声音。就渐渐减弱了，甚至有的时期是一片沉寂，由此才带来那种中国缺乏爱情诗的读解。西方爱情诗源于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略晚于史诗,而爱情诗史也和中国的一样起源于淳厚质朴的民歌，大都是用来歌唱的，歌唱时往往伴以乐器,并分独唱体与合唱体两大类。独唱体完全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丧失了氏族文学的集体性，被柏拉图称道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萨福，是当时最富盛名的歌手，她的爱情诗多抒发恋人间的激情，悲伤，离别的痛苦，妒嫉的折磨，具有语言朴素，感情真挚，音乐性极强的特点，具有特别感人的世术魅力。以至后来伟大的卢梭在暮年时，希望自已唱着萨福美妙的情歌离开人世。然而历史传给今人的萨福的诗歌很少，且为断章残篇，真不得不令人惋惜。爱情诗在西方臻于完善，由于量多质高给人留下难以忘印象的，当是中世纪的骑士抒情诗。在中世纪，由于骑士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骑士阶层。骑士们有着各自追随的封建领主和崇拜爱慕的贵妇人。为了讨得贵妇人的欢心，他们甘愿昌险，作战，为她服务，虽九死而不悔，万死而不辞。对于卢梭说的“我宁肯为我所爱的人的幸福，而千百次的牺牲自已的幸福。”便有骑士思想的影子。骑士与贵妇的爱恋,和婚姻是两码事的，最终目标不是与其结婚，而是一种畸形的婚外“精神恋爱”，是柏拉图哲学中爱情理论在中世纪的积淀。“为着品德而去眷恋一个人总是很美的事”给人们的心态以很大的影响。以至有的人在心中假设一个女子来为之奋斗。骑士抒情的主要代表作“普罗旺斯抒情”中的《破晓歌》，它描写骑士和贵妇人在黎明破晓之时难分难解之情，不避讳肉欲的描写，这就有对封建道德和教会禁欲主义加以否定的意义，因为在当时封建和教会双重制度下，清规戒律，约束重重，男女合一，每每缺乏爱情基础，而追求自由，具有理想的骑士精神就起了一种变相弥补的作用。十二、三世纪的骑士情诗为以后欧洲的爱情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许思园先生在其遗作《中国诗之特色》中认为，中国诗肇端于三百篇，发皇于建安，极盛于唐，自宋以后，格律题材几无所增益。中国诗生长过程约一千八百年,而西方诗导源于希腊，起于十二三世纪，在文世复兴时期和十九世纪初期，两度极盛，十九世纪末骤衰，前后只有七百余年，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伴随着中西各自诗歌成长的爱情诗的发展轨迹吧。爱情是个诱人的主题，美轮美奂的爱情诗令人目不暇接，常叫人如醉如痴，物我两忘，我们在绚丽多姿的中西爱情诗中探幽揽胜时，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中国诗作者男性假托女性之口写诗的甚多。如：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上部》(朱庆馀)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江南曲》(于鹄)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买卜人。《望夫词》(施肩吾)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无名氏)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杜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杜牧)从理论上讲，西方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男女地位实质上都是男尊女卑的，但是中国的程度要历害得多。如：在中国，夫妻、夫妇、子女、男男女女等词序表明男先女后的原则不可颠倒，过去出嫁的女子要在姓氏之前冠以夫姓；在汉语中，不少坏字眼，也多以“女”字作偏旁部首，如：嫉妒、妖媚、奸淫等等。可见，女子地位低下。同时文人骚客十分看重功名事业，追求“立功、立法、立言”之三不朽。妇人在男人心中不占地位，择偶得命于父母媒妁之言，嫁后须“主中馈”“奉箕帚”，生儿育女，妇女受教育的条件很差很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必然导致女性诗人的甚少。再加上男司外，女司内的分工，妇在家则“入厨下”，夫在外则“寄寒衣”，因而妇女一般内心痛苦，这个内心痛苦复杂情感的领域，自然为男性诗人所发觉，所利用。因此，中国爱情诗诗人常假托女子之口，来唱对男子，丈夫的恩爱情深，抒写远离的相思情苦，渲泄被遗弃的怨和恨。在西方，宗教色彩浓烈，人们对圣母圣婴的传说虔诚痴迷，加上又受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影响。妇女地位比之于中国要高得多。比如在古代希腊传说中，人类本是一种四手四脚，圆脑袋，两张面孔的球状生物。万神之王宙斯害怕人类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及自已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君权统治，便举起雷电，手杖，将人类一劈为二，但分开的一半却拼命扑向另一半,想重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情，因此西方男子传统称自已的妻子为“我那更好的一半”故而，女子的个性理想、智慧、才干，以至学识，常是男子景慕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西方爱情诗多是男性对女性的仰慕。如本琼生的《给西莉亚之歌》：只须用你的眼波向我祝酒，我会报答你用我的眼波，或在杯盏上留下一个吻，我就无须寻找美酒来喝，灵魂深处引起的干渴，只能祈求一杯仙浆润喉，即使天神降下甘露，我也不肯换取你的眼波，我新赠你的玫瑰花冠，并不只为把你仰攀，却只为了给它以希望，叫它此后永不凋残。由于你嗅过的香气，然后把它再给我扔还。从此它成长吐香,就非出自它，而是出于你的,我敢断言。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说：“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少，象人这样的唯妙的却很难找。”作为天地之灵秀，万物之灵长的人。他必定有各种理想和要求，要求“在理性和感性上都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要求生命的完美充盈。在人的诸多要求中，“事业情结”和“爱情情结”是不可忽视的两大点。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男子一生的主导是“事业情结”，而女子则是“爱情情结”。一般说来，在事业与爱情发生矛盾时，西方文化的个体性使西方的男子常常舍弃事业而获得爱情。他们认为爱情是事业的动力，能促使事业成功；他们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爱，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爱，幸福是人生的追求，爱是人生的大事，在伏尔泰看来，人生有两次真正的死亡：“一个是不再爱，一个是不再被爱，这都是难以忍受的死亡，至于冥目咽气，倒没有什么。”“爱情激荡着活跃的情绪，它可以使死亡的人复活，它可以使沙漠有人居住，它可以使爱的人幻影重现。”(大仲马《红屋骑士》)。这些思想在西方是很普遍的。而中国，男子则往往以功名为重，爱情绝不会有与功名抗衡的分量。反之他们认为陷入情网，儿女情长是极不光彩的，会使人堕落沉沦，会使事业失败。正如俗语所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所以夫婿抛妻别子，进京赶考，追求功名，镇守边防，为国为民，效命沙场，宦游南北，离家外出，商贾四方，是极普遍的，两地分居也就理所当然了；加之男子喜新厌旧，移情别恋，三妻四妾等情况。又注定中国爱情诗中以“怨情”诗特别多。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为有》(李商隐)思君如流水，长闻呜咽声。《自君之出矣》(雍裕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李商隐)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怨情》(李白)象这类离情别绪，深宫闺怨的“怨情”诗，触目皆是。西方从中世纪以来，由于骑士风的影响，男子求荣誉骑士功勋竟不是为了自已的擢升，而是为了胜利情敌，赢得情人的青睐。拜伦写的“名声——我对你若有兴趣，并不是爱听你响亮的吹嘘；是为要看她灼灼的目光——她也懂得了：我并非配不上她!”这便是西方男子求得女子垂青时的写照，代表西方男子的群体的意识，所以西方爱情诗对女性的倾慕的表白比比皆是。其中，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雪荣和勃朗宁等人的短诗便是“慕”的胜境。我们读马克思的《致燕妮》，也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东西恋爱观相差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至上”的口号，因此，爱情诗大多写于婚媾之前，又常常是称赞容貌诉申爱慕。彼特拉克对劳拉；斯宾塞对伊丽莎白；拜伦的唐璜对海黛；卢梭对菲尔松、戈登、华伦夫人、戴莱斯；但丁对雅特丽丝；白朗宁对其夫人，简直举不胜举。而中国重视婚姻而轻视爱情，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后。夫妇情爱，士大夫是每每讳言或不屑言的，“随着四婆裙转”在儒家看来是一种耻事，只有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如桀纣与隋炀帝李后主等，但都为世所诟病。中国真正的爱情的诗的精品往往是惜别悼亡。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李清照的“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洗流”以及我们从陆游、李商隐、纳兰容著、陈曾寿等诗作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指“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诗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的确，西方诗宗教色彩很浓,翻开西方诗歌，我们就能感受到那浓浓的气息。在希腊神话中，美与爱的女神阿芙罗狄特主宰着人间的情爱，这情爱，犹如诱惑之酒，使人沉溺迷醉；使人痴迷疯狂,使人活力奔溢；使人心灵燃烧。正是在爱情的大胆追求上再加上一种虔诚痴迷的情感，就构成了广泛意义的宗教。试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第一百一十六首《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哦，决不，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它定睛望着风暴却无不为之动；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星，你可量它多高，它所值却无穷。爱不受时光的播弄，尽管红颜，和皓齿难免不受时光的毒手；爱并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尽头。这首诗它歌颂了爱情的永恒和伟大，具有浓厚的思辩色彩，阐发了一种近似教义的哲理，很耐人玩味和深思。又如斐多菲的：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这样我们就永远能结合在一起。而且，姑娘，如果你是天空，我愿意成为天上的星辰，然而，姑娘你是地狱，我愿意永堕地狱之中。这首诗又表现出西方诗人对爱情的追求的执着和顽强，蕴藉着一种宗教的玄思和遐想，体现着一种哲学的理性。中国思辨哲学不发达，人为宗教观念淡薄，因而中国人重视现实生活米盐琐屑，衣服钱财成为一般夫妻关心最多的事情，不能向较高的地方发玄想，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及。所以中国爱情诗缺乏人生的思考和宗教的情操，这也导致了中诗不如西诗那么深广远大。在西方，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加之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女性是男性附属品的观念很少，她们的“德”、“言”、“容”、“工”不是为男子的贤内助的标准。她们在人格上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尊严。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思想从古至今一直占上风。宁可离婚，而不迁就，因此，西方女子在学问和情趣上可以和男子进行朋友的默契欣合。男女相悦，婚恋合一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方面动人心弦，当首称小葡萄牙人——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组诗，那枯木逢春的喜悦，火焰般的激情，全展现在她那优美的十四行诗里。而中国，由于中国固有的社会情形和伦理思想，妇女无法与男子平起平坐，无法与情人感情交流。同时文人不屑围着女子的“石榴裙”转，与他们相处的不是妇女，而是同僚和文字友，因此，男女恋爱相悦的诗，能盘看来，不及朋友交谊，赠答酬唱的作品多。许多诗人的集子中，关于友谊诗，往往占了半多。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等的友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人中，歌德与席勒、华斯与柯勒律治、济慈与雪莱、魏尔兰与兰波等。虽然也以友谊著称，但他们集中畅叙友朋乐趣的诗却很多。严格说来，文学是人们生命的直接呈现形式。然而从它从产生开始就被套上了政治的桎梏，从那以来，一直有着诗乐政的传统，强调诗乐为政治服务,，加以诗言志，赋诗言志理论的形成，使得“文以载道”，使文学蜕变为“明道”；“征圣”；“宗经”的工具。因此，中国古诗中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之谊，使爱情诗常有政治的色彩。这种情况是为中国古典诗所常有，而这是西方诗所绝无的情形。开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手法先河的，是《楚辞》的《离骚》。如其间的“众嫉余之蛾眉兮，谣汤谓余以善淫。”“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以萧艾也”，“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流。”实际上，这是政治上的失意，被谗见疏，用男女之情之比。到了唐代，这种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请看王昌龄的《长信怨》的“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白居易的《后宫词》的“红颜未老思先断，叙倚熏笼坐到明。”等等。甚至自已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口味，也要用新婚装束合不合公婆的眼来作比：“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因此，有的诗的主题到底与政治有关，还是与爱情有关，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理清。正因为如此，从前注诗注词的人往往在爱情诗上贴上忠君爱国的徽帜。例如毛苌在《诗序》中毫无根椐的把诸如《关睢》《桃夭》等男女相悦的诗说成是赞美“后妃”的作品，又如张惠言把温庭筠的浓艳香软的《菩萨弯》十四章说成是“感士不遇之作”相反的是,近来有的人又走极端，把十足的忠君爱国的诗却贴上爱情的”“商标”。例如，《离骚》《远游》一类早有正确定论的作品，有人又认为是爱情诗，这可以说是乱作郑笺，穿凿解释，强牵附会之举。西方人是不会将政治主题与爱情主题相混淆的，但他们诗中宗教主题与爱情主题交叉渗透却又是常有的。以上笔者从几个方面谈了中西爱情诗思想内容的殊异，下面在浅析一下中西不同的艺术风格。刘勰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涤；可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那么中西爱情诗风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一个具有激进性、个体性、开放性和吸收性的文化，西方各民族的性格是以感情奔放和大胆坦露为其特征，表现在文学上是对英雄史诗的推崇，骑士精神的讴歌，昌险行为的肯定，掀起狂飚突进式的运动；在美学上崇尚阳刚之美；在哲学上不断以片面性的思辩，突破固有观念的平衡，取得新观念的跃进和突变；在艺术上崇尚震人心魄的戏剧冲突，用艺术形象对运动和角力精神加以张扬，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西方爱情诗的手法是开放式的，笔调直率大胆，铺陈。每每带着激浪巨涛似的情感，狂飚闪电似的想象，惊世骇俗的夸张，而且还常用大自然的背景来衬托，那大海怒涛；狂飚暴风；峭壁悬崖；荒谷沙漠在中国诗中很难与爱情诗联系在一起。我们下面来读拜伦写的与海蒂的恋情描写：他俩信步漫游，手儿相携，在闪闪发光的卵石，贝壳上踯躅，踏过平滑坚实的滩头沙砾，这久经剥蚀的,荒凉的藏身之地，由风雨形成,却俨如匠心构筑，他们俩进来歇息,互挨着臂膊，顺从了绛紫暝色的撩人的魅惑。他们仰望天穹,那飘游的彩霞，有如玫瑰色海洋,浩瀚而明艳，他们俯眺那波光粼粼的大海，一轮圆月正盈盈的升上海面；听得见浪花在飞洒,轻风徐来。得见对方黑眸里射来的热焰——觉得四目交窥,他们的双唇，使互相凑近,黏接,合成一吻。提倡情感的宣泄提倡“日神”的崇高和“酒神”的狂欢，以便在情感宣泄中获得心灵的舒畅，在酒神的狂欢中去寻求审美的快感，是西方具有典型性的爱情诗，易使读者惊心动魄而有一泻无余之感。西诗的情调是刚性美，充分体现了爱情是生命的动力的观念。中国文学越礼纵欲，主张“乐而不淫，衰在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因此，虽然中国诗主张抒情言志，但却又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在克制中和，文质彬彬在安贫乐道中走向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中国爱情诗所呤咏的爱情是遮掩的。“千呼万呼始出来，犹抱瑟琶半遮面。”爱情只是生命的潜流。重柔性美，情调含蓄，隐约；绵长；委婉深沉；细腻；讲究“言近而旨远,辞浅而又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人“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外，反三隅于字外。”男女相遇、相识、相见、相爱、相别、相逢,，以大自然的旷野景物为陪衬的极少，而常在小桥边、溪水侧、月光下、柳树旁、孤亭客舟里；四周的清风朗日；鸟语花香；小桥流水；湖光山色；幽谷小径；云霞虹霓给人带来艺术的感觉，情绪的感染，识读的底蕴。中国人的内心很多是锁闭式的，爱情的发生更多是在室内，所发爱情诗中的“小楼”、“锈阁”、“画堂”、“回廊”、“别巷”、“深宫”、“雕栏”以及亭、榭、轩、庙、塔等屡见不鲜，这在读者的生理和心理上不会出现，紧张，急迫和不可遏制的情绪冲动，符合中国人平缓、亲切、轻松随和、舒坦、闲适、宁静、愉快等心旷神怡和审美习惯。试读下面几首诗：惆怅梦馀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红纱，小楼高阁谢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浣溪沙》(韦庄)小山重叠金明灭，鬓欲度香胆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菩萨蛮》(温庭筠)楼上黄昏杏花寒，斜月小栏杆。一双燕子，两行征雁，画角声残。 倚窗人在东风里，洒泪对春闲，也应似旧,盈秋水，读春山。《眼眉儿》(左誉)这些诗，兼有人物，情绪和背景，而意境深远开阔，蕴藉清逸淡远，感情疏淡悠长，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韵致。在中国，从诗歌的体裁上来看，最能表现爱情的浓丽旖旎的透骨艳语的莫过于词，它是比中国的四、五、七言古诗和律诗成就高的精口。缪钺先生在《论词》一文中曾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要眇之情，凄迷之境，诗中或不能尽，而此新体反适于表达”。可见词与诗的内容是有区别的。词主要言“更细美幽约”的“人生情思——爱情”。此为“诗之所不能言也”。孔子在删诗时曾说：“诗三首，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可见无邪之思，是礼教范围内的思想，是诗的主要题材。所以诗具有独特的功能，可以“经夫妇，杨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邪思”的爱情自然不再归入诗之正宗，即使能挤进，也是微乎其微，凤毛麟角了。于是，那诗中所不能言的“要眇之情”，也就在词中找到表现它的一席之地。同时词又具有其它诗体难有的灵活和精巧，它容量虽小，却令人小中见大，神游八方，并且能常以其石破天惊之魄力，冲破卫道者的禁区，大胆表现“正人君子”难以启齿，无人可诉的爱情，将爱情赤裸裸地披露于世人面前，无丝毫的掩饰，因而在言情上，它比诗具独异的生命力，更强的艺术魅力。请读下面两首词：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绵衾寒。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浣溪纱》(韦庄)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韦庄)这些“熏香掬艳，眩目醉心”是“清艳绝伦”的词句，若写入诗中，在一般人眼中便会显得轻薄，而在词中，不仅立意新颖，情真意切，力透低背，荡入魂魄，扣人心弦，而且对封建礼教具有很强反抗意识，表现了政治束缚的减弱，文学自觉时代的深入。西方诗以表达爱情为荣，不论是婚内恋,还是婚外恋。中国诗的主要功能是“言志”，爱情题材不能登大雅之堂，婚外恋尤所讳言，只有词在这个方面最能与西方爱情诗相匹敌。

