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行会研究论文

中国古代行会研究论文

传统科举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兼论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根本差异一、从技术层面看科举：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功制与“奴官”（如近东的所谓马木路克制）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而科举废除后，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另一方面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当然，对照现代文官制的实践，要挑科举制的毛病也是轻而易举的。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方面用现代眼光看也并非绝对公平。而当时的官吏铨选中除考试外也还存在着其他非竞争性因素，如世袭、恩荫、荐举、捐官、特授、奴官（太监外任或清时满洲包衣外任之类）等等。但是如果不以现代文明标准苛求前人，则应当说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确难以找到一种政治人材选拔方式其“公正”性与效率能超过我国科举制度的成熟期。而且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的确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办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ッ髑迨贝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代发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注释：[1] , and , An Adranced History of India. Macmillan, [2] Empire:Bureaucracy. in Dictonary of the Middle ;. [3] 《唐摭言》卷一。 [4]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吏胥》。 [6] 明吏》卷七0，《选举二》。 [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8月号，28-31页。 [11] 《韩非子·备内》 [12] 《汉书·贾谊传》，今本贾谊《新书·时变》文略异。 [13] 关于“大共同体”、“小共同体”及个性发展（现代化）进程间的关系，详见注[10]秦晖，25-31页。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９８０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９９５年）和咸平中（９９８—１００３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 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 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年）全国有镇市近２０００个，而南方诸路就有１３００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１１０２—１１０６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 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 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１０１９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 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 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 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一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１６０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的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越来越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行会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能够保护本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本地市场；能够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 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共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在历史上， 中国教育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选拔“人才”。人们接受国家正规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自己能被国家权威部门选上并得到社会的认可（在封建社会，手工艺的学习好象不是正规的国家教育）。这是中国人之所以会拼命学习的根源之所在。正是由于人们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被选上，取得名誉与地位，所以，人学习的具体内容自然就是权威规范的内容与社会所认可的内容，至于学习的内容与客观实际是不是相符、在生活生产中有没有实际作用，好象学子们没有什么兴趣，在尽力争势夺利的社会环境氛围中，他们也没有时间与精力来学其它“无用”的歪门邪术。 封建社会中的科举制度实际上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国家政权与社会的稳定，这一方面主要在于科举的内容是国家所规范的内容，但更在于其选拔的人才往往都是有利于维持统治的人才，一般人往往很难发觉其中奥妙，可能绝大数封建统治者自己也没有完全明确这一科举制度对维护他们既得的优势社会地位所起的作用。因为表面上看科举制度是社会最公平的制度，因而得到了社会绝大数人的认可与支持，具有非常高的社会公认性。但实际上，却隐藏着很难为人所发觉的玄机。 实际上科举并不是公平地选拔人才。由于科举所规范的考试内容主要是考试学子学习掌握金科玉律的能力，因而科举所选拔的人往往是那些学习能力尤其是记忆力特强的人，实际上人的智商与记忆力绝不是成正比关系，记忆力仅仅是体现人智商水平的一个方面，人的智商主要在于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主要在于人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尤其在于人寻求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的创新性能力，但是，综合分析问题能力强的人尤其是自我创新能力的人，他们的记忆能力往往并不强，很多人的记忆力甚至还不如一般的人，因而一般高智商创新性能力强的人往往很难被科举所选上，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正中下怀，因为智商高的人往往最容易威胁到他们的优势地位，一方面，从统治者个人心理的角度看，一个能力远远强于自己的人在自己的手下，人自然会感到不自在，难以随便地发挥。面对这样的人，一般的统治者往往会往往存在着敬而远之的心理倾向，另一方面，从国家政权的整体看，自我创新性强的人由于综合分析能力强，因而往往容易看出社会的不足之处，他们往往更有可能成为社会革新的领头羊，这对于已经居于优势社会地位的统治者来说是最不愿看到的，因为他们的优势社会地位很可能会在革新中受到损伤甚至完全损失。因而历代统治者除非万不得以，一般情况往往都不愿任用自我创新性强的人。从个人情感的方面看，自我创新性强的人往往自我主见性比较强，往往难以学习接受别人不同的意见，尤其难以接受在自己看来明显错误愚蠢的意见，因而他们往往难以顺从从别人，有时往往只能有意识地强迫自己顺从。统治者自然也不情愿人任用这样的人，相反，那些学习记忆力强的人却明显不一样，由于他们学习掌握别人思想结果的能力强，他们自己的自主性弱，因而往往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容易顺从别人，自然，一般的统治者往往喜欢任用这样的人。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学习能强的人，虽然他们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不强，但是由于他们学到的知识往往比较广，他们诡辩的能力往往非常强，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维护一定的立场，他们往往能够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只是他们的理由往往是听上去很有理的理由，并非是客观真实性的理由。

行会组织产生于隋唐。唐代工商业组织大都称“行”，源于街巷上的贩卖摊商，往往一条街上开设的都是同类的店铺，故称“行”，如“织锦行”、“金银行”等。到了宋代，行会组织更加发展。旧时城市商品经济中的工商业组织。有手工业行会、商业行会。在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时，为了调整同业关系，解决同业矛盾，保护同行利益，协调与政府的关系，同业或相关行业联合起采组成行会，这种行会带有地域和行业两重性。主要表现在：（1）商业活动的场所的变化：先主要在城市中进行，后来农村集市贸易逐渐发展。唐时加快，明清时突出，出现了专业性的市集（如丝市、叶市、猪市等），以至逐渐形成了新兴的市镇（有的更是专业性的集散市集）；而不是先有农村商业，而后才有城市商业的发展。（2）交易内容的变化：商业开始时以贩运、交流地区间的土特产品，经营统治者所需要的奢侈品为主要内容，以后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市场商品种类增多、行业分细，为一般人民所需要的主要农副产品以及城市手工业所生产的大小商品在整个流通界地位提高。这种情况在宋代已经显现。（3）交易媒介的变化：商品交换最原始的形态是物物交换，不存在交易的媒介。随着商品交换的内容和地域的扩大，出现了以贝壳等为代表的一般等价物。随着贸易进一步发展，一般等价物开始固定下来即出现了货币。秦始皇一统中原，统一了货币更是便利了商品交易的发展。由于货币不利于携带等弱点，北宋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它的出现更是促进了商业上的贸易往来。（4）商品开始时，一般都局限于流通领域，到封建社会末期（明清时）才逐渐与生产与自由的雇佣劳动相结合，商人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生产过程。如向小生产者预购、定货、贷款、当包买商、搞前店后厂，以至投资设厂、开设手工业作坊。

中医与中国古代社会学的研究论文

中医学专业毕业论文

中医学不是自然科学的分支,它一直与中国古代哲学交融在一起,中医学有着自己对生命本体的认识,有着自己特定的思维方式与思维过程。下文是中医学专业毕业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中医临床基础医学成立至今，尽管在学科建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目前的现状并不容乐观，尤其在学科性质、学科定位、课程设置等方面存在明显问题。因此，面对现状，应当有策略、有计划的积极应对在现有基础上，强化经典以弥补不足，并尽可能发挥学科原有的优势，大胆进行改革，努力推陈出新，以促进学科的迅速发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中医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调整，将《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三门传统经典课程合并组建为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此后，各中医院校以此为模式，纷纷进行了学科的改革，以新的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来开展各项工作。尽管临床基础学科从组建开始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教学、科研、临床等工作依然按此方式在进行着。回顾新学科成立后近8年的时间，其在各方面均取得了新的进步，尤其学科的整体面貌有灿然一新之感。但若从各方面的具体情况而言，其现状不容乐观。

【关键词】中医临床医学;现状;对策

1学科现状的客观评价

临床基础学科成立至今，从学科发展的总体状况来看，应该说是利弊共存、喜忧参半。对此作一客观的评价和分析，是目前学科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工作。

学科面临的困境

临床基础学科成立后虽然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有利的影响，但也明显地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归纳起来说，主要面临三方面的困境。其一，《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的合并是行政划分的结果，合并之前应该进行过科学的论证。但到目前为止，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是“三家”分而行之，基本与合并之前无太大变化。因此，远远没有达到产生“合力”的效果。

其二，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校原来的《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专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伤寒专业实力雄厚，有的可能在金匮、温病专业方面研究水平较高。而简单地合并之后，就冲淡了三门课程的原有优势。也许初衷是以优促建，以好带动全体共同前进。但结果却是相互牵扯制约，干扰了学科的发展进程。

其三，没有新的统一的教材，教学还是保持着原貌，因而完全不能表现出“临床基础”的特色或独特之处。三门课程的合并，结果就象是“拼盘”一样，只有形式，没有贯穿整体的核心内容。

学科长处面面观

任何新生事物均有生机勃勃的一面，因此，临床基础学科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以理推之，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拓宽了专业范围。由于临床基础学科涵盖了《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三门课程的丰富内容，所以其研究的范围较之原有学科明显扩大，在研究的内容方面则可更为灵活。《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均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治疗学内容，但在外感热病及内伤杂病的诊治方法上，又有着一定的相通之处。因此，打破原有的学科框框，可以对这些交叉内容进行深人的研究，改变以往此类研究较少的现象。

