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反清研究论文

朝鲜反清研究论文

1.《朝鲜王朝最后一任朝天使---金堉使行研究》，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5月，页219-242；2.《朝鲜王朝关王庙创设之本末与关王崇拜之演变》，《东疆学刊》，2010年第2期，页1-13；3.《<皇明通纪>及其续补诸书对朝鲜之影响》，《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页157-176；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9年第11期全文转载；4.《试论清初朝鲜之“复仇雪耻”理念及其演变：以宋时烈为中心》，《九州学林》（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春季号，7卷1期，第66-100页。5.《日本宝历辛巳版<明史朝鲜传>考论》，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5月，页441-455。6.《朝鲜入明海上贡道考》，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举办《韩国学论文集》第17辑，2009年3月；又见曲金良主编《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年12月）第6卷，页138-151；7.《历史、传说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的塑造与演变》，《复旦学报》，2008年第5期，页19-32；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9年第1期全文转载；8.《清修<明史>与朝鲜的反应》，《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页124－133；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8年第7期全文转载；《文史知识》转摘提要；9.《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考论》，《历史档案》，2008年第1期，页109-115；10.《试论朝鲜王朝之慕华思想》，《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1期，页25-31；11.《义理与现实的冲突：从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鲜王朝之尊明贬清文化心态》，《汉学研究》（台湾，2007年12月），第25卷第2期，页187-210；12.《清乾嘉时期中朝士人之学术交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7年11月第47期，页191－216；13.《朝鲜<韩客巾衍集>之西传清朝及其影响》，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七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4月），第15辑，页40－47；14. “Different Types of Scholar-Official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 The Interlaced Careers of Wang Shizhen and Zhang Juzheng”, Ming Studies明史研究（美国明史研究会会刊）, (Spring, 2006), ;15.《清对朝鲜宗藩政策的演变及其效果》，《东方文化》（香港大学与美国史丹福大学合办），41卷1期（2006年6月），页91－122；16.《王世贞及其著作对朝鲜的影响》，《文史知识》，2006年第1期（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全文转载），页94－100；17.《试论入关前清与朝鲜关系的演变历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页98－107；18.《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读欧立德教授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民族认同>》，《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10月）总第七卷，页399－410；19.《朝鲜燕行士人与清朝儒生：以洪大容与严诚、潘庭筠、陆飞交往为中心》，杨龙主编：《东北亚社会经济文化与区域合作》（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页351－371；20.《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求是学刊》，2005年第2期。（被《新华文摘》2005年第10期摘录提要），页117－122；21.《朝鲜吴庆元<小华外史>考论》(与乔治忠先生合著)，《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2期，页63－70；22.《登莱事变及其对明、后金与朝鲜的影响》，陈尚胜主编《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页119－142。23.《王世贞未完成之明史与<弇州史料>》，《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5年11月；24.《十六世纪两类士大夫的代表：文人王世贞与相臣张居正》，《中国社会史评论》，（2005年）第6期；25.《王世贞<史乘考误>对<明实录>之辨证及其影响》，《成大历史学报》（台湾成功大学），2005年10月总第29号26.《淝水之战：初唐史家们的虚构？——对迈克尔·罗杰斯用后现代方法解构中国官修正史个案的解构》，《河北学刊》2004年第1期，页77－83【被《新华文摘》2004年第10期摘录提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2期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2004年第2期转载】；27.《王世贞明史研究之成就与特点》，《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页28－35；28.《略述美国史学评论与总结机制》，《南开学报》2004年第2期，页92－99【被《新华文摘》2004年第12期摘录提要】；29.《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页44-50；30.《从正朔看朝鲜王朝尊明反清的文化心态》，《汉学研究》（台湾），2004年6月，页191－218；31.《试论朝鲜王朝崇祀明朝东征将领的祠庙》，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2003年12月总第11辑，页25-33；32.《试论明遗民之东去朝鲜及其后裔世代对明朝之思怀》，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2003年总第10辑，页144-167；33.《试论多尔衮与朝鲜的几个问题》(与郑克晟先生合著)，朱诚如主编《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8月），页247-262；34.《历史主义对“史学革命”的一次反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被教育部委办《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3年第3期转摘提要，第180页；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历史学》2003年第8期全文转载）2003年第1期，页12-19；35.《西方书籍史研究漫谈》，《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3期；36.《朝鲜王朝大报坛创设之本末及其象征意义》，《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新第11期，页247-272；37.《朝鲜<皇明遗民传>的作者及其成书》，《汉学研究》（台湾），2002年第20卷第1期，页163-188；38.《朝鲜王朝尊周攘夷及其对清关系》，《韩国学报》（台湾），2002年第17辑，页255-281；39.《试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南开学报》，2002年第4期；，页66-73；40.《<明实录>之东传朝鲜及其影响》，《文献》，2002年第1期，页237-247；41.《<朝天录>与<燕行录>--朝鲜使臣的中国使行纪录》，《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1期，页74-80；42.《朝鲜王朝所编之中国史书》，《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页66-75；43.《试论朝鲜儒林之尊周思明—以华阳洞万东庙为中心》，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9辑，页37-57；44.《朝鲜王朝尊周史书论略》，南开大学古籍所编《文史论集》第二集，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页406-428；45.《试论王世贞的史学思想》（下），《大陆杂志》（台湾），2001年元月，第102卷第1期，页6-14；46.《试论王世贞的史学思想》（上），《大陆杂志》（台湾），2000年12月，第101卷第6期，页277-287；47.《钱谦益与王世贞》，《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120-127；48.《“土木之变与倪谦使朝》，陈尚胜主编《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214-244；49.《清修<明史>与王世贞》(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历史学》1999年6期全文转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页78-88；50.《沈德符与王世贞》，《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1期，页98－101；51.《试论王世贞的史学批评》，《纪念南开大学建校八十周年暨古籍所成立十六周年文史论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页146-163；52.《人性演变与文学发展—读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署名黎正衡），《书目季刊》(台湾)1999年第33卷第1期，页73-84；53.《<明季辑略>之东传及其引发之事件—中韩书籍交流史研究之一例》，《书目季刊》(台湾)，1998年第2期，页60-65；54.《试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对<史记>的模拟》(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历史学》1998年6期全文转载),《南开学报》,1998年第2期，页74-80；55.《试论朝鲜李玄锡<明史纲目>之编撰、史源、刊行与评价》，《清华学报》(台湾，1997年）新第27卷第3期，页313-345；56.《试论丽末鲜初的中韩关系》，《韩国学论文集》第6期，1997年，页33-41；57.《朝鲜王朝的一部明史著作--<明史纲目>之研究》，《中国历史与史学—祝贺杨翼骧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页346-359；58.《丙辰京察与嘉靖后期党争》(与郑克晟先生合著)，王春瑜主编《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120-140；59.《陈璘与李舜臣》，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一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0月，页224-233；60.《翁万达在广西》，《翁万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年，页129-140；61.《试论明初的宦官外交》，《南开学报》1994年第2期，页34-42；62.《朝鲜入明贡道考》，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1994年第2集，页39－47；63.《胡适之与明实录》，《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2期，页21-24；64.《试说明代行人》，《史学集刊》，1994年第1期，页11-16；65.《试论明代监察官的考选制度》(与关汉华先生合著)，《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页116-124；66.《嘉靖中叶第一边臣---翁万达》，《文史知识》，1993年第6期，页56-60；67.《史学至精微，微处见大义---浅谈郑天挺先生的治史方法》，《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2期，页30－34；68.《明代宦官与中朝交往》，《韩国学报》(台湾)，1992年总第11期，页135－149；69.《明代使臣述论》，《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页69-74；70.《试论崇祯皇帝的用人观》，《历史教学》，1990年1期，页3－12。

