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服饰研究论文800字

红楼梦服饰研究论文800字

《红楼梦》中对服饰的细致描写，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深刻内涵，表现出了中国古代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服饰的华美和精致，也表现出了时代的特色和特殊的民族文化。 1 南北交融和时代特色 《红楼梦》写成于乾隆年间，“康乾盛世”的繁荣盛况也筑就了《红楼梦》服饰的华美。小说中所描写的服饰无论是款式，还是面料抑或是色彩，都充分展现出了华美和富足，再加上作者出身名门，生长于江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南京，因此，《红楼梦》中的服饰不仅拥有很强的贵族气息，还向外展示着浓厚的江南色彩。小说所描述的衣料，诸如银鼠、洋缎等，多颜色艳丽而丰富。由于清朝是崇尚武学游牧民族女真族人所建立的，他们在推翻明朝建立满清政权之后，想要以满蒙文化同化汉人，因此，满清入关后强行推行满蒙文化，让汉人改留辫子、穿旗服，也因此引起汉人不满，让汉人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朝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和让步，采纳了明朝遗臣金之俊“十不从”的建议，吸收了部分明朝冠服制度的特点，如结婚、死殓时女子都被允许着明代服饰。 《红楼梦》由于处于汉满文化的交融时期，因此女子服饰在保留了明朝服饰特点的基础上也吸收了满族服饰的特点，例如，双襟合领或双襟直领式服装这样亦满亦汉的服饰。小说第三回就对此种服饰有过描述：贾宝玉去庙里还愿时就身着这样的旗装“头戴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而薛宝钗的服饰则有着汉族服饰的特点，“穿蜜合色棉袄，葱黄绫棉裙”。林黛玉的服饰也是一样有着汉族服饰的特点。其身着“半旧红绫短袄，膝下露出油绿绸撒花裤子，底下是掐金满绣的棉纱袜子”。此处的宝钗和黛玉所穿的服饰，如短上衣、长裙和套膝裤等，都是明代官宦人家等上流社会最为流行的服饰打扮。由于曹雪芹经历了家族的落败，迁居北方，因此北方的服饰文化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体现。 综上所述，《红楼梦》中描述的服饰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其又是经过作者艺术加工过的，因此其融合了南方和北方服饰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2 衣着服饰和身份地位 服饰文化与体现着阶级等级制度，由于人的身份和地位不同，其穿着的服饰也有所不同。在封建等级社会中，服饰象征着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代表着尊卑贵贱，因此中国古代在服饰上有着严格的规定，例如，唐朝就有规定，除帝皇可用赤黄外，其他臣民均不得使用。清朝的封建等级制度更加森严，其服饰也更加体现了这种区分。 在《红楼梦》中，贾母作为贾府核心人物，代表着封建社会地位极高的人，在第四十二回中提到，贾母穿着“青绉绸一斗珠的羊皮褂子”，虽然没有更为详细的描述，但是从衣料来看，其他人物并没有穿过这样的衣料，可见这样的衣料是极其珍贵的，除了贾母，别人都无权享有，其高贵的地位不言而喻。小说对贾宝玉的服饰描写也下足了工夫，如写他礼服着装时“头上戴束发嵌宝紫金冠，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单从这样的服饰打扮便可知其身份显赫，地位非凡。再如，小说中描写到宝玉服褂上加绣的名曰“起花”的八个彩团，其与故宫所藏的一朝袍的“起花”一模一样，这更是凸显出宝玉身份地位的非同寻常。此外，对于王熙凤的描写也是如此，《红楼梦》第三回中描写王熙凤出场时写道：“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璃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色宫绦，双衡比目玫瑰�；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这样的穿着打扮彰显了王熙凤在贾府的显赫地位。 而相较于宝玉和凤姐，宝钗和黛玉的服装就低调含蓄得多。小说中对于宝钗衣着这样写道：“一色半新不旧的衣裙和上袄下裙，外罩比肩褂”，朴素淡雅。黛玉的衣着则只是，“素色小皮袄，配上浅灰色坎肩和粉红小花裙子，极为素雅，装扮也非常简单，仅有一赤金扁簪。”虽然黛玉也是官宦家的小姐，还受到贾母的宠爱，但是始终寄人篱下，因此需要低调含蓄，不露锋芒。宝钗则是因为安分，所以不露华贵，只是从她的金项圈中可以看到她的高贵地位。 小说中丫鬟的服饰也是很有讲究的。作为宝玉首席大丫鬟的袭人，其又是准姨娘，所以她的身份有别于其他的丫鬟，因此服饰也与其他丫鬟有所不同。《红楼梦》第二十六回中这样描述袭人的服饰；“穿着银红袄儿，青缎背心，白绫细折裙――不是别个，却是袭人”。虽然描写不多，但无论是从服饰的款式、面料，还是色彩上，都可以明显感觉其与其他的丫鬟的不同。 综上所述，在小说中，服饰装扮与人物的身份地位有着很大的关联性，从服饰的款式、面料和色彩就可以看出人物身份地位的高低。 3 衣着服饰和人物性格 衣着服饰与人物的性格联系密切，根据心理学的研究，人们的衣着服饰可以反映出人们的性格特征。就拿贾宝玉来说，小说中对他

在原著基础上再创作的三十六集电视剧《红楼梦》以其五彩缤纷生动隽永的视觉形象让广大电视观众在荧屏上一次又一次地领略了美的享受。“温红处绿斗芳菲”，演员在拍摄过程中穿戴的服装多达二千七百多件，摊到每个主角都有好几十件。红剧中的服装风格以明代为基础，加进清代和历代服饰中最美的成分，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美相糅合，赢得了声誉赢得了观众。 “灯火阑珊衣冠鲜，青衫罗裙披玉身。”衣冠王国的丰采离不开色彩的效果。剧组服装设计师史延芹的巨大成功，追根溯源无疑应该感谢曹雪芹笔下的服饰色彩美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无穷的回味。“彩笔辉光若转环，心情魔态几千般。”本文旨在选择服饰色彩这一特定视角，将视线从屏幕移向原著，对《红楼梦》所描绘的艺术世界中的服饰色彩作一番初步的讨论，并探讨由此可得到些什么启发。 （一）《红楼梦》中关于服饰色彩的精彩描写 罗宪敏在“《红楼梦》的景物美”一文中指出，曹雪芹“随美赋彩”的工夫很深，为创造“不似似之”的艺术境界，他经常不写形，只写色，仅通过对色彩的渲染，描绘出景物的殊色异彩，就足以表现其神情气韵，并以色显形，引起读者对形的丰富联想。其实，何止是景物，在描绘服饰美上同样展示了作者的非凡手笔。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赏鉴曹雪芹在服饰方面施色敷彩的艺术功底。 王熙凤是《红楼梦》中众多出场人物中写得最为出色的一个角色。曹雪芹对凤姐的服饰作了三次详细的描写。 第一次是林妹妹眼中看到的表嫂：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褙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请看，紧腰身的袄是大红色，外面罩的褂子是淡灰青色，袄里子是银鼠皮的色彩，下面则是翠绿色 – “裙拖六幅湘江水”，何等的俏丽风骚！再加上满头珠围翠绕，又是何等的彩绣辉煌！按脂砚斋《红楼梦评》，其后还应有一句：裙边系着豆绿官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色彩就更加丰富。这就是凤姐出场的装扮，也是《红楼梦》中第一套着力描绘的服饰，活脱脱地表明了凤丫头与众不同的身份地位。这一段对人物服饰的刻意描写，曾得到舒芜等人的推崇。显然，丰富的色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是头一遭接待刘姥姥的荣府当家二奶奶身份。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秋板貂鼠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等着接见乡下穷苦人。袄和裙是一对姐妹色，袄里和裙里又是一对姐妹色。再配上紫貂皮毛罩，石青披风，服饰色彩配合得如此协调又透出富贵娇艳。背景色彩还有大红柔帘，大红条毡，金线锁链图案锦缎，点缀品还有银色唾盒。耀眼争光的色彩明示着掌权者的高贵气派，直教刘姥姥感到光彩逼人气势逼人。诚如脂评所述“写来真是好看”。 第三次一反粉光脂艳的常态，呈现完全不同的色调。这一次是与尤二姐正式交锋的贾琏正室。只见她头上皆是素白银器，身上月白缎袄，青缎披风，白绫素裙。眉弯柳叶，高吊两梢，目横丹凤，神凝三角。俏丽若三春之桃，清洁若九秋之菊，正应了民间俗话所说的 “若要俏，一身素”。王熙凤和曹雪芹都懂色彩心理学。“红妆素裹”果然显得清素而又格外俏丽，出其不意的装扮同时也暗藏了来者不善的机心。一身素服，连青缎子上掐得都是银线，明摆着“国孝家孝，两层在身”，等于在宣读贾琏偷娶二姐的罪状。笑吟吟地上门亲迎，恶狠狠地暗设陷阱。琏二奶奶带着一对素衣素盖的仆从到花枝胡同叫丧，把个苦尤娘赚进了大观园。这一套素装银饰的色调，在渲染气氛和刻画性格上都发挥了独到的作用。 同样是一身素服，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的北静王穿来则是另一种格局。在红楼中，北静王水溶是贾宝玉极力结交的有限几个男性之一。他出场时头上戴着洁白簪缨银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龙白蟒袍，系着碧玉红革呈带。这一套服饰色彩让年轻的世荣越发风流潇洒，并不失郡王体度。素服的两次描写，一套是白中衬黑，冷色包含着阴险；一套是白里间红，冷色孕育着热烈。同中见异，分别表现了穿着者的阴柔或阳刚之美。尤其是后者腰间一根红皮带，强烈的色彩对比令人赏心悦目。真所谓“置一点鲜彩于通体淡色之际，自必绚丽夺目；粹万笔之精华于全幅写意之间，尤觉清新爽神。所以者何？欲其相反相成，彼此对照故也。”曹雪芹的美学理论在服饰色彩配置上亦然大放异彩。 人们盛赞四川蚊帐专业户杨百万的产品不单有避蚊的实用性而且兼具居室装饰的艺术性。其附加价值正在于那蚊帐斑斓的色彩。然而，这并非是杨百万的专利，在曹雪芹笔下写来是“古已有之”。黛玉进府时凤姐送过来一顶藕合色花帐，怡红院里悬挂着大红销金撒花帐子，再有秋爽斋的葱绿双绣花卉草虫纱帐，蘅芜院的青纱帐幔以及贾母游园时吩咐给宝丫头换上的水墨字画白绫帐子。由不同的色彩不难看出各自主人的审美情趣。探春是爽朗高雅又不脱富贵气象，宝钗是安分随时，自云守拙 – 不是置不起，而是不想置。帐子的色彩既与卧室布置相匹配，同时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原先已经有凤姐移用来缝制衣衫，现在最会收拾屋子的老祖宗将先是原不过是糊窗屉的软烟罗再次扩展用途，“有雨过天青的，我做一个帐子挂上。”比起另外三种颜色秋香松绿和银红来，雨过天青恰恰是最适合贾母这样见过世面而有较高艺术鉴赏力的老太太。艳丽素净高雅等不同的情调风格就这样由种种色彩来展现和调谐。由此可见，即令帐子一项的色彩大观也应建议杨百万们向曹雪芹去取取经，可以说是不无益处的。 高尔基曾指出：我所理解的“美”，是各种材料 – 也就是声调色彩和语言的一种结合体。“写成浓淡兼深浅，活现痴人恋恋间。”可以举出的服饰色彩在刻画人物性格表明身份地位渲染环境氛围等方面的范例还有很多。诸如“贾宝玉奇缘识金锁”中宝姐姐服饰色彩看去不见奢华，惟觉雅淡的含蓄美；“皇恩重元妃省父母”里金黄鹅黄色彩的雍容华贵美；“宁国府除夕祭宗祠”中尤氏上房里三种传统色彩黑红白配置的庄重美等等。毋庸置疑，《红楼梦》所注重的服饰色彩描写是作者形成其文学语言丰富人物形象生动行文着力浮雕等艺术特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曹雪芹异彩纷呈精美绝伦的细腻笔触，仿佛把我们引进了一个展览服饰色彩美的大世界，令人又不得不称奇叫绝，赞叹不已。 （二）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红楼梦》服饰色彩 “有比较，才有鉴别。”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红楼服饰色彩的描写，更有助于我们领会《红楼梦》确实称得起“三百年中，此是文坛卓笔锋”。 中国长篇小说发展史的第三阶段之主要特点是开始写社会生活反映人情世态，也就是以常见的社会一分子代替了那些司空听惯的传奇英雄。这一阶段的标志是产生了三部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歧路灯》和《红楼梦》。在此为了保证可比性，故而同样撇开以描写传奇英雄为主体的著名长篇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和《西游记》等，让我们来看看三部时代内容基本相近的作品。 吴敬梓在1740年左右开始写《儒林外史》，花近十年时间写成。既云“儒林外史”，写的主要角色自然与“亦可使闺阁昭传”以写女性为主的《红楼梦》有所不同，然而从服饰色彩角度来分析比较，“儒林”中众多男性无一能和“红楼”中的贾宝玉相匹敌。 请看，杜少卿“头戴方巾，身穿玉色夹纱直裰，脚下珠履”；杜公孙“穿的是莺背色的夹纱直裰，手摇诗扇，脚踏丝履”；倪廷珠“头戴方巾，身穿酱色缎直裰，脚下粉底皂靴”；鲍廷玺“插着花，披着红，身穿绸缎衣服，脚下粉底皂靴”；胡三公子“头戴方巾，身穿酱色缎直裰，粉底皂靴”；众人看周进时，“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无色绸旧直裰，却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鞋”……..。 由示例可知，吴敬梓笔下的服饰色彩描写都觉单薄，而且大多与人物性格特点身份气质很难说有什么关联，读来不免使人又单调之感，形式之嫌。不要说穷酸儒生和市井人物，就连被称为“风流王孙”“名流公子”的杜氏兄弟俩也概莫能外。 怡红公子贾宝玉却是别有一番天地。为了塑造一个“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的“混世魔王”，曹雪芹对笔下这位第一号人物的服饰色彩作了尽情的描绘： “及至进来一看，却是位年轻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锻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 “一回再来时，已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角，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 刚进府的黛玉所目睹的表哥形象，也就是宝玉在全书中的第一次亮相。头上戴什么，身上穿什么，脚上套什么，写得细致周到。丰富多彩的色调辅助着“虽怒时而似笑，即瞋视而有情”的神态，如此工笔树立起来的人物形象玲珑剔透！正是因为作者观察敏锐，生活厚实，笔力雄健，才敢于转瞬之间便让宝玉在林妹妹面前作了两次时装表演。 有关宝玉服饰色彩的描写单是前八十回就有十处之多，无一处不写得多姿多彩栩栩如生。“薛宝钗巧合认通灵”时宝姐姐看到的是“头上戴着累丝嵌宝紫金冠，额上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系着五色蝴蝶鸾绦，项上挂着长命锁， 记名符，另外有一块落草时衔下来的宝玉。”素服是北静王所见“束发银冠，勒着双龙出海抹额，穿着白蟒箭袖， 围着攒珠银带”；看戏换的是“大红含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夜探是“脱了蓑衣，里面只穿半旧红绫短袄，系着绿汗巾子，膝下露出油绿绸撒花裤子，底下是掐金满绣的绵纱袜子，著蝴蝶落花鞋”；赏雪穿的是“一件茄色哆咯罗狐狸皮袄，罩一件海龙小鹰膀褂子，束了腰，披上玉针缞，戴了金藤笠，登上沙素屐”；去舅舅家是“身上穿着荔色哆罗呢的天马箭袖，大红猩猩毡盘金彩绣石青妆缎沿边的排穗褂子”。这还不算，贾母又命鸳鸯来："把昨儿那一件乌云豹的氅衣给他罢。"鸳鸯答应了，走去果取了一件来。宝玉看时，金翠辉煌，碧彩闪灼，又不似宝琴所披之凫靥裘。只听贾母笑道： "这叫作’雀金呢’，这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活灵活现的宝玉就这样站立在我们的面前。血点般大红色的裤子“配着松花袄儿，石青靴子，越显出靛青的头，雪白的脸来了”！麝月的一句赞语道出了服饰色彩的妙用。同样是富家公子哥儿儒家少年书生，贾宝玉的服饰色彩与杜慎卿杜少卿一比较，优劣高下之分一目了然。 如果说《儒林外史》主要是围绕着一群读书人展现众生相的话，那末《歧路灯》则可以说是一部描写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普通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李绿园叫曹雪芹约年长九岁，从1750年开始创作《歧路灯》，至1779年脱稿。其时，《红楼梦》后四十回大约也正在蓄泄。《歧路灯》与《红楼梦》或在“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上，或在映射浩瀚的社会景象上“浓涂淡扫，笔意墨范”，无不有相似之处。但是，要讲《歧路灯》对各行业男女穿戴服饰色彩无不有工致的描写，那就谈不上了。在一百零八回的《歧路灯》中，数得过来的服饰色彩只是寥寥几段：兴官儿“枕的是慧娘新做的黄老虎顶面小枕头，盖了慧娘一领绿袄襟儿”；“这是二辆黑兰线，捎回去叫大儿使用，这是两副绿带儿，也捎回去，叫他母女两个扎腿”；通篇看下来也不清楚主角谭绍闻穿的是有哪些色泽的衣衫。在这方面与《红楼梦》一比较，《歧路灯》自然大为逊色。《红楼梦》中哪怕是一些小角色的服饰色彩，作者也不吝啬笔墨。其中写的最动人的是芳官。“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的她“只穿着一件玉色红青驼绒三色缎子斗的水田小夹袄，束着一条柳绿汗巾，底下水红撒花夹裤，也散着裤腿。头上眉额编着一圈小辫，总归至顶心，结一根鹅卵粗细的总辫，拖在脑后。右耳眼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左耳上单带着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红楼十二官中的正旦娇滴滴的风貌在艳丽的色调烘托下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而这不能不归结于曹雪芹浓彩泼墨的功效，绝非李绿园之所能为者。 由统计数字来看，《红楼梦》中出现的服饰色彩令人叹为观止。黄色类计有葱黄，金黄，鹅黄，柳黄以及近似为桔黄的蜜合色；绿色类有葱绿，水绿，柳绿，豆绿，翡翠，松花绿和秋香色；红色类最多，计有杏红，银红，桃红，杏子红，水红，海棠红，石榴红，碧玉红，茜红，绛红，分红，玫瑰红，大红再加上似为酒红的血点般大红等十多种；此外还有石青，莲青，藕合，玫瑰紫，荔枝，茄色等等。除此之外，作者还娴熟地利用图案与缝制效果来增添色彩的韵味。形成花纹的方法有弹墨，刻丝，刺绣，挖云，盘金和锦上添花等。利用缝制加工丰富色彩的方法有：（1）拼缝 – 上文提及的三色水田袄以及史湘云的靠色三厢领袖；（2）交拈 – 用不发红的金线加绿色丝线织成的丝带呈现出青金闪绿的色泽；（3）挖云 – 将鹅黄片金帽里卷起露在大红猩猩毡帽面外形承运头，并不同于前一种挖云。 如此五光十色的服饰交相辉映，使人如行山阴道中应接不暇。这才是真正的工致描写！李绿园吴敬梓当然就只能望洋兴叹了。不限于《歧路灯》和《儒林外史》这两部古典唱片，在服饰色彩的描写上以“青衣小帽”“艳妆丽服”“粉底皂靴”而停留在“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水平之作品为数甚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评论比较。 （三）《红楼梦》服饰色彩描写与作者的独特身世 颜色是将人的视觉特性与客观存在的辐射相结合的一种心理物理量。光是色的源头，色是广的映照。曹雪芹深谙此道：“至于敷彩之要，光居其首。明则显，暗则晦。有形必影深作画者岂可略而弃之耶？每见前人作画，是不知有光始能显像，无光何以现形者。明暗成于光，彩色别于光，远近浓淡，莫不因光而辨其殊异也。” 唯物主义美学认为：生活是文艺的源泉，文艺是生活的反映。“依傍与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作家只有具备了生活材料和感情体验，不仅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和深刻的理性认识，而且有切身的体验，被生活的矛盾所深深感动，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才有加工的对象和创作的基础。连贾母都懂得“巧媳妇做不出没米儿粥来”的道理。 综观《红楼梦》以前的文坛，对于服饰色彩描绘，虽然也不乏一些精彩的刻画，如“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草色”“厌裁鱼子深红结，泥觅蜻蜓浅碧祾”等等，但是总的来看，在量的积聚和质的深化上都似觉“兴犹未尽，意尚不足”。“盛装艳服”“轻裘宝带”“凤冠霞佩”之类“皆蹈一辙”“共书一套”的公式化现象在小说中常时可见。推而广之，则不论何处皆曰商彝周鼎绣幕珠帘孔雀屏芙蓉帐等等字眼。 那末，为什么曹雪芹能独具慧眼，把握得如此精细入微，而使他人望尘莫及呢？鲁迅先生一语破的：“盖叙过皆存辛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正因为作者反对“假拟”“穿凿”“徒为哄人之目”，主张写半世“亲睹亲闻”“追踪觅迹”，字字实景，色色真情，方能给人以身临其境，心脉贯通和勾魂摄魄的深切感受。 在《红楼梦》服饰色彩描写上，常被人津津乐道的一段是“黄金莺巧结梅花络”。编结工艺品的色彩搭配，在莺儿宝钗口中娓娓道来，使人不禁为作者的配合美学经验所倾倒。“松花配桃红”是娇艳；要雅淡之中带些娇艳则是葱绿配柳黄；“大红的（裤带）须是黑络子才好看的，或是石青的才压的住颜色。”配那“灿若明霞”的通灵宝玉最难 - “若用杂色断然使不得，大红又犯了色，黄的又不起眼，黑的又过暗。等我想个法儿：把那金线拿来，配着黑珠儿线，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络子，这才好看。”交拈在这里又发挥了绝妙的作用。薛宝钗的一番高论正说明了曹雪芹的匠心独运。再加上“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块，方胜，连环，梅花，柳叶，攒心梅花”的花样种种更看得人眼花缭乱。 打几根络子，引出一段色彩的论述。贾母带着刘姥姥逛园子，又引出一段关于色彩的议论。老祖宗因见潇湘馆窗上纱的颜色旧了，便道：“这个纱新糊上好看，过了后来就不翠了。这个院子里头又没有个桃杏树，这竹子已是绿的，再拿这绿纱糊上反不配。我记得咱们先有四五样颜色糊窗的纱呢，明儿给他把这窗上的换了。”于是，“拿银红的替她糊窗子。” – 这才对了路。 《红楼梦》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无不起源于十八世纪中叶封建大家族的现实生活，无不秉承作者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关于服饰色彩的描写自亦应作如是观。曹雪芹的家世代归属清王朝“内务府”，从其曾祖曹玺起，接连三代承袭“江宁织造”的官职，成为封建皇室掠夺财富的代理人和监视地方政治动态的耳目。织造的本职业务大体类同于现时的纺织局，总管原料采办任务发放人员聘用检验收货和托运交库等方面。江宁织造居南京苏州杭州三处织造之首，“声势显赫”，非比寻常。芹官先是作为出身皇室近臣的纺织世家一个锦衣纨绔袄甘厌肥的掌上宝玉心肝宝贝，真可谓是“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从小耳濡目染，弄惯了那些刘姥姥平素没有见过的“爱物儿”。据大清会典载，“江宁织造岁织倭缎六百匹，近则苏州等处亦织之，为极珍贵之织物云。”由此可见织造衙门聚敛各色纺织精品之一斑。 “江南好，机抒夺天工。刮翠装花云锦烂，冰蚕吐风雾销空。新样小团龙。”江南织造业五颜六色的生活画面为作者提供了《红楼梦》中服饰色彩的精巧蓝图。独特的家史身世，厚实的生活底子，使曹雪芹能借贾母之口批评风丫头：“你能够活了多大，见过几样没处放的东西，就说嘴来了。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晴，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若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的看着，就似烟雾一样，所以叫作‘软烟罗’。那银红的又叫作‘霞影纱’。如今上用的府纱也没有这样软厚轻密的了。”概念来历之确切，色泽种类之明细，服饰色彩专业户的称号在古典小说家中非曹雪芹莫属。 又据《废艺斋集稿》所载，关于编织的残问“第四段谈的是具体织锦之法，其中包括织花和挖花的方法。第五段以后的文字讲的是染，染料，织锦纹样等方法。”吴恩裕认为：“以上虽然是短短一段材料，但已可见曹雪芹精通编织印染工艺”。曹雪芹固然有其惊人的艺术才华，然而从其熟悉服饰色彩的搭配和变化，从容精细地施色敷彩是多少大家相形见拙言来，自必与其曹氏织造世家息息相关。换句话说，作者的独特身世与在小说中服饰色彩的精彩描写是可以相互影证的。后四十回不仅在文字上与前八十回有差池，在服饰色彩描写上同样有区别，或许这一点也可以再进一步展开。 《红楼梦》的人物生活细节描写，“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这一点已为文艺界所公认。本文从服饰色彩描写这一角度出发进一步分析了曹雪芹善于写“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的艺术特色。无论在服饰色彩描写本身的细致工笔上，抑或在这些细节描写自觉地为表现人物情节服务上，在古典文学中同样药书《红楼梦》焕发出独特的光芒，占据着领先的地位。将之与同时代同类型的文学作品相比较，则更加能够显示出作者挥舞彩笔“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异常魅力。再联系到曹雪芹的亲身经历，我们将深切地感受到“生活之树常青”这一艺术规律的伟大和永恒。

