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研究贾平凹的论文

外国人研究贾平凹的论文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 一 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 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 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 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 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立论的眼界颇高。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废都》一出，骂声四起。”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 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1]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贾平凹《丑石》及赏析:中国的文学家似乎对石头情有独钟，《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化自一块集日月精华于一身的仙石。曹雪芹的不朽之作《红楼梦》又名《石头记》，他笔下的石头其实是一块通灵宝玉。而贾平凹的《丑石》中所写的却的的确确是一块石头，一块真正的“丑石”。《丑石》的故事很像现代版的“和氏璧”，楚国人卞和在山中发现了一块玉璞，他断定其中藏有美玉，先后将其献给厉王和武王，均被玉匠认为只是块石头，他因此获罪而失去了双脚。直到文王继位，才“剖开顽石方知玉，淘尽泥沙始见金”，终于以和氏璧的真面目示人，使它成为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玉。相比之下，丑石的命运似乎更悲惨一些。因为和氏璧虽不为普通玉匠所识，却还有卞和的加意珍惜，而丑石却从天上陨落到地上的那一刻起，便遭到了人们的白眼和咒骂。村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它，大A嫌它丑而无用，既不能用来垒墙，也不能用来铺台阶、洗石磨；孩子们也因为它身上的绿苔、黑斑而渐生厌恶之情，想合伙搬走他。对于世俗的种种误解、冷眼，丑石已默默地承受了二三百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因为丑石的异相、丑陋才表明它不同寻常的来历：“它补过天，在天上发过热，闪过光”。即使陨落凡间，它也保持自己的高傲、顽强，而不像一般妁顽石那样用来做墙、做台阶，用来雕刻、捶布，而是在误解中执着地生存。贾平凹的这篇散文语言直白、朴实，没有在结构上刻意求新，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平平淡淡地将一块石头的遭际娓娓道来。但就是这块丑石却能引起我们心灵上的震撼和共鸣。它不像一般的散文，仅能给我们带来轻松和愉悦，它分明是一篇包含极深人生道理的哲理散文，引人深思。很多人将这篇文章看作贾平凹的夫子自道，其实从那块“丑到极处”又“美到极处”的丑石身上，我们何尝找不到自己的影子?平凡的我们有时会因为自己没有倾国倾城之貌，没有显赫的家庭而感到自己的渺小、卑微。殊不知一个人真正的动人之处并不在于外表和出身，而是来自内在的涵养以及人格的魅力。每个人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便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即使自己相貌和出身略逊于他人，我们也不必因此而自卑。因为每个人体内都蕴藏着一股巨大的潜能，只要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就会有一番作为和成就。李白曾豪迈地吟咏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我们也应相信天造之才，各有其用，只要我们有充分的自信，就会拥有美丽、完美的人生，因为自信的人身上会闪耀动人的光彩。人生之路并非全由鲜花、掌声和赞誉铺就，在我们享受成功的喜悦之前必得经过一番砺炼。“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丑石在人间的遭遇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过程呢?古往今来，凡能成就大事的人必先有一番挫折。每个人必须认清自己的能力，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为此而不懈努力。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要学会忍受寂寞，要有丑石的坚韧和顽强，即使受到一时的冷落也坚持自己的理想，不去迎合和俯就世俗的标准。丑石就是因为没有汉白玉的细腻，无法刻字雕花；没有大青石的光滑，无法浣纱捶布而遭到一般世俗的讥讽。一直以来我都坚信那句已经被人重复过千百遍的名言：“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只要我们具有了默默承受误解、寂寞的美德，不怨天尤人，就会在沉默与等待中使自己趋于成熟、完美。只要有真才实学，就不必依赖相貌和出身来博得大家的注意，也不必慨叹生不逢时。出众的才华会令自己脱颖而出，会为人生谱写最华美的篇章。

