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语言研究论文

古罗马语言研究论文

西塞罗不仅是学识广博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散文大家。罗马帝国时代的拉丁散文和拉丁诗是古罗马作家留下的宝贵的文学遗产。当时，拉丁散文的最伟大作家就是西塞罗。他的作品具备罗马文学的所有优点，是罗马散文的典范。甚至他的政敌、散文造诣也很高的凯撒，对他的文章风格也佩服之至。本书所选择的数篇内容，明畅华丽、晶莹澄澈，犹如西方文学宝库中的明珠。全书由商务印书局资深编辑徐奕春翻译。作者简介：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tius Cicero，公元前106年—43年)是古罗马最有才华的政治家之一，他不仅当过执政官、元老院元老、总督，积极从事政治活动，而且也是当时最伟大的演说家、哲学家和散文家。他的名字不仅与古罗马连在一起，而且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连在一起。他在修辞学、法律、哲学、政治学和文学诸方面都有极大的成就。由于他的贡献，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几乎只是通过他才了解古希腊丰富的哲学和文化思想。他的政治思想对罗马法乃至后来西方的政治法律都有很大的影响。他把古罗马散文发展到了顶峰而成为古希腊罗马文化之父。他有博大精深的雄辩才华，他的演说铿锵有力，为后世树立了不朽的典范；他的论文通标明顺，善于运用辞藻，尤其是本书所选择的数篇内容，明畅华丽，晶莹澄澈，犹如西方文学宝库中的明珠。从本质上说，西塞罗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是结合罗马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对希腊各派学说加以改造而成的。他在《论国家》和《论法律》两部著作中分别对国家学说和法律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国家不是人为的产物，而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其根源在于人天生就有一种社会性，需要国家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以“共和国”的观念取代希腊人的城邦观念，认为国家是“人民的事业”，是“共同拥有法律和各项权利，希冀分享共同利益的为数众多的人们的集合体”。西塞罗认为，国家政体一般可以分为三种，即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但这三种单一的政体很容易蜕变成暴君制、寡头制、暴民制。惟有将这三种政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取长补短，融合成一种混合的政体，才能制约、均衡和调和各方面的势力，保持社会的稳定。西塞罗认为罗马共和国就是这种理想的政体。在《论法律》中，西塞罗根据斯多葛派的观点，认为自然法，亦即正确的理性，是真正的法律，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上帝是自然法的制定者、解释者和监护者；成文法必须符合自然法，否则就称不上是法律。在他看来，自然法、理性和上帝是统一的，公正、善和成文法则是它的体现。所有的人在这种神圣的自然法面前都是平等的，但不是财产的均等，而是理性的共有。此外，西塞罗对法律的性质和罗马人的公平精神也有透辟的论述。他曾在一篇演讲词中说：“民法有什么特殊性质？法律的性质是不在外来影响之下改变，不在强力压迫之下屈服，不在金钱诱惑之下有腐化。”西塞罗的上述思想对罗马法乃至后来的西方政治和法律都有很大影响。