浅论《红楼梦》中人物的服饰塑造

内容摘要:《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集大成者，也是一部思想和艺术高度融合的伟大作品，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文学作品之一,不仅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建筑、饮食等方面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在服饰文化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是一部集中国服饰文化大成的经典小说。小说中，涉及人物的服饰，款式繁多、佩饰精美、面料考究、纹样精致、工艺精湛、色彩绚烂。作者在人物服饰的描写方面可谓极尽细致入微,从服装到饰品,从质地到工艺,从样式到颜色,而后再到情景,全方位多视角的展现了清代服饰文明成果。而论文即试从《红楼梦》小说文本出发，从服饰对人物的塑造角度，分析服饰描写对人物的鲜明特征、外貌气质以及身份地位的塑造作用,使人物服饰与人物形象获得全面的谐和统一。

关键词:《红楼梦》;人物服饰;服饰文化;塑造意义

On the costume molding of character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Du Fei

(Class 2016 clas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Abstract: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s one of thehighest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feudal society, is also aclassic novel of Chinese costume culture. The the characters is very exciting, from clothing tojewelry, from the texture to the process, from the style tocolor, and then to the scene, from various aspects toshow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Qing Dynasty of a full range of help in rendering, bring outthe character of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appearance,temperament, status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and makethe person general and clothing to obtain prehensiveharmony.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studies the costumesand character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rom severalmain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Key word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eople'sclothing; costume culture; Shaping Meaning.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也代表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红楼梦》一书在人物的塑造上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作品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如叛逆、热爱同情女子、追求自由的贾宝玉,孤高自许、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圆滑世故、虚伪会做人的薛宝钗,泼辣、奸诈、刁钻、狠毒的王熙凤,都已成了的不朽的典型的形象。而这些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与作品中人物的服饰描写密切关联的。

曹雪芹关于人物服饰的描写是非常精彩和具有典型意义的,其或真或假、或浓或淡、异彩纷呈、绚丽迷人、形态各异、个性鲜明的服饰描写，对渲染、衬托出人物的鲜明个性以及外貌、气质、地位等各方面的特征有着升华和淬炼的重要作用，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其服饰溶为一体，使人物形象获得更丰富更充实的立体美，实现人物形象与其相对应的服饰的和谐统一。

一、服饰与人物外貌气质

“外貌是整体感知一个人的第一印象,服饰是人的第二张脸面。”[1]87在外貌描写中,服和饰是非常重要的。服饰是为人物的外貌作专门点缀与修饰的,这样就可以衬托出人物的皮肤颜色，相貌气质等,这也是人们常喜欢花大量时间化妆、打扮的主要因素。七分妆扮三分长相,所以说美丽大方，自然得体，跟人物身份相称的妆扮对外貌描写是非常重要的。红楼梦中的人物服饰既能突显出人物身上特有的气质与神韵,更能为人物的外貌气质点缀加分。

我们先来看看书中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他是荣国府正统的嫡孙，在世袭官宦的贾家中的男丁地位是非常高的。根据小说中的描写，他的外表不英武神气，但很俊美，有小女儿的姿态。在小说中，作者一开始就运用了浓墨重彩,来描写他华丽富贵的服饰和惊艳别致的容貌。第三回,林黛玉初来贾府所看到的宝玉的样子,“‘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懵懂顽童？倒不见那蠢物也罢了。’心中想着，忽见丫鬟话未报完，已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眼如桃瓣，睛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黛玉一见，便吃了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见这宝玉向贾母请了安，贾母便命：‘去见你娘来。’宝玉即转身去了。一时回来，再看已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脚；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极好，却难知其底细。”[2]35在林黛玉的眼中，这个她心中揣度为惫懒人物和懵懂顽童的贾宝玉，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额头和眉毛中间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身上穿着“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脚上穿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如桃花,双目十分有神,脖子上还带着“金螭璎珞”,脖子上挂着一块美玉用彩色丝带,搭配的十分协调有活力;再看换完衣服,“用红颜色的丝带,绑着头上周围的小辫子”、“还用四颗大珍珠装饰了头后面那根又黑又亮的大辫”、身上则穿着“银红撒花大袄”,“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依旧带在身上,“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大红鞋的厚底,面色红润,真是有万种风情。”。“银红撒花半旧大袄”，袄这种服饰是从襦所衍变来的，是一种短衣，有衬里，是比襦长比袍短的一种冬衣，一般是大襟窄袖，缀有衬里，也叫“夹袄”。若在其中絮棉，则叫“棉袄”。贾宝玉，这个翩翩贵公子，常穿的袄各式各样。而“银红撒花半旧大袄”反映出他对红色的钟爱，也代表了他在贾家的正统与尊贵的高贵地位。从“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可以看出贾宝玉从小被祖母与母亲的溺爱，而“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则可以看出贾宝玉穿戴趋同于女孩儿们的穿戴，与女孩儿们玩乐。“金螭璎珞”是一种典型的被爱美求新的女性所钟爱的项饰，它形制比较大，在项饰中最显华贵，通过这种项饰，可以看出贾宝玉，喜欢在服饰上穿戴属于女性的服饰，进一步说，就是反映出他喜爱女儿的性情。另外“束发嵌宝紫金冠”这是成年的装扮，戴上冠子可以显出贾宝玉的稳重气度。林黛玉进贾府这回,作者把贾宝玉的服饰外貌描写的细致入微、生动传神,让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穿着华丽、相貌俊美、气质高贵的显赫家族的公子形象。

第七十八回,“宝玉满口里说:‘好热。’一壁走一面便摘冠解带,将外面的大衣服都脱下来麝月拿着,只穿着一件松花绫子夹袄,襟内露岀血点般大红裤子来。秋纹见这条红裤是晴雯针线,因叹道:‘真是物在人亡了!’麝月将秋纹拉了一把,笑道:‘这裤子配着松花色袄儿、石青靴子,越显出靛青的头,雪白的脸来了。’宝玉在前,只装没听见,又走了两步便止步道:‘我要走一走,这怎么好?’麝月道：‘大白日里还怕什么,还怕丢了你不成?’”[2]860在这段描写中，贾宝玉脚上穿着“石青靴子”，身上穿着“松花绫子夹袄”、“血点般大红裤子”,大家看了都觉得这身打扮,把贾宝玉的脸映衬托的更加白晳，头发更加乌黑发亮了。其中“血点般大红裤子”，色彩热烈鲜亮，对人的眼睛极具冲击力，这套衣着之所以会有这种审美效果,正是因为松花样和大红色与他脸的白暂和 *** 相互映衬,给人视觉造成了极大的反差,由此可见他的服饰都非常有特色。

作为《红楼梦》中女性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林黛玉，其服饰的主要特征可以用两个字概括：清、雅。其服饰色调多呈现浅淡色调，主色调经常是白、蓝、粉红三种颜色。作者这样的色调搭配，就是为了衬托林黛玉个性的纯澈与清新。其服饰一方面多用贵重但轻盈单薄的纱、绢、丝、绡等作为面料，另一方面很少搭配俗气的缠枝、连理等冗杂繁多的花样，而是以梅花、兰花作为主要图案，因为轻薄的面料，梅花的冷艳，兰花的清馨，正好可以烘托出林黛玉身上的纯澈与清新气质。但与描写贾宝玉的服饰不同，小说中，作者对于林黛玉服饰的正面描写笔墨清淡。“可是作者并没有太多的去描述黛玉的服饰打扮,只是在四十九回中做了唯一一次正面描写了黛玉的穿着打扮,下雪后大观园众多小姐商量赏雪作诗的文字。”[3]107那这回的林黛玉穿着什么衣服呢?林黛玉外面披了“大红羽纱面白狐皮的鹤氅”、脚上穿着“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绑着“青金闪缎双环四合如意绦”[2]574,不但有红有绿还有金,而且还富贵得很,把林黛玉的美更是衬托的完美无瑕。

第八十五回中,“一回儿,只见凤姐领着众丫头,都簇拥着黛玉来了。那黛玉略换了几件新鲜衣服,打扮的宛如嫦娥下界,含羞带笑的,出来见了众人。湘云、李纹、李绮都让他上首坐黛玉只是不肯。”[2]930这一段是对林黛玉过生日时的服饰描写。林黛玉“略换了几件新鲜衣服”、“含羞带笑的”、“扮的宛如嫦娥下界”,“略换了几件”,说明穿着简单朴素;“新鲜衣服”,则表现出她平时穿衣打扮都很素雅,更是显得清新脱俗;“扮的宛如嫦娥下界”烘托了林黛玉美不胜收、清新迷人的气质。寥寥几句话,便将她脱俗出众的美丽气质全部展现了出来。“总的来看,黛玉服饰的特点是淡雅没有装饰品,给人感觉极其随意、冷静的美、清新脱俗、美不胜收。”[4]这两套服装色调艳素融合,与她的气质完全搭调,把林黛玉的形象气质更是衬托得生动传神。

薛宝钗也是作者非常喜欢的人物。宝钗是一位相貌姣好的富家大千金。按理说,薛宝钗应该是生活阔绰悠闲、华丽耀眼的贵族小姐,然而,薛宝钗却也是一个衣着朴实、素雅,也从不在衣服上熏香,因为她不喜欢铺张浪费。“紫色的坎肩”、“穿的棉袄是蜜合色的”、“棉裙子是从黄色的”[2]127,颜色搭配的如此协调、简单,突显出薛宝钗身上的自然美;随意的装扮,就会显得文静淡雅,使她拥有与众不同的魅力。第四十九回,赏雪风光中,“只见众姊妹都在那边，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独李纨穿一件青哆罗呢对襟褂子，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邢岫烟仍是家常旧衣，并无避雨之衣。一时史湘云来了，穿着贾母与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 *** 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2]577从薛宝钗穿的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巴丝的鹤氅”,可以看出质料昂贵,价值不菲,从中显示出她贵族小姐的身份。但她不像其他大小姐那样追求奢华;简而言之,薛宝钗在服装打扮，总体上是不突出不张扬的,显得特别朴素、淡雅。

王熙凤,作者对她的服饰、性格、一言一行等方面都作出了非常细致的刻画。例如第三回,借用林黛玉的眼睛,对她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这个人装扮很特别,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袖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色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眼，两弯柳叶眉，身量苗条，体格 *** ，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2]33这一段关于王熙凤的描写可谓传神至极，通过其头上“绾着向阳五凤挂珠钗”、脖子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还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翡翠撒花洋绉裙”、穿着“缕金大红洋缎窄裉袄”、“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可以看出其服饰的五彩缤纷与华丽尊贵。绚烂华贵的服饰顷刻间把王熙凤的容貌衬托得美不胜收，无以伦比。作者对王熙风的服饰装束作了十分精细的描述,服装上色彩艳丽缤纷,穿金戴银的招摇,还有容貌的浓妆艳抹,非常吸引人的眼球;于是便从读者的眼帘中走出来一个极尽华丽与尊贵的贵族 *** 。

服饰对外貌起着非常重要的修饰作用,所以说美丽大方，自然得体的妆扮对外貌描写是非常重要的。红楼梦中的服饰既能突显出人物身上特有的气质与神韵,还能为人物外貌气质点缀加分。

二、服饰与人物个性

《红楼梦》中人物众多,想要获得个性鲜明的人物个性和人格魅力,就必须需要外在装扮的陪衬。作者在人物服饰方面进行了特别细致的描写,一个人穿什么服饰,各自喜好的色调、款式、风格都实现了对人物得性格的烘托。从服饰入手来了解人物的性格特点,就能了解各自不同的喜好和风格。

