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人抗战研究论文

湘西人抗战研究论文

抗战时期，日本陆军于1944年4月至12月期间贯穿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三地进行的大规模进攻战役，占领湘北、湘中、湘南以及广西大片中国国土，湘西成为中日两军的必争之地。1945年4月日军发动湘西作战，爆发湘西会战，也称“雪峰山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会战。湘西会战以日本军队战败而结束，湘西会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

当然有了，日本在1944年4月入侵了湘西，后面发生了著名的湘西会战。

1.重大转折点雪峰山战役挫败了日军企图占领中国芷江空军机场的阴谋，提高了国军“反攻之士气”，它是国民党战场从防御转入进攻的重大转折点。2.日军混乱溃逃境地湘西会战，日军第20军在整个战略态势已处于被动的形势下，以冒险的进攻开始，以狼狈的溃逃告终。日军自湘西反扑被扼制后，从此再未敢在其他地区进行冒险，雪峰山麓日军尚未撤下战场，冈村即于1945年5月初开始撤退侵入广西的军队，接着又从广州和湘西撤兵。日军在雪峰山麓遭到惨败后，整个中国战场都陷入混乱溃逃的狼狈境地。相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因“湘西会战我军士气日盛，敌之战志消沉，要求迅速收复桂柳，以开拓总反攻之机运。”3.张扬国威雪峰山战役中的胜利张扬了中国的国威。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败仗多，胜仗少。而湘西会战，国际声誉有所提高。4.国军爱国主义充分显示了中国官兵高尚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第74军一个连为守卫武冈而全部战死殉国，连长周北辰身先士卒，手持冲锋枪，与突入之敌实行白刃肉搏战，夜晚又带领两名战士突入敌阵，杀死数名正在酣睡的敌人，并生俘两名敌少尉军官，但最后身中两弹而光荣牺牲。湘西会战尽管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国民党执行一条片面抗战路线，特别是何应钦急功好胜，要求前方将士“草草收兵”，致使本该获得更大胜利的湘西会战，由于人为的因素而未尽如我将士之意。湘西会战也称雪峰山战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侵华日军此战目的是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故又称“芷江作战”。战争起于1945年4月9日，止于6月7日。在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在王耀武指挥下，湘西会战取得了雪峰山大捷，歼敌3万余人。湘西会战最后一仗主战场为怀化溆浦县的龙潭镇、温水乡和邵阳市洞口县的高沙、江口、青岩、铁山一带。战役以日本军队战败而结束。湘西会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 。

是的，在湘西亦有日本人的投降仪式

湘西情歌研究论文

《边城》论文提纲

论文提纲是作者构思谋篇的具体体现。便于作者有条理地安排材料、展开论证。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边城》论文提纲，希望大家喜欢。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作品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

论文题目：浅析沈从文《边城》中的乡情美论文

一、序论

《边城》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具特色的小说文本，是文学牧歌传统中顶峰之作。沈从文的《边城》建构了一个属于他的“湘西世界”，反映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为悖人性的人生形式”。小说刻画了众多鲜明独特、至善至性、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沈从文心中的女神翠翠形象的塑造，她是爱的天使，人类的精灵。是爱与美最完美的体现。作品极力表现的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是那么地和谐、优美、纯净，令人钦慕。沈从文用诗意的笔触点染的边城和当时动荡社会相比，简直是一块脱离尘寰的“世外桃源”。《边城》中不仅仅是对理想、对主体的审美追求，也流露出作者淡淡的忧愁和寂寞，也有人在命运变数面前的无助与无奈，隐伏着很深的悲剧。《边城》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瑰宝，真正寄寓着沈从文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而且达到了极致，为读者所仰慕。

湘西地处川、湘、黔三省交界，边城茶垌较少受到现代都市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蚀。加之那里是少数民族杂居，过去统洁者大汉族主义压迫，增加了少数民族的内聚力和团结性，而民族内的阶级、等级观念相对淡薄。在湘西世界里，沈从文在山与水的自然环境中度过了一般乡下孩子应有的童年，青年时在令人烦乱的军营里挣扎生存，到后来弃军从文走进六朝古都北京，从此就有了他艰辛地文学创作生涯。这期间，沈从文在都市生活中看到的是太多的血腥、伪善、残酷和丑恶。于是他只能转过身来，从过去，从民间寻找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用乡村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来达到改造社会，重塑民族品德。固然，湘西这块被人们称为“中国的瑞士”的故土终被沈从文发现并钟情。

二、本论

（一）《边城》乡情美的第一个方面是通过描写山水风情之美，优美的自然风光，淳朴还可爱的湘西来展现的。

《边城》开篇便将读者引领到湘西的一片旖旎风光中。边城依山傍水，远离尘嚣，和平安详，如世外之境。白塔下的老人、女孩和黄狗居住在一条小溪边，“溪流如弓背，清澈透明”。这座小小的山城，鸟语花香，青山翠竹；古朴的吊脚楼，耸立的小白塔，一脉清流相伴随，花自开来水自流，自然的生命季节循环不息。

（二）《边城》展现乡情美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老船夫对女儿、对孙女的挚爱来体现的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孙女，他痛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后来，士兵服毒死了，女儿为之殉情。老人主动挑起了哺育孤雏的重任，没有一句怨言，几十年如一日，风里雨里，来来去去。。

（三）《边城》展现乡情美的第三个方面是通过老船夫对自己工作的敬业和对过渡人的慷慨来表现的。

在作者的笔下，老船夫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

（四）《边城》乡情美的第四个方面是通过邻里之间的和谐与自然体现了最宝贵的乡情美

船总顺顺便是这一点的总代表。他“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对“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墨客”，“凡到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无不尽力帮助”。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妄小人的阴险奸诈；多了一副乡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正是这种美德影响着乡邻，从而在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保留了一份大都市里想都不曾想到的民风民俗，而且这种“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的淳朴民情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演绎着一个又一个传奇式的田园牧歌故事。

（五）《边城》乡情美的第五个方面是通过对风俗的描写来体现《边城》中对风俗的描写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对端午节这种娱乐民俗的描写。譬如，作品的第三节这样写到：“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支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划动便即刻嘭嘭铛铛把锣鼓很单纯的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鹳河时水战擂鼓的种种情形。”

这样的喜庆风俗是何等的壮观，何等的美啊！作者把赛龙舟的整个过程细致地叙述出来，内蕴着作者对它的虔诚和赞美之情。作品中描写的那如雷般的鼓声、两岸人的呐喊助威声、庆祝胜利的鞭炮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向世人传达着湘西这一古老民族的强悍与旺盛的生命力。这声势浩大、激动人心的湘西古老民俗活动，蕴含着坚定、自信、奋勇、拼搏的民族活力。

三、结论

《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件别致的艺术精品。《边城》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著作”。《边城》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没有丑恶，只有善美，纯然是一曲人性美的牧歌。《边城》写的是往日的湘西，是现代文明所未曾浸染的封闭的乡村社会。活跃在这里的人物，不论是管码头的顺顺，老军人杨马兵，还是掌渡船的爷爷同翠翠，都是靠自身的劳动生活，都是存心于人为善存心待人以诚。都不去思考生活的意义，只是默默地忠实地劳动着，都信奉着灵魂的天真，这里人与人，人与自然都是极和谐的，因而洋溢在作品中的是一种活脱脱的“生命”。这种“生命”还处于自在状态，从相依为命的撑渡船老人和他的孙女翠翠，到同爱着翠翠的掌水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每人都无不善良，正直，热情。他们有简单而执着的信仰，在宁静纯朴的生活中跃动着生命坚韧的活力。

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世界是一个“神性”的世界。是“爱”与“美”构筑的一个理想王国。《边城》就是这个王国中的一座丰碑，在《边城》中，作者以恬静悠远的风格，用温润柔和的笔调，借诗词曲赋的意境，描绘出了风俗淳朴，便是作野气的卖身女，粗俗的水手，迟钝的山民也因了家乡边地淳朴的风俗，原始的活力而显得浑厚可爱，对一切不抱偏激的态度，在宽容中欣赏一切有生。这种飘逸而中庸的人生态度和美学观说明沈更多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东西。美在沈心中是确切而可感知的，其参数值是稳定的。

1、翠翠的身世悲剧

小城没有收到现代文明的影响，保持的古朴的韵味，但传统的思想对人性也产生的束缚。翠翠的神十很可怜，本来她的家庭很美满，有恩爱的父母，但是她的父亲在爱情与责任无法抉择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杀，那个时候翠翠还在妈妈的肚子里，翠翠出生后，妈妈自杀殉情。只剩下翠翠与爷爷，不用想就知道这一老一小的生活该是多么艰难和悲凉。爷爷对翠翠虽然很关心，但是毕竟没有女人那么细腻的心思，能够在爱情方面指导翠翠。在还没结婚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孤苦无依，但是她的人生之路才刚刚开始。

