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讯问毕业论文

侦查讯问毕业论文

刑讯逼供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使其在肉体或精神上感到痛苦而被迫做出的某种供述，以致会造成被审讯对象重伤、死亡和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行为也是为我国法律所禁止的。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专门规定了刑讯逼供的罪名，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也明确规定了严禁以刑讯逼供的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仍时有发生，屡禁不止，有些甚至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那么，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根源何在？它到底有哪些危害？为避免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我们又该采取哪些措施呢？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一、刑讯逼供的危害刑讯逼供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对犯罪嫌疑人，对社会公众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危害，具体表现为：（一）刑讯逼供极易造成冤假错案。刑讯逼供造成的后果往往使一些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者，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损伤了法律的权威和严肃性。如佘祥林“杀妻”案，佘祥林，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何场村人。11年前，他涉嫌杀死妻子被判处死刑，后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改判有期徒刑15年。11年后，“亡妻”张在玉突然现身，使冤案得以揭开真相。2005年4月13日，京山县人民法院再审佘祥林故意杀人案，当庭判决无罪，立即释放，并告知他可在判决生效后依法申请国家赔偿。又如：杜培武“杀妻”案，杜培武，案发前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1998年，其妻与他人幽会时双双被杀，杜培武被列为首号犯罪嫌疑人，屈打成招，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所幸真凶落网，2000年7月，杜培武洗清冤情，重获自由。刑讯逼供者受到法律制裁。“我遭到了残酷的毒打、体罚和刑讯逼供……”佘祥林的申诉材料长达数十页。他说，自己曾经被连续审讯长达10天11夜。几乎所有的冤假错案背后，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这一点，古今中外有无数实例可以证明。正如培根所说：“冤枉一个好人，比放纵十个坏人的危害更大”。（二）讯逼供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伤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尊严。罪行法定和罪行相适应是我国修改后的刑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也作了规定，明确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免遭不法侵害。然而，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拷打，其基本人格尊严、意志自由和隐私权都被侵犯和剥夺，不但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也给当事人的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三）刑讯逼供的后果严重降低了刑事诉讼的效率。刑讯逼供可能冤枉无辜，从而增加案件的诉讼成本，并使以前的诉讼程序全部无效，同时导致刑事诉讼效率和效益的降低；严重挫伤了被追诉者对程序公正性的信任，引起抵触情绪，必然导致上诉和申诉的大量增长，降低诉讼的效率；会使侦查人员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殆于收集其他证据，当被刑讯者被证明是无辜的而不得不收集其他证据时，调查取证的有利时机可能已完全丧失；导致出现疑案和效益降低，使本来愿意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坚决不供述或做虚假供述，就会使刑事诉讼出现负效率和负效益。(四)刑讯逼供还会造成人们对执行司法制度的对抗心理。这是因为刑讯逼供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从而使无罪者处于比有罪者更坏的境地。因为，在刑讯下，老实交代肯定会被定罪处罚，而奸猾、狡诈者，特别是累犯、惯犯，受到打击处理的人拒不交代却有可能被宣告无罪。一些有经验的惯犯在面对经验不足的司法工作人员的审讯时，就会有意激怒办案人员而对他进行刑讯，达到逃避司法追究的目的。（五）刑讯逼供直接违反了我国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依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因为在刑讯之下，最终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的不是事实和法律，而是被刑讯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如上所述，刑讯逼供有着严重的危害性，“漫施笞仗之讯，致多枉纵之狱”，如若任其发展，其后果将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探究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的根源更显得尤为必要。二、刑讯逼供屡禁不绝的原因刑讯逼供之所以成为一个顽症而屡禁不绝有着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当前来看，产生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是：（一） 思想根源和认识上的错误封建特权思想的作崇。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走在重人治而轻人权的路上，透视树千年中华文明史，积淀在历朝历代司法制度中的刑讯逼供的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封建社会实行“罪从供定”，“无供不录案”，把口供当作“证据之主”。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采取刑讯的办法逼取口供的制度。如我国《唐律》的“拷囚”制度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维护其腐朽反动的统治权力，对待革命者和同情、支持革命的无辜群众更是大肆采取刑讯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多少仁人志士更是抛头颅洒热血，残死在国民党黑暗、残暴的统治之下。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法律上刑讯逼供被加以严禁，但是其人治的思想依旧存在着并长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生活。在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大搞刑讯逼供，搞有罪推定和唯口供定论的法西斯审讯方式，流毒很深，贻害久远。受这些思想和理念的支配，我们的一些执法人员常以管人者自居，大耍特权，面对被审对象，动辄大打出手，认为坏人该打，不触及肉体就不能触及灵魂。（二）司法实践中错误认识。一是“刑讯逼供必要论”，认为真正犯罪分子一旦交代罪行；二是“刑讯逼供利益论”，认为刑讯逼供虽会造成一定的消极后果，如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可能造成冤假错案等，但却有助于迫使犯罪分子交代罪行，有利于快速侦破疑案。只要没有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刑讯逼供还是利大于弊的；三是“口供论”，认为在目前我国现有侦查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刑事侦查将很难进行。（三）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封建社会实行纠问式诉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先入为主的推定为有罪，这是刑讯逼供得以产生的思想根源，也是刑讯逼供至今仍然难以禁绝的主要原因。在刑讯逼供中，具体办案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对有些案件情况的认识和推定存在违反科学、不合逻辑，甚至出现扑风捉影，产生先入为主的问题，由此造成错案。而当办案人员在收集不到其他证据可供查明案件真相的时候，往往凭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符合自己已判断的供述。当其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就会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老实”，并容易不由自主的进行程度不同的刑讯逼供。（四） 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1、刑讯逼供的盛行与中国侦查破案的模式有直接的关系。长期以来，尽管刑事诉讼确立了一系列旨在防止夸大口供作用的证据规则，但是一旦进行审判仍然呈现出以口供为中心的格局。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一旦遇到刑事案件，仍然采用原始的“摸底排队”的破案方法，用提前拟订的罪犯脸谱去寻找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并将主要的力量用在讯问嫌疑人、拿下口供上面。破案的希望寄托于嫌疑人的交待。而一旦拿下口供，获得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其他诸如赃款、赃物等证据也都会相应的找到。根据目前的状况，这一传统的工作模式，还将在一定的时期内长期存在下去，这也是刑讯逼供常常发生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主要原因。2、侦查活动未能受到有效的监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除了侦查取证的职责外，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这使得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在客观上处于一种严密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下。这时候，不仅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律师无法与其见上一面，就是负有法律职能的检察机关也无法当场对此进行现场监督。所以，犯罪嫌疑人是否曾遭到过刑讯，外人根本无法知晓。即使遭到过刑讯逼供而当场翻供，也很难提供出证据加以证明。这客观上为刑讯逼供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3、证据制度的不完善。相关制度不明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盛行的现实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一直没有明确无罪推定的原则；二是我国一直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三是我国法律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其他许多相关制度的缺失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盛行的重要原因。如侦押分离制度、人身检查制度、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制度等等。（五） 种种现实因素的制约1、部分工作人员素质底下，法制观念淡薄，缺少应有的职业修养。相对日益严峻的刑事犯罪形势和日趋完备的执法环境，基层的办案人员业务素质、专业技能和执法水平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和法制的要求。我们的执法办案人员由于没有一身过硬的本领，不善于斗智斗勇，运用娴熟的侦查、审讯技巧去驾驭局面，加上不会也不善于做群众工作，缺乏调查取证的细致耐心、工作作风浮漂。因此，面对顽固、狡诈的犯罪分子和复杂无序的侦查工作而无所适从，只能以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去搞刑讯逼供，施以“老拳”求得“捷径”。2、公安工作的体制不顺，受到外界非理性因素的干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至今数十年的历史进程，建立起来的公安工作体制已不能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由于我们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公安工作体制，公安工作的方方面面难以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把强调能否“保一方平安”作为衡量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的前提下，发生的一些性质严重、影响巨大的刑事案件，由于久侦不破、久攻不下，鉴于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压力以及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甚至限期破案。公安机关一旦面临破案压力，往往急于求成，过分追求破案速度，去迎合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要求，从而导致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以致酿成严重的后果。3、司法投入的普遍不足，侦查技术水平的相对低下。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实力从总体上来看还比较落后，国家能够给予公安司法机关支配的资源相对有限。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与勘验、搜查、扣押、侦查实验等措施相比，成本和耗费相对较小，在国家司法投入普遍不足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千方百计地逼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就不足为奇了。同时，随着犯罪组织性、技术性及隐蔽性的提高，刑事侦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然而我国的刑事侦查无论是从人员素质、技术装备还是组织管理来看，技术水平都非常低，此时侦查人员常常被迫采用刑讯逼供以突破疑难案件。