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研究学术期刊

中国现代史研究学术期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刊。主管单位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单位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合编。编辑部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丛刊》创刊于1979年11月，是全国唯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门性学术刊物，代表着本学科领域的最新与最高研究水平。大量新的专业人才都是通过《丛刊》首次或屡次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丛刊》为培养这一学科的新生力量做出了贡献。注重论文的学术性、科学性和当代性，鼓励独创性见解，热情扶持新生力量是《丛刊》的一贯指导方针。《丛刊》创刊之始，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与北京出版社合编，北京出版社出版。1985年，改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合编，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王瑶先生担任《丛刊》首任主编，第二任是樊骏先生，第三任由吴福辉、钱理群共同担任，第四任由吴福辉、温儒敏共同担任。现任主编为吴义勤、温儒敏。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丛刊》已经建立了一支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和读者队伍，已经成为专业性的交流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全国核心期刊，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选用为来源期刊，成为值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大学中文系师生长久保存的参考书，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一定的声望。《丛刊》从2005年改为双月刊，2011年起改为月刊。 刊名：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主办： 中国现代文学馆周期： 月刊出版地：北京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32开ISSN： 1003-0263CN： 11-2589/I历史沿革：现用刊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时间：1979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12-2013）中文核心期刊(2008)中文核心期刊(2004)中文核心期刊(2000)中文核心期刊(1996)中文核心期刊(1992) 一、来稿请直接寄至编辑部，勿寄个人，以免延误。二、来稿须未曾在其他刊物发表，并符合本刊稿例格式。非经同意，电子邮件、软盘、传真件等不能作为正式投稿方式。三、寄交打印稿需用A4纸单面打印；寄交手写稿，需用16开稿纸誊写清楚，一字（含标点符号）一格。欢迎附电子文本。请在文末标明来稿字数。四、来稿需有200字以下的内容提要和关键词，并务请用另页附上：作者姓名、任职机构、通讯地址、邮编、电话或传真、电子信箱。五、引文及注释：A．作者应对照原著认真核对引文，请勿直接从网上下载引文。B．注释采用尾注。必须准确标明1．作者/编者/译者；2．书名/文章题目；3．出版社；4．卷期/出版年月；5．页码等资料用阿拉伯数字统一编码。C．引文注释范例：1．①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2．②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开明书店，1951年1月，第20页。六、书评稿需寄一本样书。七、来稿一经采用，即付稿酬，并赠样书。稿酬从2008年起上调为60元/千字。 为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2011年第一期开始，由原来的双月刊改为月刊，每月一期，全年12期，容量大大扩展了。还有一个变动，就是打通“现代”与“当代”的界限，既发表现代文学也发表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过去《丛刊》也发表过少量“当代”的文章，时限主要是“文革”之前的，更明确把“当代”的研究也纳入刊发的范围，但要求是偏重文学史的研究性论文，不发表一般的评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学科，没有必要再细分，“打通”才有利于视野展开，有利于研究深入。至于定位在发表研究性学术论文，是为了区别于其他评论性刊物，两者的功能及读者需求上都是有差异的。为加强当代部分的编辑工作，《丛刊》编委会增聘了一些偏重当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编辑部将得到充实，审稿制度也将进一步完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创刊，至今32年了。三十多年来，本刊始终致力于引领现代文学研究方向，呈现这个领域最优秀的成果，扶植现代文学新进的学者，支撑本学科的建设。本刊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一心靠学术品格与刊物质量，靠广大作者读者的支持，跻身全国人文社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刊物行列，也是海外中国学研究最常用的刊物之一，在学界享有较高的地位。《丛刊》的风格是“持重”，这可以说是本刊的学术个性，也是办刊的传统。王瑶先生那一代奠定的刊物方向，三十多年来我们是一直坚守的，走过来真不容易。改版后的《丛刊》还是以学术为本，要保持她“持重”的风格。在当今比较浮躁的风气中，这“持重”的刊物个性尤显可贵，要坚持的确很难，但我们会努力。同时，也会注意不断把握学界的脉动，办得更加活跃，更加大气，也更能适应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需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同时又是在中国作协领导下、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期刊，是文学馆的一个窗口。现代文学研究会实质性地参与了刊物的工作，与文学馆一直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改版后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完善编辑管理制度，和读者作者密切联系，扩大与争取更多更好的稿源，使刊物的学术质量与编辑质量得到充分的保证。我们恳切期望学界朋友和广大读者一如既往支持《丛刊》，因为《丛刊》过去是、今后仍然是我们大家切磋学问的平台，是交流成果、增进情感的美好园地。吴义勤温儒敏2010年11月27日

《史学月刊》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不过好像只有学校内部可以流通，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大学学的是人力资源，这个专业吧，学的比较杂，平时用的教材，看的资料也涉及到了各行各业，中文期刊的话，倒是有几本核心期刊，但总的来说这些期刊光看也是没用的，这个领域基本知识的积累，太重要了。

