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秦汉的论文

研究秦汉的论文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的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也集中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器乐也都称之为乐府。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有着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今日尚存的民间吹打乐，当有汉代鼓吹的遗绪。在汉代还有“百戏”出现，它是将歌舞、杂技、角抵（相扑）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汉代律学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损益的方法将八度音程划为六十律。这种理论在音乐实践上虽无意义，但体现了律学思维的精微性。从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已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由此可见当时各族人民在音乐上的交流已经十分普及了。这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古琴专著《琴操》。三国时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书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产生。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广陵散》（《荆轲刺秦王》）、《猗兰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问世。南北朝末年还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这一时期律学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晋代荀瑁找到管乐器的“管口校正数”。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损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办法，创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决了三分损益律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隋、唐时期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域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部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俄国萨马尔汉）乐、安国（今俄国布哈拉）乐、天（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著名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秦始皇没有想做什么丰功伟绩，做的事只不过是在维护自己的统治，统一货币，统一计量，统一文字，这些都是统治所必需的，一个国家的文字计量货币自然要统一，不管谁做皇帝都是会这么干，这要算“功绩”，有点勉强，最多不过是历史责任。而长城是为了自己的领土不被异族人侵略，郡县制很科学但是不过是比王侯制更加的中央集权而已。相比之下令人钦佩的倒是灭六国的雄心壮志。 说到底，秦始皇这些维护统治的做法只不过在后代人眼里成了丰功伟绩而已。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朝代，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丰功伟绩的想法，下面两篇文章，正反都有。 第一，秦始皇三十二年，命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人北击匈奴，夺取了“河南地” 第二，三十三年，征发曾经犯过逃亡罪的人、入赘其他家庭为女婿的人、有商人身分的人夺取“陆梁地”，设置了桂林、象郡、南海三个郡，安置强制性的移民。 第三，三十四年，将办案子不公的狱吏发配去筑长城，或迁往南越。 第四，三十五年，在渭河南的上林苑中建筑朝宫，又征发受宫刑处罚的罪犯和刑徒七十余万人修建阿房宫或骊山的陵墓。 这四项中的第二项，实际是此前出动五十万大军征南越的继续，因为一直没有取胜，才又补充了这批人。但在征服南越后，除了战死的及在南越定居的以外，其他人是可以返回故乡的，而且征南越的行动到三十四年已经基本结束。第三项的数量显然不可能很多，南越的还是强制性移民。可见常年的征发是造阿房宫、骊山陵墓与筑长城这三项，前两项征发了七十万，后一项没有具体数字，但蒙恬出兵三十万，即以此作为经常保持的一个数额，三项合计共一百万。 至于其他经常性的项目，如修长城、戍边、从军(包括护卫秦始皇出巡)及地方性的征发，是由日常的徭役承担的，而据专家研究，汉朝的日常徭役与秦朝并没有什么差别(如见黄今言著《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因此，秦始皇额外征调的人力是100万，按正常制度征发的不计。 另一方面，秦朝的人口不止二千万，根据我在《中国人口史》研究的结论，秦朝人口最多不少于四千万，所以征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应低得多，只占左右。 退一步说，即使秦始皇征发的人力高达总人口的15%，也还不至于产生太严重的后果。因为在当时，十几岁的孩子就能从事农业生产，超过六十岁的男子照样在服役或劳动，在平均寿命不高的情况下，这样年纪的人本来就不多。到西汉惠帝时还征发妇女参加长安城墙的修建，可见必要时妇女也能征发，而且当时的妇女一般都从事生产劳动。西汉初的晁错就有这样的说法：“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可见秦朝与西汉时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高，如果秦始皇只征发15%的人口，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这样说来，难道秦始皇征发的徭役不重吗？不是，而是以往的研究都忽略了另外两个方面，一是秦始皇的强制性移民，一是为了维持这类强制移民和额外征发人口的生存而消耗的人力。实际上秦始皇征发的劳动力不知要比15%高多少倍。 自发性的移民不可能获得官府的资助，也不必依靠官府的救济，他们一般都事先有所准备，或者在定居后立即自己生产维持生存的粮食。但强制性的移民就不同了，他们在迁移途中和定居之初的生活和生产用粮必须由官府解决，一部分强制移民定居的地方根本不可能生产粮食，或者这些移民不会自己生产粮食。 同样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进行的强制性迁移主要有： 第一，二十六年半“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迁至咸阳，以每户五口计，应有六十万人。三十五年，又将咸阳居民中的三万户迁至丽邑(今陕西临潼县东北)，五万户迁至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不过这八万户中的大部分应该属于此前迁入咸阳的十二万户，所以未必另外增加新迁入的移民。 