太复杂，没空。博士论文都没这个多。

王维送别诗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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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的送别诗解析精选

送李员外贤郎 少年何处去，负米上铜梁。 借问阿戎父，知为童子郎。 鱼笺请诗赋，幢布作衣裳。 薏苡扶衰病，归来幸可将。 译文： 员外:即员外郎。 负米:《孔子家语·致思》:子路见于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亲之时，常食蔾藿之，为亲负米百里之外。’此处盖取其事亲之意。铜梁:《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三:铜梁山在(合州石镜)县(今四川合川)南九里，《蜀都赋》曰‘外负铜梁(于)宕渠’是也。按:玩诗意，贤郎乃蜀人而随父在京者，诗盖为送其还蜀事亲而作。 阿戎父:《世说新语·简傲》刘孝镖注引《竹林七贤论》曰:初(阮)籍与(王)戎父浑，俱为尚书郎，每造浑，坐未安，辄曰:‘与卿语，不如与阿戎语。’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长戎二十岁，相得如时辈。此以阿戎喻贤郎，阿戎父喻李员外。 童子郎:汉时选童子才俊能通经者，拜为郎，号童子郎。 鱼笺:唐代蜀地造的笺纸(小幅而精美的纸张称笺)，参见《唐国史补》卷下。 橦布:用橦木花织成的布。《文选》左思《蜀都赋》:布有橦华，面有枕榔。刘渊林注:.橦华者，树名橦，其花柔毳(毛)可绩为布也，出永昌(郡名，治所在今云南保山东北)。 薏苡:多年生草木植物，其果实曰薏米，可供食用和药用。《后汉书·马援传》注引《神农本草经》曰:薏苡，味甘微寒……久服轻身益气。 幸:犹正。将:携带。按:蜀中产薏苡，故云。 双黄鹄歌送别(时为节度判官，在凉州作) 天路来兮双黄鹄，云上飞兮水上宿，抚翼和鸣整羽族。 不得已，忽分飞，家在玉京朝紫微，主人临水送将归。 悲笳嘹唳垂舞衣，宾欲散兮复相依。几往返兮极浦， 尚裴回兮落晖。岸上火兮相迎，将夜入兮边城。 鞍马归兮佳人散，怅离忧兮独含情。 背景：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凉州，犒劳对吐蕃作战有功的将卒。五月奉使，六月抵凉州，陈贻先生说秋天，恐不对。九、十月间入崔希逸幕府。而于二十六年六月在崔之后离开凉州，其间一年时间。《双黄鹄歌送别》正是写在此时凉州姑臧判官任上。王维以双黄鹄的象征手法写离人。而双黄鹄正是指崔和王本人。被送别的就是崔，而不是他的幕僚。

送杨少府贬郴州 明到衡山与洞庭，若为秋月听猿声。 愁看北渚三湘远，恶说南风五两轻。 青草瘴时过夏口，白头浪里出湓城。 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 译文： 郴州:治所在今湖南郴县。 若为:犹言怎堪。 北渚:《楚辞·九歌·湘君》:夕弭节兮北清。又《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湘君、湘夫人皆湘水之神，北渚即指湘水上的小洲。 五两轻谓风大。南风大，则北上之船航行甚速，然杨不得北返，故恶说之。 青草瘴:《番禺杂编》:岭外二三月为青草瘴。夏口:古城名，故址在今武汉黄鹄山上。 湓城:在今江西九江。此言预计明春瘴起、水涨之时，杨即可过夏口、经湓城北归。 王维《送别》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 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 译文： 在山中送走了你以后， 夕阳西坠我关闭柴扉。 春草明年再绿的时候， 游子呵你能不能回归？ 解析： 这首送别诗，不写离亭饯别的依依不舍，却更进一层写冀望别后重聚。这是超出一般送别诗的所在。开头隐去送别情景，以送罢落笔，继而写别后回家寂寞之情更浓更稠，为望其再来的题意作了铺垫，于是想到春草再绿自有定期，离人回归却难一定。惜别之情，自在话外。意中有意，味外有味，真是匠心别运，高人一筹。

王维《送别》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译文： 下马与你饮酒饯别，问你将要到哪里去。你说你在这儿不是很如意，要回去隐居在南山边。你让我只管离去不要再问了，只有山中白云才没有穷尽之时。 送沈子福归江东 王维 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 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春归。 沈子福，作者的朋友。这首诗作于开元二十八、二十九年(740、741)，作者此时在湖北襄阳一带游历，它是作者在长江上游送沈子福顺流而下归江东之作。 译文： 渡口杨柳依依，行客稀少， 艄公摇起桨驶向临圻。 我的相思就像春色一样， 从江南到江北送你回家。 背景： 王维大约在公元740、741年（开元二十八、二十九年）知南选，至襄阳（今属湖北）。他集子里现存《汉江临眺》、《晓行巴峡》等诗，可见他在江汉的行踪不止襄阳一处。沈子福，事迹不详。长江从九江以下往东北方向流。江东，指长江下游以东地区。看诗题和头两句的意思，这诗当是作者在长江上游送沈子福顺流而下归江东之作。