核心期刊

人力资源方面的专业期刊有4种，人力资本，人力资源，新资本，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其中只有《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是核心期刊。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杂志创刊于1984年，作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界最权威和最有影响的专业学术期刊，本着"服务政府、服务企业、服务科研、服务专业人士"的宗旨。始终引领着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潮流，在传播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的理论、技术与方法等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博得了业界人士的一致好评。

获奖情况

自1999年起被国家有关权威机构认定为"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经济类核心科研用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数据库收录。

四类专业期刊中，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更新较快，考虑到经济发展新态势的转变，以后的人力资源期刊应该会更多也更精。

中国现代史论文研究

论文找到没？若还需要的话，不妨借鉴下（历 史学研 究），

稳赚不赔。你不要上学了，开店去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理论与实践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18年的斗争历史，并将其中的经验概括为三个法宝。他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其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其中最复杂、最困难，而又对中国革命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现代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两个最有实力的政党，二者之间的关系牵动着革命的全局。1924年至1927年期间，由于两党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基础上实行了合作，第一次结成统一战线，因而创立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7年以后十年内战的结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两党再度合作，第二次结成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广泛的，包括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回顾这段历史，毛泽东高度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如何巩固和发展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成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特点。为了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毛泽东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经验只能来自中国革命的实践。 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加深的，其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不断完善的过程。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有了初步认识。他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既有需要革命、赞成革命的一面，又有怀疑革命的一面。对此我们要时常加以提防。这一认识的正确性很快在革命实践中得到证实。 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1935年底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战线，其内容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正式起用了“资产阶级”这一概念。这时他所说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赞成革命的分子。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里明确地把资产阶级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用“资产阶级”取代以往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变化反映着 观事物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的发展。 根据新的认识，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的有关部分作了相应修改。1940年他在致肖向荣的信中说明了这一修改，“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4]建国初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泽东还对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作过修改。有研究者指出，其中最大的修改就是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明确区分，并且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规律性认识中增添了对大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说明了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统一战线的原因及其固有的反动性。[5] 正是上述对中国资产阶级逐步深入不断完善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资产阶 级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制定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整套策略原则。也正是由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重性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国民党后来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筑就了牢固的精神防线。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这是中国革命的又一特点，也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那时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等民众运动上，并没有认真去准备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其结果，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共产党不能组织有效的反抗。大革命的失败使全党懂得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坚定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不仅学会了开展武装斗争的艺术，而且加深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他总结十年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揭示了武装斗争的实质。“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6]，因此，在武装斗争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的斗争形式与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政治斗争，与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土地革命斗争，以及与其他许多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在长时期内采取游击战争的形式这一经验在理论上加以概括，提出了关于武装斗争的总概念。 正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实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开辟了一条紧紧依靠农民，组织和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特的革命道路。也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形式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首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由于她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是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下根来，并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转化为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其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的结论，是他们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所确认的伟大真理。 再次，建立一个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无产阶级如果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争取和联合广大的中间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这一点，并且坚持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从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把全国各族和各阶层人民紧密地团结，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经验。最后，在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事实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以人民民主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以人民共和国代替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28年来的经验时，所指出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 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这是对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革命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 --------------------------------------------------------来自度娘-------------------------------------------------

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论文。中国近代发展的很好，而且越来越好。

论文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文学是人类特有的文化形态,它的本质特性是审美性,是真善美的统一。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文学理论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上世纪90年代后，学者历史性的审视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问题，发现关于现代性这一概念较为复杂，误认为现代性为百宝箱，该种现象违背界定学术名词的逻辑性原则。但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表达传统文学性质反抗和质疑现代性的两面性，文学中关于现代性的审美同社会中的现代性不同，文学更加注重研究其他方面，下面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进行研究分析。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领域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可以说现代性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对于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一方面促进了新的艺术、审美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对传统艺术的审美造成了毁灭性影响，对文学艺术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因此，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

1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定义

关于现代性的研究，有的领域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概念，还有的领域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有别于传统思维的概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步完善的一个过程。在文学领域中，有很多学者认为，文学的现代性是一种审美的现代性的体现，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审美艺术的存在。严格的讲，文学现代性是很难定义的，总的来说，文学现代性是一个系统，具有审美、启蒙等功能，而文学现代性的中心则是审美现代性。