贾宝玉是小说中的一号人物,是一个封建统治阶层的叛逆者。他喜爱与女孩子一起戏耍,特别同情女子的处境,讨厌封建教育,但他的行为却乖张而不跋扈。他喜爱女孩讨厌男人,跟他所处的环境、跟他自身的性格是有很大关系的。他的服饰也都是偏女性化的,他经常喜欢穿“大红色衣服,花彩褂子,松花撒花绫裤,锦边袜。”在第六十三回中,“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妆宽衣。一时将正妆卸去,头上只随便挽着鬓儿,身上皆是紧身袄儿。宝玉只穿着大红棉纱小袄儿,下面绿绫弹墨夹裤,散着裤脚,系着一条汗巾,靠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枕头,和芳官两个先拷拳。当时芳官满口嚷热,只穿着一件玉色红青驼绒三色缎子拼的水田小夹袄,束着一条柳绿汗巾,底下是水色洒花夹裤,也散着裤腿。头上齐额编着一圈小辫,总归至顶心,结一根粗辫,拖在脑后,右耳根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而耳上单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越显得面如满月犹白,眼似秋水还清。”[2]776这一段服饰描写十分精彩传神，从贾宝玉就穿了件“大红棉纱小袄儿”、“绿绫弹墨夹裤”、“散着裤脚”,靠着“靠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枕头”,可以看出他身上的女性色调很多,从颜色和花纹、款式都可以看出其服饰都偏女性化,也说明贾宝玉对女性的喜爱和他温柔的个性。同时也可以看出贾宝玉十分独爱红色，“大红棉纱小袄儿”，“大红的”色彩成为贾宝玉热情开朗、天真活泼、自由开放的强烈个性的象征符号。“大红”一方面体现出他热情奔放的性格，一方面则体现出他喜爱女子的心理特征。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红色常常是女子的代表色，故而古代男子会称自己爱慕的女子为“红颜知己”，称姿色美好的女子为“红粉佳人”。一方面，体现出贾宝玉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渴望在自由的空间里“任情任性”地活着，反映出贾宝玉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性格特征。

第十七回,贾宝玉因跟他父亲拟对联那次,跟仆人嬉戏,“宝玉笑道：“每人一吊钱。”众人道：“谁没见那一吊钱！把这荷包赏了罢。”说着，一个上来解荷包，那一个就解扇囊，不容分说，将宝玉所佩之物尽行解去。”[2]202这一段描写中，“解荷包”、“解扇囊”、“将宝玉所佩之物尽行解去”小厮们趁高兴起哄,这样的举动给威严的等级阶层,增加了一些人情的味道;所以有人说:“我们躺着坐着,他也不责骂,就当没看见一样”看似很平常的话语,但从中浅析出贾宝玉对待等级观念的态度,他很同情封建地位中卑微的人们,他自己也渴求解放自由。

林黛玉也是一个讨厌封建等级的反叛者,她的性格十分丰富和复杂，既自尊自许，又自卑谦和，既多愁善感，又率真自然，既猜忌刻薄，又纯真无限。所以林黛玉说话做事情都很留心、谨慎,这跟她年幼失去母亲,长大后又失去了父亲,无依无靠等等这一系列的变故有着很大关系,这种经历对她的生存、性格、气质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她虽然失去了家门权势，寄居在贾府中,但是社会环境的恶劣、污浊,却让她变得非常有尊严、一点也不轻浮,反而使得她性情孤傲、清高、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作者关于林黛玉身上的这些特征,主要是由小饰品来突显的。例如第七回,“开匣看时，原来是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儿。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问道：‘还是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2]98在“送宫花”时,林黛玉拿到花,就冷冷的说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这种搬弄和挑衅实际上是林黛玉的自我保护,却被人认为是刻薄。林黛玉这种性情的构成也与她从小体弱多病,多愁善感,容易流泪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与林黛玉不同,薛宝钗一出场,作者直接就描写了她的样貌。穿着淡雅大方,长相俊俏、美丽,“这几处描述就点名扼要的说岀了她遵守封建礼教,顺应当时所处封建环境的个性特征,一个封建社会规范的淑女形象就出来了。”[5]13第八回贾宝玉探病,“宝玉掀帘一跨步进去，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纂儿，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2]102贾宝玉掀开帘看到的是，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活,头发收拾的一丝不苟,脸色白里透红,眼睛清澈透亮，穿着也很素雅;“从葱黄绫棉裙”、“蜜合色棉袄”、“漆黑油光的纂儿”、“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可以感受到，薛宝钗的穿着使人一点也感觉不到奢华。棉袄的蜜合色即浅黄白色,再配着葱黄色绫棉裙,这是一种同色搭配中的浅深装扮,比肩褂的玫瑰紫则一种是紫中偏红的颜色。薛宝钗这一身妆扮，颜色可谓极为鲜明,紫与黄是互补色对比,反差最大,黄与红是对比色,对比效果极为强烈,但“一色半新不旧”就显得不那么奢华。这样的服饰装扮，使得薛宝钗既有少女青春娇艳的气息,又符合薛宝钗藏拙守愚的深沉个性。通过贾宝玉的眼睛我们看到了,薛宝钗是一个打扮高雅大方的人,身上装饰也是如此简单,是一种不会刻意打扮的自然美感。自然发红的嘴唇,还有自然长成的黑色眉毛。别人的美主要是靠化妆来凸显其自然美,而薛宝钗虽然出身名门,但她没有去追求奢华,生活简朴,这一点，从她的穿着打扮即可以看出来。她身上的自然美、高雅大方、简朴的气息,吸引着每个人。

荣府的当家主妇王熙凤“凤辣子”。在其服饰方面，作者也是特别用心,她的浓妆艳抹,或是居家服饰,或是少有的素装打扮,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何种场合,依旧能突显出王熙凤华丽高贵、伶牙俐齿、泼辣、圆滑的性格特征。例如第六回中,“大红洋绉银鼠皮裙”、“桃花袄”、“秋板貂鼠昭君套”、披着“石青刻丝灰鼠”、头上戴着“攒珠勒子”[2]87、浓妆艳抹。服饰特别，而且很精致、华美,但是从文字体现上明显没有之前的华丽辞藻,并且衣服也是“家常”的,这样看起来就显得既威严又随和,没有了之前咄咄逼人的声势了。例如第六十八回,“至门前,凤姐方下了车进来,二姐一看,只见头上都是素白银器,身上月白缎子袄,青缎子掐银线的褂子,白绫素裙;眉弯柳叶,高吊两梢,目横丹凤,神凝三角:俏丽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2]885这一段是关于王熙凤丧服的描写,“白绫素裙”、“身上月白缎子袄”、“头上都是素白银器”、“青缎子掐银线的褂子”;柳叶眉,三角丹凤眼,美的就像三四月盛开的桃花,高洁好似秋天盛开的菊花。提起丧服,给我们的第一感觉应该是沉郁、晦气,色彩素淡,但是穿在王熙凤身上却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依旧可以突显出她的高贵和华丽。王熙凤的心机特别重,“她用一身素色衣裳将自己打扮的楚楚可怜、忍不住让人怜惜,加上那些客套虚伪的嘘寒问暖,还让尤二姐改变了对她的印象,将她入贾府,性格柔弱的尤二姐，因凤姐的陷害而香消玉殒。”[6]113这一系列的描述,成功的塑造出了王熙凤不择手段、贪婪、奢侈、庸俗、虚荣、心狠手辣、心机深沉的性格特征。

可见对人物的服饰描写,对我们把握人物性格特征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想要成功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个性和人格魅力,就必须要有成功的外在装扮作陪衬。而作者在人物服饰方面做的特别细致的描写,具体到一个人穿的各种服饰,具体到各自喜好的色调、款式、风格，就实现了对人物得性格的烘托。

三、服饰与人物地位

服饰既可以保暖遮体,也能突现人物的外表、个性和显示人的身份地位。衣冠服饰有着严格的等级差别,这种等级差别始终贯穿整个封建社会。这说明从服饰上能够看出人物经济情况的好坏和身份地位的尊卑高低;不同的服饰,其所处的场合和氛围也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身份地位越高的人,穿着服饰的种类、款式就越多,颜色也就越是丰富。

人物的身份地位通过贾宝玉身上的配件就能表现出来。他脖子上的彩色丝带绑着一块美玉,“嵌玉紫金色的帽子,还有神命锁,祛邪的护身符”[2]31,众多配饰就显示出贾宝玉在贾府不凡的身份地位;赏雪那次,贾宝玉还穿了一件狐狸皮大衣,从衣料的昂贵,也可以看出贾宝玉身份地位是很高的,是众人的宠儿，是掌上明珠。

林黛玉的母亲是贾母的女儿,她在贾府是表小姐的身份。第五十七回中，对林黛玉的服饰有这样的描写，“一面说，一面见他穿着弹墨绫薄绵袄，外面只穿着青缎夹背心，宝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摸了一摸，说：‘穿这样单薄，还在风口里坐着，时气又不好，你再病了，越发难了。’”[2]702从林黛玉身上穿的“弹墨绫薄绵袄”,“青缎夹背心”，能看出她的服饰简单而富有活力,青缎、绵袄,一方面体现出她的柔弱之美，另一方面则说明她失去了双亲,失去了家门权势的依靠，寄人篱下的地位。无权无势的小姐,每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衣着打扮是十分简单和素雅的,而这些装束正从侧面体现出林黛玉在贾府中寄人篱下的地位。

薛宝钗出生在一个名门，家族为皇家商人,非常富有。可她历来就喜爱以素净的,半旧的妆扮来表现其大户小姐的尊贵,既让人看起来不那么奢侈浪费,也显得乖巧、安分守己,不知不觉中就博得了贾府人的赞许与喜爱。“作者笔下的宝钗是个精明能干、美丽的富家千金,但她朴素、典雅,不喜欢说话,但喜欢掩盖自己的感情。”[7]146虽然她是贵族千金,然而她却连自己的命运也不能掌握;所有事物都得遵从封建家长的左右。她生活喜好安静,喜欢远离喧嚣的生活方式,这种性情即从她的衣着打扮上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王熙凤的装扮总是很特别,第三回中,““只见她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美的就像神妃仙子一样。”[2]34大红与翡翠绿形成了最为强烈的色彩对比,两种色彩明度、饱和度都很十分强烈,相互映衬中，就集中突显出王熙凤艳丽非常且傲视群芳的容貌气度,活脱脱地表明了王熙凤非同寻常的身份地位。第六回中,王熙凤头上戴着“攒珠勒子”、穿着貂皮大衣,手里还端着小火炉,从头到脚,全身上下珠光宝气,十分有气派,也显示出了贾府中女管家不只服饰华美，人也是非常漂亮。服饰的华美、尊贵既显示出了贾府的奢华富贵,又表现出了王熙凤在贾府中显赫的地位。受宠的人在地位上是有很大差异的。这种服饰上的对照映托,能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人物的身份、地位权势,加深了我们对人物形象的更深层的了解。这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身份地位越高的人,其穿着服饰的种类、款式就越多样,颜色也就越是丰富。

小说中全面地展现了中华服饰文明成果。小说中人物繁多,但在描述人物服饰方面却各自有着独特的个性,款式多样,色彩缤纷。人物的服饰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身份地位的关系密切相关，一方面表现了人物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代表着一种文化,另一方面,在明、清作为中国纺织业和服饰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从中可以透视出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

“《红楼梦》典型人物服饰优雅华贵,从服饰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清朝当时严格的等级观念特别深厚。”[8]235作者用服饰语言来描绘书中人物的外貌,人物独有的气质,以及人物的社会地位。服饰文化在每个时期都有着特殊的意义,通过书中作者的服饰描绘，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审美观念、服饰质料、经济发展等状况。曹雪芹在《红楼梦》的服饰描写，非常成功和精彩,多彩多姿的服饰装束将小说中的人物装扮的血肉丰满、神采奕奕、个性鲜明。每个人都有着典型的代表形象,从而展示了《红楼梦》服饰文化的精华已达到了人物的内在与外在的谐和统一,给大家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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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人物服饰丰富多彩.作者曹雪芹将自己对服饰方面的独特研究充分表现在小说人物身上,并频繁 再现在人物的头饰,款式,衣料,纹样,颜色等方面,既鲜活了人物性格,又展示了中国服饰文化,包罗万象,美妙绝伦,艳丽多姿.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有着灿烂的民族 服饰文化.其中,古典小说《红楼梦》向我们展示了丰富的服饰文化. 《红楼梦》是以贾府为中心来描写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生活,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创作中充分运用了他的服饰知识.走进大观园,不仅仅每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感动着我们,而且多姿多彩的服饰装束吸引 着我们.小说中的人物经过作者的装扮之后,个个神采奕奕,各不相同, 一个个简单的名字变成了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红楼梦》的服饰描写之多,引人人胜,可谓让人如痴如醉,但总体上,使人印象深刻的有以下三方面：第一,《红楼梦》展示了中国服饰的辉煌成就.《红楼梦》中大大小小有关服饰的描写有上百处,形形色色的人物, 披上外装,却恰到好处,犹如苏轼形容"欲把西湖比西予,浓妆淡沫总相宜".她们或珠光宝气,或淡雅有方,红绿相衬,各具特色.这些服饰描写 既有细描,也有粗写;既有头饰,也有衣着;既专一,也多样;既繁荣了人们的物质文化,又提高了人们的精神享受.从书中多处人物装束上的描写看,这个时期女性装束多为钗环裙袄.款式有衣,袍,褂,袄,裙,衫, 裤,并喜欢系上腰带;衣料有绫,罗,绸,缎,纱,裘,毛皮;饰品有金,银, 珠,玉,翡翠;颜色以红色,青色,花色为多,纹样丰富.在大观园中,小姐,丫环的服饰大都以艳丽为主旋律.小说中频繁出现的这些服饰及其 用料,刺绣等描写,其品种的繁多,色彩样式的丰富多彩,无不令人惊叹,堪称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服饰大观园".展现在《红楼梦》中的服饰包罗万象.美妙绝伦,光彩夺目,从中整 体性地代表当时中国的服饰成就,也再现了中国服饰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有《西江月》两阕形容宝玉: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 一个十足贵族公子哥配上这身多彩的服饰,变幻奠测的性格形象, 便跃然纸上.以上说的是某一个人物眼中出现的对主要人物的多次服饰描写. 另外,小说还有来自于不同人物眼中集中于对主要人物的描写.以下仍 以大家熟知的贾宝玉来说,且看几则例子: 第八回中,宝钗眼中的宝玉服饰描绘: "一面看宝玉头上戴着累丝嵌宝紫金冠,额上勒着二龙抢珠金抹 额,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自狐腋箭袖,腰系五色蝴蝶鸾绦,项上挂着长 命锁,记名符,另外有那一块落草时衔下来的宝玉." 又如第十五回,北静王水溶眼中的宝玉服饰描写: "见宝玉戴着束发银冠,勒着双龙出海抹额,穿着白蟒蟒袖,围着攒 珠银带,面若春花,目如点漆." 再如,第五十二回,贾母眼中的宝玉服饰描写: "贾母见宝玉身上穿着荔色哆罗呢的天马箭袖,大红猩猩毡盘金绣 石青妆缎沿边的排穗褂子." 从占笔墨最多的服饰描写人物——宝玉,可让我们深深领悟到, 《红楼梦》虽则抒写女性的悲剧,女性的颂歌,其实中心人物还是男性 ——宝玉.因而,这个时时在视觉上给人焕然～新的宝玉,在作者笔下, 他不仅思想上是一个有了"人的觉醒"的新人,而且服饰上也是一个爱 美,甚至是个追求时尚的新人.因此,作者塑造的这个人物脱胎换骨于这个社会,以一个新人的角色来审视这个社会的美丑,审视当时人类灵魂的善恶;以一个新人的身份来体验封建制度对人的禁锢,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因而,这位新人在这些奇异美妙的服饰美化下,形象就更加鲜明了.如在第三回中,这位先声夺人的"凤辣子",出场的细节,给人深刻 的印象: "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王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 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月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白蝶 穿花大红洋缎窄褙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撤花洋绉 裙." 这段服饰描写涵盖着从头饰到衣着的整体描写,丰富之及,美仑美 奂.具有美人一般模样的王熙风粉光脂艳,彩绣辉煌,这身装束,使人物 充满富贵气质,显赫地位.从人物的深刻服饰描写中,让我们目睹到中 国服饰的光彩,感受到中国服饰文化的博大精深,底蕴深厚,魅力常驻. 而这里的服饰既是为人物出场服务,也是为情节发展所需要的.这 位"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的凤辣子,出场也算给人一惊, 显贵的装扮也算给人一颤,小说中塑造的这个特定形象使我们内心充 满疑惑,猜测,究竟这人物是什么来头?好气派!她有多少神奇的故事等 待我们去挖掘?于是人们便开始更多地关注这位特殊的人物的命运.第二,从作者对人物的服饰描写,可以看出人物主次. 书中多次再现人物的穿着,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物,折射出人 物性格的丰富性.既使人物的血肉丰满,烘托了中心人物,又使故事情 节生动曲折. 如作者在服饰上的描写笔墨最多的是贾宝玉,在第三回中,黛玉进 贾府初次见到宝玉,对宝玉的全身性的细节描写: "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 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花八 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 而在极短的故事叙述中,接下来又一段黛玉所见宝玉的服饰描写, 如: 其他人物服饰描写情况有突出人物身份,地位的细节描写,如:王 熙凤,薛宝钗,北静王等;有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的细节描写,如: 鸳鸯,袭人,芳官等.但小说中的更多的小人物的服饰描写则是三言两 语或一笔代过,如平儿,麝月,晴雯等.第三,入物服饰描写蕴藏着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 进入奴隶社会,渐渐地人们喜欢通过服饰来显示自己的权威或富 贵,因而,服饰的这种功能就特意将人本身分化为不同的等级,并且一 直延续下来,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在《红楼梦》中,虽说小说中女性的装 束基本钗环裙袄,但从整个的人物服饰对比中发现:上层人物的穿着打 扮显得富丽堂皇,珠光宝气,艳丽多彩;而下层人物的朴素大方,自然得 体.这种对比也就给人物加上了一层封建等级的色彩. 如在第六回中,对有身份有地位的王熙凤的服饰描写: "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秋板貂皮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撒 花袄,石青刻丝灰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 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 这位贵夫人几乎每次出场都有详细的服饰描写,披金戴银,绫罗绸缎,富贵装饰集于一身. "一时回来,再看,已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 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 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角;身上穿着银红撤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 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撤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 在开场中,就出现两段集中一人的服饰细描,从中可看出,贾宝玉 在小说中的地位应该不一般,而实际上确实也如此,《红楼梦》是围绕贾 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故事展开的,同时,大观园就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 的女儿国,而贾宝玉是这个女儿国里唯一的男性,且在其中占有重要的 位置,一身充满了"花招绣带,柳拂春风"之美.这里的服饰描写也使故 事情节前后衔接.出场描写的这个形象在黛玉脑海中印象深刻,似曾相 识,于是"便吃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故 眼熟到如此!"'描写则证明前面黛玉对宝玉性格的耳闻,似乎恰好与自 对比第五十七回中,对寄身于荣国府的林黛玉的服饰描写: "一面见他穿着弹墨绫薄绵袄,外面只穿着青缎夹背心." 这位在荣国府中无权无势的林黛玉虽贵为小姐,但每次出场的服 饰相当简单,朴素,单薄的身影也因此常引来贾宝玉的怜香惜玉.这些 装束的描写暗示出林黛玉在贾府中低微的地位,与"金玉良缘"的婚姻 自然无缘,而他们的"木石前盟"的爱情只能以悲剧结束.《红楼梦》中林林总总,绚烂多彩的服饰,令我们深感中国古代服饰 文化的丰富广博.服饰研究,欣赏者读《红楼梦》,则可以充分享受其所 展现的各式各色,雍容华贵的服饰韵味. 以上是从文学的角度对《红楼梦》中的人物服饰的一点陋见