送张五归山 送君尽惆怅。复送何人归。 几日同携手。一朝先拂衣。 东山有茅屋。幸为扫荆扉。 当亦谢官去。岂令心事违。 解析： 又是一首送别诗。诗人送君，送的却尽是惆怅，一尽字极为妙用，送别之时的满腔惆怅，因了这一尽字而多了几许沉甸。几日同携手，今朝友人却要先拂衣了。诗人该是带着一份嫉妒与歆羡的心情写下此句的吧！东山的茅屋，那是诗人向往的地儿，身处污浊不堪的名利官场，然而他的心却时刻惦念着那片澄澈宁静的世界，怎奈污秽的现实，复杂的'心境，让他如何也做不了抉择。幸不过是于迷途中的自我一份希望罢了，心存着那一片净空，预留着那一寸土地，于自己总该是一剂灵魂的安神剂了。末句表明诗人的心迹与志向，直白了当，然一岂字又平添了几许回味。 诗人尽惆怅的不仅仅是那份依依惜别的情谊，更是那份心事违的无奈与复杂的心境。是呵，身陷官场，污浊黑暗的现实，早已肃杀了那颗宁静的心，然个中的丝丝缕缕，又岂是简单的一个退字亦或是一个进字能够道清楚说明白的？罢了罢了，即便是那百般的歆羡，即若是那内心的疾呼，现实，终究只能是如此这般徘徊无尽。 齐州送祖二(一作送别) 送君南浦泪如丝，君向东州使我悲。 为报故人憔悴尽，如今不似洛阳时。

浅论唐代送别诗的特点论文

摘要: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 千百年来，故国乡土之思，骨肉亲人之念，挚友离别之感，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弦，“离别”也就自然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歌咏的重要内容。从先秦《诗经》到两汉的乐府，从唐代诗歌到宋元词曲以至明清的诗文，离别之情唱之不尽，犹如长江之水源远流长。特别是唐代，由于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由于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更使得“送别诗”成为唐代诗歌中的重头戏。本文从诗歌类型、抒情方法、艺术特色等来浅论唐代送别诗的特点。

关键词 ：唐代 送别诗 类型 抒情手法 艺术特色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自从有了人类，有了社会，便有了分离，许多本该是天长地久的，却不得不天隔一方。唐代自然也是如此。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疆域广大，国内和国际交流频繁，所以人们的活动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人口的流动性增强，上至达官贵人下到黎民百姓，都有机会主动或被动地离开自己的家。所以，送别的种类很多，涉及领域广泛，而且又都是一往情深。而特殊的社会背景，特别的人格追求等，又使得唐人的送别诗有了自己独特的特点。

一、送别诗的类型之多，情感之深

孟郊的《古别离》、杜甫的《新婚别》写的是夫妻间的离别，那份别离的幽怨与痛苦，自是感人至深的。李益的《喜见外弟又言别》和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则是兄弟间的骨肉分离，难舍之情溢于言表。而孟郊的《古怨别》、杜牧的《赠别》则极写情人间的缠绵悱恻。这些可算是亲人间的、情人间的离别，而在唐人的送别诗中，抒写更多的则是同僚间的、朋友间的离别之情。

（一）友人的离别，直接抒写离别之情的送别诗

友情是世上最真挚，最复杂的情感之一。诗仙李白的一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水深比情深，形象地道出了这段友情真实质朴，“不及”二字更形象的说明彼此的友情深厚。可见诗仙的神来之笔是多么的精妙，化无形的思念之情为有形的流水，诗中毫无悲伤之情。而卢纶的诗虽是直接抒写离别之情，却多了一层浓郁的悲情色彩。“故关衰草遍，离别自堪悲”，在这一萧瑟，冷清的景象中，离别的悲情格调格外沉重。

他们有的是写送好友到外地去做官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和《送梓州 李使君》、李白的《送友人入蜀》等，好友外出做官，诗人摆酒相送，其间充满了殷殷的叮嘱和深深的情谊。

有的是送好友到外地做官的，但际遇不同，与前者相比，他们的友人或同僚却都是被贬的，这类诗歌，在唐人的送别诗中占了很大的份量，如王勃的《别薛华》、宋之问的《送别杜审言》、刘长卿的《送裴郎中贬吉州》、柳宗元的《重别梦得》等，诗人在送别好友的同时，或表达政治上的失意，或渲泄对朝廷的不满，或表明对友人遭遇的同情与宽慰，感情深切而感受人。

还有一类，也与做官有关，那就是送友人去远征的，如陈子昂的《送魏大从军》、岑参的《送李副使碛西行军》等，这些多是边塞诗人的作品，充满豪情壮志，感情慷慨激昂。

相比之下，下面的这类送别诗，可能会让人的心情轻松一些，那就是送友人去远游的，也可能是诗人多半不愿把“柴米油盐”放在诗中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读不到多少他们为生计而四处奔忙的句子，更多的倒是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如杜荀鹤的《送友人游吴越》、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刘长卿的《饯别王十一南游》等，这些诗毫无悲酸之态，也不故作豪放语，意境高远，情深意浓。

（二）借诗吐心中的激愤或借诗明志的送别诗

我们学过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这类诗，其中最典型的句子“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一句是全诗感情高潮的句子，表明了作者对权贵的蔑视，诗人以诗歌明志，也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诗仙不愧是诗仙，神来之笔一扫官场的压抑之情，向往名山仙境，是出于对当权者的抗争，这一句道出了多少怀才不遇的仁人志士的心声。在这一类送别诗中，往往穿插意愿与现实，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诗中掺杂着诗人对世事的愤懑，对人生失意的抑郁不平，因此，激愤的色彩十分明显，但是这些诗人不愿沉沦，仍想建功立业。王昌龄的《别刘婿》“身在云海上，云连京国深，行当务功业，策马何锓锓”，虽然未被君王任用，屡遭贬谪，但仍胸怀大志，一心想建功立业，这类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

在送别诗中，若是两人一贬再贬，其心境更是别有一番滋味。柳宗元和刘禹锡是患乱之交，二人因在改革中力革时弊，二人同时遭难，远谪边地。去国十年之后，又召回京，未料二人再次遭贬，柳宗元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他们一同赴任在中途离别。在这样的背景下，柳宗元作了《重别梦得》这首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各西东”。皇恩若许归田里，晚岁当为邻舍翁。复杂的感情寄寓在朴实无华的语言中表现出来，不言悲情而自有悲情，不言激愤而自有激愤。这一类诗往往清新自然，读来明白晓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三）重在劝勉，安慰，鼓励的送别诗

俗话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漫漫人生路，正是因为有了好友的鼓励，安慰，才使我们有信心去迎接挑战。在这一类送别诗歌中，被后人誉为“诗家天子”的王昌龄，不仅以边塞诗著称，其笔下的送别诗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友人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对待。那首脍炙人口的《送柴仕御》“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离别之即，劝慰友人，对离别之事轻描淡写，以化远为近的诗句缩短自己与朋友之间的距离，以其情深意长而熨帖人心。语言明快自然，一洗哀伤之气。一句明月何曾是两乡，表明了诗人之间心心相应的感情，同时也反映了委婉的劝说之意。在这一类送别诗之中，王唯《送元二使安西》和高适《别董大》则是千古绝唱。

（四）抒发一种复杂的思想感情的送别诗

这一类送别诗，情感比较复杂，既有离别的伤感，又有自己的身世命运之感，意境宏大，基调慷慨。其代表是享有边塞诗派代表美誉的岑参。他笔下的送别诗，豪气冲天，构思奇妙，将边塞景观化入诗中。为代表的这一类送别诗意境宏大，往往有一种独特的神韵。他这类送别诗将边地风光写入诗中，为送别诗开拓了一片新的领域。代表作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首诗抒写塞外送别、客中送客之情，但并不令人感到伤感，充满奇思异想，浪漫的理想和壮逸的情怀使人觉得塞外风雪变成了可玩味欣赏的对象。“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壮美的画面，使人宛如回到了南方，见到了梨花盛开的繁荣壮丽之景，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帐外那以白雪为背景的鲜红一点，更与雪景相映成趣。那是冷色调的画面上的一点暖色，一股温情，也使画面更加灵动。全诗内涵丰富，意境鲜明独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运用多种手法，表达深情真挚的感情

送别诗首先是抒情诗，诗人们在抒发心中的情感时，有的直抒胸臆，有的借景抒情，有的使用比喻......那么，在唐代的送别诗中，表现出来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直抒胸臆

好友分别，离情别绪自是深重，深情厚谊不吐不快，所以，在唐人的送别诗中，有很多是直抒胸臆的作品。如高适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前两句直写落日之景，后两句直写真诚情谊，全是肺腑之言而毫无保留阻碍，慷慨悲歌，一吐为快。

（二）借景抒情

直抒胸臆是一种坦诚，是深情厚谊的最直接的体现，但是，深挚的情感又往往是说不尽道不完的，所以有很多诗人不愿去仰声长呼，而是借助别的方式表达出来，于是他们找到了借景抒情这一法宝。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 的确，景物在有情人的眼中是会变的，它会因人的情绪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在送别诗中，诗人们在送别时眼前的景物也都往往附上了浓重的情感色彩。唐代的诗本就重情趣，重意趣，他们在表现“情”与“意”的时候，往往都要借助“景”或“境”，这一点在唐代的'送别诗中也有深刻的体现，是唐代送别诗的一个相当显著的特点。

如李白的《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从兹去，萧萧班马鸣。首联写送别的地点在郊外，青山白水，景色如画，但一“横”一“绕”就把不愿分离的惜别之情借助山水表达出来。中间两联更写离别的深情，颔联想象别后友人的行程，表达了对友人的殷切关怀，颈联“浮云”象征友人行踪不定，“落日”隐喻诗人依依惜别的深情，情景交融，扣人心弦。尾联情意更切，马犹如此人何以堪。整首诗借景抒情，新颖别致不落俗套，感情真挚而感人。

（三）融情寓景、情景交融

借景抒情这种艺术手法，自从产生以来，一直都是最常用的抒情手法之一，用在诗歌中的更是俯拾即是，因为离开了景而纯粹去谈情，仿佛这情便没有了着落。所以，在唐代的送别诗中，几乎每首诗都有借景抒情的例子。但借景抒情的最高境界则是：融情入景，把一段浓浓的深情，深婉含蓄地藏在简淡的、似乎是不经意间得来的景中，只留下若隐若现的一截丝头，让读者去发现、去抽取，越抽越多，牵出一腔心事，跌宕起伏，意味深远，一如醇酒，虽清洌而味厚，时愈久而愈香。

如：刘长卿的《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远归。这首诗即景抒情，情在景中，写景有一种淡淡的意境，精美如画，竹林寺远，钟声触动思绪，归影勾起诗人的归意，但诗人形象隐于诗外，在闲淡的意境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不遇而闲适，失意而淡泊的情怀。但这种情怀全在意境之中，诗人一句也没有说，却深得融情入景之三味。

三、健朗高昂的格调

“多情自古伤离别”，这是柳永式的、带着浓重伤感情绪的离别，也是和他有着相同感触的许多人的离别。唐代的送别诗中，这类诗不在少数。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与柳永的这句诗在格调上迥然不同，一洗送别的悲酸之态，意境开阔而音调爽朗。

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场深情的离别，我们看不到有丝毫黯然销魂的样子，诗人借送别的时间、地点，巧妙地布置环境，使得景色色调清新、明朗，轻快而富于情调。