2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

审美现代性有悖论性：

对于文学审美的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性是有一定差异的，文学审美的现代性不仅考察了科学方面现代性，还从主题、审美观、言语、个人等方面考察了现代性。文学现代性是集中国人情感、梦想、生活追求、价值观等为一体的存在。在审美现代性中，具有稍纵即逝的特性，审美现代性有一面很容易就消失了，而另一面则是永恒不变的，因此要通过艺术处理手段留住审美现代性容易消失的一面，从而将其变成永恒的话题，与此同时，在现代技术下，传统艺术中的灵气逐渐消失，可见审美现代性是具备两面性的，它不仅能促进新审美观念的产生，还会对传统艺术审美造成打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中，存在着经验世界具体性和现代经验零碎性的特征，由于世界是由碎片组成的，因此，要公平的对待每一个碎片在文学中的地位，通过碎片的重组来创造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两难性：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很大的关联，同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与现代化进程又有很大的差异。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而言，不仅仅是借鉴了西方的发展成果，还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中西方现当代文学中现代性的主要差别在于：(1)语境不同，西方的现当代文学现代性是对古典文学的反抗，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仅要在反传统中凸显民族特性，还会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防范现代性存在的陷阱。(2)文学表现形式不同，在西方现当代文学中，其现代性是传统理性推翻后的直接体现，是通过象征、隐喻等手法，展现出一种非理性的世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生存与现实和传统的夹缝中，具有文学艺术的探索性、先进性，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表达中国人独有的民族精神面貌。(3)内在机制不同，在西方现当代文学中，由于存在的流派比较多，虽然矛盾重重，但是西方现当代文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资本主义进程出发，对人的精神异化进行分析，寻求人类最好的归属;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以集体为主，社会现代化、民族独立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最终归宿。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当代文学虽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是并没有构建一个良好的平台，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陷入既反对中国传统，有对西方的现代性产生质疑的两难境界。

文学现代性体现的怨恨情结：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也在排斥着现代性，在肯定传统文化的同时，又矛盾的看待它的落后性，我国现当代知识者不得不面对现当代文学优点与缺点并存的局面，使得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基本审美体验归结为“怨恨”。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与这种怨恨紧密相连。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它不是自身发展的产物，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现代化与传统冲突的怨恨，也体现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怨恨。

文学现代性的转型：

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问题，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在笔者看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是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开始的，从实际创作看，鲁迅是从精神感受、文学观念等方面来体现文学现代的。此外茅盾在《蚀》中，通过知识青年的情绪感受来体现文学现代性，在《子夜》中，通过火车、轮船、烟囱来体现出主人公对“现代”的向往。在胡适、鲁迅、茅盾等作家的带领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逐渐发生了转型，并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带向了“现代性”的高潮，也逐步去除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现代性”的弊端。

3总结

我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产生于西方现代性的压迫，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存在两难性，并且有一定的怨恨情结，同时文学现代性与现代性中的审美也有一定的差异，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使得我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王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的问题探讨[J].才智，2015(01)：325-326.

[2]李烁.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探讨[J].文艺生活旬刊，2015(04)：9-10.

[3]郭剑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新视角———评吴秀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J].浙江社会科学，2010(03)：120-122.

【摘要】自从有了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分，近两千年以来，两者之间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面临着怎样的现状?中国古代的文学资源又该如何继续发展，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一种关系，对此本文主要从这三点着手分析，以此促进我国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以及现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的演变，近代社会发展以来，文化的发展也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变迁，在现代和传统的交界之下，国内外相融合的发展中，中国现代文学得到了有效的发展。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在古代文学资源的影响下是如何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被充分激发出来的呢?这种进入式的激活方式是是以何种标准为依据的呢?同时应该如何在传统的价值观中把握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呢?传统价值观转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探索的。

一、中国现代文学面临的语境局势

1.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国家在坚船利炮的协助之下打开了我国国家的大门，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此，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以及与西方技术发展先进之间的差距，深有感触的文学人士开始将生命置之度外，而以壮我国威，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投入到革命激战中来，一场场关于文字的革命如洪流般铺天盖地的袭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这一系列的革命似乎带有一定的仓促性，将古代文化以猝不及防的态势打入了深渊，使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面临着诸多阻碍。文学革命，自1917年开始在我国拉开了帷幕，带有乡土气息的小说，蕴含伤痕的各类文学著作，九叶诗派等等，到当前各类穿越小说、都市言情的泛滥，在时代的发展变迁之下，我国的现代文学好似给人一种繁荣昌盛之感，可是如果仔细探究来看，这种繁荣的背后，所谓的文学大都不过是浮夸的、虚无的，并且在国外西方世界的影响之下，关于民族的东西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处于瓶颈状态。

2.文学“断裂层”。

纵观近百年以来的现代文学发展史，还没有哪一本比得上《红楼梦》的小说，也没有一首能够和唐诗三百首相抗衡的诗歌，现代文学语境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无非只是在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产生的尴尬，在面对世界经典文学时候的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之感。但是作为一门独具感性气息的学科，文学不仅应该有着现代社会的影迹，同时还不能脱离历史母体。纵观现代看似发展繁荣的文学界，和古代文学有联系的作品，我所了解的比较著名的作品有郭沫若先生编著的《屈原》、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宋之问的《武则天》，等等，可以说与历史有关的这些作品真的很少，特别是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优秀的文学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太多的作家一味的朝前跑，而忽略了对古代文学的观望，使得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出现了裂痕，就现代文学来说，古代文学是其根，是其源，如果少了根和源，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势必会腐朽没落。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上述我们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语境出现了裂痕，也就是所谓的断裂层，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缺少了古代文学所蕴含的精神，究其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古代文学资源的匮乏吗?答案是否定的，康德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像中华民族一样有着数以千万计的历史编写人员。由此我们可知，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多么的深厚和丰富。