第二，三十四年，在蒙恬驱逐匈奴后，在从榆中及黄河以东，直到阴山一带，新设立了四十四(一作三十四)个县，强制迁入的人被安置在这些新县。三十六年，又向北河、榆中迁去了三万户，给每户的户主拜爵一级的奖励。以每县五百至一千户的规模计算，第一批移民应有十至十五万。第二批移民应有十二至十五万，合计估计为三十万。 第三，强制迁至南越的人口，我在《中国移民史》中估计为十至十五万。 第四，二十八年迁往琅邪台的有三万户，此外还有迁往巴蜀、越地等。 由于迁移对象和迁入地不同，一部分移民必须依靠官方供应粮食，而另一部分则能够就地供应或自己生产。第一项迁入咸阳的十二万户“天下豪富”不可能自己从事生产，咸阳地区也无法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粮食或土地。第二项迁入北方边疆北河和榆中的约三十万人，也不可能马上做到粮食自给，特别是移民初期的安置和生产，都必须由官府从外地输入粮食。而迁入琅邪台、南越、巴蜀、越等地的移民一般都能就地自行生产粮食，不会增加官府的供应和运输负担。 同样，被额外征发的100万人并不是从事农业或其他生产，而是修宫殿，建陵墓，筑长城，守边防。他们服役的地点是咸阳一带和北部边疆，当地无法供应他们的食粮，必须由外地输入。所以在这些年间，秦朝政府要为在咸阳地区的六十万移民、七十万刑徒和北部边疆的三十万将士供应粮食，在三十四年开始的若干年间还得为北部边疆的三十万移民提供全部或部分粮食。 秦朝主要的粮食产区在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大致即太行山以东、淮河以北地区)，只有关东才有富余的粮食可供输出。其他地区不是没有富余粮食，就是限于交通条件，输出相当困难。但从关东向关中的咸阳和北方边疆运送粮食大多只能通过陆路，无论是使用人力或畜力，即使不考虑运输过程中的损耗，运送者本身在途中就要消耗大量粮食。汉武帝时的主父偃曾说：“秦始皇北击匈奴，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见《汉书·主父偃传》)一钟相当六斛(石)四斗，三十钟等于一百九十二斛，也就是说，从今山东半岛中东北部将粮食运到河套，有效输送量只有。即使考虑到从关东其他地区输出的距离较短，估计实际输送量也只有1-2%。 这样的结果是否有夸大呢？我们可以找到其他例证。据北宋沈括的计算，平均每个民夫只能背六斗米，而自己每天要吃掉二升。民夫返程也得有粮食吃，实际每天的路程要消耗四升。用牲口的话，可能多运一些，但赶牲口的人要消耗粮食，牲口也要耗费饲料。如果牲口在途中死亡，损失就更大。(见《梦溪笔谈》卷十一)。如果民夫每天能走四十公里，如果他的行程达到十五天，即六百公里，他正好将自己背的粮食全部耗尽；如果他走十四天，就只能在目的地留下四升粮食，只能供应一个人吃二天，有效率为。要维持一个人全年的粮食就得有一百八十人次来保证。假定由专人负责，至少需要十五个人。要供应北部边疆六十万人的生存，至少要动员九百万人专门运输。从太行山以东的大部分地区到河套的距离远不止六百公里，所以只能采取接力的办法，由更多的劳力分段运输，那么以上的估计是最低限度。即使考虑到关中离粮食产区较近，又能利用一部分水路，刑徒的供应标准很低，要供应在咸阳地区的一百三十万人，也是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 所以秦始皇时征发的劳力绝不是人口的15%。以4000万人口计，额外征发与专门运送粮食的人一度高达二千万左右，即总人口的50%。正因为如此，为了维持日常农业生产，连老弱和未成年男子与妇女都必须动员了。秦朝之所以还能维持一段时间，那是由于：此前多少有些粮食积蓄；咸阳的一百三十万人与北部边疆六十万并非足额，并不断有人逃亡；最高供应量只维持了一二年，其中部分人陆续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供应压力。但无论如何，秦始皇对人口的征集已经达到极限。这固然使秦始皇自食恶果，但人民蒙受的损失更大，在秦汉之际，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直到汉武帝时还没有恢复到秦朝的人口高峰。 无独有偶，常常被后人与秦始皇并称的汉武帝，又重演了竭尽民力的暴行。汉朝当时的总人口还不足四千万，但汉武帝征发徭役的程度并不低于秦始皇，强制性的移民则规模更大，《史记》、《汉书》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元光五年(前130年)，在巴蜀征调数万人修筑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又征发数万士兵修建通向雁门郡的道路。 元光六年，调动数万士兵开凿漕渠，历时三年。 元朔二年(前127年)，片发十余万人筑朔方城，并修复蒙恬所筑的障塞。募集十万人迁往朔方。 元朔五年、六年，卫青率十余万骑兵两次征匈奴。 元狩二年(前121年)，征发数万人开凿朔方渠，经过二三期还完不了工。霍去病两次率数万骑兵征匈奴。李广、张骞率四千骑兵从右北平出击。匈奴昆邪王投降，出动二万辆车迎接。 元狩三年，迁移关东贫民七十余万口于西北地区(今内蒙古、陕北、甘肃、宁夏等地)。 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征匈奴，用于运送粮食和物资的步兵有数十万。 关于这些大工程、大规模出征和强制性移民所造成的影响，《史记·平准书》有具体的叙述： 那时候，汉朝开辟通向西南夷地区的道路，干活的有几万人，他们吃的粮食都是从千里外运来，比率是每十钟才能运到一石，用钱在少数民族地区收购征集，花了几年时间路还没有修通。……整个巴蜀地区的租赋都不够抵销这笔开支。……在东方的行动远达沧海郡(今朝鲜半岛中部)，人力的耗费与在西南夷地区差不多。又出动十余余人修筑朔方城，运输粮食的路线非常遥远，整个太行山以东地区都受到影响，花了数十亿钱，国库更加空虚。 第二年，大将军率领六位将军又出征匈奴，获得匈奴人的头一万千五颗，有功将士接受赏赐的黄金有二十余万斤，被俘的数万匈奴人都得到丰厚的赏赐，衣食都由官府供给，而汉朝的军人和马匹死了十余万，损失的武器、物资和运输费用还没有计算。于是大司农报告国库中没有存钱，赋税已经用尽，还不够给战士发饷。 那年秋天，匈奴的浑邪王率领数万人来投降，于是汉朝出动二万辆车迎接他们。到达后，接受赏赐，包括有功之士。那年的花费有百余亿。 接着将贫民迁至关以西，又充实到朔方以南新秦中地区，有七十余万口，衣食完全靠官府供应，还贷给他们生产资料，派政府的代表分地区进行督导，路上出差的官员和车辆不断。花的钱以亿计，不计其数，于是国库完全用空。 汉武帝征发及迁移民众最多时超过一百万，远达河西走廊和河套，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在这几年间他们完全是依靠政府供应粮食和生产资料的。即使以长安为起运点，到目的地的距离大多在一千公里以上。就是府库充足，仅运送这些粮食至少得出动一千五百万人。加上其他日常的征发，汉武帝对人口的征集并不亚于秦始皇，也达到了总人口的50%。之所以汉朝的经济没有完全崩溃，是因为朝廷毕竟还有多年的积蓄，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不长，迁往西北的近百万移民在几年内陆续转化为定居农民，并逐渐做到了粮食自给。但汉武帝如此大规模的征发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此后的汉朝君臣都认为在他统治期间“户口减半”。据我在《西汉人口地理》一书中研究，汉帝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达四百万，实际损失人口达一千五百余万。 本文不想全面评价秦始皇和汉武帝，但希望提醒某些人，在赞扬他们开拓疆土，征服其他民族，兴建巨大工程的“丰功伟绩”时，要了解他们利用专制手段征发人力的极端程度，不要忘记他们对人类犯下的罪行。