文艺复兴 古罗马文学指纪元前后繁荣于古罗马政权（包括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治下的文学。其主要语言是拉丁语。尽管古罗马共和国诞生于公元前510年（摆脱伊特鲁利亚王朝的统治），但按照惯例，真正意义上的古罗马文学则从公元前240年算起。 起源与概述 罗马城建立于公元前8世纪。在古罗马人生活的伊特鲁利亚以南、台伯河以西地区，包含文艺活动的拉丁朱庇特庆祭节的设立应该不迟于公元前7世纪。受伊特鲁利亚文明的影响，包括罗马人在内的拉丁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乡土文化。 古罗马的文化主要是继承希腊文化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希腊化时期，罗马就输入了许多希腊作品，加以翻译和摹仿。在公元前146年罗马灭亡希腊之后，更是将全部希腊神话、诗歌和戏剧据为己有，找了许多从希腊俘虏来的奴隶来做家庭教师，让他们编剧作诗，并研究各种科学，这使得古罗马文学染上了浓厚的希腊色彩。以神话为例，同希腊文化接触后，许多罗马的神祗便同希腊的神祗结合起来。如罗马人信奉的主神朱庇特便等同于希腊的宙斯，他的妻子朱诺则等同于赫拉。至于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女神缪斯等则直接进入罗马神话，连名字都没有变。 当然，古罗马文学也并非全是古希腊文学的仿造品，因为它毕竟是罗马社会的产物，其采用的语言是拉丁语。在西方学术界，古罗马文学被认为是广义的拉丁文学的一部分。与古希腊海洋民族不同，古罗马属于内陆民族，主要以耕牧方式生存，具有上古农民和牧民粗鄙、蒙昧、淳朴的特点。建国之后的古罗马崇尚武力，追求社会与国家、法律与集权的强盛与完美，其文学具有更强的理性精神和集体意识，具有庄严崇高的气质，却也缺少希腊文学生动活泼的灵气和无拘无束的儿童式的天真烂漫。古罗马文学在艺术上强调均衡、严整、和谐，重视修辞与句法，技巧上偏于雕琢与矫饰。 历史沿革 古罗马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共和时代、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应该指出的是，“共和时代”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则是两个主要根据拉丁语言的发展和问题特征定性的名称。共和时代止于公元前30年，实际上也包含了70年的黄金时代。此外，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共和时代始于公元前510年，但作为一个与文学发展相关的名称，它的起始则从前240年算起。而尽管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覆灭于公元476年，学术界通常仍习惯于将公元2世纪中期（130－150）作为古罗马文学的终点。2世纪中期以后的拉丁语文学被定义为“后古典拉丁文学”，这一时期的拉丁语文学已经开始向中世纪基督教文学过渡，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古罗马文学了。 共和时代（前240年－前30年） 古罗马文学的正式形成与一位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的叫做利维乌斯·安德罗尼斯库的希腊人密切相关。他是古罗马文学的奠基人，翻译了荷马史诗《奥德赛》和大量古希腊抒情诗。利维乌斯的功绩主要在于把古希腊文学中的某些精品介绍给了缺少书面文学传统的罗马人，把古希腊文学的某些主要形式移栽到了缺少骨干文学类型的古罗马。 诗歌 早期的古罗马诗人中颇多全能型作家。诗人埃纽斯（前239－前168）不仅改写和创作过悲剧，而且还写过戏剧和4至6卷讽刺诗。他的史诗《编年史》追溯罗马的历史，始于埃涅阿斯的经历，止于作者生活年代的战争，洋洋18卷篇幅，不过已基本散佚，仅剩不到600行传世。从文学史角度看，《编年史》摈弃了古老的神农格，采纳了荷马史诗所用的六步音长短短格。但在风格上，有明显的模仿荷马的痕迹。埃纽斯对古罗马文学影响深远，西塞罗、卢克莱修和维吉尔都表示自己曾受其影响，他被尊为“古罗马文学之父”。 喜剧 普劳图斯（约前254年－前184年）精通古希腊文，是共和时代最著名的剧作家。相传普劳图斯著有戏剧130部，但据考证仅有21部出自他的手笔，其他均系后人伪作。他的喜剧主要以希腊新喜剧作家米南德的风俗喜剧为蓝本改作，讽刺罗马社会的腐化风习。其主要作品包括《孪生兄弟》、《俘虏》、《商人》、《驴》、《蝗虫》等。 泰伦提乌斯（前190年－前159年）生于迦太基，本是奴隶，后来获释。他一生共写过六部喜剧，包括《婆母》、《两兄弟》等代表作品都是从古希腊新喜剧改编或翻译过来的。其喜剧结构严谨、语言文雅但欠生动，人物内心矛盾刻画细腻，人物形象自然。他的喜剧不如普劳图斯的滑稽有趣，在当时仅受到有教养的观众喜爱。泰伦斯对后世的喜剧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的莫里哀、英国的斯梯尔和谢里丹都曾模仿过他的作品。 黄金时代（前100年－17年） “黄金时代”即拉丁语和广义的拉丁文学（包括修辞、历史和哲学）发展史上的古典或辉煌时期，涵盖两位著名人物的活动年代，即“西塞罗时期”（前70－前30）和“奥古斯都时期”（前31－14）。这一时期的罗马进入了大规模扩张阶段，并于公元前27年结束了共和制政体，建立了帝国。古罗马帝国在奥古斯都（即屋大维）治下（前31－14）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拉丁语文学和艺术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屋大维统治时期采取了稳定社会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使得一度动荡的古罗马社会呈现出和平稳定的景象。屋大维本人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他笼络文人墨客为自己的文化政策服务，这一时期的大文豪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都曾是他的御用作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缺乏共和时代的哲学探索精神和政治辩论热情，而更多的肯定现存秩序所带来的和平生活和强大国力。文学风格也不及前一时期遒劲豪放，但技巧却更趋成熟，追求形式的完美。 诗歌 卢克莱修（前99年－前55年）生于共和国末期，唯一的传世之作《物性论》（一译《论自然》）共六卷，每卷千余行，是一部哲理诗。全诗着重阐述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表示物质不灭、凡人不必惧怕死亡的生活观。卢克莱修是古罗马文学史上著名的智者，维吉尔曾称羡慕他知晓事物的起因，是个“幸福的人”。 卡图鲁斯（前84年－前54年）生于意大利北部维罗那一个富有的家庭，经常出入罗马上流社会，是黄金时代成就最高的抒情诗人。他是坚定不移的共和派，曾公然反对过恺撒，曾创作过许多辛辣的讽刺短诗。卡图鲁斯的诗作现存116首，他善用警句式的语言表达浓郁热烈、复杂微妙的感情。他的抒情诗对后世欧洲许多伟大诗人都产生过影响。 贺拉斯（前65年－前8年）出生于拍卖商家庭，是和卡图鲁斯齐名的抒情诗人。他幼年受过良好的教育，通晓拉丁语和希腊语，能诵荷马史诗原文，并到雅典学过哲学。他的代表作品包括《长短句集》17首和《闲谈集》18首。前者表明作者反对内战，幻想黄金时代到来的思想；后者则讽刺罗马社会的恶习。但贺拉斯最著名的作品是后期的《歌集》（一译《颂歌集》）和《诗艺》。贺拉斯的抒情诗改造了希腊抒情诗的格律，构思巧妙，语言优美，优雅庄重，以有意、爱情、诗艺为题，融哲理和感情于一路，不少人竞相模仿。《诗艺》则是古罗马时期文艺理论上的最高成就，被古典主义文学视为经典。 维吉尔（前70年－前19年）是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其史诗《埃涅阿斯纪》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史诗。维吉尔出生于农民家庭，其抒情诗充满浪漫的田园风光。代表作品包括《牧歌》、《农事诗》和《工作与时日》，主要抒发对爱情、时政以及乡村生活的种种感受。然而，维吉尔成就最高的作品却是史诗《埃涅阿斯纪》。全诗计12卷，长达近万行，是遵照奥古斯都的旨意创作出来的。史诗讲述特洛伊王和女神维纳斯所生之子埃涅阿斯到意大利建立新王朝的故事，歌颂罗马祖先建国的功绩和罗马的光荣。诗人把埃涅阿斯写成恺撒和屋大维的祖先，因而肯定了屋大维的“神统”。维吉尔在创作《埃涅阿斯纪》的时候虽有意摹仿荷马史诗，但全诗强调使命感、责任感，洋溢着严肃、哀婉和悲天悯人的情调，是典型的罗马风格。在语言特色和艺术手法上，《埃涅阿斯纪》辞藻华丽，行文略显呆板。维吉尔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丁认为维吉尔最有智慧，最了解人类，因而在《神曲》中让他作为地狱和炼狱的向导。斯宾塞的《仙后》和弥尔顿的《失乐园》也有模仿《埃涅阿斯纪》的痕迹。 黄金时代的另一位伟大的作家是奥维德（前43年－18年），年轻时曾在罗马学习修辞。不过成年以后，他却并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成为诉讼师而是成为一位诗人。他的代表诗作包括《爱情诗》49首以及《爱艺》和《古代名媛》。然而奥维德最著名的作品则是神话诗《变形记》，以史诗格律写成，包括250个神话故事，集希腊、罗马神话之大成，为后世文学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和创作灵感。《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等故事集都在框架上模仿《变形记》。此外，但丁、莎士比亚、蒙田、莫里哀、歌德等大文豪的创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 黄金时代的抒情诗人还包括普洛佩提乌斯（前50－前15）和提布鲁斯（前54－前19）。前者以抒写感情细腻的爱情诗而著称，而后者则擅长描写淳朴的田园风光。 散文 古罗马的散文发源于加图（前234－前149）的演说文，繁荣于“黄金时代”，即共和国末期和屋大维执政时期。这一时期罗马的政治斗争、阶级矛盾一场激烈，统治阶级的法律体系已经开始形成，这就使得许多政治家热心于雄辩术的研究，致使散文这一文体得以迅速发展。 西塞罗（前106年－前43年）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散文家。他年少时曾学习哲学和法律，并做过一段时间律师。43岁进入政界任执政官，后任西西里总督。内战时期他追随庞培反对恺撒，维护贵族元老派的立场，后来在政治倾轧中被刺杀。 西塞罗的主要散文成就是演说词和书信。他的书信现存约900封，主要包括《致阿提库斯书》16卷、《致友人书》16卷。这些书信反映共和国末期的社会生活，描绘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风格接近口语。其演说词传世58篇，分为法庭演说和政治演说两类。西塞罗的散文注重材料的程式组织，句法考究，词汇丰富，段落对称，音调铿锵，被成为“西塞罗句法”。他的演说具有很强的鼓动力量，有时甚至不惜用侮蔑和歪曲事实的手段来感染观众的情绪。 西塞罗对拉丁语散文的贡献非常之大，他确立了拉丁语文学语言“准确、流畅、清新、雄浑”的原则。其散文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欧洲诸民族散文的楷模。他的政敌恺撒甚至曾公然称赞他：“你的功绩高于军事将领，扩大知识领域比之于扩大罗马帝国的版图，在意义上更为可贵。” 恺撒（前102年－前44年）是奥古斯都的养父，古罗马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独裁者，于前44年被共和派刺杀。他在散文上的贡献主要包括历史著作《高卢战记》七卷和回忆他和庞培之间战争的《内战记》三卷。其散文语言简洁凝练，朴实无华，体现了和西塞罗迥异的风格。 此外，历史学家萨卢斯特（生卒年不详）和李维（前64－17）也发展了拉丁语文体。 白银时代（17年－130年） 屋大维死后的一百年间，史称罗马文学的“白银时代”。这一时期罗马在政治上不断衰弱，内部矛盾日趋激烈，其文学发展的特点是宫廷趣味日趋浓厚，崇尚文风的花哨和滥用修辞，使得文体显得逼挤、臃肿。这一特点在2世纪前半叶达到高潮。贵族青年以公开朗诵空洞无物的诗歌为时髦，文学更成为少数人的消遣。白银时代成就最高的文学样式是反映奴隶主下层思想的讽刺文学和反映旧共和派不满情绪的作品。 诗歌 卢肯（39年－65年）是白银时代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创作了继《埃涅阿斯纪》之后最优秀的史诗《法萨利亚》。马提阿利（40－104）则是这一时代最优秀的碑铭体诗人，主要诗作是《碑铭体诗集》（一译《警句诗集》）12卷，1500余首。其风格短小精悍，含蓄突兀，富于机智和幽默。朱文纳尔（60－127）则以讽刺诗著称。他长于借古喻今，诗风严峻而尖锐，其诗句“即使没有天才，愤怒出诗句”已经成为名言。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年代，朱文纳尔的作品受到人们极大的重视，席勒、雨果和别林斯基都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在抒情诗方面，斯泰提乌斯（45－95）几乎是唯一有成就的诗人，擅长描写有闲阶层生活情趣。 戏剧 塞内卡（4年－65年）是古罗马最重要的悲剧作家，他受斯多葛哲学影响，精于修辞和哲学，并曾担任过著名暴君尼禄的老师。他主张人们用内心的宁静来克服生活中的痛苦，宣传同情、仁爱。他一生共写过9部悲剧和1部讽刺剧，多半取材自希腊悲剧。其作品风格崇高严肃，夹杂大量的道德说教，使得其笔下的对话和人物都缺乏真实感。其代表作是悲剧《特洛伊妇女》。塞内卡晚年因参加元老院贵族反对尼禄暴政而被尼禄赐死。 散文 这里的“散文”并非现代文学上所讲的狭义上的散文，而是泛指拉丁语文学中的“散文体”，和诗体相对，包括散文、小说、传记文学和编年史等。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欧洲文学史上“小说”这一体裁就诞生于古罗马时期。彼特隆纽斯（生卒不详）的《萨蒂里卡》是传奇式小说，现存两章残篇，广泛记录了意大利南部半希腊化城市流行的享乐生活。书中人物语言符合方言特点，文笔典雅，机智风趣。尽管其形式和传统意义的小说还存在差别，但学术界还是倾向于将它看作欧洲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流浪汉小说。 然而公认的“小说之父”却是阿普列尤斯（124年－175年），他出生于北非的军官家庭，曾漫游各地，研究过哲学和幻术。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小说《金驴记》，用自叙形式写成，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长篇小说。 在编年史和传记文学方面，代表人物包括塔西佗（55年－118年）、普鲁塔克（46年－120年）和苏维托尼乌斯（69年－140年）。 塔西佗是共和贵族派的最后一个代表，主要著作包括《历史》和《编年史》。这两部著作虽然都是历史著作，却具有强烈的文学性，其历史观源于“个人创造历史”，其中对历代帝王将相的实录描写非常真实且具感染力。普鲁塔克的代表作品是《希腊、罗马名人传》，记载从半神话人物一直到1世纪的罗马皇帝的生平，莎士比亚、歌德等人均曾从中取材创作。但这部著作在史实上有诸多失真的地方，从19世纪之后影响力逐渐减弱。苏维托尼乌斯则著有《罗马十二帝王传》，记述了罗马社会及自恺撒到图密善共12个皇帝的概况，行文朴实流畅，是古罗马文学中难得的不事辞藻的作品。此外，他还著有《名人传》，后世对古罗马文学家的生平的了解几乎都出自此书。