1.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为后人们所铭记和津津乐道的古代文学和历史文人真的是数不胜数啊，先秦名著就有《诗经》、《庄子》和《周易》;东汉和西汉时期，出现了拥有磅礴气势的汉赋和《史记》;魏晋时期，文学作品更是如泛滥之江河，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就有“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唐宋时期的“诗仙”、“诗圣”、“诗鬼”所写诗篇千古流传，水平不分高下，以豪放派、婉约派为代表的诗词文人独领时代潮流;元代的杂曲更是不甘落后，《西厢曲》、《牡丹亭》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骚;明清时期，古代文学更是走上巅峰之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四大名著，集政治、爱情、诗词歌赋等于一体，不仅丰富了当时文人精神世界，更成为现代的经典著作，除了这些，各类民歌、史记也不甘落后，壮观了古代文学。

2.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说起文学资源的文化传承，我们不得不感到羞愧，在传承方面，我们没有做到主动积极，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克服两方面的难题，第一是将想当然的这种想法克服掉，在当前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社会人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想法随意去改变文学资源的发展，然后想当然的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发展演变。但是这种想当然绝对不能脱离历史的发展，而是应该站在真实的角度，对文化进行传承和接受。第二应该站在多种角度对古代文学进行解读，历史的久远和文学资源的丰富这两大特点使得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受到了阻碍。对此就必须要求工作者能够从多种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以防以片面单一的角度去褒贬历史人物和事实，应该做到客观性和广义性的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就像鸟儿离不开天空，鱼儿离不开水一样，现代文学也必须紧随其根，而古代文学就是现代文学的根。尽管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其为了弘扬现代性，而企图将古代文学抛离出去，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始终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这一丰富的源泉的，如当代以人为本的意识离不开古代文学思想的天人合一，现在的审美离不开古代的意境，如今的散文诗歌更是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的思想。因此当前现代文学的发展，应该站在现代的角度，以古代文学资源为发展根源，深刻挖掘出其中所存在的潜力，从而有效的促进自我发展。在当前，人们精神世界的发展无非就是做到返璞归真，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传统，如此才能使得心灵获得慰藉。因此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是统一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管理，如果不能以古代文学资源为根本和指引，现代文学是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的，如果不能将现代文学的语境融入其中，古代文学也是不能有效发挥出其资源力量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和古代文学资源的挖掘，两者之间可谓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相互依存才能共同发展。现代文学是在我国发生了历史变化之后，人们的思想脱离了原本的封建之后而对外国文学所接受学习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其在表现现代的科学民主思想的时候所运用的现代语言，而且对艺术表现形式也进行了创新，形成了现代社会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新的体裁。另外在各类表现形式上，如抒情方式、描写手段都给予了创新，形成了现代化的特点，从而和世界文学潮流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精神层面来看，不管是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方面，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都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古代文学的精神注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都是和儒家或者道家文化仅仅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所体现的主要是精神文学的层次，还没有和方法论结合起来，而现代文学的精神既包含了方法论，也包含了现代的文学思想。第二、在现代文学的内涵中虽然包含着一定的人文因素，但是其主要的文学意识是个性主义或者人道主义，这种因素是古代文学中所不具有的，它们是从近现代的西方国家引进来的一种文化，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灵魂源泉，也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所在，现代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解放最终都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解放，而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精神在古典文学中是不常见的。第三，古代文学主要是以文言文为主要符号的文学形式，而现代文学则是以白话文为主要表现形式，白话文这一语言符号虽然取代了文言文，但是其更具独特性和新颖性，使得现代文学更具美感。第四、古代文学体裁主要是以诗歌和散文为主要形式，而小说和戏曲则是处于边缘发展的形式;而到了现代，小说则成为了主流发展形式，诗歌和散文则处于了边缘发展。结语：纵观上述，我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需要新的源泉的注入，而古代文学资源，需要被充分解读和挖掘，二者之间要想得到永恒发展就必须不断借助对方的力量来实现自我的发展，有效实现我国文学史的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朱德发.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沉思[J].东岳论丛.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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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论文，要抓住以下几个重要论题：1.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等；2.文学流派：语丝、新月、乡土等；3.文学论争：问题与主义、革命文学、国防文学等；4.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最主要以上记准了，考试肯定能过。当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两为”精神不可忘。

