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研究论文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研究论文

新农村建设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搞了快两年，已取得一定的成就，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但我们仍然看到一些基层政府不能理解新农村建设的真谛，把新农村建设当作搞形象工程，或多或少地违背中央政府的初衷，有的还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为此，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想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贯彻好“以人为本”原则，做到发展为了农民，发展依靠农民，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农民。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以人为本”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旨所在，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然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党的基本执政理念，即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把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建国后我国为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而长期实行工农、城乡二元政策和以农业哺育工业政策，而形成所谓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三农”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与城市、工业、城市市民相比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农村是弱势地域，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具体表现在：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城市面貌反差较大； 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农民经济上收入水平低，政治上缺少相应的话语权，城乡居民在经济上收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差距在拉大......“三农”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的安定团结与持续发展，制约着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近些年来，我党十分重视化解“三农”问题，已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形势依然严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化解“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规划：“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短短二十个字，却关注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建设，渗透着“以人为本”，把实现农民群众利益，增进农民群众的福祉当作根本出发点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出路所在。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何贯彻“以人为本”1．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第一要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旨在化解“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又集中体现在农民的生活质量偏低问题。具体表现在：农民生存环境恶劣、负担过重、收入水平低且门路窄、缺乏相应的政治地位、进城务工受到不公正对待等。因而，着力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与根本目的，也是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的首要要求。正如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的指出：“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得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那么如何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第一，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公共财政向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力度，让公共财政涉及农民关注农业、交通、教育、卫生等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工作，重点整治涉农乱收费，“一事一议”不规范，村务财务混乱以及乡村债务问题，建立和完善减轻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体制。同时，推进以农村税费政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精简机构与人员，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推进“省直管理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公用”财政管理方式的政策。第二，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落实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探索“工业反哺育农业，城市反哺育农村”的长效机制。坚持以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方式发展农业，全力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促进农民增收。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兴办符合产业政策和地方特色产品的乡镇企业，大力吸纳农村富余的劳动力。第三，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加强对农村道路、通信、电网、供水、校舍、卫生所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同时本着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的原则对村容村貌进行改造，改变以前农民住宅与禽舍混杂的脏乱现象。做好农村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问题。第四，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的不平等待遇，逐步提升农民在各级人大中的代表地位，以提高农民的政治话语权利。目前，重点在于治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务工农民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切实解决务工农民工资偏低及拖欠问题，探索务工农民的工伤、医疗、养老保险问题，认真解决务工农民的子女上学问题。2．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激发农民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不能简单地把农民当作被同情、关怀、救济的对象。在新农村建设中落实以人为本，就是要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使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从而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目前，我国农村幅员广阔，农民和农村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部分，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单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新农村建设只有化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才有可能取得成功。邓小平同志曾充分肯定我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他说：“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在他看来，要解决农村农业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因此，新农村建设要突出农民的主体作用，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要把农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拥护不（下转第30页）（上接第17页）拥护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检验工作成败的根本标谁。做到凡事都要和农民商量，广泛征求农民的意愿，随时接受农民的监督，而绝不能搞强迫命令、搞政治运动。同时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善于总结推广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要破除一切影响农民创业的陈规旧矩，革除一切农民创业的体制弊端营农民创业的宽松环境，充分下放农民权力，搞好村民自治，健全村务公开。总之，要使建设新农民的过程成为农民群众参与发展、共享成果、实现价值的过程。3．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我国尚有八亿左右的农民，而且我国农民由于长期处于儒家文化熏陶之下，在历史的最底层，导致他们屈从现实、保守懦弱、听天由命，缺乏个性和开创精神，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缺乏主动性，被动地听从政权的调整，不懂得自己的权利，缺乏公民意识。这些缺乏至今仍在部分农民身上体现，它们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障碍。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难以转移，固然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跟农民整体素质偏低、观点落后不无关系。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因而，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把农民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对新农村建设至关重要。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关系着新农村建设的兴衰成败。提高农民素质的具体措施如下：第一，要大力改变农村教育落后的状况，强化普及农村九年义务免费教育，确保每个农村小孩都接受基本的国民教育。同时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各种技能培训，让每位农民掌握至少一门生产技能与技巧，提高农民的发展致富能力，使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和骨干力量。第二，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革除千万年来遗留下来的封建迷信、家族观念、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等落后观念，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逐步形成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家庭和睦、邻里相安、创业光荣等新文明新风尚。第三，加强农民的民主法制教育，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化，提高村民民主自治的素质，实现由“村民”向“公民”转变，由“法制”向“法治”的转变。第四，培育各种农民组织，增强乡村自我治理的能力。如成立由全体农民加盟由能人负责的现代农会，负责乡村的生产与经营；成立老年人协会，为新农村出谋献策，同时监督和制止农村发生的各种不良现象：成立妇女协会，负责农村孩童，特别是留守孩童的教育，以及家庭感情联络等问题。