红楼梦服饰文化研究论文

浅论《红楼梦》中人物的服饰塑造

内容摘要:《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集大成者，也是一部思想和艺术高度融合的伟大作品，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文学作品之一,不仅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建筑、饮食等方面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在服饰文化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是一部集中国服饰文化大成的经典小说。小说中，涉及人物的服饰，款式繁多、佩饰精美、面料考究、纹样精致、工艺精湛、色彩绚烂。作者在人物服饰的描写方面可谓极尽细致入微,从服装到饰品,从质地到工艺,从样式到颜色,而后再到情景,全方位多视角的展现了清代服饰文明成果。而论文即试从《红楼梦》小说文本出发，从服饰对人物的塑造角度，分析服饰描写对人物的鲜明特征、外貌气质以及身份地位的塑造作用,使人物服饰与人物形象获得全面的谐和统一。

关键词:《红楼梦》;人物服饰;服饰文化;塑造意义

On the costume molding of character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Du Fei

(Class 2016 clas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Abstract: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s one of thehighest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feudal society, is also aclassic novel of Chinese costume culture. The the characters is very exciting, from clothing tojewelry, from the texture to the process, from the style tocolor, and then to the scene, from various aspects toshow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Qing Dynasty of a full range of help in rendering, bring outthe character of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appearance,temperament, status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and makethe person general and clothing to obtain prehensiveharmony.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studies the costumesand character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rom severalmain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Key word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eople'sclothing; costume culture; Shaping Meaning.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也代表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红楼梦》一书在人物的塑造上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作品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如叛逆、热爱同情女子、追求自由的贾宝玉,孤高自许、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圆滑世故、虚伪会做人的薛宝钗,泼辣、奸诈、刁钻、狠毒的王熙凤,都已成了的不朽的典型的形象。而这些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与作品中人物的服饰描写密切关联的。

曹雪芹关于人物服饰的描写是非常精彩和具有典型意义的,其或真或假、或浓或淡、异彩纷呈、绚丽迷人、形态各异、个性鲜明的服饰描写，对渲染、衬托出人物的鲜明个性以及外貌、气质、地位等各方面的特征有着升华和淬炼的重要作用，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其服饰溶为一体，使人物形象获得更丰富更充实的立体美，实现人物形象与其相对应的服饰的和谐统一。

一、服饰与人物外貌气质

“外貌是整体感知一个人的第一印象,服饰是人的第二张脸面。”[1]87在外貌描写中,服和饰是非常重要的。服饰是为人物的外貌作专门点缀与修饰的,这样就可以衬托出人物的皮肤颜色，相貌气质等,这也是人们常喜欢花大量时间化妆、打扮的主要因素。七分妆扮三分长相,所以说美丽大方，自然得体，跟人物身份相称的妆扮对外貌描写是非常重要的。红楼梦中的人物服饰既能突显出人物身上特有的气质与神韵,更能为人物的外貌气质点缀加分。

我们先来看看书中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他是荣国府正统的嫡孙，在世袭官宦的贾家中的男丁地位是非常高的。根据小说中的描写，他的外表不英武神气，但很俊美，有小女儿的姿态。在小说中，作者一开始就运用了浓墨重彩,来描写他华丽富贵的服饰和惊艳别致的容貌。第三回,林黛玉初来贾府所看到的宝玉的样子,“‘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懵懂顽童？倒不见那蠢物也罢了。’心中想着，忽见丫鬟话未报完，已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眼如桃瓣，睛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黛玉一见，便吃了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见这宝玉向贾母请了安，贾母便命：‘去见你娘来。’宝玉即转身去了。一时回来，再看已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脚；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极好，却难知其底细。”[2]35在林黛玉的眼中，这个她心中揣度为惫懒人物和懵懂顽童的贾宝玉，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额头和眉毛中间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身上穿着“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脚上穿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如桃花,双目十分有神,脖子上还带着“金螭璎珞”,脖子上挂着一块美玉用彩色丝带,搭配的十分协调有活力;再看换完衣服,“用红颜色的丝带,绑着头上周围的小辫子”、“还用四颗大珍珠装饰了头后面那根又黑又亮的大辫”、身上则穿着“银红撒花大袄”,“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依旧带在身上,“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大红鞋的厚底,面色红润,真是有万种风情。”。“银红撒花半旧大袄”，袄这种服饰是从襦所衍变来的，是一种短衣，有衬里，是比襦长比袍短的一种冬衣，一般是大襟窄袖，缀有衬里，也叫“夹袄”。若在其中絮棉，则叫“棉袄”。贾宝玉，这个翩翩贵公子，常穿的袄各式各样。而“银红撒花半旧大袄”反映出他对红色的钟爱，也代表了他在贾家的正统与尊贵的高贵地位。从“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可以看出贾宝玉从小被祖母与母亲的溺爱，而“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则可以看出贾宝玉穿戴趋同于女孩儿们的穿戴，与女孩儿们玩乐。“金螭璎珞”是一种典型的被爱美求新的女性所钟爱的项饰，它形制比较大，在项饰中最显华贵，通过这种项饰，可以看出贾宝玉，喜欢在服饰上穿戴属于女性的服饰，进一步说，就是反映出他喜爱女儿的性情。另外“束发嵌宝紫金冠”这是成年的装扮，戴上冠子可以显出贾宝玉的稳重气度。林黛玉进贾府这回,作者把贾宝玉的服饰外貌描写的细致入微、生动传神,让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穿着华丽、相貌俊美、气质高贵的显赫家族的公子形象。

第七十八回,“宝玉满口里说:‘好热。’一壁走一面便摘冠解带,将外面的大衣服都脱下来麝月拿着,只穿着一件松花绫子夹袄,襟内露岀血点般大红裤子来。秋纹见这条红裤是晴雯针线,因叹道:‘真是物在人亡了!’麝月将秋纹拉了一把,笑道:‘这裤子配着松花色袄儿、石青靴子,越显出靛青的头,雪白的脸来了。’宝玉在前,只装没听见,又走了两步便止步道:‘我要走一走,这怎么好?’麝月道：‘大白日里还怕什么,还怕丢了你不成?’”[2]860在这段描写中，贾宝玉脚上穿着“石青靴子”，身上穿着“松花绫子夹袄”、“血点般大红裤子”,大家看了都觉得这身打扮,把贾宝玉的脸映衬托的更加白晳，头发更加乌黑发亮了。其中“血点般大红裤子”，色彩热烈鲜亮，对人的眼睛极具冲击力，这套衣着之所以会有这种审美效果,正是因为松花样和大红色与他脸的白暂和 *** 相互映衬,给人视觉造成了极大的反差,由此可见他的服饰都非常有特色。

作为《红楼梦》中女性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林黛玉，其服饰的主要特征可以用两个字概括：清、雅。其服饰色调多呈现浅淡色调，主色调经常是白、蓝、粉红三种颜色。作者这样的色调搭配，就是为了衬托林黛玉个性的纯澈与清新。其服饰一方面多用贵重但轻盈单薄的纱、绢、丝、绡等作为面料，另一方面很少搭配俗气的缠枝、连理等冗杂繁多的花样，而是以梅花、兰花作为主要图案，因为轻薄的面料，梅花的冷艳，兰花的清馨，正好可以烘托出林黛玉身上的纯澈与清新气质。但与描写贾宝玉的服饰不同，小说中，作者对于林黛玉服饰的正面描写笔墨清淡。“可是作者并没有太多的去描述黛玉的服饰打扮,只是在四十九回中做了唯一一次正面描写了黛玉的穿着打扮,下雪后大观园众多小姐商量赏雪作诗的文字。”[3]107那这回的林黛玉穿着什么衣服呢?林黛玉外面披了“大红羽纱面白狐皮的鹤氅”、脚上穿着“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绑着“青金闪缎双环四合如意绦”[2]574,不但有红有绿还有金,而且还富贵得很,把林黛玉的美更是衬托的完美无瑕。

第八十五回中,“一回儿,只见凤姐领着众丫头,都簇拥着黛玉来了。那黛玉略换了几件新鲜衣服,打扮的宛如嫦娥下界,含羞带笑的,出来见了众人。湘云、李纹、李绮都让他上首坐黛玉只是不肯。”[2]930这一段是对林黛玉过生日时的服饰描写。林黛玉“略换了几件新鲜衣服”、“含羞带笑的”、“扮的宛如嫦娥下界”,“略换了几件”,说明穿着简单朴素;“新鲜衣服”,则表现出她平时穿衣打扮都很素雅,更是显得清新脱俗;“扮的宛如嫦娥下界”烘托了林黛玉美不胜收、清新迷人的气质。寥寥几句话,便将她脱俗出众的美丽气质全部展现了出来。“总的来看,黛玉服饰的特点是淡雅没有装饰品,给人感觉极其随意、冷静的美、清新脱俗、美不胜收。”[4]这两套服装色调艳素融合,与她的气质完全搭调,把林黛玉的形象气质更是衬托得生动传神。

薛宝钗也是作者非常喜欢的人物。宝钗是一位相貌姣好的富家大千金。按理说,薛宝钗应该是生活阔绰悠闲、华丽耀眼的贵族小姐,然而,薛宝钗却也是一个衣着朴实、素雅,也从不在衣服上熏香,因为她不喜欢铺张浪费。“紫色的坎肩”、“穿的棉袄是蜜合色的”、“棉裙子是从黄色的”[2]127,颜色搭配的如此协调、简单,突显出薛宝钗身上的自然美;随意的装扮,就会显得文静淡雅,使她拥有与众不同的魅力。第四十九回,赏雪风光中,“只见众姊妹都在那边，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独李纨穿一件青哆罗呢对襟褂子，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邢岫烟仍是家常旧衣，并无避雨之衣。一时史湘云来了，穿着贾母与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 *** 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2]577从薛宝钗穿的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巴丝的鹤氅”,可以看出质料昂贵,价值不菲,从中显示出她贵族小姐的身份。但她不像其他大小姐那样追求奢华;简而言之,薛宝钗在服装打扮，总体上是不突出不张扬的,显得特别朴素、淡雅。

王熙凤,作者对她的服饰、性格、一言一行等方面都作出了非常细致的刻画。例如第三回,借用林黛玉的眼睛,对她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这个人装扮很特别,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袖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色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眼，两弯柳叶眉，身量苗条，体格 *** ，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2]33这一段关于王熙凤的描写可谓传神至极，通过其头上“绾着向阳五凤挂珠钗”、脖子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还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翡翠撒花洋绉裙”、穿着“缕金大红洋缎窄裉袄”、“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可以看出其服饰的五彩缤纷与华丽尊贵。绚烂华贵的服饰顷刻间把王熙凤的容貌衬托得美不胜收，无以伦比。作者对王熙风的服饰装束作了十分精细的描述,服装上色彩艳丽缤纷,穿金戴银的招摇,还有容貌的浓妆艳抹,非常吸引人的眼球;于是便从读者的眼帘中走出来一个极尽华丽与尊贵的贵族 *** 。

服饰对外貌起着非常重要的修饰作用,所以说美丽大方，自然得体的妆扮对外貌描写是非常重要的。红楼梦中的服饰既能突显出人物身上特有的气质与神韵,还能为人物外貌气质点缀加分。

二、服饰与人物个性

《红楼梦》中人物众多,想要获得个性鲜明的人物个性和人格魅力,就必须需要外在装扮的陪衬。作者在人物服饰方面进行了特别细致的描写,一个人穿什么服饰,各自喜好的色调、款式、风格都实现了对人物得性格的烘托。从服饰入手来了解人物的性格特点,就能了解各自不同的喜好和风格。

贾宝玉是小说中的一号人物,是一个封建统治阶层的叛逆者。他喜爱与女孩子一起戏耍,特别同情女子的处境,讨厌封建教育,但他的行为却乖张而不跋扈。他喜爱女孩讨厌男人,跟他所处的环境、跟他自身的性格是有很大关系的。他的服饰也都是偏女性化的,他经常喜欢穿“大红色衣服,花彩褂子,松花撒花绫裤,锦边袜。”在第六十三回中,“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妆宽衣。一时将正妆卸去,头上只随便挽着鬓儿,身上皆是紧身袄儿。宝玉只穿着大红棉纱小袄儿,下面绿绫弹墨夹裤,散着裤脚,系着一条汗巾,靠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枕头,和芳官两个先拷拳。当时芳官满口嚷热,只穿着一件玉色红青驼绒三色缎子拼的水田小夹袄,束着一条柳绿汗巾,底下是水色洒花夹裤,也散着裤腿。头上齐额编着一圈小辫,总归至顶心,结一根粗辫,拖在脑后,右耳根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而耳上单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越显得面如满月犹白,眼似秋水还清。”[2]776这一段服饰描写十分精彩传神，从贾宝玉就穿了件“大红棉纱小袄儿”、“绿绫弹墨夹裤”、“散着裤脚”,靠着“靠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枕头”,可以看出他身上的女性色调很多,从颜色和花纹、款式都可以看出其服饰都偏女性化,也说明贾宝玉对女性的喜爱和他温柔的个性。同时也可以看出贾宝玉十分独爱红色，“大红棉纱小袄儿”，“大红的”色彩成为贾宝玉热情开朗、天真活泼、自由开放的强烈个性的象征符号。“大红”一方面体现出他热情奔放的性格，一方面则体现出他喜爱女子的心理特征。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红色常常是女子的代表色，故而古代男子会称自己爱慕的女子为“红颜知己”，称姿色美好的女子为“红粉佳人”。一方面，体现出贾宝玉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渴望在自由的空间里“任情任性”地活着，反映出贾宝玉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性格特征。

第十七回,贾宝玉因跟他父亲拟对联那次,跟仆人嬉戏,“宝玉笑道：“每人一吊钱。”众人道：“谁没见那一吊钱！把这荷包赏了罢。”说着，一个上来解荷包，那一个就解扇囊，不容分说，将宝玉所佩之物尽行解去。”[2]202这一段描写中，“解荷包”、“解扇囊”、“将宝玉所佩之物尽行解去”小厮们趁高兴起哄,这样的举动给威严的等级阶层,增加了一些人情的味道;所以有人说:“我们躺着坐着,他也不责骂,就当没看见一样”看似很平常的话语,但从中浅析出贾宝玉对待等级观念的态度,他很同情封建地位中卑微的人们,他自己也渴求解放自由。

林黛玉也是一个讨厌封建等级的反叛者,她的性格十分丰富和复杂，既自尊自许，又自卑谦和，既多愁善感，又率真自然，既猜忌刻薄，又纯真无限。所以林黛玉说话做事情都很留心、谨慎,这跟她年幼失去母亲,长大后又失去了父亲,无依无靠等等这一系列的变故有着很大关系,这种经历对她的生存、性格、气质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她虽然失去了家门权势，寄居在贾府中,但是社会环境的恶劣、污浊,却让她变得非常有尊严、一点也不轻浮,反而使得她性情孤傲、清高、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作者关于林黛玉身上的这些特征,主要是由小饰品来突显的。例如第七回,“开匣看时，原来是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儿。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问道：‘还是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2]98在“送宫花”时,林黛玉拿到花,就冷冷的说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这种搬弄和挑衅实际上是林黛玉的自我保护,却被人认为是刻薄。林黛玉这种性情的构成也与她从小体弱多病,多愁善感,容易流泪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与林黛玉不同,薛宝钗一出场,作者直接就描写了她的样貌。穿着淡雅大方,长相俊俏、美丽,“这几处描述就点名扼要的说岀了她遵守封建礼教,顺应当时所处封建环境的个性特征,一个封建社会规范的淑女形象就出来了。”[5]13第八回贾宝玉探病,“宝玉掀帘一跨步进去，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纂儿，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2]102贾宝玉掀开帘看到的是，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活,头发收拾的一丝不苟,脸色白里透红,眼睛清澈透亮，穿着也很素雅;“从葱黄绫棉裙”、“蜜合色棉袄”、“漆黑油光的纂儿”、“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可以感受到，薛宝钗的穿着使人一点也感觉不到奢华。棉袄的蜜合色即浅黄白色,再配着葱黄色绫棉裙,这是一种同色搭配中的浅深装扮,比肩褂的玫瑰紫则一种是紫中偏红的颜色。薛宝钗这一身妆扮，颜色可谓极为鲜明,紫与黄是互补色对比,反差最大,黄与红是对比色,对比效果极为强烈,但“一色半新不旧”就显得不那么奢华。这样的服饰装扮，使得薛宝钗既有少女青春娇艳的气息,又符合薛宝钗藏拙守愚的深沉个性。通过贾宝玉的眼睛我们看到了,薛宝钗是一个打扮高雅大方的人,身上装饰也是如此简单,是一种不会刻意打扮的自然美感。自然发红的嘴唇,还有自然长成的黑色眉毛。别人的美主要是靠化妆来凸显其自然美,而薛宝钗虽然出身名门,但她没有去追求奢华,生活简朴,这一点，从她的穿着打扮即可以看出来。她身上的自然美、高雅大方、简朴的气息,吸引着每个人。