这一时期，无论是历史还是思想，文章，都是很丰富的，建议你以专题来写，那样范围不是很多，例如解析诗经，九首古逸歌谣九首也是很能反映当时社会民风的，历史散文方面，从尚书，左转，国语，到战国策，在到史记，汉书，这些史家经典是很值得研究的，写起来范围内容也都很丰富，诸子百家是我最喜欢的，思想性，艺术性都是没的说的，美学方面，建议你看些辞赋吧，两汉时期的赋文是很多的

那个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很繁华的时段，建议你从秦汉时期的历史著作入手，通过写他们的成就来反映先秦两汉的文学，下来可以一石二鸟！

秦汉史传散文研究论文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秦汉时期：【政治】秦朝时创建了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地方上实行“郡县制”；西汉时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实行了“内朝制”,以皇帝的亲信为侍中、尚书令,参与军国大事以削弱相权.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就是郡县制与分封并存；武帝时颁布“推恩令”,之后正式实行“州-郡-县”的地方行政体系.选举制度上,西汉实行的是“察举制”.【经济】（1）农业：“铁犁牛耕”的耕作方式继续发展,西汉时发明了播种工具耧车.（2）手工业：在冶铸业方面,两汉时发明了高炉炼铁和炒钢技术；在制瓷业方面,东汉时已经能烧制出成熟的青瓷；纺织业方面,西汉的丝织业发达,此外还有麻织技术.（3）商业：秦汉时期的商业大都集中在城市,交易的物品大多是为贵族、官僚享用,由于政府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商业发展比较艰难.【文化】（1）文学：汉朝时,楚辞盛行,文学家以除此为基础创造了汉赋这一半诗半文的综合文体.（2）科学：西汉前期,纸出现；东汉时,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用树皮等便宜的原料造出了便于书写的纸；东汉时,数学上出现了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医学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临床学的理论基础.（3）绘画：秦汉时期的绘画门类很丰富,有壁画、帛画、木刻画、木版画、画像石和画像砖等.（4）书法：秦朝时通行文字为“小篆”；后来“隶书”出现,至西汉初年时成为通用字体.