公元1392年，高丽大将李成桂不愿服从亲元的高丽政府的命令，发动兵变，建立了朝鲜王朝，朝鲜王朝确立了“事大主义”的基本国策，保护自己的安全。

什么是“事大主义”呢？“事大”一词出自于中国的一些先秦古籍，指的是一种基于儒家思潮的外交理念——小国侍奉大国，安分守己，以维护国家安全，不过现在这个词几乎成了一个历史术语：特指1392年—1895年朝鲜王朝对中国明朝和清朝称臣纳贡的政策。

咱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可能很难理解这是个什么思维，但在小国的立场上，这其实是一种基于利益最大化所考量的外交政策：古代朝鲜几乎只有3个外部势力能打交道，日本是小国，还频繁侵略朝鲜，不需要太亲密；女真人等游牧民族势力是死敌，需要驱逐打击，也不用客气。

但是对于中国（明朝），那就要注意了，和朝鲜比起来明朝是个超级大国，根本无法抗衡，所以对明朝，朝鲜需要采取谦恭的外交态度，成为明朝最亲密的属国，各种礼仪都尽到极致！

这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是能保障国家安全，明朝没必要打击他，而且朝鲜自身受到打击的时候还可以得到明朝的保护，这毕竟是宗主国的责任；第二是能保障国家发展，朝鲜国小力弱，有时候需要明朝的支持。第三，对于朝鲜王朝的统治者来说，也需要利用“亲明”来维持统治，朝鲜王朝把儒教 (朱子理学) 作为国家统治理念，而“亲明”自然也是这个理念中的一环。