2、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悲剧

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互相喜欢上了对方。本来两个人两情相悦，应该会有个好的结局。但是，傩送的哥哥也喜欢上了翠翠，为了躲避情伤成全弟弟，外出闯滩死了，这让傩送觉得，如果坚持和翠翠结婚就对不起哥哥，而船总觉得大儿子喜欢翠翠，现在大儿子死了，也不好将翠翠嫁给傩送。[]因为从小没有妈妈，没有人告诉翠翠该如何处理感情，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傩送的追求，而选择了逃避，她羞怯的.个性，让傩送到最后都不知道翠翠其实是喜欢他的；而爷爷在对这件事的处理上，表现的很委婉，让傩送误会了他的意思，而且对于哥哥，傩送始终是觉得愧疚，最终选择了离开。翠翠与傩送的爱情之花，还没来得及开放就凋谢了，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悲剧，主要是因为男女主人公对各自的命运都没有很好的把握，而错失了机会。

3、天保的感情悲剧

在《边城》中，天保是一个悲剧人物，感情悲剧是他人生的标签，他爱上了翠翠，这是多么纯美的女子，可是偏偏也是弟弟傩送的心上人，那么天保就必须面对两难处境：成全弟弟的感情，自己奔走异乡；或者是不顾一切的追求翠翠，成就美好姻缘。在这种选择下，天保的悲剧命运便注定了，作为哥哥，善良的天保不会和弟弟抢夺爱人，所以他选择成全。他对翠翠是真心的，虽然退出了，内心却是痛苦的、落寞的，为了走出情伤、摆脱这种负面的情绪，天保选择离开家去闯滩。因为情绪受到影响，使他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失去的以往的冷静和判断，不小心掉到水里再也没有上来。天保的一生非常短暂，但是没有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所以他的爱情无法开花结果。

4、爷爷的命运悲剧

小说中爷爷的命也很苦，女儿在他中年的时候自杀死了，身边只有女儿留下的孩子陪着他。爷爷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为翠翠找个婆家，让心上人能够呵护翠翠，使得翠翠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爷爷是经历岁月洗礼的，他有细致的心思，并且努力的促成翠翠和傩送两个人的婚事。可是，由于他处理事情总是不那么直接，使得顺顺这个船总对他不满，天保的死也打击了傩送，使其由负罪感。爷爷年纪大了，原本应该子孙满堂、幸福闲适的度过晚年，可是却不得不操持生计，忧心于外孙女的婚姻大事。爷爷是坚强的，同时也是落寞的，这使得这个人让人同情，对孙女的疼爱，对生活的奔波，年岁不饶人，最终死在了一个风雨骤起的夜晚，使其悲剧一生画上了不圆满的句号。

《边城》这部小说讲的故事比较简单：在湘西茶峒山城一里外有一条小溪，溪边住着一个摆弄渡船的老人，他有一个名为翠翠的孙女，老船夫和孙女两人相依为命，在城内码头上掌事的龙头老大名为顺顺，他的两个儿子天保与傩送同时爱上了翠翠，而翠翠却钟情于弟弟傩送，老大天保在失望之下驾船下游，结果出事淹死，弟弟由于哥哥的死而内心非常纠结愧疚；在一个雷雨之夜，翠翠的爷爷死了，虽然傩送也爱着翠翠但始终没有回来，留下翠翠一人生活。

一、生命的优美、健康

生命的健康与优美一方面指的是体魄和容貌上的自然与美丽，在《边城》中，青年人身体结实强健，充满了生命力。沈从文为了描写这一特点，常常使用动物来描写人物的体魄，比如说用“结实的小公牛、小老虎”来描写天保和傩送，用“一只天真活泼的小兽物”来描写翠翠。作者完全没有贬低之意，反而是对这些年轻人所散发出的自然灵动的气息充满喜爱。翠翠的容貌也具有自然的美感，沈从文这样描写到：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翠翠的这种天然质朴的美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和情趣。另一方面是爱情的自然与美丽，在《边城》中沈从文描写翠翠和傩送之间的爱情非常含蓄：第一次两人在黄昏时相遇，一见钟情；第二次傩送上青浪滩，翠翠并未见到他；第三次，翠翠与傩送在龙舟比赛中偶遇，两人对视微笑。当天保发生意外之后，傩送内心歉疚，黯然离乡，而翠翠早晚等在他离开的渡口。虽然二人之间的爱情铭心刻骨，但他们聚在一起的时间却非常短，沈从文也用了非常高超的技巧描写了少女的矜持和羞涩，这样的爱情是严肃而庄严的，充满了神性的美 。

二、人格品质纯美高尚

小说《边城》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拥有诚实、勇敢、热情、真诚的优美品格，在这个小城中几乎无人不善。比如说老船夫将摆渡当作是自己的天职，一辈子任劳任怨，从未收取过客的财务，偶尔一些不得已而得到的好处，老船夫也想方设法超量的回报；船总顺顺仗义疏财、正直大气，受到了很多穷人的尊重，比如说船工在水上失事后，他经常赠送财务帮助其周济，而当船工之间产生纠纷时也常常会让他来做出裁判，顺顺总是可以非常圆满的解决问题。其他人物比如说天保、傩送、翠翠等，他们身上所具备的诚实善良、热情真诚的品质更是优秀青年的代表。

三、人际关系的和谐美

人际关系之间的和谐美可以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看出，《边城》中所描写的是一个具有些许原始氏族遗风的宗法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矛盾的阶级仇恨。船总顺顺是富人，老船夫是穷人，然而他们可以和谐相处往来，当老船夫到顺顺家中去时都可以得到一位老人应有的尊重，顺顺看到老船夫与翠翠生活困难，还常常派人给老船夫送财务。第二，和谐的人际关系也可以从朋友之间的交往看出：《边城》中几乎所有人都能够真心实意的对待朋友，杨马兵年轻时曾经喜欢翠翠的母亲但却没有走到一起，而他却并未对老船夫一家有所记恨，反倒是和船夫成了忘年交。老船夫去世之后，杨马兵便搬到船夫的家中，肩负起照顾翠翠的责任，和翠翠两人相依为命，一起等待傩送归来。最后，人际关系的和谐美也可以从长辈对晚辈的疼爱怜惜看出来，天保向翠翠提亲时，老船夫是同意的，而当他了解到自己的孙女喜欢天保的弟弟，于是便尊重翠翠的意愿，尽可能的帮助孙女实现她的愿望。

四、民风的淳朴之美

在《边城》所创造的社会中，处处都能够发现真善美，船总顺顺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小说中描写他大方洒脱、喜欢交朋友、慷慨且能帮人解决燃眉之急。顺顺对于因为船只失事而破产的船家都慷慨解囊，尽自己可能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在顺顺的身上我们看不到现代人的自私与拜金，而是一种朴素的正直与光明磊落的品德，而这些优点我们也可以从天保兄弟的身上找到。天保兄弟都爱上了翠翠，在他们心中，真正的爱情是与金钱、地位、名利无关的，它代表的是付出与奉献而非索取，但当自己的幸福与他人产生矛盾时，他们都愿意忍痛割爱，成人之美。这一点直接的表现了出了天保兄弟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以一种健康自然的生命形式，彰显出了一种平凡而伟大的人性美，让读者都为之动容。恰恰就是这些乡民所具备的美德让这块土地形成了淳朴的民风，而这样淳朴的民风也在一代一代的传承和发扬，演绎出了许多令人感动的美丽故事 。

五、结语

沈从文借小说《边城》着力刻画了人性的美，同时把这些美集中在一个“情”字之上：两性之情、亲子之情、朋友之情。透过这些情感来描写了人和人之间的淳朴、友爱以及人内心的善良真诚，创造出了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人都可以保持做人的美德、人人都可以守住灵魂的纯洁，是一个没有经受世俗污染的自然和谐的社会。

一、包含死亡意蕴的水———终结生命的力量

《边城》中的水意象不仅具有清澈透明的柔美气质，同时还包含着刚烈凶猛的死亡意蕴，小说中有三个美好而纯净的生灵因为水而死亡。首先是翠翠的母亲。这位老船夫的独生女不愿违背道德和责任的规范，最终为了成全爱情的忠贞而殉情———产后吃冷水而死，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悲剧，同时也间接造成了翠翠的悲剧。翠翠这个可怜的孤雏从出生起便只有爷爷一个亲人，在小说中翠翠也常常冒出“若爷爷死了呢”这样可怕的念头，而老船夫也对女儿的去世无法释怀，每每想起都颇为伤心，也忍不住会担忧翠翠可能会与她母亲有着共同的命运，同时也会自言自语“翠翠，爷爷不在了呢？你将怎么样？”可见水带走了翠翠母亲的命，同时也使翠翠陷入一种极其脆弱的人生状态中。其次是顺顺的长子天保。在经历了月下唱歌之后，天保毅然决定乘船离开茶峒这个地方，不料却在茨滩下溺水而亡。随着天保的死亡本来简单的爱情故事变得误会重重，天保的死在船总顺顺和傩送心中对老船夫埋下了极深的芥蒂，为傩送和翠翠原本纯真的爱情埋下了挥之不去的阴霾，由此翠翠的爱情悲剧似乎已成定局。最后是翠翠的爷爷老船夫。一夜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之后，翠翠醒来，发现雨水冲毁了屋旁的菜园地，冲垮了屋后的白塔，更带走了爷爷年迈的生命。这对于她来说无疑是一次颠覆性的打击，如果说傩送的顺水而下使翠翠失去了爱情的着落，那么失去爷爷则使翠翠的生命失缺了依靠和荫庇。她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失去了从小到大的依靠，她从此只能孤苦无依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等待那个不知归期的爱人，悲剧气氛在此达到高潮。