贾平凹被称作“鬼才”，他的作品语言表达细致悠长，幽默搞笑、俏皮，想像力出现异常丰富多彩，人物形象丰腴，有血有肉，可以把乡村鸡零狗碎的琐碎叙述得十分具备现实感，令人亲临其境。而且，对当代意识出现异常比较敏感，即使写以往的一切人跟事，也可以把当代人的情绪和观念围绕进来，提升了时期局限性。

贾平凹，1952年生在陕西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现代作家，1978年凭着《满月儿》得到第一届全国各地出色小小说奖，1982年发布著作《鬼城》《二月杏》。2008年凭着《秦腔》得到第7届矛盾文学奖，凭着《古炉》得到施耐庵文学奖，贾平凹是在我国当代文坛寥寥无几的文学类天才，被称作天才，他是当代中国一位极具反叛性，创新精神和普遍危害的文学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到世界文学史册的不可多得的知名作家之一。

西北大学专家教授费秉勋：“我第一次看到贾平凹印像是，看不出来他的年纪，看见他长的有点儿怪异，和一般人有点儿不一样。也有人说："贾平凹为人处事胆子小，拿行笔胆子大，啥都敢写，啥都敢说"贾平凹自己说：“我还是更融入搞文艺创作，对于这一著作他人爱不爱，谁喜爱就来买，不太喜欢就不必买”。

贾平凹的创作，既传统式又当代，既写实性又宽广，语言表达秀外惠中、憨厚老实，心里却波澜万丈。他的《秦腔》，以精准的叙述，细密的关键点，取得成功地仿照了一种日常日常生活的本色情况，并对转变中的乡土中国所遭遇的分歧、茫然，进行了充斥着赤子情结的技术性和讲解。他书中的喧闹，藏着悲伤，繁华的身后，是一片孤寂，也许，牢固的事物都化为乌有以后，大家所面临的也只能是很大的沉默无言。《秦腔》这声喂叹，是当代文学作品创作的一记重音，也是这一时代的鲜活真实写照。

贾平凹怎么研究论文

一、白描手法的运用 贾平凹将传统的白描手法在《高兴》中运用得淋漓尽致。在《高兴》这篇小说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叙述的故事更加生活化、细节化，故事情节非常简单，两三个简单的人物，构成平实流畅的文风。?这种特征体现了贾平凹在叙述对象上对自然的追求。由故事而日常生活琐事而生活，贾平凹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说的故事性，从而把叙事转换为叙“生活”，也即“说平平常常的生活事”或“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通过对日常生活表象的呈现，通过最朴质的观察经验洞察生命，从而传递出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的关注和思考，真实地写出了贾平凹内心深处的脆弱、焦虑和揪心，完成了一次对生存意义的哲学关怀与追寻。 二、对底层叙述者的选取 如何让底层表述自己，一直是底层叙事小说的核心话题。因为学识和地位的局限，底层因为无法表述自己。贾平凹在选择自己的叙述者时，也颇具匠心。小说《高兴》的主人公刘高兴虽然是一个是出自乡村来城市拾破烂的农民，但是刘高兴却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农民很不一样，据贾平凹介绍说，((高兴》的主人公是真有其人的，名字就叫刘高兴，是贾平凹老家同村一个院子长大的好伙伴，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刘高兴当兵复员后回村继续当农民，他读过很多书，遇到什么总能联想到《三国演义》、《红楼梦》里的人和事，因此，可以他属于精神思想极为复杂的一类，有着不同于底层贫民的素质和生活体验。小说《高兴》整个故事是以“刘高兴”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述，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主角，通过让“刘高兴”说话，一个拾破烂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得到了最生动完整的展现。像这样的叙述视角，对于底层叙事，无疑是相得益彰的。 三、淡化底层苦难的表述方式 对于底层苦难的展现和思考，贾平凹也表现出与其它底层叙事作家不同的地方。通过表现农民精神世界的另一面:穷快活，去揭示底层人物生存的悲剧。生活中的刘高兴不仅穷困潦倒，而且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爱情。但是贾平凹笔下的刘高兴们形象龌龊但精神飞扬，他们也想穿皮鞋扎领带。他们学西安城里人说话和走路，他们学西安城里人的作派和思维，他们在简单卑微的生活中给人们展现了苦难更展现了绚烂的一面。生活的苦难与刘高兴的快活，这无疑是一种错位，而错位就是反差，反差就是张力，张力则体现了作家思考的深度。贾平凹在描写苦难主题时并没有一味的张扬主人公精神的理想和不屈的意志而不触及苦难，也没有单纯描写生活的苦难，而是把这两个方面加以整体的描募这才有我们在厚重、广阔的苦难底色上所看到的鲜亮的涂抹——人的乐观与机智的笑容。 四、直接的生活体验 底层叙事要真写的具有感情，必须是建立在作家深厚的生活体验的基础上的。当今一些底层文学由于作者缺乏对底层生活的感同身受的体验,往往会将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写得简单而可笑。对于文学创作来讲,直接的体验是作家真实地描写生活的前提条件。只有理解了“底层”、熟悉了“底层”,并以自己过人的眼力思考了“底层”,然后才能写好“底层”。贾平凹以平民的视角，呈现出真实的当代“乡下人进城”的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状态和情感境遇，充分展示出底层民众特有的柔弱与坚韧、尊严和价值、卑贱与高贵。所以,贾平凹的给我们底层文学创作提供了启示:切切实实地深入生活,熟悉生活,培养自己与底层人的感情,从而使自己的创作成为充满热情和激情的、令人觉得亲切、可信的写作。 在《后记》里,贾平凹详细地讲述了创作原型和他在西安破烂群落里体验生活、收集材料的经历,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郑重态度,再加上他作为乡土文学最后的大师娴熟功底,成就了《高兴》相当程度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成就。就底层叙事的策略和所达到的效果来看，小说《高兴》已经具有了打动我们的魅力。一部靠“体验生活”获取素材的作品,《高兴》在细节上丰富饱满,对人物性格的刻画生动，引起了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