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么一个问题啊，在古代，政权可是比国家重要的，也就是说朝鲜钦慕的是明朝，而不是中国。

所以，到了17世纪明朝衰微，清朝兴起的时候，朝鲜王朝非常尴尬，从情感上和价值信条上，朝鲜是明王朝亲密的属国，“亲明慕华”早成了朝鲜这个国家的价值信条，而对于女真蛮族建立的清朝，朝鲜则是充满鄙夷；但是现实上，又是清朝（后金）的拳头更厉害。

一开始朝鲜是和明朝联合起来抗清（后金）的，但后来萨尔浒之战明朝惨败后，明朝完全丧失了在东北的主动权，更没办法庇护朝鲜，于是后金（清朝）在1627年和1636年两次入侵朝鲜，终于迫使朝鲜断绝了与明朝的关系，转而臣服于清朝。

但是，这仅仅是政治上的，从情感层面，朝鲜仍然亲明，对清朝充满鄙视，这种思潮甚至一直到20世纪都没有完全消退，毕竟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时候，是大明出兵才挽救了朝鲜政权，这可谓是再造之恩。

在朝鲜王朝内部，从朝廷到人民对清朝都极为反感，在文献中称其为胡虏的句子比比皆是，在国内拒绝使用清朝的年号（康熙，乾隆等），而是用“仁祖大王十二年”，“后崇祯二十年”等代替。

而且，少有人知的是，朝鲜王朝甚至还有这么一个惊天计划——十万大军攻灭清朝，重新复明！

可能看到这里大家第一想法是——朝鲜是疯了吗？还真不是，这就要从清朝的局势说其，1636年，后金改国号为清，1644年清朝入关，所以我们通常是把1644年看成“清朝作为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开始”，但是实际上清朝前期的统治相当不稳定，南明势力，农民军势力，准噶尔蒙古……一堆势力让清朝是焦头烂额。

这个时候朝鲜似乎嗅到了机会，当时朝鲜王朝正值孝宗李淏在位，此人在丙子胡乱时有被清军掳走到沈阳的经历，所以他对清朝非常反感，而朝鲜王朝的老臣也均认为臣服于蛮夷是奇耻大辱，现在趁着清朝内乱，朝鲜王朝有了“反清复明”的计划。

在孝宗的谋划下，朝鲜全国开始了增加税收，扩军备战！

朝鲜王朝计划将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且全部升级为骑兵，此外还新训练都监军10000名，御营厅军20000名。并强化炮兵，当然，这个计划已经超出朝鲜的能力范畴，所以后来未能实现。

不过嘛，如何将扩军计划向清朝解释倒是一个大问题，朝鲜方面向清朝的汇报是：自己是为了防范日本。但清朝后来经过调查，发现朝鲜和日本关系并没有恶化，于是对朝鲜有了警惕，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为六使诘责事件。

由于国小力弱，扩军计划没有完成，加之朝鲜的行为已经引起了顺治的警惕，所以这朝鲜孝宗的雄心壮志未能实现，1659年五月初四，朝鲜孝宗去世。

不过朝鲜王朝“光复大明”的心思还是没断，朝鲜王朝上下均相信中国古代的政治预言——胡虏无百年之运，“反清复明”在朝鲜是政治正确，朝鲜李朝派人广泛联络台湾郑成功，三藩割据势力，准噶尔蒙古甚至日本德川幕府等势力，准备共同抗清，甚至允许台湾明郑军队和日本军队“假道朝鲜，出送援兵”！

17世纪80年代，清朝爆发了严重内乱——三藩之乱，朝鲜王朝大喜，又认为机会来了。这个时候是朝鲜肃宗（1674年—1720年在位）时期，当时朝鲜大臣们纷纷上书，要求派十万大军伐清雪耻，光复故国大明，但肃宗脑子还是比较清醒，知道这个计划没有可操作性，他对大臣说：非无雪耻之心，奈何国小力弱，有心无力。