浅析斯巴达教育古代希腊最强大的的城邦中，雅典第一，斯巴达第二。 斯巴达的教育以培养凶悍的军士著称于世。 斯巴达是公元前8世纪左右建立的古希腊奴隶制最大城邦国之一，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和异邦的侵袭，斯巴达把每个城邦变成了一个大军营，每一个斯巴达人都将通过长期严格的军事体育训练而成为士兵。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国家，它以城市为中心，周围是乡镇。斯巴达位于希腊半岛南部的拉哥尼亚平原。拉哥尼亚三面环山，中间有一块小平原。“斯巴达”原来的意思就是“可以耕种的平原”。约在公元前11世纪，一批叫做多利亚人的希腊部落，南下侵入拉哥尼亚，他们毁掉原有的城邦，在这里居住下来，这就是多利亚人的斯巴达城——不过它既没有城墙，也没有象样的街道。斯巴达人就是指来到这里的多利亚人。 斯巴达人在征服拉哥尼亚的过程中，把原有的居民变成奴隶，称作希洛人。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又向邻邦美塞尼亚发动长达10年的战争，最后征服了美塞尼亚，将多数美塞尼亚人变成奴隶，并为希洛人。希洛人被固定在土地上，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每年将一半以上的收获缴给奴隶主，自己过着半饥半饱、牛马不如的生活。有一首诗中写道； 像驴子似地背着无可忍受的负担， 他们受着暴力的压迫； 从勤苦耕作中得来的果实， 一半要送进主人的仓屋。 斯巴达人经常对外发动战争，因此希洛人的军役负担十分沉重。希波战争期间，斯巴达人一次就征发了3．5万希洛人随军出征。他们被迫去打头阵，用自己的生命去探明敌方的虚实，消耗敌方的兵力。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希洛人忍受不了斯巴达人的残酷剥削和野蛮暴行，经常举行武装起义。再加上希洛人在数量上比斯巴达人多得多，斯巴达人就用一种叫“克里普提”的方法来迫害和消灭希洛人。克里普提是秘密行动的意思，史诗中记载：“长官们时常派遣大批最谨慎的青年战士下乡，他们只带着短剑和一些必需的给养品。在白天，他们分散隐蔽在偏僻的地方，杀死他们所能捉到的每一个希洛人。有时，他们也来到希洛人正在劳动的田地里，杀死其中最强壮最优秀者”。在斯巴达和雅典的一次战争中，2000希洛人立下战功，斯巴达人答应给他们自由，把他们带到大庙中给神谢恩。但他们被埋伏在大庙中的奴隶主屠杀了。希洛人作为所有斯巴达人的公共财产，个别斯巴达人无权买卖希洛人，但可以任意伤害希洛人。在节日里，斯巴达人常用劣酒灌醉希洛人，把他们拖到公共场所肆意侮辱。希洛人既使没有过错，每年也要被鞭笞一次，目的是要希洛人记住自己的奴隶身份。为了维持对希洛人的压迫与剥削，镇压希洛人的反抗，斯巴达人需要一只强壮的军队。斯巴达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整个社会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孩子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军事训练。为了防止斯巴达人内部贫富分化，斯巴达人不许从事工商业，不用金银做货币，而用价值低廉的铁币。斯巴达人除了军事外，不得从事其它生计。斯巴达人崇尚武力精神，整个斯巴达社会等于是个管理严格的大军营。在斯巴达，国家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斯巴达人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而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军事训练以备战争，因而他们的教育宗旨就是锻炼强壮的体魄、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培养合格的军人。围绕这一宗旨，他们实行严酷的人种淘汰：斯巴达的男孩子在婴儿时要由烈酒验洗选拔出来，从小训练他们不怕黑暗、不怕孤独、不爱哭、不急躁的性格。 男孩子七岁前，由双亲抚养。 男孩七岁后即进入国家组织的少年团，接受严格艰苦的训练。他们要求对首领绝对服从，要求增强勇气、体力和残忍性，他们练习跑步、掷铁饼、拳击、击剑和殴斗等。为了训练孩子的服从性和忍耐性，他们每年在节日敬神时都要被皮鞭鞭打一次。他们跪在神殿前，火辣辣的皮鞭如雨点般落下，但不许求饶，不许喊叫为了培养其吃苦精神，训练中让他们光头、赤脚、单衣、洗冷水澡、睡粗苇席；为培养其毅力，实行鞭打制度；为训练其敏捷与机智，让他们去行窃，如果行窃时没有被抓住，就会受到赞扬和奖励，否则会被看成是愚笨而受罚。斯巴达男子在18—20岁时接受正规的武装军事训练，参加实战演习，以培养其适应战争环境的能力。20岁时成为正式军人，一直服役到60岁，在这期间结婚的男子只能偷偷地与妻子相会。他们平时整日在军营生活，丧失了个性的活泼与自由，把一生都献给了军营。常年累月的顽强训练，培养出了他们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为国效忠的品质。在军事训练同时，斯巴达人还向儿童灌输斯巴达人高贵、希洛人低贱的观点。教官常在儿童面前任意侮辱和鞭打希洛人，甚至带他们参加“克里普提”活动，直接屠杀希洛人。男孩到12岁，编入少年队。他们的生活更严酷了，光头赤脚，无论冬夏只穿一件外衣，平时食物很少，但鼓励他们到外面偷食物吃。如果被人发现，回来要挨重打，因为他偷窃的本领不高明。传说有一个少年，偷一只狐狸藏在胸前，狐狸在衣服内咬他，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不动声，直至被狐狸咬死。 满20岁后，斯巴达男青年正式成为军人。30岁成亲，但每天还要参加军事训练。60岁时退伍，但仍是预备军人。斯巴达女孩7岁仍留在家里，但她们不是整天织布做家务，而是从事体育锻炼，学习跑步、竞走、掷铁饼、搏斗等。斯巴达人认为只有身体强健的母亲，才能生下刚强的战士。斯巴达妇女很勇敢和坚强，她们不怕看到儿子在战场上负伤或死亡。一个斯巴达母亲送儿子上战场时，不是祝他平安归来，而是给他一个盾牌，说：“要么拿着，要么躺在上面。”意思是说，要么拿着盾牌光荣胜利归来，要么光荣战死被别人用盾牌抬回来。 斯巴达人轻视文化教育。青少年只要求会写命令和便条就可以了。斯巴达人要求他们的子弟语言简明，直截了当，从小养成沉默寡言的习惯。他们的说话就象军事口令一样。有一次，一个国王威胁斯巴达国王，要斯巴达听从他的命令，否则把斯巴达夷为平地，斯巴达国王的回答是：“请！”这种简洁的回答后来被称做斯巴达式的回答。同样，斯巴达人轻视文学艺术、自然科学。斯巴达城里，几乎看不到一座宏伟的建筑物，斯巴达人也没有制作出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传到后世。斯巴达人实行“二王制”。两个国王只有在打仗时才拥有无限的权力，一个国王充任统帅，一个国王留守国内。平时，一切重大问题都由30个人组成的“长老会议”决定。有5个执政官协助国王处理政务。一切有关城邦的重大事务，均由长老会议作出决定。然而，名义上还要由公民大会通过，方可有效。斯巴达在长期的对外战争中，不断加剧对希洛人的压迫和剥削。英勇的希洛人多次举行起义。约公元前640年，希洛人发动长达十几年的武装起义。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境内的希洛人再次起义。他们英勇顽强，直逼斯巴达城下，坚持了长达10年的斗争。斯巴达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给了起义军自由。斯巴达的统治也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斯巴达一天天走向衰亡。尽管斯巴达教育有着不足，但是就斯巴达的教育体系，就最切近的目标而言，它是非常成功的。几个世纪里，公民们都是富于服从、节俭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普鲁塔克说，他们象蜜蜂一样，只为公共利益而行动；他们渴望荣誉，行动中带有近乎疯狂的热情，除了他们的国家别无他念。坚定不移的最高价值观念，对痛苦和艰辛无怨无忧地忍受，为整体生存不变的献身精神，这些都是斯巴达人所特有的。在许多希腊城邦丧失独立，以及他们的风俗和观念解体后很久，斯巴达人还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许多年间。斯巴达人始终保持精神观念的统一，即使置身于个人主义泛滥，社会分崩离析的形势下，仍然如此。