4、刑讯逼供处罚不力。虽然我国刑法已将刑讯逼供作为犯罪加以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刑讯逼供的查处却很少，即使不得不进行查处，也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由于这种行为的隐蔽性所决定的，而且，一旦发生了问题，许多单位的领导往往会认为刑讯逼供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处罚太严会挫伤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等等。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存在，刑讯逼供这一屡禁不绝的问题及其造成的损害就日益彰显出来。那么，如何从根本上预防和制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就成为当前摆在我国司法机关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三、刑讯逼供行为的预防对策和根治措施多年来，各级司法机关在治理刑讯逼供违法违纪行为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由于刑讯逼供现象是行为人思想认识、心理素质、法律制度、业务能力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反映。其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决定着要彻底根治这一顽症，必须多策并举，实行综合治理。（一）摈弃司法工作人员的特权思想，消除实践中对刑讯逼供作用错误认识。这就要求司法工作着端正执法态度、更新执法理念，革除错误的执法思想。要使司法工作人员认识到，从查清案件实体真实情况来看，刑讯逼供并不是促使犯罪分子如实交代罪行的最佳手段，反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引起被追诉者的对抗心理，从而拒绝如实交代。实践中结果表明，在造成被追诉者未能如实陈述的诸多因素中，如审讯人员搞刑讯逼供，提问方法欠妥，用词不当，有损被追诉者人格和自尊心；被追诉者信奉“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被追诉者有一定的反侦查和谎供经验。审讯人员态度生硬、粗暴；被追诉人心存侥幸，蒙混过关等诸多因素中，审讯人员搞刑讯逼供被认为是导致被追诉者不如实供述的最重要的因素。（二）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制教育、纪律教育，提高侦查机关办案人员的综合素质。办案人员特别是侦查机关的负责人应切实转变刑事诉讼的价值观念，正确理解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充分认识到办案的高效率应以公正为首要前提，“如果公正无从保障，那么效率和无罪一文不值”。同时，要牢固树立程序法治观念和无罪推定思想，充分认识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刑事诉讼的主体，在侦查中特别是讯问中应注意保护他们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防止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磨刀不误砍柴工”，各级司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要注意搞好法制，公安业务以及具体工作方式，工作技巧的培训、学习，让执法办案人员掌握依法办案，克敌制胜的过硬本领，才能抢占先机，立于不败之地。（三）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是杜绝刑讯逼供行为的中心环节1、彻底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也已表述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含义，但这一理念在广大司法工作人员心目中一直未得到牢固确立，从而也为刑讯逼供久禁不止留下了隐患。为此，我们必须在立法上明确肯定无罪推定的原则，并要在实践中真正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各项要求，以此来教育广大司法工作人，特别是侦查人员。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消除刑讯逼供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2、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这一制度的确立，将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预防和根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沉默权说白了就是一个人面对警察的讯问是否陈述，陈述什么取决于自愿，任何人都不能施加压力。沉默权的确立必将大大的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讯问当事人的时候不能强迫他说话，因此就没有理由再采取逼供的方式，在法律审理中，当事人保持沉默的多了，就不会出现以侦查时期靠刑讯逼供得出来的口供为准了。3、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将使刑讯逼供者被迫放弃刑讯手段。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规定，凡经查证属实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利诱、欺等方法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方面要在将来进一步修正刑事诉讼法典时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以提高其权威性。另一方面，必须确立实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所必须配套的制度，如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认定程序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落实，从而为遏止刑讯逼供增加一道屏障。（四）扩大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护。建议我国在未来修改刑事诉讼法典时确立这一制度，那就是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律师在场制度，可以起到很好作用；监督并及时制止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特别是刑讯逼供行为和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和人身侮辱的行为；作为证人向法庭提供口供是否系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等等。（五）建立并落实侦押分离制度。借鉴外国的经验，可考虑由独立于公安机关的中立机构专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押，并由法律明确规定其以下职权，如对收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人身检查的权力，对严重的违法取证行为，如刑讯逼供等行为向有关机关提出处理建议的权力等等。（六）积极探索对司法体制的改革，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的司法投入。建立符合“依法治国”方略的司法体制，改革当前我国司法体系中不合理的部分，在执法办案中，注入更多理性的、法制的成分，尽量减少盲目、蛮干的因素，力求公正司法。同时，要进一步为司法人员提供查明犯罪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先进技术设备。包括提供充足的办案经费，快捷安全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中等偏高的生活条件。进一步提高公安司法工作的技术含量，从而大幅度提高公安司法工作人员的取证能力，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分依赖口供的情况。（七）建立并完善监督机制建立规范、完善的监督的制约机制，是预防刑讯逼供案件发生的重要措施。因此，建立健全的侦查监督体系，如人大监督、党纪监督、检察监督等是预防和消除刑讯逼供的有效手段。一是要强化公安机关内部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如警务督察对侦查办案部门审讯活动场所的现场督查以及对工作情况进行备案等，可在公安机关内设专门的审讯场所，设置先进的电子监控设备来对讯问进行全程监控。二是建议将来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手段，如对重特大案件有权派员参与侦查，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有权派人在场等。三是对讯问人提出刑讯逼供指控的案件，一律实行由检察机关通知侦查机关负责人另行指派办案人员承办等。（八）建立健全对司法人员刑讯逼供行为的法律追究制度。对于被控涉嫌刑讯逼供的案件，应依法审判，从而形成一种刑罚威慑；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控被刑讯逼供的，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落实对刑讯逼供人的行政责任追究；严格执行刑讯逼供的赔偿制度，并由国家负责对行为责任人的追偿制度，并由国家负责对行为责任人的追究。通过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罚，以收到良好的威慑作用。综上所述，严禁刑讯逼供，任重道远。我们坚信，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引下，通过各级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刑讯逼供这一固疾必将根除，司法机关的执法工作也必将纳入法制的轨道，从而保障在新世纪、新阶段，公安司法机关更好地担负起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他治久安，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的历史重任。必将更好地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政法队伍。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该规定改变了旧《刑事诉讼法》中律师只能在审判阶段参与诉讼的做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它曾被认为是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得到强化、律师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的标志。然而，从近几年的司法实践看，律师在侦查阶段代为申诉、控告及申请取保候审权形同虚设。律师的会见难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律师会见时侦查机关派员在场严重妨碍着犯罪嫌疑人自由意志的表达。侦查机关侵犯律师、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事件屡屡发生，导致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数量的急剧下降，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状况面临巨大损害和危机。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律师权利缺乏司法保障，控辩双方地位严重失衡和侦查机关不履行义务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一、 该规范缺乏对律师权利实现的司法保障机制任何权利都是一种使他人负有义务的能力，赋予了一种对他人的强制力量。而这种强制必须以国家的司法保障为前提，没有司法的保障就没有权利的实现。为保障公民权的实现，现代法治对权力的行使采取了限制的办法。因为“每一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为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不受侦查机关的侵犯，西方国家的法律规定了侦查机关对公民实施人身强制措施时应当接受司法审查的制度。在英国警察进行无司法令状逮捕后，一般应在24小时内移交治安法院。在日本，无证逮捕或收到嫌疑人后至请求法官批准羁押的时限总计不得超过72小时。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不得制定取消司法裁判而剥夺人民私权及公权之法律。比利时宪法第七条规定：“人身自由应受保证。除现行犯外，任何人非有裁判官发出的命令，不受逮捕。此项命令必须于逮捕时或至少24小时内宣示。”德国、波兰、西班牙、希腊等其宪法中亦规定被监禁者应于24小时内移交法庭审问或规定一定时日内予以释放或改为司法监禁，并应通知之，使其答辩。另外，我国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第6 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监禁、审问或处罚，人民被羁押时，得依法律以保护状请求法院提至法庭审查其理由。”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或拘禁时，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之机关至迟应于24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审问。本人或者其他人并得依法请求于24小时内提审。” 对侦查机关人身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实质上是对犯罪嫌疑人答辩及律师代为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之理由能否成立的审查。只要律师的主张成立，就一定能够得到中立的司法裁判的支持。同时，任何权利的实现都有期限性，权利实现若无期限等于没有权利。而司法审查机制的确立为律师权利的实现提供了确定的期间（该期限为犯罪嫌疑人被采取人身强制措施至对该措施的司法审查结束），避免了律师权利实现在时限上的障碍。因此，司法审查的确立是律师权利实现的保障。司法审查机制的确立，不仅是法治的产物，也是诉讼本身的要求。侦查机关对公民实施人身强制措施，律师对该强制措施提出异议，进行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这实质上是一种利益争议。有争议就应有诉讼；有诉讼就应有超越当事人和当事人利益的司法裁决机制。这是利益平衡的要求。我国虽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确定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作为普通法的刑事诉讼法并未体现法治的内容和要求。我国刑事侦查权的行使仍是侦查任意主义原则，对公民人身强制措施如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拘留的实施完全由侦查机关根据案件需要自由决定，不接受司法审查。