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研究论文

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研究论文

这位兄台是写论文吧,最好是找找张爱玲的一二部小说看看,论角色还是选取23个为好.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 看张爱玲笔下的女性 相关文章较多，仅供参考： 1 论冰心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05 2 张爱玲和她的女性观 华文文学 1997 01 3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及其在《传奇》中的表现 韶关大学学报 1997 03 4 试论丁玲与张爱玲“女性意识”之异同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03 5 冰心·丁玲·张爱玲——“五四”女性神话的终结 学术研究 1997 09 6 张爱玲对女性生存价值和地位的透视与探索 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 01 7 最是寂寞女儿心——张爱玲《传奇》中的女性心态 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 02 8 不彻底的悲剧 无绝期的苍凉——张爱玲和她的女性世界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03 9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重叠性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03 10 菲勒斯中心话语——张爱玲与中国女性文学漫谈 青海师专学报 1998 01 11 女性焦虑与丑怪身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亚文化群体 社会科学战线 1998 02 12 双重意义的女性文本:张爱玲的女性主体论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8 02 13 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8 04 14 女性悲剧的体验与书写——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 1998 03 15 张爱玲的女性观及其前期创作 中国文化研究 1998 03 16 苍凉的启示——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女性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1998 01 17 苍凉的月亮——张爱玲创作的女性主义阐释 河北学刊 1999 01 18 徘徊于“死世界”的女性——张爱玲与其作品中的畸情意识 河南电大 1999 04 19 张爱玲小说与女性问题:教育、事业、爱情与婚姻的挑战 社会科学战线 1999 03 20 四十年代女性文学“三人厅”——张爱玲、苏青、梅娘创作比较谈 东岳论丛 2000 04 71 不息的生命:张爱玲笔下三类女性的生存图景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02 72 “吃”与“被吃”背后的女性生存本相——试论张爱玲《金锁记》的主题意蕴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2003 02 73 从女性心理痼疾看张爱玲小说的现实意义 长春大学学报 2003 02 74 论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的“世俗性”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2003 04 75 琐细生活的女性言说——张爱玲苏青散文比较论 肇庆学院学报 2003 04 76 女性爱情婚姻心理的深度艺术表现——张爱玲《倾城之恋》和玛格丽特·米切尔《飘》的比较研究 湖南社会科学 2003 04 77 张爱玲、王安忆与中国现当代女性小说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2003 04 78 以日常生活的逻辑消解女性的理想形态——对张爱玲几部中篇的一种解读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03 03 79 张爱玲:女性视角与都市风情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04 80 高压下的病变与疯狂——张爱玲女性形象塑造心理分析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04 回答者： 直布罗陀的鱼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4-4 15:29被驯养的狐狸M朋友，你好。以下地址里面都有关于你在提问中所说到的“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的文章。

这是我百度的~~ 张爱玲的许多小说主要都是通过描写女性的，她对女性的感情、家庭、婚姻都进行了深刻的描写。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是与那时候的社会环境下的女性一样，是一个纯粹的女性，她们有花一般的青春，可是在封建思想的折磨下，大都走向命运的悲剧，不觉让人觉得怜惜。于清在《张爱玲全集》写道：她寻的是女奴时代谢幕后角色的方式，表达了她深深的渴望女性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里的，诸般枷锁的桎梏，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地生存。从她的小说中，我读到了对女性生存的担忧，无爱的怜惜，更读出作者对女性无微的关怀。这次论文我从女性出发，谈一下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的命运，主要是写《金锁记》、《倾城之恋》、《半生缘》、《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女主角。 开始喜欢张爱玲的小说因为她华丽的辞藻、丰富的情感、形象的比喻，心中暗暗佩服她的文笔。的确正由于这些原因很多人读她的文章会很吃力的，包括我，但是我还是无可救药的喜欢上这个拥有古典气质的女性写的文章。不过看多了她的文章我开始不会只注意她的文笔了，她对女性命运的描绘更深深地吸引我。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很美，然而她们都无法摆脱在我国戴了已久的封建枷锁。女性地位的地下让她们无从顾及自己的情感，而是关注自己的生存问题，她们选择了依附于丈夫依附于物质。 我觉得曹七巧这个人物描写的是最好的，她把曹七巧的变态的心理，扭曲的命运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可否认曹七巧的悲剧大部分是由她造成的，还有一部分是由当时那个门第观念强烈、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那个社会，那个门府及那场金钱买卖的婚姻造成的。在那个冷漠的姜公馆里，把一个曾经充满青春活力的姑娘变成一个“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①。或许她曾经有过美好的梦想，对爱情的美好憧憬，然而一场金钱阴谋的婚姻将她带到一个不属于她的世界。那个世界没有爱，没有安全感，更没有她想要的爱情，有的只是无情、蔑视、空虚、腐烂。她没有封建时期女性的软弱，没有逆来顺受，她反抗着，然而她还是在人生的岔口中迷路了，她的反抗让她走进更悲惨的，更扭曲的命运。是的，曹七巧的“恶”是对命运的反抗，在她认为唯一可以依赖唯一不会看不起她的金钱面前，她疯狂了，带着那个沉重的枷锁，她开始扭曲了她的心灵。她报复，却把她的怨恨都发泄在儿女的身上，在她身上看不出半点母性，那令是人代代传颂的母爱在她身上荡然无存。拆散儿女的婚姻，迫害儿女的幸福，她认为世上没有真正的感情，那些人只是看上他们的钱。“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②。 或许很多人会讨厌这个心灵变态之人，但我非然。我对曹七巧的命运深感同情与惋惜，我一边看着一边在心中祈祷，七巧在最后醒悟，得到她想要的幸福。毕竟她曾经有过善良、那么迷人，如果能抛开黄金枷锁，离开那深深大院，她是那么迷人的。 对曹七巧深感同情，然而我对葛薇龙却丝毫没有同情之心。葛薇龙丝毫一个学生，是一个接受过教育的新生女性，可是她的思想却依然是那么的腐朽。在金钱的诱惑下，她不能自控，金钱满足了她内心潜在的虚荣心，最终由良沦“娼”。不禁让我惋惜她所学的教育，或许这正是当时教育的腐朽吧。在她身上我看到了梁太太的缩影，她走的正是梁太太的旧路啊。从梁太太身上我也看到了葛薇龙日后的命运。她们都没有女性的独立意识，为钱放弃一切的精神追求。她们都形成一种错误的人生观，对于女性而言,爱的需求是次要的,首先考虑的是物质欲望的满足。 葛薇龙的命运给新一代女性敲醒警钟，女性无论在何时都应该有独立意识，只依赖物质的人生终究是走上一条不归路，一条失去自我的，空虚的，堕落的路。否则我们将会再一次重蹈葛薇龙的命运啊。 王安忆在《世俗的张爱玲》中写道：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俗气。可是在我看来她并非这样，我想张爱玲一定很喜欢她，那个不再是为钱而活的女性，接受新教育，她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个性与风格。是的，她就是顾幔帧。顾幔帧的形象改变了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在大众心中的印象，她不再是空虚的、疯狂的、堕落的，她只是一个极为平凡的上海小户人家的女儿。她的善良，独立深得读者的喜爱。她对婚姻的看法不再是为了找一张长期饭票，而是毫无杂念的，她和沈世均的感情的纯洁的，没有负担的。然而命运总是抓弄人，她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命运的安排，她是为姐姐、为家庭、为自己走向悲剧。十四年后，一切归于平淡，可是已经不能回去。 在看着张爱玲众多的作品中，《半生缘》让我耳目一新，更把我从那空虚、腐烂、堕落的世界中拉出来，让我看到新一代女性的坚强，一个平凡女性，一个柔弱女性的坚强。虽然如果她跟沈世均在一起了，或许不能更好的表现她的坚强吧。但看到这样的结局我的心是一阵的窒息啊，可惜啊，可惜。我是多么希望这样一个坚强的女性能获得她应有的幸福啊。 有人说张爱玲很疼爱顾幔帧，因为她的感情是纯真的。但我却认为张爱玲是疼爱白流苏的，至少她给了白流苏一个幸福的婚姻。没错，白流苏是一个留学生，然而新生思想却一点也没有存在，她给白流苏的是一个彻底的封建性灵魂。我想白流苏是一个依附丈夫或依附于“物质”，以“物质金钱”为第一位作为择爱的目的与标准，失去追求自由的勇气和力量的典型范例。白流苏那婚姻当赌注，结婚只是为了拿到一张有保障的长期饭票，所谓的教育只是出嫁前的准备罢了。但是无可置疑，白流苏是幸运的，香港的沦陷成全了她，在哪一个烽火连天的夜晚她醒过来了，“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部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一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③。“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人，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个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④。平凡就是幸福的，所以说张爱玲应该是眷恋白流苏的。 是啊，白流苏的命运在张爱玲笔下众多女性中应该是最幸运的，一场意外，让她收获到一份真挚的感情，得到平凡的幸福。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只是一个平凡的男人，别计较爱的代价，都已经沦落在天涯。“雨过白鹭州，留恋铜雀楼，斜阳染幽草，几度飞红，摇曳了江上远帆，回望灯如花，未语人先羞，心事轻梳弄，浅握双手，任发丝缠绕双眸，所以鲜花满天幸福在流传，流传往日悲欢眷恋，所以倾国倾城不变的容颜，容颜瞬间已成永远，此刻鲜花满天幸福在身边，身边两侧万水千山，此刻倾国倾城相守着永远，永远静夜如歌般委婉”我想就是对白流苏和范柳原感情的真实写照吧。在他们的婚姻中我看到了没有功利，没有金钱欲望的婚姻，也告诉着我们感情其实要抛开一切的名利，平凡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也许这就是我喜欢白流苏的原因吧。 张爱玲塑造的每一个女性的形象似乎在向众多的女性敲醒警钟，独立才是新时代的主题，不能把生存寄托在别人手里。谁说张爱玲的小说俗气，我觉得张爱玲的小说的主题应该是从人类诞生开始就应该注意的问题，即是用于现代的教育，她依然有着她独特的教育意义。她在塑造这些人物的同时无不透露出她对女性生存的担忧及对女性深切的关怀啊。新一代女性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1]