古罗马法律研究论文

古罗马国家建立有意大利半岛上，原是半岛西部台伯河东岸的一个小城帮。当罗马国家的版图只包括意大利本土的时候，如隶主统治集团利用贵族共和制的形式维持自己的统治，和罗马奴隶制国家产生发展的同时，罗马法也形成并不断发展变化，它继承和发展了古化亚非国家和希腊国家的法律，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最终成了奴隶制国家最发达最完备的法律体系，对后世各国剥削阶级的法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谓罗马法，指罗马奴隶制国家的全部法律，存在于罗马奴隶制国家的整个历史时期，奴隶主为了维护其阶级统治，将现行法规加以系统整理，并用汇编形式固定下来，借以维持其统治地位，当时先后编出《查士丁尼法典》、《钦定法学阶梯》、《学说汇篡》和《新律》等部汇编，中世纪称之为《国法大全》，其卷 浩繁，内容丰富，是历史上一部最完备的成文奴隶制法典，标志着罗马法本身发展到达最发达，最完备阶段，是研究罗马法的基本依据和极为宝贵的文献立法资料。罗马法学家从不同角度，将罗马法划分为四类：公法和私法；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市民法，万民法和自然法；市民法和长官法。关于罗马法的种种分类方法，在历史上有可借鉴之处，发生过重大影响。其中罗马私法的基本制度最为完备，将罗马私法的结构和体系分为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三部份，人法是关于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人的法律地们，各种权利的取得和丧失以及婚姻家庭关系等方面的法律，人法的基本任务是巩固社会上各阶级的不同地位，确保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同时也调整自由民内部的社会关系和财产关系。罗马法律中的人法将权利主体分为自然人和法人。在古化罗马，自然人的含义有二，一是生物学上的人，包括奴隶在内，二是指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主体，不包括奴隶，在法律上奴隶被视为物件，不是权利主体。古化罗马没有形成完整的法人制度，也没有产生法人的概念和术语，根据市民法的规定，法律上发生的关系均属个人关系。到了共和国时期，开始承认某些特种团体享有独立的人格，各种具有独立人格的团体大量涌现。罗马法上的婚姻有两种，一种是夫权婚姻，一种是无夫权婚姻。上古时候，婚姻的家庭的利益为基础，以承祭祀和继血统为目的，涉及宗教和人事关系。古化罗马所称的家庭是指在家父权支配下的一切人和物的总和，包括家父、妻、子女、孙子女，奴隶和牛、马、土地等，其重要特点是以家父权为基础，对所属成员和一切财产享有管辖和支配权力。随着社会、法律的进步，所有权、夫权、主人权先后从家父权中分化出来，家庭组织日益缩小，仅限于家长支配下的家属。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家父权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也负有一定义务，如法定抚养，为女儿出嫁资，立遗嘱时要给法定继承人保留特定份额等等。物法在罗马私法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罗马私法的主体，实体法的核心，对后出民法的影响最大，物法由物权、继承和债法三部份组成。物权是指权利人得直接行使物上的权利，是由法律规定的，不是由私人 设的，只有法律上所规定的物权才受到法律的保护，物权在罗马有五种：所有权、役权、地上权、永佃权、担保物权，其中所有权是物权的核心，是权利人直接行使于物上最完全的权利，具有绝对性，排他性及永续性三个法律特征。继承被置于罗马法的物法中，充分体现出它的私有财产关系性质，是所有权的引申。继承方式有两种，即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罗马法上没有专门的表示债的名词，在立法文献和法典中有过债的定义，《查丁尼法典》给债下的定义是“债是依国法得使他人为一定给付的法锁”，所谓法锁就是指特定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用法律来连接和约束的意思。与人法、物法相比，虽不如前两者那样发达完备，但它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许多方面的规定也比较详尽，提出的一些诉讼原则具有独特特点，对保证司法审判活动起了不少的作用。罗马法将法分为公法与私法的同时，也将诉讼分为公诉和私诉，私诉是根据个人的申诉，对有关个人案件进行的审查。罗马国家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诉讼程序，特别是在私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复杂的诉讼制度和程序。后来，随着奴隶制国家阶级斗争的日益加剧，时常发生值得保护的利益不能用一般的司法程序，方式来保护，于是，最高审判官又凭借其权力，发布强制命令来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或方法，而不能用一般的程序来进行审理，这种程序称为特别诉讼，它在罗马帝国后期成为唯一通行的诉讼制度。罗马法适应罗马奴隶制社会相为发达的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要求，终于形成发达和完备的法律形式和完整的法律体系，维护了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保证了罗马国家机关的权力行以实现；罗马法的内容和立法技术也远比其他奴隶制法更为详尽，高速和发达，尤其是它提出的自由民在私法范围内形式上平等，契约以当事人同意为生效的主要条件及财产无限制私有等重要原则，对于后来欧洲许多酱主义国家的法律，特别是民法上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在整个中世纪占重要地位的教会法中也不乏罗马法的影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罗马法的影响超出了欧洲，遍及亚、非、南北美各国，形成具有世界影响的罗马日耳曼法系，德国、法国等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都以罗马法为基础，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先后制订了民法典。公元1804年法国民法典就是以罗马法《法学阶梯》为蓝本，从结构、体系、内容、基本原则到法律术语均继承了罗马法，1900年德国实施的德国民法典，同样渊源于罗马法，具有“现代罗马法”之称，其他如比利时、荷兰、意大利、波兰、瑞士等国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罗马法的影响，就是英美等胃也不能排除这种影响，英国的契约原则，遗嘱制度和信托规则均来源于罗马法，就连旧中国的立法也深受罗马法的影响。总之，罗马法法理精深，内容丰富，体系完整，措词确切，结论清晰，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影响不仅在于它曾服务于罗马奴隶制社会，而且还通过各种形式间接的促进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推动资本主义和货币关系户关系的发展，为后世调整和保护商品生产提供了贷鉴的现成形式。

罗马法的复兴是指罗马法的复兴，也是指罗马法的发展，或者是指罗马法的进步。 对于这一问题，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但是笔者认为这一问题主要是指罗马法在历史上的演变对后世法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 罗马法与民法。这两个法律制度在近代都曾受到过质疑。 第一，由于历史原因，在近代以来，民法、刑法对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 第二，自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这些理论观点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 第三，在这些理论观点中，有的得到了法学领域里最先进学者的认可； 第四次世界大战后又有一批新的民法学人对他们进行研究。其中就包括一些具有卓越贡献并对民法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如：美国法学家格老秀斯、法国法学家卢梭、德国法学家耶林等。

罗马法复兴背景主要是指欧洲的民族国家从中世纪的封建割据状态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再经过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最终完成统一的过程。因此，罗马法复兴的背景主要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罗马法复兴。 一战时期由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导致战争中出现了各种新问题。比如：如何合理解决战前存在的奴隶制土地制度；如何解决战前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冲突；怎样才能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等一系列新问题。 由于这些原因，导致战后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采用的法律方法与之前并不相同。在此期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诸如：土地私有化、废除奴隶制等改革措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原来所持有的法律观念，因此出现了对法律新认识、新观念和新方法的渴望。

罗马法的复兴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分不开的。 在当时的欧洲大陆，罗马法曾经遭到过人们的冷落，罗马法也一度被人们认为是封建社会、神权统治时期、封建专制时代所制定出的法律和制度。 到了近代时期，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封建国家开始走向衰落并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工业企业大量增加而工人数量却急剧减少；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财富使他们对城市管理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为保护私有财产）；社会分化加剧而造成阶层利益对立严重，出现新的不平等。 这样就迫切需要建立新的法律体系以调整人们之间和社会内部之间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 而法律制度就是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和实现社会体目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方式之一。 罗马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复兴起来。

罗马法的复兴，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罗马法的进步，是其法律制度的进步。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法律思想观念、法律理论产生很大影响。

罗马在国家形成的初期，没有成文法典，只有未经政府明确承认而被一般人接受并默认为社会生活中相互关系之规则的习惯法。由于习惯法没有固定的成文形式，因此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不确定性。而这种法律制度上的局限在司法制度落后的古代又往往会导致法律规范的不精确，无形中就为法官故意压迫平民，袒护贵族提供了方便。为了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平民在罗马共和国早期就曾主动组织起来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编纂成文法。公元前450—449年颁布的罗马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就是平民反对贵族斗争取得的成果。《十二铜表法》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公法与私法、刑法与民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同态复仇与罚金、氏族继承与遗嘱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对贵族的专横和滥用权力作了限制。此后，随着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继续，罗马进一步调整了公民内部的阶级关系，也不断促进国家立法工作的继续进行。从法律内容来看，公元前3世纪中叶以前罗马法律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罗马公民，居住在罗马的异邦人不能享受此法的保护，被称为公民法或者市民法，内容主要是有关罗马共和国的行政管理、国家机关及一部分诉讼程序的问题。公民法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法律的主体范围狭小，内容保守、形式主义色彩浓厚、保留大量氏族残余等。随着罗马对外征服地区的扩大，罗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公民法不足以解决帝国疆域内出现的各种复杂的问题。在罗马逐渐形成了普遍适用于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自由民的法律，这就是有名的万民法。

古罗马论文参考文献

罗马帝国时期在西部地区诞生了基督教，关键词是基督教、信徒自由。

罗马帝国时期在耶路撒冷地区诞生了基督教,关键词是忍让，信仰主

公元1年前后，罗马帝国东部的巴勒斯坦行省（ 英语：Palestine，包括今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三国）地区诞生了基督教（Christianity）。基督教原本是犹太教（Judaism）的分支，起源于当时犹太人聚居的西南亚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地区，由耶稣（Jesus）创建，和犹太教其他支系一样信仰上帝耶和华（基督教读法是：Jehovah），他们的经典同样是《圣经》（Holy Bible），只不过是区别于犹太教《圣经·旧约》（the Old Testament）的《圣经·新约》（the New Testament）。

关键词：巴勒斯坦；基督教；耶稣

下面讲一下基督教诞生的过程和怎样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并取代罗马原始宗教的地位。

“‘基督教宗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地区。该地区隶属于罗马帝国政治控制、希腊文化在公共层面上占主导地位的区域，但同时它又是以色列民族长期生存和生活、希伯来宗教和文化传统在民间广为流行的区域。基督宗教与希腊哲学的遭遇并展开的对立、冲突与融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上演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基督教产生于中海东岸巴勒斯坦地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基督教产生于希腊文化的公共性，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基教的产生于罗马帝国，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基督教则产生于犹太教。‘耶稣的一生，直到他逝世，是一个生活在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他的思想和教训是在犹太人的世界观中形成的，他的门徒也是作为犹太人来接受这些思想 ’。耶稣出于在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门徒也全都是犹太人。而对于犹太人来说， 他骨子里就隐藏着有对本民族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而基督教作为一种新型的宗教出现，在这其中又是怎样演绎的呢？为什么基督教要从犹太教分出来？其历史背景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犹太教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种闪族宗教，后来逐渐发展为一神教。犹太人最初被称为希伯来人 ，意思是：“从河那边来的”。后来被上帝呼召来到迦南（今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带）。历史从一个人开始，到一个民族，最后到一个国家。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的儿子是雅各，雅各共生了12个儿子。由于迦南地发生饥荒希伯来人迁移到埃及，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化中希伯来人沦为埃及人的奴隶长达430年之久。最后他们在上帝藉着摩西的带领下出埃及，回到迦南地雅各的12个儿子以后后代形成十二支族，原来在巴勒斯坦分居，后来统一成一个国家，扫罗作王四十年。之后由犹大支派中的大卫担任国王。所罗门担任国王期间达到鼎盛。所罗门死后，他的儿子罗波安继承王位。由于他及一班年青的大臣所施行的苛刻政策，北部10个支族的人分离出去，单独成立以色列王国，并推举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为王；犹大支族和便雅悯支族联合成立了犹大王国。以色列王国不久即被亚述人消灭，犹大王国坚持了几百年，后来也终于被巴比伦帝国攻占。以色列民族被虏到巴比伦帝国成为奴隶。波斯帝国消灭巴比伦后。犹太人被允许回犹太区，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后来相继沦为希腊和罗马帝国的属民。到了公元1世纪，撒马利亚人和犹太人是没有来往的。耶稣死后不久，