荣府的当家主妇王熙凤“凤辣子”。在其服饰方面，作者也是特别用心,她的浓妆艳抹,或是居家服饰,或是少有的素装打扮,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何种场合,依旧能突显出王熙凤华丽高贵、伶牙俐齿、泼辣、圆滑的性格特征。例如第六回中,“大红洋绉银鼠皮裙”、“桃花袄”、“秋板貂鼠昭君套”、披着“石青刻丝灰鼠”、头上戴着“攒珠勒子”[2]87、浓妆艳抹。服饰特别，而且很精致、华美,但是从文字体现上明显没有之前的华丽辞藻,并且衣服也是“家常”的,这样看起来就显得既威严又随和,没有了之前咄咄逼人的声势了。例如第六十八回,“至门前,凤姐方下了车进来,二姐一看,只见头上都是素白银器,身上月白缎子袄,青缎子掐银线的褂子,白绫素裙;眉弯柳叶,高吊两梢,目横丹凤,神凝三角:俏丽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2]885这一段是关于王熙凤丧服的描写,“白绫素裙”、“身上月白缎子袄”、“头上都是素白银器”、“青缎子掐银线的褂子”;柳叶眉,三角丹凤眼,美的就像三四月盛开的桃花,高洁好似秋天盛开的菊花。提起丧服,给我们的第一感觉应该是沉郁、晦气,色彩素淡,但是穿在王熙凤身上却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依旧可以突显出她的高贵和华丽。王熙凤的心机特别重,“她用一身素色衣裳将自己打扮的楚楚可怜、忍不住让人怜惜,加上那些客套虚伪的嘘寒问暖,还让尤二姐改变了对她的印象,将她入贾府,性格柔弱的尤二姐，因凤姐的陷害而香消玉殒。”[6]113这一系列的描述,成功的塑造出了王熙凤不择手段、贪婪、奢侈、庸俗、虚荣、心狠手辣、心机深沉的性格特征。

可见对人物的服饰描写,对我们把握人物性格特征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想要成功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个性和人格魅力,就必须要有成功的外在装扮作陪衬。而作者在人物服饰方面做的特别细致的描写,具体到一个人穿的各种服饰,具体到各自喜好的色调、款式、风格，就实现了对人物得性格的烘托。

三、服饰与人物地位

服饰既可以保暖遮体,也能突现人物的外表、个性和显示人的身份地位。衣冠服饰有着严格的等级差别,这种等级差别始终贯穿整个封建社会。这说明从服饰上能够看出人物经济情况的好坏和身份地位的尊卑高低;不同的服饰,其所处的场合和氛围也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身份地位越高的人,穿着服饰的种类、款式就越多,颜色也就越是丰富。

人物的身份地位通过贾宝玉身上的配件就能表现出来。他脖子上的彩色丝带绑着一块美玉,“嵌玉紫金色的帽子,还有神命锁,祛邪的护身符”[2]31,众多配饰就显示出贾宝玉在贾府不凡的身份地位;赏雪那次,贾宝玉还穿了一件狐狸皮大衣,从衣料的昂贵,也可以看出贾宝玉身份地位是很高的,是众人的宠儿，是掌上明珠。

林黛玉的母亲是贾母的女儿,她在贾府是表小姐的身份。第五十七回中，对林黛玉的服饰有这样的描写，“一面说，一面见他穿着弹墨绫薄绵袄，外面只穿着青缎夹背心，宝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摸了一摸，说：‘穿这样单薄，还在风口里坐着，时气又不好，你再病了，越发难了。’”[2]702从林黛玉身上穿的“弹墨绫薄绵袄”,“青缎夹背心”，能看出她的服饰简单而富有活力,青缎、绵袄,一方面体现出她的柔弱之美，另一方面则说明她失去了双亲,失去了家门权势的依靠，寄人篱下的地位。无权无势的小姐,每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衣着打扮是十分简单和素雅的,而这些装束正从侧面体现出林黛玉在贾府中寄人篱下的地位。

薛宝钗出生在一个名门，家族为皇家商人,非常富有。可她历来就喜爱以素净的,半旧的妆扮来表现其大户小姐的尊贵,既让人看起来不那么奢侈浪费,也显得乖巧、安分守己,不知不觉中就博得了贾府人的赞许与喜爱。“作者笔下的宝钗是个精明能干、美丽的富家千金,但她朴素、典雅,不喜欢说话,但喜欢掩盖自己的感情。”[7]146虽然她是贵族千金,然而她却连自己的命运也不能掌握;所有事物都得遵从封建家长的左右。她生活喜好安静,喜欢远离喧嚣的生活方式,这种性情即从她的衣着打扮上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王熙凤的装扮总是很特别,第三回中,““只见她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美的就像神妃仙子一样。”[2]34大红与翡翠绿形成了最为强烈的色彩对比,两种色彩明度、饱和度都很十分强烈,相互映衬中，就集中突显出王熙凤艳丽非常且傲视群芳的容貌气度,活脱脱地表明了王熙凤非同寻常的身份地位。第六回中,王熙凤头上戴着“攒珠勒子”、穿着貂皮大衣,手里还端着小火炉,从头到脚,全身上下珠光宝气,十分有气派,也显示出了贾府中女管家不只服饰华美，人也是非常漂亮。服饰的华美、尊贵既显示出了贾府的奢华富贵,又表现出了王熙凤在贾府中显赫的地位。受宠的人在地位上是有很大差异的。这种服饰上的对照映托,能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人物的身份、地位权势,加深了我们对人物形象的更深层的了解。这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身份地位越高的人,其穿着服饰的种类、款式就越多样,颜色也就越是丰富。

小说中全面地展现了中华服饰文明成果。小说中人物繁多,但在描述人物服饰方面却各自有着独特的个性,款式多样,色彩缤纷。人物的服饰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身份地位的关系密切相关，一方面表现了人物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代表着一种文化,另一方面,在明、清作为中国纺织业和服饰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从中可以透视出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

“《红楼梦》典型人物服饰优雅华贵,从服饰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清朝当时严格的等级观念特别深厚。”[8]235作者用服饰语言来描绘书中人物的外貌,人物独有的气质,以及人物的社会地位。服饰文化在每个时期都有着特殊的意义,通过书中作者的服饰描绘，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审美观念、服饰质料、经济发展等状况。曹雪芹在《红楼梦》的服饰描写，非常成功和精彩,多彩多姿的服饰装束将小说中的人物装扮的血肉丰满、神采奕奕、个性鲜明。每个人都有着典型的代表形象,从而展示了《红楼梦》服饰文化的精华已达到了人物的内在与外在的谐和统一,给大家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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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彭冬花,蒋东玲.浅谈《红楼梦》人物服饰[J].文教资料,2007,(20).

摘要：从服饰文化写起，描写了《红楼梦》中贾府人物的服饰文化。在《红楼梦》里作者很注重写人，每个角色都有各自的个性，不管是十二钗，就连一个小丫环和小斯也不雷同，而作者在对他们服饰描写上，做到从服饰看人，重人的外表，也重人的内心。服饰是人的第二皮肤，也是美的一种追求，美的一种张扬，美的一种延续，这里很注重对服饰的描写，把它和心灵、外在和智慧的美充分结合在一起，让人从视觉上感觉到它的美的同时也对每个人身份和命运有了相对了解。 主要文字：服饰文化、红色、贾府人物 服装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徵，一种符号，它代表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人人各守本份，不得僭越。因此，自古国君为政之道，服装是很重要的一项，服装制度得以完成，政治秩序也就完成了一部份。所以，在中国传统上，服装是政治的一部份，其重要性，远超出服装在现代社会的地位…… 按说服装，对人类来说，蔽体御寒是它的首要功能。但是人类服装文明，自走出了唯一实用目的时代以后，它的功能就复杂了，尤其在中国。自古，服装制度就是君王施政的重要制度之一。促使服装发挥它的功能，达到它“天下治”的目的，最重要的因素在服色。服色有两大功能：一是区别身份地位；二是表示所处的场合。古代政府对全天下的人，都有规定的服色，尤其，天子、诸候至百官，从祭服、朝服、公服至常服，都有详细规定，他们几乎是穿着制服，因穿制服的人，多属上层阶级，是人们企羡的对象，因此制服服色强烈地影响一般的流行服色。时代不断变迁，中国文化中不断加入外来文化，流行服色也会反过来影响制服服色，在这两种服色文化互相激荡的结果，产主了这段看似变化不大，事实上又有翻天覆地改变的服装史。古代的服装，依穿着场合，主要可分为：礼服、朝服、常服三类，每类又可分几种，原则是地位愈高的人，得以穿的种类愈多，可以用的颜色愈多。 明代建立之初，开国皇帝朱元璋认为元代服饰皆胡服，其男戴胡帽，女不服衣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于是朱元璋下令要恢复唐朝服制服，并把服饰规定写进了官修的《大明集礼》和《诸司职掌》中，到了洪武三年（1370年），明政府初步制定出冠服之制，对皇帝冕服、常服，后妃礼服、常服，文武百官常服、士庶服饰等进行了具体规定。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代又对原定的冠服制度作了一次大规模调整，使明代的服饰集中了历史上汉族各王朝服饰中各具特色的部分，同时也使明代服饰成了“汉官威仪”的集大成者。明代服饰制度从开始酝酿到最后确立，前后经历了30年的时间。 由此可见，在明朝时服饰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而人们对服饰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包裹身体的东西，而是显示其身份地位和个人性格的代表。而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则将这一特点表现的淋漓尽至。《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后由空空道人改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凤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 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后人在其死后又将其改为《红楼梦》。《红楼梦》红楼生红，红色，在当时表示血色，是生命的象征，也在无形中代表了十二金钗的命运…… 贾府是18世纪中页的世家大族，他们的吃穿用度上表现出的与众不同让人眼前一亮。而《红楼梦》中贾府服饰的华丽、高贵、富丽堂皇，及人物性格、身份都暗示了他们今后的命运。服饰与人的关系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从原始社会走过来，文明在不断发展，人也逐渐产生了对美的追求，当时服饰文化到了一个高度民主，也有了时代的前提。正逢曹雪芹家属织造世家，所织造的服饰属高档次的，专供给皇家的，所以他能看到并知道所有华丽的服饰及其做工、材质等，这为文章中能细致谈论服饰的美做了很好的铺垫。在制作和选料等上不同，在上面表现出的不仅是物质，更是有大量精神上的描写，在服饰上的感触相对别人而言有所不同。在《红楼梦》里作者很注重写人，每个角色都有各自的个性，不管是十二钗，就连一个小丫环和小斯也不雷同，而作者在对他们服饰描写上，做到从服饰看人，重人的外表，也重人的内心。服饰是人的第二皮肤，也是美的一种追求，美的一种张扬，美的一种延续，作者在这里很注重对服饰的描写，它把心灵、外在和智慧的美充分结合在一起，让人从视觉上感觉到它的美的同时也对每个人身份和命运有了相对了解。 从第三回林黛玉进府看到的一切开始写起，进府前，“她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何况今至其家。”这里可以表现出黛玉心里在想连个丫鬟家丁穿着都如此不一般，自己母亲也曾说过贾府的富裕不同，让她想到现在已到贾府，里面的景象会更加高贵华丽，更能显示地位。而后又“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而见到老夫人后，领进三人，只道是：“不一时，只见三个奶嬷嬷并五六个丫鬟，簇拥着三个姊妹来了，第一个肌肤微丰，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才精华，见之忘俗。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钗环裙袄，大家归了坐”在这里写的是三个姊妹的外貌与学习归来的装扮。从外貌上看出三个姊妹的大概性格，第一个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二个顾盼神飞、文才精华；第三个形容尚小。而服装这里只是简单叙述了一下，钗环裙袄，几个字将其服饰描绘了出来。 这里说王熙凤的服饰，可以从第八回刘姥姥进府看到的写，在刘姥姥初见王熙凤时，见到平儿，被平儿的服饰所惊呆了，错认平儿是王熙凤。这里是这么说的：“刘姥姥见平儿遍身绫罗，插金戴花，花容月貌，便当是凤姐儿了，才要称‘姑奶奶’，只见周瑞家的说：‘他是平姑娘’。又见平儿赶着周瑞家的叫他‘周大娘’，方知不过是个有体面的丫头。”当时让六姥姥产生了错觉，愣在那里，后知是误会，可想而知，丫环穿着都是绫罗绸缎，主人穿着肯定更加华贵。后在周瑞家的引见下见到王熙凤“凤姐儿家常带着紫貂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洒花袄，石青缂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那般雍容华贵，让刘姥姥惊在那里，过会才赶忙下跪。但她看到的只是她们的家常衣服，并没有见到见客的高贵服饰。 要说王熙凤的闪亮出场是在第三回，黛玉进贾府。老夫人在给黛玉介绍家中各人，过了好会，只听到爽朗的笑声传来，这时王熙凤出场了，说到王熙凤，是贾家的管家奶奶，装扮自然不同一般，而她姗姗来迟的原因也是为黛玉的到来去认真打扮了一番，这里且说黛玉眼中的王熙凤，“这个人的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锻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这里看出她的精心打扮，和火辣辣的性格，也把她管家奶奶的高贵身份突现了出来。在这里把服饰工艺上的很多优良工艺及其复杂性都提及了，连她穿的衣服也是五色缂丝石青银鼠褂。五色缂丝在隋唐有、宋朝、清代稍有所保留，是用熟的蚕丝做纬，用生的蚕丝做经，彩色的是熟丝，单色的是生丝，用这个组成的花纹就叫缂丝。而当时的染色技术已经到了一个高峰，当时黄色是最高贵的颜色，皇室拥有，用一种蓝色的铜矿石来做成的燃料，是一种高色调的颜色，做出来的丝青色也很高贵的颜色，在当时仅次于黄色。在王熙凤额头上戴有昭君套，又叫齐眉。在王熙凤、宝玉还有贾母身上才能见这些颜色。但王熙凤却偏爱黄色，在后面的文章里她常以黄色服饰出场。 在书里提到了李纨身上穿的一件衣服，叫番羓丝，番是西藏生产的一种布料，羓就是像人们赶的肉条那样，皱皱巴巴，丝是藏族的一种服饰，毛毛嘟嘟的，看起来布料很是不好。这里说到这些也只为了说明李纨很穷，买不起高贵的服装。 而在这里不仅表现了各种不同类型人穿的服饰，更多的是复杂的工艺，晴雯夜补雀金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雀金裘也就是孔雀毛做成的衣服，现在在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而在《红楼梦》中它珍贵在于这是贾母送给宝玉出门见客的衣服，是俄罗斯送来的礼物。但由于不小心被溅起的火心给烧出了一个洞，拿出去找俄罗斯的织补匠和国内的织补匠织补但是没人认识这种布料、更没人敢揽下这个活。在这种情况下，晴雯没办法只能抱病给织补，这里就成就了勇晴雯病补雀金裘的佳话。“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道：‘这虽不很象，若补上，也不很明显。’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的一个竹共钉牢在杯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倒刮的松松散散的，然后用针纫了两条，分出经纬，亦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地子后，依本衣之纹来回织补。补两针，又看看，织补又端详端详。无奈头晕眼黑，气喘神虚，补不上三五针，伏在枕上歇一会。宝玉在旁，一时又问：‘吃些滚水不吃？’一时又命：‘歇一歇。’一时又拿一件灰鼠斗蓬替她披上，一时又命拿个拐枕与她靠着。急得秦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罢。再熬上半夜，明儿把眼睛抠搂了，怎么处？’宝玉见她着急，只得胡乱睡下，仍睡不着。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刚刚补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绒毛来。麝月道：‘这就很好，若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宝玉忙要了瞧瞧，说道：‘真真一样了。’”这里不仅把晴雯对宝玉的关心及甘为宝玉付出的情份表露无遗，亦把她对服装上的配色天赋充分表现出来，同时也展现出她心思缜密，看事物看得透彻，把雀金裘这么一个难补的衣服补得像完好的一样。如果晴雯出生在现代，应该是一个出名的服装大师。 在贾府中有一个丫头叫黄婴儿，是薛宝钗的小丫环。她手巧，会编织。好做小的饰物，擅编花蓝，打的络子很漂亮，为贾宝玉装玉用过。这里说到她对配色还有用什么样的线给他打络子他提出了很多方案，宝玉也提了很多方案，但最终还是宝钗出的主意，她说用金线编织，一是要络住那块玉，另一方面是用正统的颜色，但实为想用这种络子把贾宝玉牢牢套住。 在《红楼梦》里还有一个配色大师——贾母，她对颜色的搭配也是很有见解的。有文字记载说到贾母落过黛玉住的地方，她注意到黛玉窗外是绿色的竹子，而窗帘颜色也是绿色的，她让小司丫环们去找粉红色的软烟络给换上，让窗内的红和外面的景色的绿一下子就分开了。 在《红楼梦》里服装不全是用来保暖遮羞的，而是用来表现身份和性格的。而这种习俗不仅在当时表现明显，现在的人生活水平不段提高，对服装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有的喜欢穿名牌服饰表现自己的富有，有的喜欢穿着时尚前卫表现自己的独特个性，有的喜欢乖巧可爱的装扮表现出自己的学生气及清纯，所有人在穿着打扮时都会依照自己的身份与性格来表达自己，也有句话说的是：“服装是看一个人心灵的第一扇窗。” 林黛玉到王夫人处时，见到贾宝玉，只见：“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锻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这是他出去见客的服装，后换了居家服，又见其冠带：“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跟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角；身上穿着银红撒红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命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前面说王熙凤喜黄色，在这里宝玉则不同，他的服饰多以红色为主。这里的红没有偏离，这里的高贵没有偏离。这里的色彩都反映出一个贵族公子的家庭情况。前面也说了红色为血色，代表新生，纯正的红也是种很高贵的颜色。 在一次赏雪和梅的时候，白雪红梅，大家都穿斗蓬，通过这个来更加深刻的展示了不同身份的人在雪地赏花时的不同装扮。贾母围了个大斗蓬，带着灰鼠暖兜，坐着小竹轿，打着青绸油伞，鸳鸯琥珀等五六个丫环，每个人都是打着伞，拥轿而来。贾母一行出了夹道东门，一看四面粉妆银砌，忽见宝琴披裘站在山坡上遥等，身后一个丫环抱着一瓶梅花。贾母说了一句话：“你们瞧，这山坡上配上她的这个人，又是这件衣裳，后头又是这梅花，像个什么？“众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画的《双艳图》“贾母摇头笑道：”那画的那里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这样好！”后来那个丫头回过头来，大家才知道那个丫环实际上是宝玉。 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 邢岫烟依是家常旧衣，并无遮雪之衣。这里可以看出她的贫困，没钱买新衣服和御寒的衣服。 李纨是个寡妇，着装很是朴素，仅穿一件青哆罗呢对襟褂子。 黛玉则是换上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束一条青龙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头上罩了雪帽，越发显得她的洁白与纯洁。 史厢云穿着贾母与她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里面是穿了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褃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是一件水红装锻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鹿皮小靴。 妙玉原是大家闺秀，后出家当了尼姑，所以穿的是素雅的百纳衣。 从这里看出每个人的爱好、个性、地位及出生的大不相同。 书里对颜色、做工是有所包贬的，红色、黄色、豆绿色、石青色是高贵的颜色！在王熙凤和贾宝玉的身上就出现了百蝶穿花服饰，但对王熙凤是有所贬的，她的裙是那个图案，在当时桃红色一般是穿在一些轻薄女子身上。但书里说到王熙凤“穿着桃红散花袄”，而当时桃红、粉红、水红都是有贬斥的。在袭人回家这段子里，王夫人和王熙凤给了他一些东西，王夫人送了袭人首饰、妆锻，（妆锻在这里是五品以上的贵族才能穿的，不是丫环家丁能够用在服装里的原料。）当时袭人在暗里是贾二爷的小老婆，王夫人在这里送她这些东西表现出她对袭人的认可，重在让她回去娘家能够有面子，也表示出她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而王熙凤送了她一件皮衣服，虽显得高贵但又不是真皮，既在这里侧面的贬斥了袭人，理解为袭人看起来很高贵，其实只是个玻璃花瓶而已，名不符实。 整个《红楼梦》，通篇下来，里面最常用到的字是“红”字，所有的都围绕着一个字在写——红，里面说出了他们爱“红”的毛病味。比如贾宝玉住的是怡红院，去的地方等也都有个“红”字，他取了个字号叫怡红公子，还好吃女孩嘴上的烟脂，当然当时的化妆品都是天然无污染的。但《红楼梦》中唯独薛宝钗不爱红，不爱烟脂，不爱花，主要是因为她是属于正统型的人。而她身上的配饰都是金色的，全身都是贴金色的。 在《红楼梦》中的人物他们对社会有的一种反抗，大多追求的都不是正统的黄色，而是都用红色宣告了他们的精神，当时作者也是这种情绪，所以更多的是崇尚红色，也是《石头记》之所以后来要改为《红楼梦》的原因之一。 看了《红楼梦》，对里面人物的服饰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与理解。里面人物的服饰和性格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在《红楼梦》里我能看到做为织造世家的曹雪芹在对人物服饰的描写上用了很严谨的词汇，也暗藏了很多隐讳。红袖，血泪，道出十二金钗悲惨命运，但最终都以悲剧落幕。 参考文献： [1]小说《红楼梦》曹雪芹 [2]红学官方网站