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逮捕虽要经检察机关批准，但这种审查属于行政审查，而不是司法审查。司法权具有中立性特点，而检察机关对批捕案件的审查完全是站在国家一方的角度考虑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有逮捕必要、提起公诉时控方的证据和主张能否被法院所采纳，并不考虑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利益的平衡。更何况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批捕权也完全是自己决定，并不接受法官的监督。同时，我国虽将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分，但在国家和公民利益冲突发生的最初、最激烈的这一阶段却没有司法裁决机制，这就导致了律师代为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权利的行使缺乏专门的受理机构，权利的实现缺乏强制性和时限性。犯罪嫌疑人、律师与侦查机关的利益难以得到平衡。而没有利益的平衡，就没有正义的存在；没有正义的存在，便不可能有权利的实现。 二、 控辩双方地位的严重失衡是导致律师权利无法实现的直接原因律师权利的实现不仅要有司法机制的保障，还应有控辩双方平等法律地位的确立，若双方地位不平等，便无权利可言，只会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暴力。该96条不仅未依法治原则对侦查机关的权力进行限制，反而赋予了侦查机关对律师权利行使的审定权，这种让侦查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既当当事人，又当法官的做法，违背了“任何人不得在自己案件中担任法官，相反在自己案件中担任法官是非法的。” “任何人均不能作为其本人或者与其本人有任何关系或者本人有所偏私一类案件的裁判者。”“不允许任何个人同时是法官和当事人。” 等法律格言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导致了控辩双方地位的严重失衡，律师既缺乏对行政权力的对抗，又要受行政权力的制约，这就使得律师权利的规定成为虚设。由于控辩失衡，导致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应享有的主要权利没有设定，已设定的权利缺乏实效。1、为追求控辩平衡，国家有侦查权，犯罪嫌疑人应有调查权，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并未赋予律师辩护人的法律地位和律师应有的调查权。2、律师在行使代理、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权时，侦查机关不是不答复，便是无端排斥律师意见，这就导致了《刑事诉讼法》执行中的四大问题之一—超期羁押（另三个问题是刑讯逼供、律师被迫害、执行过程中减刑假释的滥用）。有的未决犯被羁押几年，甚至十几年。3、律师有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律师会见难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律师在侦查中的会见权被侦查机关以种种理由推脱而无法得以实现。律师在侦查阶段见不到犯罪嫌疑人的情况绝不是少数。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律师甚至律师事务所对办理刑事案件的抵触。犯罪嫌疑人能否得到律师帮助是衡量一国人权状况优劣的标志。而我国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数没有律师的帮助，而且这个比例会愈来愈高。4、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派员在场，严重妨碍了犯罪嫌疑人自由意志的表达。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明确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人应有充分的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延迟的、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的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该规定作为人类共有的法律文化成果，在我国却得不到丝毫的执行。 该96条之规定导致控辩双方地位失衡的原因和体现主要是：1、在权力和法律二者关系上，强调权力至上。当国家和公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寻求控辩平衡的有效手段就是通过法律限制国家权力。我们却将法律视为实现权力的工具，而未将其界定为约束权力，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源头。这就导致了侦查机关强制措施的实施不仅缺乏司法审查，而且缺乏对该措施严格的适用条件，导致侦查权的行使任意性。这种权力不受法律严格制约的作法，必然导致控辩地位的失衡。 2、在权力和权利发生冲突时，主张权力优先。这主要体现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和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律师不得介入；律师的代为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权只能向侦查机关提出；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要经侦查机关的批准和同意；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律师会见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嫌疑人，应经侦查机关批准。这很明显已将行政权力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违背了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权利优先的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讲，正是因为法治保护私人公民以对抗行政机构侵入私域这种日益发展的趋向，所以法治才在当下具有了如此重要的意义。”权利只受法律的约束，而不应受权力的限制。3、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片面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观念，追求司法的最大效率。然而“一项法规如果只想为公共利益服务，却拒绝为个人利益作任何辩护，那他也就根本不可能要求获得法之名分。”且“最大效率意味着最多的司法暴行”因为正当法律程序保护的核心是个人和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 4、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 条根本未将犯罪嫌疑人作为诉讼主体对待，而是作为诉讼的对象和打击的目标。这就导致为犯罪嫌疑人服务的律师也不可能取得诉讼主体的法律地位。如果一项制度不将人作为主体对待，便无所谓人的权利。更谈不上权力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如果一个公共行政制度只注重结果，而不关注人权，那么它就有可能导致独裁和压迫。”三、该规范缺乏对侦查人员不履行义务的制裁措施任何一个法律规范都是由两部分构成即行为模式和后果。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是以他人履行一定的义务为前提，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义务性法律规范的后果就是制裁措施，只有辅之以制裁措施，义务性法律规范才能得到切实的履行。只有义务的履行才能保证权利的实现。可以说，制裁措施是法律规范的核心，没有制裁措施就没有法律规范。制裁的目的就是在于保证法律的遵守与执行。埃德温帕特森认为：“每一种法律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一种法律制裁形式，而且制裁是每一法律体系和每一项法律规定的必要特征。” 乔治奥•德尔•韦基奥称“哪里没有强制力，哪里就没有法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律师代为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和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都是建立在侦查机关履行相应义务的基础上。但《刑事诉讼法》并没对侦查机关不履行义务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作出规范。因而随之出现的律师会见难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为解决这一问题，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中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该规定看似对侦查机关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作出了强硬规定，但并未为解决律师会见难问题带来任何生机，因为该规范在设计时仍未制定不履行义务时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制裁应存在于一切义务性法律规范之中，公民不履行义务要受制裁，侦查人员不履行其义务，妨碍公民权利行使的，同样应受制裁。作为权利的救济方法，这在欧美有关国家法律中早有规定。该规定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对主管官吏科以罚金，再犯则加倍处罚，并褫夺其官职。此项罚金则由被害人承受之，此乃英国出庭法所明定；二是论以私擅监禁之罪、并赔偿被害人一切损失，为希腊宪法所规定；三是概括规定应负一定责任。如西班牙、墨西哥宪法。制裁是法律的生命，没有制裁就没有权利的保障。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加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介入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并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律师在各个诉讼阶段的诉讼权利，但是，比较而言，我国现行立法仍存在以下不足:1、立法歧视的存在。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律师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06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这种对律师单独规定罪名的做法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非常少见的。因为在诉讼中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控辩双方都可能发生。这种歧视性规定的存在，在实践中，给一些公安，司法机关滥用权力，为其在实体辩护失利或失势情况下对辩护律师进行职业报复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可以说，正是这些规定的存在，才使一些律师认为"刑事辩护危险"而不愿接受委托。2、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限制过多。表现在:(1)辩护律师自行取证之限制。现行法律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介入诉讼，但是侦查阶段的律师参与诉讼只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上的帮助，根本没有收集材料，调查取证的权利。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法律虽然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聘请律师为其辩护，律师可以向证人，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但法律同时又规定，向证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收集材料必须经这些人同意，向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以及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材料时，除经过这些人的同意外，还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的许可。这意味着律师以辩护人的身份收集证据时，一旦上述人员不同意或司法机关不许可，辩护律师的这项权利便函无法实现。(2)请求取证之限制。现行法律规定，辩护律师自己无法收集证据时，可以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如果辩护律师认为属于案件需要而检察院，法院不"认为有需要"，律师便无法取得这些证据。(3)阅卷之限制。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辩护律师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件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但并非全部材料。即使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后，也只能看到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其他证据材料却无法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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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讯问论文开题报告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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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研究目标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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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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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法：通过图书馆、互联网、电子资源数据库等途径查阅大量文献，理解......等相关知识，理清......的发展脉络及研究现状，槐早搏学习......有关理论，获取......等相关数据信息，为设计......提供思路和参照。