犹太人起义反对罗马人，耶路撒冷被罗马大军攻破，圣殿被拆毁，犹太人被迫流落到世界各地，自称为犹太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早期基督教的演变及发展》

参考文献：

杨锐《论早期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李江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早期基督教的演变及发展》，四川神学院2011年本科毕业论文

中东地区，基督教。耶稣，基督教

古希腊语言研究的论文

一、传统语言学

（一）古希腊语言学

有文字记载的语言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

当时的语言研究是在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展开的，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

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就对语言问题进行过两场有名的大论战。

第一场论战是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之间展开的。

论战的焦点集中在语言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上。

“自然发生派”认为，单词的形式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事物的名称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他们以语言中的象声词为依据，得出语言是自然发生的结论。

“约定俗成派”则认为，事物的命名是人们在实践中互相约定的，和事物的性质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语言中的象声词是极少数，即使没有它们也不会影响语言交际。

由此，他们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产物。

这场论战持续了很久。

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它促进了对词源的研究，对词的各种关系的分类产生了兴趣，可以说是开创了在哲学这个总的框架中研究语法的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末期的荀况（公元前335—255年）曾在其《正名篇》中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

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学者就持有与“约定俗成派”相类似的观点。

第二场论战与第一场论战有着密切的联系。

它是在“变则派”与“类推派”之间展开的。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语法结构是否规则这一问题上。

“变则派”认为，由于语言是自然发生的，所以也是不规则的，并以语言中许多不规则现象作为立论的依据。

“类推派”则认为宇宙间日月的运行、四季的轮转是有规律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受法则支配的，语言也不例外。

它虽然有不规则的现象，但总体来说还是规则的。

由于希腊语既有规则的成分，也有不规则的因素，所以论战的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但双方都对语法理论的产生有较大的贡献。

“变则派”的贡献在于他们辨别出了主要的语法范畴；“类推派”的贡献则在于他们确定了主要的屈折变化形式。

早期的希腊学者对语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词源学、语音学和语法学三个方面。

其中语法学所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对传统语言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8—348年）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的论战中持中立态度。

他认为，有些词直接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但有许多词，其语音形式与意义之间究竟有些什么联系是无法判断的。

他在分析单词与意义的关系时，把词分为主词和述词两大类（大致相当于名词和动词），是西方语言学史上第一个对词进行分类的学者。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位坚定的“约定俗成论”者。

他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是有规则可循的。

他在柏拉图的词类两分法的基础上把那些既不属于主词又不属于述词的词自成一类（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连词）。

他还注意到名词有格的变化、动词有时态变化等这样一些结构上的特征，并第一次给词下了定义。

后来的“变则论”者斯多葛学派（The Stoic School）又在亚里斯多德的词类三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词分为冠词、名词、动词和连词。

后来又把名词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

他们还对动词的时态和名词的格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名词有主格、宾格、与格、所有格和呼格之分。

在古希腊时期，对传统语言学作出较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The Alexandrian School）的特拉克斯（约公元前一世纪）。

他在名为《读写技巧》的只有15页的小册子中，把词分为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和连词八大类。

这本小册子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此后将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欧洲的语法学家在分析其它语言时，仍将词分为八大类，尽管所用的术语略有不同。

特拉克斯对语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法上。

最早对希腊语句法进行全面描写和分析的是公元二世纪在亚历山大里亚从事著述的狄斯考鲁。

他名词与动词之间的关系入手，再分析描写其它词类与名词和动词的关系。

同时，对动词与名词或代词在人称和数的一致关系、对一类词代替另一类词的替换关系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他的句法分析和描写为后来区分主语和宾语、区别主从结构等奠定了基础。

（二）古罗马语言学

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希腊的统治地位逐渐由罗马帝国所代替。

到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统治已相当稳固。

在罗马帝国统治西方文明世界的年代里，研究语言的空气比较活跃，并已经了解到古希腊的两次有名的大论战，也了解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斯多葛学派对语言问题的看法和他们的成果。

瓦罗（公元前116—27年）曾对“变则派”和“类推派”的观点进行过详细地叙述和说明，同时也对拉丁语法作过大量的分析。

他把语言研究划分为词源学、形态学和句法学三大部分。

在西方语言学史上是他首次把派生结构和屈折结构区分开来，并发现拉丁语的名词除了有希腊语名词的五个格之外，还有一个夺格。

昆提利安（公元35—95年）是一位对教育比较关心的学者，在语法方面也有过一些论述。

他认为语言的正确运用应合乎推理、应仿效权威和引经据典。

在词汇的发展过程中，意义比其形式重要得多，因此词汇的选用应遵循自然逻辑和类推这一基本原则，即应合乎推理。

要判断现行的用法是否正确，则应求助于那些受过教育的权威人士，看是否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

如果学者之间对某一用法意见不统一，就应在古代的经典中查找证据。

这些主张无疑对后来的传统语言学家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制定语法规则、对某一用法进行硬性规定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到这些原则。

在所有的拉丁语法学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当属多纳图斯（约公元四世纪）和普里斯基安（约公元五世纪）。

普里斯基安所著的一套18卷的语法书可视为拉丁语法的代表作。

在这部巨著中，普里斯基安运用特拉克斯和阿波洛纽斯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对拉丁语法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描写。

他基本上全盘借用了希腊学者的语法体系，只是由于拉丁语没有冠词而将其改为叹词，甚至连瓦罗区分开的派生结构和屈折结构也没有被他接受。

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的拉丁语法学家都同普里斯基安一样，注重用希腊语法的模式来分析拉丁语法，而对语法理论少有建树。

他们对语言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建立了拉丁语法。

普里斯基安的拉丁语法虽然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但它对传统语法的传播却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后来的好几个世纪中，拉丁语法一直袭用这一模式。

在中世纪，其它语言的语法书相继问世，12世纪中叶就已经有希伯来语语法、阿拉伯语语法、古爱尔兰语语法等。

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都有了自己的语法。

但所有这些语法都是以希腊语法或拉丁语法为模式的。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

（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形成

讨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就与发展，我们不能忽视古印度语言研究在历史比较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蓬勃发展，富有成效。

巴尼尼（约公元前四世纪）的梵语语法《八章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讨论问题的深入程度、自身的系统性以及表述的简练性是其他语法书无法比拟的。

在巴尼尼之后，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更加兴旺，先后出现了十多种语法派别，尽管它们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巴尼尼语法著作的烙印。

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有两个方面是西方传统语言学望尘莫及的：一是对语音问题研究；二是对单词内部结构的研究。

虽然直到18世纪末西方学者才开始大量接触到古印度学者的语言研究成果，但正是因为古印度学者对梵语语音所作的准确详尽的描写才使得梵语同拉丁语、希腊语和其它日耳曼语言的比较成其为可能。

虽然语言学界公认19世纪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时期，但早在12世纪，冰岛一位姓名不明的学者就根据词形的类似来确定冰岛语与英语的关系，进行了语言的比较研究。

14世纪初，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俗语论》问世。

虽然这是一本讨论方言问题的著作，但也涉及到了语言的起源问题：不同语言是同一源语经过时间的推移和说话人的移居而造成的。

16世纪的斯卡利格（1540－1609年）和17世纪的莱布尼茨（1646－1716年），都对语言的起源问题感兴趣，并试图将语言分成不同的语系。

到了18世纪，已经有人收集有助于比较研究的各种语言材料，如德国人帕拉斯的《世界语言比较词汇》就是一例。

18世纪末，西方学者开始接触并掌握古印度语——梵语。

通过比较研究，他们发现梵语和欧洲的几种主要语言在某些词汇层次和语法结构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其中，英国学者W. 琼斯爵士（1746－1794年）在1786年举行的亚洲学会上宣读的论文影响最为显著。

在这篇论文中，他根据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的相似性断言，这三种语言源于同一原始语言。

从而正式揭开了语言学史的新的一页。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

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世纪。

1808年, 施勒格尔（1772－1829年） 发表了题为《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的学术论文。

他强调语言内部结构方面的研究，指出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日耳曼语等在词汇及语法关系方面有着亲缘关系，并首次使用了“比较语法”这一术语。

19世纪初从事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中,最著名是丹麦的拉斯克（1787－1832年）与德国的格里木（1785－1863年）和葆朴（1791－1867年）。

拉斯克在1811年出版了一本讨论古北欧语的语法书，1830年又出版了一本讨论古英语的语法书。

在这两部书中他首次使用语音对应关系来比较不同语言中的词源形式。

后来的“格里木定律”中的各种对应关系实际上是由拉斯克首先提出并用例子加以证明的。

格里木1822年出版的《德语语法》（第二版），用较大的篇幅来讨论字母，阐述了德语与其它印欧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

