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化调查研究论文题目大全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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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古称新安，自秦置郡县以来，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溯源追本，这里曾先后设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等，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历元、明、清三代，统“一府六县”（徽州府、太平县、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除婺源今属江西省外，其余今皆属安徽省）行政版属相对稳定。1987年11月，国务院批准改徽州地区为黄山市；1988年7月，地级黄山市正式成立，辖三区（屯溪区、徽州区、黄山区）四县（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县）和黄山风景区，总面积9807平方公里，总人口147万。　　徽州地区是历史上中国经济文化重地，安徽省名中的“徽”字就是由徽州而来。　　古徽州是徽商的发祥地，明清时期徽商称雄中国商界300多年，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以徽商、徽剧、徽菜、徽雕和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建筑、徽派盆景等文化流派构成的徽学，更是博大精深。它与敦煌学、藏学有同样影响。　　徽州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密度极大，品位极高，除拥有两处世界遗产外，还有一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三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一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处世界地质公园，二处国家地质公园，三处国家森林公园和10处国家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一处国家级历史保护街区。 雄踞域中的国之瑰宝黄山，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五绝”著称于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黄山具备“山上有奇景，山下有奇观”的全方位立体之美。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是徽州物质文明的历史遗存，矗立的牌坊代表着徽州人的精神家园，更多的古村落、古建筑体现了徽州远古的繁华和富荣，牯牛降的原始自然传递出徽州大地的久远、淳朴和原生态的珍藏，横亘黄山南北的新安江、太平湖，更增添了黄山水之灵秀。　　主要名人：　　朱熹（1130—1200），中国南宋思想家。字元晦，号晦庵。婺源人。　　陶行知（1891—1946），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　　胡雪岩（1823—1885），著名徽商，人称“红顶商人”。名光墉，字雪岩，绩溪人。　　胡锦涛（194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绩溪人。　　胡适（1891—1962），著名学者。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绩溪上庄村人。　　戴震（1724—1777），清代考据学家，思想家。字东原，休宁隆阜人。　　方腊（？