其二，更新了原有的学术思维模式。以前三门课程单独而立时，在学术思维方面也大多是各不相干的。比如，虽然温病学理论的形成与《伤寒论》有密切关系，但在具体的研究思维方面，却很少联系到《伤寒论》来展开思考。再如，《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同为张仲景所作，尽管各自涉及的重点不同，但学术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然而从这一方面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却并不多见。所以，三门课程合并之后，对学术的发展可以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尤其对仲景学说的深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为该领域研究生整体能力的提高提供广阔的空间。温病学是研究外感热病的专门学科，《伤寒论》中亦有许多有关外感热病的理论和方法，前者主要探讨感受温热病邪引起的温病，后者则主要研究感受寒邪引起的外感热病。二者在这一点上既有共同之处，又各有所长，分而研究均不全面。在原有学科之中，研究生在选题时，理论、实验及临床研究必然会受到学科研究领域的限制，因而对其整体学术水平和能力的培养都是不利的。而学科合并之后，突破了这个“瓶颈”，研究生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将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导师也将从外感热病辨治的角度进行培养，从而使研究生实际诊治疾病的能力和科研能力均得以提高。

2学科困境的原因探析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临床基础学科目前存在的问题，找出其关键环节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当前临床基础学科不良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学科性质模糊、学科定位不准、课程设置僵化。

但大多专家认为既不是基础学科，也不宜划在临床基础学科的范围内。但如此一来，就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因为学科性质的含糊不清，导致学科在发展方向上失去了明确的目标，从而影响了学科发展的速度。

学科性质模糊致使发展方向不确定

一般来说，学科性质取决于学科所涉及领域的主要特点和研究的根本内容，而其性质如何又对该学科的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临床基础学科所包括的《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的学科性质，长期以来被认为与《内经》相同，属于古典医籍范畴，因而被合称为四大经典。从其内容来看，实际包括了从基本理论到临床诊治各种疾病的方法，内容极为丰富。临床基础学科成立后，有学者对学科性质的表述是：既有基础学科的特点，又有临床学科的属性。单纯从这一定义来看，应当说是抓住了原来三门学科的基本特点，并没有任何的错误。但是，由于学科在定名时已经强调是“临床基础”，这就表明，该学科应是基础与临床的桥梁。该学科是一门联络基础与临床的桥梁学科。说明它既不同于纯基础的生理、生化、解剖、中医基础理论等学科，又不同于内、外、妇、儿等纯粹的临床学科。而完全属于临床基础的学科大致有中药、方剂、中医诊断学等。对于临床基础学科的性质究竟如何确定，一直以来尚未有定论。

学科定位不准导致教学重心不明确

正是由于学科性质模糊带来的学科定位不准，导致教师在教学中对教学重心的把握难以确定。以往三门课程属经典时，主要的教学重心是放在培养学生临床处理疾病的能力方面，各教学环节均围绕这一主题加以强化，比如多讲一些名家的临证经验、穿插临床诊治的典型医案，有些课程还安排学生去医院见习等等。不少中医院校还把这三门课划入临床，有自己的专门病房，以方便学生在学习中实习。这些，都是为了提高学生临床处理疾病的整体能力而做的具体工作。现在，将临床基础学科定位为桥梁课，那么过于偏重临床就违背了“桥梁”的特点，从而造成教师教学中的困惑，最终将对教学质量产生不良影响。

课程设置僵化造成学科知识不系统

任何学科的存在，均应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这样一个重要条件。临床基础学科所涵盖的三门课程，虽均可包括在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之中，但具体而言又各自具有一定的特点。比如，《伤寒论》主要是探讨六经辨证，并以这一理论体系贯穿始终;温病学则主要探讨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并将其作为外感温热性疾病临床诊治的基本纲要。因此，彼此之间在理论体系方面就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况且，形成临床基础学科这一新学科之后，在学术发展方面，未能将这些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加以梳理而使其融会贯通为一体。所以，在课程设置方面并未出现新的改变，目前的现状是仍然保持以前的课程原貌，给人以“穿新鞋、走老路”的感觉。按逻辑推论，伴随新学科成立的应当是相应的较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在课程设置上也应有相应的变化，但目前学科在这一点上明显滞后，这也是学科不能很好发展的重要原因。

研究范围太广致使力量分散无特色

事物的发展都是一分为二的，临床基础学科研究范围的扩大，尽管给学者们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但研究范围太广太杂，也必然带来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研究力量分散(学科人员本身就不多)，并会因此而造成研究内容在深人程度上受到影响，最终的结果就是学科在研究内容上缺乏特色。而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的研究特色，在整个中医学研究领域中就会逐渐地失去竞争力和应有的地位。

经典著作淡化导致教学质量下降

由于三门经典课程合并形成临床基础，对原有的经典著作的重视程度逐渐降低，因此学生在掌握中医基础知识方面出现明显的不扎实现象，换而言之，就是中医的基本功受到明显影响。在中医学之中，许多非常重要的理论均来自于经典著作。其实，《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包括的原著内容，还只是中医典籍中的一部分，但也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连这些都不强调要牢固掌握，那么，中医的精华要如何来保留和传授给学生呢?当然，教学质量的问题还涉及到后期的临床实习等复杂环节，但在校期间对经典著作淡化而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3学科工作的应对策略

面对当前中医临床基础学科的现状，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和措施呢?鉴于近期内学科的构建不可能有较大变动，必须在现有的条件下扬长避短、积极努力，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科的发展。

大胆尝试，推陈出新

为了促进学科学术体系的发展，在课程设置和教材的编写方面必须大胆进行尝试。近年来，不少专家和学者对此已经做了许多探讨，比如，有专家提出可以将三门课程以及其他学科中有关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内容提取出来编成辨证理论的教材、将《伤寒论》和温病学有关外感病的内容编写成《外感热病学》、或直接将三门课压缩编成《中医临床基础》等等，有些院校已经开始做了初步的工作川。这些设想和构思均有积极意义，但有的肯定存在缺陷或问题，可以组织专家有针对性地进行深人论证和研讨，在取得一定共识之后，委托某一院校牵头编写，先在小范围内试用，成功后再普及。希望能在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改革的过程中达到推陈出新的目的，并由此促进中医学理论和中医教育事业的进步。

摆脱束缚，发挥优势

临床基础学科将《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组合在一起，但学科的发展不应受到所谓“临床基础”一个学科的束缚。各校可根据自己原来三门课程的不同优势选择其侧重点，可以《伤寒论》为重点，也可以金匮或温病学为重点。总之，尽可能发挥原有的优势，抛弃门户之见。三门课程之间可以互相支持，凡是有利于其优势保持和扩大的工作，均应有目的、有计划地去努力进行。比如，在研究内容方面，可以根据以前的优势项目制定几个主要的研究方向继续深人研究，并合理的将学科人员分组结合，按照个自的长处配合工作。一旦目标明确，人员分工妥当，各项工作就会有序地进行，而学科也应当会因此而不断发展。

保持特色，强化经典

多年来的中医教育实践证明，经典著作中的许多辨治理论是中医学的精华所在，切不可轻易地将其丢弃。《伤寒论》、《金匮要略》均为古典医籍，堪称是中医理论发展的根基之一;温病学虽然是现代教材，但其内容却来源于古代温病学家的原著，如《温热论》、《温病条辨》、《温热经纬》、《湿热病篇》等，均是温病名家的经典之作，)其中包涵了丰富的临证经验和非常重要的辨治思路。因此，对于这些经典原著的内容，应予以保留，并作为深人研究中医理论的必要课程。加强原著的学习，不仅对提高学生处理疾病的实际水平很有帮助，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并能够使其在诊治疾病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中医的特色。

适应现状，弥补不足

首先，应当逐渐的适应目前的现状，尽管大家对该学科有诸多的`不同看法和意见，但为了将其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必须停止争论，将目光转向如何弥补其不足方面。比如，不要过多地纠缠其学科是否为桥梁课，可以按照以往的习惯仍将其定位在偏重临床，保持原有的特色和临床技能培养的重点。这样可以避免因教学重心不明确可能导致的学生学完三门课程后什么都不扎实的缺点。其次，为了改变学科合并后人员减少而产生的不利状况，除了要求全体教师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尤其是拓宽知识面之外，还可以考虑尝试让青年教师学习教授二门课的做法。既可以逐渐培养一专多能的师资力量，还能为将来的学术理论的整合奠定人才基础。同时，鼓励大家多做《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三门课程之间的交叉研究，力争从中找到一些较好的契合点，甚至提出新的观点、创立新的理论。

综上所述，中医临床基础学科的现状有喜有忧。面对现状，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积极的态度，有策略、计划的努力做好各项工作。

参考文献

[1]中医世家.中医基础理论

[2]中国中医基础医学199812

心力衰竭，是各种原因导致心脏负荷过重、心肌损害及收缩力减弱所致的心功能不全(失代偿期)的一种综合征，是各种心脏病的严重阶段，其发病率高，是世界性日趋严重的危害健康的主要问题。中学对本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渊源已久。在治疗上也已取得了较理想的疗效，我院近2年完成的中西医结合市级课题《中药益心汤对心衰患者血浆脑钠肽作用的临床研究》结果再次证实利用中医理论指导临床，运用中医中药治疗该病对于降低再住院率、病死率，及提高生存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1、中医学对心力衰竭的认识