他所发现的这些语音对应规律被后人称为“格里木定律”。

葆朴的语言研究目的是为了找出语言的原始语法结构。

他在《比较语法》一书中宣称，他的目的在于对有关语言进行比较描写，探索支配这些语言的规律及其屈折变化的起源。

就是在探索原始语法结构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比较语法的原理。

有人在评价他发现比较语法原理时认为他的发现可以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媲美。

19世纪中叶的语言学家几乎都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其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施莱歇尔（1821－1868 年）。

在他众多的著述中，最主要的当属《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

该书于1861年出版，后来曾再版过四次，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施莱歇尔根据语言的共有特点而将其分为不同的语族，并用谱系树形图来表示语言的历史渊源和体系。

他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认为语言的生命同动植物的生命一样，都有成长期和衰老期，因此语音的变化是严格按照规律进行的，这些规律与自然规律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语言发展史，研究语音的变化规律。

在《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中，他用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研究语音。

他的这种观点对后来的青年语法学派的影响尤为明显。

（三）青年语法学派

青年语法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叶，并在当时的语言学界占统治地位。

其代表人物有雷斯琴（1840－1916年）、奥斯特霍夫（1847－1909年）、勃鲁格曼（1849－1919年）、 维尔纳（1846－1896年）、德尔勃吕克（1842－1922年）等人。

青年语法学派认为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没有例外，所谓例外是由于不同规律交叉运用或其它因素所造成的。

维尔纳在187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格里木定律”中的例外问题，认为这些例外实际上是由于重音的变化所导致的。

他的这种音变规律后来被称为“维尔纳定律”。

青年语法学派还认为语音和形态的变化是由于类推所起的作用。

他们强调对现代语言及其方言的研究。

青年语法学派的观点及其研究推动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并对同时代学者及后人有很大的影响。

三、现代语言学

在19世纪末的语言学界，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语言研究已到达顶点，科学的语言研究方法就是历史比较法。

20世纪初，语言学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而进入到现代语言学时期。

（一）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年），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尽管索绪尔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特别是在印欧比较语言学中作出重大贡献而在语言学界崭露头角，但真正使他享有“现代语言学之父”这一美称的却是他在1906年至1911年期间为日内瓦大学的学生开设的“普通语言学”课程。

1913年他去世之后，他的两位同事根据学生所作的笔记和他所留下来的讲稿整理出了《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不朽的著作，并于1916年出版。

索绪尔主张把语言和言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

他认为语言是抽象的语法规则系统和词汇系统，它潜存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是社会产物，不从属于某一个人。

言语是说出来的话或写出来的文章，因此运用同一语言的人很少有同样的言语。

言语是由个人通过运用语法规则将语言单位组织起来的结果，因此言语是语言的具体体现，而语言则是对言语的抽象。

虽然言语是可以直接接触到的素材，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却应是语言。

他主张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区别开来。

他虽然承认社会史、文明史等因素与语言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但认为这些因素不会触动语言的内部系统。

研究语言内部系统的内部语言学完全没有必要知道语言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因此在他看来，语言学就是一门研究语言内部系统的科学。

他主张将共时性的研究同历时性的研究区分开来。

在他之前，人们研究语言往往是纵向地追溯语言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现象，甚至有人认为唯有历时性的研究才是科学的。

索绪尔认为对语言进行共时性的研究，即对语言作出静态描写也是一门科学，而且还优于历时性的研究，因为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历史变化是很少在考虑之列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在构成关系系统时存在于两种关系之中，即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之中。

组合关系与语言成分的线性排列次序是一致的，而聚合关系则是以语言项目中一定成分的选择为条件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也就是说语言是一套规则体系，而不是具体的材料。

规则体系是相对固定的，约定俗成的，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贡献还在于他确立了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必需的特点。

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结尾处指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就是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

”虽然这段结论性的话语的后半部分在语言学界尚有争议，但它确定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和相应的研究方法，明确了语言学成为一门学科所需的特点。

索绪尔对共时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涌现出的各种学说和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的这些观点的影响。

四、当代语言学

（一）乔姆斯基与转换生成语言学

本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1928年－ ）的《句法结构》问世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学派——转换生成派。

转换生成派在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土壤上产生，并在同结构主义决裂和挑战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研究应致力于探索人的内在的语言能力，不应满足于对言语行为这种表面现象的观察和描写。

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目的是为了对语言进行分类描写，而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形式化的演绎系统，一套有限的语法规则。

这套规则既能生成出无限合乎语法的句子，又能解释各种句子内部的语法关系和语义上的歧义性。

既然研究的目的不同，那么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也就大不一样。

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材料是随机搜集起来的大量句子。

乔姆斯基认为，随机搜集的句子是十分有限的，而句子的数量却是无限的，人们不可能将所有的句子搜集完全，所以，语言研究的不应是人们的言语行为，而应是人们内在的语言能力，因为正是语言能力使人们能够不断地产生并理解新的句子。

在研究方法上，结构主义是先搜集语言素材，然后通过一套发现程序对素材进行分析并找出规则，最后用所得出的规则来解释语言现象。

乔姆斯基认为，既然语言材料是无法搜集完全的，那么，从零星的语言素材中发现的规则必定是不完整的，无法说明所有的语言现象。

因此，语言研究的方法应当同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相同，即先根据观察作出假设，然后再到实践中去检验或证明假设，并针对实际情况对假设进行修改。

这样多次地进行反复，直到能够正确地解释句子结构为止。

在儿童语言习得的问题上，结构主义接受英国哲学家洛克（1632－1704年）“白板说”的哲学观点。

洛克认为人的心灵的原始状态只是白板一块，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是后来从经验中获得的。

由此，结构主义者认为小孩的语言是靠反复地模仿和记忆，使其成为一种习惯而获得的。

乔姆斯基认为“白板说”的观点很难解释这样两种现象：一是动物通过反复训练之后为什么不能掌握语言；二是供小孩模仿的句子无论数量有多少，但毕竟是有限的，小孩为什么能够理解并产生以前从未听见过的无限的句子。

乔姆斯基赞成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年）的“天赋观念”说，因此他认为人的大脑中天生就有一个“语言习得机制”，一旦特定的语环境触发这一机制，小孩就自然能够获得某种语言。

乔姆斯基还认为结构主义只是对语言结构的表层进行切分和描写，所以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具有相同结构的句子会在意义上有很大的区别等这样一些语言现象。

语言研究不仅应注意表层结构，而且还应注意其深层结构。

乔姆斯基在发展自己语言理论的过程中，主张将语言能力和言语行为区分开来。

并试图说明人的语言能力，试图用语言研究来说明心理活动，因此，他认为语言学应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转换生成语言学在发展过程中曾作过多次修改，经历了早期理论、标准理论、扩充式标准理论和修正的扩充式标准理论四个阶段。

最近一个阶段的语言理论模式由句法、语音和语义三大部分组成。

句法部分包括基础部分、转换部分和格部分，基础部分生成出深层结构，然后通过转换部分生成出浅层结构，再通过格部分而成为带有格标志的浅层结构。

带有格标志的浅层结构既可通过语音部分而获得语音表达，也可通过语义部分获得语义表达。

希腊神话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很深的:1、天文学现在我们熟悉的星座，几乎全部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和故事。2、文学这就不用说了吧，几乎所有的欧洲文学作品里都会出现来源于希腊神话的成语。3、建筑学世界七大奇迹中，“宙斯神像”、“罗得斯岛巨像”（其实是希腊人的太阳神及他们的守护神Helios）、“阿提密斯神殿”都是希腊神话的产物，修建这些神殿极大的提高了希腊人的建筑学水平，附带的提高了他们数学、物理水平。后来的欧洲建筑都带着这些希腊建筑的痕迹.4、体育奥林匹克运动会源于希腊，本身带着祭祀活动的性质，后来才转化为纯竞技性质的体育活动。