一步一步来的

朝鲜核设施研究论文

才给30分就想一片论文。。。。。。你太有才了

20世纪50年代末 朝鲜开始核技术的研究工作 1965年 原苏联在1965年帮助朝鲜建立了“宁边原子能研究所”，培训了部分核技术人才。当时，朝鲜从原苏联引进了第一座800千瓦的核反应堆。 1980年 朝鲜开始在宁边建造一座5兆瓦电功率的天然铀石墨气冷堆。 1985年12月 朝鲜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986年 宁边反应堆于1986年建成并启动，可年产7公斤武器级钚。 1989年 朝鲜承认在宁边建成的一个电功率为5兆瓦的石墨冷却研究用反应堆因为铀燃料棒外表锆层破损，不得不对核废料进行后处理，并因此获得130克钚。 20世纪90年代初 美国以其卫星照片为依据，怀疑朝鲜有用于研制核武器的设施，扬言要对朝鲜的核设施实行检查。朝核问题争端从此而产生。 1991年12月31日 朝鲜同韩国在板门店草签了《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 1992年1月 朝鲜又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核安全协定》，并同意该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朝鲜半岛的紧张气氛才有所缓和。 1992年5月到1993年2月 朝鲜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6次不定期核检查，但双方对检查的对象和结果意见不一致。 1993年2月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作出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强制性的“特别检查”决议，同时，美韩恢复举行曾于1992年暂停的“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 到20世纪末 朝鲜相继建成了6个核研究中心、两座研究性质的核反应堆和一座核电试验堆，已在全国范围内探明可开采的铀储量多达400万吨，有6座铀矿可以开采。 2003年1月10日 朝鲜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退出它于1985年底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半岛局势又紧张起来。 2003年8月 中国为解决朝核危机组织了第一轮六方会谈 2004年2月25日至28日 第二轮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各方表示将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并愿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精神，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核问题，维护朝鲜半岛和本地区的和平稳定。 2004年6月23日至26日 第三轮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朝方表示愿意以透明的方式放弃核武器计划，强调核冻结是弃核的第一阶段，愿意为此接受核查。 2004年9月12日 朝鲜发生大爆炸事件。大爆炸产生蘑菇云团。外界猜测朝鲜进行核爆实验。朝鲜外交部发言人说，这只是一次山体爆破，目的是为修建水电站。 2005年2月 朝鲜正式宣布拥有核武器 2005年5月 朝鲜宣布从核反应堆内取出8000根废燃料棒，重新启动根据框架协议冻结的5兆瓦核反应堆，并恢复了5万千瓦和20万千瓦核反应堆的建设工作。 2005年9月13日至19日 第四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在北京举行。19日，与会各方一致通过《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就解决朝核问题达成六大共识。朝方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回到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美方确认，美国在朝鲜半岛没有核武器，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 2005年11月 第五轮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 2006年10月3日 朝鲜称将在科研领域在绝对安全情况下核试验 2006年10月9日 朝鲜成功进行核试验

1、朝核问题与朝鲜战争（铺垫、大背景）： 美苏全球冷战、局部热战：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简述---大国划分势力范围、朝韩分立，中国出兵，停战协定； 朝鲜民族自尊心脆弱性：朝鲜近代史是屈辱的被占领史、被压迫史，自己的命运应由自己掌握，必须发展核武。

朝核问题的由来 - -背景资料：朝核问题的由来 ( 朝核问题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美国以其卫星照片为依据，怀疑朝鲜有用于研制核武器的设施，扬言要对朝鲜的核设施实行检查。朝鲜反复声明它没有制造核武器的打算和能力，同时指责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威胁它的安全。 1992年5月至1993年2月，朝鲜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6次不定期核检查。1994年10月，朝美两国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朝核问题的《框架协议》。根据协议，朝鲜同意冻结现有的核计划，美国将负责在大约10年时间内为朝鲜建造一座2000兆瓦或两座1000兆瓦的轻水反应堆；在轻水反应堆建成前，美国将同其他国家一起向朝鲜提供重油，作为能源补偿。 2002年10月，美国总统特使凯利访问平壤后，美国宣布朝鲜已承认其推进浓缩铀开发计划，朝核问题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朝鲜从未正式承认浓缩铀开发计划的存在。 2002年12月，美国以朝鲜违反《朝美核框架协议》为由停止向朝提供重油。朝鲜则指责美国没有按协议规定在2003年前提供轻水反应堆、没有真正考虑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在2002年初把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并将朝鲜列为核打击对象之一，使朝鲜的主权和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 朝鲜半岛自50多年前的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存在着军事对峙，朝核问题实际上是冷战对抗的延续。朝鲜指控美国对其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美国则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 朝鲜认为，朝鲜核问题是由美国敌视朝鲜政策造成的，要解决核问题首先需美国转变对朝政策。朝鲜重申，只要美国不放弃敌视朝鲜政策，朝鲜也就不能放弃核遏制力。 在美国停止向朝鲜提供重油后，朝鲜于2002年12月22日宣布解除核冻结，拆除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其核设施安装的监控设备，重新启动用于电力生产的核设施，并于2003年1月10日发表声明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同时表示朝鲜无意开发核武器。 为解决问题，朝鲜一直要求与美国进行直接对话，并多次提议与美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美国则要求朝鲜先行放弃核计划，并坚持认为处理朝核问题的恰当方式是通过多边对话。 朝鲜在今年4月中朝美北京会谈中曾提出同时消除美朝安全疑虑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要求美国作出回应。（完） 根据朝美两国1994年10月签署的《日内瓦核框架协议》，朝方同意冻结核计划，以美国为主导的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负责为朝鲜建造两座轻水反应堆，以解决朝鲜的电力短缺问题。在反应堆建成之前，该组织负责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重油，以缓解朝鲜的燃料紧张状况。但由于种种原因，朝鲜轻水反应堆工程直到2002年8月才动工。自2002年初美国总统布什将朝鲜列为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后，美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对朝政策。当年10月，美国总统特使、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访朝后，美突然宣布朝鲜承认其“拥有核计划”。随后，美宣布停止向朝提供重油。朝鲜外务省则于12月12日宣布，由于美方中断供油，朝鲜决定解除对核计划的冻结，重新启动用于电力生产的核设施。12月22日，朝鲜中央通讯社宣布，朝鲜已开始启封被冻结的核设施。 朝鲜今年初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从2月起不断威胁将退出朝鲜停战协定。自此，朝鲜核问题呈扩大化趋势，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朝鲜战争论文研究目的