-1121年），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又名方十三，歙县人，一说睦州青溪人。　　程大位（1533—1606），明代数学家。字汝思，号宾渠，休宁率口人。　　汪机(1463—1539)，新安医学奠基人。字省之，别号石山居士，祁门城内朴墅人。　　吴承仕（1884—1939），经学家、古文字学家、教育家。字检斋，歙县人。　　弘仁（渐江）(1610—1664)，新安画派创始人。俗姓江氏，名韬，字六奇，又名舫，字鸥盟，出家后取法名弘仁，号渐江学人、渐江僧。歙县人。　　汪士慎（?－1759），扬州八怪之一。字近人，号巢林，又号溪东外史，休宁人（一说浙江人，或歙县人），流寓扬州。与金农相友善。笔墨习染，逐臻妙境。　　相关链接　　徽墨　　歙砚　　徽州古道关隘　　【徽安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安庆府城。从歙县沿徽浮古道至祁门县城，由祁门县城北上，经臂岭、大但、大洪岭至雷湖；转向西北，经琅田、古楼墩至金汉培，入石埭县境；再经横渡、七里、矾滩，沿鸿陵溪北行，过唐家渡，经塔坑、九里冲入贵池县境；经十字路、牌楼、吴田、黄溢至安庆。全程210公里。这条古道，以祁门县境内大洪岭段最为难行。明万历年间，祁门县有儒妇郑氏，曾捐银修辟。其后之年久失修，洪水冲刷，山崩道塞，石瞪剥蚀，几至断绝交通。清道光年间，地方人士捐款整修，凿山平路，改善弯道，加铺石板，路况遂有改观。整段岭路上七里下八里，岭头有石碑二块，一刻修路经过及捐款、开支情况；一刻养护道路规定。现屯溪至安庆已通公路，古道荒废。　　【徽昌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古城至浙江昌化县。出歙县南门，东北行，经渔梁、鲍家庄、呈村降、大阜、霞坑、苏村、粑樟里、三阳、星岭关至浙江昌化县，通杭州。歙城至星岭关62公里。三阳之东，从竹铺至星岭关为高山地带，岭峻路险。其余路段，依山傍河，为走廊地带。星岭关路段相传为1131年岳飞提兵讨杨么过此而建，元代曾整修。这条古道1932年改建为公路。　　【徽池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安庆府城。沿徽州至安庆古道，行至石添唐家渡分路，转向正北，经沟汀、鹪鹩入贵池县境；至虎子渡，沿秋浦河，指北偏西，顺流直下，经高但、殷家汇转。向东北行至贵池城。全程200公里。　　【徽浮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江西浮梁县。从歙县城西行，经棠樾、唐模至潜口，转向西南，经塘贝，跨丰乐水，过塘坞，至休宁徽光，经万安至休宁县城；出休宁县西门西行，经夹溪桥、川湖街、蓝渡、岩脚至界首，过界首至至黟县渔亭；由渔亭西行，经楠木岭至祁门县的横路头、再西行，经金字牌、洪村至祁门县城；由祁门县城再西行，经新岭、小路口、石坑、大北埠、罗村铺至闪里；由闪里南下直趋浮梁县城，全程200公里。潜口至塘坞10公里，路宽之至3尺，石板路面；徽光至休宁县城10公里，路宽7尺，其路中为石板路面，宽5尺；休宁县城至渔亭28公里，蓝渡桥南沿横江至岩脚段古道尚存，路宽5尺，路中石板路面宽2尺；渔亭至祁门县城27公里；祁门县城至浮梁县城125公里。徽浮古道横贯徽州西部，是古代驿道。现在这条路的大部分路段为慈张公路所利用。　　【徽泾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泾县。出歙县城向东北行；经吴山铺、牌头、新管、上新入绩溪县境；经临溪、雄路至绩溪县城；从绩溪县城向西北行，经高村、翠岭、镇头、浩寨至分界山（绩溪、旌德县界）；过分界山，经七里铺至旌德县城；由旌德县城再向西北行，经新桥、柳山铺、高口铺、三溪铺至浙溪入泾县境；再北上，经榔桥至泾县城。全程94公里。歙绩段30公里，道路平坦，路宽6至9尺，修建慈张公路时被利用。绩溪县城至旌德县城段古代设有驿铺，自唐至清，为官员往来宣州、徽州的官道之一。其间，翠岭段陡峻难行。宋代在翠岭设立关寨，名"翠岭关"，1555年在关头重建城蝶，为军事要塞。清康熙年间，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反清，攻绩溪，翠岭一带是两军争夺的战场。宋王安石为江东提刑时，由江西经徽州赴宁国府，经过此道，有"夜过翠岭月明中"诗句。