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日记毕业论文

季羡林日记毕业论文

说到故去的大师，我们对其大多数的印象是：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等等，但是如果你读过他的《清华园日记》就会知道，大师曾经也是一位真性情、有热血、叛逆、接地气的鲜活小年轻。

这是季羡林在大三大四时写的《清华园日记》，当时大师也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跟同学们一样，想看美女、会骂教授、做春梦、压抑的荷尔蒙无处发泄。

这样 德国宝大师是不是特别让你意外呢？原来大师的青春也跟我们一样，肆意又无惧，看完后大家估计只想唱一首歌——《我们都一样》~~~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这样一位著作等身的老学者，他的日记又会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几段摘抄于他日记的原文：

“今天才更深切地感到考试的无聊。一些放屁胡诌的讲义硬要我们记！大千走了，颇有落寞之感。”

“昨夜一夜大风，今天仍然没停，而且其势更猛。北平真是个好地方，唯独这每年春天的大风实在令人讨厌。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

“开始作论文，真是“论”无可“论”。晚上又作了一晚上，作了一半。听别人说，毕业论文最少要作二十页。说实话，我真写不了二十页，但又不能不勉为其难，只好硬着头皮干了。”“论文终于抄完了。东凑西凑，七抄八抄，这就算是毕业论文。论文虽然当之有愧，毕业却真的毕业了。”

如此接地气的抱怨语气，是不是特别使一些还在学校累哈哈学习的学子们感同身受啊？还有更搞笑的呢！

总结：这样一位见闻广博，学富五车的幽默老人，谁能不喜欢读他的日记呢！

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二日 今天才更深切地感到考试的无聊。一些放屁胡诌的讲义硬要我们记! 大千走了，颇有落寞之感。 十三日 昨夜一夜大风，今天仍然没停，而且其势更猛。 北平真是个好地方，唯独这每年春天的大风实在令人讨厌。 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 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二日 今天作Faust的Summary 无论多好的书，even Fausteven Faust。 只要拿来当课本读，立刻令我感觉到讨厌，这因为什么呢?我不明了。 过午看女子篮球赛，不是去看想［打］篮球，我想，只是去看大腿。 因为说到篮球，实在打得不好。三日 今天整天都在预备Philology，真无聊。我今年过的是什么生活?不是test， 就是reading report，这种生活，我真有点受不了。四日 今天早晨考Philology，不算好。 过午作Faust的Summary，也不甚有聊。 这几天来，一方面因为功课太多，实在还是因为自己太懒，Hlderlin的诗 一直没读，这使我难过，为什么自己不能督促自己呢?不能因了环境的不顺利， 就放弃了自己愿意读的书(写文章，也算在内)。五日今天又犯了老毛病，眼对着书，但是却看不进去，原因我自己明白：因为近几 天来又觉到没有功课压脑袋了。我看哪一天能把这毛病改掉了呢?我祈祷上帝。 零零碎碎地看了点Hlderlin，读来也不起劲，过午终于又到体育馆去看赛球。十五日 开始作论文，真是“论”无可“论”。 晚上又作了一晚上，作了一半。听别人说，毕业论文最少要作二十页。 说实话，我真写不了二十页，但又不能不勉为其难，只好硬着头皮干了。二十五日 ……今天开始抄毕业论文，作到［倒］不怎样讨厌，抄比作还厌。……二十六日 今天抄了一天毕业论文，手痛。……二十七日 论文终于抄完了。东凑西凑，七抄八抄，这就算是毕业论文。论文虽然当之有愧，毕业却真的毕业了。 晚上访朱光潜闲谈。朱光潜真是十八成好人，非常frank。 这几天净忙着做了些不成器的工作。我想在春假前把该交的东西都做完，旅行回来开始写自己想写的文章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中间再从事着其他的研究，也可能是在为自己的毕业论文找更多的材料，所以他们两个人各用的时间都不一样。

季羡林议论文素材

《赋得了永久的悔》，《老狗》，《春回燕园》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青年季羡林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1]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1]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季羡林在德国[1]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