实验铅祥研究法：通过设计......选取......，进行数据分析，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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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创新之处和预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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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现......技术的结合，使用......软件设计模型，......运用到......方面提供新的视角。

6. 进度计划（根据自己院校修改相应时间即可）

例：

2020年10月中旬-2020年11月底确定论文选题，完成开题报告及答辩。

2020年12月初-2021年1月底撰写论文大纲完成论文前X章

2021年2月初-2021年2月底撰写论文后X章，完成初稿。

2021年3月初-20213月底交导师审批修改，完成二稿。

2021年4月初-2021年4月底进一步修改格式，完成三稿。

2021年5月初-2021年5月中旬查重定稿，装订成册及论文答辩准备。

7. 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绩

例：

已积累了一定的相关文献，初步研读了其中的大部分文献，并将其分类以方便日后查阅参考，基本完成了本研究的准备工作。

8. 已具备的研究条件、尚缺少的研究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已具备的研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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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查阅到相关的论文和著作，并且研读了其的大部分文献，理清了论文的基本思路。

尚缺少的研究条件

例：

由......的使用权限有限，使得搜集到......不多，关......的搜集比较困难。

对......的理论知识的掌握还不够，自己......理论素养还不够深厚。

拟解决的途径

例：

利用图书馆的文献传递功能，向其他高校图书馆求助，同时向老师和前辈寻求帮助

侦查程序毕业论文

4.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载《法学杂志》1995年第2期；5. 《直接言词原则与庭审方式改革》，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变革》，载《月旦法学》第14期（1996年6月版）；7.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载《法学家》1996年第2期；8. 《国外规范律师辩护行为的立法与实践》，载《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2期；9. 《起诉制度的重大变革》，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3期；10. 《集中审理与延期审理之研究》，载《两岸比较刑事诉讼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9月版；11. 《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诉讼问题研究》，载《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文集——反贪污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中文版）》，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12. 《更新律师执业观念，完善律师执业制度》，载《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4期； 14. 《保障〈刑事诉讼法〉正确实施的重要举措——试议全国人大法工委等六部门〈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载《中国法律》1998年第2期；15. 《略论刑事简易审判程序中的若干问题》，载《法学杂志》1998年第3期；16. 《公诉审查制度研究》，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3期；17. 《西方六国刑事诉讼制度》，载《法制日报》1998年4月25日；18. 《依法治国与刑事诉讼》，载《诉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19. 《关于建立我国证据规则的思考》，《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20. 《英国对沉默权的限制》，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6月版；21. 《沉默的权利》，载《南方周末》1999年7月30日、8月6日； 22. 《起诉效力与审判范围》，《诉讼法学新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版；23.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6期；24. 《起诉效力与审判范围》，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7期；25. 《美最高法院重申“米兰达警告”》，载《检察日报》2000年7月13日第8版；26. 《如实陈述与抗拒从严》，载《广州日报》2000年8月；27. 《诉讼证明概念辨析》，载《检察日报》2000年8月31日第3版；28. 《提起公诉实施问题研究》，载《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版；29. 《略论我国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11期；30. 《从起诉效力看刑事审判中的罪名变更》，载《诉讼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31. 《司法鉴定及其规范运作》，载《刑事司法指南》（2001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版；32. 《论诉讼证明的相对性》，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33. 《规范我国司法鉴定的思考》，载《检察日报》2001年4月5日第3版；34. 《两大法系司法鉴定制度比较》，载《检察日报》2001年4月9日第3版；35. 《罪刑法定的程序价值》，载《检察日报》2001年5月8日第3版；36. 《为司法改革切脉》，载《检察日报》2001年6月5日第3版；37. 《诉讼证明：一个亟待重塑的概念》，载《证据学论坛》（第3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38. 《举证责任的承担》，载《检察日报》2001年11月29日第3版；39. 《主张责任与量刑建议的关系》，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3日第3版；40. 《主张责任的实现》，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6日第3版；41. 《关于举证规则》，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10日第3版；42. 《举证责任的转移、倒置及免证》，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17日第3版；43. 《控方应否承担通知证人出庭责任》，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20日第3版；44. 《证明标准的若干问题》，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24日第3版； 45.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载《诉讼法学研究》（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版；46. 《个案监督与审判公正》，载《法律适用（国家法官学院学报）》2002年1月刊；47. 《查明 证明 判明》，载《检察日报》2002年1月10日第3版；48. 《被告人证明责任研究》，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3期；49. 《个案监督研究——兼论人大审判监督的合理取向》，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3期；50. 《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研究》，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2年第4期；51. 《如何看待被告人有罪答辩——辩诉交易的一点启示》，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6期；52. 《综合各种力量解决问题》，载《检察日报》2002年3月1日第3版；53. 《个案监督与审判公正》，载《公正与效率的法理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4月版；54. 《困境与对策：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现象分析》，载《司法公正与律师辩护》，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5月版；55. 《论刑事证明的相对性》，载《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5月版；56. 《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与转移》，载《诉讼法学研究》（第3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7月版；57. 《关于公诉制度的讨论》，载《司法改革报告：检察改革、检察理论与实践专家对话录》，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版；58. 《论刑事证明的相对性》，载《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版；59. 《罪刑法定的程序性要素》，载《刑事法评论》（第1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60. 《证据法学三人谈（一）》，《证据学论坛》（第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1月版；61. 《解析“辩诉交易”》，载《检察日报》2002年11月7日第3版；62. 《“证据展示”面面观》，载《检察日报》2002年11月21日第3版；63. 《如何看待公诉中的检察一体化》，载《检察日报》2002年11月21日第3版；64. 《如何看待被告人有罪答辩：辩诉交易的一点启示》，载《政法论坛》2002年12期； 65. 《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基本理念》，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66. 《刑事证明主体新论——基于证明责任的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1期；67. 《司法鉴定的基本属性与制度定位》，载《中国司法鉴定》2003年第4期；68. 《应审慎推进沉默权》，载《检察日报》2003年3月7日第3版；69. 《证据法学三人谈（二）》，载《证据学论坛》（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5月版；70. 《中国刑事司法的现代化图景——兼论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普遍性》，载《四川大学法律评论》（2002年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71. 《刑事犯罪的证明标准》，载《法学家眼中的中国法治》，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10月版；72. 《人民才是法律监督的源头活水》，载《检察日报》2003年12月22日第3版； 73. 《证据法学三人谈（三）》，载《证据学论坛》（第7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1月版；74. 《中国刑事辩护的困境与出路》，载《“3R”视角下的律师法制建设——中美“律师辩护职能与司法公正”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4月版；75. 《从我国刑事法庭设置看刑事审判构造的完善》，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76. 《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对司法鉴定管理的影响》，载《中国司法鉴定》2004年第3期；77. 《“证据法的基础理论”笔谈》，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78. 《检察官：司法品性和职业素养同等重要》，载《检察日报》2004年10月29日第1版；79. 《执正义权杖 护法制尊严》，载《检察日报》2004年11月7日第1版； 80. 《论我国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的优化——以制度的功能分析为中心》，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81. 《规范司法鉴定程序之立法势在必行》，载《中国司法鉴定》2005年第4期；82. 《关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的若干思考》，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13期；83. 《再论诉讼模式转型与证明观念更新》，载《证据学论坛》（第10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10月版；84. 《建构诉讼证明标准是“乌托邦”吗》，载《检察日报》2005年11月29日第3版； 85. 《See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riminal trial structure from China’s criminal courtroom arrangements (tribunal design)》，载《Frontier of Law in China》2006?Volume1?Number2?April；86. 《无罪推定与举证责任问题》，载《山西检察》2006年第2期；87. 《论司法鉴定的诉讼程序立法》，载《中国司法鉴定》2006年第4期；88. 《论我国检察机关领导体制和职权的改革与完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89. 《诉审关系论辩——兼论对诉审关系异化的程序性抑制》，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5期；90. 《检察机关没有理由不介入死刑程序》，载《检察日报》2006年4月6日第3版；91. 《公诉案件终有证据标准可资参考》，载《检察日报》2006年6月11日第3版；92. 《保持特色不断创新》，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2期；93. 《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刍议》，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5期；94. 《重构被追诉人主体性权利》，载《检察日报》2006年10月16日第3版； 95.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展望》，载《中国法律》2007年10月号；96. 《被追诉人主体性权利构成论要》，载《金陵法律评论》2007年春季卷；97.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重要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98. 《论我国检察院组织法结构体系的立法完善》，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2期；99. 《迈向理性的刑事诉讼法学》，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100. 《鉴定机构性质辨析》，载《中国司法鉴定》2007年第2期；101. 《刑事诉讼中“诉”之辨析》，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8期；102. 《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载《比较与借鉴——从各国经验看中国刑事诉讼改革路径》，法律出版社2007年4月版；103.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背景和热点难点问题》，载《人民检察（湖北版）》2007年第12期；104. 《点评“坚持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载《检察日报》2007年9月28日第1版；105. 《人物专访：刑事诉讼中如何实现权力和谐化》，载《检察日报》2007年10月11日第3版；106.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面临五大热点与难点问题》，载《法制日报》2007年10月14日第2版；107. 《以死刑案件为切入点建立程序制裁机制》，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23期； 108. 《刑事程序法治化的期待》，载《中国司法》2008年第1期；109. 《刑事程序中“诉”的功能思考》，载《刑事法前沿》（第4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110. 《西方司法证明科学的新发展》，载《证据科学》2008年第2期；111. 《行进中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关键词展开——2007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述评》，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2期；112. 