行政管理论文-农村税改设计的缺陷和出路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税费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放松以至彻底解除各种不合理的管制政策 正在全国20个省区轰轰烈烈地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被很多人寄予厚望，甚至被称为继土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中国当代农村的第三次革命”。 此次税改的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两点：第一，通过取消三提五统、各种杂费，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义务工，建立以税率提高的农业税以及农业税附加为主体的农村税制，即所谓“费改税”；第二，通过中央和各级政府配套财政转移支付填补地方财政缺口。 从目前的初步信息来看，由于改革力度大，试点地区的农民负担平均水平有明显降低，但新税制推行不久就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包括税负不均、局部地区财政困难、行政运作难以为继和转移支付缺口较大等等。 农村税改推行不久，就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可能意味着目前的改革在设计上存在一些根本性的缺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农民负担问题的本质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从我们最近进行的跨省区大范围的实证研究来看，农民负担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并不在于农民税费负担的平均水平增加过快，而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农村税率的累退性增加，即在农村地区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情况下，传统农村税制没有进行相应调整，从而使农村内部不同收入组人群税负不均等，特别是收入较低的地区和人群承受了较高的税费比例。 其次，农民负担问题未必在于负担绝对水平的高低，而在于农税收入没有主要用于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因此无法提高农村生产力、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反，农税收入主要用于执行上面各级政府的各类管制任务，比如粮食收购和计划生育等。一方面，这些管制任务本身可能就会扭曲资源配置，并带来低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各级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管制政策在基层具体执行的成本无法精确测算，下级政府可能会以执行中央任务的名义同上级政府讨价还价，并要求扩充编制和增加预算，从而导致税费增加有所谓“搭车收费”的性质。中央每加一分税，到了农民的头上往往就变成了十分；地方政府借口执行中央的政策层层加码，农民负担就日益加重了。目前农村税费改革遇到一些问题，以及历朝历代的税费改革之所以存在所谓“黄宗羲怪圈”，其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但根本症结就在于此。 目前推行的新农税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新的税制设计主要把农民负担问题看成是一个降低平均税负水平的问题，没有充分考虑、甚至是忽视了构成农负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民负担的累退性越来越强，从而在新农税设计中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这有可能恶化农民负担的累退性。 农村新税制在取消各种收费的同时，提高了农业税税率，但收入较低者在收入结构方面以农业收入为主，因此这部分农户更容易受新税制提高农业税率的负面影响，不仅无法减少累退性，甚至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换句话说，即使农民平均负担由于取消各种收费而减少，最低或较低收入者的负担也未必减少，而减少这部分人群的税负水平恰恰应该是农税改革的基本目标。从目前情况来看，那些收入比较高的人群，税改后税负的降低对其收入水平影响并不大，即使是税改前较高的税费水平，他们也能承受。但税改却使地方财政吃紧，并增加了上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压力。财政转移支付并没有更多地落到应该接受补贴的收入较低者手中，这恰恰是税制设计和转移支付机制安排应该避免的问题。 第二，当前的税改在农业税税率的具体确定和征收办法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相对统一的农业税税率忽视了根据纳税能力征税的基本原则。在一些工商业比较发达、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非农业税源的农村，原来就没有太多地方性收费，提高农业税率反而可能增加了农业和农民的税负水平。而即使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农业税税率在不同区位也未必要划一，比如一些城市郊区，人均土地面积比较少，但级差地租比较高，如果按照农业税计税土地以耕地面积为计税依据（农业税常常以过去几年的粮食作物平均产量核定），就必然导致税收降低过多，从而扩大了地方财政缺口。 第三，形式上，目前的农村税改希望通过建立新体制的办法来减少农民负担，但似乎并没有充分考虑基层财政的可持续性，所以，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到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转移支付方面的制度性和常规化安排。因此，最终可能仍然摆脱不了利用行政性措施来强行实施的办法。如果地方财政出现巨大压力，而上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又无法完全补足，那么上级政府要么背离原先不再收费的承诺，要么就不得不采取强制性行政措施，要求地方必须在不增加税费的前提下自行克服财政困难，而地方政府为了正常运转的需要，加上可能被已经存在的遗留债务问题捆住手脚，往往很难做到这一点。 第四，新税制改革忽视了上级政府管制的实施在农村税费问题上的关键作用。实施上级政府的各种管制构成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但在不同级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上级政府永远不可能真正弄清执行这些管制到底需要多少经费和人员，也就不可能建立责、权、利明晰的制度化转移支付安排。地方政府总是有各种理由要求扩大转移支付。事实上，这一问题在农税改革刚刚开始后不久就已初露端倪，很多地方政府并不是努力去削减地方行政开支、裁减冗余人员，而是以各种理由去千方百计争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这是上级政府要通过下级政府实施管制，但又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必然结果。由此看来，放松和解除不必要的管制构成了解决农民负担问题，乃至建构可持续农村新税制的关键环节。农村税改设计的缺陷和出路 第五，现有税改强调了减少税负的绝对水平，却没有充分考虑建立健全地方公共财政体系，并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建立充足、高效的融资渠道。在放松和解除上级政府管制后，基层政府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包括基础设施、农田水利和农村基础教育等方向来。有效的公共品供给能够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生产力，并最终有利于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合理利用财政支出的前提下，税负绝对水平的提高可能会伴随税负相对（于收入）水平的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纯强调减少农民税费的政策可能具有片面性。 总之，农村税费问题，乃至整个“三农”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依靠一两项改革措施，而是需要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推进。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税费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放松以至彻底解除各种不合理的管制政策。但“放松管制”也绝非一个简单的问题。政府管制本身包括了很多内容，且其贯彻实施涉及政府组织结构、财政收支体制、地方公共品供给机制以及行业管理体制等多方面的关系，甚至和意识形态问题挂钩。每一个环节配合不当均可能使改革前功尽弃。农民的税收负担如何减低、税收的累退特性如何扭转等问题必须结合当前农村经济的整体形势和结构性特点来分析，不能就事论事，更不能将改革的目光单纯地局限在税收体制之内。 进一步说，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速生产要素的流转，改善产业结构，提高农民的收入和消费状况，提高就业水平和工业化、城镇化速度。税费改革必须结合这个背景展开，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具体的改革措施应当以取消“不合理管制政策”为核心，切实提高农民真实收入，并充分考虑到目前乡村财政的困境和民主制度建设的长期性，同时需要相关制度安排进行配合。在这个长期过程中，必须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不能一味依靠行政机制的干预。中央政府既要放弃“出政策，不出钱”的行为模式，又不能在农村问题上一言不发。 税费改革既要满足宏观经济调整的需要，又要结合对基层政府的组织结构改革；既要进一步明确上下级政府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权责关系，又要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对推进改革的积极性。 脱离地方政府利益的改革措施将无法推行，甚至将面对基层政府的抵制。■