如李白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此诗以醉别开始，以干杯结束，首尾呼应，一气呵成，充满豪迈不羁和开朗乐观的感情，格调爽朗，毫无缠绵哀伤的情调，且诗中自然美与人情美相互映衬，充满诗情画意，特别是结尾两句，干脆有力，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些在分别时唱出的豪放旷达的诗句，正体现了唐代诗人那种豁达的胸襟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一扫悲情哀语，而成为送别诗中的一道风景。

四、造句精审、言浅情深

真正的文学是纯粹的，真挚的情感也是纯粹的。古往今来，朋友之情不断被人们歌之咏之，颂之赞之，正是因为朋友之间那种心与心交融的真挚的情感让人们激动不已。那是一种醇正地人情美，真正的友情美，而真正的美从来都是不用雕琢的，“豪华落尽见真淳”，在送别友人的时候，诗人们往往把自己的一颗真心，用最朴素的语言捧出，化成千古绝唱。

如孟浩然的《留别王维》：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全诗既没有优美的画面，也没有华丽的词藻，语句平淡近乎口语，对偶不工，语出天然，但深挚动人的感情却挥之不去，言浅情深，余味悠长。

再如柳宗元的《重别梦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各西东。皇恩若许归田里，晚岁当为邻舍翁。寓复杂的情绪和深沉的感慨于朴实无华的语言之中，语似质直而意蕴深婉。

送别自是有情人的事，是有真情的人的事，所以每一首送别诗都是发乎真情的至真至纯之语，语出天然，不用修饰，我们自会被那份深挚的友谊感动了。

作为唐代诗歌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唐人的送别诗在其思想内容上，大大丰富了唐代诗歌的题材和内容；在艺术表现上，格调或豪放或含蓄，或旷达或深婉，抒情或直露或蕴籍，或借景或托物，用语浅近，不事雕琢，真正体现了“境近意远，词浅情深”的艺术特点。

这首诗写送友人归隐，看似语句平淡无奇，细细读来，却是词浅情深，含着悠然不尽的意味。“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第一句叙事。“饮”是使动用法，“使……饮”的意思。一开始就写饮酒饯别，是点题。第二句设句，问君到哪里去。由此引出下面的答话，过渡到写归隐。这一质朴无华的问语，表露了作者对友人关切爱护的深厚情意。送别者的感情起始就渗透在字里行间。“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不得意”三字，显然是有深意的。不仅交待友人归隐的原因，表现他失意不满的情绪；同时也从侧面表达诗人自己对现实愤懑不平的心情。这三字是理解这首诗题旨的的一把钥匙。诗人在得知友人“不得意”的心情后，劝慰道：“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你只管去吧，我不再苦苦寻问了。其实你何必以失意为念呢？那尘世的功名利禄总是有尽头的，只有山中的白云才没有穷尽之时，足以供你娱乐排遣了。这两句表现了作者很复杂的思想感情：既有对友人的安慰，又有自己对隐居的欣羡；既有对人世荣华富贵的否定，又似乎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联系前面“不得意”三字看来，在这两句诗中，更主要的则是对朋友的同情之心，并蕴含着诗人自己对现实的愤激之情，这正是此诗的着意之处和题旨所在。从写法上看，前面四句，写得比较平淡，似乎无甚意味，至此两句作结，诗意顿浓，韵味骤增，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当然，这两句也不是平空而起的，而是由前面看似乎平淡的四句发展而来的，如果没有前四句作铺垫，这两句结尾也就不会给人这样强的“清音有余”（谢榛语）的感觉。

王维山水田园诗研究论文

王维（699－759），字摩诘，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尚书右丞，原籍祁（今山西祁县），迁至蒲州（今山西永济），崇信佛教，晚年居于蓝田辋川别墅。擅画人物、丛竹、山水。唐人记载其山水面貌有二：其一类似李氏父子，另一类则以破墨法画成，其名作《辋川图》即为后者。可惜至今已无真迹传世。传为他的《雪溪图》及《济南伏生像》都非真迹。苏轼评价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他是唐代山水田园派的代表。生平介绍王维青少年时期即富于文学才华。开元九年(721) 中进士第，为大乐丞。因故谪济州司仓参军。后归至长安。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为中书令。王维被擢为右拾遗。其时作有《献始兴公》诗，称颂张九龄反对植党营私和滥施爵赏的政治主张，体现了他当时要求有所作为的心情。二十四年 (736)张九龄罢相。次年贬荆州长史。李林甫任中书令，这是玄宗时期政治由较为清明而日趋黑暗的转折点。王维对张九龄被贬，感到非常沮丧，但他并未就此退出官场。开元二十五年，曾奉使赴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幕，后又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天宝中,王维的官职逐渐升迁。安史乱前，官至给事中，他一方面对当时的官场感到厌倦和担心，但另一方面却又恋栈怀禄，不能决然离去。于是随俗浮沉，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他原信奉佛教,此时随着思想日趋消极,其佛教信仰也日益发展。他青年时曾居住山林，中年以后一度家于终南山，后又得宋之问蓝田辋川别业,遂与好友裴迪优游其中,赋诗相酬为乐。天宝十五载(756)安史乱军陷长安,玄宗入蜀，王维为叛军所获。服药佯为喑疾，仍被送洛阳，署以伪官。两京收复后，受伪职者分等定罪，他因所作怀念唐室的《凝碧池》诗为肃宗嘉许，且其弟王缙官位已高，请削官为兄赎罪，故仅降职为太子中允，后复累迁至给事中，终尚书右丞。诗集造诣王维诗现存不满 400首。其中最能代表其创作特色的是描绘山水田园等自然风景及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王维描绘自然风景的高度成就，使他在盛唐诗坛独树一帜，成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谢灵运开创的写作山水诗的传统，对陶渊明田园诗的清新自然也有所吸取，使山水田园诗的成就达到了一个高峰，因而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与孟浩然并称，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旧唐书·王维传》说代宗时王缙编次王维诗 400余篇。又王缙《进王右丞集表》云编次王维诗文凡10卷。述古堂原藏有南宋麻沙本《王右丞文集》10卷，后归陆心源□宋楼。北京图书馆藏有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据以影印出版。元刻有刘须溪评点《王右丞集》(诗集) 6卷，《四部丛刊》据以影印，其中已杂有钱起、卢象、崔兴宗等人作品。明人顾起经有《类笺唐王右丞诗集》10卷，附文集4卷,这是现存最早的王维诗注本。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是迄今为止较好的注本。除笺释全部诗文外，并附评语，对于作者可疑的诗歌加以说明，间有考订；又收辑有关王维生平和诗画评论的资料，作为附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1年将赵注本重加校订，排印出版。又郑振铎曾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用赵殿成注本等四种版本加以校勘，收入《世界文库》中。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顾起经注本和赵殿成注本都附有注者所撰王维年谱。今人陈贻□有《王维生平事迹初探》一文，后附《王维简要年表》(载《唐诗论丛》)。诗集内容及著名作品王维的大多数山水田园之作，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萧散的情趣。王维的写景诗篇，常用五律和五绝的形式，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较为舒缓，用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恬适的心情，尤为相宜。王维从中年以后日益消沉，在佛理和山水中寻求寄托，他自称“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饭覆釜山僧》)。这种心情充分反映于他的诗歌创作之中。过去时代不少人推崇王维此类诗歌，一方面固然由于它们具有颇高的艺术技巧，一方面也由于对其中体现的闲情逸致和消极思想产生共鸣。明代胡应麟称王维五绝“却入禅宗”，又说《鸟鸣涧》、《辛夷坞》二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诗薮》），便是一个明证。雪景 传为王维作 王维其他题材的作品，如送别、纪行之类的诗中，也经常出现写景佳句，如“远树带行客，孤城当落晖”（《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山中一半雨，树杪百重泉”（《送梓州李使君》）、“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等，都是传诵不衰的名句。以军旅和边塞生活为题材的《从军行》、《陇西行》、《燕支行》、《观猎》、《使至塞上》、《出塞作》等，都是壮阔飞动之作。《陇头吟》、《老将行》则抒发了将军有功不赏的悲哀，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一个侧面。《夷门歌》歌咏历史人物的侠义精神。《少年行》四首表现侠少的勇敢豪放，形象鲜明，笔墨酣畅。这些作品一般认为是王维早期所作。还有一些诗歌，如贬官济州时所作《济上四贤咏》以及《寓言》、《不遇咏》和后期所作《偶然作》六首之五《赵女弹箜篌》，对于豪门贵族把持仕途、才士坎坷不遇的不合理现象表示愤慨，反映了开元、天宝时期封建政治的某些阴暗面。《洛阳女儿行》、《西施咏》则以比兴手法，寄托了因贵贱不平而生的感慨和对权贵的讽刺。还有抒写妇女痛苦的《息夫人》、《班婕妤》等，悲惋深沉，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一些赠送亲友和描写日常生活的抒情小诗，如《送别》“山中相送罢”、《临高台送黎拾遗》、《送元二使安西》、《送沈子福归江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相思》、《杂诗》“君自故乡来”等，千百年来传诵人口；《送元二使安西》、《相思》等在当时即播为乐曲,广为传唱。这些小诗都是五言或七言绝句,感情真挚，语言明朗自然，不用雕饰，具有淳朴深厚之美，可与李白、王昌龄的绝句媲美，代表了盛唐绝句的最高成就。诗集风格王维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五律和五、七言绝造诣最高，同时其他各体也都擅长，这在整个唐代诗坛是颇为突出的。他的七律或雄浑华丽,或澄净秀雅,为明七子所师法。七古《桃源行》、《老将行》、《同崔傅答贤弟》等，形式整饬而气势流荡，堪称盛唐七古中的佳篇。散文也有佳作。《山中与裴秀才迪书》清幽隽永，极富诗情画意，与其山水诗的风格相近。王维集中最不足取的是那些歌功颂德的应制诗、阿谀奉承的唱和诗和直接宣扬佛理的作品。它们的内容多不足道，语言亦多陈词套语，或是枯燥乏味。但其中也有少数名篇佳句，如“云里帝城双风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气象高华，体物细致，亦为人所称道。王维诗《少年行》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唐诗七言画谱》。画作评价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王维不但有卓越的文学才能，而且是出色的画家，还擅长音乐。深湛的艺术修养，对于自然的爱好和长期山林生活的经历，使他对自然美具有敏锐独特而细致入微的感受，因而他笔下的山水景物特别富有神韵，常常是略事渲染，便表现出深长悠远的意境，耐人玩味。他的诗取景状物，极有画意，色彩映衬鲜明而优美，写景动静结合，尤善于细致地表现自然界的光色和音响变化。例如“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青溪》）、“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以及《鸟鸣涧》、《鹿柴》、《木兰柴》等诗，都有体物入微之作。王维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插图 选自清代光绪刻本《名家画稿》。后世评价世有“李白是天才，杜甫是地才，王维是人才”之说。王维不仅是公认的诗佛，也是文人画的南山之宗(钱钟书称他为"盛唐画坛第一把交椅")，并且精通音律。是少有的全才。王维诗在其生前以及后世,都享有盛名。史称其“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新唐书》本传）。唐代宗曾誉之为“天下文宗”（《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杜甫也称他“最传秀句寰区满”(《解闷》十二首之八)。殷□说：“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河岳英灵集》)唐末司空图则赞其“趣味澄□，若清□之贯达”（《与王驾评诗书》）。昔人曾誉王维为“诗佛”，并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并提。以思想内容而言，王维诗远不能与李、杜相提并论;而在艺术方面,王维确有其独特的成就与贡献。唐刘长卿、大历十才子以至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王维影响。直到清代，王士□标举神韵，实际上也以其诗为宗尚。但这派诗歌,往往陶情风景,缺乏社会内容。