《优化侦查程序中的检警关系》，载《检察日报》2008年2月22日第3版；113. 《抓住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契机 推进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建设》，载《诉讼法学研究》2008年6月第13卷；114. 《媒体监督与审判公开》，载《法制资讯》2008年第4期；115.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与检察权的配置》，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116. 《论刑事诉讼中权力的和谐化》，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4期；117. 《陈光中：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领军人》，载《中国审判》2008年第5期；118.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论要》，载《法学》2008年第6期；119. 《论刑事诉讼中权力的和谐化》，载《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与前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07年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120. 《对话：侦押分离，打开律师会见之门》，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6月29日第3版；121.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回顾与展望》，载《检察日报》2008年7月17日第3版；122.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载《东方财经》2008年11月；123. 《构建刑事和解的中国模式——以刑事谅解为基础》，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6期；124. 《诉讼模式视角下的证明责任》，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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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警察战术研究(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陈济鹏)[摘要]:在我国，警察战术的研究尚处起步、初创阶段，在许多方面不成熟，特别是在基本概念、范畴的表述上以及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上和技术方法的概括上亟待完善。文章试图在警察战术的概念、内容体系及研究方法上作些探讨。[关键词]:警察战术;概念;内容体系;研究方法在我国，伴随着刑事犯罪暴力化、集团化和智能化的加剧以及打击刑事犯罪力度的加大，人民警察为此付出的伤亡代价愈来愈大。为了有力地打击犯罪，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和警察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察战术”这门新兴的学科应运而生。目前，警察战术的理论与实践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特别是在基本范畴和概念的表述上以及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上和技术方法的概括和总结上，与国外相比差距较大，有待充实和完善。一、警察战术的概念有关警察执法中的.钱术问题研究，学术观点较多，概念表述各异，但可概括为只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警察查缉战术”说。该观点认为，“警察查缉战术是指导警察进行清查、盘查和缉捕行动，正确查找和捕获各种犯罪分子或犯罪嫌疑人的作战行动方法。”川这种观点的实质在于，认为警察战术的范围主要涉及清查、盘查和缉捕行动，而不包括突发事件处置、反暴临战处置和反恐处置等警察战术与指挥的内容;执法对象主要指犯罪分子或犯罪嫌疑人，而不包括违反治安管理处置条例的人和普通群众。显然，这种观点不论是在内容范围上，还是在执法对象上，均与实战需要存在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警察战术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第二种观点，“警察实用技术战术”说。该观点认为，“警察实用技战术是指警察在盘查、搜查和缉捕等执法活动中与犯罪分子及犯罪嫌疑人进行战斗时所采取的原则、方法和行为操作的总称。这种观点的实质在于，认为警察战术的主体内容是诸如行为操作等技战术。这种观点除有第一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外，还将战术的内涵重心偏重于行为操作，从而大大降低了警察战术中谋略运用、战术指挥、临战处置等智能的比重与含量。第三种观点，“警察临战学”说。该观点认为，“警务临战学是研究警察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临场方法策略及其规律性的一门应用学科”这种观点的实质在于，认为警察战术的主体内容是临战处置方法。这种观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第一种及第二种观点在此方面的不足，但又忽视了研究警察在盘查、清查、搜查和缉捕行动中的基本战术问题，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不够充分基于此，笔者认为，警察在执法中的战术问题应当涉及盘查、清查、搜查和缉捕等日常执法行动，同时还应当涉及突发事件处置、严重暴力犯罪临场处置、解救人质、反恐处置等重大临战处置行为;执法的对象应当包括违法犯罪分子和犯罪嫌疑人(现行犯)，还应当包括普通群众。战术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在内容上是智能与技能的结合，是简单与复杂的结合;在执法主体和执法对象卜，是个体与群体的结合，在方法手段上是单一与综合的结合。因此，所谓警察战术，是指人民警察在查缉行动中和重大事件的临战处置中，为了及时有效地发现、识别、确认和制止犯罪，捕获犯罪分子或犯罪嫌疑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获得最佳执法效益，而依法使用的谋略思想、策略原则、执法程序、科学方法与有关技术的综合体系.这一概念包括以下三层含义:〔一)警察战术是指导人民警察查找和捕获犯罪分子或犯罪嫌疑人，临战处置重大事件的综合行动方法体系 警察战术是在深人研究国内外警察执法行动的基本规律、特点和方法，不断总结实战经验，充分吸收侦查学、心理学、军事地形学、军事战术学、谋略论与相关学科的有关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经科学归纳、总结而形成的，它包含查缉和临战处置中的谋略思想(如主动进攻、先发制敌的思想，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思想)、执法程序(如盘查的基本程序、搜身上铐的基本程序、截查车辆的基本程序等)、战术方法(如盘问嫌疑人的方法、检查可疑物品的方法、搜身的方法、解救人质的方法、突发事件的处置方法等) 和执法技术(如快速射击技术、上铐技术、特种驾驶技术、擒敌抓捕技术等)等基本内容，并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方法体系。为了及时、有效地发现、识别、确认违法犯罪行为或重大犯罪嫌疑，捕获犯罪嫌疑人，临战处置重大事件，确保警察自身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将执法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实现既定目标，人民警察必须综合运用侦查程序、侦查方法、侦查谋略、侦查对策、军事战术、军事地形、运筹指挥等基本理论、指导思想和战术方法，研究并制定在不同情况和条件下的战术方案及实施方法，选择时机进行战术方案的实施，切忌在查缉与临战处置过程中战术方法的单打一。(二)研究和运用警察战术的目的在于及时有效地查找和捕获犯罪分子或犯罪嫌疑人，临战处置重大事件，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获得最佳执法效益。所谓最佳执法效益，是指人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通过用智用谋，客观准确地分析犯罪嫌疑人个性特征及活动的规律特点，有效地进行战术设计和战术实施，尽可能少地付出投人和代价，最大限度地避免失误和损失，从而实现及时有效地发现、识别、确认违法犯罪行为或重大犯罪嫌疑，捕获犯罪分子或犯罪嫌疑人，确保自身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目的。这既是人民警察研究和运用警察战术的最终目的，也是人民警察依法进行查缉和临战处置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警察战术的基本表现形式是盘查、清查、搜查、缉捕和临战处置。人民警察在日常的执法活动中，应当通过盘查、清查和搜查等基本查找形式，发现、识别和确认违法犯罪行为或重大犯罪嫌疑;对需要逮捕、拘留的，可依法进行缉捕，实现捕获犯罪嫌疑人的目的;对突发事件、严重暴力犯罪、恐怖犯罪等，应当通过快速有效的临战处置，平息事态，打击犯罪，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二、警察战术的内容体系(一)警察战术的研究领域警察战术是集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用方法、技能为一体的独立体系，具有很强的智能性、技能性和实用性等特点，其专业面宽，知识跨度大，涉及范围广。研究的主要领域可概括为:1.客体研究。主要研究查缉与临战处置对象的自然情况、个性特征、心理特点、行为习惯、活动规律、逃匿的方式方法、拒捕的手段等，现场环境对战术方案设计与实施的影响等。2.主体研究。主要研究查缉与临战处置人员的基本素质、基本能力、执法水平、组织指挥、协同配合、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3.本体研究。主要研究查缉与临战处置行动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行动的策略原则和法律依据、基本战术、不同条件卜的战术形式和战术方法等(二)警察战术的内容体系警察战术是有关查缉与临战处置行动的规律、特点及对策、方法的科学方法体系。在确立这一学科方法体系的具体内容时，应当充分把握体系的利学性、针对性和前瞻性的原则，全面、准确地认识警察战术的内容体系。科学性，即警察战术的基本内容必须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符合客观实际，符合现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与法律，以确保其内容的科学性和理论的正确性。 针对性，即指导性，是指警察战术的内容必须来源于公安实践，必须是对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必须将查缉与临战处置的最新需要反映到警察战术的内容之中，并能根据实践的不断变化而调整内容，以确保警察战术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前瞻性，即超前预见性，是指警察战术应当能够根据社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社会治安状况的变化及时预测犯罪方法手段的变化，特别是根据犯罪人犯罪手段、方法和逃匿、拒捕方式方法的变化以及突发事件的变化规律提出预测性的理论模型和框架性的方法，以指导未来实践按照这一原则，警察战术的内容体系可概括为以下几部分:1绪论。主要包括警察战术的概念、作用和内容体系，警察战术的研究方法等2警察战术的策略原则与谋略运用。主要包括人民警察在查缉与临战处置行动中运用的谋略思想和战术原则。3.警察行动的组织保障与指挥。主要包括人民警察在查缉与临战处置行动中组织保障与指挥的一般程序，组织保障与指挥的实施原则及方法等。4查缉与临战处置行动的基础战术。主要包括人民警察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使用的几类基础战术如地形、隐蔽物、遮蔽物的利用，观察与控制的基本方法及快速移动战术、协同战术、枪战战术、包围、分割、穿插、驱散人群战术等。5查缉与临战处置行动战术分析。主要是指对影响战术方案设计的相关因素分析及综合分析。主要包括:执法对象分析、执法主体分析、情报信息及相关因素分析和综合分析6盘杳与清查战术。主要包括对违法犯罪嫌疑人员的盘问战术和对其人身以及随身携带物品的检查战术;对违法犯罪嫌疑人可能落脚、藏身、出没、活动和犯罪的场所和地点进行清理、检查、处置的战术。其中，含截查可疑车辆战术，主要是对犯罪嫌疑人乘坐的车辆以及犯罪嫌疑车辆进行设卡查控并处置的战术7搜查与搜索战术。主要包括对已制服或捕获的犯罪分子或重大犯罪嫌疑人进行搜身和处置的战术，以及对犯罪嫌疑人可能隐藏的处所进行搜索并对紧急情况进行处置的战术。8.缉捕战术。主要包括缉捕的策略原则、缉捕行动的组织与指挥、不同场景下的缉捕战术、几种特殊对象的缉捕战术。，解救人质战术。主要包括解救人质的策略原则、解救人质的基本步骤、初始围控战术、和平解救人质战术、武力解救人质战术等10突发事件和严重犯罪与恐怖犯罪的临战处置战术。主要包括处置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围控方式、攻击方式与方法、善后处置等三、警察战术的研究方法(一)警察战术研究的指导思想1.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惟一正确方法，也是研究科学的惟一正确方法一方面，警察战术既要从我国国情出发，还要紧密结合公安实战;既能立足警察查缉与临战处置的实际， 又能从理沦的高度不断进行分析、整合和提升，归纳和总结查缉与临.r&处置行动的基本内容、政策依据、法律规定、战术方法、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另一方面，警察战术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2.坚持客观全面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和发展变化的观点，揭不警察战术研究的规律和方法，防止出现研究中的主观性.x-面性和表面性。.以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为依据。人民警察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查缉与临战处置的实践中和理论研究中，必须严格按照截刑法》、(刑诉法》、《人民警察法》和《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和警械条例》以及有关政策所规定的程序、规则和规定进行。无论是查缉与临战处置中的战术方案设计、实施，还是经验总结、规律探索和理论概括，都应符合有关法律和政策的内涵与规定，符合立法立论的基本精神.而不能与之相背离。3.以借鉴相关知识为基础。警察战术是一门高度综合的应用性学科，涉及军事学、谋略论、侦查学、心理学、运筹学、管理学、犯罪学和法学等许多邻近学科。这At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是构成警察战术理论的基本要素，这些邻近学利的发展，必然会有力地推动警察战术理沦体系的不断发展 此外，通过对查缉与临战处置战例的总结和评估，以及对实战经验教训的分析总结，发现诸多规律性和指导性的问题，使感性认识逐步上升为理性认识，也是进行战术研究的基本途径。(二)警察战术的研究方法1.调查法。调查研究的方法是任何学科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方法，也是警察战术研究的重要方法。警察战术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坚持以查缉与临战处置的实践缉与临战处置间题的比较研究，总结我国几十年来为前提，抓住其本质规律，使调查结果客观真实，特别是近几年来警察在查缉与临战处置的成功战例论可靠。对此，不仅要调查国内的情况，还要调查国和相关学科理论，学习国内各公安业务部门的有益外的情况，要特别注意调查查缉与临战处置行动在经验与理论，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警察战术科新形势下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新理学体系，更好地指导警察查缉与临战处置的实践。不断吸收丰富的营养和知识，克服和避免片面性。(1)普遍调查法。即对查缉与临战处置行动相题和各项查缉与处置对策方法预案，研究警察查缉关事物逐个进行调查的方法。与临战处置行动，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环境条件下有(2)典型调查法。即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查缉与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已获得的查缉临战处置事例或材料作为典型，并通过对该典型的与临战处置实践中的各种统计数据和相关资料的归调查来认识和把握查缉与临战处置行动的本质及规纳以及采用图表等方式的分析，并与其他相关资料律。的对照，可从中得出科学的实践结论。(3)抽样调查法。即从大量的查缉与临战处置缉与临战处置实践中的各种统计数据是研究警察战术行动事例或材料中选取一部分作为样本，并以对样术的重要事实依据。本进行调查的结果来推断行动的总体特征的方法。2.比较法。比较法是警察战术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并从中概括出行动的一般规律和方法。该方法是通过对两种或两种以仁的同类问题进行比较，一般通过“个别— 社会实践”的循环往复、辨别异同，从而认识和把握查缉行动相关方面的规化的认识过程，实现研究警察战术的目的。应当注意律特点，找出其本质特征的方法。比较法一般可分意的是，所总结的查缉与临战处置经验应具有客观性和代表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反映出我国警察查缉与临战处置行动的基本现状和未来发展变化趋势。纵向比较研究。也称历史研究，为纵向比较研究和横向比较研究两大方面。是指按照历史演变的顺序、发展阶段以及事物发展过程的先后能真正指导警察的查缉实践，并有效地推动警察战顺序，对国内外警察查缉与临战处置的基本方法、行术研究的不断深人。为规则法律依据、处置程序、战术原则和谋略思想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寻找相关性，发现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特点，以加深对其现状的理解和把握，并进而预测其发展趋势，使其日臻完善。这一研究方法的基础，在于对同类事物历史记录的大量积累以及对相关资料的长期搜集和整理，否则，难以把握事物的相关性和弄清问题的本来面目。