中国现代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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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主要矛盾是：1.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2.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历史任务是：1.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2.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2.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落伍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是自给经济，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这种小农经济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中国封建政府还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内部，缺乏促使工业迅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有效机制，造成封建经济发展的迟滞。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和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保守性日益增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入佛教、道教和法家思想，实行文化专制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是社会前进缓慢甚至迟滞，并造成不可克服的周期性政治经济危机。18世纪的中国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危机四伏，而且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而工业革命使许多西方国家迅速强大，因此中国与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开了很大的差距。近代中国社会因此而落伍了。3.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过程列强通过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勒索巨额战争赔款，并享有一系列的特权，使中国丧失了主权，进而在中国形成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局面，使中国社会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南京条约》割占香港，勒索白银2100万银元，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要有中英两国“秉公议定则例，是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天津条约》又开放了10个口岸，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而不需要重新课税，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北京条约》割九龙半岛南端的九龙司，开放天津；《中葡会议草约》规定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 《马关条约》割去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勒索白银2亿两，规定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中俄《爱晖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改定条约》以及以后五个勘界议定书等共侵占中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有权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至大沽、山海关一线包括天津、唐山等12处“留兵驻守”，勒索到亿两白银，强迫清政府作出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对它们的组织的承诺，并规定清政府各级官员如对人民反抗斗争“弹压惩办”不力，“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中美《望厦条约》取得并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这些条约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使资本帝国主义渗透入中国社会，使中国社会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4.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意义:(1)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2)它建立了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分配土地制度和其他改革措施；《资政新篇》主张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主张，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3)太平天国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贸易，还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也是前所未有的。(4)太平天国起义还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5)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其他回答 按时间排序 按投票数排序0ctz20000 2009-2-24 20:46:09 .* 举报 “浅谈“洋务运动””“试谈中日关系 ”电脑硬件安全 2009-7-13 11:33:27 .* 举报 南京！中国近代史最为屈辱的记忆直面才会强国今年是南京大屠杀72周年祭，感念中国新派导演陆川先生为大家奉献的大片《南京！南京》小看了一些花絮和简介，被震撼作为中国人我们就是不能忘记历史，以史为鉴。而且应该尽可能的真实的还原历史真相，这不是揭短和挖伤疤，记得此片一直在有关当局的审核中被冠以过于血腥不能发行，我不禁想问72年前的场面比这个不知恐怖和血腥多少倍，那么多的遇难同胞经受过何等残酷的对待。作为一个艺术的表现形式电影能血腥到什么程度，就是再血腥我想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个血粼粼的教育和冲击，我们连这个都承受不了何以面对当今的诸多挑战？何以只在每年的哪些特殊日子做一些表面的文章。我们最大限度的还原和展现历史真相是为激起全民族的血性和斗志，这段耻辱我们是如何也不能轻易的遗忘和废弃，因为这是近代中国史上中国所经受的最为野蛮和伤痛血腥的外夷侵略史，其中深刻的教益我们罄竹难书，我们有何必对一部电影遮遮掩掩，万般限制。中国历来以文明礼仪之邦自居，我们热爱和平我们也不嗜血成性。可是对于民族曾经经受过的屈辱和苦难，我们应该是警钟长鸣、居委思安。倭人们都可以对他们的民族灌输所谓的武士道精神，他们是用活人和活体作为教材，至今甚至连一个最为真诚的反省和道歉都没有，甚至还在公然的在靖国神社供奉着当年对中华民族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们，还在不停地篡改教科书虎视眈眈的在我南海区域兴风作浪。我们何以胆小到连一部电影过于血腥作为话题不让其公映？我真的不明白我们在遮掩什么能遮掩什么？要知道没有过去的耻辱就没有今日的奋发图强国事渐胜，每个民族都是在屈辱中进行反省才迎头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都是如此。我们最大限度的还原历史真相不是挑衅也不是露丑而是时刻的在头顶悬一把耻辱之剑提醒和教育我们强而更强。因为现代人太容易忘记过去的痛苦了，正所谓好了伤疤就忘痛，还有一些人有奶就是娘，更有一些人稍见成就，就高高在上分不清状况。要知道中国人过上好日子并没有多久一直是在磕磕绊绊中摸索前行，70后的人群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见证。所以以愚之见陆川导演的最新力作绝非一般题材影片翻拍的泛泛之作，而是高屋建瓴的一面文艺旗帜，在当今这个喧嚣的世界来说意义非同凡响。少拍一些三国、水浒、红楼、射雕之类的重复题材吧！多些些南京！南京！之作了民族之大幸矣。历史是一面镜子时刻警惕才能国运昌盛，就犹如最近热播的《郑和下西洋》一样，这才是中华民族最应弘扬和表率的精神。我们太需要了0henancbc 2009-10-5 20:32:01 .* 举报 中国的近现代史, 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 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 是中国的现代史。这个定义极其重要, 它解决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学科范围这个学界长期讨论、并未完全取得共识的问题。1949年以来,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科分界, 长期存在分歧。范文澜、刘大年等一向主张, 应该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 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但是更多的学者坚持以1919年为界, 把此前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 此后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这样的分法, 在20世纪50一60年代有一定的理由, 但是, 它最明显的缺点, 是把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分割开来了。1997年, 胡绳在祝贺《近代史研究》创刊百期的时候, 明确提出应把1840一1949年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我本人随后在年发表长文, 论证了把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的必要性。这篇文章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同的意见还是存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明确分期, 不仅可以使中国的大学生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有正确的分期概念, 而且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统一认识, 有极大的好处。它有可能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主流认识。这种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分期, 对于正确认识近代中国时期的历史性质和现代中国时期的历史性质, 是非常必要的。第二, 明确了中国近现代史不同历史时期的主题。中国近代史是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的历史, 是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 也就是说, 通过反帝反封建赢得民族独立, 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现代史是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 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可以说, 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是中国现代史的主题。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有着不同的历史主题, 是很重要的。有了这个认识, 我们对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就有了认识的基础大学生领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 人民群众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就有了历史学的基础。第三,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正确阐述了近代历史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过程, 关照了历史发展中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面向, 是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模范。学术界有一些论著主张近代中国的历史是现代化的历史, 应用所谓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教材没有采用这种观点。这是符合中国共产党十五大的观点的, 是符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 是符合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从历史观的角度来说, 单纯的革命史观, 简单的现代化史观, 都不是研究和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正确的史观。只有唯物史观才是指导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正确的史观。因此, 这部教材对于大学生确立正确的历史观, 是极有帮助的。第四, 通过正确的史实分析, 阐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进程, 阐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的基本问题, 说明了探索的曲折性以及探索所取得的非凡成就。通过这一历史分析, 可以坚定大学生对现代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认识, 坚定他们对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性的认识, 坚定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正确性的认识, 也能帮助他们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毗而就的, 是要通过艰苦努力才能达到的。这样的认识, 对于培养和造就大批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人才, 是极其重要的。总之, 这部历史教材, 通过持久的教学努力, 必将对于培养我国未来人才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历史观, 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 它对于中学历史教科书, 特别是中学中国近现代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对于排除一些干扰和杂音, 也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