1、最容易的是可以就书中某一人物来写，通过其性格及行事作风和人物命运等剖析这个人物对故事发展的作用、与其他人物的交叉关系、作者的用意等等。或者以小见大，这个人物所影射的时代特征，包括伦理纲常和政治官场等。例如：《对<红楼梦>中薛蟠的多维视角解读》；《<红楼梦>中“二玉”与“二宝”的文化内涵》；《玉精神,兰气息——浅析<红楼梦>之妙玉》；《浅析<红楼梦>中史湘云形象》；《略论<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无心”》；《对“红楼梦”主要人物王熙凤的分析》2、《红楼梦》与当今社会问题，这也是很多人热衷的话题，例如：《从红楼梦中学习企业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红楼梦》中的腐败蕴藏着会计文化影子》3、就书中某一点（可以很琐细），例如：《论<红楼梦>服饰文化审美意蕴》；《《红楼梦》中休闲活动的描写》;《《红楼梦》与中医药(之六) 林黛玉常服人参养荣丸》4、着眼于创作的手法、艺术特色、语言技巧、思想内涵等，例如：《《红楼梦》中“石头”意象的生命化倾向》；《从“黛玉葬花”看《红楼梦》中的意境创造》；《浅谈《红楼梦》中的女尊男卑思想》；《《红楼梦》中神话元素的创作笔法研究》；《文心雅韵与俗情俚语的结晶——浅析《红楼梦》的语言艺术》；《论《红楼梦》情节描写的对比艺术》5、做两部作品的对比研究，可以写得内容很多，但是要花费较多的精力在另一本书上，例如：《《哈姆雷特》与《红楼梦》中的婚姻选择分析》；《论《金瓶梅》与《红楼梦》宗教书写的效用差异》；《红楼梦》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主人公爱情悲剧比较》；《“死亡”架构起的叙述——《红楼梦》与《喧哗与骚动》比较研究》；《《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悲剧意识的比较》。

红楼梦研究论文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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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的思想性这里要谈的，是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也就是要排除开现在存世流传的通行本后四十回所写结局，只论前八十回的“曹雪芹原本”，以及脂砚斋批语透漏的、前八十回中“草蛇灰线”提了开头、而现在已经“迷失”的后几十回所写结局。本文只谈其思想性，是由于：曹雪芹《红楼梦》这部伟大著作，它总体的艺术性构成，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俞平伯、周汝昌、蔡义江、梁归智等专家、学者已经撰文剖析评论，鞭辟入里，我佩服得很，不敢，也“毋庸置喙”。而对于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一些学者的评价，我却认为过于拔高；“知人论世”，我有些话，忍不住一定要说。曹雪芹《红楼梦》的哲学指导思想，我认为仍然属于儒家，是儒家王守仁“心学”传人李贽一派，但还没有李贽那么激进。《红楼梦》主角贾宝玉，“毁僧谤道”，却仍然推崇“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贾宝玉推崇儒家经典《四书》中《大学》“明明德”，烧掉其它书而保留了《四书》，显然是认为值得继续学习；女主角林黛玉，其父亲为她延师教读，读的也是《四书》。如果认为儒家王守仁和李贽学派仍然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分支，那么，似乎不应该把曹雪芹抬到“封建叛逆”的高度？曹雪芹《红楼梦》“大旨谈情”，我认为其哲学根源也来自王守仁和李贽：王守仁说“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著。”（《传习录》）；李贽《童心说》，推崇“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林黛玉“情情”，贾宝玉“情不情”，在曹雪芹心目中，应该都是自然流行的“良知”，都是没有受到现世污染的“童心”。当然，曹雪芹“大旨谈情”，也受到了汤显祖、冯梦龙、金圣叹等文学家的巨大影响。汤显祖创作《牡丹亭》，塑造了杜丽娘这个大胆追求爱情的“有情人”，并在《牡丹亭记题词》中推崇“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冯梦龙编纂出版《情史》，汇聚古今男女情感、情欲事迹，在序言中说自己“余少负情痴”，扬言“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金圣叹批点小说《水浒传》、戏曲《西厢记》，提升它们的地位和《庄子》、《史记》并列，推崇表现男女爱情的《西厢记》是“天地妙文”。谈情，钟情，往更远追溯，有儒家说《诗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有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对曹雪芹更重要的，我以为是魏晋时期阮籍、王戎等人的作为。张宜泉诗序记曹雪芹“字梦阮”，敦诚赠诗说曹雪芹“步兵白眼向人斜”，把他比作阮籍；这些，我在《爱红臆谈》的相关文章中已经引述。《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曹雪芹对这个典故应该很熟悉。他后来四十多岁就英年早逝，我认为是两个主要原因促成：一是他创作的《红楼梦》要“进呈御览”，被强迫修改，他悲愤莫名却又无可奈何；第二就是他唯一的“幼子”因病殇逝，他“悲不自胜”！没有宝黛式爱情作基础，纵使结合为家庭，在曹雪芹笔下，也多变成“怨偶”；如贾琏和王熙凤、迎春和孙绍祖、薛蟠和夏金桂，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在婚姻家庭方面，曹雪芹仍然是秉承的中国封建传统观念，即男子可以一妻数妾。宝玉的父亲贾政、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在曹雪芹的心目中，我以为，都还属于“正面人物”；而他们全都有妻还有妾。宝玉心中除了要娶黛玉为妻外，已经当面委婉应许袭人、紫鹃做小老婆；即使不说麝月吧，晴雯若不早逝，想要做宝玉妾侍的愿望，在曹雪芹笔下，宝玉应该也是愿意满足她的。周汝昌先生提出：贾宝玉的爱情对象，其实是史湘云。这个问题牵扯面广，要另作别论，这里不谈。曹雪芹《红楼梦》的政治观点，我以为，仍然停留在中国式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民主”这样的西方传统，还才由卢梭重新阐发，传播到北美殖民地；这种现代玩意儿，那时还没有传来中国，曹雪芹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呢。他贬斥“国贼禄鬼”，只是反对那些专为自己谋私利的官吏；和王守仁、李贽一样，他并不反对皇帝。他让主人公贾宝玉歌颂“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还说要“作践”匈奴“犬戎”，发扬武勇，“为君父生色”。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已经著文立论，反对封建专制；对比起来，曹雪芹《红楼梦》在这个方面不能说是先进的。曹雪芹《红楼梦》，是揭露了中国式封建社会的种种腐朽没落，把后代历史学家都称赞的“康、雍、乾盛世”贬为“末世”；但是，当时已经具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应该有其思想政治要求，曹雪芹却没有表现它们，没有为封建“末世”指示任何出路。当然，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立场，苛求于古人。曹雪芹虽然“无材可去补苍天”，甚至到后来他还很可能脱离了“包衣旗籍”；但是，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诸方面，他和清朝满族统治者，仍然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认识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决不能忽视这一点，而把他看得、评价得好像一个“革命者”。曹雪芹在他的巨著中，形象地描述，多方面探讨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各种各样的努力，想要生活得更好；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最后“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样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腐朽衰败，必然灭亡。曹雪芹《红楼梦》如此思想性，已经够了不起了。根据张爱玲先生《红楼梦魇》的研究，曹雪芹《红楼梦》的早期稿本，所写的贾宝玉，是一个“性格的悲剧”。贾宝玉富于同情心与想象力，思慕太多，以致人我不分，念念不忘；没有能够专心读书，科举出仕，家庭败落以后就只能成为无业游民。“性格决定命运”，贾宝玉的悲剧性格，导致他必然只有悲剧命运。而现在存世的脂评本《红楼梦》，主要是曹雪芹后期修改创作的稿本；这其中的悲剧，已经是社会性悲剧，“历史必然性的悲剧”。贾宝玉林黛玉，徒有美好的人生理想，不见容于当时那腐朽社会。贾宝玉的爱情理想超前高级，然而，在那个家庭那个社会却不能实现。贾宝玉即使按他封建家长所愿，与薛宝钗成婚，努力读书应试、步入仕宦，又能如何？书中就写有贾政，出外做官，方正清廉，却被机巧者看作迂腐，终于被蒙，不能当好官。反面，贾雨村奸巧狠恶，巴结权贵往上爬，为贾赦夺人古扇，竟生生地制造出冤狱。但是，按照脂批提示，最后结局，不也“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没有好下场吗！也就是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封建社会、封建家族，“鲜花着锦，烈火烹油”，鼎盛过后，就必然衰败，任你怎么“补天”补地，也改变不了悲剧的命运。《红楼梦》第一回，曹雪芹就让跛足道人唱“好了歌”，说“好便是了，了便是好”；预示全部结局。辩证地看，“了”也就是完结；旧的因缘完结了，可以开始新的因缘，这也就“好”。“好”也就是完满；既完满，就必须完结，否则，“乐极悲生”，仍归完结，但却是别样的完结，你本心所不愿意有的完结。因此，社会人生，确如曹雪芹让跛足道人所唱所说，“好”就是“了”，也必须“了”。外国智者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看歌德《浮士德》，和魔鬼订了协议的浮士德，刚一感叹“真美啊”，那靡非斯特就来收取他的魂灵了。因此，论述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就要注意到：他表现出一个巨大的社会性悲剧，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两难处境，窥见了宇宙演化的秘奥。在这个社会性悲剧中，人世间美好的东西都被撕碎了。但是，青春、亲情人情、纯洁的爱情，仍然如此美好，令人不能忘怀！怎样才能保全永远？“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读《红楼梦》，促使你不断思考、反复辩难。不只艺术魅力，《红楼梦》的思想性，也魅力永在!