1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 在商代和西周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已经开始形成，武王伐纣时说“牡鸡无晨，牡鸡之臣，唯家之索。” ，伯夷、叔齐事件，都为当时政治文化的体现。然而当时的政治文化发展尚未成熟，各种思想激烈碰撞。各地部落的普遍现实存在和分封制的施行，加之政治军事兼并的不断发生，各国寻求治国之法，使得在东周时期各地各国学者们持有大相径庭的各种思想。交相辩难，百家争鸣。这是中国政治文化迅速发展并趋于成熟的时代。就中国的实际政治文化发展而言，百家之中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主要是儒家、法家、道家三派。 1）儒家思想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提倡仁义孝悌，一方面，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维护礼制进而维护等级制度，维护君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提出了君主的义务和责任；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强调作为民众的独立人格。 孔子之后的孟子更将民众提到了高于君和社稷的地位，孟子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一方面，儒家维护等级制度和君权，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君臣履行各自的义务和权利，任何一方都不该要求对方无条件的服从和妥协。孔子主张以“仁政”治国，反对过分剥削压迫，提出了富民、惠民的主张。先秦儒家并不主张禁欲，而是推己及人。“礼”是儒家思想推行的工具。 儒家思想强调维护内部制度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在竞争角逐激烈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得以特别的任用。但是人们如果因此就认为儒家在先秦至秦代地位尚低，确是有失公允的。儒家在战国时代，已经遍布七雄诸国。到了秦朝，秦始皇要坑杀方士、术士时，公子扶苏就以其中有些人毕竟是儒生为理由，为他们辩护；而秦朝朝堂之上也有儒生为臣。这些都说明秦朝是并不特别排斥儒生的。所谓“坑儒”，其实是坑杀包括一些儒生在内的方士、术士。一旦统一，维护政权统一就成了当务之急，儒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统治者的思想骨干之一。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外部政治环境稳定的前提下，儒家思想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的稳定作用是显著的、惊人的。 2）道家的政治文化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道家并不像其他学派一样奔走诸侯之间，寻求任用。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本身就是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家的自然哲学是其治国之道的理论基础。“道”即“自然”是永恒常在的、无所为的，天地万物都因“道”而生成，那么“道”又是“无不为”的。作为国家统治者，如果能够谨守“道”而勿失，百姓就可以自生自化，安宁质朴地生活。与老子同为道家代表人物的杨朱认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道家的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然而“无为而治”并不是消极怠慢而无所作为。道家学派的思想，对后世一些新朝代建立时顺应人民的普遍政策期望，制定百废待兴、休养生息的政策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家对战争等剧烈的社会动荡，十分反感。他们进而认为，好的政府，是人民安居乐业，而不知管理者之管理的政府。使人们处处能感觉到管理者的痕迹，进而认为高质量的生活是拜管理者所赐的看法道家并不认同。在西汉初年，统治者大都以道家思想作为主要管理思想，我们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对一个饱经战乱的国家所能起到巨大积极作用。 3）法家政治文化理论 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韩非子等人。他们主张以法治代替礼治，法律统一，不分亲疏。但事实上法家这种“法治”与现在的法治大相径庭。因为在战国时代，由于各国以贵族世袭，贵族拥有特权，并把持国家政治，这造成了君权旁落和政治腐败。法家在这种环境下通过提高君权，反对贵族特权而被君主所赏用。在法家理论中，君主同时具有立法和司法权力。而君主制定的法律为民众遵守的同时，统治者也使用一些手段来对属下进行考核和考验，甚至动用一些“术”，目的是使权力显得高不可攀、神秘莫测，使人畏君，从而战战兢兢。这也是后世君权被一再抬高的理论源头之一。而且统治者虽然是法律的制定者，但并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先秦法家也受到儒家的影响，比如吴起就主张国之安危“在德不在险”。法家和儒家，对后世影响很深。有人说“阳儒暗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隋文帝虽然尊崇儒教，却曾经派自己的手下以一些物品为诱饵贿赂官员，然后对这些不知是计的官员予以重罚，这其实是对“术”的一种使用。儒家是维护旧有的君权与贵族制度，法家则是抬高君权，压抑贵族的权力。 4）先秦其他学派思想 除了儒、道、法三家以外，先秦还有阴阳家、名家等其学派。如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提出的五德思想，是后世帝王统治国家的重要理由理论根据。每个朝代，都会宣扬五行中的一“德”，以五德相克相生之理，确定其统治的合法性。再如名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名家研究名辩之学，启迪各派围绕“名”和“实”的问题反复辩难讨论，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源流之一。 应该说，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虽成为后世政治文化发展的基座，但后人并不再像先秦这样竞相创造流派，而是以先秦各流派为基础，杂糅其他外来思想，或者相互融会贯通，进一步发展；或者借先秦流派的名与理论，阐述自己观点。 2先秦平民政治与士风的形成 先秦时代，失势贵族、布衣平民通过游说宣传自己政治观点和主张这个办法来影响政治的例子很多。君主通过采纳这些人的意见和政治理论，或提高君权的实力以更好地控制国家，或提高国家的实力以称霸。而一些贵族也迎合这个潮流，大量收养门客，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更容易地操纵政局，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种参与政治的形态，我们可以称为“门客政治”。平民百姓大肆议论政治，而一跃成为官僚乃至贵族的门客政治形态，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上绝无仅有。没落贵族、平民百姓均用这种方式以图任用。这种风气在战国时代最为盛行。 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等级制度变得并不森严。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人格得到时人重视，“士风”盛行于人际交往、政治活动之中。士风具体体现在：一、重视个人尊严；二、个人尊严要靠个人道德来承托和维持；三、个人道德要靠他人的认同来达到。 西方人普遍认为个人尊严是神所赋予，而中国人的个人尊严，则是通过众人的认可来取得的。春秋战国之士人，为了“士”的精神，可以抛弃生命，去做必死之事。“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等成为了士人的信条，以“忠”、“信”作为个人准则。士风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延续千年而不变。人们相对于对自我人格的认同，更倾向于使他人认同自我。表现在政治文化上，经常会倾向于忽略事件的过程与结果，不惜损失利益和退让或者进而以过激手段以求得到对方的尊重。士风传承千年，成为中国政治文化极重要的一部分，在各个时代，它的内涵，也有很大变化，但都不会离开以严守个人道德与价值观的方式，维护个人尊严、个人意志。