诗中有画、形与神、和谐、天赋才人 王维是我国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在诸多艺术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的艺术天才，其诗中洋溢而出的诗情画意，一向为后世学者而津津乐道。宋代大家苏轼更有“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之论。但令人遗憾的是，东坡虽提出王维诗“诗中有画”之评语，却无具体之解释，是故后世学者在分析“诗中有画”涵义时往往异议纷呈，莫衷一是。本文拟从艺术创作中形与神的统一和创作主体的个性修为方面来探讨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的艺术风貌。 一、形与神的和谐 我国的古典艺术，尤其是诗与画，从来都把“传神”作为美的最高典范，与西方艺术强调对客观事物的模拟相比较，中国的古典艺术则更注重思想感情的表现，注重形与神的和谐统一。“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得形易而得神难，一个诗人，如果仅仅把他的诗写得逼真如画，这算不上艺术的最高境界，而必须在这“画”中，饱含着人的气质、风格、意趣，融诗情画意之美，兼情景交融之妙，达到意境两浑，物我化一的艺术境界，方可称为上品。因此，苏轼评王维“诗中有画”的艺术特征，具有很深的内涵，甚至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位天才艺术家对另一位天才艺术家艺术心灵的感悟，是“妙处难与君说”的悠然心汇。事实亦如此，“诗中有画”的艺术创作方法并非王维诗歌所独有，凡是比较生动逼真地描绘出自然景物，使人产生视觉想象的诗，都会充满画意，而东坡独独以此语来评价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一方面是为了强调王维诗歌中的画意最浓，他诗作中的画意，不仅有形似，而且富有神韵和气象，更能体现出创作者的精神气质和个性修为。王维诗中的图画，同晋宋和齐梁时期著名的山水诗人谢灵运、谢眺以形似取胜而未完全达到神似境界的作品比较起来，就多了最能感发人心的神韵和气象。他笔下的山水田园之作，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亦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萧散的情趣，或静谧恬淡，或气象盎然，或幽寂冷清，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社会冷静观察、思索之后的一种自然回归的心态。 其实，我们对一位诗人及其作品风格的关照，离不开作者的经历和思想感情。王维因早年仕途蹭蹬，爱妻早亡以及安史之乱的惊魂甫定，都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创巨痛，再加上玄宗、肃宗时奸臣弄权，朝政日非，这一切都对王维这样一个有正义感而又带有较大软弱性的仕人来说，不啻是一大人生考验，“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出于对黑暗政治的忧惧心理，以及佛老无欲无为思想的影响，他采取了一种圆通混世、全身避祸的生活方式，白天上朝为官“退朝以后，焚香独作，以禅诵为事”（《旧唐书?本传》）。他购置了南朝谢灵运在终南山的蓝田辋川别墅，与好友裴迪、崔兴宗等人“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本传）。这些惨淡的人生境遇，最终形成了诗人王维在生活上的那种清静闲适的心境和思想上爱道习佛的心理过程，以及在创作上追求回归自然本真的审美情趣。大自然是美的，尤其对官场生活已深感厌倦了的王维，投入到它的怀抱里，物我交汇之际，自然产生了与造物同为一体的新鲜感受，他在静美又充满禅意的山光水色中发现了自我，因而他要以极大的热情去模山范水，讴歌自然，再加上他诸艺皆工审美趣味极高，因而写起山水诗来就会比一般的诗人更有条件去挖掘自然美，表现自然美，也使得诗人那充满灵性的心理世界和浑厚的艺术功力，得以在其笔下复活。带有绘画艺术风神的《辋川集》二十首，便是诗人这一时期心灵的折射。 《辋川集》总的结构，在于对山水景色之描绘，抒发诗人在隐居生活中的欢乐闲适或孤寂苦闷，寄寓了诗人静观万物或参禅悟道过程中的某种妙悟，每首小诗都是一个独立的画面，合起来又是一幅和谐的辋川全景，其境界有如陶渊明之桃源胜境，柳宗元之愚溪佳地。诗人采用篇幅短小的五言绝句形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的“通景画”，这里没有官场上的污淖，没有世俗的尔虞我诈，有的只是宁静和平和“表现了作者在深幽的修禅过程中的豁然开朗”（《禅境画意入诗情》，载《南京师院学报》1983年第一期）。 如《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诗中邈无人迹的空山，古木参天的深林，重在创造一个空寂幽深的境界，而若有若无，不知从何处传来的人语声，更有“鸟鸣山更幽”的神秘。而那束冷淡的阳光艰难地透过密林的重重遮挡斜射进来，洒落在斑驳的青苔上，则愈发使人感到密林的幽暗。这样的境界，这样的写法，显示了摩诘写景的惊人才能。明代李东阳评此诗曰： “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浓而近者易识，淡而远者难知……王摩诘‘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皆淡而愈浓，近而愈远，可与知者道，难为俗人言。”（《麓堂诗话》），清人李瑛在其《诗法易简录》中亦有评价：“人语响是有声也，返景照是有色也。写空山不从无声无色处写，偏从有声有色处写，而愈见其空。严沧浪所谓‘玲珑剔透’者，应推此种”。诗人以画意作诗，用声色光态锤炼诗语等诸多意象特征，使诗境画境各自获得了超越自身的发展，达到诗趣，画趣的交融统一。诗中创造幽深空寂的境界，究竟要说明什么呢？陈允杏先生指出，这是“极力强调自然现象不过是瞬息即逝的幻觉，即禅宗最为尊奉的《金刚般若经》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从艺术的鉴赏角度来看，诗的妙处是诗人对禅意的解读，深藏于自然景物的画面之中，禅宗要义在于当下妙悟，而本诗表现禅意却不着痕迹，大相无形，正是臻于禅趣之境的上乘佳作。 次读《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诗中描写在远离人境的竹林深处，诗人所感受到的自然乐趣。诗人孑然一身，在幽篁深处，尽情地抚琴、长啸。在这幽静的竹林里，无人知道诗人的存在，只有天上的明月，将它皎洁的光辉，透过竹叶射进来，洒落在诗人身上，给予诗人深情的慰籍。这超然的境界，正是诗人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诗中诸多意象——幽篁、深林、明月，经过诗人精巧的布局，与人物的活动——独坐、弹琴、长啸有机地融合起来，表现出诗人超然物外，潇洒绝尘，悠然自得的情怀。“独坐”反衬了人世的冷漠，“明月来相照”又写出了诗人与自然身心交融，化而为一。这就启示我们，要摆脱尘忧俗虑，净化心灵，进入佛教所宣扬的“心空之境”，只能到清静幽美的大自然中去寻求，诗中弦外之音，味外之旨，又尽显在笔墨之外了。 被明人胡应麟誉为“入禅”之作的《辛夷坞》和《鸟鸣涧》在创造清幽绝俗意境的天然浑成方面，最能代表王维诗歌的艺术风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辛夷坞》 诗人将辛夷花置于一个山深人寂的环境之中，写它开时即热烈奔放，山野一片火红，落时则飘然而榭，毫不婉惜。辛夷花自开自败，顺应着自然的本性，自满自足，无人欣赏也不求人欣赏。这绝无人迹、亘古寂静的涧户，正是诗人以“空寂”的禅心关照世界的意象，他告诉我们自然宇宙虽有色而实空，虽动而常静的佛禅义理，虽小篇之作，却内蕴恒实，难怪胡应麟读之有“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诗薮》）之感。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日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鸟鸣涧》 春野空旷，万籁无声，亭亭桂树，徐徐落花。忽然一轮明月破云而出，幽柔的清光洒满山林；月色惊动了山鸟，音回空谷，诗人以轻柔的笔触，清淡的色调，表现了江南云溪春夜的幽静的意境，抒写出他的一颗诗心，对大自然的细致体验。小诗仿佛是一幅水墨画，清新淡雅，又宛如一首小夜曲，恬静幽美。“人闲”二字，点明了诗人的心境，是全篇之诗眼。 二、无可比拟的天赋才人 从个体艺术修养来看，王维是有唐一代的全能艺术家，其文学创作在当时就赢得了“天下文宗”的美誉。在音乐方面也有极高的造诣，进士及第授大乐丞便是一证。除此而外，其绘画艺术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也卓然独步。明末莫是龙、董其昌称其为南宗绘画之祖，开中国水墨渲染写意画之先河，其绘画创作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讲求神韵，董其昌在其《画眼》中论之曰：“右丞山水入神品，昔人所评，云峰石色，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唐代一人而已。”观王维之画意，与其学识、风度、修养有极密切的关系，是故王维的山水画，于泼墨写意之间，参自然造化之神韵，穷山水灵秀之妙趣，而更为难得的是，王维还精通画理，史籍记载他有画论三篇遗世，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创作山水画之旨要。因而，王维在其诗歌创作上，常常能够有意识地吸收一些绘画的技法，以画理入诗，创造出一种与水墨丹青相和谐的情趣韵味，融诗情画意之美，兼情景交融之妙，使画理与诗情达到完美的统一。 我国传统的绘画技法，习称“经营位置”被誉为“画之总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经营位置是要求画家善于把诸多画面形象，经过妥善合理的安排，组成一个整体来创造意境，是绘画上的至难之法。王维深谙这一画理，进而将其融于诗作中，熔画理与诗情于一炉，使诗中的景物，情境都自然熨帖地组合在一起，构成情景相符的画面，达到诗趣画趣的交融统一，如他的《山居秋螟》诗：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诗中景物空山、明月、松林、清泉、山石、竹林、荷花、渔舟等，诸多意象，又比较分散，如何布局？这里诗人匠心独运，巧妙经营，他以空山为背景，以夜幕为色调，描绘了一幅秋日夜晚，雨后月明的山间秋夜图，诗中的景物有远有近，有色有声，有光有态，整幅画面呈现出远近交错，动静配置，声色一体，疏淡有致的艺术效果，读来令人“意清理惬”（《河岳英灵集》），诗的尾联，道出了诗人独特的审美情趣，于景物描写中，寄托了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次读《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氵爰。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苍翠的山色，渡头里的落日，墟里孤烟，同潺潺作响的山泉，在晚风中飘荡的蝉声，和谐有层次地组合成一幅有色彩、音响、动态的天然绝妙的图画。而且，画中有人物，有诗人和裴迪这两位年龄和个性不同的隐士，倚杖、临风、醉酒、狂歌种种动态。山村风光，鲜明在目，田园隐士，栩栩传神，风光人物相映成趣，不仅构成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也使诗篇洋溢出浓郁的生活情趣，抒写了诗人的隐居之乐和对友人的真挚情谊，画出了一幅绝妙的“高士秋趣图”。 再读他早年创作的边塞诗《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诗中描绘了塞外的荒凉景象，塞上的战争风云，以及诗人的悲凉心态，而被王国维誉为“千古壮观”的颈联，便是诗画交融的绝响。作为一幅画面，大漠的颜色是单调的，它的边缘，不过是一条横贯画面的地平线，但深谙画理的诗人，捕捉住了这幅画面的基本线条，加上“孤烟直”这一“竖”与之相破相生，使得这一平面上的环境顿时有了立体的感觉，再加上富有魅力的曲线长河，与弧线构成的圆形落日，从而通俗自然而又劲拔真切地勾画出了塞外风光的苍茫、孤寂、奇丽和壮阔。这一联中的两个表现线条艺术的形容词“直”与“圆”，是似俗而实巧的一对诗眼，有如天仙化人，绝无尘想，正是画家的点睛之笔。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的艺术风貌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诗人人格、气质的综合体现，是其学际天人的艺术功力的自然渲泄，苏东坡对王维推崇备至的背后，体现出他对一位诗人全能素质的要求，正如他在《文与可画墨竹展风赞》中所言：“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诗画本同源，而王维则更能将其对绘画艺术的深切体验与对人生、自然的感悟融为一体，注入诗中，拓展了诗艺的发展空间，形神兼俱，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田园诗作为唐诗的一个重要题材,历来较受关注。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对唐代田园诗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突破,因此有必要对其基本情况作一回顾总结,对日后的进一步研究当不无裨益。为方便起见,本文主要就新中国成立以后近六十年的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和评述。