抗美援朝中国政府参战的目的：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参战的原因是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美军还轰炸了中国领土，对中国主权造成危害，并且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需要树立国际威望，所以中国派出志愿军参战。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纪念这场战争最主要的目的：侵略战争不但给别国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同样也伤害到自己。我们纪念历史的同时，更多地应去感受历史，昭示后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抗美援朝精神，更加积极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

扩展资料：

历史背景

1950年9月15日，美军第10军于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损失严重，转入战略后退。9月30日，周恩来发表讲话，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但是麦克阿瑟认定中国不敢出兵与美国对抗，所以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10月1日美军越过北纬38°线，19日占领平壤，企图迅速占领整个朝鲜，并公然声称：“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抗美援朝

参战的原因是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美军还轰炸了中国领土，对中国主权造成危害，并且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需要树立国际威望，所以中国派出志愿军参战

纪念抗美援朝的目的是：弘扬民族精神，缅怀先辈。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涌现出一大批英雄集体和个人，将赫赫战功镌刻在史册，用牺牲奉献、血性胆气铸就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纪律重于生命”“钢少气多、永不言败”“忠勇善战、创新争先”“英勇、鏖战、坚守”“无私奉献为人民”……

这些经过血与火淬炼的宝贵精神，被英雄传人融入血脉，代代传承，成为激励新时代官兵矢志强军、建功军营的强大精神动力。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我们开设“英雄血脉·文化传承”专栏，走进英雄连队，感悟英雄精神，汲取奋斗力量。

扩展资料：

2019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69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张承刚等中国使馆外交官，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太亨彻等朝鲜党政军干部和平壤市民在平壤牡丹峰山麓的友谊塔前敬献花圈，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英烈。

2020年7月2日据新华网报道，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国家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中国抗美援朝的目的是:（教材型答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研究朝鲜战争的外国论文

《跨境人员、情报网络、封贡危机》（郑洁西）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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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跨境人员、情报网络、封贡危机

作者：郑洁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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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7-10

页数：264

内容简介：

《跨境人员情报网络封贡危机--万历朝鲜战争与16世纪末的东亚》以郑洁西博士文化交涉学博士学位论文《明代万历时期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为篮本，屡经修改、增删而成，最终以专著形式面世。全书共三编11章，第一编“跨境人员”共两章，通过考察明军里的外国兵和当时的在日明人这两类群体的跨境活动，为读者展示了当时东亚错综复杂的跨境活动和文化交流情况；第二编“情报网络”共三章，以东亚的情报传播为对象，通过考察明朝间谍的对日谍报活动、两种丰臣秀吉情报在东亚的流播情况，以及琉球国在明朝情报网络体系中的角色扮演，进一步探讨了东亚的整体性问题；第三编“战与和：封贡危机”共六章，考察了朝鲜战争引发封贡危机背景下的明朝应对战略，前三章着重关注明朝的“战”战略，后三篇着重关注明朝的“和”战略，无论“战”还是“和”，明朝的目的都是解决日本(倭寇)问题，维护东亚封贡体系，确保自身及其藩属国的安全。明朝的这两个战略，体现了其较强的应急能力，其作为东亚封贡体系核心国的权威不容动摇。

作者简介：

郑洁西，男，1981年出生。现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史、中外关系史，侧重于近世的中日、中朝、日朝关系史。曾任韩国高丽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兼任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在《学术研究》《社会科学辑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并被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和《历史学文摘》转载。曾主持日本学术振兴会课题一项，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一项。