张爱玲的女性形象毕业论文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颇多，在她们身上隐射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女性独有的个性以及她们的悲惨的命运。初读《半生缘》总觉得曼桢的不幸是曼潞和祝鸿才害的，质问曼璐怎么可以这样设计害自己的妹妹。其实，曼路也是很可怜的，为了家里的生计沦落为舞女，但却不被家人理解，结婚后又无法生育，才会想让自己的妹妹做自己丈夫的姨太太。应该说这是整个社会形态所迫，社会的腐朽黑暗，人的思想昏庸无能，当然曼桢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个性也是导致这样一个悲剧结尾的重要原因。曼潞和祝鸿才对她的所作所为只是一个开始，但把她推向深渊的却是她自己，并且由于她的认命她的妥协不仅害了她自己更害了深爱她的世均，也间接的害了翠之害了叔惠。她不只是让自己不幸福更加让三个家庭都不幸福了。如果她不委曲求全，直接去向世均坦白一切，如果他可以接受那固然是美满的结局。如果他觉得难已接受她的失贞，那至少以后可以坦然的生活，而不活是活在回忆或假象如果当年如果向爱人坦白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情形。活着不是为了后悔，曼桢最后对世均说的那一句：“世均，我们回不去了，回不去了。”这句话包含着多少悔恨，多少无奈。她自己也知道原本这幸福是属于她，但现在她失去了这个资格并且是永远的失去了，人世间最痛苦的莫过于此啊。没有死去活来的告白，也没有山盟海誓的轰烈，一切就如同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当爱情静悄悄地到来，又被人生的起落所折磨，被岁月的洪荒所沉淀，被生活的重担所压迫，那份坚持与无奈，到最后竟然只是留下一句平淡得让人几乎心碎的道白。张爱玲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不一部悲剧小说，其实也是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的缩影。很多人到老的时候还在后悔“早知当年如何如何”，岂知这个后悔也将成为后悔，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后悔。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除却《倾城之恋》以外，都是悲剧的尾巴。《倾城之恋》虽是成全了白、柳的一段姻缘，但实则以世俗的表象虚掩了真正的悲凉，越发比悲剧更像悲剧。张爱玲用她的传奇故事不显山不露水地表现着人性，尤其是人性的鄙俗与狭隘，描写了家庭的黑暗，世人的虚伪，所谓爱情自私的本质，对女性奴性思想的提示也毫不留情。故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离婚后寄住母家，钱财，又为兄嫂不容，只得寻求再嫁，苦无姻缘，便抢异母妹妹的对象范柳原，范是个老尖精滑的留学生。一个不诚娶，一个但求嫁。两个人都不愚钝，很有些小聪明，可谓真正的凡人，凡心热炽。张爱玲站在白流苏的背后，让两个人的灵魂跃上纸面，斗来斗去。白流苏大家闺秀般的矜持，不时挑逗，范柳原穷形尽相，甚至挪用诗经里：“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携老”来做假。满篇你来我往的小技巧。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以一个城市的陷落为代价而换取一段感情的最终结果看似壮观但其实又如何呢？也许张爱玲从来不认为爱情是可靠的，爱情在她心里只是平凡生活中的一些点缀本无什么大不了，两个人因为城市的陷落突然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感和固有的洒脱，突然间发现两个人在一起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温暖，于是就有了倾城之恋。他们最终结合在一起了，可是张爱玲却不说是爱情发展到婚姻的自然结果，反而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其中充满了悲剧意味。那时女人的地位太低了，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悲剧性地依靠男人。所以，白流苏虽然自私，小家子气，但是也还情有可原。其实，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也是另一种世事动乱吧，爱情也像《倾城之恋》里面的男女主角样，苟合着。

我们描写月亮时说“朦胧”“皎洁”。张爱玲说：“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我们珍惜生命，尊重生命，歌颂生命。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我们都很谦虚，惟恐别人说自己狂妄自大。张爱玲说：“我从小就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我们描写夏天炎热说“像下了火”，描写苦夏的感受说“日子真难熬”。张爱玲说：“夏天的日子一连串烧下去，雪亮，绝细的一根线，烧得要断了，又给细细的蝉声连了起来。”我们渴望出名，渴望出人头地，但谁也不好意思明说。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我们把对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不可知的未来，说“明天会更好。”张爱玲说：“将来的平安，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张爱玲的女性观与其人生体验，思想文化品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的女性观就是拒绝简单的男性与女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拒绝对女性的神化和丑化，她以自己的作品，去掉了人生的浮华，在凡俗的生活中揭示出女性最基本的，最平实的生存本相，为我们重新思考女性的命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张爱玲的许多小说中，深刻关注了受压抑女性的女奴意识对婚恋的影响。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人。但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不为禽兽所屈服呢?种婚恋观根源在于张爱玲内心，然而当时的整个时代也有着不可遏制的关系。张爱玲的小说主要以新旧文化交替的三四十年代的殖民地上海为主要社会背景，虽然当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已冲击到人们的生活，新文化运动使许多女性意识到对个性的解放，但古老封建道德系统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勉维持着，她们仍无法自拔地陷入在对传统旧家庭的眷恋中。在几千年的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中国女性普遍沦为男人的工具和附属物，在经济和精神上都已失去了独立性，经济是导致女性的人生悲剧的外在原因，但内在原因则是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在这种物化的婚恋关系中，女性显然处于被动，这使她们根本无法把握自己人生幸福的轨迹，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在婚恋问题上她们受着封建意识的奴役，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奴性心理使她们生活在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自觉自愿屈居于男性的脚下。原来悲弱的女性历史，其中有一半是她们甘愿为奴的。无论是社会地位低下霓喜，还是歌舞升平的顾曼璐，无论是出身大家的白流苏，还是家开麻油店的曹七巧，这些女性全被代代相传的封建意识扼制着了喉管，屈从于、甚至是期盼着男性世界的控制，从未想过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就注定了她们在婚恋中的女奴地位。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一个没落的大家庭中，父亲是满清遗少，继承了遗少的全部荒淫、残暴、专制等特征。她的母亲则是一位流过洋的新派女性，爱好音乐、文学。这一新一旧组成的畸形家庭，无爱可言但却拥有无尽的争斗与倾轧。父母离婚后，张爱玲在父亲处受尽折磨。无爱的父母，无爱的家，在童年的张爱玲的心灵上投下了永难忘记的阴影，促使她敏感而又早熟。童年的母爱缺席，少年的父母离异，青年的远赴香港求学，中年的婚姻变故，晚年的客死他乡，特殊的经历，使她更多地着眼于乱世中的家庭婚姻生活，着眼于世俗人生，而淡化国家、民族、阶级等意识，以冷静、犀利的眼光去审视这个纷繁的俗世，并站在女性的角度去剖析女性在这纷繁俗世中的辛酸与无奈。在这辛酸与无奈的背后，张爱玲看到了女性在漫长的男权社会中，已经逐渐形成的物质上对男性的依赖和无法改变的强烈的虚荣心。这种心理痼疾正是女性难以逃脱悲剧命运的根源。在张爱玲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她们笔下的爱情与婚姻大多数是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婚姻不是作为纯粹的爱情结果而存在，而是作为经济需要而存在。在现代社会中，有钱是人能长期自立并追寻尽可能多的自由的基础。张爱玲的母亲留学法国后，姨太太的百般刁难让张爱玲更相信钱的重要性。继而她笔下的女性大多为金钱物质所困，不惜以爱情、婚姻作抵。她关于女人的看法：“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完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如此，《金锁记》里曹七巧亦如此。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张爱玲不幸的两次婚姻。如果说与胡兰成的结合是一种女人对男人单纯的爱，那么和赖雅再婚就似乎带着某种利益色彩。而这一切的经历都为张爱玲笔下女性的性格和命运悲剧埋下了伏笔。没有温情，只有婚姻。为此，《连环套》中的霓喜一生都在为一纸婚书苦苦挣扎；《半生缘》顾曼路对了生存也只有嫁给一个小瘪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在婚姻的城池大战中，终于以攻破范柳原的婚恋之战而告捷;《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用她一生的青春换来了一把黄金枷锁。这些女性群体在经济上对男性的过度依赖，注定她们要被囚禁在婚姻的经济锁链中。在张爱玲笔下的婚姻爱情总充满磨难，有着或多或少的缺憾，所以作品中遍布着不完美甚至谈不上真诚的恋爱和婚姻，爱情反而是有利可图的实现婚姻的终极目标。在《连环套》里霓喜和不同的男人调情，生活，却始终没有结果。《半生缘》中有真挚动人的爱情描写，但不过是一场梦，经不起现实的轻轻撕扯便会破裂。《倾城之恋》中，香港的沦陷成就了白流苏的婚姻，但并没有成就她的爱情。小说结尾写道：“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读罢掩卷，有几分哀艳，几分惆怅，几分宿命，几分悲凉袭上心头。《金锁记》中七巧对儿女的婚事百般阻挠，使曾对婚姻爱情充满希望的儿女走向和她同样的婚恋悲剧。变态的灵魂，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琐碎，人性的扭曲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写尽了人间百态、人世沧桑。张爱玲对人性的弱点，人生的苦难及婚恋的不完美进行了高度的解剖，笔下不同的婚姻状态却产生了的相似结果，婚姻是金钱交易，是女人对男人的依附，反映出“五·四”思想解放在女性思想解放上的不彻底性。张爱玲笔下古老的女人，她们好像已经存活了几个世纪，或者她们并未真正活过。她们的不幸不仅在于社会的眼中，而是按着传统观念为他们选择一种门当户对的理想的归宿，更在于他们的全部教养和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男人预设准备。无论被什么样的男人选择，他们的命运又只能是“奴”只是“性”，是男人的情欲或者自己情欲的奴隶。纵观张爱玲的作品，她凭借女性敏锐的观察力，精确细致地写出了生活中平平凡凡人物的婚恋关系，虽然缺少浪漫的爱情，但现实的表现给人们带来了极大心灵的撞击，好像不小心被别人窥视到阴暗的心灵，张爱玲凭着冷静无奈笔调，深刻解剖了人性的弱点，人生的苦难及婚恋的不完美性。