从以往的实际情况来看，公共部门的主要产出为公共物品。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学，公共部门经济学等历来十分重视公共物品的研究。这不仅仅是因为公共物品是应对市场机制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主要就是体现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而且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经济所涉及的诸多领域都与公共物品有关。正因为如此，政府或整个社会对公共物品提供的质量，效率的好坏，高低，对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以及社会成员个体能否顺利完成整个社会化过程都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同时，有效的公共物品供给往往被视为是“善治”的表现。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我国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政府，其供给模式也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在强调公共服务建设的今天，强化公共物品的供给也是建设公共服务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无论是政府供给模式，社会供给模式还是私人供给模式，相对于私人物品日趋丰富甚至出现部分供给过剩的情况，我国的公共物品却在总体上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乃是由于我国的公共物品无论在政府供给的层面还是私人或社会供给层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了我国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非一个全新概念，此前在党和政府文件中曾多次出现，在学界也早有学者提出并进行过试验。但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并具体出台32条重大举措启动新农村建设，其含义自然有别于此前的任何一次。本文试从财政的视野对其中的“新”和“建设”进行讨论。 一、新在何处 此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是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通过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和积累为未来城乡融合奠定基础，但具体而言，“新”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时代背景新 经过半个多世纪工业化的发展，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超过40%，这表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国际发展的经验表明，采取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是一种普遍性现象，否则城乡和地区差距会继续拉大，经济社会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动荡。正是基于这一基本国情和发展规律，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审时度势地提出“两个趋势”的重要论断，指出“在工业化初期，农业支持工业，是一个普遍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一个普遍趋向”。毋庸置疑，未来经济发展从二元走向一元，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新的发展路线图，新农村建设是协调的第一个基本举措。 2.治理理念新 乡村社会的治理在我国具有双重需求，国家追求有效和稳定，居民谋求福利改进，但是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央政府并未因为对乡村治理存在需求而行使了应当的支出责任。在农业社会，乡村治理是通过乡绅阶层来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从而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稳定；在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组织承担了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任务，但是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经济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弱化，农村地区公共物品在长期得不到中央政府支持之后，只能在“预算外”和“制度外”寻求出路。而现在，在经历了税费改革漫长试点之后，中央政府回归到其应有的功能，承担了应有的支出责任，这不仅标志着我国农村正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向工商业社会转型，更标志着我国政府将民生问题放在首位，体现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 3.制度供给创新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第一步，但在其中制度统筹是关键。我国农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可能预期在某些甚至大部分公共领域有所改进，但总体来看，要在较短的期限内达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尚有困难。因此，我国政府在具体明确和承担应有的支出责任后，对农村的大规模投资并非无序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旨在通过财政投入建立农村公共品的基本供给制度，为未来城乡制度对接减少摩擦。 二、财政应如何建设 启用财政政策通过“建设”来体现“新”的内涵是城乡统筹的必经之路，但是财政在投入时究竟应该如何作为呢？ 1.农村建设是仅对农业投入还是要更关注非农投入？ 现实经济成长的历程告诉我们，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村落没有城市拥挤的道路和金光闪闪的大厦，但是他们拥有城市文明，按照城市的生活节奏在生活。这充分说明我国农村的发展并非一定要发展农业，一定要走城市化道路。据专家估计，205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0%，人口总规模将在16亿左右，也就是说按照这一口径进行估计，我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人口将维持在8亿上下，但是8亿人口完全依附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其中必然有一部分人从事非农产业。在我国成功加入WTO之后，“黄箱政策”、“绿箱政策”和“蓝箱政策”在不同程度上都面临政策约束，运用财政手段直接干预农业生产越来越受到限制，改变支农方式，由直接转为间接对农村的支持不仅易于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而且还可能赢得国家组织的资金支持。况且从工业、农业发展与居民需求的关系来看，强调农村走非农道路是农民福利再造的必由之路。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居民个体需求的多样化只能通过工业来满足，尽管在经济发展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阶段时居民的膳食结构将发生改变，但是农民在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时农业本身存在局限性。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恩格尔系数都呈下降趋势，可以预见包括农村居民本身在内的所有国内居民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新消费需求的出现和成长，农业持续发展得不到市场的支持。当然，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向偏移并非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完全忽视对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科技的支持，只是与居民多样化的需求相比，农业在满足居民需求方面得不到工业所能得到的市场需求支持。 2.农民自身能力的拓展还是“面子工程”？ 在现代经济生活变迁过程中，我们要重视社会公正的现实意义。传统经济学一般认为财富积累能够增加社会福利，但现代经济发展表明人均GDP的提高与人的幸福程度改善没有根本的正相关关系。通过新农村建设再造农民福利，为广大农村提供目前短缺的公共品就一定能使农民的整体福利水平得到提高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对不发达国家农村社会转型的深入研究中引入了对“权利”和“能力”的分析，创立了以“能力理论”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发展观。森认为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增长本身，而在于增长过程所带来的“相关利益”改善，个人能力的成长和拓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目前我国农村正处于结构转换的关键时期，运用财政手段对农村进行大规模广泛地投资，真正的目的不是在农民收入方面做简单的加法，而是在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使农民获取收入的能力得到拓展并使收入机制稳定下来。更重要的是在农民能力得到拓展的同时其对公共物品需求的表达就可能是真正的内生型需求，从而改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偏好表露难的问题，避免决策权转移而被迫分摊“面子工程”的提供成本，使农村居民也可能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3.农村投入是财政“一条褪”还是财政、市场“两条腿”？ 正如此前有学者预测国家在农村公共领域的大规模投入时代一定会到来，2006年这个时代已经来了。对于风雨交加的农村来说，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但是单靠财政“一条腿”能行吗？我国的经济建设是在大市场背景下进行的，改革不可能逆市场经济规律而行之，尽管在过去的改革中市场经济将农民边缘化了，但现在农村的最终发展不能完全排斥市场，财政的作用仅在于“引导”和“发动”，农村面貌的根本改变还需要“两条腿”走路。这是因为一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农村贫困地区过多，虽然国家有能力保证全国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均等化，但是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及村庄、社区公共物品还必须通过自身的力量加以解决；二是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来看，市场和财政是互补的而非排斥的；三是从国外发展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政府不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当前，世界公共服务改革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政府应该把政策制定同服务提供分开，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是政策制定，而不是主要直接地提供服务。虽然我国财政在农村公共领域的投入有部分属于“补课”的性质，但在公共事务领域内引入市场机制，建立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是必要的，但这一定要在区域性公共品提供中注意保护产权，尽量在降低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达成集体一致行动，从而避免“公共地悲剧”或者“搭便车”行为。 三、警惕财政阳光被“吞噬” 2003年后，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一个新时期，中央财政投入力度加大，农民增收较快，消费进一步扩张，财政在解决和支持“三农”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促进了农村政治和谐，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和村组织的工作认同度逐步提高，“干干关系”、“干群关系”大为改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逐步提高；农民消费支出和消费质量都有了较大改善，农民纯收入持续上升，恩格尔系数出现下降迹象，在耐用消费品消费方面，拥有量品种和数量都出现增长趋势，农村各项公共事业发生了较大突破，广大农村正享受着财政普照的阳光。但是从实际农村财政运行的情况来看，财政普照的阳光并未完全如预期那样为农民所享受，而是出现被“吞噬”的迹象。 种田的相对比较收益低使财政阳光被“吞噬”。以粮食直补、取消农业税等增收政策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种田的绝对收益，但是另一方面种田成本并没有维持相对稳定，两者相比，种田的相对比较收益使财政阳光照耀在政策之外的组织或者人头上。众所周知，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本身收益率比较低，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是世界各国的一贯做法。在我国农业有其特殊的背景，一是我国农业人口过多，二是非农产业在农村发展过缓，农民收入结构中尽管非农产业贡献在增加，但是就种田的农民（而且数量比较巨大）来说，以被管制的粮食价格与由市场定价的农业物资价格相交换，其结果自然是降低了农民的种田比较收益。有人评价说取消农业税的最大好处在于国家干部因为不用直接面对农民而使“干群关系”得到缓解，但实际上国家财政的“真金白银”流入了农资生产企业的口袋中（这部分企业实际上享受了国家的双重优惠待遇，一是市场定价权，二是普遍的税收优惠），而农民口袋里装着的却是刚刚放入的人民币的“余香味”。 农村公共品供给有可能使财政阳光被“吞噬”。这个问题似乎看来是矛盾的，其实不然。我国学者朱钢在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负担进行研究时就曾经指出，农村公共品需求存在官员需求和一般居民需求，当前者需求大于后者而又缺乏资金时，农民负担就可能由此而生。现在中央政府加大投入为农村提供普遍公共服务固然是件好事，但是毕竟财力有限并且历史欠帐过多，农村公共物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还处于短缺状态。据新华网的消息，因为缺钱，目前在我国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 的乡镇没有卫生院，有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的农户没有用上卫生厕所，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2%的村庄没有通电，6%的村子没有电话（新华网，）。因此，农村公共品在长时间内的短缺与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时序性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矛盾，基层组织可能会通过集资或者摊派的方式来解决这种矛盾。更可怕的是，农民享受区域性公共物品还得持续交纳一定的费用才能保证不被排他。显然，农民得到的实惠不仅被转移出去还面临负担加重的问题（例如某些农村地区的有限电视收费问题）。因此，农村公共品形成缺乏诱致性需求因素也会对农民负担反弹形成另一种威胁。 巨额的基层债务有可能使财政阳光被“吞噬”。我国基层财政债务之巨有可能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据统计全国约2100个县级行政单位，乡村债务总规模达5355亿元，乡、村两级公共债务平均每个县高达亿元（新华网，）。当前中央政府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尤其是对贫困县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如果没有较规范的责任分担机制和财政资金的风险控制机制，这部分财政资金有可能会以“公共工程”的名义被挪用填补基层债务的黑洞。 四、结语 2006年，中央政府将继续关注民生问题，加大财政投入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据统计，2006年的财政投入将达3397亿元，比2005年增长14%，比2004年净增781亿元。庞大的财政支出被据为己有或者化为乌有，财政阳光被“吞噬”显然违背了中央的政策初衷。因此，针对上述分析的问题，在下一步的改革中，除了要继续贯彻“多予少取”的方针之外，还要防止国家财政支持目标被扭曲的现象，尽可能最大化财政支出效应。为此，笔者认为：第一，对农业生产资料企业进行严格的管理和规范控制，限制农资价格的无谓、恶意上涨，提高种田的相对收益，保证财政的阳光真正惠及到种田人的头上。第二，财政投资要着重培养农民对公共品的诱致性需求，改善农民对公共品偏好的表达机制。第三，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如果是“工程性”的投入，则必须要加强事前、事中监控和事后验收，健全责任机制和考核机制，并明确奖惩机制；对于用于义务教育、卫生等一般转移性财政资金，要缩短资金转移路径，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凭借公民身份证按照一定标准打入财政专户，实行专款专用。 参考文献： [1]2006年2月21日正式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中国“三农”形势跟踪调查课题组 小康中国痛———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黄景贵 发展经济学研究：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王检贵 劳动和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2 [5]韩俊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N] 人民网———人民日报，2005—11—30[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研究论文