联军数据：美国阵亡 23,615 因伤死亡 2,459 失踪期间死亡 (MIA) 4,821 被俘期间死亡 (POW) 2,847 非战斗死亡：2,830(病死、自杀)朝鲜战场死亡总计: 36,516 其他地区死亡人数 (朝鲜战争期间全球其他地区) 17,730 受伤 (人数) 92,134 受伤 (人次*) 103,284 (*包括单人多次受伤的次数） 下落不明 (尸体身份未确定/尸体未找到) 8,176 战俘：7245【美军死亡人数为：36570(阵亡)+8176（失踪）=44746。（这里要说明一点就是中国死亡人数：无论是战场死亡还是掉河里淹死【例如罗盛教】、还是支前民工死亡都算在总人数内，美国只算被战友看到的死亡，如果被炸个尸骨无存，是不算战死的，事故死亡（和重伤不治）也不算战死，例如沃克中将车祸死亡，是不算阵亡的；朝鲜至今还经常挖出美军尸体，就是当年的失踪人员）【此段暂存】英、法、澳及其他国家死亡：3388。韩国死亡：137900人。我军数据：全部死亡183108，类别如下：A、战死和事故死亡：114084人（包括淹死的罗盛教、包括清川江、长津湖之战中整营整连冻死在阵地的志愿军战士）B、负伤后在医院不治身亡有21，679人C、因病死亡13，214人D、长期失踪宣布死亡人员4300人（志愿军失踪共万人，其中有万人被美军宣布为战俘，剩余为长期失踪宣布死亡人员，前几年韩国送还400多具志愿军遗体，就系当时失踪人员）E、支前民工死亡（中国有60万支前民工赴朝，病死、被炸身亡）F、一些伤病人员在战时或停战初期复员回乡后因伤病复发去世，经家属要求也被当地民政部门算作抗美援朝烈士（就此家属也可得到抚恤金）。这些死者因已退伍未再列入军队统计，却出现在民政部门的统计中。G、近年又有一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伤致病返乡后死亡者的家属提出追认烈士并予抚恤的补充要求，其中不少得到民政部门承认，因此便出现了数字继续增加的现象。朝鲜：数据保密只要你自己尝试几次就完全没有问题了，而且电脑手机都没影响的。

新年到了，半岛的人们比较兴奋，把炮弹当礼花放，赢得了世界的关注。世界警察美国，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放弃假日，直接开赴这一敏感地域，一场战争似乎正在拉开大幕。半岛危机的两个主角是朝韩兄弟。朝鲜目前是金政权，这是一个没落的、腐朽的、专制的政权，比我们的晚清还晚清。朝鲜一直很神秘，像是个传说，神秘往往都是虚弱的和见不得人的，不敢被人知道而去刻意的掩盖，宣传管制，整天洗脑，强调纪律，经常搞暗杀，人民生活在恐怖之中，全国一张嘴、一支笔、一个脑。经济能九年连续保持负增长，实属不易，只有正日才有这个水平。朝鲜人民生活困苦，简直无法想象，儿童严重营养不良，一杯酒，一袋面就可以俘获一个女人……当丹东市灯火透明时，对面的朝鲜是一片黑暗。这就是朝鲜人民的状况吧：饥饿难耐、水深火热。看看韩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全球排名前15的经济水平，开放、多元的文化局面。国民衣食无忧，长的难看了，还可以整容。哎，同在一个纬度上，生活的差距咋这么大呢？就朝鲜人民而言，倒金入韩是走向幸福的康庄大道。半岛的战争能否打响，主要取决于美国，美国会不会打呢？纵观美国近几届总统，不论大小布什、还是克林顿，都会发动战争，所以奥巴马任内发动对朝战争很正常。最近美国经济一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战争则是转移国内人们视线，摆脱经济困境的有效方式。当然，发动战争，主要还是利益。面对朝鲜的挑衅、中国的崛起，美国适时打一打，对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时很有必要的，从战略上来讲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利益一定会有冲突，中美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美国打朝鲜，中国会不会再次出兵呢？中国是否参战主要是由我们的国家利益和高层核心决定的。如果我们不出兵，结果是朝鲜金政权颠覆，韩国实现半岛的统一，朝鲜人民幸福了。这对我们倒没有太大损失，一直以来很多人都认为朝鲜是我国抵御美韩的屏障，这是多么的荒诞。现在的洲际导弹能打多远距离，美国真要打我们，岂是一个弹丸之地的朝鲜所能阻拦。统一的韩国，相对成熟的经济体制，倒是能推动中韩的贸易发展。决定我们是否参战，除了有一个领导集体，还要有一个在全党、全军、全国中威望极高的领袖人物。不论是抗美援朝、还是对越自卫反击战都有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强势人物在驾驭。而我们现在党内是没有这样的人物的，这也正是导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缓慢的原因，毕竟政治改革牵涉到太多的利益集团，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博弈，只有真正能驾驭全局的人物才能啃下这块硬骨头。另外，我们国家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这是几代领导集体的追求，所以我们不会卷入朝鲜战争，我们会全力制止。当然美国打朝鲜，肯定要师出有名，毕竟都是文明国家，要打文明杖。韩国就是引诱战争发生的最好对象。以前是朝鲜挑衅，现在是韩国了，大力挑衅，只要朝鲜动手，美韩日马上就会对朝鲜大打出手，当然我们中国肯定要尽力去制止战争，积极去和美国协商，哪怕是用一些利益来换取半岛的和平，这也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也是历史上我们擅长的。目前军队里有些鹰派，不论对台独，对钓鱼岛、对美国航母进入黄海，都是要坚决打击，这是军方的强硬，也是中国人的脊梁，对待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上，梁光烈部长表现一直很强硬，很值得我们去顶。可以想象一下，朝鲜是我们一个负担，金政权下的朝鲜人民生活艰辛。如果我们的军队、特别是海军和空军能力足够，在美日韩打击朝鲜的同时，我军迅速攻台。朝鲜半岛统一了，我们中国也统一了。这倒不错，可惜我们现在海军的实力堪忧，不知道和当年的北洋水师比起来怎么样？