张爱玲小说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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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张爱玲；小说；人性意识；悲剧 论文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在对人性的探索中，饱含着深深的悲凉情感，它通过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演绎人生，诠释人生；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通过对“无爱”婚姻的描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张爱玲小说中揭示出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虚伪的人性．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20世纪40年代初，她以小说集《传奇》和 散文 集《流言》名震文坛，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女才子，1952年，她悄然移居境外，似一颗彗星划了一条美丽的轨道，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一次高度评价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的观察的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的确如此，当我们今天“借助古老的记忆”重新解读她的作品时，我们的灵魂仍被深深地震撼着，仍受到强烈的撞击，我们无法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那颗“冷酷”的心、她留下的那些深远的启迪。本文试从张爱玲的经历、创作题材和她介人人生的切人点等方面谈谈她的小说的人性意识。 一、传奇生涯对张爱玲人性意识形成的重大影响 张爱玲出身于上海的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她有着显赫的身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是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这一显赫的身份并未给她带来任何好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母亲是一个受西方 文化 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寂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这种生活使张爱玲过早地钡略到了生存的阴暗与没落的一面：“像拜火神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母亲成了身处幽暗的她拼将全力抓住的一缕阳光。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但有着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也培育了张爱玲的内倾性格。在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当中，有两件对她的写作乃至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值得一提： 中学 毕业 那年，在一次“糟糕的讲演”中，后母动手打了张爱玲，她给予防卫，便遭到父亲的毒打，并且被囚禁达半年之久，她不仅丧失了自由，连生病也不能请医生，只能躺在床上想着那蓝色的月光，体昧着颜色的杀机、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幻想着逃脱计划．像基督山伯爵、三剑客一样．最后，张爱玲在一个隆冬的夜晚，从那充满腐败气味的家庭逃走，从此再也没回去过。种种不幸，使得张爱玲变得敏感、沉静、庄重而忧郁，过早地接触社会，认识人生，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形成了浓郁的悲观气质。 此外，在香港读大三的时候，香港战争爆发，枪声、炮火给她的刺激是空前的，战争的恐怖已深深地渗入她的骨子里，战争给了她幻灭、虚无和绝望，她亲眼看到炸弹如何把“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所以她坚信：“人性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就具有了某种行为逻辑的一致性，太多坚定地把自身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和至高目标。如《十八春》中的曼璐，为了拴住祝鸿才的心，达到“跟定了他”的目的，她竞不惜牺牲自己亲妹妹的幸福，帮着祝鸿才设计占有了曼桢。《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要挽住“时代的巨轮”，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丑恶到荼毒亲生侄女，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以侄女为诱饵来吸引年青人，人性变得何等得冰冷，何等得可怖。 正是由于张爱玲那传奇式的家庭和求学经历，使她对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完全站在另一种人性的高度。 二、用人物形象的悲剧，演绎人生，诠释人性 张爱玲说：“写斗争，写壮烈，虽给人’兴奋’，给人‘力’，但投有美，‘缺乏人性’，也不能给人启示，写出来也不能成为好作品”；“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自己的 文章 》)。在她的小说中，她总是以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来演绎人生，诠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对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 被傅雷称之为“我们文坛最完美的收获之一”的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是一出最为彻底的展示了在古老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的悲剧。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里的性格变异的女人。她由一个小麻油店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的二奶奶，是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因此她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从而受到深深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她的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就在她爱上了风流少爷——小叔子姜季泽，当她的小叔子将祖上遗留的那份家产挥霍得所剩无几，跑到她家向她倾诉起“爱情”来的时候，起初她也感到一种“细细的喜悦”，然而转念一想：“他难道是哄她?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便立即警觉起来，暴怒起来，她把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酸梅汁，泼了他一身。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以至于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子长白是个太少爷，他完全受着母亲七巧的控制。她给他娶了“不甚中意”的芝寿，扶正了绢姑娘，却不让他与妻妾同房，整夜陪她“抽大烟”，在她的折磨下，长白的妻妾相继离开了人世，“长白不敢再娶，只在妓院里走走”。她对女儿长安也是一样，给女儿裹脚，使女儿不能正常读书，安排女儿的婚姻，活生生地埋葬了女儿一生的幸福。 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而且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是“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三、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 雨果说：“正是从滑稽丑怪的典型和崇高的典型这两者圆满的结台中，才产生出近代的天才。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不但以审美的方式观照世态，同时也以“审丑”的跟光介人人生，还原人性的真实本性。她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暴露出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在她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烧着一炉炉“性心理、性变态、情结、人格分裂”的沉香，牵动着读者心头上的一丝丝痛楚。 《花凋》中的郑先生是个遗少，“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尸骸”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养了一太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可是当女儿川嫦生病时却“不愿把钱扔在水里”，让其“一寸一寸地死去”，死去后，花钱在其坟头添个太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着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在“家”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 《沉香屑第二炉香》和《金锁记》两书中的人物蜜秋儿太太和曹七巧经历相同，都是守寡之人，性格不同，但都为了自己失去的完美婚姻，破坏自己女儿的婚姻，有意霸占着自己的女儿，让她们过着与自己一样的生活。作品用深沉的态度，审视着“伟大母爱”隐藏下人性的虚伪。 四、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 恋爱和婚姻是张爱玲的中心题材。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的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张爱玲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 故事 ，但无法找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爱，小说中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是毫无爱可言的，她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而范柳原更谈不上爱白流苏这个破落户中离过婚的少妇，他是一个讲究“精神恋爱”的男人，“他要地，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在他们之间出现了“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丑恶”。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一场恋爱的智斗。说到底，他们只是在互相利用互相玩弄。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自流苏，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女之间都无真情．人人戴着面具在爱情的舞台进行着玩世不恭的精神游戏。如果说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写自流苏和范柳原还仅仅是一种“无爱的婚姻”，却用“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遮饰着虚伪丑恶”，那么，《心经》中的许 小寒 变态的恋父情结，那已是一种违背正常伦理的丑恶的道德的沦丧了。 《心经》里许小寒与她父亲峰仪之间存在着畸形的父女恋，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休记得这一切。”可当她得知父亲因为“有钱，有地位”而与“人尽可夫”的绫卿同居后，出于报复宣布与龚海立订婚，并宣称“我需要一点健康、正常的爱。”她母亲提醒她并不爱他时，她又坦言：“有了爱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而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 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张爱玲就是这样通过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的。 总之，在张爱玲看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一种具有兼容性的人生态度。张爱玲正是用这种人生态度审视着加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的男男女女，给我们讲述“30年前还没完”的“传奇”故事的，她的作品揭示出的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人性之虚伪、自私和丑恶，饱含深深的悲剧感，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这个咋样？？反传奇--解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艾晓明 《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我们读小说，总是从标题开始的，标题唤起读者一些可能的阅读经验，是作者预先设计的读者期待视野。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我们可以设想，张爱玲在拟定这个题名时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这里将讲述一段传奇——“罗曼司”，即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就此而言，在标题范围内，“倾城之恋”不具有叙事性质，只是一个复合名词，在文学语汇的传统中，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妇女容貌极美，美到令众多的人倾慕、倾倒的程度。“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齐梁时期钟嵘在《诗品》中论及诗之吟咏性情的功能时也写道：“……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 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结果。“汉皇重色思倾国”，引出白居易的《长恨歌》，创造了一个千古爱情的传奇。 但是，读完了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倒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 显然，这一结局的实际指涉对读者可能的期待是一个倾覆。不妨由这里入手，探讨这个倾覆带来的意义的游移、空缺或潜层的增殖。 一、两类时间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 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2] 柯灵用“严峻”概括他对那个时代——时间的感受，这种感受，我们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火》三部曲。在此前后（1943年前后）还有萧红的《生死场》，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这是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时间，严峻，生死存亡之秋。 《倾城之恋》一开始就涉及一个全然不同的时间情境：“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3] 人家的十一点，这是公众时间，张爱玲的故事，不在这个轨道、或乐谱上。她写的是私人时间、个体时间、特殊时间，在这个时间网络里织就她关注的人物故事。老钟，代表了白公馆的日常生活特点，依然是家长作主，几代同堂的大家族聚居，依然是家庭成员间财产的纷争、婚姻的变故，陈陈相因的生老病死。巴金《家》里面那种父与子的冲突、新时代的面影，在这里真是一点儿也谈不上。犹如流苏的哥哥三爷劝流苏为离婚前的丈夫戴孝主丧时说的话：“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唬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段话，只稍微改几个字，就可以算做白公馆对历史时间的感受。也可以说，它表达出张爱玲对小说人物与时代关系的感受。时代固然在变化，但在张爱玲小说世界的众多家庭中，一切如常。个人与历史、民族、政治意义中的主流、洪流，不相干。 这也是张爱玲对时代和社会的一种发现。当许多被称为新文学的作家们，尤其是四十年代的作家们急于捕捉社会变化、历史脚步和一个新时代的幻影时，张爱玲窥视的是它的背影——时代和社会的背影。它是沉入阴暗，没有前途，日益混沌的一面。我们今天可以有把握地说，它确实如海明威比喻的“冰山”一样，是沉入水下的，比水面上露出的光亮部分浓厚和沉重得多的部分。张爱玲解说《传奇》的封面，勿宁说是女作家自己姿态的写照：“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4]这个现代的鬼魂，照出了作家自己的津津有味，饶有兴致。 流苏就从这样一个近于凝固的家常时间中走出来，这是个要创造自己命运的女人，她的创造，可以说是要在白公馆的时间轨道中挣扎出来，开始她个人生命的时间。这点启悟，从一个特殊的时刻开始——前夫的死。徐太太来报丧，流苏面临一个选择，兄嫂一致挤兑她要逼她回去守活寡，流苏没法儿不迫切地为自己寻找归宿，这个家是再也住不下去了。 与巴金笔下出走的女性不同，流苏出走看不出任何新理想的引诱，她要走，是生命自己在这刻发出的呼喊，是生的本能的呼喊。这一生的本能要求活动，而且它是流苏仅存的本钱。在这里张爱玲有一段时间意象生动交织的描写： 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颈项。