纪年被遗忘的学人——读书——凤凰网

看大师：影响后人的文化脊梁

大师，不仅是自己专长上给世人带来深远的影响。

而且，他们也是精神上的标杆。

他们屹立在那里，激励后人。

巴金，陈寅恪，却在自己的年岁的终点处，仍有着非同寻常的创造力。

大师的魅力在于不断反省：巴金——中国二十世纪的良心

晚年的巴金在《随想录》一书中，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

他对过去的反思，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

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他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中国知识青年枯寂的心灵，遂而成为青年的偶像。

“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

为了他，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1927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

大师的魅力在于学无止境：钱钟书——难以望其项背的文化昆仑

他说，我一辈子干的，就是要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成为一家。

钱先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小说家观点解读古今中外的文史著作。

他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看待中国与世界，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人格上的榜样。

作为知识分子，他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受过不少罪。

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

他曾说:“大名气和大影响都是90%的误会和曲解搀和成的东西。”

“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上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志。”

大师的魅力在于无媚骨：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陈寅恪为沉湖而死的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文，也是自己一生为人为学的生动写照。

“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

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名言，不仅是龚自珍的自白，也是陈寅恪的志趣和自道，他没有在任何场合自命为大师，更未在任何时候端过大师的架子。

寅恪先生最动人一节是一九五三年拒绝接受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一番话。

当时 *** 科学学院成立中古史研究所，聘寅恪先生为所长，特派先生的弟子汪钱带聘书南下广州接先生北上。

时先生双目已盲，乃口述覆信，由汪钱笔录，他说: 「我的思想，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

所以我说: 独立之精神、自由的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正如碑文所示: 「思想而不自由，无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岂庸鄙之敢望」……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所学……因此我提出以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

进入生命的晚年，在肉体与精神陷入无限痛楚之中时，明末清初宁死不屈的一代奇女子柳如是便成为他生命中幻象和唯一的光亮。

陈寅恪以惊人的毅力口述完成了洋洋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

这一“ 鸿篇巨制”的萌生问世，发轫于少年，志成于人生暮年，是陈寅恪所构建的托其心志，明其理想的又一心灵丰碑。

此一巨大成就，正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所言:“若非有无比坚毅之心力，焉能完成此大业？人类文化史数千载，失明史家之能撰大著，其类殆罕；陈先生之业绩，称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这一大奇迹无不可也！”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

大师的魅力在于一针见血：熊十力：“中国文化亡了！”

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没有人对他口中所念有丝毫的惊异。

1946年6月7日，熊十氏致函徐复观说：“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

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平等者，非谓无尊卑上下也。

然则平等之义安在耶?曰:以法治言之，在法律上一切平等。

国家不得以非法侵犯其人民之思想，言论等自由，而况其他乎? ”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

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

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

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

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品学术：懂书斋里的人间情怀

也许，有类人躲在书斋为人所不知；也许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皇皇巨著；我们更不清楚，他们如同西西弗斯一样在自己的思考道路上推着石头上山，而每次又从山顶滑下来。

可当他们之中有人说：我对生命的看法很豁达，我不怕死，只希望再多给我些时间完成《伊里亚特》，人们又会想起什么呢？

学术生活中的良苦寄托——费孝通：学术虔诚者

93岁高龄时，他还去了甘肃定西考察。

“他的脑子里其实一直没有离开学术。

他又对我们说，有人建议他写自传，可是他认为，他这一生写下的文章就是‘自传’，不必再写了。

他打算花时间写些总结性的、在学术上有点分量的东西。

因此，他除了开会、看书，就是下去调查研究，回到家里，也是进了书房就看书，一看就是四五个钟头。

他有这样一个本领，看书或写文章的时候，不管身边有什么人走动、说话甚至吵闹，他都会旁若无人，不受影响。

学术生活里的皇皇巨著，书斋里的低调人生——罗念生：为学术献身

罗念生一直与晦涩、枯燥，像甲骨文那样难懂的古希腊文学打交道，终生不倦，孜孜矻矻，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在灾难和厄运时时临头的日子里，他也不肯放下手中的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特别是 *** 之后，他除了吃饭和睡眠的时间外，几乎全是在他那用床板加宽的书桌前度过的。