浅析斯巴达教育古代希腊最强大的的城邦中，雅典第一，斯巴达第二。 斯巴达的教育以培养凶悍的军士著称于世。 斯巴达是公元前8世纪左右建立的古希腊奴隶制最大城邦国之一，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和异邦的侵袭，斯巴达把每个城邦变成了一个大军营，每一个斯巴达人都将通过长期严格的军事体育训练而成为士兵。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国家，它以城市为中心，周围是乡镇。斯巴达位于希腊半岛南部的拉哥尼亚平原。拉哥尼亚三面环山，中间有一块小平原。“斯巴达”原来的意思就是“可以耕种的平原”。约在公元前11世纪，一批叫做多利亚人的希腊部落，南下侵入拉哥尼亚，他们毁掉原有的城邦，在这里居住下来，这就是多利亚人的斯巴达城——不过它既没有城墙，也没有象样的街道。斯巴达人就是指来到这里的多利亚人。 斯巴达人在征服拉哥尼亚的过程中，把原有的居民变成奴隶，称作希洛人。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又向邻邦美塞尼亚发动长达10年的战争，最后征服了美塞尼亚，将多数美塞尼亚人变成奴隶，并为希洛人。希洛人被固定在土地上，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每年将一半以上的收获缴给奴隶主，自己过着半饥半饱、牛马不如的生活。有一首诗中写道； 像驴子似地背着无可忍受的负担， 他们受着暴力的压迫； 从勤苦耕作中得来的果实， 一半要送进主人的仓屋。 斯巴达人经常对外发动战争，因此希洛人的军役负担十分沉重。希波战争期间，斯巴达人一次就征发了3．5万希洛人随军出征。他们被迫去打头阵，用自己的生命去探明敌方的虚实，消耗敌方的兵力。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希洛人忍受不了斯巴达人的残酷剥削和野蛮暴行，经常举行武装起义。再加上希洛人在数量上比斯巴达人多得多，斯巴达人就用一种叫“克里普提”的方法来迫害和消灭希洛人。克里普提是秘密行动的意思，史诗中记载：“长官们时常派遣大批最谨慎的青年战士下乡，他们只带着短剑和一些必需的给养品。在白天，他们分散隐蔽在偏僻的地方，杀死他们所能捉到的每一个希洛人。有时，他们也来到希洛人正在劳动的田地里，杀死其中最强壮最优秀者”。在斯巴达和雅典的一次战争中，2000希洛人立下战功，斯巴达人答应给他们自由，把他们带到大庙中给神谢恩。但他们被埋伏在大庙中的奴隶主屠杀了。希洛人作为所有斯巴达人的公共财产，个别斯巴达人无权买卖希洛人，但可以任意伤害希洛人。在节日里，斯巴达人常用劣酒灌醉希洛人，把他们拖到公共场所肆意侮辱。希洛人既使没有过错，每年也要被鞭笞一次，目的是要希洛人记住自己的奴隶身份。为了维持对希洛人的压迫与剥削，镇压希洛人的反抗，斯巴达人需要一只强壮的军队。斯巴达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整个社会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孩子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军事训练。为了防止斯巴达人内部贫富分化，斯巴达人不许从事工商业，不用金银做货币，而用价值低廉的铁币。斯巴达人除了军事外，不得从事其它生计。斯巴达人崇尚武力精神，整个斯巴达社会等于是个管理严格的大军营。在斯巴达，国家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斯巴达人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而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军事训练以备战争，因而他们的教育宗旨就是锻炼强壮的体魄、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培养合格的军人。围绕这一宗旨，他们实行严酷的人种淘汰：斯巴达的男孩子在婴儿时要由烈酒验洗选拔出来，从小训练他们不怕黑暗、不怕孤独、不爱哭、不急躁的性格。 男孩子七岁前，由双亲抚养。 男孩七岁后即进入国家组织的少年团，接受严格艰苦的训练。他们要求对首领绝对服从，要求增强勇气、体力和残忍性，他们练习跑步、掷铁饼、拳击、击剑和殴斗等。为了训练孩子的服从性和忍耐性，他们每年在节日敬神时都要被皮鞭鞭打一次。他们跪在神殿前，火辣辣的皮鞭如雨点般落下，但不许求饶，不许喊叫为了培养其吃苦精神，训练中让他们光头、赤脚、单衣、洗冷水澡、睡粗苇席；为培养其毅力，实行鞭打制度；为训练其敏捷与机智，让他们去行窃，如果行窃时没有被抓住，就会受到赞扬和奖励，否则会被看成是愚笨而受罚。斯巴达男子在18—20岁时接受正规的武装军事训练，参加实战演习，以培养其适应战争环境的能力。20岁时成为正式军人，一直服役到60岁，在这期间结婚的男子只能偷偷地与妻子相会。他们平时整日在军营生活，丧失了个性的活泼与自由，把一生都献给了军营。常年累月的顽强训练，培养出了他们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为国效忠的品质。在军事训练同时，斯巴达人还向儿童灌输斯巴达人高贵、希洛人低贱的观点。教官常在儿童面前任意侮辱和鞭打希洛人，甚至带他们参加“克里普提”活动，直接屠杀希洛人。男孩到12岁，编入少年队。他们的生活更严酷了，光头赤脚，无论冬夏只穿一件外衣，平时食物很少，但鼓励他们到外面偷食物吃。如果被人发现，回来要挨重打，因为他偷窃的本领不高明。传说有一个少年，偷一只狐狸藏在胸前，狐狸在衣服内咬他，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不动声，直至被狐狸咬死。 满20岁后，斯巴达男青年正式成为军人。30岁成亲，但每天还要参加军事训练。60岁时退伍，但仍是预备军人。斯巴达女孩7岁仍留在家里，但她们不是整天织布做家务，而是从事体育锻炼，学习跑步、竞走、掷铁饼、搏斗等。斯巴达人认为只有身体强健的母亲，才能生下刚强的战士。斯巴达妇女很勇敢和坚强，她们不怕看到儿子在战场上负伤或死亡。一个斯巴达母亲送儿子上战场时，不是祝他平安归来，而是给他一个盾牌，说：“要么拿着，要么躺在上面。”意思是说，要么拿着盾牌光荣胜利归来，要么光荣战死被别人用盾牌抬回来。 斯巴达人轻视文化教育。青少年只要求会写命令和便条就可以了。斯巴达人要求他们的子弟语言简明，直截了当，从小养成沉默寡言的习惯。他们的说话就象军事口令一样。有一次，一个国王威胁斯巴达国王，要斯巴达听从他的命令，否则把斯巴达夷为平地，斯巴达国王的回答是：“请！”这种简洁的回答后来被称做斯巴达式的回答。同样，斯巴达人轻视文学艺术、自然科学。斯巴达城里，几乎看不到一座宏伟的建筑物，斯巴达人也没有制作出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传到后世。斯巴达人实行“二王制”。两个国王只有在打仗时才拥有无限的权力，一个国王充任统帅，一个国王留守国内。平时，一切重大问题都由30个人组成的“长老会议”决定。有5个执政官协助国王处理政务。一切有关城邦的重大事务，均由长老会议作出决定。然而，名义上还要由公民大会通过，方可有效。斯巴达在长期的对外战争中，不断加剧对希洛人的压迫和剥削。英勇的希洛人多次举行起义。约公元前640年，希洛人发动长达十几年的武装起义。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境内的希洛人再次起义。他们英勇顽强，直逼斯巴达城下，坚持了长达10年的斗争。斯巴达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给了起义军自由。斯巴达的统治也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斯巴达一天天走向衰亡。尽管斯巴达教育有着不足，但是就斯巴达的教育体系，就最切近的目标而言，它是非常成功的。几个世纪里，公民们都是富于服从、节俭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普鲁塔克说，他们象蜜蜂一样，只为公共利益而行动；他们渴望荣誉，行动中带有近乎疯狂的热情，除了他们的国家别无他念。坚定不移的最高价值观念，对痛苦和艰辛无怨无忧地忍受，为整体生存不变的献身精神，这些都是斯巴达人所特有的。在许多希腊城邦丧失独立，以及他们的风俗和观念解体后很久，斯巴达人还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许多年间。斯巴达人始终保持精神观念的统一，即使置身于个人主义泛滥，社会分崩离析的形势下，仍然如此。

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地，而她的神话又伴随着希腊这个民族一步步进入文明时代，如果说爱琴海是希腊文明的摇篮，希腊神话就是摇篮上的吊灯，照亮她，伴她成长。 其实神话本身既是一种原始的口口相传的文学，又是其他文学作品吸取养料的源泉。人们，尤其是巫祝，瞽师 或乐工的口耳相传，对保存古代神话起很大的作用。然而，古代的文学家们起的作用更大。荷马记述古代小亚细亚阿凯亚人（Achaean；即古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交战攻打伊利昂城的<<伊利亚特>>（Iliad）和描写希腊军返航途中种种奇遇的<<奥德修斯>>两部史诗包括了绝大部分的希腊神话。赫西奥德（Hesiod）的<<神谱>>（ Theogony）收集了希腊神话中最重要的天地创造，诸神世系、亲族关系等方面的故事，是现存有关希腊神话的早期资料。其他诗人如萨福（Sappho）歌颂阿佛洛狄忒的抒情长诗，品达罗斯（Pindarus）的竞技胜利者颂等也保存了不少的神话。遐迩闻名的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流传下来的三十四部悲剧中有三十三部是以神话为题材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 tus）的<<历史>>收集了许多的希腊神话，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喜剧中也保存许多神话材料。 古代希腊神话更富有意义的是近现代西方文化正是在神话和文学艺术互相推移促进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希腊神话在欧洲引起广泛的注意和浓厚的兴趣。诗人文学家都纷纷用神话故事为创作素材。仅以英国文学为例，莎士比亚曾运用希腊神话作题材写了悲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ida）和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弥尔顿（Milton）的<<科玛斯>>（Comus）诗篇不长，却提到了三十多个希腊神话人物与故事。十九世纪英美浪漫主义诗人对绚丽多彩的希腊罗马神话更是赞口不绝。美国大诗人惠特曼言简意赅地说：〃神话真是伟大〃。英国诗人济慈（Keats）写了一首真挚感人的十四行诗描绘他初读荷马史诗时的激动心情： 〃......我像在观察星象的运行，突然瞥见一颗新星出现， 或如克太兹尽力长大眼睛， 望见了太平－－而他的同行伙伴 都面面相觑，现出惊惶神情， 不敢吭声，在达连高峰之巅。〃 浪漫主义诗人深受希腊神话的影响，喜欢运用神话材料写诗。雪莱（Shelley）的<<阿波罗颂>>、<<潘之歌>>，济慈的<<致普绪刻>>至今仍是脍灸人口的歌颂神话人物的美丽诗歌。然而，诗人引用神话典故，往往不仅仅是为了神话本身的瑰丽，而是借以寄托诗人的思想感情。他们往往借景抒情，取譬言志，抒发忧愤，针砭时弊。济慈以凡人恩底弥翁和月亮女神恋爱故事为题材的<<恩底弥翁>>（Endymion）表达他对至善至美的爱情与幸福的追求。雪莱的<<阿多尼斯>>（Adonais）借维纳斯的情人阿多尼斯为野猪残杀的神话表达他对济慈的悼念。希腊神话所描述的古人不屈服於命运的顽强意志，以及神和英雄们以超人的力量和大自然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都激动了浪漫主义诗人，启发了他们的遐想；浪漫诗人的诗歌又赋予古老的神话以新的生命。雪莱、拜伦（Byron）、朗费罗（）等诗人都曾作诗讴歌为人类偷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在拜伦笔下，普罗米修斯确实凛凛有生气，成为反抗压迫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力量的化身。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塑造了这位不屈的斗士的新形象，全剧情绪振奋，调子昂扬，色彩鲜明，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革命的向往，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不只是文学，在艺术方面，希腊神话入画的故事不胜枚举。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拉斐尔（Raphael）、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等大师运用神话主题作的画已经成为不朽巨作和人类文化的 宝贵财富。在心理学方面，弗洛伊德借用误犯杀父娶母罪的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创造了 俄狄浦斯情结 （Oedipus complex）一词，在精神分析中指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一种欲望。在文艺理论方面，二十世纪中叶涌现出一批以诺思罗普 弗赖伊（Northrope Frye）为首的文艺理论家，认为一切文学类型以及所有作品的每个情节布局，包括表面看来极其复杂和十分真实的作品，无不重复某些神话原型人物和神话的基本公式。希腊神话还大大丰富了英语语言。有些词汇，如chaotic（混乱的）、hypnotic（催眠的）、martial（军事的）、tantalize（逗弄）等，追根溯源，都来自希腊神话。希腊神话在西方社会流传极广，影响深远，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连科技发展计划的命名都有取诸神话故事的，如我们常听说的 三叉戟飞机 、 阿波罗计划 、 波塞冬号潜水艇 等等。有些神话中的人名、地名和典故早已进入日常生活，成为妇孺皆知的常用语了，例如， 特洛伊的木马 （the Trojan Horse）、 潘多拉的盒子 （Pandora's Box）， 不和的苹果”（Apple of Discord）， 阿喀琉斯的脚跟 （Archilles' Heel）等等。既然希腊罗马神话对欧美文化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对欧美社会生活有如此深远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罗马人仰慕希腊文化，古希腊文明没落的时候正式罗马崛起的时候，罗马人几乎全盘接受了希腊的众神，只是在性格上有些不同（因为罗马和希腊两个民族的性格的不同造成的）。希腊的神话也就由着这个大一统的古代大帝国罗马传到了西方的各地，并深刻的影响了西方以及世界的文化 题外话：最近写毕业论文刚写完，竟然意犹未尽......有查资料有自己的感想。拙作一篇希望喜欢