贾平凹的散文内容浩瀚，五彩缤纷，从抒写的内容和笔调去看，可以归成五类：第一类是情绪小品，以抒写某种特定的情绪为主，如《大洼地一夜》就是代表；第二类是场景小品，以写各类场景为主，如《静虚村记》、《黄土高原》等；第三类是人物小品，粗线条勾画人物为主，如《摸鱼捉鳖的人》、《在米脂》等；第四类是随笔，综论人生，针砭世情，如《人病》、《牌玩》等；最后一类是风物小品，描摹风俗，记述玩物，如《陕西小吃小识录》、《玩物铭》等。 贾平凹于传统的散文写作中，取了个大突破—凡对社会、人生的独特体察、个人内心情绪(爱与恨)，或偶尔感悟到的某些哲理等，都呈现文中。那份坦诚、不摆架子、不高调等性格，亦是他赢得读者的方法之一。在他文中，不难发现贾平凹的赤子之心，于现今复杂的社会里的确难寻。而且，贾平凹对美感的追求，于字里行间清晰易见。他不单只在乎自我领略，亦愿把这审美路径向读者介绍及实践。 贾平凹在他最新的长篇小说《高老庄》后记里，夫子自道地说：我是失却了一部分我最初的读者，他们的离去令我难过而又高兴。”这是实话，也是明摆着的事实；老贾又说，“我得改造我的读者，征服他们而吸引他们。”这也许仍将是事实，然对于我而言，我却更愿相信：强弩之末的贾平凹已无法通过征服来吸引我了，虽然我仍将是他的读者。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在看一位曾被认为是最具有天赋、最有特色的大作家如何一步步地走火入魔——这也许是一桩如同英雄末路、美人迟暮般的残忍快事。贾平凹（其中凹读wā），原名贾平娃，1952年2月21日出生 ，中国当代作家。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主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其作品《月迹》已经收入鄂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课本中，苏教版七年级下，北师大版四年级下。贾平凹出生于并不富裕的农村，并非书香门第，家中世代是农民。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1982年后从事专业创作。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人大代表，西安市作家协会主席。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贾平凹自选集》，长篇小说《商州》、《白夜》，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等。《腊月·正月》获中国作协第3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满月》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废都》获1997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浮躁》获1987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最近获得由法国文化交流部颁发的“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秦腔》获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贾平凹的小说描写新时期的西北农村。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变革， 视野开阔，具有丰富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内涵，富有地域风土特色，格调清新、隽永、自然。另外，《我不是个好儿子》收入山东人民出版社高中语文必修三课本，他的《延川城》以诙谐幽默的语言被选入北京景山学校《语文》第9册课本内。贾平凹作品所描写的场景是他所熟悉的农村，例如《秦腔》：他写的是农村的现实生活。长期以来，农村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现在中国的“三农”概念，农业、农村、农民，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原来说的是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离不开土地。现在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却剥离开了。农民离开了土地，有些是主动离开的，有些是被迫离开了，留在农村的多是老弱病残。我的老家棣花村，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泻洪池。旧的东西稀哩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地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里都是难活. 这些资料希望能帮得上你