二、虎耳草———纯美少女的朦胧情爱

虎耳草作为小说中重要的一个植物意象，小说中一共提到了六次，前五次是在梦中，最后一次是翠翠在现实中摘了一把虎耳草。虎耳草这一意象是翠翠纯真情爱的象征，而从梦中到现实的这个过程则预示着翠翠情爱意识一步一步地自我觉醒。翠翠在回味着爷爷诉说的母亲与父亲白日对歌的爱情故事中睡着了，“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地在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这是虎耳草这一意象在文中的第一次出现。父母的爱情故事，加上傩送那夜在月下的歌声促使着翠翠在梦中展开了一段情爱幻想，而虎耳草则正是翠翠的相思意象，是少女对心上人歌声在梦中所做的心有灵犀的感应，而飞到悬崖上摘虎耳草这种大胆的幻想则预示着她对情爱的追求与期盼。小说第十五节中，爷爷给翠翠唱傩送给她唱过的情歌时，翠翠不是在梦中而是在口中说出“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这句话，进一步表明了这颗少女的心已情窦初开了，也使得爷爷最终明白了孙女心归何处。小说第十七节中，翠翠上山去掘竹鞭笋，“翠翠把竹篮向地下一倒，除了十来根小小鞭笋外，只是一大把虎耳草”。这是小说中最后一次提到虎耳草，也是唯一一次翠翠在现实中摘的虎耳草。这一情节暗示着翠翠的纯真情感由暗中期待转变成显性展示。正如闫晓昀所言：“‘虎耳草’同‘翠翠的爱情’正是在这种相互映照的过程中实现了双向建构，在‘恰到好处’的出现中，虎耳草具备了超越审美价值的语义阐释功能，仅着六处笔墨，便已能替代繁琐的描述，将翠翠复杂的情爱心理变化凝练地呈现。”

三、碾坊与渡船———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

碾坊与渡船是小说中一组相对的人文意象，分别象征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整体反映出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甚至还有人认为“碾坊和渡船这两个意象，不仅反映了湘西的时代特征和民间习俗，而且凸显了一个封建宗法关系与原始民性交织的社会”70。单纯从傩送的角度出发，他的爱情生命中存在着两位为他守候的女子，一个是与他一见倾心的翠翠，另一个则是主动求亲的团总家的小姐。如果说碾坊是团总家小姐的陪嫁物，那么渡船则可以看作是翠翠的陪嫁物。渡船背后所代表的生活和价值观：从老船夫的口中我们知道摆弄渡船是有口粮的：三斗米和七百钱，这便是祖孙二人所有的收入。翠翠与天保初遇时，顺顺让天保将鸭子给翠翠，并提及“且知道祖孙二人所过的日子十分拮据，节日里自己不能包粽子，又送了许多尖角粽子”。可见守着渡船的祖孙俩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即便生活如此清苦，当客人硬是要给祖孙俩额外的渡钱时，他们就硬拽住客人把钱还给他们，还自备上好的烟招待渡客。而碾坊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小说第十节中，傩送邀翠翠和老船夫到城中看热闹时，老船夫到新碾坊看水碾子时，听到熟人介绍碾坊值大钱七百吊。翠翠在河边也听到妇人们的谈论：“人家在大河边有一座崭新碾坊陪嫁，比雇十个长年还得力一些”，“一座碾坊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由此可知，得到碾坊可以过富足无忧的生活。渡船是流动的，碾坊是固定的，渡船是不带来财富的，而碾坊是可以带来财富的，从这两种意象的不同特点中，我们不难看出：渡船是边城传统文化的标志性意象，是与边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相生相伴的，是依水而生的边城人民的重要交通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边城人民的生活是一天也不能离开渡船的，它象征着一种古朴、淳厚，虽清苦但安适、自由、浪漫的生活方式，反映的是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而“碾坊”则是在现代文明冲击下衍生出的新兴意象，在当时是作为一种“罕物”而存在的，是平常人求之不得的，代表的是一种富足却庸俗的生活方式，传达出重利轻义的现代价值观。通过翠翠耳朵，我们知道河边的妇女曾这样议论过：“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吗？”“那谁知道，横顺人是‘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只看各人心里爱什么就吃什么，渡船不会不如碾坊！”可见，在茶峒人民的最初观念里，碾坊和渡船这两个意象本身不具有可比性，不存在任何好坏优劣之分，只要各人“心里爱”便就是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价值观的不断入侵，“利”观念逐渐加入，两相比较，明眼人都可看出“在河边管理一个碾坊比管理一只渡船多变化，有趣味”，而且“一个撑渡船的若想要有座碾坊，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妄想”，这几乎快成为整个茶峒人民的整体思想观念了。这也反映出现代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强烈冲击。当然作者也透过傩送选择只有渡船的翠翠而放弃有碾坊作为陪嫁的富家女的这一决定，表露他自己对传统价值观的肯定。正如罗才平所说：“正是因为怀着对民族美德丧失的深切忧虑和重建的责任，沈从文才在《边城》中对那亘古的‘渡船’寄寓了丰富的象征意蕴。它既是老船夫高尚人格乃至民族品德的一种象征，又是两兄弟对翠翠的真挚爱情的实质之所在；既寄寓了作者人性皆善的社会理想，又在理想人生与理想社会的描绘中揭示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93笔者希望能够在文学地理学视域下为《边城》的解读开辟全新的视角，以期达到为后来者抛砖引玉的作用。