七八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流苏的挣扎和反抗竟然修成正果，终于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在这姻缘里，他们遭遇了个体时间之外的集体时间——战争。我想，这是遭遇，而不是参予，这一点，仍然是张爱玲与那些侧重表达集体感受、民族意识的作家的区别。战争作为这个体生命时间的威胁介入流苏和范柳原的关系，令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两人关系的价值，从而加速了缔结正式婚约的程序。在这样一个处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张爱玲如何利用传统的美色“倾城”这一语义向写实“倾城”这一语义的转换。在浅水湾一边山的高墙下，范柳原对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一幕，曾被傅雷称绝：“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5]其实，这不止是人物的感觉，也是张爱玲对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时二者关系的感觉。在那个众多作家认为严峻的时代，这严峻对于张爱玲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对个体生命的威胁。相对于众多作家的民族本位，张爱玲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这才是她所理解的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的含义。她在不止一个地方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6] 由于这样一种感受，张爱玲笔下的这对情侣，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成为苟全于乱世的一种人生形式的代表。乱世中的伧夫俗子，既无意于推动历史，也不幻想融入大众以求集体性永生，要的只是个人生命、此生此在的实存。所谓“浮生若梦”，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无非是这种乱世人没法儿摆脱的无常感。于无常中求得有常即是流苏与范柳原姻缘际会中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傅雷引述的一段：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7] 由于这种以个人生命价值为本位，对个体生命时间流失的急迫关注，《倾城之恋》包括了流离失所、危城劫难、乱世求存这些特殊感受，它兼容了一代代乱世中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的中国人的苍凉记忆。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理解张爱玲于他们的亲切和受欢迎的程度；也不难看出，为什么这样一类感受在现当代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积淀成了一个基本的母题。 二、空间：出走、城与城 俄国批评家普洛普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中启示我们：“一、在叙事文学中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具体内容的层面和抽象结构的层面。”“二、在分析中叙事结构的层面可以从文本中分离出来。”“三、叙事功能是叙事结构的基本要素，正是叙事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基本的结构类型。”[8] 根据普洛普概括的叙事功能，我们用来分析《倾城之恋》，可以看看，张爱玲的这个作品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叙事结构模式上，借助于这样一个结构模式，我们又可能发现在“倾城”这个主题层面中还涵孕着什么东西。 最初情境： 流苏，二十八岁离婚后回娘家住，已七、八年，她名下的钱已被娘家人花完了。白公馆急于打发她出门。 行动一，白流苏陪庶出的七妹宝络去相亲，主动结交了原本是介绍给宝络的范柳原。 行动二，徐太太邀流苏去香港，在浅水湾饭店，流苏再遇范柳原。在这段交往中，经过试探、挑逗、敷衍、拖延，流苏决定回上海。 行动三，柳原送流苏回上海后独自返港，流苏在家中忍耐，忍无可忍时接到柳原电报再度赴港。 行动四，流苏与范柳原同居，一周后，范离港去英国。 行动五，同日炮声响了，柳原归来。两人再次去浅水湾饭店避难。 行动六，停战后，两人开始家居生活。 行动七，结婚启事刊出。不久，双双由港返回上海。 我们把叙述内容按情节和场景变化分为这七个行动，可以看出，这基本上与普洛普所述三十一项叙事功能中处于准备阶段的前七项功能有参差错落的对应。这七项功能分别是： 1.家庭的某一成员离家出走。 2.对主人公发布某种禁令。 3.违反禁令。 4.对头进行试探。 5.对头得到有关他企图捕捉的对象的情报。 6.对头企图欺他的受害者，以求占有或属于他的东西。 7.受害者上当，因而不自觉地帮助了他的敌人。 这七项功能可分别定义为：离家—禁止—违禁—侦察—获得情报—圈套—依从。[9] 作为对结构的归纳，这无疑是一个简化的办法。普洛普认为在功能八之后，故事的核心纠葛和冲突才展开，这一功能定义为罪行，系对头伤害或侵犯家庭的某一个成员，包括诱拐、勒索、驱赶、凶杀、囚禁等十九种形态。自功能十八到三十一，基本属于任务完成或困难的解决，这里暂不讨论。就《倾城之恋》而言，故事在功能七已结束了，主人公白流苏与对头范柳原达成一致。不过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她清醒地知道与范柳原结合实际收获的是什么。因此，普洛普所述的功能八——故事可能的冲突运作，在这个作品中一笔带过：“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 就前面我们把《倾心之恋》概括为与普洛普叙事功能对应的七个行动来看，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假设：《倾城之恋》是在出走—归家，寻求—获得、匮乏—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结构之上展开叙事的。当然这两极之间有一系列空间位移：上海—香港、香港—上海、白公馆—浅水湾饭店—巴而顿道的居所—上海范、白的居所。最后白流苏归来的居所已不是那个不容她立足的大家，而是她自己争来的小家了。 可是，对流苏来说，家、获得、满足究竟是什么呢？确切地说，就是房子而已。这房子也可以作为经济来源、生活归宿、婚姻的代名词。如果说范柳原引诱流苏花了些心计的话，这心计也是体现在房子上，他为她提供了浅水湾饭店一百二十号房间，巴而顿道两层楼的家居。这样一种婚姻成就就不禁令人想起钱钟书小说中“围城”的比喻。如此，《倾城之恋》又可以解释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攻克城池之战。不过，我们不好说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谁又是失败者。事实是他们各自要到了想要的东西，男人要到了流苏尚存的美色，流苏要到了男人买下的房子。交易尚属公平，只不过这座城岂不是一座空城？作者写到了这一景象，这是流苏送走范柳原当晚的感觉： 她摇摇晃晃走到隔壁屋里去。空房，一间又一间——清空的世界。她觉得她可以飞到天花板上去。她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行走，就像是在洁无纤尘的天花板上。房间太空了，她不能不用灯光来装满它，光还是不够，明天她得记着换上几只较强的灯泡。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是作品最后给流苏的结局，香港是作品中的一个城，地理上的城。可是，成全了她什么呢？她和范柳原的婚姻，只是名义上的。这婚姻里缺乏的是爱情。《倾城之恋》，将恋情倒出后，城是空城。这是作品中的另一个城，婚姻家庭、“围城”的城，比喻上的城，无爱之空城。流苏想过：“空得好！”可是她早知问题所在：“她怎样消磨这以后的岁月？”“她管得住自己不发疯么？楼上品字式的三间屋，楼下品字式的三间屋，全是堂堂地点着灯。”香港之城的沦陷是暂时的，战争，毕竟不是生活中的常态。停战后，回到上海，流苏的日子却还长地很。这空城岁月与传统中“长生殿”式的爱情的迥异，正显出了小说与传奇的距离。 三、在场者与空缺者 傅雷是张爱玲作品最早的肯定者，但他对《倾城之恋》评价不算高。他认为：“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傅雷的批评最后归纳为两点：“勾勒得不够深刻”，“华彩胜过骨干。” 张爱玲不服气，写了《自己的文章》以作答辩。傅雷文中指出她对范柳原与流苏的转变写得不深刻，张爱玲回答说：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10] 将批评和作者自辩比较，会看出歧异在这一焦点上：傅雷是把《倾城之恋》当作传奇看的，他以为这里说的就是一个由奇境（“震动世界之变故”）改变人物命运的罗曼史，“作品的中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张爱玲不以为然，她认为她是写实，而且是偏重苍凉的写实，“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张爱玲究竟是仅写了一个肤浅的调情的故事，还是如她所追求的，写出了苍凉的启示？我以为这里涉及到不同的读法，至少是侧重于男主角的读法和侧重于女主角的读法，也不妨说是作为男性的读法和作为女性的读法。 如前所述，《倾城之恋》于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作品是有牵涉的，它的语义有一个传统的阐述：“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换一个角度，传统作品中也有利用“倾”的一音多义，影射女色误国，导致倾城倾国的。白居易《长恨歌》即是一例，它流传久远，代表了传统文化心理中对“倾城之恋”的普遍看法，这看法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贵妃专宠、君王误国的怨恨，乃至于皇帝不杀美女恋人不足以平民愤：“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一是对爱情永存，超越生死这一境界的恋慕：“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说白了，就是误国是不好的，但两情相悦永无尽时还是好的。这里当然有一个矛盾，在父权制为中心的社会，绝色美女即是国宝，理所当然归父权制最高一级的皇上所有：“从此君王不早朝。”诗中对君王的批评顺水推舟，建立在美色一祸水这一潜在前提下。对此，周作人写道：“中国民间或民间文学上相传的美妇人是谁？我们退一步，从历史和小说上来找看，有了几个，却是都不幸，也即是坏人，倾了人家的国也送了自己的命。如妲己被武王所斩，西施为越王所沉，虞姬自杀，貂禅挨了关老爷一大刀。”[11]美色，有双重的危害性，它是祸国殃己，这是父权制封建社会的女性定义。不过，《长恨歌》又把这一定义从具体的现实语境中抽离出，开辟了天上境界，它以君王之思消解了六军不发，必求一女之死的残酷性。女性的死，成全了唐玄宗千古情人的美名。当然，作为一个传统作品，我们可能不一定从上述视点考虑《长恨歌》，因为关于它已经有了一系列约定俗成的解释，但是，一旦读者自省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或作为女性读者来读它，就可能在它的一般的男性作品文本中找到类似的聚焦点。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对这种作品的方式是需要警惕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小说中的戏剧性结构诱导女人加入那种把女人当作自由的障碍的幻象。《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形象，但她的角色最明显不过了，她的死免去了弗雷德里克·亨利感觉到她所带来的负担，从而来精心地构筑田园诗一样美好的爱并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对立的牺牲品’”。[12]“菲特利总结道：‘如果我们在读完此书时潸然泪下，那是为了弗雷德里克·亨利，而不是为了凯瑟琳。我们所有的眼泪最终都只是为男人流的，因为在这部书的世界里，男人的生命才是最珍贵的。女性阅读这个古典的爱情故事，并体验这种女人的理想的形象的寓意，即简单又清楚，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唯一的一个好女人只是一个死去的人’（71页）。不论这个寓意是否这样简单，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读者必须接受弗雷德里克·亨利的视点才能欣赏结尾时的那种悲怆之情。”[13]换言之，也只有接受唐玄宗的视点才能欣赏《长恨歌》。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这个根本点上是反传奇的，她在两个层次上显示了冷嘲的，反讽的态度。一个层面是不存在美色与倾城的联系，就小说女主人公而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所谓“成全”，实为反语，因为这中间的逻辑是荒唐与怪诞的。犹如张爱玲自辩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14]孤独、被抛弃的个体、古今错位的荒唐感，这是现代人对自己处境的意识。而且，在张爱玲看来，“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平凡，与主宰社会、政治风云的大事件不相干，若有联系，也必是荒谬的。这样平凡而众多的不相干，想必是张爱玲希望表达的一种“苍凉的启示。” 假如把“倾城”当作一种无端地介入人物命运的力量，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之恋”，爱情传奇，也是不存在的。张爱玲用这样一个故事对“倾城之恋”的阐释，不能不说是对古往今来男性文本中建构的爱情神话的嘲讽。傅雷以男性读者的身份看到，作品“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写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这一评语，用于范柳原是合适的，用于流苏的描写，就未免轻飘。张爱玲作品的老练是在这里，她一开始走上文坛，就带着她对爱情幻想不屑的冷嘲。和“五四”以来许多表现恋爱婚姻的作家比较，张爱玲独树一帜的是在这一点上，她描写男女婚姻，多数与金钱利害死死纠缠。金钱令女性沦为商品，又令她们成为有意识的商品推销者，为推销自己或子女而彼此厮杀。在这里，没有人性，女人与男人为敌，女人与女人为敌，张爱玲写出了一个封建腐朽气息与洋场利欲恶臭交织的社会里女性的变态与沉沦。她喜欢的“参差的对照”用之于范柳原与白流苏，我们可以看到，流苏的调情，背后是生存的焦灼与无奈，这与范柳原是不大一样的。不一样姑且用范柳原念错的一句古诗来说明，范柳原叹流苏不爱他，引《诗经》上《击鼓》（邶风）中句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但我们知道，原文是“与子成说”。成说，指的是订约，是夫妻白头偕老的盟誓。范柳原念“成说”为“相悦”，必不是张爱玲的笔误，而是他的愿望，说成调情，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流苏要的则不是调情，而是“成说”，她要一纸婚契。在一时的相悦与一生的婚契后，柳原与流苏都不存爱情天长地久之心。所以说，这里面，经济利害是在场者，爱情是不在场的。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旨在求生存，这是女性根本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的洞见所在。于是在她笔下，范柳原的调情是主动的、高等的，流苏则处于应战、拙于防范的状态，“她如临大敌，结果毫无动静。她起初倒觉得不安，仿佛下楼梯的时候踏空了一级，心里异常怔忡，后来也就惯了。”又或者“她把两双手按在腮颊上，手心却是冰冷的。”这都是流苏与范柳原的“参差”、不同之点。构成对照的是流苏始终清醒她的盘算，她算得到：“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她也明白她的底数：“一个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禁不起老 当她再次赴港时，她是失败者的心情，因为这种屈服：“内中还搀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份。”即使在柳原终于得手的那一晚，张爱玲也没有放过流苏那种欲盖弥彰的创痛感：“他爱她。这毒辣的人，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她不由得寒心。”在对这种心理的捕捉和观察上，张爱玲传达了她的并非“顽皮而风雅的”态度。如她自述：“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版本的“娜拉走后怎样”，几千年前，《诗经·柏舟》（邶风）一诗诉说了一个弃妇无处容身、忧愤郁结的心情，几千年后，张爱玲取《柏舟》诗境，重写了弃妇的故事。无论是《长恨歌》中升天的贵妃，还是张爱玲笔下点蚊烟香的流苏，他们生命和感情的悲剧都不是男性文本中的“倾城之恋”可以包容的。张爱玲说：“‘如匪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旁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罢？”张爱玲没有直接给出娜拉们应该怎样的答案，但她表达了“那种杂乱不洁，壅塞的忧伤”。当你读到“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对于这样的忧伤，还能说什么呢？-------------------------------------------------------------------------------- [1]周伟民、萧华容：《<文赋><诗品>注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第48页。 [2]柯灵：《遥寄张爱玲》，见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4卷，第434页。 [3]张爱玲：《倾城之恋》，见《张爱玲文集》第1卷，以下引文同，不另注。 [4]张爱玲：《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266页。 [5]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收入《张爱玲文集》第4卷，引文见第424页。 [6]张爱玲：《<传奇>再版序》，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38页。 [7]同5。 [8]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28页。 [9]参见罗钢：《叙事学导论》第二章第二节，同上书第28-34页。 [10]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77页。 [11]周作人：《美妇人》，见舒芜编录：《女性的发现》，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2月北京第1版第142页。 [12]乔纳森·卡勒：《作为妇女的阅读》，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52页。