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

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1840年鸦片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转变，由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19年五四运动-1949新中国成立为现代。

扩展资料：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因此而签订的《南京条约》，包括香港的割让。

中国的近代史因此而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其一是中国无力保卫自己免于侵略；其二是中国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条约。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近代史学界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

在文章中，胡绳非常明确地把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间，也就是说，以五四运动为分野，在此之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近代史；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取代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此后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为中国现代史。

胡绳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

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近现代史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有关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论文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理论与实践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18年的斗争历史，并将其中的经验概括为三个法宝。他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其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其中最复杂、最困难，而又对中国革命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现代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两个最有实力的政党，二者之间的关系牵动着革命的全局。1924年至1927年期间，由于两党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基础上实行了合作，第一次结成统一战线，因而创立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7年以后十年内战的结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两党再度合作，第二次结成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广泛的，包括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回顾这段历史，毛泽东高度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如何巩固和发展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成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特点。为了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毛泽东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经验只能来自中国革命的实践。 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加深的，其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不断完善的过程。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有了初步认识。他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既有需要革命、赞成革命的一面，又有怀疑革命的一面。对此我们要时常加以提防。这一认识的正确性很快在革命实践中得到证实。 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1935年底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战线，其内容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正式起用了“资产阶级”这一概念。这时他所说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赞成革命的分子。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里明确地把资产阶级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用“资产阶级”取代以往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变化反映着 观事物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的发展。 根据新的认识，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的有关部分作了相应修改。1940年他在致肖向荣的信中说明了这一修改，“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4]建国初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泽东还对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作过修改。有研究者指出，其中最大的修改就是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明确区分，并且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规律性认识中增添了对大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说明了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统一战线的原因及其固有的反动性。[5] 正是上述对中国资产阶级逐步深入不断完善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资产阶 级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制定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整套策略原则。也正是由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重性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国民党后来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筑就了牢固的精神防线。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这是中国革命的又一特点，也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那时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等民众运动上，并没有认真去准备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其结果，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共产党不能组织有效的反抗。大革命的失败使全党懂得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坚定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不仅学会了开展武装斗争的艺术，而且加深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他总结十年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揭示了武装斗争的实质。“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6]，因此，在武装斗争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的斗争形式与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政治斗争，与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土地革命斗争，以及与其他许多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在长时期内采取游击战争的形式这一经验在理论上加以概括，提出了关于武装斗争的总概念。 正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实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开辟了一条紧紧依靠农民，组织和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特的革命道路。也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形式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首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由于她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是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下根来，并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转化为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其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的结论，是他们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所确认的伟大真理。 再次，建立一个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无产阶级如果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争取和联合广大的中间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这一点，并且坚持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从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把全国各族和各阶层人民紧密地团结，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经验。最后，在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事实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以人民民主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以人民共和国代替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28年来的经验时，所指出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 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这是对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革命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 --------------------------------------------------------来自度娘-------------------------------------------------