古罗马的相关论文有哪些文献

古罗马国家建立有意大利半岛上，原是半岛西部台伯河东岸的一个小城帮。当罗马国家的版图只包括意大利本土的时候，如隶主统治集团利用贵族共和制的形式维持自己的统治，和罗马奴隶制国家产生发展的同时，罗马法也形成并不断发展变化，它继承和发展了古化亚非国家和希腊国家的法律，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最终成了奴隶制国家最发达最完备的法律体系，对后世各国剥削阶级的法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谓罗马法，指罗马奴隶制国家的全部法律，存在于罗马奴隶制国家的整个历史时期，奴隶主为了维护其阶级统治，将现行法规加以系统整理，并用汇编形式固定下来，借以维持其统治地位，当时先后编出《查士丁尼法典》、《钦定法学阶梯》、《学说汇篡》和《新律》等部汇编，中世纪称之为《国法大全》，其卷 浩繁，内容丰富，是历史上一部最完备的成文奴隶制法典，标志着罗马法本身发展到达最发达，最完备阶段，是研究罗马法的基本依据和极为宝贵的文献立法资料。罗马法学家从不同角度，将罗马法划分为四类：公法和私法；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市民法，万民法和自然法；市民法和长官法。关于罗马法的种种分类方法，在历史上有可借鉴之处，发生过重大影响。其中罗马私法的基本制度最为完备，将罗马私法的结构和体系分为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三部份，人法是关于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人的法律地们，各种权利的取得和丧失以及婚姻家庭关系等方面的法律，人法的基本任务是巩固社会上各阶级的不同地位，确保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同时也调整自由民内部的社会关系和财产关系。罗马法律中的人法将权利主体分为自然人和法人。在古化罗马，自然人的含义有二，一是生物学上的人，包括奴隶在内，二是指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主体，不包括奴隶，在法律上奴隶被视为物件，不是权利主体。古化罗马没有形成完整的法人制度，也没有产生法人的概念和术语，根据市民法的规定，法律上发生的关系均属个人关系。到了共和国时期，开始承认某些特种团体享有独立的人格，各种具有独立人格的团体大量涌现。罗马法上的婚姻有两种，一种是夫权婚姻，一种是无夫权婚姻。上古时候，婚姻的家庭的利益为基础，以承祭祀和继血统为目的，涉及宗教和人事关系。古化罗马所称的家庭是指在家父权支配下的一切人和物的总和，包括家父、妻、子女、孙子女，奴隶和牛、马、土地等，其重要特点是以家父权为基础，对所属成员和一切财产享有管辖和支配权力。随着社会、法律的进步，所有权、夫权、主人权先后从家父权中分化出来，家庭组织日益缩小，仅限于家长支配下的家属。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家父权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也负有一定义务，如法定抚养，为女儿出嫁资，立遗嘱时要给法定继承人保留特定份额等等。物法在罗马私法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罗马私法的主体，实体法的核心，对后出民法的影响最大，物法由物权、继承和债法三部份组成。物权是指权利人得直接行使物上的权利，是由法律规定的，不是由私人 设的，只有法律上所规定的物权才受到法律的保护，物权在罗马有五种：所有权、役权、地上权、永佃权、担保物权，其中所有权是物权的核心，是权利人直接行使于物上最完全的权利，具有绝对性，排他性及永续性三个法律特征。继承被置于罗马法的物法中，充分体现出它的私有财产关系性质，是所有权的引申。继承方式有两种，即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罗马法上没有专门的表示债的名词，在立法文献和法典中有过债的定义，《查丁尼法典》给债下的定义是“债是依国法得使他人为一定给付的法锁”，所谓法锁就是指特定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用法律来连接和约束的意思。与人法、物法相比，虽不如前两者那样发达完备，但它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许多方面的规定也比较详尽，提出的一些诉讼原则具有独特特点，对保证司法审判活动起了不少的作用。罗马法将法分为公法与私法的同时，也将诉讼分为公诉和私诉，私诉是根据个人的申诉，对有关个人案件进行的审查。罗马国家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诉讼程序，特别是在私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复杂的诉讼制度和程序。后来，随着奴隶制国家阶级斗争的日益加剧，时常发生值得保护的利益不能用一般的司法程序，方式来保护，于是，最高审判官又凭借其权力，发布强制命令来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或方法，而不能用一般的程序来进行审理，这种程序称为特别诉讼，它在罗马帝国后期成为唯一通行的诉讼制度。罗马法适应罗马奴隶制社会相为发达的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要求，终于形成发达和完备的法律形式和完整的法律体系，维护了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保证了罗马国家机关的权力行以实现；罗马法的内容和立法技术也远比其他奴隶制法更为详尽，高速和发达，尤其是它提出的自由民在私法范围内形式上平等，契约以当事人同意为生效的主要条件及财产无限制私有等重要原则，对于后来欧洲许多酱主义国家的法律，特别是民法上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在整个中世纪占重要地位的教会法中也不乏罗马法的影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罗马法的影响超出了欧洲，遍及亚、非、南北美各国，形成具有世界影响的罗马日耳曼法系，德国、法国等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都以罗马法为基础，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先后制订了民法典。公元1804年法国民法典就是以罗马法《法学阶梯》为蓝本，从结构、体系、内容、基本原则到法律术语均继承了罗马法，1900年德国实施的德国民法典，同样渊源于罗马法，具有“现代罗马法”之称，其他如比利时、荷兰、意大利、波兰、瑞士等国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罗马法的影响，就是英美等胃也不能排除这种影响，英国的契约原则，遗嘱制度和信托规则均来源于罗马法，就连旧中国的立法也深受罗马法的影响。总之，罗马法法理精深，内容丰富，体系完整，措词确切，结论清晰，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影响不仅在于它曾服务于罗马奴隶制社会，而且还通过各种形式间接的促进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推动资本主义和货币关系户关系的发展，为后世调整和保护商品生产提供了贷鉴的现成形式。

罗马成文法发展史的起点和最终完成的法律文献是分别《十二铜表法》和《民法大全》。《十二铜表法》也叫十二表法，是古罗马国家立法的纪念碑，也是最早的罗马法文献。公元前五世纪时，罗马的法律还是习惯法，它的解释权操在贵族法官手里。法官利用这个权利为贵族谋利益。平民要求制定成文法，经过长期的斗争，于公元前449年逼使贵族成立十人委员会（十人团）制定和公布了成文法。因这个文法刻在十二块牌子（铜表）上而得名。十二铜表法基本上仍是按旧有习惯法制定，还是维护贵族奴隶主的利益，但它对奴隶主私有制、家长制、继承、债务和刑法、诉讼程序等方面都作了规定，限制了贵族法官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的权力。十二铜表法反映了罗马奴隶制的发展和奴隶主阶级国家的形成过程。《民法大全》，是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编纂的一部汇编式法典，是罗马法的集大成者，该法奠定了后世法学尤其是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基础，是法学研究者研究民法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

起点：《十二铜表法》最终完成：查士丁尼《民法大全》

起点 十二铜表法 终点是万民法还是chashidingni查士丁尼 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