贾平凹小说研究论文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 一 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 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 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 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 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立论的眼界颇高。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废都》一出，骂声四起。”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 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1]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一、白描手法的运用 贾平凹将传统的白描手法在《高兴》中运用得淋漓尽致。在《高兴》这篇小说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叙述的故事更加生活化、细节化，故事情节非常简单，两三个简单的人物，构成平实流畅的文风。?这种特征体现了贾平凹在叙述对象上对自然的追求。由故事而日常生活琐事而生活，贾平凹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说的故事性，从而把叙事转换为叙“生活”，也即“说平平常常的生活事”或“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通过对日常生活表象的呈现，通过最朴质的观察经验洞察生命，从而传递出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的关注和思考，真实地写出了贾平凹内心深处的脆弱、焦虑和揪心，完成了一次对生存意义的哲学关怀与追寻。 二、对底层叙述者的选取 如何让底层表述自己，一直是底层叙事小说的核心话题。因为学识和地位的局限，底层因为无法表述自己。贾平凹在选择自己的叙述者时，也颇具匠心。小说《高兴》的主人公刘高兴虽然是一个是出自乡村来城市拾破烂的农民，但是刘高兴却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农民很不一样，据贾平凹介绍说，((高兴》的主人公是真有其人的，名字就叫刘高兴，是贾平凹老家同村一个院子长大的好伙伴，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刘高兴当兵复员后回村继续当农民，他读过很多书，遇到什么总能联想到《三国演义》、《红楼梦》里的人和事，因此，可以他属于精神思想极为复杂的一类，有着不同于底层贫民的素质和生活体验。小说《高兴》整个故事是以“刘高兴”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述，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主角，通过让“刘高兴”说话，一个拾破烂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得到了最生动完整的展现。像这样的叙述视角，对于底层叙事，无疑是相得益彰的。 三、淡化底层苦难的表述方式 对于底层苦难的展现和思考，贾平凹也表现出与其它底层叙事作家不同的地方。通过表现农民精神世界的另一面:穷快活，去揭示底层人物生存的悲剧。生活中的刘高兴不仅穷困潦倒，而且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爱情。但是贾平凹笔下的刘高兴们形象龌龊但精神飞扬，他们也想穿皮鞋扎领带。他们学西安城里人说话和走路，他们学西安城里人的作派和思维，他们在简单卑微的生活中给人们展现了苦难更展现了绚烂的一面。生活的苦难与刘高兴的快活，这无疑是一种错位，而错位就是反差，反差就是张力，张力则体现了作家思考的深度。贾平凹在描写苦难主题时并没有一味的张扬主人公精神的理想和不屈的意志而不触及苦难，也没有单纯描写生活的苦难，而是把这两个方面加以整体的描募这才有我们在厚重、广阔的苦难底色上所看到的鲜亮的涂抹——人的乐观与机智的笑容。 四、直接的生活体验 底层叙事要真写的具有感情，必须是建立在作家深厚的生活体验的基础上的。当今一些底层文学由于作者缺乏对底层生活的感同身受的体验,往往会将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写得简单而可笑。对于文学创作来讲,直接的体验是作家真实地描写生活的前提条件。只有理解了“底层”、熟悉了“底层”,并以自己过人的眼力思考了“底层”,然后才能写好“底层”。贾平凹以平民的视角，呈现出真实的当代“乡下人进城”的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状态和情感境遇，充分展示出底层民众特有的柔弱与坚韧、尊严和价值、卑贱与高贵。所以,贾平凹的给我们底层文学创作提供了启示:切切实实地深入生活,熟悉生活,培养自己与底层人的感情,从而使自己的创作成为充满热情和激情的、令人觉得亲切、可信的写作。 在《后记》里,贾平凹详细地讲述了创作原型和他在西安破烂群落里体验生活、收集材料的经历,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郑重态度,再加上他作为乡土文学最后的大师娴熟功底,成就了《高兴》相当程度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成就。就底层叙事的策略和所达到的效果来看，小说《高兴》已经具有了打动我们的魅力。一部靠“体验生活”获取素材的作品,《高兴》在细节上丰富饱满,对人物性格的刻画生动，引起了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