根据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以及民歌的不同风格色彩，中国民歌大体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风格色彩区。 1．北方草原文化民歌区； 2．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区； 3. 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4．西南高原多民族古老原始文化民歌区； 5．东北受萨满教影晌的狩猎文化民歌区； 6．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7．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 至于每个民歌区的民歌分类。由于民族不同，各自有其传统的分法，不可能划一，只能存异。 1．北方草原文化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主要处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以蒙古族民歌为代表。蒙古族历来有“音乐民族”、“诗歌民族”之称。民歌可分“长调”、“短调”两大类，“长调”民歌主要流行于东部牧区以及阴山以北地区，特点是字少腔长，富有装饰性，音调嘹亮悠扬，节奏自由，反映出辽阔草原的气势与牧民的宽广胸怀。牧歌、思乡曲、赞歌等大多属于长调。闻名的曲目有《辽阔的草原》、《牧歌》等。“短调”主要流行在西部、南部半农半牧区，其特点是结构短小，节奏规整，不少叙事歌、情歌、婚礼歌都属于“短调”。著名的短调民歌有《森吉德马》、《小黄马》等。草原文化民歌的共性是表现出草原牧民的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情感与性格。此外，在西蒙还有一种“蒙汉调”（蛮汉调），它是蒙、汉两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相互吸收，相互交流的产物。流行于河套一带的“爬山调”也是蒙、汉民族共同喜爱的歌种。 2．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地处新疆，以维吾尔、哈萨克民歌为代表，它受过来自中亚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影响，与阿拉伯音乐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歌舞艺术以“十二木卡姆”闻名于世。民歌有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四大类。维吾尔民歌在音调方面包括了中国音乐、阿拉伯、欧洲三种音乐体系，它是中国民歌音调多元化来源最突出的一种。有不少民歌是与舞蹈相结合的，具有活泼、风趣的格调。闻名中外的民歌有《阿拉本罕》、《半个月亮爬上来》、《达坂城》、《送我一朵玫瑰花》等。哈萨克族主要居住在北疆，从事牧业。民歌可分为三大类：（l）词曲固定的民歌（包括牧歌、狩猎歌、情歌、宗教歌等）；（2）即兴填词的民歌（包括山歌、渔歌、谜语歌等）；（3）习俗歌（包括婚礼歌、哭嫁歌、送嫁歌等）。其中以情歌数量最多，大都表现情人离别的痛苦和祝福。哈萨克民歌中有中国音乐和欧洲音乐两种体系。中国音乐体系以宫、羽调式最多。闻名全国的有《玛依拉》、《等我到天明》等。 3．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的部分藏族聚居地区。民歌包括山歌（牧歌）、劳动歌、爱情歌、凤俗歌、颂经调五大类。民歌演唱活动大都与佛教节日有关，民歌中不少是与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如“囊玛”、“堆谢”、“果谢”、“锅庄”等歌舞品种。音乐属于中国音乐体系，民歌一般特点为热情、开朗、诚挚、动人，极富高原特色，节奏律动性强。闻名的民歌有《北京的金山上》等。《北京的金山上》原来是一首箭歌（即狩猎歌），最初流传在西藏的东南部林区。如今成了流传全国的新民歌。 4.西南高原多民族古老原始文化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一带。有二十几个不同民族聚居在这里。该区民歌有着不同层次的古老文化特征，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民歌大多为“诗、歌、舞”相结合的演唱形式，内容复杂多样，同时存在着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歌。由于许多民族没有文字，民歌成了他们记载历史、传播知识以及进行社交活动的重要手段，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所有这些都反映出特殊的、多层次的文化现象。这一地区代表性民歌是多声部民歌。多数民族都有二声部、三部民歌。民歌的分类有“大歌”、“小歌”。大歌以侗族、布依族、壮族等民族的最闻名，大歌又分男声、女声、童声三种，男声大歌一般节奏性较强，曲调明快。女声大歌节奏较自由，旋律细腻、柔和。小歌除二声部外也有单声部民歌。内容以爱情为主，一般是青年男女在室内用小嗓轻声唱。此外还有古歌，以苗族的古歌历史最悠久。内容叙述天地的形成，人类的起源。游方的起因等。曲调富于吟诵性，歌唱者多为老人。侗族大歌50年代即闻名全国，其他民歌如《桂花开放贵人来》、《阿细跳月歌》等，也都是有代表性的曲目。 5．东北部受萨满教影响的狩猎文化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主要包括东北大、小兴安岭一带，以鄂伦春族民歌为代表（包括鄂温克、赫哲、达斡尔、满族筹），鄂伦春族在1949年前还保留着不少原始社会的痕迹。这是一个喜爱歌舞的民族，过去以狩猎为生，每当狩猎满载归来，或者民族节日，都要进行歌舞狂欢。他们的民歌可分为三大类：（l）山歌，（2）歌舞曲，（3）萨满调。山歌又分“长调、“短调”，“长调”高亢刚健，节拍自由；“短调”曲调平稳，节奏规整。歌舞曲大多为一领众和形式。萨满调是为请神、跳神、祭祖、葬礼时唱的歌，曲调吟诵式，多为领和。鄂伦春民歌为五声音阶。以宫调式、羽调式居多。他们最喜爱的民歌有《额呼兰�6�1德呼兰》，是一首歌颂大自然的歌。此外《鄂伦春族小唱》在全国也很闻名。 6．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的黄河上游地区，有汉、回、土、撒拉、保安、东乡、藏、裕固等民族聚居的区域。自古以来属于半农半牧文化范畴。历史上曾经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东西文化交流较早，由于长期的多民族交化交融，产生了八个民族并有的歌种——“花儿”。该区民歌可分“家曲”，“野曲”两大类，“家曲”包括各种酒曲、宴席曲、小词、秧歌等；“野曲”包括“花儿”在内的各种山歌、牧歌等。野曲只能在室外唱。“花儿”为代表性歌种，曲调高亢悠长，格调深沉婉转，气质粗扩、淳朴。不论哪个民族都使用汉语演唱，而各民族有自己的衬词，中外闻名的曲目有《上去高山望平川》。 7．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 汉族民歌区在六个区中属于最大的一个，从寒冷的北方到亚热带的南方，从西北高原、西南高原到东部沿海平原，地理条件、风俗习惯、生活、生产方式多种多样。语言虽同属汉语，但各地方言不同。东、西、南、北差异很大，民歌的风格特点也呈现出多种特征。另一方面汉族在北方草原民歌区、西北半农半牧民歌区以及西南高原多民族民歌区都有千万以上的人口，因此，民歌区部分重叠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基于以上情况，汉族民歌区又可以分为十个支区和一个特区。 （l）东北都平原民歌支区； （2）西北部高原民歌支区； （3）江淮民歌支区； （4）江浙平原民歌支区； （5）闽、台民歌支区； （6）粤民歌支区； （7）江汉平原民歌支区； （8）湘民歌支区； （9）赣民歌支区； （10）西南高原民歌支区， （11）客家民歌特区。 汉族民歌品种繁多，仅其不同的社会功能可以分为十大类：即劳动号子、山歌、小调、田歌、渔歌、茶歌、秧歌（包括灯歌）、风俗歌、儿歌、摇儿歌。 （1）东北部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山东、河北、河南东北都、苏北北部等黄河下游地带，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区，基本上是一个沿海平原地带。自古以来黄河下游属于文化比校发达地区。根据风格上的微小差异，该区又可分为两个小区，山东、河北及河北、苏北的一部分为第一小区；辽、吉、黑为第二小区。第二小区实际是第一小区的移民区。所以民歌同属近似风格。全区使用东部北方方言。这里民歌以小调为主，其次是秧歌、号子，山歌极少。代表性民歌有《小白菜》、《画扇面》、《沂蒙山小调》、《小看戏》等等。 （2）西北部高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山西、陕西大都、河南西北部、内蒙河套地区以及甘、青、宁汉族聚居地区。东面以太行山为界与东北部民歌区分开，南北各为阴山以南，秦岭以北，属于黄河中上游地区。过去交通不便，民间音乐较少与外地交流，使用西北都北方方言。民歌以山歌最为突出．包括有“信天游”、“山曲”、“爬山调”以及“花儿”。其次为秧歌、小调。全国闻名的曲目有《走西口》、《赶牲灵》、《兰花花》、《推炒面》、《五哥放羊》、 《刨洋芋》、《绣金匾》等。 （3）江淮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淮河流域的苏北、安徽大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地区、西面以大别山与江汉民歌区为界。该区处于黄河、长江流域之间，音乐文化兼融南、北因素，带有过渡性的特征。使用北方方言。民歌以田歌、小调突出，秧歌、山歌次之。闻名的曲目有《凤阳花鼓》、《王三姐赶集》、《打麦歌》、《彼根芦柴花》等。 （4）江浙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江苏南都、上海、以及浙江大部，地处长江下游，是古代的吴、越之地。文化比较发达，人民生活较富裕，历来有江南渔米乡之称。使用方言为吴语。民歌以小调为主，闻名的曲目有《紫竹调》、《无锡景》、《茉莉花》、《哭七七》、《对鸟》等。 （5）闽、台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福建大部、台湾大部以及广东潮汕地区。福建与台湾自古以来就有文化的渊源关系，台湾当地汉族一直使用闽南语，此外，两地还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戏曲、说唱音乐等。民歌以山歌、耘田诗、小调突出，闻名的曲目有《采茶扑蝶》、《茶童歌》、《天乌乌》等。 （6）粤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珠江流域的广东大都，广酉东南部，以及海南部分地区，北面以南岭为界与赣民歌区相邻。这里地处亚热带，珠江横贯东西，文化与海外交流较早，使用粤方言。过去广大渔民成为该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民歌以渔歌——咸水歌最为突出。闻名的曲目有《落水天》、《春牛调》、《哩哩美》等。 （7）江汉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湖北、河南西南部以及湖南北部的部分地区，为古代楚文化的中心地带。使用西南方言。古文化比较发达，民间艺术源远流长，至今在许多方面仍保留着古色古香的地方特色。民歌以田歌最突出，其次是灯歌、小调、风俗歌、山歌。闻名的曲目有《黄四姐》、《洪湖渔歌》等。 （8）湘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湖南以及广西东北角上的几个县。地处长江中游南岸，这里也是古代楚地。