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文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它不仅推动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的，是代表先进文化发展力的新政策，我国在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公共文化体系的建设健全，不仅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的需求，也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方面的完善，并且推进了社会主语新时期的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方面我们如今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那么接下来的'发展中，该如何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服务体系的机构建设呢?

优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就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强化组织保障。

组织是创建的重点，公共服务体系要在组织领导上狠下功夫，不能说说就算了，要实际的做事，领导要分工，要专职管制，成立相应的文化小组，定期检查和定期开展活动，队伍里面要有综合的人才，把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每个方面。

2. 强化人才保障。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各项活动的开展，关键是人才，其中有领导管理人才、文化组织活动人才、文艺表演人才，这三者缺一不可。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的。

3. 强化投入保障。

惠民文化不是口头上的，他要求实事求是，一定要拿出一定的资金，送文化下乡、送科技下乡、送知识下乡，真正意义上的促进文化体系的发展才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展的价值可在。

几点认识：1，硬是要把村级个体基层性的问题，戴上一个高屋建瓴的宏观问题的大帽子，反倒是让人感觉华而不实。2，对于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谈及的是乡镇一级？还是村一级？如果是指村一级，能够符合系统建设规范的有多少？代表意义有多大？3，工作中的策略问题，通常是带有全局性、宏观性的全方位构思和谋划，仅就一个村而言，定位在探索实践的具体对策更为谦虚得体。4，这样看起来气势宏伟的论文，更像是博士级的论文或是国家级专家就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发表的学者专述。5，如果是仅仅采用一个典型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来探讨和表述观点，反倒不如《政治引导、经济辅助，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日新月异》更为贴切，这样更容易把握立论准确、依据充实，更能够畅论自己的观点。

关于农村供给侧改革研究的论文

为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现就我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况及发展建议汇报如下。

一、农业供给侧现状

(一)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一是粮食生产连续实现丰收。粮食总播种面积万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万亩。粮食总产万吨，其中水稻总产万吨。50亩以上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发展到128户，比上年增长32%。二是油料和经济作物持续增长。油料总播种面积万亩，比上年增长，其中油菜播种面积万亩，比上年增长1%;10亩以上油菜种植大户发展到108户，比上年增长。蔬菜面积万亩，比上年增长。果园面积5万亩，比上年增长。三是畜牧业稳中有增。生猪出栏22万头，家禽出笼万羽，羊出栏万头，肉类总产为万吨，同比分别增长、、、。四是水产养殖产业发展较快。全县水产养殖面积万亩，水产品总量达万吨，同比增长;其中：特种水产品产量万吨，同比增长。五是“三品一标”认证力度加大，绿色食品产业基础进一步夯实。无公害农产品19个，绿色有机企业14家，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油菜)生产基地2个，面积达到万亩。其中有绿色有机大米，莲花莲子，水产健康养殖有机鳖、“四大家鱼”、绿色生猪、莲花麻鸭、蜂蜜等8个认证产品。

(二)科技兴农步伐加快，科技支撑体系不断完善。一是新技术新品种推广力度加大。全县共展示新品种 49个(早、晚稻新品种各17个、中稻新品种15个);展示核心区面积100 亩，对比试验区 5个、试验面积10亩，良种覆盖率达98%以上。二是粮油高产创建面积不断扩大。双季稻万亩示范片在神泉乡的五洲、竹湖、模背等8个行政村实施，实施面积万亩，参与农户3100户;一季稻万亩示范片在高洲乡实施，项目实施区涉及11个行政村，实施面积万亩，参与农户4200户。建立万亩油菜高产示范片5个，千亩集中连片高产重点垅10个;在实施坊楼镇部级油菜高产万亩示范片万亩，参与农户5400户，辐射带动全县油菜高产栽培面积万亩。三是土壤肥力得到有效改善。全县推广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面积 35 万亩，应用配方肥面积 9 万亩，配方肥施用总量(折纯) 2000 吨;推广绿肥面积 4 万亩，绿肥核心示范面积 1万亩。四是抓好了重大动物疫病。全年注射猪瘟脾淋苗万头份、猪、牛、羊W苗万头份，高致病性生猪蓝耳病疫苗万头份，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万羽、免疫密度均达到96%以上，消毒面积达30万平方米，并建立健全疫病监测和疫情预警预报体系，确保我县不出现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和流行。五是农业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年补贴农机具327台(套)，完成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04万元，各类农业机械入户登记145台，办理各类农业机械年度检验1022台套。举办了农机驾驶员培训4期，培训机手126人次。农机总动力达万千瓦，比上年增长。水稻种植机耕率达，机插率达，机收率达。水稻综合机械化水平达，比上年增长。