贾平凹女儿研究生论文

贾浅浅，是作家贾平凹的宝贝闺女，她象她爹一样，喜爱中国文学，贾浅浅在文学界，已经有了一定的名誉和影响力。当今网络发达，不断涌现网红明星，贾浅浅不知深浅，不甘寂寞，她想出大名，她想成为网红，于是乎，屎尿体的臭屁诗出炉了，一番炒作，贾浅浅大紫大火。女儿上热搜，贾平凹后悔了吗？这事热传多日了，老贾无回应，说明他认可了女儿的作品，说明他没有丝毫的后悔。可能的原因是，老贾认为，女儿的臭体诗，纯属 娱乐 ，不违法，不牵扯政治，女儿的目的达到了，可喜可贺呢。中华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基，诗词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任何过激的言论，任何过火的内容，都是不合时宜的，都是对中华人化有损害的。贾浅浅是个公众人物，发表臭诗词，丑陋不雅，有伤风化，这是往中国文化上泼脏水，影响恶劣。网络上批评声不绝，说明大众有好坏的鉴别力，以丢人现眼为代价，获得的东西再好，终不能长久，得的快失的也快，也许弄巧成拙，也许得不偿失。贾氏父女，当深夜自思者也！ 应该有点后悔吧。 但是，他的后悔可能主要是因为操作不完美，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 他的后悔可能更在于没有注意到那些小弟把事情喧得太大引来了大家的“红眼”和“嫉妒”。 他的后悔或许还在于没有及时地采取措施灭火。 至于他对给予女儿作品的超高评价和以爱为名的牵线搭桥，他是不会也不可能后悔的。 不过，别管他自己现在后悔不后悔，恐怕后续事情的发展一定会让他、也必须让他感到后悔才对。 这件事情中间包含的那么丰富的信息、涉及到的那么多的人，如果不让他们为这件事情中间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相应的代价，真正感到后悔恐怕无论对他们本人还是对其他有点能量可能步其后尘的人，都不是太合适的事情。 也相信事情后续的发展会让他们真正感到后悔的。 做过了，就得承担责任，付出代价不是？ 他后不后悔我们无从知晓。但我们希望主管部门要真正负起监管和审查责任来，坚持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为我们伟大中华的“文化自信”服务，倡导主流价值，弘扬正能量，多出 健康 积极向上的作品，不要太恣意妄为粗陋恶俗，否则，既严重浪费了公共资源，又狠狠地伤害了文学本身，还污染了大众的双眼，可卑可鄙 老贾都没有发声，你怎么知道他后悔的？想当初他挺欣赏他女儿的诗，并称其为古灵精怪的小女孩儿，言下之意就是她女儿的诗非同一般凡人。 他这般令人惊诧的话，就是为他女儿进入文坛铺路垫石的。其实有什么父亲，就有什么女儿。贾浅浅的屎尿屁诗的风格，还真是继承了她父亲的衣钵。 只是她诗的风格，比她父亲更加露骨生猛，毫无修饰的泼了文坛一身的屎尿屁。此时此刻的贾平凹，有这么一种可能:浅浅的诗就不用出版了，废除获奖资格。 至于教授什么的，你们看着办吧，这个你懂得哦？也会有另一种可能:任凭风雨多变幻，老贾岿然不动。他正坐在城楼观山景，等过了这阵风声，该怎么着还怎么着:贾浅浅毫发无损，不信走着瞧。 贾平凹望女成凤有点急，甚至于不择手段，不信把贾浅浅的学历学位职务扒一扒看看有没有违规提拔的，当然贾平凹可以一推了之，下面溜须拍马的一系列问题都往下追究，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么没有底线的操作，令人发指。