民尚楚风，地袭楚俗，它与江汉民歌区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不过使用的方言不同，本区通用湘语方言。民歌最有代表性的是山歌、田歌。闻名曲目有《马桑村儿打灯台》、《一塘荷花一塘莲》、《上四川》等。 （9）赣民歌支区 该区以江西中、北、东部为基本范围，使用赣语方言。地处古代吴、楚之间，吴楚文化对其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具有长江流域东西部文化交流的过渡地带性质，民歌交融性强。以茶歌最有特色，其次为小调、灯歌。田歌中“打鼓歌”也很突出。闻名的曲目有《杜鹃花开》、《摘茶籽》、《送郎当红军》等。 （10）西南高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陕南以及广西西北部分地区。北以秦岭为界，通用西南方言。代表性民歌是山歌，其次是灯歌。此外川江船夫号子也很有特色。闻名的曲目有《小河淌水》、《赶马调》、《槐花几时开》、《我住贵州贵阳府》等。 （11）客家民歌特区 客家人分布较广，全国有八千余万人口，民欧特区主要指包括广东东北部、福建西南部以及江西东南部三省交界地带。这里客家人比较集中，客家系古代因战乱由北方中原一带来的移民，保留有古老遗风，使用客家方言。民歌主要为山歌，闻名的曲目有《灯红歌》、《风吹竹叶》等。 (ˇ�0�6ˇ） ～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经济的制约，湘西苗歌在传承过程中起教化作用，是苗族人集体智慧的结晶。经过考察，苗族歌曲是经过长期的群众性的口头创作、口头传唱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湘西苗族人在歌唱中保存和传播了本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用歌声叙述了本民族起源、男女相爱生子、人们生活习惯和民俗风情，这种多声苗歌远远超越了音乐的本身，使它具有史诗般的特征。在湘西自治州和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有一种叫“沙筛”的多声部苗歌，各声部进入整齐，七言一句，四句一联，整部歌曲在四联或四联以上，唱的都是苗族来源、祭祀鬼神、生产生活等内容，和汉族民歌的一般特征极为相似。如这首多声“沙筛”苗歌《情歌》：眼望姣娥年二八，登林的笋正发芽，人正年轻花正茂，恰好风流贪野花。这首歌两声部旋律交织突出，上、下两声部作大二、大三度移动，乐句之间分别采用苗歌中典型“和韵”的办法，运用换韵、押韵、谐韵等技法，使两声部巧妙连接，和声进行规整。湘西多声部苗歌是湘西苗族民歌发展的自然产物，没有经过雕琢和专业加工，属于朴素的原始民歌，是我们研究多声部民歌的最好蓝本。苗族学者陆群在研考苗歌时有这样的论述：“苗歌是苗族人对自然的感性描绘，这些歌都是以湘西山川大地为背景、为舞台，故可视为对大自然的最好表达。”(见《苗族巫文化的宗教透视》、陆群著，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湘西苗歌基本特征还表现在这种多部歌曲中多声思维形成的方面。在湘西苗歌及多声部苗歌中，一般都是以旋律当中最低的那个音开始，又用最低的那个音结束;或是以旋律中最高的那个音开始，又用最低的那个音结束;由于这种低起落或高起落的旋律流动，造成了曲线型、山峰型两种旋律线条，它为湘西苗族多声部歌曲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苗族歌曲最初的思维形成过程中，苗歌的旋律线条、欣赏习惯及歌手的演唱处理，使这种多声、立体的思维形式由不自觉走向自觉，形成了一种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和声特性。湘西苗歌与其他民族歌曲一样，不需要专业加工和故意摆设，它是自然、平衡的产物，有时演唱中歌手的即兴性还会占去大量的时间和位置。研究湘西多声部苗歌的基本特征，要求我们必须从实际中去掌握它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程式，这是关键的一个技术问题。 湘西苗歌一般在演唱时都带有引子、插部和尾声，节奏非常自由和复杂，在一首歌曲中时常有不少停顿。由于地区与发声特点的不同，湘西多声部苗歌的演唱形式有着固定的组织形态，它同苗族山歌一样，被分成了两大类。第一类是韶唔类，这种多声的苗歌流行于湘西花垣、吉首、古丈、保靖一带，因为是高腔类，曲调的抒咏性很强，节奏非常自由，抒情优美。这类形式的多声苗歌适用于野外劳作演唱，音程跳动大，高亢激越。我们在考察时发现，韶唔类多声苗歌主要是男声合唱，因为这种歌曲在野外劳作而唱，劳动强度大，只由男人来承担的劳动类多声苗歌。如这首《椎牛舞歌》(女客合)：椎牛大鼓置中堂，青年击边震山岗。请客都来跳鼓舞，给咱椎祭添彩光。椎牛大鼓置大坪，青年击边震山岗。请客都来跳鼓舞，年年岁岁五谷丰。除这种男声合唱、女声应合的多声歌曲外，有些风俗类歌是由女声合唱担当的，和男声合唱一样，它也是韶唔类中的一种。第二类是韶萨类，流行于湘西自治州各县市，根据其演唱形式的不同，又可分为如下几类。1.情歌类：这类多声苗歌在吉首、花垣、保靖等地最为流传。在演唱时，高音声部作引子出现，后一声部接腔，加上一些称呼语，如“嗨一噢”或“乃晤一色噢”等，听起来旋律平缓、流畅，仿佛山泉流水。2.古歌类：这是一种粗犷、原始的歌曲，旋律跳动不大，结构不太规整。这类歌一般只有两声部，用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七字句相互配合而成。3.扛仙歌类：这类多声部苗歌气势单薄，演唱人数一般在三四人左右。它的特点是在唱歌前，歌手先打个呵欠，然后用凄凉的颤声演唱。这类歌只有两个声部，一声部用颤声唱衬词，另一声部用颤声唱歌词，气氛严肃，情绪凄惨。4.哭嫁类：这类多声部歌曲是由新娘、伴娘、娘家人(只能是妇女)、新娘母亲等哭唱的一类多声苗歌。哭嫁类的多声苗歌艺术性很强，腔调有一定的装饰性，演唱时拖腔、颤声贯穿于歌乐始终。多声部演唱时，常常有这样一些特点：一声部先哭唱，另一声部再用第一声部第二乐句为头起唱，第三声部接着模仿第二声部的办法，这样反复不断地往下唱。5.跳香类：这类多声苗歌流行于吉首、泸溪、古丈等县市。它和其他苗歌的平调一样，都时常采用拖腔、下滑音等方法，衬词颇多。在演唱时，人们跳着舞，欢庆丰收;领舞者左手拿绺巾，右手持师刀或牛角，后面跟着四个小伙子，边舞边唱，合迎着舞蹈的节奏，气氛欢快、谐合。在演唱苗歌时，歌手们运用了滑音和假声的演唱方法。滑音是苗歌演唱的基本方法，它是由一个音向上或向下滑唱进入到另一个音，然后拉直真嗓。在多声苗歌演唱中，不论是句首或句尾都可用滑音。假声演唱也是苗歌演唱常用的一种方法。由于有些苗歌旋律音域较宽，旋律起伏又大，在演唱时要想达到有足够的气息，有正确的共鸣而声音不抖，只有用假声来代替真声，使长音轻松自如，声部尖而有根。笔者在这里要提到的是，在演唱陈述性的多声部苗歌时，真声演唱还是最基本的方法，因为它需要有粗犷、类似朗诵调的音色。 湘西多声部苗歌的节奏比较自由，近似于散板，但它散而不乱。在研考湘西多声部苗歌时，我们似乎感觉到它节拍很自由，无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好像全是散板，不能划分小节线。但仔细观察，其实多声部苗歌存在着一定的、固定的节拍，只不过在部分乐句中，由于歌曲本身需要，歌手们即兴的缩短、延长、休止，使节拍和节奏在一首歌曲中显得多样化。想找出规律性的节拍与节奏并不难，只要了解湘西苗族人的生活习惯与多声思维方式，这种形散拍不乱的多声部苗歌的神秘面纱就会揭开。在掌握了苗歌的节拍与节奏形成的自然规律后，一种湘西多声部苗歌节拍的典型特点就会出现，它们在力度的处理上是：头拍强、二拍弱、三拍次强，与欧洲音乐理论中节拍强弱规律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西方传统的节拍规律中，2/4、3/4、4/4等拍的强弱规律是强、弱或强、弱、弱或强、弱、次强、弱，但在湘西苗族多声部歌曲中2/4、3/4、4/4的后拍或后半拍，都要比它的前一拍强。这种处理是湘西苗歌及多声部苗歌的特殊现象。 湘西多声部苗歌大多数是二声部，三声部和四声部苗歌有时在衬腔的作用下也会出现(衬腔作内声部，有时也作旋律声部)。我们在研究湘西苗族二声部歌曲时发现，苗族二声部歌曲多为支声型，也就是两个声部同时演唱同一旋律的变体，这是湘西多声部苗歌的最常见的声部结构类型。韶唔类主要以声部加花的手法为主，运用加花与模仿互为变体，造成旋律流畅与节奏疏密的对比。韶萨类主要是以分开声部、交叉声部的手法为主，在演唱这类型的二声部苗歌时，二声部各以同一旋律为变体，以相同的速度、相同的节奏演唱同一歌词。三声部和四声部苗歌的演唱少见，有时必须在苗家“四月八”、“赶秋”等特定的节日中才能聆听到这种多声民歌的神韵。三声部和四声部苗歌演唱的人数一般都在十几人以上，有时还按年龄、性别分别排成二至三排，运用衬腔与唱词的相互交替、结合，构成了三个或四个声部的轮唱现象，这种声部构成形式使湘西多声部苗歌在风格上突破了多声部民歌的原始风貌。湘西多声部苗歌的和声特点是五声性的和声音程，它和其他民族的多声民歌一样，都以五声性自然音程为主，以四、五度以内的密集音程为主，以大二度和纯四、五度及小三度的运用最为常见。 湘西苗歌大部分由两个或三个声部组成(四个声部少见)，其织体形成多样。我们平时常见的织体形式是主旋律与衬托声部或低音声部(第二旋律)相结合发展的一种声部结构形式。例如这首三声部的《故事歌》，歌词大意是：雷公炉内去打铁，打成快箭四五根。盘古把箭拿在手，分别插中海水门。一箭射出消海水，二箭射出见山村……在演唱中，一个声部演唱旋律，另一声部作陪伴或补充式进行，第三声部作持续音、固定音型演唱，这两个声部对旋律声部分别起到了陪衬、烘托、补充的作用。在湘西多声部苗歌的织体形式中我们发现，它在演唱中陪伴、衬托(模仿衬托)的织体形式较多，有时还会偶然地出现少部成对式织体，这样，它跟汉族的对比式复调型织体很接近了。笔者认为，湘西多声部苗歌的这种织体形式体现了湘西多声部苗歌在多声思维形式上走向了成熟。湘西苗歌在演唱方式、表现内容、唱腔润腔等方面极为丰富，织体形式除了常见的支声外还存在着接应型与主调型等多种织体形式的倾向。 湘西苗歌的调式很多，宫、商、角、徵、羽或类大、小调式都有。从调式构成来说，以宫(Do)调式最为常见，其次就是羽(La)调式、徵(SoL)调式，商(Re)调式，角(Mi)调式有时偶尔出现，而其他民族多声民歌中无角调式现象。例如现今流传于湘西花垣一带的苗族哭腔调《抓壮丁》就是角调式，其歌词大意是：回忆往日恨夜长，泪洒枕衾自凄凉。抽丁捉我小儿子，我儿欲跑遭了枪。失声喊娘倒下地，口吐鲜血把命亡。它的曲调自由、悲伤，歌曲旋律声部第一段为E角调，衬腔声部开始也为E角调，到中段转到D商调，形成一种调式交替现象。为什么其他民族多声部民歌无角调式?樊祖荫教授解释说：“这可能与五声在三分损益律中产生的次序有关，角为最后一律。”[8]笔者认为，由于地区与和声思维方式的不同，各乐曲在调式上的构成也有自己民族的偏爱，这不足为怪。湘西苗族多声部歌曲大都采用五声性音阶，在主音确定的情况下，其他音有可能被看成经过音，在组织音阶形式上呈多样性。在多样调式中，有转调现象。由于多声苗歌旋律的变音现象存在(如*1、b7)，这样会使另一声部在重唱结束处采用“以清角为宫”的手法，转入下五度宫音系统的调式中去。”这种变音现象是苗族歌曲的特色，也是其自然转调的最好、最方便的一种手段。 和其他民族的民歌相比较，湘西苗族歌曲的曲式结构最为特殊，它在曲式结构上以乐句为单位核心，用乐句前、中、后来划分歌曲的曲式、段落。多声部苗歌开始的部分往往被称为引子，它是整部多声部歌乐的起腔。由于苗族多声部歌曲中有许多衬词和衬腔，在中段或中间的乐句中，往往被歌手看作是歌曲的呈示部，也就被歌手们称作间腔(加腔)。在歌曲结束时，有专门供衬托结尾的衬腔，这也就是苗歌的尾声。这是多年来苗族人对其歌乐的曲式结构的表述，是湘西多声部苗歌本身具有的一套独特的曲式结构。湘西多声部苗歌的曲式主要有一段体、二段体、三段体、四段体、多段体等，它常常被人们划分为偶句歌和奇句歌，大多数歌曲都是二句为一联，两联或两联以上为一首。一首多声部苗歌或一段多声部苗歌，一般为一个或两个乐句加上引子、间腔、尾腔组成。在演唱当中，每一个乐句又可能由一个或几个不同的衬腔不断地重复和变化着出现。湘西苗族歌曲的曲式结构是其多声部歌曲艺术形式的集中体现，在我们考察中还发现，湘西苗歌的曲式结构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它同其他民族民歌仍有许多共同之处，是民歌艺术的普遍反映。