在他的住所，人们从窗外总看到秉烛夜耕的他坐在书桌前，从黄昏到深夜，那盏黄红的灯光总是最晚熄灭。

在严热的夏天，晚上乘凉的大人、小孩聚了一院子，而灯前像偶像般的他，专注地坐在那里。

这种情景引起小孩们的好奇，他们多次登窗沿向内窥望、逗闹，竟都引不开老人的视线。

有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向老人大声齐呼:“书呆子，书呆子……”这次他听见了，他离开书桌走向窗口，笑着向孩子们招手……。

事后，他把这段故事讲给家人听，并引以为乐。

他心甘情愿，矢志不渝，不追求热门，不图名于一时，毫无保留地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成为领域里的先驱者。

罗念生不仅有着的文德，在人品上也堪称是楷模。

他善良、忠厚，待人热忱，虽不善言表，但内心却是个火热奔放的世界。

他不计名，不为利，对青年学者和学生，有求必应。

他经常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为他们查询资料，解答学术上的问题，每月都要寄出解答的复信、复函。

他的老伴没有工作，又体弱多病，经济拮据。

有人劝他翻译些通俗，出书量的畅销书，他说:“这些书有的是人翻，而我所搞的，是别人做不来的。”他嘱咐儿女，生活上过得去，有吃有穿就行了。

物质上的享受都是转瞬即失的东西，只有学问和奉献才是永存的。

在文汇报发表的一篇悼念文章中，曾把罗念生先生比喻为“中世纪的和尚”这恰给了他的人生哲理以形象的描述。

他从不愿给别人增添麻烦，善于理解人、体谅人，就连家中的保姆他也尽力关照她们，减轻她们的劳动负担。

亲朋遇到困难，他总是解囊相助，以至往往稿费尚未到手，就已经预支出去了。

他的一生说是“吃的是草，而挤出的是奶。”在他重病住院期间，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尽力与医生配合。

医护人员都喜欢他，夸他是最听话的病人。

他向医生再给他点时间，不多，只需半年！他要完成“荷马史诗”的译著。

他不求生命中的任何享受，只求完成夙愿留给后人。

然而他带着遗憾走了，留给儿女的是一个仅有10元人民币存款的存折，留给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却是丰厚的、永存的纪念――他的译作和遗著。

“一个人活着若不工作，就毫无意义了。

我对生命的看法很豁达，我不怕死，只希望再多给我些时间完成《伊里亚特》。”

慕人格：看大师那块硬骨头

常说，百无一用是书生。

似乎，书生从来都只是弱弱的代表。

可当我们看到有那么些人，在特别的年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时，不仅他们深邃的目光让人折服，而且，我们也觉得他们的骨头也似乎非常硬。

有傲骨，无傲气就是说的这样的人。

贾植芳：“把人字写端正”

师道的光芒，那是在长久的点滴的寻常中，而无声地流露和浸润。

著书立说、传道授业，更是自己人生一世的传奇与琐碎。

正如有的学生所说:“我特别喜欢植芳先生在一杯茶、一支烟中，侃侃而谈，风骨毕现，从中不仅传授了读书的心得，更是传染了一种难得的为人风格。”师者脱俗，于是教育脱俗。

“我这个教授是假的，不是人人都叫我“假（贾）教授”吗？不，我教书却是真的，从来不卖假货。”他教书不拘一格，家门为学生大大敞开着，于潜移默化中“植”种桃李芬“芳”。