贾浅浅到底水平高到什么程度，如今上了热搜成了网红，让大众也开开眼，如今的屎尿屁烂屎王怎么就登上了文学界的人生巅峰。你们关起门来怎么玩都可以，只是不要污染了读者的眼球。还文学一方净土吧！ 《父女情怀》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此时老贾不但不后悔，也许正在窃窃自喜呢！ 一生所望终于后继有人，废都的门楣又增添亮丽的屎尿黄色，下流自有后来人。 老贾自感能生出这样的女儿，是他一生的骄傲。要是没有浅浅，他在废都中的留白的方块空格，可能会留给他一生的遗憾。 多亏浅浅，能浅浅的体恤他的苦衷。有能力，有魄力，能和他交流心得。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向学术界证明了他独有黄味的文学造诣。了却他多年没有底气，羞于自证的苦恼。 并且一箭双雕，女儿还因补添了他当年在废都中难以启齿的空下的一千多个下流的文字，获得了博士学位。其自废的废都再一次获得了崇尚炎黄文化的文化界的公认。 此时的老贾也许正身体力行的向其传授黄土髙坡中的黄色秘笈。 正在告诫浅浅，胆子要再大一点，步子要再快一点。弄一些再臊一点，再臭一点，再下流一点。让所有人的感覌完全彻底，毫无余地浸泡她的湿味里，让人们思想崩溃永远失去抗争的能力。 趁着和莫大师联手之际，趁着文化界和他气味相投之机，名杨四海，大展宏图。 即使不能名颂千古，也要一臭万年，让贾家屎臭彪柄天下！ 资质平庸的智商，却长了一个强人的性格，争强好胜不服输，爱出风头，占风口。可智商不给力呀！实力不允许呀！皇帝的新衣，一旦被揭穿，皇帝能不后悔吗？ 估计贾平凹现在除了后悔之外还是后悔！他应该是没想到，把事情闹得这么沸沸扬扬。那么严重的后果，他是始料末及的。 如果他是干净的话，他就不会担心不会后悔。或许还在暗自偷着乐呢，因为这一波操作让它贾浅浅女儿。一夜爆红红到发紫。 轻轻松松就成了网红了，他们不偷着乐吗？ 如果有问题的话，他应该是瑟瑟发抖了吧。 对于贾浅浅的诗歌水平如何并不重要！ 这网络上围绕贾浅浅诗歌讨论的声势肯定令老贾始料未及，但以老贾的低调与功力，还是能把握住这件事的发展方向的。贾只是以“作二代”（对不起，这年头连新名词都出现得快而多）的身份又搅起了诗坛关于诗歌的认知和好坏的讨论，这缘于自媒体时代底层民众对诗歌国度关于诗与掌控诗歌评价的话语者对诗的好坏的认定的巨大反差，还有人们（真正应该对这些东西的把握起决定作用）已极度反感和不信任这些一小撮（也可归到公知们这一类）的评判标准。 我啰嗦这么一段只是有这么几句提醒：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现代诗歌的发展向何处去，我们要包容开放的面对它，政治引导要跟上。二什么时候，我们的文化都要到从群众中来学，到群众中去，特别是一些形而上的精神产品，要把自媒体时代民众的评判作为标准条件之一，脱离甚至高高在上地指责他们不懂，把持这些山头自行其事，肯定会遭到唾弃。三：文艺为谁服务很重要，啥时候不把握我这个前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会陷入酱缸的深渊，甚至被别有用心的集团，阶级利用。四发展有方向也有时代底线，不切实际的信口雌黄和求怪求新是我们的最危险的敌人。 老贾没准正偷着乐呢。 眼下多少人想上热搜都没门，暂不说浅浅的诗怎么样，就凭眼前她这热度，谁说不是歪打正着。 换平常，谁知道浅浅？一夜暴红而且红的有些发紫，我想连老贾自己都始料未及。所以，感觉你这问题有点替古人担忧的味道。