张爱玲倾城之恋国内外研究现状《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张爱玲在拟定这个书名时,她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作品将讲述一段动人心魂的爱情故事。“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爱情传奇。但是,读完了张爱玲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故事,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作者是在“倾城”的本源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使倾城之恋名副其实。 一、两类时间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 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

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论文开题报告

我毕业的时候用的是张爱玲《金锁记》中金锁的人物形象分析 你可以用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形象分析这方面的都比较好写，资料也比较多。就像三楼说的，你的题目很大，作为一般本科生来说很难驾驭，像我的话，本来就是要写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比你的题目还小，可是老师还是说比较难把握，书也看不完哎，所以就单挑了一本金锁记。而且本科生的论文重的是方法，研究生中把握，我的学姐告诉我一般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不会用这种非常多人研究的作家哎，很难出新，貌似这样。 如果从纵向展开，你的书看完了么？如果对书本没有一定的了解，你如果去归纳出特点，当然，很多特点一些专家肯定都说过了，但是自己的见解个人认为比较重要，论文马上也要开始写了，各个时期的书这么多。。。

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能在新闻文艺出版部门、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的汉语言文学专门人才。我为大家精选了一些关于汉语言文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希望对你有用!

1.本课题的目的及研究意义

研究目的：

张爱玲与电影有过长期亲密的接触，在小说写作中创造性地化用了电影化技巧，使她的文字组合带有丰富的视像性和表现力。文本以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为切入口，对张爱玲中短篇小说出现的恐怖电影式镜头进行解析。试图更近距离地感受张爱玲艺术感觉的细微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张爱玲小说所蕴涵的悲剧感和死亡意识。

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对张爱玲中短篇小说出现的恐怖电影式镜头进行解析，试图在体会张爱玲语言的“现代性”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1种独特的审美方式，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张爱玲小说的表现手法。

2.本课题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表现手法的研究主要从小说的电影画面感、电影造型、电影化技巧等角度切入，考察了张爱玲作品对电影艺术手法的借鉴技巧：

(1)研究张爱玲小说的电影画面感：《犹在镜中——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感》(何蓓)等;

(2)研究张爱玲小说的电影造型:《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造型 》(何文茜)等;

(3)研究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技巧：《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技巧》(何文茜);《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倾向》(申载春);《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手法》(张江元);《张爱玲小说对电影手法的借鉴》(屈雅红)等;

(4)研究张爱玲小说的死亡意识：李祥伟《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死亡意识》等

国外研究现状：

海外研究对张爱玲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1阶段1957-1984年夏志清，唐文标等人对她作品的介绍与评述”“第2阶段1985年至今，辐射面波及北美等地的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分析和评价”。1995年9月后，她在美国辞世后，海外学者多运用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来剖析。

3.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研究内容：

张爱玲的小说映照了1个阴阳不分、鬼气森森的世界，恐怖镜头繁复缤纷，在她的作品里以人拟鬼，她笔下的人物均飘荡在凄冷荒凉的宿命轨道上。本文尝试根据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从场景造型、人物造型、以及道具造型等角度入手，对张爱玲小说中出现的恐怖镜头进行研究、阐释。更近距离地感受张爱玲艺术感觉的细微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张爱玲小说所蕴涵的悲剧感和死亡意识。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根据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在学术界既有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张爱玲小说、相关的研究书籍及其评论等出发，分析整理资料，从场景造型、人物造型、以及道具造型等角度入手，对张爱玲小说当中出现的恐怖镜头进行研究、阐释。

4.本课题的实行方案、进度及预期效果

方案、进度：

2006年11月—2007年2月初：收集资料。重读作品，确定论文题目，查阅相关资料。

2007年2月—2007年3月中旬：在老师的指导下，拟定写作提纲和开题报告。

2007年3月—2007年4月：论文修改。听取老师意见，撰写论文初稿，并交指导老师评审。

2007年4月——：定稿。

预期效果：

本文结合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通过分析、比较、归纳等方法对张爱玲小说中出现的恐怖镜头进行阐释，尝试更近距离地感受张爱玲艺术感觉的细微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张爱玲小说所蕴涵的悲剧感和死亡意识。

5.已查阅参考文献：

书籍：

1、张爱玲，《张爱玲全集》【M】。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2、金宏达，《华丽影沉》【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3、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M】。北京：3联书店，2001年12月第1版。

4、宋家宏，《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5、李稚田，《第3类时空》【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6、吴战垒，《电影欣赏》【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7、陈卫平，《影视艺术鉴赏与评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8、聂欣如，《类型电影》【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学术论文:

1、何文茜《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技巧》，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第5卷第4期第51页。

2、 李祥伟《“丑”趣———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死亡意象》，学术论坛， 2005年第6期第140页。

3、 李祥伟《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死亡意识》，广州广播电视大学报，2004年第4期第38页。

4、张江元《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手法》，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第26卷第4期，第54页。

5、屈雅红《张爱玲小说对电影手法的借鉴》，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6卷第6期，第33页。

6、何文茜《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造型 》，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4年02期，第39页。

7、何蓓《犹在镜中 —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感》，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30卷第4期第40页。

8、申载春《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倾向》，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第19卷第5期第12页。

9、吴晓，封玉屏《电影与张爱玲的散文写作》浙江社会科学报， 2004年第1期第204页。

网络资料：

1、《恐怖情节心理分析》

2、《绽放在暗地里几个唯美的惊惶意象》

3、陈文珊《女性·月亮·鬼气——试论《聊斋志异》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

年 月 日

院(系)审查意见

院系(公章)：

年 月 日

一、“临川四梦的”讽世内容

“临川四梦”都本于小说，但比小说内容丰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每一部传奇都增添了小说所没有的具有讽刺意义的人物和情节。其讽世内容大致可分为官场社会、时事政治、礼教和人性三个方面。

(一)官场社会之刺

做官几乎是古代所有读书士子的梦想，因为出入官场就意味着拥有盛名、权势和利益。然而汤显祖对明代官场社会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在“临川四梦”中对官场社会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总体上否定了明代官场社会并给予了深刻的鞭挞，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四梦”塑造了阴险毒辣的“权臣”系列形象。如《紫钗记》里的卢太尉、《南柯记》里的丞相段功和《邯郸记》里的宰相宇文融。这些权臣位高权重，可都是老奸巨猾，品行卑劣，面目可憎。卢太尉将权力用来满足私欲，书生李益中了状元，只因未参拜他，就被贬为玉门外参军;他豢养特务和刺客，谁让他不满就陷害谁。段功和宇文融都与卢太尉是一类的人物。“权臣系列”表现了高层官场之黑暗。第二，“临川四梦”塑造了一批贪赃枉法的大小官吏。譬如《南柯记》中的府幕录事官，他自言“为官只是赌身强，板障。文书批点不成行，混帐。权官掌印坐黄堂，旺相。勾他纸赎与钱粮，一抢。”(第二十一出)他与手下的小吏都不务正业，贪赃枉法，《大明律》的作用就是帮助他们捞银子。《邯郸记》中的崖州司户则是枉法酷吏中的典型。汤显祖生活的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贪赃枉法成了普遍现象。“四梦”刻画的贪官污吏，是对中下层官场社会的讽刺。第三，“临川四梦”讽刺了科场弊端。在汤显祖的年代，科场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科场弊端也是“四梦”的讽刺矛头所指。《邯郸记》中卢生便是通过结拜高官和行贿而一举获得状元的。《牡丹亭》中的识宝使臣苗舜宾不懂文字，却因能辨珠宝，被任命为科举考官。他判卷草率，如同儿戏，因与柳梦梅有旧而判他为状元。科举考试的严肃性轻易地被消除了。此外，“临川四梦”还描摹了走裙带关系、徇私舞弊等官场丑恶现象以及一些官场陋习。如《南柯记》里的淳于棼做的便是“老婆官”，凭其妻瑶芳公主的关系当上了南柯太守，二十年掌一方大权，地位显赫。