心力衰竭属于中医的“心水”、“心悸”、“喘证”、“水肿”等范畴。《内经》记载：“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脉痹不已，复感外邪，内舍于心……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上气而喘”，“心胀”和“心痹”就其临床表现而言可归于心力衰竭。张仲景发展了《内经》水气为病的思想，提出了“心水”病名。《金匮要略》：“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人阴肿”，描述出心力衰竭的主要症状。中医学“心衰”病名首见于唐代孙思邀《备急千金要方》。详述见于宋代《圣济总录·心脏门》：“心衰则健忘，不足则胸腹胁下与腰背引痛。惊悸，恍惚，少颜色，舌本强”，此处“心衰”虽非心力衰竭的典型表现，但与心力衰竭是有一定联系的。

2、中医学对心力衰竭病因病机的认识

中医学认为心主血脉，心力衰竭则是各种病因导致这一功能受损而发生的病证。心衰的病因主要为心脏自病或他脏之病影响及心，造成气血阴阳诸虚，或六淫外邪犯心，从而损伤心脏。

心气虚衰为发病基础

心的主要功能是推动血液在全身经脉中运行以濡养周身，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心气”上，即心气是推动血液在血脉中运行的动力来源。心气充沛，才能维持正常的心力、心率和心律，才能保证心血的搏出，使血液在脉管中正常运行。正如《仁斋直指方》所谓：“人以气为主，一息不运，则机缄穷;一毫不续，则窍壤判……血脉流行者亦气也……盛则盈，衰则虚”。可见，若心气虚衰，推动血液运行无力，就会出现周身失养，进一步使心功能下降。《内经》称“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圣济总录》：“虚劳惊悸者，心气不足，心下有停水也”，则明确指出了心气虚为心力衰竭的基本病机。邓铁涛[1]认为：“五脏皆致心衰，非独心也”。肺、脾、肝、肾的功能失调都可影响到心，而发生心衰。心力衰竭的主要病位在心，又常常与肺、脾、肾等脏相互影响。

正虚为本，瘀血为标

心力衰竭发病机制始则多因心气虚弱、气不运血、心阴亏耗，表现为气阴两虚、心血不畅，进而气虚阳衰或阴损及阳，而致“阴阳两虚，心脉瘀滞”，成为心力衰竭的病理生理基础。尤以心阳(气)亏虚，心脏鼓动减弱，营运无力为其病理变化的主要方面。心气不足贯穿心力衰竭始终，是心力衰竭恶化的重要因素。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曰：“元气既虚，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为瘀”。心血瘀阻则出现心悸，胸闷胸痛，面色瘀黯，唇甲青紫，舌有瘀点或瘀斑等。

水气泛溢为最终结果

《素问·逆调论篇》说：“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水气之客也”。其认为除血脉不通外，心力衰竭还与水气内停有关。又如《三因方·水肿》称：“短气，不得卧，为心水”。心气虚损衰竭，无力推动血行，血流迟滞，瘀而成水。由此可以推论出：心气虚导致血瘀，血瘀又进而引起水停，从而引发了咳喘、水肿、心悸等一系列证候。

关于心衰病机虽有较多论述，但认识是有一致之处的，即心衰的正虚与标实是相互交织共同存在的。其中，阳气虚衰，水饮与血瘀内停是贯穿于心力衰竭病程中最基本的病理机制。心力衰竭的病因病机可以概括为：心气虚→血瘀→水停→心虚加重，与现代医学心力衰竭的神经内分泌机制(心功能不全→神经内分泌激活→心室重构→心功能不全加重)虽分属不同的理论体系，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3、中医治疗心力衰竭的研究进展

辨证治疗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灵魂，中医对于心力衰竭的治疗最重要的就是辨证论治，心力衰竭的辨证分型主要是依据病因病理的变化进行，由于心力衰竭的主要病理机制为本虚标实，所以现代大多医家都以虚实为纲，病变累及脏腑为目，结合临床实践辨证分型。

专法治疗

杨积武[9]创制的强心宁煎剂涵盖了现代医学治疗本病所倡导的强心、利尿、扩血管及抑制心室重构的治疗大法。方由人参、黄芪、附子、丹参、泽泻、五加皮、川芎、甘草组成。以达益气温阳，强心利尿，行气活血化瘀，安神宁心之功。吴时达[10]等认为心衰的中晚期经中医辨证多为阳虚水泛，采用温阳健心灵口服液以温阳益气、利水活血，具有良好的近期疗效。李庆海[11]认为本病虚以气阴两虚为主，而心肾阳虚则多见于疾病的末期;实以水饮瘀血为主，治以益气养阴、活血利水为基本治则，创验方参麦宁心合剂。方由人参、麦冬、五味子、葶苈子、云苓、玉竹、车前子、桑白皮、当归、丹参、枳实、生龙骨、生牡蛎组成。诸药合用共奏益气养阴、活血利水之功。益气养阴则气血充足，鼓动有力，活血利水则瘀散水行，郁热自消，心安神畅。我们根据多年的临床实践认为心衰为本虚标实之证，心脏阳气不足(虚衰)为本，水停瘀血为标。因此，治疗需标本兼治，在补虚的基础上兼以利水消肿、活血化瘀。治宜温阳益气，活瘀化饮为基础。自拟益心汤：黄芪、白术、茯苓、桂枝、炙甘草、泽泻、泽兰、枳壳、车前子、当归、桃仁、南葶苈子、党参、临床观察其对心力衰竭患者的左室射血分数及血浆脑钠肽的作用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实验研究

王振涛等[12]采用左冠脉结扎术致心肌梗死后心衰大鼠模型，观察了相同种类活血益气药的不同剂量配伍对心衰大鼠心脏系数及功能的影响，发现活血益气药可以改善心肌梗死后心衰模型大鼠心脏系数及功能，且方剂配伍中多量活血药的应用均能较明显改善心衰大鼠的组织学指标心脏系数。同时从心脏组织形态学角度证明了活血药和益气药均有逆转心室重构作用。赵英强等[13]采用腹主动脉缩窄术复制大鼠心衰模型，用原位凋亡检测方法及电镜观察强心剂组及对照组的心肌细胞凋亡情况，结果显示，正常对照组无心肌细胞凋亡，模型组凋亡明显，强心冲剂能明显改善凋亡，其作用与卡托普利相当。沈雁等[14]研究发现，温心胶囊能明显提高心力衰竭心肌被抑制的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物mRNA表达水平，加强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活性，阻止胶原降解及基质改建，调控细胞外基质代谢，提高衰竭心脏的射血功能。王洪良等[15]研究认为心复康口服液能通过改善慢性压力负荷性心力衰竭心肌线粒体腺苷酸转位酶1(ANT1)、心肌线粒体腺苷酸转位酶2(ANT2)的表达，从而抑制细胞凋亡、改善能量代谢，治疗心力衰竭后的心肌损伤。

应用中医药治疗慢性心力衰竭在各方面均有较大的进展，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临床应用。众多医家对于心衰的认识虽各有一家之言，但总的来看其认识大同小异，基本上倾向于本虚标实，气阴两虚，水瘀互阻。在增强疗效、改善症状、提高生存质量、避免不良反应等方面显示了独特的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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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沈雁，曹洪欣.温心胶囊对心力衰竭大鼠心肌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物mRNA表达的干预效应[J].中国临床康复，2005，9(43)：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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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医学是医学教育的重要学科,加强社会医学教学是健康观念与医学模式转变的必然结果,并且在医学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 医学

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其载体是人的生命，其目的是无限地接近人类生命过程的真理。医学应满足社会的医学需求，在社会中实现其维护人类生命的作用，因此医学又具有社会性。医学的社会性体现在医学的发展离不开人类社会的发展，更体现在医学社会工作中。

1 医学的发达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事实上也坚持了“客观性的原则，坚持可检验性、可证实性、可重复性的原则”[1];医学的研究物件本质上是人类的生命过程;并且医生依靠自己掌握的知识与经验来保护人们的健康，消除他们的疾苦。医生赖以进行工作的基础是医学科学技术，但由于他的工作物件是人，因而医学不是一种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高科技与人文科学的高度结合体。

医学的发达与社会的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1我国在上古时代医生就已经是专门的职业，如周礼天官就有正式文献提到医师的职责。然而，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比较落后，并非每个医生都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而一般人中只要略有学问且自己对医事有所把握者，都可为人切脉开药，直到如今仍有其余迹。2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了中国，从而丰富了人们的药材知识。《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还有一本传世钜著，那就是《黄帝内经》，她博大精深的科学阐述，不仅涉及医学，而且包罗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各项人类所获的科学成就。3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内外交通发达，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对药物学成就进一步总结已成为当时客观需要。公元657年唐 *** 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它比欧洲纽伦堡 *** 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在国外影响较大。4到了金元时代，中国医学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写成了《本草纲目》，该书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到了现代，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医学在各方面都取得好成绩。2003年抗非典的胜利，就是最好的例子。