真天真。这和打劫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公元1840-1949年)中国近现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 中国近代史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鸦片战争前，中国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制国家。但由于清王朝这个封建地主政权腐朽没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逐渐落后。所以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由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英国借机侵略中国,但其实质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向中国走私鸦片，以扭转中英贸易逆差.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从此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输出商品和资本，逐渐冲击着中国封建经济。1840年，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也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1840年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威胁着千年古国。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魏源等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1851年，洪秀全领导号召农民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同清朝对峙。1856年，太平军摧毁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1864年夏，洪秀全病逝。不久，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856年,英国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但遭清政府的拒绝.英国借此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英法联军出兵侵略中国,美俄是帮凶.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但其实质与鸦片战争一样,因此叫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朝廷被迫于1858年先后与俄（6月13日）、美（6月18日）、英（6月26日）、法（6月27日）签订《天津条约》，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攻占天津,一路烧杀抢劫,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让他的弟弟恭亲王奕欣担任议和大臣,留守北京。接着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北京西郊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占领了北京。并强迫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以奕��为首（曾国藩、张之洞等）。发展中国军事、民用、教育等，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并且有所发展。创办首个（陆续多批）近代企业1883—1885年，中法战争，签定《中法新约》，标志着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但因为政治上的软弱，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1919年初英、法、美等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巴黎和会”。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但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合理要求被拒绝。消息传至国内，群情激愤。5月4日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北京学生们喊着“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外争国权 内惩国贼”的口号涌上街头，6月初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在这个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等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途因有法国特务监视，转入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全国主要矛盾。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中华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阶段，终于在1948年推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召开，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成立了!!!历史启示: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伟大胜利。 历史不应该忘记，历史也不应该被忘却。 从幼时发蒙那天起，重复在我耳畔的，便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道德逻辑，而正视如钉在板上的历史，更多的却是与长年所习教义不甚一致的悲剧。为了到哪都说不清白的毒品走私，竟明火执仗地打上人家，天下邪恶之最，可居第一；把图财害命的强盗拒之国门之外，应是最天经地义的正当之举，可结果总是邪恶者揣着占地索款的条约凯旋，正义者屈辱地舔怃着流血的创伤。广大农民为获得生存的空间，衣食的饱暖，揭橥天下第一家，共享太平的义旗，也是顺呼天而应呼人之事；而为了少数人的骄奢淫逸，把万千生灵残杀在血泊之中，这与正义何其相悖，可是道德逻辑依旧没有显示灵光。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当历史把无情的事实揭示给我们时，也把答案藏在了其中。倘若，我们了解到在中英对持的剑拔之际，道光帝向大臣们提出的无知疑问；道光帝得知英国女王自择配偶，大笑夷蛮之邦不懂婚姻大事需遵父母之命；讨英大军的主将向巫师讨教，用妇女便尿的马桶，破英军“妖术”（即新式枪炮），就会得到这样的启迪：命运操在愚昧腐朽统治者手中的民族，是连正义的战争也是打不嬴的。同样当我们看到约束士卒分男营、女营，不得过夫妻生活的洪秀全，自己却妃子萦绕；北伐失败，西征未达预期目的，而劝诫他人不能凌夺斗杀的“上帝家族”成员们，却已经为争万岁的名分刀枪相向;天国后期的大政,掌握在洪秀全两个贪鄙嫉贤的长兄和一个女官总管手中,就会认识这样一个道理:不超越自己的敌人,就别指望得到胜利之神的青睐,由农民领袖导航的战船,无法冲出封建的旋涡,到达解放的彼岸. 八十年代以来,很多青年人怀着兴国的责任感,穷诘这样一个问题,即雄踞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曾以悠久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施予了极大影响,为什么在近代会落伍,使近百年的历史充满屈辱.当一个民族以文物礼仪隆盛的“天朝上国”自居,深闭固拒,夜郎自大,就会使往昔的荣耀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滞缓本民族继续迈进的步伐。流动的历史,不等待任何一个民族,你耽于“十全武功”、“万国向化” 的旧日迷梦,人家却经历了文艺复兴产业革命和政治变革,当这个人类发展最新阶段赢得历史的恩宠时,一切蹒跚其后的民族,便面临被征服的命运. 但历史有时强加给一个民族的命题是不容选择的,要摆脱敌人的奴役,首先要国强.但是,国人认识这一点时,却走过了曲折的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中华民族总在惨遭劫难之后,才省悟奋起。好在有成千上万的爱国者,为寻求救国真理前仆后继,执着地求索,他们或许过于轻率但却不乏清醒,他们或许还带着未开化的愚昧但却不缺少睿智,他们或许过于轻信但绝不怕牺牲,他们在困惑中奋斗,在徘徊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从而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种下了契机。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顾近百年来中国人的奋斗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与这一时期相比较——困惑与希望的交织,污秽与崇高的辉映,黑暗与光明的搏击,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我们作为新世纪的接班人,必须从现在起,以过人的努力,超常的毅力,去发奋汲取文化知识;以求实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去勇于参与社会实践;以开拓的思路,创新的理念,去探求人生的新境界,长大后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贡献。想写论文不一定要照抄，你可以结合我给的资料吧它转换为自己的话就是自己写的论文了，其实论文与作文没什么区别，最大的不同在于论文只要你说的正确就可。稍微加点自己的看法，套点史实。所以自己去加油吧！你一定可以自己写出满意的文！