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嬗变（一）源头 先秦文学发生和发展的最初阶段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先秦散文作为先秦文学的一部分，以其独特的魅力，昭示着中国文学强大的生命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回归原典，更能不断从作品中解读出最准确的内涵，传承并发扬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化。汉朝虽然在政治体制上沿袭奏朝，但在文化政策上有较大调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措施，加之国力增强，社会进步，汉朝文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如果将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长河，那么先秦散文无疑是一片美丽的浪花，而两汉散文则是长河中不断流淌的活水。 （二）先秦两汉散文发展变化的原因朝代更替，制度变化，只是导致文学变化的主要原因。真正推动文学本身变化的，更多的是创作主体的发展变化。在汉朝，已经有一大作家群体，专门负责写作。此外，作品思想内容、体裁、艺术手法的创新，也使得两汉散文较先秦散文有明显的区别，如汉赋，就是时代进步的产物。（三）先秦散文的发展脉络 先秦散文的主要形式，是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历史散文是在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渐进产生并成熟起来的。历史散文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尚书》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而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据传是由孔子修订的。《春秋》维护周礼，贬斥邪说暴行。这种在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所继承。二书体现了早期历史散文的特征。 （2）第二阶段，以《国语》和《左传》为代表。《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由各国的史料汇集而成。《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所记多为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左传》是中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为突出的著作。《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同时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和因果关系，还常有道德化和神秘化的特点，其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叙事中人物的行为、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静态描写。以《秦晋肴之战》为例，《秦晋肴之战》和《左传》中的其他篇章一样，是以记叙事件为主的。本来，以记叙事件为主的文章不同于以写人为主、为人作传的文章，它不着重于哪一个人物的深入刻划，而只是对事件所涉及的人物作必要的较为简略的交代。但是《秦晋肴之战》却用简炼的笔法，生动地勾勒出如秦穆公、蹇叔、王孙满、弦高、皇武子、先轸、晋襄公、孟明、文嬴、阳处父等人物群象。虽然每个人都着墨不多，有的只是寥寥一两笔，但是却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如王孙满的年幼而聪明敏锐，弦高的爱国和机警应变，文嬴的人在晋而心在秦的特殊地位，阳处父解下左骖以诱捕孟明等，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二书标志着历史散文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3）第三阶段，以《战国策》为代表。《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叙的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言行。《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象和细节来描写人物。《战国策》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赡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风的新水平。以《鲁仲连义不帝秦》为例，秦师围赵，鲁仲连义不帝秦。邯郸解围，平原君欲封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 文章记叙完整，情节曲折扣人心悬。人物个性鲜明，突出表现了鲁仲连卓越的智慧，高尚的品德。辩言有理有节，比喻犀利深刻，逻辑缜密，具有说服力。 《尚书》中的记言文字，已初具说理文的论说因素。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 逐步形成，跟百家争鸣以及诸子散文的出现和发展相一致。《论语》创立的语录体，在《墨子》中得到发展，进而形成了《孟子》的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成为先秦说理文的瑰宝。《荀子》、《韩非子》中的专 题论文，则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完全成熟。（四）两汉散文的发展（1）汉赋的兴起。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子虚》《上林》以铺陈写物为中心，运用排比夸张渲染的手法描写事物，而且句法灵活多变，句式长短不一。（2）政论文，如贾谊的《过秦论》。政论文贾谊《过秦论》为代表，既继承战国散文纵横驰骋的气势，又具有战国散文所缺少的严谨风貌同时注重具体实际的政策方针，而不是一般地从理论上讨论政治的原则。（3）史传散文，如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中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驾驭的叙事艺术；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的人物刻画；强烈传奇色彩的风格特征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东汉散文在西汉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史传散文中，班固的《汉书》和赵晔的《吴越春秋》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政论散文相继出现了以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为代表的一批积极参与现实的作品。别外，游记、碑文等新的散文样式也崭露头角，开始成为文体大家庭的一员。同时，不少语体散文家也着意追求通俗易懂、浅显明快的文章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对浮华文风有所矫正