医学的发展对人类有积极的教育作用 1中国古代医学发展较早，与传统儒学联络紧密，历代许多医学伟人都是由儒入医，积极用世的思想比较突出。儒家思想中的核心问题“仁”与“礼”同时也指导了医学的从业思想。孙思邈在《千金方》中的“序”非常明确指出“大医治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教含灵之苦，”清代袁枚评薛雪从医一语中的“圣学莫好仁，先生能以术全其民，使无夭礼，是即孔子老安少怀之学也。”从《周礼医师章》到《古今图书整合医部全录》，一部中国医学院史，“仁”的思想贯穿始终，可以说，中国医学史是一部闪耀着耀眼光芒的人文主义的历史。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不少人为攫取财富，践踏人性，毁灭人伦，无所不用其极。即使在医学界，草菅人命，乘人之危，坑蒙，已不是什么稀奇事。以中国医史作为当今医学界澄澈的参照，作为对当今唯利是图的人的棒呵，积极意义是明显的[2]。2中国古代的医学伟人。常带着实事求是勇敢探索的精神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从事医疗活动。因而他们在当时以致对后世都具有模范作用。从张机到后来的金元四大家，温病学说大家，他们无不是科学地牢记前人，批判地吸收前人经验，大胆提出自己见解，创立自己学说，推动中国医学事业不断发展，从而不断地促进人类的进步。

2 不同的社会时代有不同的医学模式

医学模式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科学发展水平条件下，人类为保护健康与疾病作斗争时观察、分析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标准形式和方法。历史上曾有过多种医学模式。1西周时已确定了一整套医政组织和医疗考核制度：置医师，掌医之政令;又分医学为疾医、疡医、食医、兽医等，为医学分科之始。当时 *** 机关已设官员掌管藏冰，变火，以救时疾。公元前五世纪，医学家秦越人扁鹊诊病已用望、问、闻、切的诊断法，尤长切脉诊断。2现在正面临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3]。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人的属性的认识，包括了人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对疾病的发生和变化，由生物层次探究到社会层次，医学模式增加了心理与社会的因素。心理―社会因素在旧的模式下，不会因不被认识而不发生作用，也不会因被认识而替代生物因素。心理―社会因素因其影响生物因素成为医学模式的内容，但医学的载体仍然是人体生命，医学所研究的本质上依然是人体生命过程。因而新医学模式并未使医学超出自然科学的范畴，而成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科学―实质上就是社会医学[4]。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仅重视生物因素，也同样高度重视社会、心理因素对疾病与健康的影响，甚至在此认识上形成了社会医学、心身医学、临床心理学等一系列新兴学科。它认为人类健康的维护取决于医疗技术、生态环境、文化心理、生活方式、卫生保健政策、经济发展等因素，也起著某种程度的决定性作用。这种医学模式不仅从观念上对健康与生命作出了这些理解，而且开始从医学角度对之进行论证，如不同文化心理的人群对于疼痛的忍受力、心理因素对糖尿病治疗的影响、医患关系对老年患者康复的影响、严重自然灾害对儿童精神健康的影响等等研究。这些研究不断地从实践上证明了这种医学观符合于人类健康维护的需要。也正因如此，它才在医学领域实现了还原论与整体论、医学技术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有机统一[5]。

3 医学的社会性对医务人员的要求

如今医学社会工作者的足迹已遍布世界许多国家的医院和社群。医学社会工作者的任务是关注患者的社会属性，把握患者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担医护技术之外的社会工作，扩充套件有利于患者和家属应对疾病、死亡等方面的社会心理调适工作，提高患者的适应能力，调动患者机体内在的自愈力，构建医疗技术之外的另一条途径，促进患者尽快康复;目的是强化医疗服务的人文关怀与照顾;与医护人员一起努力实现医疗的“全人”服务目标。目前应把化解医患矛盾、降低医疗纠纷作为工作重点。通过医学社会工作可以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树立良好的医院形象，提高医院声誉，增强医院竞争力，最终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1医学服务于社会，仅有医学是不够的。若说医学的社会实现“是一门社会科学”可谓恰当，甚而可言为“一门大范围的政治学”。在使用医学过程中进行的卫生服务机构研究、卫生经济学研究、技术及标准评估、决策分析等已不可能是医生所能完成的任务，需要有统计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加入。医学必须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一起，共同实现社会赋予的使命。基于这一点，医学应该超越狭窄的视野，在社会实践中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密切结合在一起;而另一方面，促进医学在社会实践中也不能只专注于医学，社会同样也需要战略的眼光，主动运用经济的、社会的手段，促进以医学为基石的公共卫生体系在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医学的社会实践既要落脚于医学，又不能孤立地依赖医学，既要充分地利用医学，又不能将医学的范畴扩大化。2医学社会工作关注的重点是患者的社会属性，弥补单纯生物医学的缺陷，强化人文关怀照顾，实现健康服务模式的完善，为此有很多与医护人员密切合作，需要与医院其他部门协调关系[6]。例如，患者对诊断治疗中的情况提出问题和意见，我们可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给予正确的解释，但有些问题必须由医护人员向患者和家属说明。尤其当前医学社会工作要特别协助医患双方的沟通和理解，了解患者和家属的希望、要求和意见，及时反馈给医院的管理者和医护人员，改进医院的工作。3社会工作具有国际公认的涵义，即以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念主导帮助他人。虽然社会工作的具体专业领域有所不同，但社会工作要充分考虑到受助人的需要及其主体性，人道主义是最基本的职业伦理原则[7]。维护生命，关爱健康是医学社会工作的第一价值原则，医学社会工作者必须尊重患者，关心患者，一切从患者的健康利益出发，热情、理解和真诚是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医学社会工作者是经过专业培训的，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社会职业角色，要以科学的助人技巧为手段，达到助人活动的有效性。他们要用广博的知识、技能和价值为社会提供安全、有效和建设性的社会服务。我国现在不能要求过高，但经过一定培训还是必要的[8]。价值理论是社会工作的灵魂，价值观和伦理观方面的培训必不可少;社会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是基础。社会工作方法和技巧的学习讨论也很重要;医学健康知识的具备有利于医学社会工作的专业需要[9]。

医学既是一门自然科学，同时又具有社会性。我们所作的医学社会工作还是初步的探索，还需要继续努力，我们相信随着社会转型，医学的发展，健康观念的转变，具有我国特色的医学社会工作一定会发展、成熟起来。

【参考文献】

1 蔡子微,胡怀明,侯维志.生物心理社会生态医学模式初探.牡丹江医学院学报，2004，5:23-242.

2 梁浩材.社会医学的历史使命.医学与社会，1998,112:1-3.

3 袁震.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临床应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5-6.

【摘要】人文素质是医学人才素质的核心，然而我国现行的医学教育，更多的注重专才教育，而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从而造成医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要转变医学教育理念，改革传统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营造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努力构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医学生 人文素质 重要性 方法与途径

中国医科院院长刘德培院士提出：人文精神是医学的核心，医学的使命就是对人从生到死的全过程的关爱和尊重。反思我国现行的医学教育，更多的注重专才教育，而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从而造成医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 这不仅偏离了医学的本质要求和医学教育的根本目的，也与时代越来越重视“以人为本”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因此，要转变医学教育理念，改革传统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营造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努力构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1 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现状

我国医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欠缺。

教育教学方式落后。

人文类教育课程设定不够合理。

2 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性

人文素质是医学人才必备的素质

医学人文精神是人类热爱生命、“以人为本”的精神，是医学的灵魂。医学生在治病救人，揭示生命、健康和疾病奥秘的同时，必然包含着对生命的认识，对患者的情感，对人类命运的责任等至关重要的人文使命。医学与人文的不解之缘，势必形成对医学人才的特殊要求，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本身的发展，医学人才的人文素质在医学人才成长过程中成为越来越不可或缺的内容。高等医学教育培养医学人才，人文素质教育在当今应该摆在首要的位置。

对医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

人文素质包括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以提高综合素质为目的，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医学教育内在的必然要求。未来社会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基本素质主要是由自然科学技术素质和人文社会科学素质构成,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因此，医学教育只有在重视医学理论知识传授的同时也注重对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才能培养出关注现实、关爱生命、关怀平民的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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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是医学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

医学的人文属性必定使医学突破以往生物、生命科学的框架,朝着整体化、综合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医学涉及到了社会、心理、伦理、哲学、环境、经济以及法律等人文社会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社会对医学发展要求的变化和医学内涵的不断拓展，必然提高对医学人才培养的要求，引起医学教育目标的调整。 3 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方法与途径

更新教学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有了全新的教学理念才能真正领悟教育的真谛。今天的医学生就是明天救死扶伤的医生，面对病人，医务工作者既需要有精湛的医疗技术，更需要有一颗慈善的爱心，只有与病人充分地交流合作，才能真正了解病人的痛苦，真正知晓疾病的根源，更好地治疗疾病。 因此做到文理渗透、情理交融、身心统一，用自己的博学与专长去治愈病人是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也是医生素质的最好体现。

因此，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一样都是医学生从事医学事业的必修内容，要把医学生的人文教育与科学专业知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转变传统教学理念，使施教者明白医学教育不仅仅是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同时也是“通才教育”，使受教者明白人文精神是医学教育的精神支援、动力源泉。

构建合理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医学院校应根据社会与医学发展的要求，遵循教育的内在规律，优化和重组医学课程结构，建立一套合理的人文课程体系。不仅要开设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等必修的传统医学生人文课程，而且要根据实际需求有选择的开设人文科学课程。

人文社会医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应积极尝试多种形式。如指导性自学、实践性学习等。必须讲求实效性，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在人文社会医学课程的学习成绩评价方法方面，应逐步推广以撰写论文、讨论、社会调查等方式进行考核，侧重培养医学生综合、分析及处理问题的能力。

营造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

在加强人文教育上，我们不仅要让学生直接通过课堂内容学习，还要让学生间接的学,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身人文修养。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

学校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其职能，加强学生社团的建设和引导，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充分发挥医学生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再者，要有计划地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学术活动不仅能够净化学生的心灵、陶冶学生的情操，而且有利于学生文化品位的提升和创新潜能的积淀。?