侦查专业的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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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现场就是作案人进行犯罪活动的地点和留有犯罪痕迹物证的有关场所。论犯罪现场的形成：犯罪现场构成，是指在动态过程和静态结构上组成犯罪现场的实质性内容要素和形式性外在要素的总和。犯罪现场构成与犯罪案件构成，是明显不同的两个事物，但它们之间有双重联系。犯罪现场的动态构成，是指犯罪现场随犯罪活动的发展和勘查活动的进展，而在不同阶段上呈现出的不同样态的总和；犯罪现场的静态构成，是指构成特定状态下的犯罪现场的实质性内容要素和形式性外在要素的总和。 犯罪现场具有如下特点。一、留痕性。犯罪分子一旦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必然使犯罪现场的物质形态发生变化，留下种种反映、证实其犯罪活动的犯罪痕迹。二、反映性。无论是以实物形式存在的痕迹，物品及现场现象，还是存在于有关人员大脑中的印象痕迹，都存储着有关犯罪活动的各种信息，能直接或间接反映犯罪分子实施犯罪活动的时间、地点、过程以及犯罪分子的个体特征等。三、复杂性。由于各种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犯罪现场上遗留的痕迹、物品和现场现象，以及有关人员大脑中的反映印象多寡不同，真伪并存，使犯罪现场呈现出明显的复杂性。四、易变性。犯罪现场形成后，由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形态及对物质形态的反映印象都会发生变化，呈现出犯罪现场的易变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工具的增多，在系列侵财类案件中盗窃机动车的案件越来越突出。成为侵害公民财产的一大毒瘤。因此，加强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查，严厉打击盗窃机动车犯罪活动，已成为侦破侵财类案件侦查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一、盗窃机动车案件的现状及成因2005年中国公安机关立案的盗窃机动车案件达到68．3万起，同比上升2．9个百分点，并且近几年来机动车盗窃案件呈现出逐渐攀升趋势。 盗窃机动车案件一般是系列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数众多，跨度区域广，对老百姓造成很大经济损失，性质恶劣，影响严重。2007年4月16日，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在市局行动技术支队的大力支持下，与龙岗分局紧密配合，果断出击，成功侦破廖唐清盗车团伙案件（代号“9·09”案件），打掉了一个长期在该市龙岗区及该省多个市县疯狂盗窃汽车的犯罪团伙，抓获盗车犯罪嫌疑人4名，缴获赃车4辆、作案工具解码器、屏蔽器、破锁设备一大批及德国造手枪、雷鸣登各一支，从中查破本市盗窃汽车案件56宗。�盗窃机动车案件的多发性从客观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机动车数量的剧增。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百姓购买力明显增强，数量庞大的机动车客观上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作案目标。�2、机动车停放管理混乱。在鹤山市2007年1至5月份被盗的机动车当中，90%是停放在路边无人管理的路边、小区、空地。�3、机动车车主防盗意识落后。有相当一部分车主，特别是旧车的车主认为：偷车贼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对车辆防盗的意识差，夜间车辆乱停乱放，极少车有防盗装置，锁车仅仅靠车门上的锁，这些都为盗车嫌疑人实施作案提供了便利条件。�4、机动车防盗方法简单。被盗车当中，部分车辆使用了电子报警装置。由于电子防盗锁投放市场的时间较长，而该产品的防盗技术水平在近几年内却没有提高，而盗车贼对这种电子锁的结构和拆除方法已了如指掌，因此就造成了使用这种电子锁的汽车出现屡屡被盗的现象。�另外主观方面，机动车盗窃案件易于销赃是其多发的诱因；对机动车盗窃案件的打击不力则是这类案件高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二、盗窃机动车案件的特点�机动车盗窃案件与一般盗窃案件相比有着以下特点：�（一）大多有预谋活动，作案时间短，逃离现场快。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大多了解机动车的内部构造，并且在作案前都有预谋过程，如案前预备作案工具，确定逃跑方向，选择藏赃地点，物色买主，再潜入作案区域，寻找作案目标，等待时机，伺机作案。由于犯罪行为人在案前准备了专门的作案工具，掌握了开锁盗车技能，所以，一旦选择作案目标，在几分钟内即可完成一部车的开锁和点火程序盗车逃离现场，而现场上，除地面可能发现车辆停放的轮胎痕迹外，一般情况下，很少发现有其他痕迹，这给现场勘查人员的采痕取证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二）团伙作案突出。为达到顺利销赃和逃避侦查、打击的目的，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单个作案的很少，一般都是团伙作案。团伙成员中，分工明确，有专门踩点的，有专门开锁盗车的，有专门负责销赃的，基本上形成了盗窃、藏匿、运输、改装、销赃一条龙的犯罪团伙。�（三）连续作案，犯罪手法带有习惯性。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大多连续作案，并在一定范围内流窜作案，犯罪行为人第一次作案成功后，常被高额利润所引诱，往往连续多次实施犯罪。同时为了逃避打击，盗车行为人一般在其熟悉的区域范围内，呈跳跃式的流窜作案。在被盗车辆上所遗留的痕迹、物证上往往能反映出犯罪行为人的职业特征、技术水平、作案手段。�（四）有赃车可查。从侦查角度说，盗窃机动车案件最有利的条件是有赃车可查。每辆机动车的车型、车号、发动机号都具有特定性。不管犯罪行为人盗窃哪种车，赃车就把他与犯罪案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可供侦查人员查寻的线索和证据。犯罪行为人盗车后必然销赃，购买赃车的人购车后要开车上路，这就为侦破盗车案件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在我国购买、使用机动车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赃车在办理落户手续及牌照、年检、行驶、修理、停放等诸多环节中随时可能被发现。�（五）甲地作案、乙地销赃，流窜作案突出。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为了逃避打击，一般都不在作案地销赃，而是作案后迅速逃离现场，在异地销赃，并且销赃速度很快。有的在作案前就在异地联系好买主，了解买主所需机动车类型，谈好价钱，再盗窃车辆；有的作案后迅速逃离作案地，然后再将盗来的车进行改装或重新喷漆，变造车牌证及购车证明等证件异地进行销赃。在我市侦破的廖唐清盗车团伙案件中该团伙成员凭着老乡关系纠合起来，在我省各地流窜作案。甲地打击厉害就往乙地，选择的居住地点都是人员情况复杂的出租房，即使在同一城市作案也是频繁变换居住地点。�（六）从盗窃机动车发案的时间和地点上看，行窃地点多为光线昏暗、行人稀少的偏僻处，这些地点停放的车辆很容易成为盗贼的猎物；行窃时间多在凌晨4时左右这段时间，人们睡意较浓，不易惊醒，巡查保安人员这时也比较困乏，警惕性降低，防范工作相对薄弱。�三、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查要领�机动车盗窃案件的侦查工作要从以下方面多层次的开展。�（一）受理报案，做好登记工作。盗窃机动车案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一般都比较明确，受理报案时应对车主进行详细询问，如实记录，做好受理案件的登记工作。登记的内容包括：报案人、车主的名字、工作单位、住址，该案发生或发现的时间、地点和经过，被盗车辆的种类、牌号、型号、色泽、新旧程度、发动机及车架号码，暗记和修理、更换配件的情况，门锁、钥匙保管以及停车时周围停放的车辆及人们的活动情况。�（二）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加强追缉、堵截。针对盗窃机动车犯罪具有作案快、逃跑快、销赃快的特点，应采取“以快制快”的方针，建立快速反映机制，一旦接到报警机制，立即通报犯罪行为人可能逃往路线的公安机关进行堵截，同时，应组织力量，沿着犯罪行为人可能逃跑的方向进行追缉。在追缉时，要充分利用公路收费站录像监控系统，确定犯罪行为人逃跑的方向，通过追缉、堵截抓获犯罪嫌疑人。�（三）严格控制机动车修理行业。犯罪嫌疑人盗窃机动车后，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机动车修理店进行改装后运输销赃。因此必须加强对机动车修理点等特种行业的阵地控制。凡是发现案犯更改发动机号、车架号，改变车身、颜色、或者是改装赃车，购销赃车零部件的业主和有关人员，必须严厉进行查处。该取缔的一律取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绝不手软。刑侦部门要注意在机动车修理店等相关行业场所物建阵地控制特情和情报特情，特别要加强高质量专案特情的物建使用，及时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动态和行踪，争取主动，一网打尽。