①近六十年唐代田园诗研究的基本历程近六十年来,唐代田园诗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49 - 1976 年,为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五、六十年代,对唐代田园诗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产生的成果也很有限,而且研究范围比较狭窄,对唐代田园诗的整体情况基本没有涉及,主要对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作了一些讨论和评价。由于受当时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着重对王孟诗歌的思想性和社会价值进行评论,而对其艺术性则谈得少而粗略。如北大文四(2)王维研究小组的《对王维诗歌的评价》(1) 、彭立勋等的《关于王维及其诗歌评价的几点意见》(2) 、陈育德《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思想倾向及其社会意义》( 34)等文,对王维诗基本持否定态度,说他的田园诗是粉饰生活歪曲现实的,甚至说王维的诗歌不但毫无价值反而具有反动的作用。当然更多的学者还是能对王维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作出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如陈贻 《论王维的诗》(4) 、北大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集体撰写的《杰出的诗人王维》( 5)以及王运熙的《王维和他的诗》(6)等文都对王维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作了较为全面公正的评价。1977 - 1989年,是唐代田园诗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有较大的进展和突破,成果量增长至90篇左右。首先开始从整体上关注唐代田园诗的创作情况,特别是对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派关注较多,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及其原因、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以及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等方面作了一些探讨分析,如刘德重《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7) 、葛晓音《盛唐田园诗和文人的隐居方式》( 8) 、林继中《试论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9)等文即是。第二,对代表性诗人王、孟田园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作了较为细致深入的研究分析。王维作为卓有成就的大家尤受关注,出现了一大批从禅意、绘画、音乐等角度研究王维诗歌艺术性的文章。如袁行霈《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10) 、文达三《试论王维诗歌的绘画形式美》( 11) 、金学智《王维诗中的绘画美》(12) 、等文对王维山水田园诗“诗中有画”和“诗中有禅”的艺术特征作了分析。这一时期对孟浩然田园诗风格特色的研究也较多,如王从仁《孟浩然诗风格浅说》( 13) 、程发义《谈孟浩然田园山水诗的“味”》(14)等文对孟诗清淡、自然的基本风格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第三,此阶段不仅对王孟等大家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也关注到了唐代各个发展阶段的其他诗人的田园诗创作,从而使唐代田园诗的研究范围有较大拓展。1990 - 2006年是唐代田园诗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是20世纪以来唐代田园诗研究最为繁盛的一个阶段。其基本特点是研究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研究范围进一步被拓展,成果量也迅猛增加,共达到230 余项。首先从唐代田园诗的整体研究来看,打破了此前只集中关注某一阶段(主要是盛唐)的创作,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整体研究,如高人雄《儒道释思想与唐代山水田园诗》(15) 、葛晓音《论山水田园诗派的艺术特征》(16) 、林继中《田园诗人与自然的对话》(17) 、霍然《论唐代隐逸与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意蕴》(18)等文分别对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产生原因、艺术特征、美学意蕴等问题作了较深刻的阐述。葛晓音的专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19)则对唐代山水田园诗从初唐的起步到盛唐的发展成熟再到中唐的新变作了较完整细致的勾勒。从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来看,最富有代表性的诗人王维、孟浩然等继续备受关注,成果丰硕,而且关注面进一步扩大,每个时期富有特色的诗人诗作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研究和重视。再者研究方法也进一步丰富多样,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均被运用到研究中来。近六十年唐代田园诗研究的基本格局第一、整体研究(约32篇) 。唐代田园诗在唐代各个时期都存在,但每一阶段的发展并不平衡,且每个阶段各有其特点。盛唐田园诗的创作是整个唐代最为繁盛的阶段,创作者较多,作品量较大,艺术成就也最高,因而最受关注(约有论文21 篇) 。首先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形成的原因(或产生的条件)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刘德重《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德形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认为“当时政治现实的黑暗,作用于一群软弱的中小地主知识分子身上,再加上佛老思想的影响,促使他们逃避现实,归隐田园,寄情山水。这就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得以形成的社会原因。”葛晓音《盛唐田园诗和文人的隐居方式》则从文人的隐居方式这一独特角度探讨了盛唐田园诗兴盛的原因及其特征。该文认为,盛唐官僚阶层及中下层士人两种主要的隐居方式:即“亦官亦隐”和暂时闲居,对田园诗的写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首先,别业的创作环境造成了盛唐部分田园诗与山水诗相融合的趋势;其次,促使盛唐文人以合乎时代精神的审美理想继承了陶田园诗的传统,同时又注意到在陶诗中尚未被充分表现过的多方面的田园意趣;第三,形成了盛唐田园诗追求和平宁静和优雅高尚的审美趣味。“这篇文章对学界已成定论而语焉不详的隐逸与田园诗的关系的研究,显然比以往的阐述远为具体和深入。”(20)另外管士光《我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条件的看法》(21) 、唐启翠《从文人心态看盛唐山水田园诗兴盛的原因》(22)等文章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和兴盛的原因。唐丽娟《论王孟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和影响》(23) 、陈建森《试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心物感应形式》(24)等文对盛唐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性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对中、晚唐田园诗进行综合研究的不多,主要有林继中的系列论文《人的精神面貌在田园诗中的位置:兼论中唐田园诗蜕变之意义》(25) 、《变迁感:中唐士大夫的心理压力———中唐田园诗的透视》(26) 、《田园夕照话晚唐》( 27)等,前两篇通过将中唐田园诗与盛唐田园诗进行比较,探索出中唐田园诗对传统田园诗的新变。第三篇也是通过将晚唐田园诗与盛唐进行比较,总结出晚唐田园诗凄清枯寂的基本特征以及造成这一特征的深刻原因。第二、重要作家作品研究1. 王维研究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最高,因而历来备受关注,研究成果尤为丰硕(约230项) ,研究也最为深入、细致,方法多样,角度多维。例如,对王维“诗中有画”的特点的研究重要成果就有:袁行霈《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佘庆华《王维诗中的色彩》( 28) 、陶文鹏《传天籁清音,绘有声图画》(29)等。其中,袁行霈文从总体上探讨了王维“诗中有画”的表现特征。认为王维的“诗中有画”是因为他虽用语言作媒介,却突破了这种媒介的局限,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语言的启示性,在读者头脑中唤起了对于光、色、态的丰富联想和想象,组成一幅幅生动的图画。同时,还把绘画的“经营位置”的技巧,运用到诗歌中来,善于处理画面虚实的布置,以达到“诗中有画”。佘庆华文则从王维诗善用色彩的角度来探讨王维诗“诗中有画”的具体表现形式。陶文鹏文则着重论述了王维诗将诗、画、乐融为一体的艺术特色,认为王诗是同时以诗人的心灵、画家的慧眼和音乐家的锐耳来捕捉、表现自然美的。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禅宗思想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但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对此几乎不曾涉及,80年代以后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章仍当属袁行霈的《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袁文认为,禅宗思想渗透在王维的许多诗里,有些诗是空洞的说教,有些诗则在自然山水和田园生活的描写中蕴涵着禅意。此后,研究王维诗歌与禅宗关系的文章一下子多了起来,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其中涉及到王维田园诗且较具代表性的有:孙昌武的《王维的佛教信仰与诗歌创作》(30) ,史双元《禅境画意入诗情》( 31 ) 、《王维诗中的禅意》(32) ,张应斌《禅意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美学建构》(33)等。其中,孙昌武文认为,禅宗思想对于形成王维山水田园诗“澄淡精致”、“浑厚闲雅”的独特风格,起了积极作用。其影响于王维的诗歌艺术大致有三个方面:以禅悟入诗、以禅趣入诗和以禅法入诗。论述颇为细致、精当。张应斌文对禅意具体怎样参与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美学建构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探究分析,他认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奥秘在于:定、慧境界既是禅宗境界,又是诗意境界,王维通过定、慧境界使禅意转化为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构成。同时,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王维诗的艺术特色,如何国新的《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意象》(34) 、童慧刚《王维山水田园诗图画意象之解读》(35) 、傅怡静《从生活家园到精神家园:就“青山”“空山”意象看王维诗境的本质》(36)等文运用意象研究的方法,通过对王维诗常用意象的分析,来探究把握王维诗的艺术和意蕴。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特征,一些学者常常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将王维与古今中外的诗人进行比较,产生了较多的成果(约40项) 。孟浩然是与王维并称的创作山水田园诗的大家,因此将王、孟进行比较的论文最多,并有王从仁的一部专著:《王维和孟浩然》(37) 。王著在肯定王、孟并称、王、孟地位相当的前提下,具体论述了王、孟山水田园诗的区别:首先,在王维诗中,诗人的自我形象与外界景物融成一体,作者的个性与自然达到了完美的契合;而孟浩然诗中,诗人的形象是独立的,作者的感情是直接抒发出来的。其次,王维的诗,静中有动,以静写动;孟诗中,首先使人感觉到的,是诗人情感的波动,他所描写的景物却往往是静美的。再次,王维诗以清秀精工著称,语言锤炼,善用彩绘。孟诗则清新自然,语言平淡,擅长白描。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浩的《王维与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之比较》(38) 、胡遂的《论陶谢王孟田园山水诗审美意趣之异同———兼论山水诗从六朝到盛唐意境演进过程》(39)等。