抗日战争研究课论文

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看，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看，既有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奋起抵抗的内在原因，也有世界各国人民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外在原因。从两个原因的主次关系看，内在原因起了决定性作用。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内在原因看，起作用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但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我就围绕这个问题作个发言，谈五个问题与大家探讨和交流。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1 我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最坚决的抗击者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能得到民众拥护、是否能领导和影响民众的一个重要标尺。而能否广泛地组织和发动民众，这是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前提和条件。众所周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从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的。这个时间比1939年9月德国侵略波兰早8年，比1941年6月德国进攻莫斯科和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早10年。尽管这时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局部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地立即发起了抗战号召和组织开展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即9月19日、20日，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就先后分别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和《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1932年4月，成立还不到半年时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这比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早9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和武装当时虽然力量还很弱小，而且没有所谓的合法地位，还不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但是，却表现出了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开展了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由局部抗战逐步转向全民族抗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奋起抵抗，组织了各种抵抗武装。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东北抗日义勇军等武装力量的联系，并组织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在此前后中共中央陆续派出了杨靖宇、赵一曼等多批干部到东北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的 领导力 量。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最后都英勇牺牲，成为受后人景仰的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英雄。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等几支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陆续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 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共有11个军3万多人，开辟了三大游击区，同日伪军进行了数千次的战斗，曾粉碎敌人上百次“讨伐”，歼灭日军1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日军，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努力下，中国大地形成了一股要求团结抗日的历史潮流。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参与和推动国民党内的抗日派进行局部抵抗。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国民党第19路军发起淞沪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支援。1933年6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等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掀起了察哈尔抗战，中国共产党派遣了300多名共产党员参与其中，这次抗战曾乘胜收复了察东重镇多伦等大部分失地。吉鸿昌就是这次抗战中涌现出的闻名全国的抗日民族英雄。1936年，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发起了绥远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声援。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承担起了抗日民族先锋的历史重任。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2 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鼓舞者和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 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是根本保证。那么，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力量是由谁团结凝聚起来的呢?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全民族抗战是谁领导和主导的呢?按理说应该由当时处在全国执政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领导和主导。但是，从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过程看，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历史的特殊原因，中国的抗战则是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和主导的。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是如何形成的?又是谁倡导的、谁促成的、谁坚持和维护下来的呢?历史告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 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尔后，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顺应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早在1933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并开始在东北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又适时提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1936年间，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政策转变。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十年内战的结束，两党合作抗日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始终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宽广胸怀，捐弃前嫌，放下了国民党对共产党人血腥屠杀的深仇大恨，努力促成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为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完全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始终尽力维护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抗战就有倒退的危险，就有失败的危险，也就有使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局出发，提出“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在抗战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有效的抗击，使日军实力受到较大损耗。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手段，英美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再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敌视和畏惧，中国抗日几度出现逆转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和原则，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避免了倒退，克服了危险，防止了分裂，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党也实际上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坚强政治领导核心。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3 我谈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抗日战争正确战略的提出者、指导者和引领者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军事力量又非常弱小，如何抗战、怎样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就至关重要。从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实行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途径，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这与国民党实行的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形成鲜明对照。这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决定着中国抗日战争的不同方向和中国人民的不同命运。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而且这个胜利将会是人民的胜利。如果按照国民党片面的抗战路线，则会得到相反的结果。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不懈努力，历史和人民作了第一种选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提供了战胜敌人的科学思想和正确 方法 。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即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的观点。1936年7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提出了通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方针。 1938年5月，他集中全党的智慧撰写了《论持久战》。这部光辉的军事哲学著作深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科学揭示了中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正确回答了中国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的、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以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描绘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路线图。持久战总的战略方针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也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和军队中产生积极影响，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全国抗战形势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游击战的战略理论及一系列与之相配合的战略战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略战术是由中国的国情和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所决定的，它也是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下正确战略战术的展开和具体实施。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红军作战的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由于敌强我弱以及由此产生的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之深远后方独立作战，担负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它是长期贯穿于抗日战争的战争形式，是敌强我弱形势下人民战争的最佳方式，是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积小胜为大胜，从游击军和游击战逐步向正规军和正规战发展，最终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独特有效战法。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4 我谈的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成为整个抗战的有生力量、中坚力量和主力 如上所述，领导和主导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抗战的特殊领导和组织形式。而中国的抗日战场由于国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不同、抗战路线和战略战术不同，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这又造成了中国抗战的特殊战略布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领导的武装力量，采取先山区、后平原，波浪式向前推进的方式，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创建了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敌后战场的形成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不但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图谋，而且构成了对日军后方的致命威胁。敌后战场的开辟是侵华日军对中国停止战略进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成为敌我力量消长变化的关键因素。到战略反攻阶段时，敌后战场成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前沿阵地。敌后战场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轨迹，逐步成为中国坚持抗战和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这些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与敌人作战的立足点，是牵制、袭扰、消灭敌人的出发地和前沿阵地，是实施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这些区域不是从国民党政府的手中划定而得到的，而是从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又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夺回来的。在抗日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把坚持抗战与实现民主统一起来，加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 文化 建设。通过各项建设，抗日根据地不仅成为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坚强阵地和全国抗战的重要堡垒，而且成为抗日民主建设的典范和新中国社会的雏形。 这一切与国民党统治区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强烈的反差。在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抗战的骨干和主力。在战略防御阶段，随着日军进攻的深入和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八路军、新四军果断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创建抗日根据地，成为遏止日军持续进攻的生力军。全民族抗战一开始，八路军115师就取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战信心。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年多时间里，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到5000万以上。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范围，从陕甘宁一隅迅速发展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造成对日军重点占领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局面。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隧洞和火车站260多处，导致日军赖以运输兵力和物资的华北主要交通线瘫痪，迫使日军将兵力转向后方，迟滞了日军南下的步伐。从抗战全局看，构成了与正面战场相对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的，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战场。在全民族的抗战中，敌后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重要因素。 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个问题。从1938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1938年59%，1939年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与正面战场常规作战的一次次战役不同，敌后游击战的重点是面而不是点，是持续而不是阶段，是整体而不是个别，是战略而不是战役，实质上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场特殊的战略大会战。在极为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灵活多样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围困战、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等，使日伪军犹如困兽，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可自拔。日本旧陆海军档案和战史丛书里，有众多“治安战”的记载，充斥着对中共游击战无可奈何的感叹。 可以说，这一时期，敌后游击战成为消耗日军力量最为恰当的攻势战略，也成为消耗日军胆略与士气最为有效的心理战略，为改变中日战争力量对比，促使中国度过最为艰难、也最为重要的相持阶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43年敌后战场部分地区开展了攻势作战，1944年开始进入局部反攻阶段，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开始全面反攻。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已处在解放区包围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际上承担起对日军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到1945年底，在全面反攻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共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万余次，消灭日伪军万人，其中日军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收复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开辟的敌后战场，坚持长期艰苦抗战，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独当一面的抗日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中坚力量。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写道：“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连当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认为：八路军“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由此可见，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游击战场的关键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是不容抹煞的，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5 我谈的第五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弘扬和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被侵略、受欺辱的中华民族能否取得胜利、能否获得解放，精神的力量不可或缺，精神的作用十分重要。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野蛮凶狠，惨无人道，其铁蹄践踏之下，中国大地到处是人间地狱，城市遭到轰炸，村庄遭到焚毁，无辜平民遭到杀戮，妇女遭到奸淫，大好河山遭到蹂躏。面对侵略者的残暴与横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以高昂的抗日热情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感染和激励着中国人民。 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正像同志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国共产党人以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为铸就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输入了新鲜血液，注入了深刻内涵。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卓绝的战争。他们兵力弱小，装备落后，却要面对强大的日军的反复“扫荡”，而日本法西斯实行的是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人包围中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大多是穷乡僻壤，物质条件极为贫乏，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不怕困难，不畏强暴，英勇杀敌。因此，在消灭了大量敌人的同时，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指战员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伤亡600余万人。其中，晋察冀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71万人，晋冀鲁豫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120余万人。 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最大时才100余万平方公里，只占全国总面积不到1/9。人口最多时也才约1亿，也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约1/4。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非常有限的资源，直接取得如此巨大的抗战胜利成果，实属不易。最后，我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点感悟作发言的结束语同志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和重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这段历史，它告诉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转折点，也成为人类和平正义事业不可逆转的伟大历史坐标。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候，它一诞生就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重任。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推动者、践行者，也是人类和平正义事业的坚定捍卫者、维护者。历史启迪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所系，前途所在。今天，我们研究和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以此来唤醒我们的历史记忆。历史是不可忘记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可以警示当下，烛照未来，它可以作为我们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进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抗日战争反思研究论文