秦汉风云人物研究论文

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 梁满仓《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 卫广来《汉魏晋皇权嬗代》，书海出版社，2002年。 马植杰《马植杰秦汉三国史论文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 谢宝富《北朝婚丧礼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李书吉《北朝礼制法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 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王利华《中国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雷依群《北周史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傅克辉《魏晋南北朝籍账研究》，齐鲁书社，2001年。 王启涛《魏晋南北朝语言学史论考》，巴蜀书社，2001年。 汪波《魏晋北朝并州地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熊德基《六朝史考实》，中华书局，2000年。 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程维荣《拓跋宏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 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 王素《敦煌吐鲁番文献》，文物出版社，2002年。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年。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 李蔚然《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 杨泓《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 刘长东《晋唐间弥陀净土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米文平著《鲜卑史研究》，中州古籍版，2000年 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 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三秦出版社，2001年 薛瑞泽《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唐长孺《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 胡阿祥《六朝疆域与六朝政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刘磐修《盛世探源——汉唐农业发展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韩国河《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2003年1月 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中华书局，2002年11月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康中乾《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 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商务印书馆，2003年3月 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世界汉学译丛），中华书局，2002年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李文才《南北朝时期益梁政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 丁福林《宋书校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许福谦《南北朝二史八书疑年录》，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2003年 王青《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神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张承宗《六朝民俗》（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2年 卢海鸣《六朝都城》（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2年 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3年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2年 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3年 陶新华《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 田余庆《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年 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3年 罗维明《中古墓志语词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 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中华书局，2002年2月 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林超民、王跃勇主编《南中大姓与爨氏家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 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3年 戴洪才、周瀚光《六朝科技》（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3年 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六朝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唐翼明《魏晋清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连镇标《郭璞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王家葵《陶弘景丛考》，齐鲁书社，2003年 汤伟侠《汉魏六朝教育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 彭自强《佛教与道教的冲突与融合——以汉魏两晋时期为中心》，巴蜀书社，2001年 范新干《东晋刘昌宗音研究》，崇文书局，2002年 小林正美著、李庆译《六朝道教史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章启群《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刘纯鑫《魏晋南北朝诗文韵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 李万生《南北史拾遗》，三秦出版社，2003年 李万生《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高敏《南北史掇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张金龙《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