�（四）加强路检与堵截，发现被盗车辆。针对犯罪嫌疑人甲地盗车，乙地销赃，流窜犯偷了就跑的特点，刑侦部门要在辖区内的交通要道以及与邻县交界的交通要道特别是进出省界的公路干道、重点地区设立必要的卡点，堵截赃车和犯罪嫌疑人；公路巡警、刑警要密切配合，适时开展路查，对车照不符，发动机改变或毁坏的要严格审查，从中发现可疑车辆，在路检与堵截中要充分利用盗抢机动车网上查询信息系统，发现被盗车辆。�（五）加强并案侦查，扩大战果。针对盗车案件多系团伙、连续作案的特点，侦查此类案件决不能就案办案，要注意收集其他地方的盗车信息，对于已经抓获的盗窃机动车的犯罪嫌疑人，加强审讯，并将其作案特点通报有关地区，加强协作，将有关地区作案手法相同的案件串并起来，并案侦查，力争破一案带一串，擒一人挖一伙。�（六）建立健全机动车辆档案。刑侦部门要会同交警、内保等管理部门，做好各单位车主汽车的调查摸底工作，通过查车辆档案发现可疑车辆后进行重点查证。要建立健全机动车文字、照片、图片资料档案，对机动车资料实行微机管理检索，与全省、全国微机联网运作，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系统在查赃车中的作用，做到信息畅通，情报共享。一般而言，赃车大多是无牌无证或者假牌假证车辆，杜绝这类车上路，就堵塞了赃车流向社会。因此交警部门和各派出所要积极争取基层组织的配合，组织责任区民警对辖区内机动车进行调查摸底，掌握有证无证机动车的底数和车主的基本情况，并对无牌无证的车辆开展全面的、彻底的整治，发现无牌无证机动车要坚决予以查扣，对于来历不明的机动车，要追根朔源，顺藤摸瓜，严厉打击盗窃机动车的团伙，彻底铲除机动车销赃市场。�（七）不断创新侦查手段，强化内部专业化分工，加大对机动车被盗窃案的侦破力度。一是快速反应。社会大开放，人员流动大，通讯、交通工具大进步，案件侦破工作不能按部就班，只能以快制快。案件发生后，必须及时赶赴现场，视案情当机立断，迅速调整警力，围追堵截，控制赃物。二是充分把握此类案件规律特点，找准侦破突破口，以重点人物为视线，严密控制销赃渠道，不断实现传统的“由案到人”的侦查模式向“从人到案”与“从物到人”的侦查模式的转变。三是加大技术监控力度，及时发现案件线索。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和刑事技术手段，发挥“网上查控”、技侦手段、公路收费站和城市“电子眼”监控等方面的作用，及时调取有关信息资料，发现线索，及时破案。�〖HT5H〗四、防范盗窃机动车案件的对策�对于机动车被盗案件居高不下的现状，应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以防为主，打防并举。�（一）切实加强防范宣传教育。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各种新闻媒体，教育广大车主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传授一些基本的防范方法和技能，主动在机动车上安装报警装置、配备防盗锁，将车辆停放在车库、室内或有人看管的地方。在商业中心及小区建立停车场，可以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落实安全防范责任，增强防范能力。这样不仅能有效防范机动车被盗案件，而且也能为日益增长的私家汽车防范工作做好准备，作到未雨绸缪。�（二）加大社会面巡逻控制力度，适时采取蹲点守候战术。定期分析机动车案件的发案特点、规律，有针对地调整警力布置，积极开展路段巡查、化装跟踪、流动观察、设卡查缉等工作。通过巡、查、首、堵、卡、挖等多种设施的综合运用，提高对社会面的控制能力。在街面巡查中，特意加强对可疑车辆盘查。对案件的多发时段和商场、医院、住宅小区等重点部位的单位和业主应加强夜间巡逻密度和力度，力争抓获现行，经常开展有针对性的设卡堵截和蹲点守候工作。廖唐清团伙盗车案中为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及使用车辆情况，专案组民警决定守候在其居住地楼下进行跟踪。从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楼上下来的人，尤其是开车离开的，侦查员都秘密跟过去，当确认该人没有作案嫌疑时，又返回原地。终于，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守候，侦查员发现一个年约三十、开一台挂粤BT3263车牌的捷达车的年青人有作案嫌疑。该人在路上接了两个人后，不时地将车停靠在商场附近，其中两个人走下车，一人跟踪进商场的人，另一人用一黑色公文包装着的工具进行解锁。因各种原因，嫌疑人未得逞，但是我侦查员已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使用车辆、活动规律掌握清楚了，调查摸底和跟踪守候侦查工作取得良好效果。�〖JP〗（三）适时组织反盗窃机动车犯罪专项行动。犯罪分子盗窃机动车后，很多都是将机动车销往外地或者农村，基本没有留下自己使用的。因此侦破机动车盗窃案件必须打破地域界限，加强本单位各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加强与外地公安机关的沟通和协调，互通情报。刑侦部门适时组织开展侦破会战，派出所要充分发动群众，提供机动车盗窃犯罪线索，对于查证属实的，要及时予以奖励，力争破获一批案件，抓获一批违法犯罪人员，追回一批赃车，严厉打击机动车盗窃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四）通过各种渠道向司机介绍车辆防盗的技巧和防盗的经验，提醒车主采取必要措施加强车辆被盗工作。例如有的车主为了防止车辆被盗，在车的隐秘处加装了一个油路电源开关。人离车时，将油路电源关闭。当该车被非法启动时，由于供油电路被切断，致使发动机不能启动，避免了车辆被盗。这个方法简单易行，又由于每辆车加装开关的位置不同，即使盗车贼意识到该车上有供油电路开关，在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找到，最终只能放弃盗车活动。我们在办案中就多次发现，由于轿车加装了这样的小开关，而迫使嫌疑人最终放弃了盗车的现象。再有，司机离开车辆时将收音机打开并把音量调大，一般盗车贼在作案时只注意设法解除报警器，而在电源被接通的一刹那，收音机的响声会吓得他手忙脚乱，同时也会起到一定的报警作用。还有一种方法是，车主在准备长时间停车时，将各缸的点火线交换一下位置，使盗车贼无法顺利发动车辆，也会给车辆防盗一些帮助。总而言之，有关部门可把上述一些行之有效的车辆防盗方法介绍给群众，以提高车辆防盗的系数。�（五）加强停车场的建设和管理。随着机动车的大量增加，要选择适当的地点建设正规的停车场势在必行。特别是一些在建的居民小区应把停车场建设作为一项强制措施，由开发商负责落实，以避免小区建成后没有停车的场所。同时，还要把目前路边和开放式小区的临时停车场管理起来，由专门的人员24小时执守，并按照停车场的管理办法，收取停车费。同时，应大力提倡和推广在停车场内设置探头，加强监控范围，不给窃贼以可乘之机。�（六）发挥科技优势，提高车辆防盗的技术含量。公安机关可以与技术开发公司合作，针对机动车防盗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有的放矢地开发车辆防盗产品。例如GPS定位系统的应用，车主既可以随时知道车辆的方位，又可以远程遥控车辆熄火。又如目前正在推广的车辆VIN码，可将此码的标示从车辆的大架、发动机，增加到车辆的前后风挡、车门上等一些可被盗车贼拆除后重复使用的部件上。在防止车辆被盗的同时，也为打击盗窃机动车犯罪活动提供了帮助。�结论�盗窃机动车案件的研究在理论上被逐渐关注，在实践上也更加成熟。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在关于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破、办理和法律应用上分别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文件。实践中，不少地方的公安机关也都把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破作为侦查工作的一个方面。这些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盗窃机动车案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影响。为此，侦查人员应该进一步强化打防结合、综合治理的意识，加强巡逻、加大宣传防范；普通侦查手段与高科技手段相结合、加强串并案意识和查缉力度，使得对于盗窃机动车案件的打击和防范两方面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给人民百姓创造一个和谐、安定的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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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学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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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一项科研成果或技术创新，往往不是独自一人可以完成的，还需要各方面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在许多论文的末尾都列有"致谢"。主要对论文完成期间得到的帮助表示感谢，这是学术界谦逊和有礼貌的一种表现。