历经战火、牢狱和各种磨难，却不改其刚强乐观。

他努力“把人字写端正”。

师者风骨，是由传奇人生铺垫的。

贾植芳曾这样总结自己: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

历经战火、牢狱和各种精神磨难，却不改其刚强乐观，一生坚持知识良知和社会批判精神，努力“把人字写端正”。

是为贾氏“风骨”。

在苦难面前，贾植芳始终心怀坦荡，不忧不惧。

刚毅的精神，支撑他的艰苦岁月。

“平时我舍不得吃肉，都是买青菜，但是一批斗我，回家我就买排骨，自己安慰自己。

一个人不要自我侮辱，是很重要的。”在历经坎坷的他看来，各种经历都是人生的财富。

而自己此生最大的财富，就是“没有做对不起国家、民族、朋友的事，做人还像个人，书没有白念。”……坎坷中彼此搀扶的坚强人生，他们活出的是一番气象，活出的是一种风骨。

顾准：黑夜里的持灯人

当城头变换了五星旗开始，三十年间，中国知识界几乎只有两副大脑在掘进:张中晓和顾准。

一个因思想而罹难，一个因罹难而思想；一个倾全力于批判，一个在批判中建设；一个如电光石火般来不及引燃便熄灭了，一个长期在釜底下自我煎熬。

他们中谁也不认识谁，却一前一后在摸索民族的出口:一个朝东，一个朝西。

方向完全不同，由于思想的深度，终至于在黑暗中汇通。

前进是那么艰难:贫困，饥饿，疾病，孤独，各种羁限，逼拶和毁损……唯靠良知给个人以支持。

对于他们，夜与昼是没有区别的；绵延中照例地吞咽书本，反刍苦难，舔滴血的伤口。

他们用笔，默默记录精神潜行的历程，此即所谓道路。

然而，这道路并非为世人准备的，——他们深知，他们是远离了权力，而且为权力所嫉恨的人。

顾准遭到革命的遗弃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再也得不到人类的庇护，包括母亲。

在同来的道路上，妻子早已自杀。

于无助中，他只好伸手乞求儿女们的宽恕，直到死神降临；可悲的是，革命的新一代并没有最后跨出站定的门槛。

他需要温情，那么渴待。

可是，当转身面对众神时，竟只有剑和火焰了！顾准：“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我憎恨所有的神。”顾准重复说，恍如千年空谷的一个回声！

思想者唯以孤独显示强大。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诗到散文，顾准燃尽了自己的一生。

对于他，人们到处颂扬那最后的夺目的辉光，此时，我宁愿赞美初燃的纯净的蓝焰。

总述

徐志摩曾评价罗曼罗兰、托尔斯泰时说：“单从他们面上的光彩，单从他们曾经生活过的事实里，我们应得感悟到生命最伟大，最生产--甚至最快乐--的时候是在受苦痛的时候。”也许，看着渐行渐远的学者知识者的背影，内心也正是如是之想，他们曾如此精彩地活在这世界上，不管这世界有多少苦痛。

纪念他们，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他们的精神。

《我们是否需要大师》（《中华读书报》）

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文化大师同日辞世之后，人们感佩他们巨大的文化贡献，崇高的精神信念和高洁的人生风范，但更惋惜他们的离去，感叹这个时代文化大师的稀缺，思考和忧虑他们的文化和精神的影响会否淹没于当今这个商业物欲和流行文化的浮躁、喧嚣之中……

学者朱大可向大众和媒体准确而深刻地剖析了这种人们对大师的精神焦虑和时代心理情结：“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对季羡林的缅怀，就是对中国文化的隆重哀悼。

‘大师’一旦绝迹，就会引发全社会的文化焦虑。

巴金去世时，曾经有过一次恐慌性浪潮，现在好像是当年的情境再现。”

这几年来，在文化学术界，我们也见多了所谓的“伪大师”，有些人以廉价的“大师”帽子随便奉送，更有披着假“大师”炫目外衣者干下了道德低下、灵魂龌龊的事情……“大师”的价值，逐渐处于贬值的过程中。

那么，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还需要不需要“大师”？

英国哲学家卡莱尔曾经总结过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大师，比如但丁、莎士比亚、卢梭、彭斯等人，并盛赞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他们是有益的伙伴，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他们令人敬仰，挨近他们便是幸福和快乐……这种对人类大师的论述，至少概括了大师所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对人们的生命和精神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他们具有引领人们前行的领袖和权威的力量，他们既是令人敬畏、景仰的，又是和蔼可亲的。