(三)农业改革有序推进，在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上取得新突破。一是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基本完成。到目前为止，完成确权农户数50833户，占农户总数的97%，测绘数据和成果初步通过质检，并建立了农村土地经营确权数据库。二是农村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基本建成。设有专门的县级流转服务窗口，13个乡镇建立了乡镇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据统计，全县土地流转面积达万亩，占承包耕地面积的，涉及农户18074户。流转对象主要是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种植大户和农户。其中，土地流向企业万亩，流向专业合作社万亩，流入种植大户万亩，分别占流转总面积的、、23%。三是农村“三资”管理得到规范。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实施意见》规范性文件，理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机制，全县157个村实行“村账乡代理”，全面提升了“三资”管理工作整体水平。四是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壮大。全县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1174个，新增237个，主要包括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88家(新增24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11家(新增1家)，市级龙头企业26家(新增8家)，县级龙头企业151家(新增15家)，种植基地369个，新增72个，养殖基地240个，新增16个，农民专业合作社377个，新增125个。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总投资亿元，其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投资亿元，销售收入亿元，比同期增长;基地及其它投资亿元，销售收入亿元，比同期增长9%。莲子、中药材、花卉苗木、蔬菜、瓜果等规模种植基地总面积万亩，新增万亩，其中新增莲子面积6808亩，花卉苗木面积3000余亩，蔬菜瓜果面积3000余亩，中药材500亩。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带动农户万户，农业产业化经营户均增收2320元，同比增长。

(四)农业项目建设扎实推进，发展现代农业的后劲不断增强。一是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主要在琴亭镇、升坊镇投资700万元建设高标准粮田6600亩，在升坊镇石江村投资200万元建设标准蔬菜园钢架大棚万平方米，智能温室大棚1个2240平方米。在瑞和农场投资120万建设农产品冷库1000平方米。二是农业招商引资成效显著。全年共引进胜龙牛业、莲华莲业等农业重大项目8个，投资额亿元。其中胜龙牛业参加了第四届世界低碳生态经济大会暨第八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三是休闲农业工作稳步推进。全县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休闲观光农业企业35家，主要依托4A级景区荷花博览园，打造了黄沙村、竹湖村、黄桥村、莲花村等4个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年接待旅游人数100万人次，农产品销售收入3000万元。四是加大了信息化建设力度，培育了农产品销售电商32个，建立村级益农信息社10家。

(五)农业安全监管力度加大，农业安全体系建设得到增强。一是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制定了《2016年莲花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工作方案》。全年共抽检样品1500批次，其中对蔬菜、水果农药残留速测800批次，猪(牛)尿700批次，抽样检测合格率100%。完成了16个农业企业的追溯体系建设，并申报了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和省级绿色有机示范县。二是壮大了专业化统防统治组织，确保了农作物安全。全县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万亩次，其中水稻统防统治万亩次，占水稻面积的26%;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万亩，其中水稻绿色防控万亩，占。2016年在高洲乡、神泉乡五洲村建立了两个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示范点，面积2300亩;在荷博园建立了1个莲子绿色防控示范基地，面积3000亩。安装了太阳能杀虫灯130台和性诱剂6000套。三是进一步严格执法，确保了农业投入品安全。全县累计出动执法人员300余人次，检查农资经营店130余家，立案3起，结案3起。同时对乡镇各江河进行了联合执法，有效打击了非法毒鱼、炸鱼、电鱼，立案2起，没收电鱼机45台。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两板挤压”下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受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双重挤压，土地增收空间缩小，农业比较效益持续下降，影响了农民增收。农产品价格不稳定，部分农产品受市场冲击，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2、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高效节水灌溉覆盖率和渠系水利用率还比较低，基本农田改造比例不高，水利设施特别是末级渠系配套不完善，农产品商贸服务信息化水平不高，农业发展的资源性约束依然较大。

3、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品牌知名度、产品竞争力和安全性还有一定差距，许多农产品供给大而不强、多而不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

4、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困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经营规模远大于传统农户，资金需求缺口较大，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许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难以获得金融的有力支持，融资难的现象普遍存在。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1、聚焦农业提质增效，夯实现代农业发展基础。深入推进高标准农田等项目建设，在稳定粮食产量的前提下，大力实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莲子、中药材、花卉苗木、蔬菜、油菜等“十二大”农业特色产业，开展绿色油菜高产高效创建活动，着力提高品质和单产，整县推进油料高产高效示范创建15万亩，引进新品种15个以上。同时按照 “一园两带三区”的规划部署，以琴亭镇莲花垅、升坊镇石江垅为现代农业园区核心区，在319国道和吉莲公路沿线打造20公里莲子产业带为目标，辐射升坊镇浯塘垅、良坊镇汤渡垅和神泉乡五洲垅3个中心区，预计2017年种植面积将达到万亩。结合我县湿地公园建设，在琴亭镇莲花村等村建设一个5000亩以上的集观光休闲、餐饮娱乐为一体的荷花博览园二期工程。通过招商引资，积极探索“莲田养鱼”“莲田养虾”等立体种养模式，并引进大型莲产品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同时在高洲有机大米基地探索“稻田养鱼”“稻田养鸭”模式，构建绿色有机农业产业体系。

2、聚集农业集约发展，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依托国家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地，力争全县省级龙头企业达到12家、省级合作社12家，市级示范性家庭农场15家，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80%，培育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达到3000人。

3、聚焦农业绿色发展，强化资源环境保护治理。大力发展“生态+现代农业”，构建和延伸“接二连三”产业链和价值链，新增休闲观光农业示范点10个，同时开展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实施增施有机肥技术5万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覆盖率达到80%以上，主要农作物化肥利用率、农药利用率均达到40%以上，农用残膜回收率达到80%，年内升级改造规模养殖场5家以上。

4、聚焦农民持续增收，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全力推进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工作，依托县级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大力发展“三品一标”认证，新增15个农产品认证，并对全县农产品企业135家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对象数据库，利用追溯源、二维码技术等建立健全农产品信息监管体系，对全县30个“三品一标”农产品追溯试点企业推广运用可视化监控设备。

5、聚焦释放发展动能，深化农业农村各项改革。大力推进农村产权制度、农村土地确权等农业改革，在现有改革3个村的经验基础上，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探索用农民资产担保贷款的新路子，逐步建立起“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这意味着未来五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以稳健经营为目标，找准服务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改进服务方式，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益，促进金融业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更为强大的动力源泉。大厂农商行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适应经济金融新常态，着力开展资金支持农业供给侧机构性改革。

一、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情况

考虑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以战略规划为引领，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管理变革为支撑，以组织重塑为保障，激发我行的创新能力和经营活力，实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再平衡。