清人施润章亦有《过晕岭》诗："崇冈郁峻脂，鸟道绕山腹。仰探白日短，俯瞰阴霞伏。鱼贯渡行人，马瘦艰踝囹。春晴多好风，吹我岩壑绿。农耕岭上云，妇饭溪中犊。羁心旷登陈，瘠土见风俗。华阳灵迹闪，杖策寻石屋。 50年代，镇头以北，沿古道走向建成绩溪至旌德公路，翬岭古道已少行人。　　【徽开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浙江省开化县。出歙县城西门，过太平桥西南行，沿丰乐水直上，绕过圣僧庵，经七里头、冷水铺、梅村至岩寺；自岩寺向南行，经于村至莫墩，转向西南行，进入屯溪；由屯溪再甫行，经阳湖、临溪、汉口至珍源（古为休宁、开化县界），再前行，越马金岭，直趋浙江开化县城）歙县至屯溪段路宽3至5尺，现绝大部分为兴建芜屯公路所利用。屯溪至开化段为石板路面，现在大部分路段为屯开公路所利用。　　【徽宁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宁国县。沿徽径古道至绩溪县城，由绩溪县城向东北行14公里至丛山关，出关入宁国县境再向东北行，经金沙、三十八号桥至宁国县城。此道古代设有驿铺，是官员往来徽州的官道之一。明程敏政由京城返乡，经此道过丛山关，曾赋诗："江南江北路迢迢，马上朱颜觉渐调。今日故乡初入眼，丛山关下巧溪桥。"此道现为慈张公路所利用。　　【徽青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青阳县。出歙县北门，西北行，过万年桥，经富惕至许村；由许村北上，经五猖庙、茅舍、茶但至窘岭关；过菩岭，入太平县境，至上岭脚，经谭家桥、感样里、迄溪、马兰地、三口至仙源；西行至甘棠，转向西北，经秧溪河至广阳，广阳北上直通青阳县城。此路多为石板道，石面光滑，路宽3至6尺。　　【徽婺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婺源县。自歙县至屯溪，从屯溪起，向西南行，经黎阳、高枧、瑶溪、新村、霞阜、龙湾至五城；转向南，经山斗、于金担、官铺街、黄土岭、下但，出休宁县界，前行通婺源县。瑶溪至五城段古道仍存，石板路面。其余路段多为公路利用。古时，此道为婺源和徽州的联系孔道，婺源茶叶由人力通过此道挑运至休宁龙湾，然后由水路或陆路运屯溪；由屯溪运去食盐、布匹、粮食和其它日用品。休宁西南部的茶叶及其它土产，也大部分由此道运至屯溪交流。 "　　【徽饶古道】 徽饶古道始建于唐代，均用长约4尺青石板条铺砌而成的，由长江以北通往徽州、饶州等地的客商必经之道，故被称“古徽道”，“徽饶道”即属旧时的“国道”。 徽饶古道穿越是徽道的其中一段，全程15公里左右，由于年久失修，现在尚未完全开发，沿途断崖峭壁林立，崇山峻林，自然风光秀丽，适合初级户外爱好者的穿越体验。　　【江南第一关】关隘名。又名逍遥岩。位于绩溪县伏岭乡东部。海拔424米。乃徽州至杭州古道要隘。危岩陡绝，南北夹峙，上多怪石，下临深渊。1257年绩溪县人胡旦，随山势开凿瞪道，以便行旅。元大德和明成化年间曾重修。从关脚至隘口瞪道约1400余阶，部分绝壁嵌入2米长花岗岩石条，筑成瞪道。关门由四根巨大石条横架在天然石住上构成。东西两媚分别镌有"徽杭锁钥"和"江南第一关"字样。关东施茶亭旁岩石上，刻有记古道小史碑文。关名为明胡宗宪所取。　　徽州塔桥　　【下尖塔】塔名。位于徽州区潜口村南。建于1544年。塔七层八角，底层直径约10米，层层缩小，外观如锥，俗称"潜口锥"。塔空心仅两层，第一层：四面砌须弥座，墙上绘有佛像，第二层壁间嵌砖雕楣匾，内镌"翼峰"二大字，旁署"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岁，竹溪翁汪道植谨立"。其余五层为实心。现塔檐及顶部已毁，为徽州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岩寺塔】塔名。位于徽州区岩寺镇北，西临丰乐河；又名水口塔。始建于1544年，清康熙、道光年间曾作修葺。七层八面，高约66米，底径约8米，逐层略内收。塔楷底层外伸5米，向上逐层加码，至第七层檐出3米，使上层檐水直滴至地，为古塔奇构。塔内有砖阶自复壁中盘旋而上，每层皆有佛龛、金匾。清末塔檐被焚，1914年塔顶又被雷击倒坍，现仅存珠墩以下砖砌塔身。塔东有凤山台，与塔同时建造。传说初建时，以塔为笔，以台作砚，以塔西余公桥（已毁）当墨，预示岩寺镇文运昌盛。