所以，现在人们对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文化大师的敬佩、尊重，正是人们这种热爱大师、颂扬大师的心理需求的投射和反映。

而对照这样的人类大师的标准，这实际上也使得当今我们这个社会里那些混迹于文化界、艺术界和学术界的假大师剥去伪装……

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是真正的文化的大师，精神的大师和思想的大师，而不是当今在文化界、学术界、娱乐圈中那些满身商业化气息、热衷炒作的、娱乐明星式的所谓“文化大师”。

“大师”是像季羡林、任继愈那样以道德文章、人格特质、人生境界、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力体现的风采和风范；“大师”是一位丰富了人类精神的人，他确实增加了人类的宝藏，使人类又向前跨进了一步，他追求精神道德上的毫不含糊的真理，他那似乎无不周知、无不探究的心灵里显示了某种永恒的热情；“大师”，或像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所说，他是世界的眼睛，是世界的心脏，他要靠保存和传播道德情操、高贵的经历、优美的诗歌和历史的结论来 *** 那庸俗文化的流行、繁荣……这就是我们所认为是大师级人物的荣誉的标帜。

说我们患上了“大师饥渴症”也好，对伪大师的泛滥感到焦虑和困惑也好，都不是实质问题，实质问题是这反映了我们的精神的渴念、心灵的皈依，灵魂的需求。

总之，我们讨论需要不需要“大师”，是要激励我们的人生想象，获得文化智慧，防止我们的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苍白，要使我们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

“大师”与“大猪”一字之差境界高低立判

季羡林、任继愈去世之后，伴随他们的名字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师”二字多到令人厌烦，凡称季羡林、任继愈，必在其名之后缀以“大师”二字，季羡林先生若天上有知，也必定烦闷不已，要知道，季羡林曾公开表示，如果包括“国学大师”在内的三顶帽子（另外两顶为“学界泰斗”和“国宝”）有朝一日能被摘掉，将会是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他不愿意戴这么沉重的桂冠在身上，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就是个土包子”。

无独有偶，和“我就是个土包子”相映成趣的是，文化老人饶宗颐在香港接受媒体采访时，打趣地对记者说，“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

有必要重复一下饶宗颐这句语录的产生背景：季、任两位老人去世后一片“大师”称谓聒噪不已，有心急的媒体以“究竟谁将成为新一代的国学大师”为题展开调查，饶宗颐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张其成、冯其庸、傅佩荣。

眼看着季老至死都没摘掉的三大帽子就要戴到自己头上，饶宗颐的一句“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轻轻巧巧将“三座大山”化解于无形之中。

将大师与大猪对应起来，充分体现了饶宗颐老人的智慧，他比任何人都能明辨出大师这个称谓在这个时代所蕴涵的危机和压力，当大师成为一件廉价的帽子，被学术混子们挣来抢去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

真正的文化老人，应该对这种虚名抱有藐视的心理，他们的价值所在，在于为文化传承做了多少贡献，而不是体现在一个虚名上。

饶宗颐还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大师’是佛家说法，我又不是和尚，所以我不是大师。”这句简单易懂的话，十分朴素地向公众解释了“大师”的来源以及不愿意当大师的缘由。

和某些文化人“坚辞”大师之后又“退让一步”默认大师不同，饶宗颐以孩童似的天真语言，将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道理说得明明白白，这该让那些哭着喊着有大师情结的人羞惭不已。

“大师”与“大猪”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对比之下境界高低立判。

饶宗颐的“大猪说”也当是对持续高烧数年的“大师热”一次含蓄幽默的批评。

针对季、任两位老人去世后引发的一片“从此无大师”哀悼声，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化患上了“大师饥渴症”。

“大师饥渴症”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媒体的炒作有着不可推卸的作用，文化老人的去世，很大程度上也沾染上了“消费名人”的娱乐色彩，季羡林追悼会上发生的“乌龟事件”闹剧，读来令人心生悲哀。