(一)改革信贷管理模式

将个人贷款营销主体由分部改为支行，打破存贷分管考核模式，实行存贷管理一体化。将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自身发展转型有机结合，优化发展战略、管理机制和业务模式，增强金融服务能力。为提高审批效率，缩短审批链条，促进授信审批工作良性发展，我行创新推出了授信审批官制度，即根据行长授权书权限，将授信审批工作分为一人审批、审批小组审批、审批委员会审批的三级审批模式。

(二)信贷产品“微创新”

以“双基”共建农村信用工程和支持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各支行深入各村进行前期调研，为后期开展工作做了充足的准备。为有效开展“双基”共建农村信用工程，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以省联社宝系列产品为载体，推出了“易农贷” 、“安农贷”、“富农贷”、“新一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实行“一次核定、随用随贷、周转使用、余额控制”的原则，为农民致富提供帮助，为农村发展贡献力量。

(三)加大服务创新力度

通过不断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增强自身竞争实力。2016年，经过我行与土地局沟通协商，对辖内国有土地的价值由本行自行评估，以此降低客户融资成本，从实质上支持特色种养殖、蔬菜水果采摘、农牧产品加工等行业，有效满足生产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带动了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四)加强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

我行充分发挥点多面广、联结城乡的优势，通过召开银企座谈会，入园区、入市场等拉网式营销方式，挖掘了不少潜在优质客户。2016年，我行共召开两次银企座谈会，并组织客户经理对夏垫工业园区、陈府农业园区和潮白河工业园区的企业进行了走访，进一步推动了我行信贷投放的稳步增长。

(五)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与当地人行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信息采集平台合作力度，为个人创业者和小微企业搭建集“信息咨询、创业辅导、市场开拓”为一体的创业综合平台。同时，我行积极助力省联社个人征信系统上线工作，构建完整的信用体系建设，达到真正的信息共享。在支付体系建设中，我行完成了二代支付系统顺利切换上线，涉及柜面、网银、EPOS、支票影像等多个渠道业务。

(六)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为适应个人金融业务的高速发展，我行大力积极推进消费者金融服务创新，加快互联网、移动支付等新技术和新服务渠道的运用。开通大厂农村商业银行“微信公众号”，微信号为：hbdcnsh，在线为客户提供更优质、便捷的金融服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规律是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进行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按市场规律办事。 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稳定物价，促进就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进行供给侧改革，有利于完善科学宏观调控，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供给侧，也可以推动经济发展。 生产决定消费，实现供给侧改革，有利于更好地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转变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 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调整产业结构为突破口。

国外农村公共服务研究现状论文

范文题目：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研究来自 知网作者:熊春林摘要:人类已悄然由工业化社会进入到信息化社会.信息化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成长能力、现代化程度、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随着信息化的纵深发展,农村和农业不可避免地被席卷入这场空前规模的信息化浪潮中.对此,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加强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成效最终体现在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上.加强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对于促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如何提高农民对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满意度为目标,依据公共服务理论、信息化理论、能力理论、系统理论等理论,界定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的相关概念,全面分析与探讨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与其形成基础、形成机制之间的内在关系.建立AHP-CSI和CSI-Logistic研究模型,以国家农村农业信息化示范省湖南省为实证研究对象,应用层次分析方法(AHP),从服务设施、服务队伍、信息资源、社会环境、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保障机制等7方面构建了25个评价指标,实证分析湖南省14市(州)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形成情况;运用CSI-Logistic研究模型,对湖南四个示范区的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农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评价和回归分析;运用AHP-CSI研究模型对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形成评价结果与农民满意度评价结果进行相关分析.从基础设施、服务队伍、信息资源、运行机制等4个方面分析美、英、德、日、韩、印度等国的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的概况,把握国外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发展的趋势,总结国外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的经验.最后,本文根据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形成评价和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农民满意度评价,借鉴国外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经验,从彰显农民为本、加强基础建设、完善发展机制、健全绩效评价等方面提出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策略.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的评价与建设既要关注服务本身更要关注农民满意度.(2)当前,我国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有明显提高但仍较弱.(3)政府和市场在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中的作用因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的阶段变化而变化.(4)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需要政府与农民上下联动、外部推动与农民自动有机结合.展开关键词: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农民满意度;层次分析法;Logistic回归分析（学术堂提供更多内容）

环境开题报告范文1：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制约因素及其对策 一、选题意义及预期目标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前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任务。同时，又面临着相当严峻的问题和困难。作为区域经济，如何在激烈的国际、区际竞争中，正确分析面临的环境制约因素，努力做到扬长避短，变不利为有利，确保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旨在多角度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制约因素，提出种种对策，以求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内外有关学术动态及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80年代末，可持续发展理论开始提出，但至今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制约因素研究仅局限于宏观的认识，如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污染物破坏问题、经济技术水平问题等。而对区域经济的环境制约因素，特别是一些微观内在因素研究甚少。作者拟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点上加以探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制约因素，并提出一些 措施 和对策。 三、论文写作提纳 前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背景、研究的意义、目的、基本技术路线。 一、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制约 (一)环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基础; (二)区域经济发展对环境产生反作用; (三)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才能相得益彰。 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制约因素 (一)失衡增长导致环境制约区域经济发展; (二)区位资源的不平衡制约区域经济发展; (三)现有环境管理体制与国际不配套制约环境经济发展。 三、对策研究 (一)中国区域开发管理体制必须创新; (二)适时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 (三)制定完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政策。 四、论文 工作计划 2001年1月至2月拟定论文开题报告，资料与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 2001年3月至4月完成论文初稿并请导师修改，完成论文二稿并请导师修改; 2001年5月至6月论文定稿与答辩 五、参考文献 1.张敦富主编，《区域经济学原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北京 2.李京文主编，《中国区域经济教程》，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南京 3.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实证研究结构转变与发展战略》，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年，北京。 4.叶裕民，《中国区域开发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北京。 5.宋璇涛，《寻求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北京。 6.李京文主编，《21世纪中国经济大趋势》，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沈阳。 7.汤爱民，《大整合》，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北京。 8.顾介康、储东涛主编，《江苏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与规律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南京。 9.薛志平、刘波，《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理念卷)，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2000年，香港。 10.吴兴鹏、董剑南、谢玉平，《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实践卷)，香港大学报社出版公司2000年，香港。 11.国家环境保护局译，《选择还是放弃荷兰国家环境政策计划》，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北京。 12.厉以宁、章铮，《环境经济学》，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北京。 13. 教育 部高等教育司组编，《西方经济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广州。 14.陈耀邦，《可持续发展战略读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年，北京。 15.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等6部门，《江苏省人口资源、环境研究文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北京。 16.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江苏资源与环境》，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南京。 17.方在农主编、彭立明副编，《现代科技知识导论》，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南京。 18.《中国环境报》、《农村生态环境》、《农业环境与发展》、《农业环境保护》、、《环境保护》、《环境科学动态》、《环境导报》等报刊。 环境开题报告范文2： 一、论文(设计)选题的依据(选题的目的和意义、该选题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等)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性，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的外部性，市场机制在生态环境资源配置上存在“市场失灵”，为了确保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达到经济与环境上的和谐，必须将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将环境保护与经济主体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达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的和谐一致，实现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的介入和干预成为解除“市场失灵”的一种有效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将环境保护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纳入基本公共范围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中，依据整体调控政策，许多地区被规划为经济开发区，成为工厂的进驻地，导致该地区的环境急剧恶化。这些地区的环境质量会与那些受保护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进一步激化不同区域间的环境质量水平、生活质量水平不平衡的矛盾。2008年环境形势依旧严峻，河网水体的污染程度有所加重，酸雨污染依旧严重。城区河网水质2008年污染依然污染严重，水库水质普遍好于河流水质，近岸海域无机氮、无机磷污染严重，富营养化问题仍比较突出。只有按照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财力均等化、生态补偿原则以等要求，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那些由于经济发展需要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的地区能够得到相应的财政补偿，缩小因环境因素而导致的生活质量水平的差距，增加环境治理的积极性，防止因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而拉大不同区域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二)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由于长期以来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忽视，农村公共服务整体匮乏，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的现状就更不容乐观。农村环保公共基础设施与城市相比严重滞后;城乡环保基础公共服务供给比例失衡;城乡环保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差距过大，城乡环境保护公共服务呈现非均等化状态，其实质是非均等化的“国民待遇”，这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成为农村环境保护发展的主要障碍。美国国家环境局从1978年开始对设置资源回收系统提供财政上的援助，现已对37个州的62个单位拨款2600多万美元，预计将有30%的企业安装资源回收装置。1980年在《固休废弃物的处置法》中规定了对能减少各种废弃物产生的新工艺或对工艺进行改进，提供既省钱又实用的固体废弃物处置办法均给予财政补贴。《大气净化法》中规定，对达到国家一级或二级大气技术标准的，财政给予补贴其支出的1/2。联邦德国对兴建环保设施给予财政补贴，其补贴数额相当于投资费用的一个百分点。其补贴的经费可动用财政预算或欧洲复兴计划(ERP)的专款。