他是立与不败的与对手周旋和游戏。所以政治思想家更加确切。 关键是在思想方面毛主要是受晚清学者的影响，他在政治/军事上的智力和方法之奥秘在于：分清敌我。创造敌人，然后打败他。 很明显，他的动机是没有人能够在当今说：我知道。只能说：我觉得或者我看见。 至于说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也好都是在毛的政治斗争中的参与者而被统一、协同作战的根本目的的差异被毛先生用巧妙的政治手段和抽象能力定义为：仇恨资产者和自由主义，在此我从未在毛的著作里发现西方主义这个词，他是在依赖乡土中国中结合西班牙农民斗争的经验创造性的产生了游击队作战理论给“现代化”思想和装备武装部队造成了一个难题。其次，在乡土农民、无产者、知识分子的队伍里定义出“革命”“反革命”这样的二元对立概念与行动张力。 我想毛先生对西方也是通过一些“二手货”里有所了解的并且是很机敏的发现出自由主义的漏洞的和政治制度的要害的。至于他不懂经济，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他一定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他知道：经济、政治手段，目标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和政治品质。这个才是作为个人或者国家应该去考虑的大问题的应该具备的视野，他了解自己是领袖不是学术专家，他需要的是：因为是领袖所以正确而不是因为正确所以是领袖。 事实上、我想毛先生认为其实敌人正是“现代性”这个概念，而“文化革命”背后的理论依据也在于说他认为危害国家政治品质和生活方式的，不是西方不是枪炮不再是看得见的敌人而是人民内部的“知识大众”正因为“知识大众”的产生毛看出这个是威胁整个国家和社会品质的核心群体而背后值得反思和批判的“敌人”就是“现代性”特别是那些诱人的题目糖衣炮弹的概念“民主”“自由”“平等”“爱”等等，这个正也是柏拉图、孔子时代所看见产生威胁到社会品质的现象被称为“礼崩乐坏”其实现在看看身边也是大家也就清楚了。这个本身也是知识精英对大众品质的一种不信任和怀疑，事实上我想这个立场是正是一个领袖的立场。我想文革的天机是尼采“亲自”告诉毛先生的。可是，结果却让人相当遗憾的是，事实上这样先进、浪漫的想法和行动却没有得到支持和承认，“文科大学不要办，理科只办一点点”到当今大家也看见了，很明显就是不想产生“知识大众”西方的今天不是中国的明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到过这句话，认真思考过生活方式、政治品质的问题，也许这个确实只是精英和领袖的考虑。到底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中国，什么才是我们的中国，什么样的人才算中国人群体？是合作和是斗争？这些下次再说。 我想在此应该全部都是知识大众，包括在大放阕词的本人。 以上言论都是凌乱的胡说八道--我说的只是题目，并无内容。希望的是批判包括谩骂也可以，如果你觉得骂的有水平的话，我找单全收。 虽然我的书写方式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但是里面有我想说的话，也有我不想说的话，但是我希望我的话是写给瞎子看的。 至于，知识分子我以为有公共知识分子和私人知识分子之分；至于如何选择这个绝对有个人能力、天赋、兴趣来决定；这个是上帝的事情。至于说有些人打着思想的牌子，拿着现实物质的位置的大多数并不沉默的人，也是所谓“知识大众”的中坚分子们才是个问题。 谁获得“人民”这个词的使用权和代理权谁就获得“正义”和斗争的胜利。这个是现代社会的自然法正当性的规则和立场。这个“人民”的群体抽象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因为，抽象的前提在于人类抽象能力的匮乏和生活经验的不统一。 说实话，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不在乎我是不是大众的敌人；更不在乎我是不是精英的对手；我只是把自己当一回事的想把这个威胁到我所感知世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品质的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是，毛先生是怎么“国家”这个问题。第一，他瓦解了中国固有的宗族体系和国家行政体系的二元分立，国家行政能力直达个人，这个是建立起亲中国这个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志。第二，科教制度统一，语言统一普通话，统一全过计量单位，统一核算地方财政，统一海关、建立起统一以国家名义的军队。这个也完全是现代国家“主权”建立和中央与地方对话方式改变的基本标志。第三，建立全球独一无二的“专政”国家。 而国家政治性质却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首先“人民” “民主”“专政”这些概念直接引出的就是国家性质、政治性质、党的性质！事实上国家性质取决与政治立场，政治立场取决与执政当局的考虑，归根到底就是党的性质，1947年中央内部就有过这样的讨论。 而最主要和最现实的问题就是1921年~1949~1970年里面党员的社会身份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跟苏联一样，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群体性、社团性的社会现状与国家未来的担忧和设想组建的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团体。后来进入了斗争阶段，因为实际情况的需要和斗争路线的确立党内就吸引了很多失去土地或者没有土地的农民参加进来，逐渐也吸收了已一部分城市中赤贫的工人加入，直到解放战争完成，也吸收了很多原来的职业军人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的问题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党的斗争结束前，党的任务就是“分清敌我”“统一战线”就是说给工农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最基本的内在政治任务就是这个，就是赋予当时的“军人”政治品质和军事品质。正是这个对于内战来说是“神器”---政治神学的武器，使用蒋介石的军队从一开始就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