(二)时事政治之刺

汤显祖关心时政，在“临川四梦”的创作中讽刺了当代时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讽刺明政府利用三娘子招降俺答事件。在《牡丹亭》中用了很大篇幅讲述李全夫妇作乱和杜宝平乱之事，但李全作乱之事与《宋史》很少相符，多为虚构，剧中李全怕老婆杨氏，杨氏掌握军政大权，杜宝通过贿赂杨氏才得以平乱并立下军功。汤显祖实乃借此人物与情节讥讽首相张居正支持边将王崇古、吴兑、方逢时等利用三娘子招降俺答事件。[1]明建国后北方边地受到蒙古骚扰两百余年，隆庆四年(1570)，边将上疏主张对蒙古首领行安抚政策，大臣对此意见不一，张居正等支持安抚主张，对蒙古首领俺答赐封，对深受俺答宠爱和器重的三娘子封为“忠顺夫人”。倡议此策的边将此升官，主战官员受到处分。汤显祖支持主战，写过多首诗明确表示对明与蒙古关系的关心及妥协政策的不满。二是讽刺明政府对日本关系上的无能。万历二十年(1592)，日军出征朝鲜，朝鲜向明朝请求援助，明朝派军作战，不能决胜，直至七年后日方丰臣秀吉病死战争才结束，明朝大臣对日和战之争不休。《牡丹亭》中科考试卷的题目是对金策略“和战守三者孰便”，柳梦梅的回答名为主战，实为主和，“生员也无偏主，天下大势，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战;可战，可守，而后能和。如医用药，战为表，守为里，和在表里之间”(第四十一出)，得到主考官苗舜宾的表扬。试答的内容乃借插科打诨嘲讽无能又虚伪的明政府。三是讽刺最高统治者之腐败。明朝中后期的最高统治集团对内忧外患视若无睹，荒于政务，日益腐败。如明世宗朱厚熜、神宗朱翊钧皆贪财好货登峰造极，《牡丹亭》以识宝大臣苗舜宾收集到奇异珠宝而受宠提拔为科举典试官;明武宗朱厚照好色荒淫，多次到民间抢夺妇女，《邯郸记》第十三出《望幸》编述唐玄宗东巡的情节对武宗南巡扬州掳掠民女之事进行讽刺，可以肯定，汤显祖“绝非随意点染，其矛头分明是对准明代皇帝”。[2]

(三)礼教和人性之刺

明统治者尊崇孔子，加强礼教，推崇理学，均为钳制思想，加强其专制统治。“临川四梦”揭示了礼教和理学对人的危害性，这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女性的压迫，它剥夺以杜丽娘为代表的女性正当的权利，通过妇女教育压制其思想，在行动上则严密禁锢，使女性完全沦为男性的工具;二是对普通民众尤其是读书人的精神戕害，如杜丽娘的老师陈最良思想荒芜，迂腐可笑，他言必称教条，而其教条不出《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范围。“四梦”还有对假道学者的嘲弄。《邯郸记》对假道学者的刻画尤为入神。卢生既得高官，既要贪享淫荡生活，但嘴里又要维护道学，他的下场是可怜的，纵欲淫乐使他一命呜呼。关于“临川四梦”礼教与理学之刺，学界论述较多，本文不多赘述。明代虚伪的礼教和理学统治，并未培育人性之善，反而彰显了人情人性的庸俗与丑恶，明中后期社会风尚不象前期那样朴厚，“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迷相高”(张瀚《松窗梦语》卷之七《风俗记》)。“临川四梦”对人情人性也多有思考和讽刺，如薄情负心者，这主要由《紫钗记》中的李益来表现。李益与霍小玉定下终身，但后来卢太尉挟持他并欲以女妻之时，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决计抛弃小玉而依附有权有势的卢府，最后历经变故却仍然回到小玉身边，李益的软弱和薄情受到了感情和道德的双重批判。再如卑劣势利者，在《南柯记》和《邯郸记》中，人们在主角淳于棼和卢生得意时毕恭毕敬趋之若骛，失意时则唯恐避之不及。“临川四梦”还讽刺了人性的堕落。《南柯记》中的淳于棼、《邯郸记》中的卢生都演述了人性堕落的过程。富贵之时他们都丧尽了善美之性与羞耻之心，沦为腐朽没落的人，这既与黑暗龌龊的官场环境有很大关系，同时亦由本人的“恶”性所决定。

二、“临川四梦”的讽世特征

首先，讽世意识贯穿于“临川四梦”始终。“四梦”的创作时间从万历十五年(1587)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作《紫钗记》时作者三十七岁，作《邯郸记》时五十二岁，前后十五年。四梦的创作正是作者思想从发展到成熟的过程。“临川四梦”一以贯之的讽世意识反映出作者持久的否定态度和批判精神。作者感受到种种丑恶的现实，失望逐渐加深，有时乃至产生绝望和幻灭的情感，这在后“二梦”的佛道倾向中可见一斑。《南柯梦记题词》中说到“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像执为吾想，不知虚空中一大穴也”(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三《南柯梦记题词》)，将世人寻常追求的目标都视为空虚，实际否定了现实人生和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从这个角度说，汤显祖是社会和时代的叛逆。但另一方面，汤显祖毕竟是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熏陶浸染，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信念根深蒂固，他的社会地位和礼教的修养都限制他，使他不可能与旧观念完全决裂从而摆脱其束缚。所以“四梦”中的讽世意识局部又是有所波动起伏的，有时是较为软弱的。这些复杂情形反映出作为士大夫文人和思想者的汤显祖心灵的痛苦和思想的矛盾。

第二，“临川四梦”对仕宦人生和官场有最多的表现，其讽刺矛头指向最多的也是仕宦人生和官场。做官原是汤显祖青少年时期奋斗的目标，他中年以后大部分时光都在官场度过，但是仕途并没有给他提供治国安邦、大展宏图的机会，他在仕途上颠簸多年后出局。仕途经历让他见识了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以及统治集团和国家机器的黑暗腐败。相对于封建礼法和传统文化，汤显祖对仕宦人生和官场的批判和否定是最彻底的。这既由他正直的个性和高洁的操守决定，也与他对官场的清醒认识和深刻体察有关。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逐渐转变和深化的过程。在“临川四梦”中，《紫钗记》对政治的嘲讽仅限于个别权贵，《牡丹亭》里有的高官如苗舜宾、杜宝并无十分可恶的表现，而到了后二梦里，贪官污吏都在官场中腐烂而不可自拔，本性并不很坏的人只要沉浸其中就被同化染黑丧失本性，《南柯记》里的淳于棼和《邯郸记》里的卢生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症结不在个别官僚士夫的道德品质，而在整个统治集团的政治风气。”[3]如果说“四梦”之首篇《紫钗记》的否定对象只是官场个别权奸的话，到了“四梦”之末篇《邯郸记》的否定对象便是整个官场;《牡丹亭》对时政的讥刺中还夹杂了些许对功业的期待，《南柯记》和《邯郸记》则完全否定了仕宦人生。汤显祖罢官回临川居家后，对官场人物往往不接待，“居家……中丞惠文，郡国守令以下，干旄往往充斥巷左，而多不延接。”[4]

第三，“临川四梦”的讽刺是多指向的，不仅包括时事政治、官场科场，还有文化和人性，反映出汤显祖思考的广泛性。这显示了他对其所生活的时代的深刻体察，也反映出他对更深远的问题的积极探索。由于其思考的广泛深入，汤显祖被人们列为思想家。但“临川四梦”是一组文学艺术作品，不是单纯的哲学思考的演绎，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描绘和人生感受的抒发，这其中包含、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因为“四梦”贴近生活的艺术表现，它在某些某些方面反而超越了当时的哲学思考。譬如《牡丹亭》中杜丽娘“惊梦”“寻梦”的行为以及陈最良的形象，生动地展示出理学思想和礼教文化违背自然和戕害生命的真实面目，这比任何简单的批评和苍白的论证都要深刻。再如后二梦通过对社会丑恶现实和人性堕落过程的描摹以及梦醒成空的结果，揭示了人之存在的荒诞性和人生意义的虚无性。当然这里有佛道出世思想的影响。“临川四梦”讽刺的多指向特征反映出汤显祖多方面的广泛的思考。

三、结语

“临川四梦”的讽世意识既是作者个性和思想的反映，也是戏剧传统精神和时代革弊的强力表达。汤显祖个性耿介，精神不欺，操守高洁。儒道释思想的混合使他既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包括对政治、社会和人生的参与，又具有距离意识。因而“临川四梦”虽然对社会现实集中描摹，敏锐地透视其中的丑恶人事并予以否定，但并不采取时事批判剧严肃写实与激烈的风格，而是采用“怪怪奇奇，莫可名状”(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二《合奇序》)的写梦手法，借助梦境外壳和讽刺笔法表达了他对社会世态和人性特征的感受与理解。从时代特征来看，明代中期以后思想解放的潮流和社会丑恶情形，促使晚明作家较多地强烈否定客观世界，暴露社会现实的阴暗面，譬如色情文学和公案文学就盛行一时。就戏曲来说，明代中后期戏曲一反明前期粉饰太平、道学气浓的作风，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讽刺戏曲，内容丰富，讽刺的矛头指向各个方面。讽刺成了时代主题之一。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作为一组传奇作品，凭借艺术大师的高水准创作，唱出了时代最强音，其讽世意识正是时代主题的强力表达，部分内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

课题名称： 花开三生，情深缘浅--浅析网络小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写作艺术

学生姓名： 李南兰

学 院： 中文学院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指导教师： 蒋晓城

xx年 2 月 26 日

课题名称：花开三生，情深缘浅--浅析网络小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写作艺术

flowers of three lives ，deep love bute good luck is shallow-- research of the art of writing《the ten mile peach blossom of three life》