行政变革的理论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新贵无疑是“新公共管理”(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相比教而言，它摒弃了传统政治理论的观察视角，而是从市场和经济学的角度重塑了许多行政的理念和价值，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行政发展架构。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以丹哈特夫妇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并倡导“服务而非掌舵”的新公共服务理论(the New Public Service)，他们的观点在我们的服务行政研究中具有值得重视的巨大意义。一、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 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鲜血液。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政府相似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公共服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因此，其核心内容是力图将私营部门和工商企业的方法用于公共部门，强调市场竞争、政府工作的绩效评估、行政过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顾客导向等。一时间，“企业化政府”、“市场为本”、“政府瘦身”、“重塑政府”成了政府官员使用率极高的流行词语。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并没有涵盖当今政府在实践中所应该涵盖的基本理念。而且新公共管理过分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过分强调政府向企业学习、用企业提供商品的方式提公共服务，往往会而且在实践中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差别，从而产生伦理上和责任上的问题。另外，在市场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腐败现象。这一切，导致公平与公正问题的凸显。新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政府不再同时掌舵和划桨，而是把划桨的任务赋予更为高效率的市场，政府则专心做好掌舵的工作。丹哈特夫妇则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当我们急于掌舵时，我们是否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从掌控和驾驭社会的角度讲，政府过去已经做了很多，也的确发挥过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现代社会，这种单极化的掌控结构是否还合理呢？现代社会更多意义上是一个多元化的结构，即便在公共行政领域它更多的也要体现出公民的主体性。其实公民才是一个多重的角色，他们既是公共财政的主要供给者，也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各种生活的参与者和公共利益实现的监督者。归根到底，作为最终的授权者，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新契约的形式向民间公共组织授权，而非单独指向政府，这样就使得掌舵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政府在许多时候的角色将不再是主导型的，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至于划桨手也不仅仅是市场这一单一结构能够完全提供的，需要有更为多元的参与力量来重构体系。2、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在对新公共管理进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新理论。丹哈特夫妇提供了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比较的一个代表性范式，他们提出了对服务行政有相当指导意义的七个方面：1.服务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3.战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动；4.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5.责任并不是单一的；6.重视人而不止是生产率；7.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权和公共服务。夏书章先生对此有这样的评价，“在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新公共服务运动，并非偶然，故不论它们之间的理论观点和具体内容上的分歧和争议如何，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视，即强调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归根到底是公共服务的性质。” 与新公共管理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观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务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观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员为公民服务并确实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之上的。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体现在: (1) 新公共服务呼吁维护公共利益，“ 当公民能够根据公共利益去行动时,社会的广泛利益才能从一个独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脱离出来,并转变成一种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会奉献的过程最终使个人变得完整”，这种观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个人自利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论。（2） 新公共服务强调尊重公民权利。新公共服务的倡导者坚持认为,政府与公民之间是不同于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的, “公民具有一种公共事务的知识,一种归属感,一种对整体的关切,一种与自身的命运休戚与共的社群道德契约”。新公共服务倡导者相信公共组织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分享的过程来运行,就一定能获得成功。（3） 新公共服务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务看到当今政治生活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变化,政府不再是处于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更多的利益集团直接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新公共服务认为行政人员应该意识到,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作为负责任的参与者,而不是企业家,他们是“公共资源的管家、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街道层次的领导者” ,将越来越多地扮演调解、协调甚至裁决的角色。3、新公共服务理论需要发展和实践。新公共管理努力实现的是对一系列公共管理困境的救治，现实的问题使得关注效率的工具理性成为必要，相应的它对于追求何种最终价值却少有兴趣，也就缺乏探讨紧迫性的认知。作为一种变革和救治的视角，我们对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予以很多的赞成与肯定，但是这样一种理论进步更多的是建立在技术和工具的层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具有形式偏好性。而新公共服务则试图将管理的视角逐渐切换到对管理乃至社会发展根本价值的关注上来。资于往事，鉴于现实，我们需要在一个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在二者理念中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尽管丹哈特夫妇在提供的多个项目的比较后发现，二者似乎存在着太大的差别，但是如果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形式和价值事实上必然有相契合的肌理。就如同我们认为即使在公共管理“主体缺位”时期，它也正走在根本价值的漫长回归之路上，并不能因为当时的理念多么浅显而否认那曾是形式与价值耦合的一个历史进程。新公共服务高举价值追求的大旗一方面确实很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困惑，在实践上并不能与新公共管理并驾齐驱。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困惑 公共行政转向倡导服务的价值和实质的正义，需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为根本的行政体系。这样一种理论推定的首要问题“是否可能”或者说“是否具有操作性”将如何来界定呢？事实上，通过分析，我发现有四个困惑必须予以解决才能回答其现实性。 第一，公民何以理性？以公民为本就意味着公共行政必须满足公民的需求并为不断发展的需求提供服务升级的义务。那么，公民的理性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这种理性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 1.公民是否准确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公民其实往往最注重基础的需求，而对于可能的或者高层次的需求缺乏认知，这主要是因为需求环境、需求阶段以及需求人群的差异造成的。譬如，生活在城市的人向往乡村田园的环境，而农村居民会觉得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更好，这种需求的“围城”困境并不意味着绝对的需要，而是阶段性的比较和补差心理。所以公民的需求总是表达不充分或者时效多变的，寻求一种明确的认知似乎目前还不可能。 2.公民是否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即使公民完全知道自己的需求，那他们能清楚无误地传递给供给方吗？答案是否定的。公民的表达取决于三个因素：a.公民表达的能力，这一点是因人而异的，最好的表达能力者能否最清楚的表达尚有疑问，何况千差万别的公民群体。b.公民的表达意愿，公民的表达意愿是受个体情绪影响很大的，不同心理素质和个性的人对表达的见解是不径相同的。c.表达的成本，这一点其实也很关键，如果公民感觉到对话的成本高于收益或者担心投入沉没的话就会放弃许多表达的机会。 3.公民认为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么？公民的评价体系同样体现出迥异性，即使是同等同质的服务对于不同的客体而言满足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困境时常出现，使得服务方不知所措，也往往影响公平性和制度化。 所以，就现实而言，差别的公民个体理性层次不同，作为全体考察时则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只能称之为有限理性的集合。 第二，政府何以令人满意？作为服务供给者的身份，如何让公民满意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作为权力和权利主体的公民在接受服务的时候对于政府不能是感恩或者宽容的感情，他们通常应当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1.政府是全心全意为我们考虑的吗？政府的人员是由一般的公民担任的，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本职工作来实现政府的服务。这个特殊群体的集合是不是会带来政府的人格化以及利益集团化？他们考虑服务的基点还能保持公正吗？还有可能在冲突的区域依然保持价值的中立吗？以上的担心不是多虑的，既往的“经济人”假说事实上更加增添了这方面的不确定感。 2.政府能提供尽可能多和好的服务吗？这个问题直接与服务的意愿和政府的能力有关：从意愿的角度，政府在获得充分的授权后，必须有兑现契约的实际行动和完善服务的创新精神，还必须保障能够落实到制度化的设计上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随意性安排；从能力的角度，政府在具体的行政中应当表现出足够的驾驭本职的素质并且有令人信服的实践来进行经常性的校验；这个问题实质上还与政府对公民需求的认可有密切的关系，公民表达的所有需求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回应、是否带来了未来服务升级的承诺和预期等都是现有较松散公民社会的结构所不能把握的。 3.政府是值得信任和不可替代的吗？既然服务是公民对政府的根本定位，那么政府目前所发挥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吗？在某一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已经是最好的可能吗？现实中，多元的社会和多元的结构已经提供了选择的其它可能，政府如果不能证明它还有必要居于主导，就必须放弃过去获得的授权合同，主动退出，但是政府这种自觉的行动常常是缺乏压力和动力的。所以，政府总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改革甚至重塑就成为经常性的工作。 第三，政府和公民何以达成共同的核心价值？作为追求理念的“生产力”与“效率”、“民主”与“正义”、“安全”与“福利”等在社会认知上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偏好，公民群体通常不可能达成一致的认识，政府在各个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问题还在于作为被授权的服务主体——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社会价值的统一发挥影响，又有多大的能力去整合各方开展统一的行动，而且保证不虢夺侵犯公民的权力。另一个方面，公民作为权力的主体为何要去认同某种共同的价值，那些个体和群体多元化的价值之间又如何来保持融合和平衡冲突？我们会发现关于价值的争论实际上归结到最后就是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根本性基础——合法性认同，公共服务的行政变革不能是停留在技术修补层面的运动，而应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方位重构和超越。 第四，公共服务是现在还是未来？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建构服务行政的事实与价值取向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面对既往的弊端和危机时，形式的修正需要更显得迫切，而对于理念的刻意追求反而显得不合时宜，那么服务的理论是不是太过超前或者部分地超越了我们的时代而应当被视为未来的理想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目前指导理论的建设性是不可延缓的，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新公共服务都无法回避。三、结论 公共服务推定的困惑不是否定了公共服务理论的可能，而是对公共服务必须解决的理论层面提出了建构的基本内容。一种公共服务理论的建立，必须围绕上述的问题展开探讨，任何理论倘使不能解开上述的困惑，那就恐怕还是会“混淆了规范与描述”，难以提供出“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替代性方案”。历史上的政府形态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至少已经扮演过两个角色，一个是大包大揽的全面干预者，就像我们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看到的统治管理形态，另一个是的市场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强烈要求的“守夜人”角色或者弱势政府。事实上，作为权力本体的公民们真的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吗？当然不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实际上也呼唤了新意义上的政府重塑工程。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向上仰视我们的政府，他们必须记录下我们所能给予的权力、坚决保留的权力和禁止行使的行政权力，并确定法律去保障它们；其次，我们需要一个热心了解我们需求的政府，他们应该划分出必须提供的、尽可能提供的和由第三方更好提供的不同需求层次，然后努力去达成这样的供给；最终，我们需要一个全心全意服务于我们的政府，他们以尊重人的个性、确认人的价值、推进人的发展为使命。因何而服务?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民主的政府是为他们的公共服务而存在。”我们所需要的也正是一个服务性的新型政府。