那么多人痛悼“大师”，那么多人操起键盘廉价地跟帖一句“大师，一路走好”，但究竟有几个人读过“大师”哪怕一本完整的著作？浮躁的“大师饥渴症”随着文化老人的去世而变得更加焦虑，愿饶宗颐的一句话能带来当头棒喝的效果，该醒醒了，那些沉迷于虚幻的大师景象中不能自拔的人，让“大师”这个词从哪里来归到哪里去吧。

如果没有端正认真的态度,被誉为’‘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就不会研制出造福人类的籼稻；如果没有认真不懈的态度,失聪之后的贝多芬也不会谱写出为世人传颂的美妙乐章.一个个梦想的实现一个个成功的背后,也许会有鲜为人知的困难,也许会有让人涕下的感动,但是,只要具备了敢于挑战自我、乐于战胜困难的态度一切难题都只是通往成功路途上的小山丘.当你越过一切之后,成功便实实在在地在你面前了.也许你会产生这样的质疑：对于袁隆平、贝多芬来说.他们的态度真的与他们的成功有着莫大的联系：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来说.那或许是不屯要的.这种论断是错误的.无论对于准来说,成功的定义也许不会有一个相同的标准,然而始终保持认真果敢、勇往直前的生活态度,却是相同的.面对生活的左右,是非的牵绊,能否保持这种态度,往往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成败.面对每件事,都能理智认真地处理,那么对于每个人来说,属于自己的成功已经在前方向你招手了.面对苍茫的群山,雄鹰以不畏俱的态度翱翔于长空；面对广阔的大海,张健以坚持的态度展臂于英吉利海峡；面对浩瀚的书海,季羡林以认真的态度成为一代大师；面对44年的空自,米卢以坚定乐观的态度为中国足球画了一个美丽的开始,也给许多人上了深刻的一课.“Attitude is everything(态度决定一切)!”这便是“神奇教练’,米卢的一句名言.是他,这样一个快乐如风而又严肃的人给中国足球带来了轻松与自信,使中国队乃至亿万球迷都品尝到了成功的甜美.在十强赛之前,中国队的球员在身心上都背负了巨大的压力.而米卢却始终以积极的态度,乐观向上地面对一切.面对强大的对手他不去考虑失败,而是一次也次挑战而祝福.他的‘’快乐足球”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每个队员的心态.正是他这种乐观的态度,为中国队每个人的内心都注足了活力,也为每个球员疲乏的身躯带来了动力.这一切最终换来的,便是十三亿华人为之胜利的欢呼!人生之路不免有崎岖和坎坷,而一个的态度来面对这一切,这也许就是决定人们不同人生的原因之一.当一个人面对艰险时,乐观的态度能激起他前进的勇气,给予他无尽的动力.同时,乐观的态度还能使人在紧要关头镇定自若,静下心来思索应对之策.反之,如果在此时选择了慌张,必然会导致手忙脚乱、顾此失彼,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态度是人生的催化剂.乐观积极的态度像加速化学反应的“正”催化剂一般,使人能够顺利跨过艰难险阻,冲向成功的巅峰；慌张消极的态度却像延缓化学反应的“负”催化刹一样,只能使人到处碰壁,萎靡不振.

季羡林本科毕业论文考证

第一个是他们所写内容有所不同，因此准备的时间不一样是很正常的；第二个是两个人侧重点不同；第三是两个人的志向并不相同。当时季羡林专心于学术研究，乔冠华希望归国重新开始。两位之间并没有什么好比较的，在各自努力的方面都有所成就。

这是因为两个人的选择不同，并且他们之间的学术研究也是不同的，所以写毕业论文的时间也不一样。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北京时间8点50分，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

分分别忘了 季羡林(1911- )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东文语言文学系教授、主任，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语言学会会长。 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93年3月当选为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对印度中进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语的语义、梵文文学等研究均作出重要贡献。在印度中世语言形态学方面，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特征，著《〈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一文。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方面，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主要译著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等，翻译了：《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散文集有：《赋得永久的悔》。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1995年11月，“北京大学季羡林海外基会”成立。夫人：彭德华。