良好人文环境的营造还包括引导学生积极投身于社会服务中，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人文关怀。“社会实践活动不仅是培养医学生专业技能的机会,而且是培养医学生具有良好的人文精神的重要环节”。因此，学校应把握好这个环节，协同社会和家庭正确引导学生，提高学生的责任感，建立起回报社会的理念和奉献情怀。

中国古代农商富民社会研究论文

中国古代农商关系为农本商末，这一看法对中国发展产生的影响是不利的。不利于新的经济形式和新的经济因素即商品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制约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使中国以封闭落后的面貌进入近代化的世界。

中国古代金融业banking in ancient China1840年以前中国历史上的金融事业。商周（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 中国是产生货币较早的国家，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就有了金属铸币。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的资料看，商、西周时期人们在交换过程中主要使用实物货币和金属称量货币。当时的实物货币有贝壳、龟甲、粮食、布匹等，金属称量货币主要是铜。春秋战国（前770～前476）货币流通的范围更加广泛，人们逐渐普遍地使用青铜铸币。由于当时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的差异,以及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各诸侯国使用不同的货币。例如秦国的铜钱铸成方孔圆形，币文为“半两”，铸币权由国家掌握。此外，黄金和布也是法定的货币。战国末年，秦国制定的《金布律》是中国最早有关货币的法令。秦汉（前221～公元22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并把秦的货币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秦亡后,汉承秦制。为使货币重量更适于交换，西汉政府将铜钱的重量由“半两”（十二铢）改为“五铢”。从此五铢钱制度一直延用至隋代(581～618)。南北朝(420～589) 这一时期，信用事业有所发展。中国古代的信用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最初的借款对象是实物。以后随着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货币借贷行为越来越多。在封建社会初期，放款者主要是官府、贵族以及大地主等，而借款者往往有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逃债非常困难。因此这一时期的借贷主要是信用放款，而且利息通常较高。战国时期，放款取息已是非常普通的事情。秦汉时还出现了专门靠放债取利的人，称“子钱家”。有些子钱家资本相当雄厚，甚至政府有时为筹措军费也要向他们借款。到了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兼办信用业务的机构——寺院。当时佛教盛行，寺院遍布各地。僧尼在政治、经济上都享有不少特权。寺院不仅从事宗教活动,而且经营大量土地,兼营放款业务。除了传统的信用放款外，还出现了典当业，即抵押放款。唐(618～907) 法定货币有铜钱和绢帛两种。绢帛以“匹”为单位,多用于大额的交易。唐代废五铢钱,铜钱不再以重量为名，而改称“通宝”、“元宝”，发展为比量名钱体系更高一级的铸币形式。唐代货币经济有较大发展。但在流通领域中，铸币短缺一直是突出问题。因各地禁铜钱出境且铜钱较重,商人携带极不方便。唐宪宗时产生了“飞钱”，即商人在京师卖出货物后，把货款交付给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并从其处取得票券,回到地方后凭票取款。这种飞钱又称“便换”，是中国最早的汇兑方式。随着商业的繁荣，对外贸易的发达，在唐京城长安的西市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西市是长安最繁华的市场，面积约1平方公里,遍布各种店铺和作坊，其中有许多商铺经营信用业务,如柜坊、寄附铺收受存款,保管财物；金银店兼营兑换以及生金银的买卖；质库经营抵押放款。金融市场的初步形成以及汇兑事业的产生是唐代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标志。宋(960～1279) 货币经济的发展在货币形态上表现为白银的货币性加强和纸币的出现。汉代以前贵金属金、银都曾为货币,秦汉时期黄金是法定货币。汉代以后,由于货币经济一度衰退，贵金属失去法定货币的地位。唐末出现贵金属复入流通的趋势。宋代贵金属白银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绢帛一类的实物货币则逐渐失去其货币资格。纸币最早出现于10世纪末的四川，当时称作“交子”，开始时是由民间的富商发行，1023年后政府垄断了交子的发行权。宋代钱币的铸行量大大超过唐代，但在货币流通领域中却出现混乱和地区割据的局面。宋代铸币的种类很多，面值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数种；币材可分为铜钱、铁钱、夹锡钱。北宋(960～1127)时期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辽也铸造自己的货币。中原地区的宋王朝则有些地方使用铜钱，有些地方流通铁钱，还有些地方兼行铜铁钱。南宋(1127～1279)时占据中原北部的金国也铸造发行自己的货币。元(1271～1368) 结束了宋代货币流通分散混乱的局面，货币又趋统一。元代的货币以纸币为主，最初的纸币是可用白银兑现的信用兑换券，后逐渐发展为不兑现纸币。元代纸币不再以宋代“缗”、“文”等铜钱的单位为价值尺度，而以白银为价值尺度。元代的纸币制度已相当完善。1287年，元政府颁行的《至元宝钞通行条划》是中国最早、最完备的币制条例。宋元时期的信用事业较之以前并没有过多的发展，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仍是传统的高利贷信用。民间的信用机构主要是当铺。当铺在宋时称“解库”、“ 质库”,寺庙经营的称“长生库”, 元代时称“解典库”或“解库”。元代当铺除抵押放款外，有时还经营信用放款。除了私入开当铺外，官方也开始建立经营典当业的机构。如金政府曾设质典库,又称“流泉”,元政府设立公典，称“广惠库”。宋代以后,货币种类增多,因而兑换业发展。当时经营兑换业的有“金银铺”、“银铺”。宋代的“交引铺”除经营各种兑换外，还买卖各种钞引。汇兑业务随着纸币的流行而逐渐衰落。明清(1368～1911) 明代货币有纸币、铜钱和白银。明前期主要用纸币，明中叶以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清代(1616～1911)银、钱兼行。铜钱仿照明朝的制钱制度，由国家统一铸造发行，银锭则许民间自由铸造，因此各地的铸银在重量、成色上有不少差异，种类繁多。明清时期，金融业有显著发展，尤其是典当业日趋发达，当铺遍布各地。据统计，1644年全国有当铺两万多家，1744年时北京有当铺六七百家。有的当铺资本额高达数万两或十几万两。经营典当业的主要是商人，此外还有地主、官僚，甚至政府也投资设当铺，称为“官当”。当铺的业务除放款外，还接受存款，兼营兑换等。明清时期还出现钱庄、银号、票号等新的金融机构。钱庄起源于明中叶,最初规模较小,主要从事兑换业。明末，钱庄逐渐发展成为从事经营接近近代金融业务的机构,除兑换铜钱、金银外,还兼营放款、存款等业务。银号最早出现于清初，经营业务与钱庄类似。钱庄、银号还发行钱票和银票，可以用来兑换铜钱和白银。随着钱庄、银号在全国普遍设立，清乾隆年间以后，银钱票的流通非常广泛。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因经营者主要是山西人，又称“山西票庄”，起初只为商人办理汇款，后又兼办政府和官吏的公款汇兑和存、放款业务。除了民间自办的各种机构外，清政府也设立了官方的金融机构“官银钱号”，从事各项金融业务。