抗日战争胜利的启示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这一天，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结束。岁月的脚步匆匆走过65年。黄河边上的硝烟已随风飘散，历史仿佛已经远去。但是，从卢沟桥头卷起的那场战争留下的教训却是刻骨铭心。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是永远的国殇，永远的奋争，也是永远的追思。“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正如一位青年评论家所指出的：“将那段历史仅仅理解为灾难与愤怒，而不从中寻找其内在逻辑，理解其复杂性，则同样辜负了那些身经灾难的一代人的付出。” 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悲痛欲绝的哀伤、洗刷不尽的血泪、永志追思的英烈和伟岸壮阔的史诗，更是追求和平的渴望、永不再战的期盼、强国富民的决心和睦邻友邦的祝愿。启示之一：落后就要挨打血色黄昏：偶然背后的必然73年前，一个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1937年7月7日，枪炮声震惊了卢沟桥。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要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枪炮相加，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不屈的中华民族也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民抗战。 “七七事变”仅仅是近代日本侵华野心的总爆发。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对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觊觎已久。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就制定了以鲸吞中国为核心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其中多次是对华战争。1894年蓄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10年后又在我国东北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强迫满清政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进入大陆”的迷梦、畸形膨胀的野心，使得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恩惠最重的国家成为近代以来祸害中国最深的国家。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抛出了对华侵略总战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趾高气扬的日本，已掩饰不住要彻底奴役中国的野心。上世纪3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地区，挑起侵华序幕，随后将枪口瞄向内蒙古、华北，步步进逼；1932年，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省。回顾近代中日关系史，国防大学徐焰教授认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具体战斗在某一地点发生可能有其偶然性，但同日本进行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大战却是必然的！中日两国之间为什么会开战？这背后的根源在哪里？一个岛国为什么能一步步地侵吞国土面积数十倍于它的大国？历史学家的评论一针见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其军国主义扩张野心不断膨胀的结果。战争是两国实力的对抗战争是精神的较量，更是物质的对抗。“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然而，虚弱的国力，有国无防的现实，没有做好开战准备的民心士气，让西方的观察家们在惊讶于中国人顽强战斗意志的同时，也预言中国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厮杀中前景黯淡。让我们来看一看开战之时，中日两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的对比。

你是不是成工院的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时间在日出日落间慢慢消磨，带走了我们很多东西。抹掉了某些记忆，然而，走过必留下痕迹。有些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因为它经过的是血与泪的洗礼！ 8月15日是个特别的日子，65年前的这一天是中国人民激动万分的时候，因为抗日战争在这一天得到了胜利！回首这段血雨腥风的岁月，我们的不甘、悲叹、愤怒都无法形容那段岁月的动荡不安。这是一部沉重的灾难史，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一百多年来, 我们中国无数次地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榨和宰割，从1874年起, 日军陆续占我台湾, 吞并琉球, 发动甲午战争,加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 在我东北进行惨无人道的日俄战争, 侵占我旅顺、大连, 划南满为其势力范围……这一件一桩的数下来，可知我们这大半个世纪过的是如何艰苦。可我们并没有向邪恶势力低头！无数的同胞开始了在白山黑水间的战斗，让世界知道，你可以占领我们的土地，可以烧毁我们的家园，可以屠戮我们的亲人，但是永远也不要妄想征服我泱泱中华！ 六十五年前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全民抗战的序幕。1937年，侵略者踏着中国将士的血泊，华北人民的泪水，侵占了北京。那道曾经阻挡多少异族入侵的雄伟长城此时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在这民族存亡的关头，人们不仅仅是发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悲叹，更有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怒吼，这条沉睡世界东方的巨龙彻底的觉醒了！在中华民族存亡的非常时刻，多少热血儿女毅然奔赴抗日前线，加入救亡图存的行列，他们为赶走日本鬼子，求得民族的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在枪林弹雨中写就了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的人生篇章。历时八年的峥嵘岁月，中国人民终于熄灭了日寇在华夏大地燃起的战火硝烟。六十五年了，六十五年弹指一挥间，中华民族自此扭转百年衰败沉沦的历史，古老的中国从此走向民族的独立与自强。 ,三查三看 战争总是邪不压正的，正义的力量总会取得胜利，然而胜利也是要代价的那便是鲜血。没有人清楚知道有多少生灵在那场全人类的灾难中消逝，有多少文明在战火中湮灭……我们回首战争，因为珍爱和平，在无数英烈用鲜血浇灌的土地上，在战士用生命换来的和平中，我们在抗战胜利65周年到来之际，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缅怀，一种反思……缅怀先烈：80后的我们不能切身体会先烈们的牺牲，不能明白如何放弃小我成全大家，做出这样决定的坚决。可是我们也了解这样的付出、这样的坚决是多么的难！我们只能通过文字，通过资料，通过老一辈人的回忆去了解。即使是这样通过了修饰，没有同现实一样血淋淋般的惨烈。我们听到的、学到的、看到的也是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范围。怎能想象，丧尽天良的日寇在南京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怎能想象，灭绝人性的日寇对我东北同胞的活体实验；怎能想象，关内关外，大江南北，日军铁蹄所至，生灵涂炭，屠刀所向，尸骨成山！这样就越来越明白和平的重要，越来越懂得现在的和平年代来的多么的不易！

抗日战争研究相关论文

中国在进行反法西斯战争时得到了反法西斯同盟的援助和支持，这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外部条件，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抗日战争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巨大贡献。中国抗日战争在一开始就得到了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

各国无产阶级多次响应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呼吁，共同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反对日本对中国的强盗式侵略。

中国无产阶级与其他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形成了顽强团结的统一战线。加拿大、印度等国的共产党曾派出医疗队；英美等国则通过媒体报道等，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英勇事迹进行宣传，产生了很大反响。

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了巨额贷款，另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军事专家和军队也来到中国帮助抗战，这些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地支援。

总之，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奋力反抗与其他国家友好支援的结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持久战和游击战思想的产生，正确预估了抗日战争的性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找到了合适的道路。另外，在各国人民的帮助下，抗日战争在实力上不断壮大，日本穷途末路，不得不无条件投降。

扩展资料：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各主要国家对日本侵略中国所采取的绥靖政策，客观上纵容了世界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和相互勾连。

中国政府曾将希望寄托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然而西方政治家们此时主要精力集中于欧洲战场，未向中国伸出援手。国联的绥靖主义态度使日本对国际社会不再心存忌惮，它向日本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尝到了甜头的日本从此在侵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始终存在着两个战场，即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两个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逐渐形成，在战略上相互配合。

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始终是中国抗战的重要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具有重要地位。