其中,李浩文从思想、创作时间、观照自然的角度、抒情方式和体裁等方面,对王孟山水田园诗作了较为细致具体的比较。胡遂文着重对王孟诗歌特色进行比较,认为孟诗个性鲜明,诗人自我形象特别活跃,呈现“淡美”的意趣;王诗则泯灭个性,消尽意气,从而达到一种“思与境谐”的境界。陶渊明被公认是田园诗的开创人物,王维则是集陶、谢之大成的杰出诗人,因此将王维与陶渊明进行比较的文章也较多,代表性的有:陈滢《陶渊明、王维、李白的田园山水诗异同探略》(40) 、任嘉禾《陶潜与王维:诗史上儒道结合与儒佛结合之比较》(41) 、邓民兴《田园异趣,隐逸别情:陶渊明与王维比较》(42) 、张自华《陶渊明、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的比较》(43)等。此外学界还将王维与同时代诗人李白、杜甫、储光羲、裴迪等,与外国诗人华滋华斯、泰戈尔等进行比较。在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性进行研究中,还产生了大量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品《山居秋瞑》和《渭川田家》进行赏析的文章(约60篇)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文化意蕴、深层内涵进行探讨也是研究的一个方面,并产生了一些成果。如杨德才《王维山水田园诗所折射的文化心态》(44) 、潘晓彦《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悲剧意蕴》(45)等。2. 孟浩然研究 孟浩然是与王维齐名并肩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对孟诗的研究也是唐代田园诗研究的一个较重要的方面。共产生相关成果约60项。其中对孟诗艺术风格进行研究的成果最多。陈怡 的《孟浩然诗选·后记》(46)应是较早对孟诗艺术进行分析探讨的文章,陈文认为,孟的田园、隐逸诗学习了陶渊明的写诗经验,重视清新而浑然一体的感受,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幽雅、恬静的意境以及与此意境相协调的“风神散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从而形成了清淡的独特艺术风格,为百花齐放的盛唐诗坛增添了别有韵致的奇葩。文章还抉发出孟诗创作的艺术精髓———“妙悟”,进行了独到、深入的分析,并对人们常常忽视的孟诗“浑健”的一面作了一定的强调。论述颇为全面、确切。陶文鹏的《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47)一文则专门对人们很少注意的孟诗理论作了研究,角度比较新颖。文章通过对孟浩然谈诗的诗句进行钩沉整理,探讨出孟浩然重视诗歌着重写心灵、抒发感情这一美学特征,强调“情以物迁,词以情发”;指出孟诗创作中的美学追求是“以清真为核心,在清空、清幽、清淡、清旷的多种美感中洋溢着清新气息”;并对孟的诗歌美学观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也对孟浩然的田园诗作了较细致的分析,指出孟的田园诗大都取材于日常闲居的生活感受;艺术上,孟诗“善于在平淡闲逸的日常生活中把握微妙的情绪,融汇于清旷的境界”。文章最后还对孟诗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孟浩然从题材和精神旨趣两方面将田园隐逸和山水行旅结合起来,使陶的感受和谢的观赏融为一体,形成了情景交融、意在象外的意境和冲淡清旷的风格。另外象李明生、李浩的《论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自然特征》(48) 、柯素莉《孟浩然诗歌魅力探寻》(49) 、宁松夫《孟浩然山水田园诗意象论析》(50)等文,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孟山水田园诗的艺术风格作了一定的探究。一些文章还从比较的角度,将孟浩然与王维、陶渊明等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深入把握孟诗的独特风格。在孟浩然田园诗的研究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孟诗最有代表意义的诗篇《过故人庄》进行赏析,共有赏析文章28篇。近六十年唐代田园诗研究的问题与不足近六十年来,唐代田园诗的研究确实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无论是整体性探讨还是对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都产生了令人满意的一些成果,尤其是对一些山水田园诗创作大家(主要是王维)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更加令人瞩目。然而我们也能从中发现,整个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整体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研究者大多立足于唐代的某个阶段,且各个阶段的研究也极不平衡。从成果量的分布来看,盛唐占了绝对优势, 32篇整体研究论文中,专谈盛唐的就有21篇,中唐只有2篇,晚唐则只有寥寥1篇。当然,盛唐田园诗的创作十分兴盛,艺术成就也高,对盛唐作更多的关注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他阶段的创作。从实际创作情况来看,中晚唐田园诗的创作数量不仅多,而且具有有别于盛唐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但到目前为止,只有林继中的几篇论文(见上)以及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对此作过一些探讨,一些中唐作家作品研究中也有零星的论述。晚唐田园诗则基本未被纳入研究视野。虽然有几篇从整体上研究唐代田园诗的文章,但往往关注的是某一个方面的特点,诸如文人心态、美学意蕴、文化内涵等,而缺乏流变史的勾勒,即田园诗创作从初唐、盛唐一直到中晚唐,其精神旨趣、艺术特征等方面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流变,这对整个唐代田园诗的研究当是极为重要的。第二,作家作品研究也极不均衡。首先我们对一些重要作家研究成果量的分布情况作一番考察。据笔者统计,相关作家的研究成果为:王维:约240项,孟浩然约60项,王绩:约22项,储光羲:约8项,杜甫: 5项,韦应物: 3项,白居易: 2项,柳宗元: 1项。从成果量的具体分布可以发现,王维研究占了绝对优势,是总成果量的2 /3强,这当然是由王维在整个山水田园诗史上的地位所决定的,对其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是理所当然。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孟浩然作为当时与身后与王维齐名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其田园诗研究的成果却只及王维的1 /4,仅从数字上就说明,近60年来对孟浩然这样的大诗人的研究是不够充分的;再从成果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也主要是对孟浩然诗歌的基本风格作了一些分析,还有大量的单篇赏析,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显然不够。储光羲也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田园诗数量大,且富有个性和特色,但从成果量和研究的实际状况来看,对他的田园诗的探讨分析也是很有限的。再看中唐诗人韦应物和柳宗元,韦应物的田园诗创作不仅数量较多,且有较明显的新变痕迹,这一点虽然已为一些研究者所注意并有所论述,但相对韦应物的实际成就和地位来看,研究程度是不够的。柳宗元既是中唐卓有成就的散文大家,同时又是一位富有创作个性的优秀诗人,但长期历来,学界主要关注其散文创作,而相对忽略了他的诗歌。近些年柳诗研究虽然有较大的突破,但也更多关注他的山水诗创作,而对其田园诗的研究十分冷落。此外,中晚唐还有:刘长卿、钱起、白居易、李德裕、张祜、陆龟蒙、杜荀鹤、司空图、唐彦谦等一批诗人,他们不仅创作了较多的田园诗,且在题材选择、思想旨趣、风格情调诸方面都十分有特色,但对其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研究格局的极不平衡,对于唐代田园诗的全面把握无疑是不利的。第三,研究选题重复,缺乏开拓创新精神。一些论者不仅习惯于将关注目标锁定在王维等大家身上,而且选题上也总是围着几个现成的论题打转。例如,对王维山水田园诗艺术的研究,从80年代开始,学界主要围绕其诗中的画意、禅意等问题进行阐述,尽管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论点重复、毫无新意的论文也屡屡皆是。对具体作品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一些名篇佳作上,而对其他田园作品少有关注,由此形成研究的盲点。第四,田园诗与山水诗的界定模糊。客观地说,田园诗和山水诗是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但它们毕竟分属两种不同的诗歌题材,各有属于自己的表现领域和风格内涵。魏晋南北朝时期,陶渊明和谢灵运分别开创了田园诗和山水诗两大题材,并为后世确立了创作典范。进入唐代以后,由于时代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化和影响,从初唐王绩开始,田园和山水就有合流的迹象,到了盛唐,以王、孟为代表的诗人在创作中更增强了这一趋势,使有些诗歌山水、田园融为一体,难以分辨。然而从总体情况来看,大多数诗歌还是泾渭分明的,比如,我们决不会把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看作一首田园诗,也绝不会将王维的《渭川田家》认做一首山水诗。从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发现,相当多的研究者却更多地看重田园诗与山水诗的共性而相对忽略了二者的差异,因而多习惯于将田园诗和山水诗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甚且以山水诗为主以田园诗为次,这种状况对于更准确地把握田园诗独有的文体特征以及对其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分析,无疑也是不利的。唐代田园诗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呈现一种文人士大夫的闲逸情趣渐渐削减而关怀民生疾苦的淑世精神逐步加强的趋势,这一现象也少有人注意。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去调整、克服以及进一步地深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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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王维诗歌的禅趣美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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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王维诗歌中“禅”:禅诗或称佛教诗歌，是指宣扬佛理或具有禅意禅趣的诗。自从佛教在汉晋之际从印度传入，这类诗歌就应运而生。禅与中国诗歌的结合，就形成了诗歌园地中的一个奇异品种──禅诗。禅诗大体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禅理诗。这部分禅诗的特色是富于哲理和智慧，有深刻的辨证思维。 另一部分则是反映僧人和文人修行悟道的生活的诗，诸如山居诗、佛寺诗和游方诗等。表现空澄静寂圣洁的禅境和心境是这部分禅诗的主要特色。这些诗多写佛寺山居，多描写幽深峭曲、洁净无尘、超凡脱俗的山林风光胜景，多表现僧人或文人空诸所有、万虑全消、淡泊宁静的心境。禅与诗的结合，有其内在本质上的必然性。二者都面对着一个根本的大问题：生命。二者的发生和圆满也都基于同一种情况：觉悟。禅和诗所要完成的，都是体验和打开，使原本存在于事物中的东西重新凸现出来。禅诗自晋代以来，在中国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除了历史上诗僧们的大量作品外，像谢灵运、陶渊明、白居易、王维、孟浩然、苏轼、唐寅等历代诗人，也都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读唐诗和读宋词一样，如果不懂禅，那境界什么的，就肯定是与你无缘的了。比如寒山与拾得，颇有六朝文人飘遗之风，他们同行止共往还。“寒山住寒山，拾得自拾得”，都是“疯癫”型的异行僧人。其实，他们的“癫”与“疯”何尝不是佯装呢？在阅尽人世炎凉、看破俗风卑之后，他们干脆来个假作真时真亦假。“高高峰顶上，四顾极无边。独空无人知，孤月照寒泉。泉中且无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终不是禅。”当诗人一旦与禅思冥合，六根不胶着于物时，诗人就能以明境般的心涵容万物，对境无心，应物而不累于物。这种水月相忘的圆融境界，圆融得脱落了圆融念，便是平常心。他们饥来吃饭，寒即向火，困来打眠。禅悟后回归平淡，以随流的心境恢复到本来的空明，所谓无住生心。要了解一株花，就必须变成这株花，去做这株花，去享受阳光和雨露的恩泽，把握感觉到生命的全部律动。供参考。