中国古代法律研究论文

论中国唐朝的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其杰出的代表之一就是唐律。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完备、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法制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唐朝继承发展了封建社会“礼法并用”的正统法律思想，强调社会风气需要礼教与刑罚相结合的原则，突出礼教对法律的指导作用。唐朝法律体系的核心《唐律疏议》就是完全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法律的指导思想的，它大量援用儒家经典的内容，儒家思想又集中表现为礼。它是礼法结合的产物，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法中的礼法关系。唐律的内容遵循礼的精神和要求。在唐律中，礼是确定其一般原则、罪名和刑罚的主要依据。同时也大量的溶入了封建等级身份差别的思想，将亲疏、尊卑、良贱之间的种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之后果表达得很详细。唐律中的一般原则都规定在它的首篇名例律里，它集中体现了整部法典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准则，对其它十一律的内容均有制约作用。 《唐律疏议》是唐高宗制定的完成的刑法典，是一部综合性的封建法典，其讲律文与疏议有机地结合未一体，反映了唐代律学的统一和发达。唐律共十二篇，篇目结构比较简单，律令简约也是唐朝统治者立法的原则之一，各篇律条的排序有着内在的逻辑性，分别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等篇（律）。记载了大量有关唐代政治、社会经济的资料，是研究唐代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的重要依据。 《唐律疏议》的基本特征就是对唐律律文进行周密、系统、完整的解释，即“疏议”部分，这部分是中国古代律学之精华的体现，它对律文所做的解释，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及其法理的色彩，建立起了一个律学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的律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它从结构上包含律文和相应的法律解释两部分，内容清晰且便于适用；唐律的条文涵盖广泛，疏而不漏，全面维护着唐朝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唐代对律文的疏解是古代社会解律经验的集中体现，对律文的各种解释基本上都包括在这一部刑律之内。 唐律是在隋朝《开皇律》基础上制定的，而隋律则继承了前代的法律。唐律根据秦汉以来封建立法和司法的经验，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罪名、刑制及司法原则加以整理，对社会关系各主要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它集唐以前我国封建法律之大成，成为宋元明清历代制定和解释封建法典的蓝本，并对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建立和完善封建法制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唐代的另一部重要的法典就是《唐六典》——封建国家行政制度的一部重要文献，这部文献与《唐律疏议》一样，对后世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产生巨大影响。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行政法典，它的编纂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制定，不仅是唐文化的珍品，对唐朝政治的稳定、对唐朝国家机构职能的正常发挥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而且对后世各朝代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使我国古代封建行政体制能超乎寻常地、稳定地沿续千余年。《唐六典》把凡具有行政性质的立法汇集在一起，经精心编纂，与律令格式相辅而行，使得行政法典成为与封建刑律并行的两大基本体系，这不仅是我国封建立法史上的创举，是中国行政法制走向成熟完备的标志之一，在世界中世纪法律制度史上也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法律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意志和愿望的体现，隋朝统治者的暴政和严苛的刑罚导致农民起义的历史给唐朝的建立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接受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建立和稳定专制统治体系。唐太宗李世民在唐初国策制定中是一位关键人物。他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有了较深刻和明智的认识。他强调要保持长治久安，就要实行开明统治，重视法律，刑法要宽平、简约，强调德主刑辅的治国手段。立法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唐初统治者，为了恢复经济、稳定局势、巩固统治秩序，在总结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刑罚体系——封建制五刑（包括笞刑、杖刑、徒刑、流刑和死刑），历来为后世各朝所称赞。 唐前期，以修定律令格式作为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到了唐后期，“编敕”成了唐后期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成为根据形势需要调整法律的主要形式。唐后期的法制，既是唐前期法制的继续，又非前期法制的照搬。在唐后期，敕的地位日益重要，它不仅跻身正式法典，而且法律效力和适用范围也远远超过律、令、格、式，而后者则大多成为具文。 综上所述，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长期居于世界法律发展过程的领先地位，并影响周边国家，成为东亚广大地区的主导性法律体系，唐朝的法律制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中国传统法制的成熟形态，形成中华法系的特色，奠定了中华法系的理论基础。

1． 论西周的宗法制度 2． 论秦朝法制的得失 3、论汉文景帝刑制改革4． 论汉律关于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的规定 5． 论“春秋决狱” 6． 论“十恶” 7． 论唐律关于婚姻制度的规定 8． 论唐朝的司法制度 9． 论唐朝的监察制度 10． 论宋朝法律的主要变化 11． 论明清的文字狱 12． 论封建法制对贵族官僚特权的维护 13． 论中国古代惩治贪官的法律规定 14． 论中国古代刑罚制度15． 论魏晋南北朝的时期法律制度的主要变化及其历史地位16． 评清末的预备立宪 17． 五刑沿革考论18． 论清末司法制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19． 论隋《开皇律》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地位20． 论中国古代会审制度的发展 21． 评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22． 论《唐律》的指导思想 23． 论唐宋到明清三法司职权的变化及其意义。24． 论秦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特色25． 从唐律的内容看中国法律儒家化26． 法家法治理论研究27． 论中国古代神权法思想28． 儒家法律思想评述29．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主要特征 30． 论汉初刑罚制度改革的内容及其意义31． 清末修律与礼法之争32． 论明代法制中的“重典治国”精神

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论文

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记叙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很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叙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但是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还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画，但是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离魂记》与《幽明录》的《庞阿》，《柳毅传》与《搜神记》的《胡母班》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主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自由，带来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文体的区分、文风与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新时期。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论著作，阐述了相当完整的创作论，它第一次把创作动机、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归入文学批评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既重视文学发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自身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较全面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成之关系，总结了创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作家品评失当，对声病说盲目排斥，在探讨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阐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发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使文学创作置于其影响与指导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希望能帮到亲哦~~

古代诗歌鉴赏技巧 作者： 刘凯 凤凰出版社 古老的中国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古代诗歌就像中国文化浩瀚海洋里的一颗明珠，熠熠闪光。璀璨的光辉映照你我，以它那或阔大或深曲的意境、或澎湃或温婉的情韵、或典丽或朴质的语言怡养着我们的性情，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由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环境的变迁，普通读者尤其是中学生，鉴赏古代诗歌仍有一定的困难。作为每年的高考专项，古代诗歌的鉴赏正日益爱到大家的重视。不过从每年的高考成绩看，古代诗歌鉴赏得分不高。虽然花的时间不少，但收效甚微。究其所以，固然和中学生的知识面狭窄、人生阅历不足有关，但最为主要的还是方法不当。因此，掌握一定的鉴赏技巧也就显得益发重要。这也就是编纂此书的目的。~~~~~~~~~~~~~~~~~~~~~~~~~~~~~~~~~~~~~~~~~~~~~~~~~~~~~~~~~~~~~~~~~~~~~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作者：万禾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为了积极配合高中新课程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的教学要求，适应新课程高考的要求，参照《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方案》，特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编写《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两本配套用书。本丛书有以下特色： 一、首家推出“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是考取第一层次（重点本科）必考内容，又属“史”无前例的新题型。我们参考部分高校自主招生试卷、台湾高考卷以及具有探索性质的海南等省高考卷，确定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以有一定限制性的开放性主观题为主，其难度略大于常规高考题，题目细分为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散文、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现代散文四个板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二、选文针对性强，试题原创性强我们根据近年浙江省高考语文试题和各省市高考卷所选诗文的特点与趋势编选诗文，注重选文质量，侧重名家文章。试题编制强调原创性、独创性，答案参照权威鉴赏辞典并经过学生实践后制定，确保试题与答案的准确性。另外试题、分值按照高考卷惯例设置，便于使用。~~~~~~~~~~~~~~~~~~~~~~~~~~~~~~~~~~~~~~~~~~~~~~~~~~~~~~~~~~~~~~~~~~~~古代诗歌与名句名篇(高中语文)/龙门专题作 者： 蒋念祖，陈国林 主编，孙国强 本册主编出 版 社： 龙门书局龙门专题》是针对中等程度及中等程度以上的学生研究开发的，尤其是对尖子生来讲，《龙门专题》是必备图书！这套书在设计上全面贯彻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中等程度的学生要特别注意：“知识点精析与应用”部分侧重夯实学生基础，重点在把基础知识讲细、讲透，适合为中等程度的学生奠定扎实的基础；“能力拓展”部分重点在于拓展学生思维，直接与中高考的难度、题型接轨，适合中等学生提高成绩。同步学习使用：《龙门专题》每一节内容都是按照教材的顺序编排的，因此可以随着教学进度同步使用，老师讲到哪里，就紧跟着做透哪一本专题。中高考复习：“基础篇”适用于第一轮全面复习，全面梳理知识点，从这一角度，专题比任何高考复习资料都要详细、全面：“综合应用篇”适用于第二轮专项复习，尤其是跟其他专题、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综合时，事半功倍。“万变不离其宗！”考试题目都是由基础知识演化而来的，因此基础知识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准确地理解、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才能灵活、轻松地应用和解题！使用《龙门专题》打基础，重点注意每节的“知识点精析与应用”，它分为三个小部分：知识点精析：可帮助学生更全面的理解重点，突破难点；解题方法指导：通过经典和新颖的例题帮助学生掌握解题规律和技巧： 基础达标演练：可以即学即练，便于巩固。“能力拓展”栏目是在牢固掌握基础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应试能力的，它同样包括三个小部分：释疑解难：以综合性，关联所学知识，并作深度的拓展和延伸；典型例题导析：最具代表性的例题、全面的思路分析、有的放矢的总结和反思，培养学生的解题技巧和方法：思维拓展训练：完美的拓展训练设计，提升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知识点精析与应用”用于梳理知识脉络，掌握基本知识点；复习时侧重使用“能力拓展”栏目，这部分立足于教材，对中高考必考内容进行拓展提升，也包括了一些难点和失分率较高的内容。此外，“本书知识结构”、“本讲知识网络图”能帮助学生迅速快捷地掌握全部知识体系，提高复习效率。在中高考的复习备考中，还要注意：近年本专题知识在高考（中考）中所占分数比例，紧跟第二轮专项复习节奏使用。~~~~~~~~~~~~~~~~~~~~~~~~~~~~~~~~~~~~~~~~~~~~~~~~~~~~~~~~~~~~~~~~~~~~~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作 者： 田福春，杜静卉 主编出 版 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是《决胜高考》丛书中的一本，由北京海淀区中学语文专家精心打造。作者精心挑选了与知识方法相匹配的历届高考题及与高考有关的习题供读者练习。书中另附有2008年各地高考古代诗歌题，可以帮助考生提前进入备考状态，在考试中取胜。 本书从古代诗歌的分类、意象的分析、意境的分析、写作手法的分析、思想感情的分析、语言风格的分析六章节对诗歌鉴赏中所涉及的问题加以分类解说。每一分类中都包括三个环节：锦囊妙计、小马过河、恍然大悟。 本书侧重实用，可操作性强，省去了教师整理知识点、挑选习题的过程，可拿来即用。学生即便没有老师辅导也可以独立完成古诗鉴赏的复习。 本书可供中学生、职业高中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及语言文字工作者使用，也适合中学语文教师备课时参考。 ~~~~~~~~~~~~~~~~~~~~~~~~~~~~~~~~~~~~~~~~~~~~~~~~~~~~~~~~~~~~~~~~~~~~~中国古代歌诗与当代歌词鉴赏作 者： 赵飞 编著出 版 社：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书共十二讲。导言讲述了古代诗歌与当代歌词承上启下的渊源关系，旨在引导学生溯千年文化之流，饱览我国民族精神人文风光。第一讲至第十一讲，着重探讨了十个时下大学生至为关注亦为之困惑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进取不息的人格力量在时空坐标上的悲剧意义？女性至美的社会价值以及古代女性形象留给我们今天的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坦然地做到笑对人生宠辱不惊？怎样处理对精神和生活有着重要支撑作用的亲情和翃？经得起时空跨度考验的爱情方为真爱、至爱；从伟人光彩中的瑕疵看人物个性的丰厚性；“大我”、“小我”完美集合于一体方为最高至善之境界……。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提供更大的自学空间，教材在最