(1) 本选题研究现状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平台越来越开放，网络也越来越普及，国内自20世纪末，兴起一种文学新形势--网络文学，从而一发不可收拾。众多网络小说平台不断发展扩大，网络小说的门槛越来越低，玄幻、武侠、仙侠、言情、都市、历史、穿越等小说类型在网络小说中不断创造数量极为庞大的文学文本，甚至有一部分成为新的文学经典。纵观当今文学现象，网络文学的发展一日千里，而对于网络文学的研究还缺少系统而全面的论著，网络上也仅有文学爱好者进行简单对网络小说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网络文学在数十年的光景中逐渐呈新型之势，发展成为巨大的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网络文学覆盖的读者已达 亿人、注册写手200多万人、市场年收入40多亿元。并且男频和女频不相上下，男频诸如起点中文网、幻剑书盟等，女频诸如红袖添香、锦江中文网等。本人所研究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虽然在言情小说中算不上其中的佼佼者，也称不上巨著。然而它独有的写作艺术与文学模式，开创了仙侠言情体裁的一个新境界，为众多女性读者为之痴迷，并称之为“仙侠言情之红楼”，在心中的地位没有其他书可以比拟。因而选此为题。

(2)本选题的意义、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意义：自网络文学兴起以来，虽然大部分读者都为之喜爱，进行书评或者在贴吧论坛抒发意见看法，但是鲜少有人对新兴的网络小说文本进行具体的解读分析论述。因为这些小说没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没有诸多作家学者的关注与认可，甚至在茫茫网络文学中一逝而过，但不能否认在数年之后，网络文学也能历经沉淀，出现耀眼的珍珠。因而算是较新的论文选题。

重点：本选题重在研究《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语言写作艺术特色，以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题目意义和在文中的体现，以及小说写作模式与叙述方式的独特性三个方面。

难点：怎样在没有任何研究资料的情况下，依据文学语言分析模式与所学知识进行系统全面而有意义的研究。

创新点：能够脱离传统论文对于文学著作的研究仅限于经典传统或者大众认可的文学文本，关注网络文学，关注新型小说构成。

(3)论文的结构及简要说明

引言(研究背景及原因)

1.《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文学意义

2.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写作艺术研究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语言艺术特色

以诙谐写悲凉以无情衬有情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结构艺术特色

错杂但合理的倒叙

繁复但合情的插叙

三生三世的布局结构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人物塑造特色

有情却无情的白浅

无情却有情的夜华

形象生动的其他角色

3.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亮点与瑕疵

创新点与亮点

瑕疵与局限

4.总结

(4)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写作艺术剖析2.《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折射出的内涵及意义

(5) 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1、课题研究步骤：

(a)查阅并研读相关资料及参考文献;

(b)撰写开题报告及上交审核;

(c)撰写本课题论文;

(d)修改提交审核。

2、课题研究方法措施：

(1)资料收集方法

除了图书外，数据资料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对本课题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资料收集的方法主要为上网查寻、借阅图书、查阅报刊杂志等。

(2)资料研究方法

结合图书馆图书与数字资源，搜集。

鲁迅小说女性形象研究论文

妇女问题，是关系社会文明的重要问题。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对妇女问题始终给以极大的关注。故其在作品塑造了众多封建社会的妇妇女形象，通过描写她们一生悲惨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的种种罪恶，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作者在同情她们的命运，关注她们的生活有的同时，也为她们的解放道路作了深层次的探索 鲁迅的思想行为一致的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充满着对封建宗法制度罪恶行径的愤怒批判。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奴役和压迫，导致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承受着肉体到精神的无尽痛苦与磨难。鲁迅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压迫和（）害妇妇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明天》、《祝福》、《离婚》、《伤逝》中，他以深沉的笔触，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一系列的典型形象，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字里行间，熔铸着作者的激愤与不平。 本着“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精神，情着对受压迫妇妇的痛惜之情，鲁迅“自学地与抚驱者取同一步”，以悲愤的现实主义笔调，去揭露病态社会的魂灵，以期限引起疗救。作者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通过她们在封建社会及其道德礼教迫害下的悲苦人生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这是鲁迅塑造这些妇女形象的目的之一。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获得真正的，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的战斗。为此，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描写了女主人公们的挣扎与反抗。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而近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特别是子君，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拭目以待，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使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更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对这些女性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封建恶习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鲁迅的这一态度，与他指出的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 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妇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