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 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 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 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 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 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 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 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 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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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 红楼梦》 的阐释 “英雄所见略同”的说法不能说不精辟至极，即使以此来评说近二百年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况且已经有人以此比附过《红楼梦》 与《 战争与和平》 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产物① 。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首先，评说者非“英雄”莫属；其次面对同一个对象而评说。唯其如此，才会 “所见略同”。“略同”也只是说大略相同而已。 其实，对《 红楼梦》的批评和阐择，更普遍的情况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回顾自《红楼梦》 产生以来的红学批评史，红学家们都力图进人《 红楼梦》 ，进人曹雪芹的创作天地。力图获得对曹氏与《红楼梦》 一个大略相同的认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然而所获只是各种看法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不但没有求得“略同”，反而大有众说纷呈的态势。 评点派着眼于小说文本现象的具体阐释与评价，这是“见木不见林”的阐释；而索隐派则文着重于小说文本之外的考释与索隐，这是比附、牵强的阐释。这正如茅盾先生评价王梦阮、沈瓶庵和《红楼梦索隐》时所说：他们的索隐“广征博引，而穿凿附会，愈出愈奇”, “不能自圆其说”。此后的新红学家又着重于作者的考释，联系到《 红楼梦》 的故事，推而衍之，故而又出《 红楼梦》 乃作者自传一说。当然，这样的阐释自有其科学客观的一面，然而，僵化地、固执地以为小说即作者，就又难免偏颇。上述的批评家虽有进人《红楼梦》 的愿望，但是取径失法，显然也无由进人《 红楼梦》 。现当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家阐释《 红楼梦》 ，比较地科学了一些，客观了一些，然而也是各执己见，各有千秋。 当代文学评论家都乐于向作者—— 当然作者必须还活在人世——打探作品的意旨，让作者表态、定案。曾经就有人致函钱钟书先生，想打听本人对《 围城》题旨的看法，以便澄清是非。结果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主张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不该插嘴。”这不仅是钱先生明智明理的回答，而且是他对文学作品一旦产生便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的科学阐释。假如《红楼梦》分的作者还在人世的话，他也会赞成钱先生的说法的。具体到《 红楼梦》 的创作、阅读和批评中来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红楼梦》 是作者在自己的特定时空环境中的创造，阅读和批评则是阅读者与批评者特定的情境，或者说是其“个人天地”中的事。显然，这二者是未可同日而语的两码事。 海德格尔论“解释”时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以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② 很显然，海德格尔强调的是“解释”者个人的“先行”条件的存在，亦即“解释”者领会能力、解释能力及其“先见”、“先知”等等条件。解释有待解释的东西，是因为有待解释的东西已经处在解释者的领会之中。换言之，要阅读过《红楼梦》 才谈得解释《 红楼梦》 ，而解释凭借的是阅读时的“领会”。具体到某一个阅读者，对《 红楼梦》 的解释自然也只能建立在一个阅读者的领会程度的基础上，而这当然也只能是这一个阅读者个人的解释了。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比如红学家读《红楼梦》 ，《 红楼梦》 就在红学家的领悟中展开；一般读者阅读《 红楼梦》 ，《 红楼梦》 就在他们的领悟中得到解释。这恐怕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言：看人生是因作者不同，看人生又因 读者不同；一本《 红楼梦》 ，“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 ，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 ”，③ 如果再区别各个阅读者各不相同的“个人夭地”及其所在的时空背景，那情况会更复杂。五、六十年代的红学家着眼于《红楼梦》 的社会的、思想的意义，是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政治环境。近十年的红学家又注重于《 红楼梦》 的艺术的、更深层次的哲学的意义阐释，也是因为近十年的政治的、文化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红楼梦》 的阅读、阐释与批评，始终是个人的、历史的。 以此，我们可以对《 红楼梦》 的阐释作一些这样的归纳：一、对《 红楼梦》 的种种阐释，其实质都在表明各种不同的阅读、批评及作品之间的相关性或即 “关系’；二、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是有前提的，这就是说，阐释开非一种独特的无制约的立场，它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三、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不是“看”，不是“旁观”，而是把主观投人于其中的理解性阅读，是对并不十分了然于“目”的本文的释读；四、对《红楼梦》 的理解，归根结底是阅读者的自我理解― 我们不仅读《 红楼梦》 ，《 红楼梦》 也在读我们。以笔者而言，《 红楼梦》 就读出了笔者本人的治学能力。换句话说，就是阅读者把自己对《红楼梦》 的领悟给予了《 红楼梦》 ，阅读者也从阅读《 红楼梦》 中提高了自己的领悟力。 总之，对《 红楼梦》 的阐释构成了阐释者与《 红楼梦》 的双向交流。交流的结果则是：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愈来愈深人，阐释者也在阐释的过程中深人自己。这就是文学阐释学所认为的，我们在“本文语境”中，本文在我们的“阐释语境”中。《红楼梦》 的批评者力图同《 红楼梦》 及潜隐的作者对话，但是终不能、也不可能独立于《 红楼梦》 之外对《 红楼梦》 作出纯粹客观、绝对精确的界定。 说到这里，联想到近年来文学批评的理沦与实践中时兴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批评，非得以所谓的“科学化”、“精确性”来划一文学作品，来划一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与批评，显然有悖于文学的特性。因为文学是人学的经典命题，己经规定了文学自在的性质，所以，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与批评也就不能不是自由的。以此作为阐释《红楼梦》 的出发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如下事实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一）对《 红楼梦》 的阐释批评只能是“百家争呜”，在具体问题上的探索和研究，也只能求大同存小异，完全的精确的绝对一致的看法是永远不存在的；（二）伴随着阅读者“先在”领悟的变化，伴随看阅读者“个人天地”的差异，对《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也是永无止境的，这也是“红学之树常青”的根木原因所在。（二）即使是阅读者处于同一时空环境、文化背景之中（即使把同一“时代精神”，同一“池城影响”等等都归属其中）对《红楼梦》 的阐释仍然会存在着“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的阐释结果① 况且，《 红楼梦》 又非一般的交学作品，对其阐释也自然并非易事。仅以其文本的表述语言而论，要获得比较一致的理解就相当困难。红学史上诸多批评家打了上百年笔墨官司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多是在其语言的丰富而旨深意远的语义阐释上。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而语言则是一种人为规定的符号（见索绪尔《普遍语言学教程》 ）。用语言符号编码，是作家的写作；用语言符号解码，是读者的阅读。语言符号编码而成的“本文”，是读者与作者的中介，也是我们理解作品与阅读关系的关键。而《红楼梦》语言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含混浮泛，亦即语言的模糊性。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具有象征性，与语言实际指称的对象并不同一。比如《 红楼梦》 中有一句颇多争议的话，即“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争议不休的重点在“色”、“空”二字的真正意蕴上，当代红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色”、“空”泛斥之为宿命学说．从而视其为评说的禁区。“色”、“空”概念按其能指看，本是佛家语。然而，当它出现在《红楼梦》 中时，它又不只是佛家之言了。究其所指，范围相当宽泛，其中很难说没有道家的“有”“无”之意。参照《 红楼梦》 再三强调的“真”“假”说．也不能说其中没有一点儒家的去假存真的思想，所以我们说，《红楼梦》 语言中的能指并非专能，所指也不止一指。由此可见，力图统一说法的对《 红楼梦》 之阐释，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 红楼梦》 语言的非确指性障碍。 《 红楼梦》 语言的模糊性是其短处，恰又是其长处。说是短处，是因为其模糊浮泛产生的歧义太多，影响到对作品含义的总体性把握。说是长处，是因为模糊而产生的审美体验的多向性，增强了作品内在意蕴的丰富性。《礼记· 乐记》 云：“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 中训“依”为“隐”( “衣者隐也”)意即着衣的目的是为了隐身，故“衣”有“隐”义。反训之“衣”为“显”也，因为“衣可资炫饰”，于是隐身的衣反有“自彰之效”。此即语言的相反相成、同体歧用之妙。若依据此意阐释《红资梦》 中的表述语言，我们又会获得什么样的阐释解读的结论呢？《红楼梦》 本文就是“衣”，既有“显”义也有“隐”义。“显”者即能指，“隐”者即所指即使是能指，也并非专能；是所指也非止一指。这是在特定的时空天地中，作者在刻意追求含混浮泛的语言来表达白己的人生体验。因其表达的体验复杂，所以赋予小说语言的所指功能也相当宽泛。 当然，阐释《 红楼梦》 ，《 红楼梦》 本文并非不可本，但依凭本文也须小心翼翼切莫被作者的本文创造所迷惑而误人岐途。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其意是说诵诗读书不可死在句下，而须层层剥笋，以觅其质。对于《红楼梦》 的阅读与批评，既要重视《 红楼梦》 本文对于阐释思路的导引作用，又要防止“尽信书”而上当，更不应该“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仅是作者结构小说主题的点睛之笔，也是提交给读者阅读阐释作品的一把钥匙。如上所述，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是不可穷尽的。那么是不是说，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永远不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呢？显然不是的。其实，对《 红楼梦》 正确的阐释时时都在得出。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一种正确的阐释，并不意味着在相同的问题上不会得出另外的也是正确的阐释。比如考证派红学家胡适先生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证，就比较接近实际。至少，他将作者的生平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且他将考证与《红楼梦》 的阐释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了《 红楼梦》 乃作者之自叙的说法。结论的正确性，我们无以否认。但是很显然，此说对《 红楼梦》 的解释远不是充分的。一说即一切说，一切说即一说，都是对伟大文学作品《红楼梦》 机械的僵死的宗教裁判。且不说这样的评判是对《 红楼梦》 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而且是对文学作品特殊性的极大的抹杀。 罗兰、巴尔特曾从结构主义的立场说过，文学本文是“一个大的句子”，那是用解析文本结构的法则去阐释文学本文。而最切合文学本文实际的阐释，莫如把文学本文看成是：“一个大的比喻”，或者是“一个大的象征。”文学与人生，犹冰山喻大海。卡夫卡的《城堡》 就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小说中的主人公千方百计要想进人一座城鸯，右城堡管辖的村子里定居，但是，尽管城紧就在照前，路上也看不到障碍，就是无法接近，努力越大，距离越远，最后终于被勒令离开。故事的喻义可以作多方面的阐释，人与目标，人与权力，人与自我，人与自由，等等复杂而缠扰人生的命题，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领悟。钱钟书的《围城》 、海明威的《 老人与海》 、福楼拜的《 包法利夫人》、李商隐的《 锦瑟》 ，都莫不是关涉人生的大比喻。曹雪芹的《 红楼梦》 也是一个大比喻，贾宝玉的人生实践犹如红楼梦，从更宽泛的意义看，实在又是人生如梦的大比喻。当然《红楼梦》 的喻义远不止如此简单、笼统。许许多多困扰人生的命题都在《 红楼梦》 的比喻中显现。试想一想那“太虚幻境”，想一想宝、黛的来历及 缘份，想一想宝玉颈项上那块命根子的“宝玉”，甚至再想一想江南还有一个分裂体—— 甄宝玉的存在，甚至那“判词”、那“好了歌”… … 我们就不能不承认《 红楼梦》 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是一个人生意蕴无限的大象征。 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一定是“此非彼也”，然仅仅是“似是而非”；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也会是“此即彼也”，然又仅是“似非而是”。是比喻，《红楼梦》 本文就是显在的“此”，以显在的“此”就可以窥见隐潜的“彼”；是比喻，《 红楼梦》 本文可本，决不可脱离本文去考索所谓的隐潜的“彼”；但是，《 红楼梦》本文也不可全本，因为依凭显在的文本并不能探索尽潜隐的非止一指的喻义与象征义。故而，对于本是一个大比喻的《 红楼梦》 的阐释，只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如《 中庸》所道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方能领会赏析，妙的文心。 红学家吴组湘在一次学术讲话中说过：“《 红楼梦》 里的描写就像一座冰山，很小一部分露在水面上，大部分沉在水底下 ”。《红楼梦》写出来的如同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那一些，另一部分没有明写出来，需要读者把书中描写到的联系起来进行思索。”显然借冰山比喻《 红楼梦》 的本文是套用了海明威 谈创作的一段名言。海明威讲道：“我总二是试图根据冰出的原理去写。相对显露出来的部分，有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上的”。⑥ 《 红楼梦》 潜于水面之下的部分很多，比如说王夫人同贾母之间的矛盾就是藏在“水”底下的，没有直接写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对待林黛玉的态度上。王夫人绝不会接受林黛玉做儿媳的，而以贾母言，自然是心疼外孙女儿的。矛盾的尖锐冲突，只有经过阅读者对于文本的具体考察才能进一步阐释。但是，由于潜在内容的模糊性与不可知性，所以阐释的取向也很难趋于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红楼梦》本身的隐密所造成的。 从阐释学的观点看，《 红楼梦》 这样的优秀作品只能是可解而又未可尽解的。这正如歌德曾说：“优秀的作品，无论谁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把《红楼梦》 比作一个球，释义者便可围而作面面观，那么处处都是进人《 红楼梦》 这个球的核心的“切入”点，于是所获也就各异。即便已经有几代人，甚至仍需几代人，在自己选定的“切人”点上辛勤探索，并且几近核心，但是仍须意识到《红楼梦》 潜在意蕴的丰富性。把《 红楼梦》 比做试金石，它也在测 试着我们—— 阅读、释义者自身的“含金量”，读得深者得之自深；读得浅者得之自浅。是个人的领悟力限制着对《红楼梦》 的释读，而《 红楼梦》 本身无比深厚的蕴含，却是经得起任何人的释读的。 因此说，对《 红楼梦》 的阐释和评说，必须具有较高的领悟力。所谓的领悟力，主要是指在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学理论素养基础上的“悟性”，亦即直觉的审美力。《红楼梦》 是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典范之作，在思想的、艺术的表达方式上，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譬如说，思维的直观性是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表现在艺术上，则强调灵感思维，相信“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红楼梦》 中这一特征表现得龙其突出。即以艺术形象的创造而论，客观物象的构成固然重要，但《 红楼梦》 更强调意象和意境的创造，把追求天人合一、物我浑成看成最佳艺术创造。在艺术的表现和表达上，《红楼梦》 务求简约、不求穷尽。追求的极致是司空表圣 所谓的“不著一字，尽见风流”，讲究的是神、气、韵、味。与之相适应的阐释，必须具备“妙悟”, “心领神会”的直觉审美力。《 文子，访德篇》 云：“上学以神听之，中学以心听之，下学以耳听之。”列为“上学”的“以神听之”，就是通常所说的神会，也就是悟。唯其有上学之“悟性”，才可深释《红楼梦》 。在悟性高下不一、“先见”各有差别的情况下，对《 红楼梦》 的阅读、阐释与批评，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必定会是“仁者见仁，知见者智”。

红楼梦研究论文1000字

“百年红楼梦”论文，都是一些专家写的~~~

红楼梦》是一部“说不尽”的奇书。它那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无比丰厚的艺术涵蕴，值得我们永远探求。 《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以毕生的血泪写就的。脂砚斋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曹雪芹也说：“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第一回）显然，《红楼梦》的主题内容是蕴涵着深意的，决非简单可解，。 《红楼梦》中究竟写了多少人物，清朝嘉庆年间姜祺统计共四百四十八人。 民国初年兰上星白编了一部《红楼梦人物谱》，共收七百二十一人，人各有传，字数长短不一，此书中又收《红楼梦》所述及的古代帝王二十三人，古人一百一十五人，后妃十八人，列女二十二人，仙女二十四人，神佛四十七人，故事人物十三人，共二百六十二人，每人略考其生平及传说。连上二者合计，共收九百八十三人。 尽管《红楼梦》具有丰厚的人文内涵、诗化的艺术情境乃至复杂的思想意义，在文化和审美价值上确实比《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高出一层，但它仍然是小说，是一般文人可以随意谈论的对象。胡适开创的新红学要求对与小说有关的一切进行历史考证，而像曹家故实、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脂批等等都是相当专门的的课题，不是任何学人都可以轻易问津的。新红学提升了红学的地位和水准，却也使红学越来越精英化了。无论如何，红学只是一门专业学术，谈红容易，研究红学却不容易。但49年后，《红楼梦》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一度还出现了不少业余红学家、“工农兵红学家”。 红学与20世纪之间的“与”不是一般的连接词，因为红学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红楼梦》的研究、评论，而是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气氛中建构之“学”。不但19世纪红没有红学，21世纪有关《红楼梦》的研究也不会是20世纪式的“红学”。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20世纪的开始。80年来，有关“五四”的解释，使它本来的多声复义及幽微隐蔽愈益清楚地呈现出来。但无论如何，“科学”与“民主”作为“五四”的公开旗帜和实际主题，迄今仍得到充分肯定。当然，两大主题的命运是不同的，简单地说，科学高歌猛进而民主仍有待努力，民主的曲折无疑是因为政治斗争被置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上

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 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 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 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 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 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 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 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 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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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宝黛钗>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一部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是作者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长期艰辛劳动才给子孙后世留传下来的一件宝贵的艺术珍品。《红楼梦》出世以后，它所具有的思想艺术力量，立刻惊动了当时的社会。人们读它，谈它，对它“爱玩鼓掌”“读而艳之”；又为了品评书中人物而“遂相龃龌，几挥老拳”；还有的青年读者，为书中的爱情故事感动得“呜咽失声，中夜常为隐泣。”因此在当时有“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一说。《红楼梦》在它带给社会巨大的影响之后，也引起了人们对其品评、研究的兴趣。一 贾宝玉要评说《红楼梦》中的人物，首要的当数男主人公贾宝玉了，作为贯穿全书始终的人物，作者曹雪芹在其身上着力最多，寄托也最深 ，他其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甚至人人还说这一形象所影射的就是曹雪芹本人。但据我看来，这一典型形象绝非作者的实灵自作，而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中同类型的人物加以概括，并揉合了自己的想象，经过艺术加工而创造出来的完美艺术形象。在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有两首《西江月》，是这样描写宝玉的：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有些读者在读了这两首《西江月》后，就此认定了宝玉是一个不求上进，只爱脂粉的孽根祸胎。但其实不然，这两首《西江月》是从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出发，所反映的是封建大家长对宝玉盼着他中举，扬名以继承地主阶级事业的“良苦用心”。而作者正是借《西江月》寓褒于贬，充分概括了在宝玉身上最突出的闪亮点---叛逆性格。词中说他：“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其实就是说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不愿走封建家长为他规定的读书应举，结交官场，遵从礼法，经帮济世的人生道路，而是鄙视功名利禄，厌闻“仕途经济”的学问。他甚至认为那些和朱理学之类的儒家著述，“都是前人无故生事”是“杜撰”出来的。至于八股时文更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拿安诓功名混饭吃的”。他把封建统治者奉若神明的儒家道学批评的一文不值。基于此种想法，他“杂学帝搜”，宁肯去读《西厢记》《杜丹亭》这类被封建卫道者视为邪书的“小说淫词”，也不去读《四书》、讲八股、听“仕途经济”的“混帐话”。他对读书上进、为官做宦的世俗男子，有着强烈的憎恶和轻蔑。不仅如此，在红楼梦第三十二回中，史湘云劝他：“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宝玉听了十分逆耳，忙说：“姑娘请别的妹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贾玉玉的叛逆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坚决不肯走封建主义人生道路，还表现在他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大胆地提出了挑战。当然，在他的性格当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也就是对于世俗男性的憎恶轻蔑以及与之相反的对于女孩子的特殊亲爱和尊重。在第二回中，他发表了自己离经逆道的独到见解：“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为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后来随着宝玉逐渐长大，他的思想也日趋成熟，他又发现“女儿”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又有女儿由出嫁前的“无价宝珠”到出嫁以后变成“死珠”再最后竟变成“鱼眼睛”的看法。这表明，他在成和或逐渐认识到在封建社会中受压迫最深的就是女孩。因此，他在行动上才表现出了对女儿不同一般的温柔体贴。再有，样宝玉极其轻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贾环既是他弟弟，又是庶出，“他家规矩，凡做兄弟的都怕哥哥”, “须要为子弟之表率”，但宝玉却是“不要人怕我”，所以贾环他们并不甚怕他，甚至得寸进尺还想割害死他和凤姐。即使被贾环有意用滚烫的蜡油烫伤，他还在为贾环打掩护。他还对仆人没有主奴界限，直接破坏封建秩序。对茗烟“没有没下，大家乱玩一阵，”“撕扇子千金一笑”使晴雯转恼为笑；金钏受辱身死，宝玉念念不忘，不顾给凤姐过生日这等大事，偷偷跑到郊外冷清之处洒泪祭奠。还有，就连宝玉追求的爱情婚姻也是建立在这种反叛思想的基础上的。他早已将追求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昭然明世，他在梦中叫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姻缘’”。甚至拉着袭人的手把对黛玉的满腔情都倾诉了出来。因此，也有人说贾宝玉这个形象所体现的是初步民主平等思想。但毕竟，他的思想还是有一点狭碍的。例如，他不敢与封建制度彻底的决裂；他从来不敢和封建家长正面发生冲突，对抗比较消极；还有当他苦于找不到思想出路时，就产生了想死，想“化烟化灰”的虚无空幻的思想。二 林黛玉林黛玉这个人物在读者心中的影响与贾宝玉几乎是等同的。她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另一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每次读完《红楼梦》，她都能引起我的深深思考，她用她的敏感多疑，用她的反抗，她的痛苦和眼泪，甚至用她的爱情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但同时在她身上又存在不少弱点。因为林黛玉的家世、出身，她在最根本点上所表现的是一个贵族阶级的小组。在探春理家之后，黛玉评论说：“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算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O六十二回）可见她对于自己是属于贵族阶级，对于与自己休戚相关的贾家贵族的命运也是异常关心的。当湘云等人说一个扮小旦的伶人模样很象林黛玉时，她是很气恼的。“黛玉冷笑道....我原是给你们取笑儿的，拿着我比戏子，给众人取笑！”（二十二回）这里不仅是由于她使“小性儿”，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她在自己和社会地位低贱的人们----例如伶人--- 之间划下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从而认为把自己与这类人相比，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这里，她的阶级优越感表现的很突出。另一方面，她的性格中虽然存在着叛逆因素，但也并不是说她就一味地与封建阶级抗争。在宝玉的叛逆思想与封建传统观念冲突，矛盾最激化的时候----宝玉挨打时，黛玉却在宝玉被打后劝她：“你从此可都改了罢！”（三十四）在这里，黛玉劝宝玉时所凭借的是怎样的一种想法呢？还有，她偶而说了两句《牡丹亭》和《西厢记》的曲文，被宝钗听到了，宝钗就对她作了长篇封建论教的说教。黛玉对此不但没有反感，而且“心下暗服”（四十二回）从此变得眼宝钗非常亲密。那么这里黛玉又是凭借怎样的一种思想来对等待宝钗的劝告呢？显然，在黛玉性格中，封建传统观念是与叛逆因素并存的。林黛玉的性格与她所生长的环境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由于她出身在贵族世家，自幼受父母的痛爱，因此养成了她贵族小姐的性格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在她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她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林黛玉出身于世袭侯爵的“清贵之家”。由于生活在思想最先到达的，思想环境比较开放的南方，加之父母钟爱，把她当作男孩来培养教育，使得她的思想比较开放，才华横溢。后由父母早丧，她寄居到每日每时都发生仇恨、倾轧、争夺、欺诈的“本也难站”的贾府内。“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家子亲骨肉，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奶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在这样一种险恶的环境下，黛玉得不到一点欢乐幸福。但同时，险恶的环境也培育了她的叛逆性格。她永远也学不会薛宝钗的处事圆滑，也学不会讨好封建统治大家长。她眼里揉不得沙子，心里装不下尖埃。无视“温柔郭厚”的封建规范的存在。她用她那“比刀子还厉害”的言语对贵族家庭中种种黑暗和丑行揭露和嘲讽。我们常说，黛玉是任性、多疑、敏感、小心眼的。但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她正是用她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的。除此之外，林黛玉还直接反抗封建礼教。薜宝钗曾经一本正经地向她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信条，她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她才华横溢，写诗做赋不让须眉。而且她还和宝玉有着同样的爱好，最爱看诸如《西厢记》、《牡丹亭》这类“移人心性”的“杂书”。她的这种蔑视封建礼教的庸俗，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从来不劝宝玉为官做宦，从来不用“仕途经济”一类的“混帐话”去劝说宝玉，因而深得宝玉敬重，被宝玉视为“知已”。他们的这种共通点也成了他们爱情的共同基础。但可悲的是宝黛玉之间的爱情注定是一场悲剧。顽固的封建礼教是不充许他们之间的爱情存在的。于是嫌弃她的多病之身和小家子性儿为由，一次次地向她们的爱情发出警告。从“金玉良缘”到“慧紫鹃情辞试莽玉”再到“晴雯之死。”最终在“抄检大观园”时达到了爱情的毁灭阶段。在这场灾难中，司棋、芳官、四儿等先后做了牺牲品。就连“眉眼儿象林妹妹”的晴雯也在重病时被强赶出了大观园，最后含屈而死。这里封建势力彻底抛弃黛玉的讯号。从此黛玉的状况每日愈下，就连重病将死也乏人问津。美好的理想最终是毁灭了，黛玉赢得了爱情却无法得到美满的婚姻。林黛玉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打动了读者，令人同情。但这个形象同时又是鲜活的。她那纷繁复杂的性格，明显的弱点，和敢于反抗、追求爱情的鲜明个性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使我们感到，她就我们所熟识的人，是为我们深深喜爱的人。薛宝钗说完了宝黛，那自然要说说宝钗了。对宝钗的评价，长期以来褒贬不一。对于这个人物，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虽然她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守护者，是封建势力的帮凶，但同时，她也是受封建势力压迫，毒害的千万个人物的其中一个。因此，作者在描绘这个人物时，是同情与批判兼而有之。作者同情她，她也是“薄命司”里“有命无运的人。”作者也赞美她，她的才，她的貌，是有目共睹的。她博学多才，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晓，各地风土，处世之万般皆通。就连医药之理。宝钗也略知一二。因此宝玉常常为之赞叹。她的艺术造诣很深，大观园里是有口皆碑的。诗才敏捷，常常独占鳌头，足可与黛玉相媲美。至于她那“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的容貌神韵也常令宝玉羡慕得发呆。的确，薛宝钗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少女。但是作者越是渲染和赞美她的才貌，就越能让人更好地批判她封建品德。但同时，作者并不是把她写成一个小丑，而是通过对宝钗的批判来达到谪指封建制度的目的，贬中有褒，褒中含贬，但基本持否定态度，我想，这就是作者对薛宝钗的态度。在《红楼梦》中，宝钗很少直接宣扬和维护封建礼教，而是通过她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为反映她的真实个性。在生活中，宝钗并不是像黛玉一样真情流露，而是常常深隐心机。她表面上“随分从时”“装愚守拙”“罕言寡语”，一举一动显得“端庄贤淑”完全符合封建“淑女”风范。但实际上她期望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温柔敦厚的仪范中掩盖的是“欲偿白帝”的野心。她熟谙世故，诚府极深。“来了贾府这几年”虽然表面不言不语，安分守已，实则“留心观察”因此即使是在荣国府这个人事复杂，矛盾交错的环境里，也生活得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甚至就连那个几乏忌恨一切的赵姨娘也赞她：“很大方”，“会做人”。“会做人”的确是薛宝钗的性格特点，这与她“温柔敦厚”的外露特征相融合，使得她为人人所夸赞。宝钗“会做人”，“不关已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为人处世原则，让她凡事不像黛玉一样用尖酸刻薄的话语指出，而是充闻耳不闻，装作看不见，只为心里明白也就罢了。这就使得那些平日里做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的封建主子们便 赞她“会做人”。宝钗“会做人”不仅体现在对封建阶级最高统治者不露声色的笼络，还表现在对处于封建阶级下层的被压迫者的收卖上。贾母给她做生日，要她点戏，她就依着贾母素日的喜好说了一遍。又将贾母喜吃的甜烂之食当做自己喜吃之物说了出来，结果“贾母更加喜欢了”。王夫人逼死金钏儿后，她和袭人扣听到消息，就连一向奴性很强的袭人也不觉流下泪来，而剥削阶级冷酷无情的本质使得她只感到“奇”便急忙撇下袭人，跑来王夫人处来安慰她。把全部罪过都归之于金钏儿的“糊涂”。她还说：“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主仆之情了。”为了笼络王夫人--- 她未来的婆婆，宝钗表现得非常大方，表示了她并不忌讳把自己的衣服赏与死去的奴才穿，当即回家拿了几身衣服来。至于受压迫的封建阶级下层统治者，宝钗为刑岫烟掩盖当衣度日的事实，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她还设法拉拢黛玉，为病中的黛玉送去燕窝、糖片。甚至就连赵姨娘这个众人嫌弃的女人有时也能得到一份宝钗送来的礼物，令她受宠若惊。遇到她在宝玉面前谈论仕途经济，恼了的宝玉当面给她下逐客令，宝钗为求“会做人”的命号，自然不能发火，只能把努力埋在心底，一笑了之，让袭人对她“会做人”的名声又多了一份赞叹。宝钗不仅会做人，而且常常借“做人”的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才能。史湘云要起诗社，但没有钱，这时宝钗便趁机要替她设东。宝钗告诉湘云要从自家带 东西来请大家，但出门叫一个婆子来却说：“明日饭后请老太太姨娘赏桂花。”“会做人”的宝钗表面上是帮了贫弱孤女的大忙，但实际上却是给另一段“金玉良缘”一次打击。她借口请大家，实则是为讨好封建统治的大家长。她处处小心，处处为了讨好贾母而布置。如此可见“会做人”的宝钗是怎样“会做人”的了。宝钗另一个主要性格特点就是虚伪，她虽然说过，对和尚道士所说的“金玉良缘”认为是胡说，又说金锁沉甸甸的戴着无趣，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宝玉去看生病的宝钗，宝钗拿着他的玉“重新翻过来细看”又“念了两遍”，再嗔怪丫环莺儿为何不去倒茶，引出莺儿笑说“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这正好达到此此起宝玉注意的目的。然后再将本来戴着无趣的金锁从里面的大红袄上掏将出来。薛宝钗笼着红麝串招摇过市也是同样道理。本来她不爱花粉，衣著朴素，最不喜打扮，但金锁专等玉来配，而红麝串是元春独赐予她和宝玉的，都是命定婚姻的征兆，所以以此才能来证明只有她才是得天运命的人堪配宝玉。虚伪而“会做人”的宝钗就是这样，以“敦厚温柔”的“淑女”身分为掩盖，用她深隐的心机暗示和讨好贾府的家长们。不过就其社会会地位和得到在人们心中的好评来说，宝钗“做人”是成功的。就从这点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在当今纷繁变化的社会中，要想得心应手地周旋其中，恐怕这就要向宝钗学几手了。不过有得必有失，或许我们会推动我们的真本性。但我想，只要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只学习好的一面，或许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的。