田园风光美 人民生活苦——中国古代田园诗词一、 所谓田园诗，应是指歌咏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人们通常把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些诗称为“田园诗”，因而后世的文学家便把田园诗的范畴限于隐居乡野诗人的作品，把其题材局限于写农村田园的风光和隐士的乡居生活。这样的理解，大致符合早期文人田园诗的创作情况，但它既不能包括《诗经》及汉乐府中许多写农村田园生活的作品，也无法概括唐宋以后田园诗内容的全部，因而是片面的。 田园诗创作公认的典范作品是范成大的田园诗作，而其代表作首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其中有许多内容是狭义的田园诗定义所无法包括的。如：“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再如：“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铜钱买酒回。”显然这两首诗中既未写农村田园风光，也没有隐士的形象，却反映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所受的剥削。诚然，写这类题材并不始于诗人范成大，只是在此之前它习惯上不被文学家视为田园诗。范成大对田园诗的最大贡献也许正在这里。他把以反映农村现实的诗作归入田园诗苑，使田园诗上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也把传统的田园诗从仅写知识分子闲情逸致的狭窄樊篱中解放出来。 因此，如果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为标准来确定田园诗的疆域，田园诗应指以农村为题材，反映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它既有写农村自然风光和隐士生活的一面，也包括乡村的民情风俗、农民的劳动生活、农村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等内容。这样的认识，不仅更符合我国古代田园诗创作的事实，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田园诗的思想价值，使它较之山水诗、咏物诗、爱情诗更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 二、 《诗经》中一部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其代表作如《豳风•七月》、《周南•芣苢》、《魏风》中的《伐檀》、《硕鼠》，这些作品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们从事农业劳动和艰苦生活的情况，并辛辣讽刺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诗作大都出于社会下层人民之口。汉乐府中以农村为题材的田园诗不很多，但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中如《江南》诗展示出江南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乡村男女青年劳动生活的快乐，而《平陵东》则写官吏公开劫掠农民的财物。这些早期田园诗作开创了田园诗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后世的田园诗创作及整个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位田园诗人。他接近农民，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他的许多诗歌，表现对劳动和农村田园风光的赞美，道出了自己恬淡闲适的生活和情趣。由于他的诗风格质朴自然而形象鲜明，语言上也很有成就，因此对后世田园诗的创作影响极其深远。 唐代是田园诗创作异彩纷呈、云蒸霞蔚的时代。初盛唐时期，经济繁荣，优裕的物质生活，使诗人陶情田园山水，他们或把隐居乡野山林作为求官出仕的“终南捷径”，或因官场失意，把过乡居生活作为超脱宦海风波的方式或麻痹政敌的韬晦之计。这一时期还产生了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派。孟浩然以布衣终老，隐居故乡的鹿门山。王维在仕途受挫后，买下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庄，亦官亦隐。他们的田园诗具备下列两个特点：一是与山水诗融合，许多写山村自然景观及隐士生活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无明显的区别，充其量也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如《积雨辋川庄作》、《山居秋暝》、《新晴野望》、《过故人庄》等。二是王孟(尤其是王维)的诗较之陶渊明、谢灵运更重视意境的刻划，从大自然恬静的美景中显示出诗人高蹈出世的情操和志趣。如王维的《渭川田家》、《桃源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无不如此。王维的田园诗，意境既浑融完整，又多精工刻划，语言也清新洗炼，可谓从内容到艺术上都融合了陶谢二家之长。由于王维崇尚佛老，故他的田园诗更静穆，诗境更有层次，有更深的底蕴，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他们很少写农民，从不接触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因而其思想价值不高。 李、杜二位大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流离漂泊中与农民有了广泛接触，甚至定居乡间。他们的诗中或写农民的劳动生活，或写农村的自然景物，或写战乱年代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李杜虽不以田园诗名家，但其田园诗作同样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同时代的诗人如储光羲、韦应物、戴叔伦，也都不乏田园佳作。 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痈疽一直未能根治，战乱、灾荒、统治者的巧取豪夺给人民带来不幸。“国家不幸诗家幸”，中晚唐时期却成为现实主义田园诗作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虽也有“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杜牧《商山麻涧》)、“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那样恬适、宁静的乡居生活，诗人笔下更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唐彦谦《采桑女》)的血泪篇章。中晚唐的田园诗较少受陶、谢的影响而上接《诗经》和《汉乐府》。许多作品讽刺辛辣，见解深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还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是善于向民歌学习。这些民歌原先是用于歌颂农民的劳动和爱情，故刘禹锡、白居易等仿效民歌的作品，较多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其二是与新乐府运动的密切结合，张籍、王建、白居易便是善于写田园乐府诗的大家。如张籍《野老歌》、王建《田家行》、柳宗元《田家行》、白居易《杜陵叟》都是这类田园诗的杰构。 宋初的田园诗创作受中晚唐诗风影响，这与当时整个诗坛的情况是相似的，但在这一领域中西昆派诗人并未涉足。这是因为西昆派诗人大都是达官贵人，他们不仅没有亲身体验躬耕乡居的隐士生活，对民生疾苦则知之更少，因而宋初田园诗中看不出贾岛、姚合、李商隐的明显影响。这一时期写作田园诗较多的是受白居易和晚唐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影响的一些关心民瘼、政治地位不高的诗人。如王禹偁《田调》、《村行》，梅尧臣《田家语》、《陶者》，张俞《蚕妇》。这些诗还未打上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烙印，也还未形成自身的明显特点。 开创宋代诗风的苏轼、黄庭坚及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王安石的田园诗作，则不仅一般具有关心人民疾苦的内容，而且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如苏轼之《山村五绝》，便尖锐讽刺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由于盐法太苛，百姓没有盐吃，有的甚至铤而走险去带剑贩卖私盐。其《吴中田妇叹》更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尖锐讽刺了“青苗法”。黄庭坚之《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诗中也说：“今日有田无米食”，“正苦无钱刀”也写出“青苗法”实行中的弊端。这里显然不难看出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之相反，王安石的《后元丰行》则热情讴歌新法实行十年后农业大发展，社会出现暂时的安定景象。毫无疑义，这是对新法理想化的歌颂。王安石变法使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农民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诗中出现如此政见旗帜鲜明的田园诗作，这在整个田园诗词发展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词作，最早为张志和《渔歌子》，其后五代孙光宪《风流子》也以描写田园风光为内容，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但唐五代词中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毕竟是很少的。我国词史上第一个较多写作田园词的是北宋大词人苏轼，如他去徐州城东石潭谢雨途中所作的《浣溪沙》五首便是其代表作。它拓宽了词的领域，使词空前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社会生活。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是写田园词最多的大家。他自号稼轩，据其自己解释，就因为“人生在世，当以力田为先”。他的田园词作大都写于退居带湖、瓢泉时期。其中《清平乐•村居》、《鹧鸪天•代人赋》等均为脍炙人口的田园词章。这类田园题材的词作，较多使用白描手法，以质朴清新的格调，反映出农家生活的片断和农民的音容笑貌。陆游一些写渔父闲适自在生活的词作，实际寄托着作者的理想。 陆游还和杨万里、范成大以写作田园诗著称。他们都是年老告别官场以后长期退隐田园的。他们对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寄予了满腔同情，其中尤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作成就更高。它描述了江南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示了宋代农村的风土人情，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对农村自然景物的描写与对封建剥削的揭露结合起来，并以浓墨重彩写到农民的劳动和生活，赋予以闲适为其特征的田园诗以更深刻的内容，使近两千年来千汇万状的田园诗汇入一流。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历来被推为田园诗的光辉典范，这是因为它不仅题材开阔，而且诗句清丽明快，形象鲜明生动，而成为田园诗发展史上的丰碑。 值得一提的是宋亡以后月泉吟社遗民诗人的田园诗。月泉吟社是吴渭、谢皋羽、吴思齐发起成立的。他们于丙戌年(1286)小春望日(十月十五)，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年(1287)正月望日收卷。后收得2735卷，评选出280人。于三月三日发奖。其中颇多值得一读的好诗。如此众多的人参加同一题目的田园诗创作，这是我国田园文学史上的空前盛事。 金元时期的田园诗词为数不多，但却独具特色：其一是诗与绘画艺术的紧密结合，其二是多反映牧民生活的作品。金元时期是我国书法绘画艺术迅猛发展的时期，大书法家、画家赵孟〖FJF〗瞓〖FJJ〗奉太后懿旨作的《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大画家倪瓒的《荒村》、《东林隐所寄陆征士》等作品均为诗画结合的田园诗代表作。赵孟〖FJF〗瞓〖FJJ〗虽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但他被荐于朝之前显然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农事很熟悉，故这些田园诗历历如绘，颇有诗情画意。倪瓒为元四大画家之一，尤擅水墨山水画，他的诗多取材于太湖一带，田园与山水融合，意境幽淡萧瑟，且诗中有画。金元两朝还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故田园诗中也多牧歌式的作品，这在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尤为常见。 明代是我国诗歌史上成就平庸的时代。田园诗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并未能使人有一新耳目的创新。但继承《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在明代田园诗中还是随处可见的。从明初的高启、于谦，到明末的张纲孙、陈子龙，都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写下了反映人民苦难遭遇，能下千年之血泪的佳作。钦叔阳的《税官谣》还以诗记叙了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昆山农民葛成领导的抗税斗争。这在明以前的田园诗中是很少见的。 清诗是继唐诗、宋诗之后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大，使唐诗也瞠乎其后；其成就之高，也是可与唐诗媲美的。清代的田园诗，同样具备这样两个特点。清词是与宋词并峙的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也远出宋词之上，其田园词亦然。 清初战争不断，农民除经济上受沉重剥削外，还得为军队服劳役。施闰章《牵船夫行》、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对此都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这段时期，农民、盐民受苛捐杂税的残酷盘剥，以至岭南一带竟发展到人吃人的地步。宋琬《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吴嘉纪《绝句》、屈大均《雷女织葛歌》、《菜人哀》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令人读之下泪。清初一些遗民诗人(如顾炎武)也写过一些反映隐士生活的诗，但他们并未忘怀国仇家恨，隐居往往是抗清活动的思想准备。 随着清政权逐步巩固，经济繁荣，物质生活也逐步富足起来，田园诗词从题材到审美趣味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知足饱和，恬淡自适的田园诗词又应运而生了。如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王士祯《真州绝句》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其写景优美，笔致清新，恬淡自然，与陶谢、王孟的田园山水诗格调相近。但清代是我国最末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的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清朝后期更为腐败，统治者穷奢极侈，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加剧，加之自然灾害，使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样的社会现实反映到诗词中，使清代中后期的田园诗创作中又涌现出大批现实主义杰作。周弘《道旁叹》揭露赈荒之弊，查慎行《村家四月词》写农民以人拉犁的苦况。蒋楛《河堤曲》以民谣形式，写黄河泛滥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令人欣喜的是从田园诗中传出的不仅是农民的痛苦呻吟，还传出愤激反抗的呼声。如赵执信《甿入城行》写县令以赈荒名义到农村催租逼税，激起农民的反抗，这是古代田园诗中不多见的光辉篇章。 鸦片战争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与血和火一起闯入中华大地。但这一切并未给中国农民带来福音，它只导致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田园诗人笔下的农村，已完全见不到恬静与幽美，到处是饥荒、弃儿、流民……。魏源的《江南吟十章》写苏州农民将粮田改种花木，道出封建经济的破产。陆嵩《鬻儿行》、姚燮《谁家七岁儿》、贝青乔《杂谣》便写出荒时暴月，农民被迫逃荒讨饭，小儿被遗弃或被卖掉换粮。郑珍的《经死哀》、黄遵宪《邻妇叹》、周实《睹江北流民有感》都艺术生动地写出封建社会末期我国农民生活的苦难。他们这啼饥号寒的呐喊，仿佛产妇分娩时阵痛的呼叫。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应该被埋葬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就要在这痛苦的呼唤声中诞生。三、 我国田园诗词源远流长，历来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两千多年我国古代社会的现实。其中许多作品，甚至比正史更具体深刻地反映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出兵攻宋，朝廷因正规军不足，下令征集乡兵。地方官为邀功而滥行征点，又适逢夏雨成灾，梅尧臣在襄城知县任上作的《田家语》、《汝坟贫女》两诗就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点弓手”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有些田园诗还能印证正史：《明史》记载于谦任山西巡抚时因平反冤狱，救灾赈荒，兴修水利，使人民安居乐业。于谦本人在《平阳道中》以“相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实况。古代田园诗词中的许多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苑中的瑰宝，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 田园诗词与民歌有着血肉的联系，早期见之《诗经》、汉乐府中的田园诗自不待言，唐宋以来的田园诗词与民歌也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联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田园诗大量见之于新乐府诗人如张籍、王建、白居易的乐府诗中。这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田园乐府诗显然胎息于民歌。其二是模仿民歌曲调创作的田园诗词。最典型的是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的《竹枝词》(又称《巴渝词》)，便是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改词而成。此外如《杨柳枝》等也都是向民歌学习的产物。民歌本属社会下层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口头创作，因而这类受民歌影响而写作出来的田园诗词，大都能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艺术上也大都独具特色，新颖别致。 田园诗与山水诗在文学史上是一直被相提并论的，但山水诗的出现要比田园诗晚得多。《诗经》及两汉的诗歌中没有以山水为题材的，两晋玄言诗中已有写山水的成分，但山水诗的兴盛是在宋齐时期。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作者大都是同一类政治上失意或隐居山林以等待一朝交泰、飞黄腾达者，或是从官场退休林下、颐养天年的人。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交叉发展如同珠江的支流北江和西江一样，它们来自不同的源头，在三水附近合流了，随即又分开了，但分流而下的江水中已分不清哪些水来自北江，哪是来自西江。盛唐以后写农村自然风光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没有严格的界限，在一部分作品中甚至兼及这两方面的题材。明清时期，这样的作品已颇为可观了。而另一部分反映现实的田园诗，则与山水诗一直并行发展，没有相互融合。融合和分流是文学题材、形式发展的两种方式，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关系也正如此。但从艺术上来说，田园诗比山水诗的表现手法更为丰富，这是与其题材的多样性是一致的。 总之，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某些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可以成为文学体裁的历史教科书。阅读这些田园诗词，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社会，可以从中研究古代农村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补正史之不足。田园诗中大量写农村田园风光的诗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能给人美的享受。对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我们应给予更多的重视。