秦汉政治制度研究论文

科举 宫崎市定 秋田屋 1946年 法家的实证主义 田中耕太郎 福村书店 1947年 东洋的家与官僚 生活社 东洋文化研究会议 1948年 近世中国宗族研究 牧野巽 日光书院 1948年 中国家族法论 滋贺秀三 弘文堂 1950年 史学指南 宫崎市定(编) 东大东洋史研究室 1951年 中国法制史 仁井田升 岩波书店 1952年 东洋法史要 岛田正郎 三和书房 1952年 中国农村家族 仁井田升 东洋文化研究 1952年 中国人家族制度研究 大山彦一 关书院 1952年 元典章索引稿 佐伯富 京大人文科研 1953年 中国族产制度考 清水盛光 岩波书店 1954年 中国社会的法和伦理 仁井田升 弘文堂 1954年辽制之研究 岛田正郎 三和书房 1954年 辽通条格 宪台通纪目次索引 东大东洋史研究室 1954年 宋代主要法制史料目录 东教大亚洲史研究会 1955年 东洋的法的历史 岛田正郎 三和书房 1956年 九品官人法的研究 宫崎市定 东洋史研究会 1956年 旧中国社会的仲间主义和家族制度研究 仁井田升 1957年 元典章索引稿续编 佐伯富 东大人文科研 1959年 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 仁井田升 东洋文化研 1959年 元典章索引稿三编 佐伯富 东大人文科研 1959年 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 仁井田升 东大出版会 1959年 中国法制史研究(土地法·贸易法) 仁井田升 东大出版会 1960年 秦汉思想研究 日本学术振兴会 1960年 古代中国的社会和国家 增渊龙夫 弘文堂 1960年 魏晋时代丧服礼研究 藤川正数 敬文社 1960年 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及构成——二十等爵制的研究 西●定生 东大出版会 1961年 亚洲——历史和法 岛田正郎 启文社 1962年 中国法制史研究(奴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 仁井田升 东大出版会 1962年 秦汉政治制度研究 镰仓重雄 日本学术振兴会 1962年 中国的法和政治(中国法的历史·现状和理论) 福岛正夫 日本评论社 1963年 中国法制史考证 内藤乾吉 有斐阁 1963年 中国法制史研究(法和习惯·法和道德) 仁井田升 东大出版会 1964年 现代亚洲的革命和法 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论文集2 劲草书房 1966年 中国的风俗和法思想 增田福太郎 三和书房 1966年 中国古典与国际法 入江启四郎 成文堂 1966年 唐王朝的贱人制度 浜口重国 东洋史研究会 1966年 中国土地文书研究 天海谦三郎 劲草书 1966年 前近代亚洲的法和社会 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论文集1 劲草书房 1967年 中国的法和社会的历史 仁井田升 岩波书店 1967年 中国家族法原理 滋贺秀三 创文社 1967年 唐代政治制度研究 筑山治三郎 创元社 1967年 六典所揭开元职员一览表 池田温 编者油印 1967年 皇明制书 山根幸夫解题 古典研究会 1967年 清国行政法索引 山根幸夫编 大安 1967年 支那法制史论丛 桑原骘藏 岩波书店 1968年 东洋法制史(序论·本论) 广池千九郎 广池学园出版部 1968年 中国思想史 山岛●马 创文社 1968年 韩非子的语言——唯物的法治主义国家论 近藤廉信 黎明书房 1968年 中国古代的家族和国家 守屋美都雄 东洋史研究会 1968年 汉代礼学研究 藤川已数 风间书房 1968年唐宋法律文书研究 仁井田升 大安 1968年 以律令为中心的日中关系的研究 曾我郭静雄 吉川弘文馆 1968年 中国经济史研究——均田制度篇 西村元佑 东洋史研究会 1968年 庆元条法事类 长泽规矩也解题 古典研究会 1968年 明代土地制度研究 清水泰次 大安 1968年 东亚政治史研究 卫藤沈吉 东大出版会 1968年 宋代科举制度研究 荒木敏一 东大东洋史研究会 1969年 御制大浩人名索引 明代史研究会编 1969年 东洋法史 岛田正郎 明好社 1970年 日本法和亚洲 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论文集3 1970年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小仓芳彦 青木书店 1970年 中国古代丧服的基础研究 谷田孝之 风间书房 1970年 金律之研究 叶潜昭 著者刊 东大出版会 1970年 中国律令史研究 曾我郭静雄 吉川弘文馆 1971年 魏晋百官世系表(改订) 矢野主税 长崎大学史学会 1971年 中国政法思想和社会政策研究文献目录(1) 东一夫·吉田寅编 中国政治思想和社会政策研究会 1971年 日本中国古代研究(神判·誓盟的研究) 白鸟清 柏书房 1972年 大唐开元社(附大唐郊祀录) 池田温解说古典研究会 蒙古书院 1972年 中国法制史概要 布施弥平治 八千代出版 1973年 东西自然法思想 增田福太郎 佐野书房 1973年 法思想史论考——亚洲法制思想 增田福太郎 佐野书房 1973年 唐代租税研究 吉田虎雄 汲古书院 1973年 辽制研究 岛田正郎 汲古书院 1973年 清代刑法研究 中村茂夫 东大出版会 1973年 清代契约文书(书简文类集) 山根率夫解题 汲古书院 1973年 中国刑法史研究 西田太郎 岩波书店 1974年 唐代租庸调研究Ⅰ、Ⅱ、Ⅲ 日野开三郎 著者刊 1974年 1975年 1977年 东洋学研究——居延汉简篇 森鹿三 同朋舍 1975年 均田制研究 掘敏一 岩波书店 1975年 清代重要官职研究 ●木野宣 风间书房 1975年 中国土地契约文书集(金～清) 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编 东洋文库 1975年 中国古代的国家 贝●茂树 中央公论社 1976年 中国村落度的历史研究 松本善海 岩波书店 1977年 辽代官制研究 岛田正郎 创文社 1979年 中国法制史料第1辑(4册) 岛田正郎 鼎文书局(台北) 1979年 中国古代刑法研究 熊林实 著者刊 1971年 中国古代的家和国家——皇帝统治下的秩序构造 尾此勇 岩有书店 1979年 木简 大庭修 学生社 1979年 中国律令制及其展开——对周边诸的影响唐代史研究会编 1979年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概观·录文 池田温 东大出版会 1979年 元代勾当官体系研究 牧野修二 大明堂 1979年 元典章年代索引 植松正编 同朋舍 1980年 法家思想源统 大●伴鹿 三信图书 中国封建国家的统治构造(明清赋役制度史研究) 川腾守 东大出版会 1980年 清末近代法典的编纂(东洋法史论集第三) 岛田正郎 创文社 1980年 均田、租庸调制度研究 铃木俊 刀水书房 1980年 补订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土地法·贸易奴——奴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法和习惯·法和道德) 仁井田升 东大出版会 1980年 中国历代职官辞典 日中民族科学研究所编 国书刊行会 1980年 明代蒙古史研究 ●原淳平 同朋友 1980年 中国的现代化和法 加藤—郎编 东大出版会 1980年

先秦时期是以奴隶制和分封制为基础的封建时期，秦汉以后是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封建时期请采纳