清朝有研究历法吗论文

在辛开元年，太平天国还用《夏历》,但自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正月初一日之后,太平天国实行了我国历法史上最彻底的历法改革,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历法《天历》。(它是由冯云山于清道光二十七、八年<1847—1848年间>在桂平县狱中时，创造出来的。)而同期的清朝政府一直是在使用《夏历》的。

以下资料来自百度百科：“《崇祯历书》撰完后，明已近灭亡，未能用来编历。清初，汤若望将《崇祯历书》删改为103卷，连同他编撰的新历本一起上呈清政府，得到颁发实行。新历本定名为《时宪书》。删改后的《崇祯历书》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应该说答案可以说是汤若望，不仅吸取了前代的经验，在西学的参考下，编订历法的精度也相当不错（相对于中国历史上其他历法），让清代成为了唯一将一部历法使用几百年的王朝。但是，不管怎么样，用“源于”感觉还是有些夸张了。

没有钦天工这个部门，但是有钦天监。职能是观测天像，研究历法。

明末清初时期，得益于亚欧新航路的开辟，大量的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以及意大利等外国人为了谋求自身经济或政治上的利益不断往中国内地输入，据相关资料统计，明朝正嘉（正德、嘉庆）年间仅宁波一地的葡萄牙人就曾高达1200人之多。当然，在这其中也包含了那些奉欧洲教皇之命到中国开辟“新大陆”的虔诚的传教士们，如明朝末年来华的利玛窦先生和汤若望先生以及康熙年间曾叱咤钦天监的南怀仁先生等等。

在上一篇文章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学术：谈谈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策略当中笔者已经讲到，为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顺利完成教皇所赋予的使命，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们采取了“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学术”的传教策略。而所谓的“学术”从某种意义上则代表了17世纪西方超前的科学技术（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和较为开放的文化思想，这对于正处于高度君主专制主义下的封建统治秩序而言无疑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刺激。因此，在这些新思想、新技术还未完全被当时的清朝统治阶层接受和认可之前，必定会受到来自于部分顽固派和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发生于明末清初时期的一场中西“历法之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场“历法之争”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又引发了轰动一时的清代“钦天监教案”，作为本案的主角人物，传教士汤若望也因此身陷险境。

自汉武帝时期以来，“天人合一”便成为了历朝历代最高决策者所强调的基本统治思想，所谓“奉天承运”便是该思想的最直观体现，除此以外，为了将“帝王受命于天”的思想彰显得更加神圣化，统治者往往还会将“天意”与“人事”进行刻意融合，以便更深一层次地维护原有的统治秩序。而作为“天意”与“人事”之间的桥梁，“历书”也就成为了统治者受命于天的重要凭证。因此，各朝对于“历书”都表现得尤为重视。

以明代为例，明朝时期所实行的“大统历”是在元朝“授时历”的基础上编制的，初期这种历法还能够满足当时帝国运转的日常需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统历”所产生的弊端和误差已逐步显现，更换更精确、科学的历法已势在必行。

16世纪，恰逢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为了在短时间内取得统治者的信任，传教士们率先瞄准了当时已落后于西方的天文学，为此，在这些人的辅助之下，明朝首部具有实质性科学理论依据的历书——《崇祯历书》得以问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还没等到明朝开始真正使用该部历书其国祚便到了尽头。