贾平凹的女儿贾浅浅写的自由诗：

贾浅浅现在是副教授，研究生学历，现就职西北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是现代中国文学和诗歌。就在近日，她的一本新书上市了，但没想到的是，却成了网络上的笑话。

诗歌是以丰富的想象和凝练的语言，表情达意的一种文学体裁。真挚的情感，凝练的意象，和谐的声韵是诗歌的基本。虽说人们不断追求诗歌的创新的毋庸置疑的，但是过度的利用某些露骨怪诞的动西而博取大众眼球而忽视诗歌最初的立意就显得标新立异，脱离了诗歌的本质。

贾平凹美文杂志

贾平凹，本名贾平娃，1952年2月21日出生于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中国当代作家。1973年，发表作品《一双袜子》。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从事文学编辑工作。1988年，凭借《浮躁》获得第八届美孚飞马文学奖铜奖。1992年，创刊《美文》。1993年，出版长篇小说《废都》。1995年，出版长篇小说《白夜》。1996年，出版长篇小说《土门》。1997年，凭借《废都》获得法国费米娜文学奖 。2016年12月，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017年3月22日，被澳门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创作特点：贾平凹的小说在思想内容上大多都是描写现实的，如《浮躁》以农村青年金狗与小水之间的感情经历为主线，描写了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暴露出来的问题；《土门》讲述了一个村庄城市化的过程，对城市当中腐朽的生存方式和乡村的保守心态进行了双重批判。贾平凹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作家，受儒道释的影响较多，他自己将之融入对人生、对社会的独特体悟中。贾平凹将儒家文化伦理观念的核心“仁义”融入自己的作品中，还将家庭伦理道德与人物的日常行为、思想自然贴合。贾平凹的小说还常用道家的眼光来阐述哲理，给读者描绘了一个个新奇别致的艺术世界。如《古堡》中的麝，《远山野情》中太岁的象征，《山坳》中的狐狸，《浮躁》中金狗出生时的预兆、金狗胸前墨针的“看山狗”图像、金狗与小水的名讳等，都暗含《周易》文化的密码，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和哲理意蕴。贾平凹对土地有着很深的情结，他在小说中反复张扬的主题之一就是土地是农民的生命，是农民的生存支柱。如大部分他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如才才、山山、仁厚村人都是以土地为生的忠厚农民，他们在土地上精心耕耘，精心收获。金狗离开了乡土，最后又回到了乡土，土地情结是他斩不断的根。作为商州文化传承者与人文精神开拓者，贾平凹在很大程度上因袭着对土地的深沉感情。

贾平凹(wā)，原名贾平娃，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人。陕西作协主席，中国书协会员，当代著名作家 。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被誉为“鬼才”。代表作有《秦腔》、《高兴》、《心迹》、《爱的踪迹》、《废都》等，曾获多次文学大奖。作品《我不是个好儿子》选入鲁教版语文必修三、作品《月迹》已选入苏教版语文课本、作品《落叶》入选北师大版和鲁教版中学教材。

贾平凹，1952年2月21日生，陕西省丹凤县人，著名作家。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

贾平凹，1952年出生于陕西丹凤县棣花镇[1]，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2]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为全国人大代表[3]、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主任[4]、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作品很多，是位高产作家。已经出版了以《废都》为代表作共24部作品。目前仍然在创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