秦汉时期建立的制度，是从先前的奴隶制度，转变为了封建制度，是一个跨时代的影响。

先秦时期七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可以简单的归纳为战时政治经济文化。其中秦国的战时经济执行的最无情最严苛，这帮助秦国成为最后赢家，但也埋下了秦灭亡的祸根。无论是战国时期还是统一后，无论对内对外可以说只追求效率不考虑人工成本。比如对楚怀王的政治欺、对赵国的坑杀，都是这种思想下的结果。这些源自于秦昭襄王严苛的行政措施（注一）。秦灭后，汉承秦制，可以说大框架两者没多少变化。比如说军功体系，一些政治体系。但有句话叫矫枉过正，除了西汉早期的几位皇帝外，可以说自汉武帝以后，整个政治体系的内涵已经与秦不一样。秦的法律的重视和执行力是整个中国历史最严苛最彻底的，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但两汉因秦灭亡反而在法律的执行上讲究人情关系，这就导致法律没有权威，中央没有权威，虽然得到民众的支持（注二）。但却导致世家的兴起和崛起，某种程度上也是汉两度灭亡的原因之一。所以，军事上，秦汉的尚武和军功体系一脉相传，政治上一个过于讲法律、一个过于讲人情。注一，由于商鞅变法的影响，秦昭襄王对于法十分严苛。有一年，大旱，民众请求放粮救济，但昭襄王认为这些民众平白拿到粮食是对劳动后拿到粮食的那些人的不公于是拒绝当时太子的请求，于是这些人活活饿死。就是这么绝，不劳动无吃食，就是执行的这么冷酷。于是王室和民众的关系非常冷。嬴政性格这么刚、胡亥这么不体恤民力都是有原因的。注二，汉吸取这个教训，于是在长安周围对上林苑开放并对周围民众减少赋税，逢年过节有东西发。这里的民众是可以直接见到皇室成员，非常亲民。这也是为什么刘秀可以再兴大汉，刘备虽然隔了二十几代血缘关系也要扯上汉室关系的原因，百姓承汉德心念汉室的结果。虽然老百姓并不关心汉室不重视法律才导致的世家兴起。

先秦秦汉论文题目

1、试论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近卫军与皇帝的关系2、马尔克与5-9世纪的法兰克社会3、曼与马尔克的比较研究4、论林志纯关于中国城邦制与封建制的研究5、高中历史必修Ⅰ中的公民教育研究6、白月桥历史教育思想研究7、苏州市历史中考试卷发展研究(2009-2015)8、沪台两地最近版本初中历史教材对比研究9、近年(2010-2015)高考历史选择题量化统计研究10、江西历史高考选择题的变化走向及其教学策略的研究11、2011-2015年新课标全国卷1卷历史选择题分析12、建国初期(1949-1953)中学历史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13、阶级斗争史观的式微对高中历史教材的影响探究14、高中历史教材静态难度的定量比较研究15、高中历史教材中历史地图的比较研究16、中美国家历史课程标准比较研究17、改革开放以来高中历史教材中世界史体系的演变分析18、社会转型视野中的罗马帝制研究19、试论初高中历史教科书与教学的衔接20、新课程背景下亚非拉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现状分析研究二十个好写的历史论文题目,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首先，秦代只有李斯的谏逐客书。不好写。排除。然后，如果你擅长写赏析类的可以考虑挑一篇赋或汉乐府。（横写）或者集中剖析一个作者，如司马相如、晁错等。（纵写）再者，你熟悉历史的话，可以写一下司马迁班固、以及汉代的政论文。（交织写）具体选哪一点，你自己去看书，看对哪一篇、哪个作者、哪个故事感兴趣。总之，要根据自己的优势能力选择合适的题材，要写自己感兴趣的，能抒发不同见解的。写作内容丰富的对象，如史记、乐府，一定要小口深挖，不能泛泛而谈。比如可以参考《左传》中重耳的人格发展分析。选取一个人物纵线解析。相反，纵贯一个时代文学某一个特征的写法会显得的很大气。但是也是要选取一个切面。记住，选个少见的素材让人有新颖感，但选题太偏会不容易收集到支持你论点的材料。不要怕一个选题被很多人写，只要你的观点独特，也可以写的很新颖。另外，提醒一下，论文要想写的好需要有时间放，所以早点动笔，以便反复修改。 补充：如果我自己写，那就选择：论秦汉的讽谏艺术。总结几个特征，用屈宋做一下引，可纵贯李斯贾谊等政论到司马相如之大赋至新序说苑中的故事及仲长统之昌言等等。例证充足，脉络清晰。具体特征要搜一下，排除与之雷同的观点。

学术堂整理了15个好写的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2、“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3、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4、全新世以来浙江地区史前文化对环境变化的响应5、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6、出土文献与先秦自然宇宙观重审7、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8、逐鹿或天命:汉人眼中的秦亡汉兴9、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征10、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11、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12、清代耕地数据恢复重建方法与实证研究13、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锡料来源与“金道锡行”14、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15、秦军功爵制的经济学分析——兼论秦军功爵制功效何以远超六国

为什么一定要写秦汉时期的呢，按文体写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