找到你要的材料拉祥林嫂为鲁迅小说《祝福》中的女性形象。她具有勤劳、善良、质朴的品质，处于社会下层，对封建制度对她的迫害进行了一定的反抗，其形象的典型意义揭示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经济压迫和精神摧残。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许多读者读了这篇小说，没能被祥林嫂的悲剧所打动，过后感情上更是远离了祥林嫂，那么怎样让读者从感情上走近祥林嫂呢？下面从小说的构思、道具、祥林嫂反抗的性质、结果、形象的典型意义、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来了解人物的感情世界。祥林嫂形象：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提出了妇女命运问题，这个形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阅读中要充分挖掘小说的情感因素，要善于寻找巧妙的切入点，用自己的真情去拨动心灵的“情”弦，一旦心灵的“情”弦鸣响，情感的火苗燃起来，那么这个形象就会在你的心中迸射出生命的活力。无疑也会大大的了解祥林嫂，从感情上就会走进祥林嫂。祥林嫂为鲁迅小说《祝福》中的女性形象。她具有勤劳、善良、质朴的品质，处于社会下层，对封建制度对她的迫害进行了一定的反抗，其形象的典型意义揭示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经济压迫和精神摧残。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许多读者读了这篇小说，没能被祥林嫂的悲剧所打动，过后感情上更是远离了祥林嫂，那么怎样从感情上走近祥林嫂呢？下面从小说的艺术构思、祥林嫂反抗的性质、反抗的结果、形象的典型意义、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来了解祥林嫂的感情世界。一、 从艺术构思上看，祥林嫂是一个生命里没有春天的苦命人儿。祥林嫂从来就没有获得过春天般的温暖，她丧夫、再嫁、失子、死去几个关键情节都是在春天发生的。1、 丽春之日，丈夫夭折。“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地位最低，而一个寡妇的处境更艰难，更何况“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由于丈夫“比她小十岁”，没有留下后代，“夫死从子”之路与她无缘。再说婆婆也不会把她这个“克星”留在家里，无子守寡，此路不通，摆在祥林嫂面前的是一条受人唾弃的改嫁之路。但“生为夫家人，死为夫家鬼”不能自作主张。只能由夫家人任意摆布，即象商品一样被卖掉。看来春天是不属于祥林嫂的，春天也不会带给她温馨与柔情，在封建礼教的摧残下，她的一生里将是没有春天的一生。2、 孟春之日，被迫再嫁。祥林嫂在生命和“名誉”之间，它依然选择了“名誉”，即永远的有祥林名誉权的“不嫁二夫”的寡妇，于是她逃到鲁家后，非常勤快，然而“新年刚过”的一天，祥林嫂到河边去洗米时，突然被婆家人用极其野蛮的手段，像对待牲畜一样，生擒死拖，把她抢了回去，从卫婆子口里我们知道“她婆婆来抓她回去的时候，是早已许给了贺老六”，回家之后，不几天，也就装在花轿里抬去了，不难看出她是在春天被迫再嫁的。尽管当时她一路的嚎哭、叫骂，“喉咙哭哑了”，“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拜不成天地”，可结果还是被他们“七手八脚得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在祥林死后的第一个春天，祥林嫂被迫改嫁。春天，对于她简直就是灾难，春天，带给她的是疯狂的人格侮辱，春天，是她心灵备受摧残。3、 暮春之日，痛失爱子。祥林嫂被迫改嫁后，幸运的做了母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祥林嫂有了儿子，便取得了做人的权利。可“天有不测风云”，贺老六不久“断送在伤寒上”第二次丧夫又给她精神上一个沉重的打击。“幸亏有个儿子”这唯一的的亲骨肉，是她生命里仅存的一丝春光。但“祸不单行”、“春天快要完了”的一天，孩子竟“给狼衔去了”，命运之神不公平的从她怀里夺走了仅有的一丝春光。儿子死了，“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她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老主人”。这个悲惨的情节再次发生在春天，而且随着“春天快要完了”，她的生命也将结束。4、 迎春之日，凄惨死去。祥林嫂再次来到鲁家，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四婶四叔柳妈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沦为乞丐后，她的遭遇更是凄惨，常常连饭也要不到，最后带着对生的痛苦，对死的恐怖，在鲁镇祝福声中，在遭受了一连串的致命打击、迫害、摧残之下凄然死去。四叔的“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时候正是万家欢乐、全家团圆的时候，而祥林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竟连春意都未来得及享受，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人生的历史舞台，贫穷悬殊，反差巨大，这一结局的安排是祥林嫂的悲剧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二、 从道具、服饰上看，“开裂的竹竿，破碎的心”，“白头绳，表孝心”。鲁迅的作品，道具设置是非常独特的。祥林嫂一出场，一股浓浓的悲剧情调沉重的袭人心鼻。除了得力于作者细致的肖像描写之外，还要归功于作者精心制作的道具：竹篮、破碗、裂竿，“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这个形象鲜明独特，极具个性化，人们的脑海里不由得会浮现出凄苦的乞丐形象，极其简单的道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碗“破而空”生活凄凉可想而知，竹竿下端“开了裂”可见沦为乞丐的岁月之长，读罢，怎能不让人心碎悲伤、怜悯。祥林嫂在鲁镇一露面：“头上扎着白头绳”， 第二次：“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借此，我们很容易看出她的寡妇身份，表明她是死去的祥林的妻子，这一定位十分重要。头上的白头绳，把她的悲剧命运揭示出来了，注定了祥林嫂一生将在这个名份下生活，丈夫死了，本不是祥林嫂的错，可她却要扎上白头绳向世人宣告自己是个灾星，被人认为不吉祥。她本来是遵照封建礼教的规矩“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男”，可是偏偏有个婆婆不让她守节，又偏偏有人嘲笑她，歧视她，说她“不干不净”。她苦苦蓄钱捐了门槛，可仍然消除不了白头绳带给她的灾难，带给她心灵的创伤，这样一位妇女，活着毫无自主权，死了还要受人唾弃，生得痛苦，死得恐怖——多么悲惨的命运啊。这一细节是对封建礼教吃人的有力控诉。三、病态的社会、人们，把祥林嫂推向深渊。祥林嫂生活在清末，祥林嫂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劳动妇女的悲剧。当时封建礼教仍在吞噬着人们，二十六七岁的祥林嫂嫁给了十六七岁的祥林，这是一种落后而残酷的畸形婚俗，江浙一带称之为等郎媳，正象当时民谣所说的那样：“二十岁大姐十岁郎，夜夜困觉抱上床。说他夫来年太小，说他儿来不喊娘。”可以看出等郎媳是多么的尴尬和辛酸，祥林嫂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使得“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只能用无尽的劳动为自己透一口气。当时的人们冷漠、麻木、自私、愚昧。祥林嫂不被鲁镇所接纳，也是由于当时被封建礼教严重毒害的人们的存在，“夫为妻纲，好女不嫁二男”的夫权思想，可容忍贞洁的寡妇，但却不能容忍再嫁的女人。足以看出当时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们。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们酿造了祥林嫂的悲剧性格。这就是祥林嫂所生活的环境。这种环境也是祥林嫂悲剧的一个根本原因。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去思考，揭示祥林嫂悲剧产生的必然性，马克思曾说过：“人，归根到底，……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祥林嫂为什么会死，以及死后为什么得不到别人的同情，显然与周围的人有密切的关系。如下图：四叔四婶冷酷残忍婆家人 强抢 祥林嫂 嘲讽奚落 鲁镇人我 同情不愿介入 误导同情 柳妈除了四婶、四叔、婆家人思想行动上对祥林嫂直接迫害外，周围的人对她的态度也是她终遭遗弃，无人问津的原因。当祥林嫂以再嫁再丧的身份再次来到鲁镇时，鲁镇的人没有叫她“贺六嫂”，而是依旧叫她“祥林嫂”。其声调的阴阳怪气表明世人对她再嫁的身份的否定和非难，并用“祥林嫂”这一永久的称谓对她进行精神鞭笞。柳妈的同情、误导更加重了她的精神负担，使她欲生不能，寻死又不敢。祥林嫂一生受尽压迫侮辱，在精神方面所受的毒害尤其厉害，虽然她不甘于屈服，然而她面对的不是青面獠牙一望即知的恶霸，它所处的环境甚至充满了“平和”的祝福之祥气，正如“四叔”书房装饰的朱榻大“寿”字以及对联所显现的“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祥和气氛一样，她所处的环境很具虚伪性，可谓杀人不见血。鲁迅在小说中展示了整个农村以至整个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通过这些典型环境的描写，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指出了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根源，祥林嫂不仅经济上受剥削摧残，而且又受到了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从小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她反抗的性质以及悲剧色彩是不同的。四、反抗的性质盲目的，结果是惨重。祥林嫂的反抗，为了逃避婆家的难堪虐待，她到地主家帮工；为了反抗婆家的捆绑再嫁，她进行了出格的挣扎；为了摆脱灵魂上的迷信枷锁，她倾其所有到土地庙去捐门槛；临死前大胆的怀疑灵魂的有无。这些反抗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色彩。因为她被卖改嫁时的出格反抗是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是受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男”等封建伦理思想的毒害；她之所以倾其所有到土地庙里捐门槛；临死怀疑鬼神有无，是她听了柳妈的迷信话语，怕死后被据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因此，她的反抗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抗争，她的抗争是为了做稳奴隶的抗争，她的抗争带有明显的封建迷信色彩。抗争的结果不是跳出“苦海”进了“狼窝”，就是怀着这种恐怖走向更加痛苦的深渊。当祥林嫂再次来到鲁家，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四婶四叔柳妈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沦为乞丐后，她的遭遇更是凄惨，常常连饭也要不到，最后带着对生的痛苦，对死的恐怖，在鲁镇祝福声中，在遭受了一连串的致命打击、迫害、摧残之下凄然死去。四叔的“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时候正是万家欢乐、全家团圆的时候，而祥林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竟连春意都未来得及享受，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人生的历史舞台，穷富悬殊，反差巨大，这一结局的安排是祥林嫂的悲剧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五、典型意义不同由于祥林嫂反抗的性质和结果不同，因而这个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典型意义也有所不同。《祝福》里的祥林嫂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的束缚，所承受的压力远比我国古代妇女多得多、重得多。试想，对于一个只求生存的祥林嫂来讲，如果没有婆婆的势利，凭她的勤劳和“顺眼”，很有可能会在鲁四老爷家干下去，而不至于被卖再嫁，再遭厄运；夫死子亡后，如果不是贺大伯赶她，也许会在贺家凹度过残生的；再到鲁镇后，如果不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鲁四老爷在精神上的摧残，她也不会精神麻木、“不见伶俐”，也很有可能会在鲁镇苟且一生；如果没有柳妈的“善意”的指点，她也不会那么快就走上末路，以至于临死也未能摆脱死后的恐惧。可以说封建礼教全方位的压力把祥林嫂一步一步逼到绝境，终至沦为乞丐。当人们欢庆的时候，她却怀着对生的疑惑死的恐惧像“尘芥”一样被扫出世界。祥林嫂的悲剧，使人们看到套在脖子上的四条绳索。尽管她不断挣扎，表现了最大的韧性，依旧冲不破罗网，争不到一个普通人-----实际上也就是鲁迅小说的一个“做稳了”的“奴隶”的资格。作品的深刻意义还在祥林嫂在鲁四老爷等封建势力迫害下，周围的人不但不同情她，反而蹂躏她、践踏她，反而对她的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丁玲所说的那样：“祥林嫂是非死不行的，同情她的人和冷酷她的人，自私的人，是一样地把她往死里赶，是一样使她精神上增加痛苦。”像柳妈就是因同情祥林嫂而给祥林嫂“增加痛苦”的一个。病态的社会以及病态社会的人们的存在造成了祥林嫂悲剧，所以说祥林嫂的悲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悲剧。正因如此，祥林嫂的悲剧在引起人们的同情之后便是凝重的沉默，是那种不是灭亡就是爆发的沉默，是于无声处的惊雷。六、社会效应上看，祥林嫂更值得同情。典型意义的差异必然导致社会效应的不同。刘兰芝等古代妇女形象在中国历史上流传了一千多年，其反封建礼教的思想对封建势力并无多大震动，封建势力照常发展，且年久愈深，到祥林嫂时代积重难返。倒是那些古代妇女形象出现后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出现了杜丽娘（《牡丹亭》）、祝英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形象。而鲁迅笔下的这个形象出现只有几十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势力便被推翻了，中国妇女也完全摆脱了封建礼教这一精神枷锁。我看，这一结果与鲁迅在小说里塑造的这个女性形象不无关系。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劳动妇女长期以来受着封建礼教的迫害和摧残，尤其是经过宋明理学者的大肆宣传，而到清末的祥林嫂、爱姑、子君时代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祥林嫂的命运比刘兰芝等古代妇女要悲惨的多。而统治者最残酷的时候，也就是它们即将崩溃的时候，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鲁迅应运而生。他把妇女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来写他写的妇女问题的小说，比之于同时代的作家写的妇女问题的小说，有着更为丰富、深刻的内容，和更为高出的思想境界。其中重点是他以妇女问题为突破口，在解剖中国社会，解剖它的组成细胞——家庭，从而探索改革中国社会的道路。当然也包括妇女解放的道路。在探索中，他把妇女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进紧紧联系在一起，把解放妇女，反对封建礼教和反对整个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他“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忧国忧民的思想驱动下，毅然弃医从文，挥笔呐喊，写下了《祝福》为代表的一系列反封建礼教的文章，《祝福》让人们“于无声处”听到了“惊雷”，毅然的举起了反封建的旗帜。在祥林嫂身上他不但写了封建制度加给他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种种绳索和毒害，不但写了他的悲苦生活，而且写了他的反抗和觉醒，开始显露了蕴藏于她本身的反抗力量；祥林嫂这个形象给人以希望，而且预示了妇女解放的道路是无可阻挡地向前发展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祥林嫂这个形象的悲剧里可以看出，妇女要获得完全自由，个性要解放，经济上必须独立、政治上必须自由，她的悲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处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最终惨剧发生。由此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劳动妇女地位低下，完全没有自己的权利，鲁迅先生就是要揭示她们的悲苦生活，帮助她们寻找出路，争得做人的权利。在鲁迅的二十五篇现实小说中，有三分之一多是以反映妇女悲苦生活和妇女解放斗争为主题或内容的。它们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妇女问题，塑造了一系列活生生的妇女形象，让她们以各自血淋淋的伤痕、酸苦的泪水，走过读者面前，从而揭示那黑暗的底层生活，这些形象既是独立的，又有其内在的联系性。总之，在阅读中要充分挖掘小说的情感因素，要善于寻找巧妙的切入点，用自己的真情去拨动心灵的“情”弦，一旦心灵的“情”弦鸣响，情感的火苗燃起来，那么这个形象就会在你的心中迸射出生命的活力。无疑也会大大的了解祥林嫂，从感情上就会走进祥林嫂。

写鲁迅小说女性形象这个论文题目是为了给当代的女性及社会提供一个变得更好的思考标的物

您是杀人还是提问？没有五千字的，我尽量写，鲁迅在揭示土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第一次逃到鲁镇工谋生，这种对族权和夫权的反抗本是正当合理的。但她不懂这是她求生存的权利，她逃走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婆婆的虐待，最后她还是被婆婆劫回卖掉。她被强迫改嫁时，也拼命反抗，但这种是对“从一而终”的恪守，是对封建节烈观的愚忠。最后，她临死时发出究竟有没有魂灵地狱的诘头，虽然表明她对封建神权思想有所怀疑，但她的思想依旧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祥林嫂这一系列的挣扎和反抗，是不自觉的，其力量是微弱和苍白的，她最终还是被要深蒂固的封建大网络所捕杀。祥林嫂的最终死去，虽然与自己的愚昧软弱不无关系，但根子还是吃人的封建制度。 相对单四嫂、祥林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撇掉她。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大闹的，不是离婚，而是不离婚。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用权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最后，在七大人的“调停”下，爱姑的不愿离婚最终还是离了。 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爱姑这条不安分的鱼，只能在水池中掀起几点水花，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吃的命运。她想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网，那只能是妄想。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却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她主持公道。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纵的。爱姑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最终只能自吞失败的苦果。在潜意识里，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在封建社会性，只有休妻，没有离婚，而休妻是当时社会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最耻辱的事情，被休之人，其地位是连寡妇也不如的。为此，爱姑才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爱姑表现出来的行为，说明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从这一角度看，尽管她的反抗激烈，但其意义是有限的。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