红楼梦研究论文200字

《红楼梦》研究论文“开篇不读《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定糊涂。”，《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涉及面广，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意义深刻，其在民间的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大也是其它古典小说难以比拟的。从思想内容看，《红楼梦》是非常成功的。它以贾府的盛衰变迁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对封建社会中种种矛盾的揭示，反应出那个时代社会的罪恶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作品以栩栩如生的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及其尖锐的矛盾冲突鲜明的表现了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尖锐斗争，揭露了腐朽害人的封建制度必将衰亡的事实，如贾府的最终衰落；赞颂了勇于反抗的新生力量，如晴雯、鸳鸯的的斗争，宝玉终不愿做克绍箕裘的孝子，终离家出走；揭发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如司棋、晴雯的牺牲，四儿、芳官被赶出贾府，宝黛的爱情悲剧，十二女统归薄命司；褒扬了自由、平等的新生思想，如宝玉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简直是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男尊女卑”的颠覆，宝黛爱情早以不是停留在《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之类的陈词滥调之上，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认同——对四书五经的排斥等。表明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残害以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说明曹公的创作早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红楼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要算是对人物之间性格矛盾的细致刻画，曹公将这些冲突巧妙的连接起来，情节感人，扣人心弦，从而彻底的暴露出封建礼教制造的种种恶果，有力的鞭挞了旧社会的罪恶，将一个又一个悲剧赤裸裸地揭穿出来，进而完成《红楼梦》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对于环境的描写更是为《红楼梦》这一伟大不朽作品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贾宝玉心中，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可敬、最纯洁的人。无论在那个方面都远在男人之上，所以是“人上之人”，这一点尽人皆知不必废话。同时，宝玉更进一步的认为女儿是不能出嫁的，否则便变了质。由纯洁无暇的自由身、被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固然可恨，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可悲，大观园自然而然的成为保护女儿们的庇护所，希望女儿们永远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免染上男子龌龊的气味（电视剧中女主角常说的“天底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由此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男人自然是不能进入的（除宝玉和稚嫩的贾兰外，其他男性最多也只进入怡红院，而高鹗的伪作中，贾琏、王大夫竟大摇大摆迈进潇湘馆，荒唐！），园中的逍遥日子近乎完美，继而为查抄大观园的悲剧发生起到了对比和铺垫的作用，让人感伤极深，不禁潸然泪下。而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后，宝黛爱情的成熟则标志着僵持局面的基本形成：家长方面坚持薛宝钗，而贾宝玉不愿放弃林黛玉，贾府的决策者——贾母也陷入了犹豫当中。随后的人情世故的变化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发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各种矛盾爆发，贾家渐渐以无法维持，贾宝玉走什么路子转而成为挽救贾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稳重大体、家境富裕的薛宝钗才能扶持宝玉走上封建主义所谓的正路就顺理成章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不少典型人物。如平等待人的宝玉、成熟端庄的宝钗、多愁善感的黛玉、满腹心机的凤姐、逆来顺受的迎春、憨厚可爱的史湘云、情傲孤高的妙玉、善良朴实的刘姥姥等等，每个人物的性格、每桩人事和人情，都描绘的十分细腻、十分真实。宝玉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典型。宝玉的性格是及其难得的，受周围出身低下的丫鬟们影响，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公子哥儿，却讨厌士大夫。统治者与被压迫者，本是对立的阶级，而贾宝玉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几乎有些恋母情结的他，很少有主子架子，以伺候丫鬟为乐。摆在封建地主阶级少爷贾宝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去研究四书五经做官,否则便同丫鬟、“戏子”门在一起，走下坡路，他选择了其二，十分尊重和体贴女性。另一特点便是不遵守封建制度的一般规矩，不愿与官宦往来，只要将怡红院门一关，那便是一个世外桃源。对于反对四书五经与科举这样原则性的问题，即使是宝钗、湘云劝他注意仕途经济他也立刻回斥，虽然他的恋爱婚姻问题依然等待家长为他做主，但毕竟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一个人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里看地面”，作者也给予一定的肯定。林黛玉则是另一个精神反叛的典型。她幼时丧母、弃父进京，从不像薛宝钗那样以扼杀自己的个性为代价来讨好众人做一个所谓的封建淑女，也不像贾探春那样抛弃亲情以保证封建主子的威仪，更不像王熙凤那样灭绝人性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她至纯至善、崇尚真情却要独自面对这个充满虚伪、邪恶、贪婪、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的社会；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而命运却没有给予她丝毫同情；她坦读《西厢记》，酒后任意挥洒自己的才华。面对这样的环境，她怎能不多愁善感？不是小气、心胸狭窄，只是为唯一的知己---宝玉献出了全部，怎能不患得患失?只是百年后，孰知葬花悲？而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薛宝钗则是封建礼教思想下的一个正面悲剧。她十分推崇那些封建思想，把其当作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的最高理想，完全沉浸在为自己编织的网中她遵守作为一个封建淑女所有规则，刻意求工的要求自己成为典范，甚至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不做一件封建礼教所不允许的事。她把自己全部的爱藏于心中，一切去等待家长的抉择乃至支持黛玉和宝玉的结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遵守封建礼教的少女，最终却并没有的属于自己的爱情，反倒给予她的是一个悲惨的宿命。进一步的证实封建礼教的虚伪性。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是一个迷恋金钱和权力、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对平等和幸福的追求者，面对无耻的贾瑞，她选择了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她有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贾琏在自己生日时出去偷情这件事上所做的是错误的。封建男权蹂躏了无数女子，要求女性遵守所谓的三纲五常，把原本的夫妻的转化成妻妾矛盾，逼得凤姐去迫害尤二姐等原本无辜的人，但在那个时期，这不是可悲、可怜反倒是可恶、可恨、该千刀万剐的。男权的衰落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带来空间与理解,贾府衰亡的一切责任竟都归咎于她，是“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凄凉。《红楼梦》无论是在题材、体裁、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都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曹公以优秀的文笔，将种种背景、各色人物、各种事件巧妙地贯穿起来，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紧凑而完整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愧为一部既可读、又耐读的经典名著。

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创作了不朽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书中不可思议的出现了两个“宝玉”：贾宝玉和甄宝玉。这两个宝玉不但相貌酷似，而且从小性情亦十分相同，“一味的诚实，从小儿只管和那些姐妹们在一处玩”，更为奇怪的是，都做过一个谒访“太虚幻境”的梦。其中贾宝玉系书中主人公，甄宝玉在与贾宝玉会见之前，书中皆是虚写，似是无关紧要，只是在《红楼梦》最后结局才出场和贾宝玉见过一面，且话不投机，两人貌似神离，一个出家当了和尚，一个考中举人走向仕途生涯。 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曹雪芹是出自什么本意呢？我认为：贾宝玉即“假宝玉”，甄宝玉即“真宝玉”，“真假宝玉”凸显曹雪芹思想深处的激烈斗争，是他对濒于崩溃的世家显族前途的探索，是摆在处于十字路口的一条左右为难的桥梁，是他如何应对败落家族前途的两个影子。 众所周知，曹雪芹生活在一个“百年望族”的大官僚地主家庭，从曾祖父起三代世袭江宁织造达60年之久。祖父曹寅当过康熙的“侍读”，曾祖母又是康熙的乳母，曹家与皇室的关系非常密切。少年时代，他“锦衣纨绔”、“饫甘餍肥”，那段豪门公子的奢侈生活与《红楼梦》里贾宝玉的生活如出一辙。贾宝玉和甄宝玉的少年时期即是曹雪芹的美好童年。曹雪芹写《红楼梦》，一般善用谐音寓意，如甄士隐即“真事隐”，甄英莲即“真应怜”，霍启即“祸起”，元、迎、探、惜即为“原应叹息”，照此推理，若宝玉即曹雪芹本人的化身的话，贾宝玉即“假宝玉”，甄宝玉即“真宝玉”。而“真宝玉”才是曹雪芹骨子里的真思想，是他梦中所盼，虽然他总觉得这是他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和荣宁两府的遭遇一样，曹雪芹家败落于雍正五年（1727），他父亲曹頫因事受到株连，被革职抄家。从此，家族的权势和财产都丧失殆尽。他的家庭居处屡迁，生活极不安定，有时甚至不得不投亲靠友，以维持生活，还常常受到歧视和凌辱。经历了由锦衣玉食到“举家食粥”的贫民百姓的沧桑之变，使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没落命运有了切身感受，对社会上的黑暗和罪恶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他在《红楼梦》一书中，以自家生活素材为基础，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及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婚姻悲剧为经线，纵向剖析了造成悲剧的深刻社会根源；同时，以贾府的兴衰为纬线，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间卫道者与叛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横向展示了由众多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环境。由此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有力抨击了封建家庭的荒淫、腐败，展示出封建制度濒于崩溃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但曹雪芹又是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一个没落地主官僚，并没有掌握强大的无产阶级思想武器，他虽明知封建社会必会崩溃败落，讨厌封建制度的腐朽，但如何拯救社会他是没有办法的。曹雪芹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一个不成熟的思想家，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家庭没有也不可能掌握先进的思想武器与封建制度作斗争，想像让他参加革命党走上什么“辛亥革命”的道路是不可能的。面对封建社会的日薄西山，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逃避，即“假宝玉”出家走的路，这条路在曹雪芹内心里是不愿走的，象阿Q所想的一样，“我的祖先比你们风光多了”，曹雪芹也是很留恋童年时期锦衣玉食的生活的，只要有一点可能，他就会重入仕途，再振家风，这就是“真宝玉”走的路，改掉过去的纨绔子弟习气，走寒门学子科举入仕之路。红楼梦中贾赦大罪被赦，贾珍贾政重获宁国公荣国公世袭，“真假宝玉”都考中举人，乃至将来的“兰桂齐芳”，何尝不是曹雪芹心中所想呢？ 所以甄宝玉这个形像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曹雪芹刻意塑造的，虽然他只在红楼梦大结局时出场一次，但他反映的“真假宝玉”的最后对话恰是曹雪芹内心深处的思想交锋，是曹雪芹最后一次寻求对自我的审视：是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呢？还是为情出家盾入佛门，为情死，为情化灰、化烟呢？曹雪芹摆出了两条道路，让世间凡夫自己去做意味深长的猜想了。人生的追求，还真的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象范伟在广告中说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贾家的兴盛是归功于贾家老祖宗的武功，可吃老本能吃几代呢？贾家目前的承袭爵位的是贾珍和贾赦，你看书里面对他俩有什么好的描写，无非吃喝玩乐，败家而已。而且，他们还交通外官，聚众赌博，放高利贷（贾赦之媳王熙凤），所以，闹的也太不堪了，皇帝不治他们的罪治谁的？关于这一点，高鹗是看的很准的，写的也不错，基本能符合曹雪芹的原意。 其次，目前撑贾府门面的是贾政之长女贾元春，被皇帝宠幸，封凤藻宫尚书，也就是贵妃娘娘，之后，红楼梦里才写到，贾政才能够得到重用，不再只任闲差，先后任工部侍郎、外放学政等实差，如果按红楼梦第5回所写的，贾元春娘娘早死的话，贾家的繁荣又能持续多久呢？中国人不是早有名言嘛，人一走茶就凉啊。没碰到事情便罢，碰到事情，皇帝老儿就把脸一变，翻脸不认人了。 第三，你看红楼梦中贾家有没有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呢？以贾珍为首的宁国府就别提了，不仅自己闹的门风不好听，连薛蟠等亲戚都给带累的比以前更坏了；至于荣国府，贾琏也不过是贾珍一路人物，贾宝玉又一味的风花雪月，厌恶读书上进，贾环是庶出，不被人瞧的起，而且为人猥琐不堪，贾兰又年纪太小，一时半刻是接不上班的，所以，贾家后继乏人，如何能兴旺的了呢。 所以，贾家的衰败是必然的，更不用提红楼梦的成书年代是在清乾隆年间，正是封建制度由兴盛转变为衰败的转折点，有先见之明的曹雪芹老先生正是看到了封建大家族比如贾家的由兴转衰的必由之路。至于由什么事件作导火索引发了贾家的巨变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 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 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 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 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 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 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 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 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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