我觉得西方公共管理人才就业去向主要就是非盈利组织，这些非营利组织。涉及的方面很广。他们的公民社会发达，诸多的社会公共事务主要由社会组织进行，自我管理，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比较少。我觉得他们在西方国家应用范围相当广泛，受到了社会高度重视，发展前景极为广阔

公共物品研究论文

【作者】 卜晓军；【导师】 任宗哲； 【作者基本信息】 西北大学， 行政管理， 2004， 硕士和【作者】 韩娅宁；【导师】 张正军；【作者基本信息】 西北大学， 行政管理， 2003， 硕士是这两篇硕士吗？

我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今年毕业 ，我们班的论文有以下一些(选了几个主要的)，你可以参考下：高校非营利组织发展与研究新农村农居规划经济学分析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与重建农村养老保险现实问题与对策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沟通模式研究地方政府与媒体关系研究我国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分析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与出路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初探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研究当前中国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研究

·论文《公共物品的公共性探讨》发表于《兰州学刊》2009年，第9期论文《公共性视角下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之辩——多元化的困境分析》发表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3期，被《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7年第6期全文转载·论文《公共物品供给的交易费用多维度分析》发表于《公共管理学报》2007年第4期·论文《论准公共物品的去公共化倾向》发表于《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论文《论公务员就职保障与有效激励》发表于《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参与编写《地方公共管理学——理论与实践》和《中外公务员制度》两本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