关于季羡林论文参考文献

季羡林(1911- ) 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 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东文语言文学系教授、主任，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 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语言学会会长。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93年3月当选为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印度中进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语的语义、梵文文学等研究均作出重要贡献。在印度中世语言形态学方面，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特征，著《〈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一文。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方面，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主要译著有《原始佛教的语言 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等，翻译了：《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散文集有：《赋得永久的悔》。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995年11月，“北京大学季羡林海外基会”成立。 夫人：彭德华。 回答者： v成事不足v - 秀才 二级 2008-5-27 19:31 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季羡林 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留学。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 回答者： niuniucoll - 童生 一级 2008-5-27 19:58 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回答者： 小柔9666 - 魔法学徒 一级 2008-5-27 20:40 季羡林简介 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文学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梵文、巴利文专家。 山东清平县（今聊城临清市）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东文语言文学系教授、主任，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语言学会会长。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93年3月当选为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印度中进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语的语义、梵文文学等研究均作出重要贡献。在印度中世语言形态学方面，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特征，著《〈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一文。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方面，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主要译著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等，翻译了：《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散文集有：《赋得永久的悔》。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995年11月，“北京大学季羡林海外基会”成立。 夫人：彭德华。 回答者： moglas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2008-5-28 11:46 季羡林的作品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回答者： 逸如反掌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2008-5-28 19:02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季羡林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季羡林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留学德国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留学德国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 与此同时，季羡林兼治梵文文学，翻译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并撰写有《印度文学在中国》、《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五卷书〉译本序》、《关于〈优哩婆湿〉》和《〈十王子〉浅论》等论文。 季羡林随着80年代进入古稀之年，但他学术生命仿佛进入了黄金时期。尽管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缠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勤奋写作。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季羡林的主要著作《〈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 （1982年）、《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 华蔗糖史》《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化研究》《禅与东方文化》《东西文化议论集》《世界文化史知识》 等。

个人十分喜欢他的两篇散文《清塘荷韵》《赋得永久的悔》另外认为值得一读的还有《九十抒怀》《幽径悲剧》和《二月兰》《清塘荷韵》写荷花，清新唯美又不失自然质朴，不同于朱自清那篇著名的《荷塘月色》，季先生的散文带有一种空灵的感觉，读起来很舒服。嗯，也许他确实是应该以荷为传的人《赋得永久的悔》写母亲，个人觉得在中国现代写母亲的文章里只有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可以媲美（当然只是个人觉得）。这篇几乎不带任何修饰和包装的文章，却让人感动得想流泪，不好评论，不能评论季先生的散文数量很多，精品也不少，每个人的偏好不同，不过但凡他的文字，大都自然实在，包括《牛棚杂忆》也是如此，文如其人，总觉得季先生本人也该是亲切和蔼。他的翻译作品只看过《沙恭达罗》，如果可以算的话当然是经典，其他翻译没读过，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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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妙语录标签：季羡林 人生 箴言录 杂谈 晚年的季羡林老人，身体力行讲真话，时有惊人之论。以下妙语摘自《讲真话——季羡林人生箴言录》（安徽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人一死就是涅槃，不用你苦苦追求。那种追求是“可怜无补费工夫”。在亿万年地球存在的期间，一个人只能有一次生命。这一次生命是万分难得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切不可掉以轻心。尽管人的寿夭不同，这是人们自己无能为力的。不管寿长寿短，都要尽力实现这仅有的一次生命的价值。多体会“民胞物与”的意义，使人类和动植物都能在仅有的一生中过得愉快，过得幸福，过得美满，过得祥和。 古人不是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吗？但是，到了今天，时移世转，应该改一个提法：“人生九十今不稀。”这样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现在祝人高寿，常说：“长命百岁！”我想，这个说法不恰当。从前说“长命百岁”，是表示期望。今天再说，就成了限制。人们为什么不能活过百岁呢？我首创了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名闻全国。我这个三“不”主义，容易招误会，我现在利用这个机会解释一下。我并不绝对反对适当的体育锻炼，但不要过头。一个如果天天望长寿如大旱之望云霓，而又绝对相信体育锻炼，则此人心态恐怕有点失常，反不如顺其自然为佳。至于不挑食，其心态与上面相似。我个人认为，第三点最为重要，对什么事情都不嘀嘀咕咕，心胸开朗，乐观愉快，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有问题则设法解决之，有困难则努力克服之，决不视芝麻绿豆大的窘境如苏迷庐山般大，也决不毫无原则随遇而安，决不玩世不恭。“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有这样的心境，焉能不健康长寿？ 我决不反对一个人对自己本能的爱。应该把这种爱引向正确的方向。如果它引向自命不凡，引向自命“天才”，引向傲慢，则会损己而不利人。我害怕的就是这样的“天才”。 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识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互相对付和应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萝卜，间或甚至有剥皮凌迟的历史。 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 现在，在大学中，一登“学途”，则有“不到教授非好汉”之慨，于是一马当先，所向无前，目标就是教授。但是，从表面上看上去，达到目标就要过五关，其困难难于上青天。可是事实上却正相反，一转瞬间，教授可坐一礼堂矣，其中奥妙，我至今未能参悟。然而，跟着来的当然是教授贬值。这是事物的规律，是无法抗御的。于是为了提高积极性，有关方面又提出了博士生导师（简称博导）的办法。无奈转瞬之间，博导又盈室盈堂，走上了贬值的道路。 在当今中国的学坛上，自视甚高者，所在皆是，而真正虚怀若谷者，则绝无仅有。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有不少年轻的学者，写过几篇论文，出过几册专著，就傲气凌人。 什么是“国学”呢？简单地说，“国”就是中国，“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按我的观点，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既然这样，那么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1]。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从书中所得到的东西是你自己的，世界上所有人都有自己读书、学习、处事的方式，所以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做事，得到的东西也和别人不同。你从书中所得到的东西也和别人不一样。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你自己的东西，因为世界上没有两个人会用同一种方法读同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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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