诗中有画、形与神、和谐、天赋才人 王维是我国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在诸多艺术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的艺术天才，其诗中洋溢而出的诗情画意，一向为后世学者而津津乐道。宋代大家苏轼更有“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之论。但令人遗憾的是，东坡虽提出王维诗“诗中有画”之评语，却无具体之解释，是故后世学者在分析“诗中有画”涵义时往往异议纷呈，莫衷一是。本文拟从艺术创作中形与神的统一和创作主体的个性修为方面来探讨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的艺术风貌。 一、形与神的和谐 我国的古典艺术，尤其是诗与画，从来都把“传神”作为美的最高典范，与西方艺术强调对客观事物的模拟相比较，中国的古典艺术则更注重思想感情的表现，注重形与神的和谐统一。“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得形易而得神难，一个诗人，如果仅仅把他的诗写得逼真如画，这算不上艺术的最高境界，而必须在这“画”中，饱含着人的气质、风格、意趣，融诗情画意之美，兼情景交融之妙，达到意境两浑，物我化一的艺术境界，方可称为上品。因此，苏轼评王维“诗中有画”的艺术特征，具有很深的内涵，甚至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位天才艺术家对另一位天才艺术家艺术心灵的感悟，是“妙处难与君说”的悠然心汇。事实亦如此，“诗中有画”的艺术创作方法并非王维诗歌所独有，凡是比较生动逼真地描绘出自然景物，使人产生视觉想象的诗，都会充满画意，而东坡独独以此语来评价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一方面是为了强调王维诗歌中的画意最浓，他诗作中的画意，不仅有形似，而且富有神韵和气象，更能体现出创作者的精神气质和个性修为。王维诗中的图画，同晋宋和齐梁时期著名的山水诗人谢灵运、谢眺以形似取胜而未完全达到神似境界的作品比较起来，就多了最能感发人心的神韵和气象。他笔下的山水田园之作，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亦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萧散的情趣，或静谧恬淡，或气象盎然，或幽寂冷清，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社会冷静观察、思索之后的一种自然回归的心态。 其实，我们对一位诗人及其作品风格的关照，离不开作者的经历和思想感情。王维因早年仕途蹭蹬，爱妻早亡以及安史之乱的惊魂甫定，都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创巨痛，再加上玄宗、肃宗时奸臣弄权，朝政日非，这一切都对王维这样一个有正义感而又带有较大软弱性的仕人来说，不啻是一大人生考验，“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出于对黑暗政治的忧惧心理，以及佛老无欲无为思想的影响，他采取了一种圆通混世、全身避祸的生活方式，白天上朝为官“退朝以后，焚香独作，以禅诵为事”（《旧唐书?本传》）。他购置了南朝谢灵运在终南山的蓝田辋川别墅，与好友裴迪、崔兴宗等人“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本传）。这些惨淡的人生境遇，最终形成了诗人王维在生活上的那种清静闲适的心境和思想上爱道习佛的心理过程，以及在创作上追求回归自然本真的审美情趣。大自然是美的，尤其对官场生活已深感厌倦了的王维，投入到它的怀抱里，物我交汇之际，自然产生了与造物同为一体的新鲜感受，他在静美又充满禅意的山光水色中发现了自我，因而他要以极大的热情去模山范水，讴歌自然，再加上他诸艺皆工审美趣味极高，因而写起山水诗来就会比一般的诗人更有条件去挖掘自然美，表现自然美，也使得诗人那充满灵性的心理世界和浑厚的艺术功力，得以在其笔下复活。带有绘画艺术风神的《辋川集》二十首，便是诗人这一时期心灵的折射。 《辋川集》总的结构，在于对山水景色之描绘，抒发诗人在隐居生活中的欢乐闲适或孤寂苦闷，寄寓了诗人静观万物或参禅悟道过程中的某种妙悟，每首小诗都是一个独立的画面，合起来又是一幅和谐的辋川全景，其境界有如陶渊明之桃源胜境，柳宗元之愚溪佳地。诗人采用篇幅短小的五言绝句形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的“通景画”，这里没有官场上的污淖，没有世俗的尔虞我诈，有的只是宁静和平和“表现了作者在深幽的修禅过程中的豁然开朗”（《禅境画意入诗情》，载《南京师院学报》1983年第一期）。 如《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诗中邈无人迹的空山，古木参天的深林，重在创造一个空寂幽深的境界，而若有若无，不知从何处传来的人语声，更有“鸟鸣山更幽”的神秘。而那束冷淡的阳光艰难地透过密林的重重遮挡斜射进来，洒落在斑驳的青苔上，则愈发使人感到密林的幽暗。这样的境界，这样的写法，显示了摩诘写景的惊人才能。明代李东阳评此诗曰： “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浓而近者易识，淡而远者难知……王摩诘‘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皆淡而愈浓，近而愈远，可与知者道，难为俗人言。”（《麓堂诗话》），清人李瑛在其《诗法易简录》中亦有评价：“人语响是有声也，返景照是有色也。写空山不从无声无色处写，偏从有声有色处写，而愈见其空。严沧浪所谓‘玲珑剔透’者，应推此种”。诗人以画意作诗，用声色光态锤炼诗语等诸多意象特征，使诗境画境各自获得了超越自身的发展，达到诗趣，画趣的交融统一。诗中创造幽深空寂的境界，究竟要说明什么呢？陈允杏先生指出，这是“极力强调自然现象不过是瞬息即逝的幻觉，即禅宗最为尊奉的《金刚般若经》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从艺术的鉴赏角度来看，诗的妙处是诗人对禅意的解读，深藏于自然景物的画面之中，禅宗要义在于当下妙悟，而本诗表现禅意却不着痕迹，大相无形，正是臻于禅趣之境的上乘佳作。 次读《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诗中描写在远离人境的竹林深处，诗人所感受到的自然乐趣。诗人孑然一身，在幽篁深处，尽情地抚琴、长啸。在这幽静的竹林里，无人知道诗人的存在，只有天上的明月，将它皎洁的光辉，透过竹叶射进来，洒落在诗人身上，给予诗人深情的慰籍。这超然的境界，正是诗人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诗中诸多意象——幽篁、深林、明月，经过诗人精巧的布局，与人物的活动——独坐、弹琴、长啸有机地融合起来，表现出诗人超然物外，潇洒绝尘，悠然自得的情怀。“独坐”反衬了人世的冷漠，“明月来相照”又写出了诗人与自然身心交融，化而为一。这就启示我们，要摆脱尘忧俗虑，净化心灵，进入佛教所宣扬的“心空之境”，只能到清静幽美的大自然中去寻求，诗中弦外之音，味外之旨，又尽显在笔墨之外了。 被明人胡应麟誉为“入禅”之作的《辛夷坞》和《鸟鸣涧》在创造清幽绝俗意境的天然浑成方面，最能代表王维诗歌的艺术风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辛夷坞》 诗人将辛夷花置于一个山深人寂的环境之中，写它开时即热烈奔放，山野一片火红，落时则飘然而榭，毫不婉惜。辛夷花自开自败，顺应着自然的本性，自满自足，无人欣赏也不求人欣赏。这绝无人迹、亘古寂静的涧户，正是诗人以“空寂”的禅心关照世界的意象，他告诉我们自然宇宙虽有色而实空，虽动而常静的佛禅义理，虽小篇之作，却内蕴恒实，难怪胡应麟读之有“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诗薮》）之感。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日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鸟鸣涧》 春野空旷，万籁无声，亭亭桂树，徐徐落花。忽然一轮明月破云而出，幽柔的清光洒满山林；月色惊动了山鸟，音回空谷，诗人以轻柔的笔触，清淡的色调，表现了江南云溪春夜的幽静的意境，抒写出他的一颗诗心，对大自然的细致体验。小诗仿佛是一幅水墨画，清新淡雅，又宛如一首小夜曲，恬静幽美。“人闲”二字，点明了诗人的心境，是全篇之诗眼。 二、无可比拟的天赋才人 从个体艺术修养来看，王维是有唐一代的全能艺术家，其文学创作在当时就赢得了“天下文宗”的美誉。在音乐方面也有极高的造诣，进士及第授大乐丞便是一证。除此而外，其绘画艺术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也卓然独步。明末莫是龙、董其昌称其为南宗绘画之祖，开中国水墨渲染写意画之先河，其绘画创作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讲求神韵，董其昌在其《画眼》中论之曰：“右丞山水入神品，昔人所评，云峰石色，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唐代一人而已。”观王维之画意，与其学识、风度、修养有极密切的关系，是故王维的山水画，于泼墨写意之间，参自然造化之神韵，穷山水灵秀之妙趣，而更为难得的是，王维还精通画理，史籍记载他有画论三篇遗世，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创作山水画之旨要。因而，王维在其诗歌创作上，常常能够有意识地吸收一些绘画的技法，以画理入诗，创造出一种与水墨丹青相和谐的情趣韵味，融诗情画意之美，兼情景交融之妙，使画理与诗情达到完美的统一。 我国传统的绘画技法，习称“经营位置”被誉为“画之总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经营位置是要求画家善于把诸多画面形象，经过妥善合理的安排，组成一个整体来创造意境，是绘画上的至难之法。王维深谙这一画理，进而将其融于诗作中，熔画理与诗情于一炉，使诗中的景物，情境都自然熨帖地组合在一起，构成情景相符的画面，达到诗趣画趣的交融统一，如他的《山居秋螟》诗：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诗中景物空山、明月、松林、清泉、山石、竹林、荷花、渔舟等，诸多意象，又比较分散，如何布局？这里诗人匠心独运，巧妙经营，他以空山为背景，以夜幕为色调，描绘了一幅秋日夜晚，雨后月明的山间秋夜图，诗中的景物有远有近，有色有声，有光有态，整幅画面呈现出远近交错，动静配置，声色一体，疏淡有致的艺术效果，读来令人“意清理惬”（《河岳英灵集》），诗的尾联，道出了诗人独特的审美情趣，于景物描写中，寄托了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次读《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氵爰。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苍翠的山色，渡头里的落日，墟里孤烟，同潺潺作响的山泉，在晚风中飘荡的蝉声，和谐有层次地组合成一幅有色彩、音响、动态的天然绝妙的图画。而且，画中有人物，有诗人和裴迪这两位年龄和个性不同的隐士，倚杖、临风、醉酒、狂歌种种动态。山村风光，鲜明在目，田园隐士，栩栩传神，风光人物相映成趣，不仅构成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也使诗篇洋溢出浓郁的生活情趣，抒写了诗人的隐居之乐和对友人的真挚情谊，画出了一幅绝妙的“高士秋趣图”。 再读他早年创作的边塞诗《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诗中描绘了塞外的荒凉景象，塞上的战争风云，以及诗人的悲凉心态，而被王国维誉为“千古壮观”的颈联，便是诗画交融的绝响。作为一幅画面，大漠的颜色是单调的，它的边缘，不过是一条横贯画面的地平线，但深谙画理的诗人，捕捉住了这幅画面的基本线条，加上“孤烟直”这一“竖”与之相破相生，使得这一平面上的环境顿时有了立体的感觉，再加上富有魅力的曲线长河，与弧线构成的圆形落日，从而通俗自然而又劲拔真切地勾画出了塞外风光的苍茫、孤寂、奇丽和壮阔。这一联中的两个表现线条艺术的形容词“直”与“圆”，是似俗而实巧的一对诗眼，有如天仙化人，绝无尘想，正是画家的点睛之笔。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的艺术风貌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诗人人格、气质的综合体现，是其学际天人的艺术功力的自然渲泄，苏东坡对王维推崇备至的背后，体现出他对一位诗人全能素质的要求，正如他在《文与可画墨竹展风赞》中所言：“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诗画本同源，而王维则更能将其对绘画艺术的深切体验与对人生、自然的感悟融为一体，注入诗中，拓展了诗艺的发展空间，形神兼俱，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这有一文：王维。他的诗歌具有陶潜的自然、淡雅，又有谢灵运的精炼、绮丽，同时又有所发展。大文豪苏东坡对此曾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高度评价。因此他的诗歌在璀璨的唐诗中独树一帜。下面我想谈谈王维《终南别业》的“以禅趣入诗"：在王维的田园山水诗歌中，有许多蕴含着一种禅意，禅机。一种意境优美的禅趣。而在王维的诗歌诗歌中，我喜欢：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美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这首诗应该是王维中年写的，这时候他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独特生活方式。心平静如水，对一切境遇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亦有陶潜返璞归真心态，悠然自在，自得其乐。这首诗写的是王维的一次游踪。"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道出作者拥有一种平和恬静的心境。从而有“兴来美独往，胜事空自知”的闲情逸致，也促就了作者的这次出游。也因为作者闲情逸致，使作者“行到水穷处”，索性就“坐看云起时”，以至于最终的“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表现出作者如行云流水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心境。自然，淡定。在这首诗中，我喜欢“兴来美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四句诗，就像王献之访友时的心境“乘兴而去，败兴而归。”毫无矫揉造作之情，任性而为。也无需更多的人同往，独自一人也是别有一番风情。最欣赏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两句诗，不只是索性而为的闲情、随遇而安自在，其中更是暗含禅机。正如俞陛云在《诗境浅说》中说：“行至水穷，若已到尽头，而又看云起，见妙境之无穷。可悟处世事变之无穷，求学之义理亦无穷。此二句有一片化机之妙。”因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参悟，不同的禅意。如现代诗人周梦蝶的理解：行到水穷处不见山，不见水却有一片幽香泠泠在目，在耳、在衣。意思是一个人游山玩水，到了山穷水尽之处，索性就静静地坐下来，抬头看看蔚蓝的天空，侧耳听听大自然天籁的声音，充分体会着人与自然和谐的韵律。也有人认为与“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蕴意同出一辙。身处绝境时不要失望，因为那正是希望的开始。只要一拉开序幕，就是还有一出精彩的戏在后头。不管怎样理解，这两句诗都表达一种乐观的心态，处于失意之时，成为人们共勉的诗句。以一颗平和的心去感悟生活中一切的事。失意时，不要对生活埋怨、失望，换一个角度，也许是柳暗花明，海阔天空。正如一个苹果，如果你用刀竖着切它，很普通，没什么特别的；如果你横着切它，你会惊奇的发现苹果的心是一个五角星。所以，对于生活，就应该像王维那样，事事不过多的强求，用平静的心，坦然处之，自得其乐。君子乐山，智者乐水。王维是君子，是智者。他更是懂得：淡泊以明智，宁静而致远。在他的诗歌中，总给人以一种宁静，一种淡雅优美意象，慰藉了人们的心灵。他的诗歌特点之一：诗中有禅。赋予人一种豁然顿悟，心领神会。从而，给人一种从容，淡定。也给人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