公元1644年（顺治元年），满清入主中原。次年，《崇祯历法》在汤若望等人的举荐下有幸在清代得以重新启用，是为《时宪历》（统称为“农历”）。《时宪历》的颁布，昭示着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历法改革得到了阶段性成功，与此同时，由于该历法受到以杨光先等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也预示着一场中西“历法之争”即将爆发。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杨光先以一篇慷慨激昂的《摘谬论》拉开了清初“历法之争”的帷幕，随后，又著《辟邪论》和《正国体呈稿》二文加以谴责汤若望。杨的目的很简单，便是要以这种方式让统治者对以汤若望为首的传教士们进行打击并拒绝西洋新法，改用陈年旧历。熟悉清初历史的读者应该很清楚，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顺治帝与传教士汤若望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甚至还一度称汤若望为玛法（“爷爷”的意思）并给予其各种特权。事实证明，此举不仅为汤若望传教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也为继汤若望之后的西洋传教士在中国实施劝化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这一时期的杨光先是断然动不了汤若望的。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年仅24岁的顺治帝不幸染疾驾崩。顺治帝的去世，使汤若望在政治上彻底失去了靠山，而四大辅政大臣又多是专权、保守之主，这一政治氛围对于汤若望及其传教工作而言无疑是不利的。果不其然，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杨光先在辅臣鳌拜和苏克沙哈的支持下再度上书《摘谬十论》、《选择议》等文攻击汤若望及其西洋历法。最终经户、吏两部会审，汤若望被罢去钦天监“监正”一职，拟定死罪。（后来由于孝庄太后的极力干预，汤若望获释出狱，不久病死于教堂）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杨光先顺利荣升钦天监“监正”一职。

在杨光先担任“监正”期间，钦天监内部精通西洋历法的官员基本被其剪除殆尽，清朝再度恢复为年久失修的“大统历”。关于杨光先本人，笔者有幸查到了关于他生前所讲的一段话：

康熙八年（关于1667），在鳌拜及其党羽势力瓦解之后“杨光先时代”的钦天监也随之终结。在多次公开验证西洋历法精密程度远高于“回回历”和“大统历”之后，康熙帝将杨光先撤出钦天监，改由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担任钦天监“监正”一职，并为汤若望平反昭雪。

至此，清初时期的“历法之争”得以谢幕，西洋历法凭其精确性和科学性成功“脱颖而出”。

首先，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是从两种历法的科学性还是精确性来讲，西洋历法比先前中国所采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都要略胜一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既然如此，统治者若想要确定其中一种历法作为本国历法的话只需如康熙帝一般将二者进行公开验证便可，这道程序对于统治者而言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但为何在康熙帝以前没人做公开性的验证呢？显然，这里边必有蹊跷。

我们暂且先回到文章前面所讲的这样一个情节：《时宪历》的成功颁布。

从表面上看，清廷之所以颁布《时宪历》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改变当时“大统历”和“回回历”等陈年旧历误差过大的不良局面。然而，结合当时的局势分析也不难发现，此刻正处于明清易代之际，而新历法的颁布便昭示着“正朔”已重新确定，清朝入主中原实属上天注定，名正言顺。说白了，汤若望的建议看似是帮助清朝确立一种科学且精确的新历法，实际上此举仅仅只是恰好符合当时清朝统治者的政治需求，故而能先后受到多尔衮、顺治帝的种种优待。

最后，我们再将目光聚焦到杨光先这么一个小人物的身上。纵观清代“历法之争”的整个过程，不可否认此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作为一个小人物的他又是如何能够在错综复杂的清廷内部当中掀起一段大浪呢？有不少人认为此人背后有幕后指使者，但对于这一观点笔者不敢苟同。首先，作为一个典型的保守派，杨光先认为历法的传统历理是要远大于其历数（准确性、科学性）的，史料记载如下：

客观而论，杨光先的这一想法在当时是更符合那些执拗于满清旧思想的当权者的，如专政时期的鳌拜及其党羽，这也正是杨光先在顺治帝当权期间没能扳倒汤若望而在顺治帝去世后将汤若望一扳便倒的一大重要原因。因此，杨光先仅仅只是清朝初期众多保守派当中的一个缩影，进一步讲就算没有杨光先催化这场“历法之争”，也会有其他刘光先、赵光先等人加以代替。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明清时期历法的科学性和精确性实际上并不是作为国家历法的唯一标准，对于统治者而言，其政治属性从某种程度上是要远大于科学属性的，正如我国史学家陈占山老师所说的那样：“在明末清初，历法不仅仅是一门科学，还扮演着更重要的政治角色，那就是知晓天命信息的最直接手段”。

文章的最后，再容笔者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明末清初的这场“历法之争”就好比是一场科学与“神学”之间的较量，最终科学既输给了“神学”，又赢得了“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