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工具的增多，在系列侵财类案件中盗窃机动车的案件越来越突出。成为侵害公民财产的一大毒瘤。因此，加强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查，严厉打击盗窃机动车犯罪活动，已成为侦破侵财类案件侦查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一、盗窃机动车案件的现状及成因2005年中国公安机关立案的盗窃机动车案件达到68．3万起，同比上升2．9个百分点，并且近几年来机动车盗窃案件呈现出逐渐攀升趋势。 盗窃机动车案件一般是系列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数众多，跨度区域广，对老百姓造成很大经济损失，性质恶劣，影响严重。2007年4月16日，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在市局行动技术支队的大力支持下，与龙岗分局紧密配合，果断出击，成功侦破廖唐清盗车团伙案件（代号“9·09”案件），打掉了一个长期在该市龙岗区及该省多个市县疯狂盗窃汽车的犯罪团伙，抓获盗车犯罪嫌疑人4名，缴获赃车4辆、作案工具解码器、屏蔽器、破锁设备一大批及德国造手枪、雷鸣登各一支，从中查破本市盗窃汽车案件56宗。�盗窃机动车案件的多发性从客观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机动车数量的剧增。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百姓购买力明显增强，数量庞大的机动车客观上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作案目标。�2、机动车停放管理混乱。在鹤山市2007年1至5月份被盗的机动车当中，90%是停放在路边无人管理的路边、小区、空地。�3、机动车车主防盗意识落后。有相当一部分车主，特别是旧车的车主认为：偷车贼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对车辆防盗的意识差，夜间车辆乱停乱放，极少车有防盗装置，锁车仅仅靠车门上的锁，这些都为盗车嫌疑人实施作案提供了便利条件。�4、机动车防盗方法简单。被盗车当中，部分车辆使用了电子报警装置。由于电子防盗锁投放市场的时间较长，而该产品的防盗技术水平在近几年内却没有提高，而盗车贼对这种电子锁的结构和拆除方法已了如指掌，因此就造成了使用这种电子锁的汽车出现屡屡被盗的现象。�另外主观方面，机动车盗窃案件易于销赃是其多发的诱因；对机动车盗窃案件的打击不力则是这类案件高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二、盗窃机动车案件的特点�机动车盗窃案件与一般盗窃案件相比有着以下特点：�（一）大多有预谋活动，作案时间短，逃离现场快。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大多了解机动车的内部构造，并且在作案前都有预谋过程，如案前预备作案工具，确定逃跑方向，选择藏赃地点，物色买主，再潜入作案区域，寻找作案目标，等待时机，伺机作案。由于犯罪行为人在案前准备了专门的作案工具，掌握了开锁盗车技能，所以，一旦选择作案目标，在几分钟内即可完成一部车的开锁和点火程序盗车逃离现场，而现场上，除地面可能发现车辆停放的轮胎痕迹外，一般情况下，很少发现有其他痕迹，这给现场勘查人员的采痕取证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二）团伙作案突出。为达到顺利销赃和逃避侦查、打击的目的，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单个作案的很少，一般都是团伙作案。团伙成员中，分工明确，有专门踩点的，有专门开锁盗车的，有专门负责销赃的，基本上形成了盗窃、藏匿、运输、改装、销赃一条龙的犯罪团伙。�（三）连续作案，犯罪手法带有习惯性。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大多连续作案，并在一定范围内流窜作案，犯罪行为人第一次作案成功后，常被高额利润所引诱，往往连续多次实施犯罪。同时为了逃避打击，盗车行为人一般在其熟悉的区域范围内，呈跳跃式的流窜作案。在被盗车辆上所遗留的痕迹、物证上往往能反映出犯罪行为人的职业特征、技术水平、作案手段。�（四）有赃车可查。从侦查角度说，盗窃机动车案件最有利的条件是有赃车可查。每辆机动车的车型、车号、发动机号都具有特定性。不管犯罪行为人盗窃哪种车，赃车就把他与犯罪案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可供侦查人员查寻的线索和证据。犯罪行为人盗车后必然销赃，购买赃车的人购车后要开车上路，这就为侦破盗车案件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在我国购买、使用机动车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赃车在办理落户手续及牌照、年检、行驶、修理、停放等诸多环节中随时可能被发现。�（五）甲地作案、乙地销赃，流窜作案突出。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为了逃避打击，一般都不在作案地销赃，而是作案后迅速逃离现场，在异地销赃，并且销赃速度很快。有的在作案前就在异地联系好买主，了解买主所需机动车类型，谈好价钱，再盗窃车辆；有的作案后迅速逃离作案地，然后再将盗来的车进行改装或重新喷漆，变造车牌证及购车证明等证件异地进行销赃。在我市侦破的廖唐清盗车团伙案件中该团伙成员凭着老乡关系纠合起来，在我省各地流窜作案。甲地打击厉害就往乙地，选择的居住地点都是人员情况复杂的出租房，即使在同一城市作案也是频繁变换居住地点。�（六）从盗窃机动车发案的时间和地点上看，行窃地点多为光线昏暗、行人稀少的偏僻处，这些地点停放的车辆很容易成为盗贼的猎物；行窃时间多在凌晨4时左右这段时间，人们睡意较浓，不易惊醒，巡查保安人员这时也比较困乏，警惕性降低，防范工作相对薄弱。�三、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查要领�机动车盗窃案件的侦查工作要从以下方面多层次的开展。�（一）受理报案，做好登记工作。盗窃机动车案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一般都比较明确，受理报案时应对车主进行详细询问，如实记录，做好受理案件的登记工作。登记的内容包括：报案人、车主的名字、工作单位、住址，该案发生或发现的时间、地点和经过，被盗车辆的种类、牌号、型号、色泽、新旧程度、发动机及车架号码，暗记和修理、更换配件的情况，门锁、钥匙保管以及停车时周围停放的车辆及人们的活动情况。�（二）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加强追缉、堵截。针对盗窃机动车犯罪具有作案快、逃跑快、销赃快的特点，应采取“以快制快”的方针，建立快速反映机制，一旦接到报警机制，立即通报犯罪行为人可能逃往路线的公安机关进行堵截，同时，应组织力量，沿着犯罪行为人可能逃跑的方向进行追缉。在追缉时，要充分利用公路收费站录像监控系统，确定犯罪行为人逃跑的方向，通过追缉、堵截抓获犯罪嫌疑人。�（三）严格控制机动车修理行业。犯罪嫌疑人盗窃机动车后，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机动车修理店进行改装后运输销赃。因此必须加强对机动车修理点等特种行业的阵地控制。凡是发现案犯更改发动机号、车架号，改变车身、颜色、或者是改装赃车，购销赃车零部件的业主和有关人员，必须严厉进行查处。该取缔的一律取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绝不手软。刑侦部门要注意在机动车修理店等相关行业场所物建阵地控制特情和情报特情，特别要加强高质量专案特情的物建使用，及时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动态和行踪，争取主动，一网打尽。�（四）加强路检与堵截，发现被盗车辆。针对犯罪嫌疑人甲地盗车，乙地销赃，流窜犯偷了就跑的特点，刑侦部门要在辖区内的交通要道以及与邻县交界的交通要道特别是进出省界的公路干道、重点地区设立必要的卡点，堵截赃车和犯罪嫌疑人；公路巡警、刑警要密切配合，适时开展路查，对车照不符，发动机改变或毁坏的要严格审查，从中发现可疑车辆，在路检与堵截中要充分利用盗抢机动车网上查询信息系统，发现被盗车辆。�（五）加强并案侦查，扩大战果。针对盗车案件多系团伙、连续作案的特点，侦查此类案件决不能就案办案，要注意收集其他地方的盗车信息，对于已经抓获的盗窃机动车的犯罪嫌疑人，加强审讯，并将其作案特点通报有关地区，加强协作，将有关地区作案手法相同的案件串并起来，并案侦查，力争破一案带一串，擒一人挖一伙。�（六）建立健全机动车辆档案。刑侦部门要会同交警、内保等管理部门，做好各单位车主汽车的调查摸底工作，通过查车辆档案发现可疑车辆后进行重点查证。要建立健全机动车文字、照片、图片资料档案，对机动车资料实行微机管理检索，与全省、全国微机联网运作，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系统在查赃车中的作用，做到信息畅通，情报共享。一般而言，赃车大多是无牌无证或者假牌假证车辆，杜绝这类车上路，就堵塞了赃车流向社会。因此交警部门和各派出所要积极争取基层组织的配合，组织责任区民警对辖区内机动车进行调查摸底，掌握有证无证机动车的底数和车主的基本情况，并对无牌无证的车辆开展全面的、彻底的整治，发现无牌无证机动车要坚决予以查扣，对于来历不明的机动车，要追根朔源，顺藤摸瓜，严厉打击盗窃机动车的团伙，彻底铲除机动车销赃市场。�（七）不断创新侦查手段，强化内部专业化分工，加大对机动车被盗窃案的侦破力度。一是快速反应。社会大开放，人员流动大，通讯、交通工具大进步，案件侦破工作不能按部就班，只能以快制快。案件发生后，必须及时赶赴现场，视案情当机立断，迅速调整警力，围追堵截，控制赃物。二是充分把握此类案件规律特点，找准侦破突破口，以重点人物为视线，严密控制销赃渠道，不断实现传统的“由案到人”的侦查模式向“从人到案”与“从物到人”的侦查模式的转变。三是加大技术监控力度，及时发现案件线索。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和刑事技术手段，发挥“网上查控”、技侦手段、公路收费站和城市“电子眼”监控等方面的作用，及时调取有关信息资料，发现线索，及时破案。�〖HT5H〗四、防范盗窃机动车案件的对策�对于机动车被盗案件居高不下的现状，应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以防为主，打防并举。�（一）切实加强防范宣传教育。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各种新闻媒体，教育广大车主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传授一些基本的防范方法和技能，主动在机动车上安装报警装置、配备防盗锁，将车辆停放在车库、室内或有人看管的地方。在商业中心及小区建立停车场，可以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落实安全防范责任，增强防范能力。这样不仅能有效防范机动车被盗案件，而且也能为日益增长的私家汽车防范工作做好准备，作到未雨绸缪。�（二）加大社会面巡逻控制力度，适时采取蹲点守候战术。定期分析机动车案件的发案特点、规律，有针对地调整警力布置，积极开展路段巡查、化装跟踪、流动观察、设卡查缉等工作。通过巡、查、首、堵、卡、挖等多种设施的综合运用，提高对社会面的控制能力。在街面巡查中，特意加强对可疑车辆盘查。对案件的多发时段和商场、医院、住宅小区等重点部位的单位和业主应加强夜间巡逻密度和力度，力争抓获现行，经常开展有针对性的设卡堵截和蹲点守候工作。廖唐清团伙盗车案中为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及使用车辆情况，专案组民警决定守候在其居住地楼下进行跟踪。从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楼上下来的人，尤其是开车离开的，侦查员都秘密跟过去，当确认该人没有作案嫌疑时，又返回原地。终于，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守候，侦查员发现一个年约三十、开一台挂粤BT3263车牌的捷达车的年青人有作案嫌疑。该人在路上接了两个人后，不时地将车停靠在商场附近，其中两个人走下车，一人跟踪进商场的人，另一人用一黑色公文包装着的工具进行解锁。因各种原因，嫌疑人未得逞，但是我侦查员已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使用车辆、活动规律掌握清楚了，调查摸底和跟踪守候侦查工作取得良好效果。�〖JP〗（三）适时组织反盗窃机动车犯罪专项行动。犯罪分子盗窃机动车后，很多都是将机动车销往外地或者农村，基本没有留下自己使用的。因此侦破机动车盗窃案件必须打破地域界限，加强本单位各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加强与外地公安机关的沟通和协调，互通情报。刑侦部门适时组织开展侦破会战，派出所要充分发动群众，提供机动车盗窃犯罪线索，对于查证属实的，要及时予以奖励，力争破获一批案件，抓获一批违法犯罪人员，追回一批赃车，严厉打击机动车盗窃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四）通过各种渠道向司机介绍车辆防盗的技巧和防盗的经验，提醒车主采取必要措施加强车辆被盗工作。例如有的车主为了防止车辆被盗，在车的隐秘处加装了一个油路电源开关。人离车时，将油路电源关闭。当该车被非法启动时，由于供油电路被切断，致使发动机不能启动，避免了车辆被盗。这个方法简单易行，又由于每辆车加装开关的位置不同，即使盗车贼意识到该车上有供油电路开关，在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找到，最终只能放弃盗车活动。我们在办案中就多次发现，由于轿车加装了这样的小开关，而迫使嫌疑人最终放弃了盗车的现象。再有，司机离开车辆时将收音机打开并把音量调大，一般盗车贼在作案时只注意设法解除报警器，而在电源被接通的一刹那，收音机的响声会吓得他手忙脚乱，同时也会起到一定的报警作用。还有一种方法是，车主在准备长时间停车时，将各缸的点火线交换一下位置，使盗车贼无法顺利发动车辆，也会给车辆防盗一些帮助。总而言之，有关部门可把上述一些行之有效的车辆防盗方法介绍给群众，以提高车辆防盗的系数。�（五）加强停车场的建设和管理。随着机动车的大量增加，要选择适当的地点建设正规的停车场势在必行。特别是一些在建的居民小区应把停车场建设作为一项强制措施，由开发商负责落实，以避免小区建成后没有停车的场所。同时，还要把目前路边和开放式小区的临时停车场管理起来，由专门的人员24小时执守，并按照停车场的管理办法，收取停车费。同时，应大力提倡和推广在停车场内设置探头，加强监控范围，不给窃贼以可乘之机。�（六）发挥科技优势，提高车辆防盗的技术含量。公安机关可以与技术开发公司合作，针对机动车防盗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有的放矢地开发车辆防盗产品。例如GPS定位系统的应用，车主既可以随时知道车辆的方位，又可以远程遥控车辆熄火。又如目前正在推广的车辆VIN码，可将此码的标示从车辆的大架、发动机，增加到车辆的前后风挡、车门上等一些可被盗车贼拆除后重复使用的部件上。在防止车辆被盗的同时，也为打击盗窃机动车犯罪活动提供了帮助。�结论�盗窃机动车案件的研究在理论上被逐渐关注，在实践上也更加成熟。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在关于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破、办理和法律应用上分别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文件。实践中，不少地方的公安机关也都把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破作为侦查工作的一个方面。这些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盗窃机动车案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影响。为此，侦查人员应该进一步强化打防结合、综合治理的意识，加强巡逻、加大宣传防范；普通侦查手段与高科技手段相结合、加强串并案意识和查缉力度，使得对于盗窃机动车案件的打击和防范两方面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给人民百姓创造一个和谐、安定的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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