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意境以佛老思想的典型表现而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在西方文论中尚难找到一个与之相当的概念或术语。 所谓意境，传统的理解是指作者（有时也包括读者）的主观情意和作品反映的客观物境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情、景是构成意境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谢榛《四溟诗话?卷三》），“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触景生情，以情状景。王国维认为：真景物、真感情融合形成的意境，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所在。 因此，在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教学中，不深入体味意境，是绝难理解诗歌的内涵，领略诗歌的艺术魅力的。 然而遗憾的是，当前的诗歌教学往往流于形式和片面，只注重对字、词的解释和诗句的简单对译或表面理解，而恰恰忽视了诗人所创设的艺术境界的体味，致使课堂教学单调乏味，难以培养学生的阅读、思维能力和审美情趣。 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如何教会学生体味诗歌意境，培养审美能力呢？我以为，把握诗歌的独特性语言，是深入诗歌意境、领略深层内涵的前提。 一、研究语言，把握跳跃 大家知道，诗歌是诗人形象思维的产物，无论是摹景状物，还是叙事抒情，诗人总是把自己深切的感受和激昂的情绪，借助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倾吐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同时，好的诗歌要求在短短的篇幅中高度集中、高度概括的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变迁。因此特别讲究炼字炼句炼意，注重凝炼、含蓄、形象、生动，由此使诗歌在意象和诗句、章节上呈现出明显的跳跃现象，其间有意省略的过渡和关联的字句，便成了留给读者想象、思索、补充的“空白”。 这种语言的跳跃性是诗歌语言的一大特色。所谓跳跃，是指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不同意象的组合：或是利用词语的多义性和含蓄特征，有意识地将所要表达的内蕴、意境委婉的隐藏在字词背后，让读者透过字里行间的空隙去发现并加以领略。这种在其他文体中难以想象的跳跃是实现诗歌语言精炼含蓄、形象生动及意境塑造的重要的艺术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