全国性抗战开始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立即投入抗日斗争。八路军刚开赴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八路军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抗日战争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看，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看，既有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奋起抵抗的内在原因，也有世界各国人民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外在原因。从两个原因的主次关系看，内在原因起了决定性作用。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内在原因看，起作用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但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我就围绕这个问题作个发言，谈五个问题与大家探讨和交流。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1 我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最坚决的抗击者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能得到民众拥护、是否能领导和影响民众的一个重要标尺。而能否广泛地组织和发动民众，这是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前提和条件。众所周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从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的。这个时间比1939年9月德国侵略波兰早8年，比1941年6月德国进攻莫斯科和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早10年。尽管这时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局部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地立即发起了抗战号召和组织开展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即9月19日、20日，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就先后分别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和《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1932年4月，成立还不到半年时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这比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早9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和武装当时虽然力量还很弱小，而且没有所谓的合法地位，还不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但是，却表现出了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开展了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由局部抗战逐步转向全民族抗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奋起抵抗，组织了各种抵抗武装。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东北抗日义勇军等武装力量的联系，并组织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在此前后中共中央陆续派出了杨靖宇、赵一曼等多批干部到东北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的 领导力 量。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最后都英勇牺牲，成为受后人景仰的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英雄。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等几支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陆续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 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共有11个军3万多人，开辟了三大游击区，同日伪军进行了数千次的战斗，曾粉碎敌人上百次“讨伐”，歼灭日军1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日军，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努力下，中国大地形成了一股要求团结抗日的历史潮流。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参与和推动国民党内的抗日派进行局部抵抗。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国民党第19路军发起淞沪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支援。1933年6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等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掀起了察哈尔抗战，中国共产党派遣了300多名共产党员参与其中，这次抗战曾乘胜收复了察东重镇多伦等大部分失地。吉鸿昌就是这次抗战中涌现出的闻名全国的抗日民族英雄。1936年，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发起了绥远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声援。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承担起了抗日民族先锋的历史重任。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2 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鼓舞者和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 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是根本保证。那么，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力量是由谁团结凝聚起来的呢?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全民族抗战是谁领导和主导的呢?按理说应该由当时处在全国执政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领导和主导。但是，从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过程看，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历史的特殊原因，中国的抗战则是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和主导的。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是如何形成的?又是谁倡导的、谁促成的、谁坚持和维护下来的呢?历史告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 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尔后，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顺应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早在1933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并开始在东北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又适时提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1936年间，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政策转变。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十年内战的结束，两党合作抗日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始终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宽广胸怀，捐弃前嫌，放下了国民党对共产党人血腥屠杀的深仇大恨，努力促成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为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完全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始终尽力维护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抗战就有倒退的危险，就有失败的危险，也就有使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局出发，提出“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在抗战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有效的抗击，使日军实力受到较大损耗。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手段，英美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再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敌视和畏惧，中国抗日几度出现逆转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和原则，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避免了倒退，克服了危险，防止了分裂，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党也实际上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坚强政治领导核心。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3 我谈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抗日战争正确战略的提出者、指导者和引领者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军事力量又非常弱小，如何抗战、怎样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就至关重要。从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实行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途径，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这与国民党实行的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形成鲜明对照。这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决定着中国抗日战争的不同方向和中国人民的不同命运。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而且这个胜利将会是人民的胜利。如果按照国民党片面的抗战路线，则会得到相反的结果。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不懈努力，历史和人民作了第一种选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提供了战胜敌人的科学思想和正确 方法 。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即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的观点。1936年7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提出了通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方针。 1938年5月，他集中全党的智慧撰写了《论持久战》。这部光辉的军事哲学著作深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科学揭示了中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正确回答了中国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的、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以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描绘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路线图。持久战总的战略方针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也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和军队中产生积极影响，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全国抗战形势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游击战的战略理论及一系列与之相配合的战略战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略战术是由中国的国情和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所决定的，它也是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下正确战略战术的展开和具体实施。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红军作战的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由于敌强我弱以及由此产生的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之深远后方独立作战，担负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它是长期贯穿于抗日战争的战争形式，是敌强我弱形势下人民战争的最佳方式，是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积小胜为大胜，从游击军和游击战逐步向正规军和正规战发展，最终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独特有效战法。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4 我谈的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成为整个抗战的有生力量、中坚力量和主力 如上所述，领导和主导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抗战的特殊领导和组织形式。而中国的抗日战场由于国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不同、抗战路线和战略战术不同，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这又造成了中国抗战的特殊战略布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领导的武装力量，采取先山区、后平原，波浪式向前推进的方式，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创建了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敌后战场的形成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不但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图谋，而且构成了对日军后方的致命威胁。敌后战场的开辟是侵华日军对中国停止战略进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成为敌我力量消长变化的关键因素。到战略反攻阶段时，敌后战场成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前沿阵地。敌后战场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轨迹，逐步成为中国坚持抗战和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这些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与敌人作战的立足点，是牵制、袭扰、消灭敌人的出发地和前沿阵地，是实施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这些区域不是从国民党政府的手中划定而得到的，而是从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又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夺回来的。在抗日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把坚持抗战与实现民主统一起来，加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 文化 建设。通过各项建设，抗日根据地不仅成为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坚强阵地和全国抗战的重要堡垒，而且成为抗日民主建设的典范和新中国社会的雏形。 这一切与国民党统治区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强烈的反差。在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抗战的骨干和主力。在战略防御阶段，随着日军进攻的深入和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八路军、新四军果断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创建抗日根据地，成为遏止日军持续进攻的生力军。全民族抗战一开始，八路军115师就取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战信心。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年多时间里，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到5000万以上。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范围，从陕甘宁一隅迅速发展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造成对日军重点占领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局面。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隧洞和火车站260多处，导致日军赖以运输兵力和物资的华北主要交通线瘫痪，迫使日军将兵力转向后方，迟滞了日军南下的步伐。从抗战全局看，构成了与正面战场相对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的，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战场。在全民族的抗战中，敌后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重要因素。 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个问题。从1938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1938年59%，1939年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与正面战场常规作战的一次次战役不同，敌后游击战的重点是面而不是点，是持续而不是阶段，是整体而不是个别，是战略而不是战役，实质上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场特殊的战略大会战。在极为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灵活多样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围困战、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等，使日伪军犹如困兽，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可自拔。日本旧陆海军档案和战史丛书里，有众多“治安战”的记载，充斥着对中共游击战无可奈何的感叹。 可以说，这一时期，敌后游击战成为消耗日军力量最为恰当的攻势战略，也成为消耗日军胆略与士气最为有效的心理战略，为改变中日战争力量对比，促使中国度过最为艰难、也最为重要的相持阶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43年敌后战场部分地区开展了攻势作战，1944年开始进入局部反攻阶段，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开始全面反攻。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已处在解放区包围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际上承担起对日军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到1945年底，在全面反攻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共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万余次，消灭日伪军万人，其中日军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收复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开辟的敌后战场，坚持长期艰苦抗战，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独当一面的抗日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中坚力量。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写道：“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连当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认为：八路军“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由此可见，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游击战场的关键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是不容抹煞的，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5 我谈的第五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弘扬和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被侵略、受欺辱的中华民族能否取得胜利、能否获得解放，精神的力量不可或缺，精神的作用十分重要。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野蛮凶狠，惨无人道，其铁蹄践踏之下，中国大地到处是人间地狱，城市遭到轰炸，村庄遭到焚毁，无辜平民遭到杀戮，妇女遭到奸淫，大好河山遭到蹂躏。面对侵略者的残暴与横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以高昂的抗日热情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感染和激励着中国人民。 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正像同志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国共产党人以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为铸就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输入了新鲜血液，注入了深刻内涵。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卓绝的战争。他们兵力弱小，装备落后，却要面对强大的日军的反复“扫荡”，而日本法西斯实行的是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人包围中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大多是穷乡僻壤，物质条件极为贫乏，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不怕困难，不畏强暴，英勇杀敌。因此，在消灭了大量敌人的同时，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指战员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伤亡600余万人。其中，晋察冀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71万人，晋冀鲁豫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120余万人。 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最大时才100余万平方公里，只占全国总面积不到1/9。人口最多时也才约1亿，也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约1/4。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非常有限的资源，直接取得如此巨大的抗战胜利成果，实属不易。最后，我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点感悟作发言的结束语同志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和重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这段历史，它告诉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转折点，也成为人类和平正义事业不可逆转的伟大历史坐标。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候，它一诞生就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重任。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推动者、践行者，也是人类和平正义事业的坚定捍卫者、维护者。历史启迪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所系，前途所在。今天，我们研究和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以此来唤醒我们的历史记忆。历史是不可忘记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可以警示当下，烛照未来，它可以作为我们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进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抗日战争胜利的启示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这一天，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结束。岁月的脚步匆匆走过65年。黄河边上的硝烟已随风飘散，历史仿佛已经远去。但是，从卢沟桥头卷起的那场战争留下的教训却是刻骨铭心。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是永远的国殇，永远的奋争，也是永远的追思。“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正如一位青年评论家所指出的：“将那段历史仅仅理解为灾难与愤怒，而不从中寻找其内在逻辑，理解其复杂性，则同样辜负了那些身经灾难的一代人的付出。” 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悲痛欲绝的哀伤、洗刷不尽的血泪、永志追思的英烈和伟岸壮阔的史诗，更是追求和平的渴望、永不再战的期盼、强国富民的决心和睦邻友邦的祝愿。启示之一：落后就要挨打血色黄昏：偶然背后的必然73年前，一个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1937年7月7日，枪炮声震惊了卢沟桥。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要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枪炮相加，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不屈的中华民族也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民抗战。 “七七事变”仅仅是近代日本侵华野心的总爆发。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对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觊觎已久。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就制定了以鲸吞中国为核心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其中多次是对华战争。1894年蓄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10年后又在我国东北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强迫满清政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进入大陆”的迷梦、畸形膨胀的野心，使得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恩惠最重的国家成为近代以来祸害中国最深的国家。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抛出了对华侵略总战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趾高气扬的日本，已掩饰不住要彻底奴役中国的野心。上世纪3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地区，挑起侵华序幕，随后将枪口瞄向内蒙古、华北，步步进逼；1932年，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省。回顾近代中日关系史，国防大学徐焰教授认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具体战斗在某一地点发生可能有其偶然性，但同日本进行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大战却是必然的！中日两国之间为什么会开战？这背后的根源在哪里？一个岛国为什么能一步步地侵吞国土面积数十倍于它的大国？历史学家的评论一针见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其军国主义扩张野心不断膨胀的结果。战争是两国实力的对抗战争是精神的较量，更是物质的对抗。“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然而，虚弱的国力，有国无防的现实，没有做好开战准备的民心士气，让西方的观察家们在惊讶于中国人顽强战斗意志的同时，也预言中国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厮杀中前景黯淡。让我们来看一看开战之时，中日两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