20世纪20年代初，郑振铎在上海结婚，新娘为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之女高君箴。婚礼采用当时最为时髦的"文明结婚"仪式。按仪礼规定，结婚人的双方家长，均须在结婚证书上加盖私章，以昭信守。婚礼前日，郑振铎才想起他母亲还没有印章，于是去信请瞿秋白代刻一方应急。当天收到瞿秋白的回信，并无信笺，只一张"秋白篆刻润格"，内言："石章每字二元，一周取件。限日急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另议。"郑振铎一见，以为这是瞿秋白事忙不能代刻的托辞，乃另请人急刻一方备用。

次日上午，婚礼即将开始之际，有人送大红喜包一件，上书："振铎先生君箴女士结婚志喜，贺仪五十元。瞿秋白。"喜包内并无现金或礼券，乃是三方田石印章。一方是郑老夫人的;其余为新郎新娘各一方。郑老夫人是单章稍大，新郎新娘的两方合成一对，边款分刻"长乐"二字，祝贺新人长乐永康，白头偕老。郑振铎与高君箴皆为福建长乐县人，取意双关。三章均玲珑雅致，主人把玩欣赏之后，才悟出所书"贺仪五十元"之缘由。原来三章共刻12字，润格应为24元;急件加倍，则为48元;边款2元，故曰"贺仪五十元"。瞿秋白这一出人意料之趣举，给郑高二人之婚礼增添了特别的喜庆气氛，一时传为佳话。

左拉

贫穷造就了作家年轻时的左拉很穷。为了抵挡饥饿，他拿捕雀器在屋顶上捉麻雀，用挂窗帘的铁丝将麻雀串起来在火上烤着吃；为了坚持写作，他把仅有的几件衣服也送进了当铺，只能用被子来御寒。偶尔得到一个蜡烛头，他竟会如过节似的高兴，因为今夜可以读书写作了。正是贫穷磨砺了他的意志，他终于写成了轰动一时的《卢贡·马加尔家族》。分析：有人面对贫穷时会一蹶不振，有人却能以贫穷为动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左拉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话题："贫穷是一笔财富""坚持不懈""苦难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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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著名古文字学家、 历史学 家、作家。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反映。

推荐语：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