现为戳州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园林水口　　【徽州园林】区域园林名称。作为供游憩、文化娱乐、起居要求而兴建的徽州园林，有文献可稽者，从北宋开始。宋政和年间绩溪许润构乐山书院，建有天月亭、南楼等小筑，常登览其上。婆源朱氏园有池，有亭，朱韦斋写有"方塘荫瓦影，净见鲸鲤行"的诗句。宋至元代，徽州私家园林营筑较多，其中著名的有：宋绩溪乐山书院，婆源朱氏园，歙县醉园、先月楼，休宁竹洲吴氏园亭、首村朱氏园亭、东野山房、璜原吴氏园亭、龙源赵氏园亭，黔县培筠园；元代休宁有林泉风月亭、醉经堂、月潭朱氏园亭、秋江钓月楼等。除黔县培筠园尚存部分水石遗构，其余已不存，只能从有关文献中了解当初的面貌。明清时期，徽商将大量的金钱投入园林建设，使徽州园林达到极盛。徽州区西溪南村老屋阁右侧的私家花园，面积仅400多平方米，营构极精，花园内遍植花木。左侧为一方池塘，称"渔翁塘"，养荷放鱼，供人观赏垂钓。池畔建绿绕亭，老屋阁住宅拱立池、园之中，意境清新恬适。岩寺镇有八大名园：娑罗园、菜园、檀山苑、西墅、会心园、茂林修竹、香雪窝、方氏园。村落水口原为风水而建，通过人们的经营，楼、台、亭、阁、塔、桥隐现于古树绿荫丛中，成为普通村民休憩娱乐的场所，是中国最早的公园形式。歙县郑村经郑氏族属的经营规划，全村景致呈现园林化意境，族人郑九夏曾作《十二景图》，每图题诗一首，是人工造园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较早范例。徽州园林崇尚自然，就形造景，寓情于景（参见[竹洲吴氏园亭]）。尤其"新安大好山水"，处处是景，借景入园，全无人工雕饰的痕迹，为徽州园林的最大特色。　　【果园】庭园名。位于徽州区西溪南村。始建于明，盛于清。当年园内有亭台楼阁，假山湖池，曲桥石堤，名花修竹。四周花墙围筑，园内景致迷人，花香鸟语，四季如春。此园相传为江南才子祝枝山所设计，今大部分毁于兵灾，仅存假山、仙人洞、湖池及部分围墙遗址。　　【潜口水口】水口名。位于徽州区潜口村。紫霞峰为黄山山脉南侧起点，有"黄山第一峰"之称，此峰位于潜口村南侧，山下溪水婉蜒而过，石板大道直通村中心，水口即设于此。紫霞峰高不到50米，呈环抱状。山顶古树茂密，以甜丘树和枫树为主。石板道两旁遍植紫荆花。山拗处原建有观音大殿，观音塑像后有泉水流出，甘甜清凉。寺院除大殿外，二厢有附房供僧人住宿。院内地面全用石板铺筑。顺溪水，过小桥，迎面筑有灵官殿。石级迂回而上，有览胜亭。每逢节日或休闲时节，村人常到此游览或祈祷。

1990年代以来，在很多场合下，民俗文化不再被权力政治一味地贬损为“落后”、“迷信”、“原始”、“蒙昧”，而是被发明为宏扬民族传统文化、向外来旅游者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民俗村、民俗城、民俗园数不胜数，位于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昔日的宁静古朴，一批批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穿梭往来，许多已经消失的民俗事项被知识分子挖掘发明出来，策划、包装成为动态性、参与性展示古代民俗生活的旅游产品。据旅游研究者的说法，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7％。如此看来，民俗风情旅游不仅仅成为政府部门发展经济、吸引外资的重要文化资源，而且也已经成为满足西方人想像、“了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但是，当我们怀抱全球化的语境联想，以此审视中国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民俗旅游的时候，当我们考虑到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所具有的生态性原则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忧虑的是，民俗风情的旅游越来越抛离其原生的文化生存语境，已经彻底仪式化了。当民俗生活失去其生存土壤，被抛置于戏剧化、仪式化的场景之中，成为观赏和被观赏的对象，不是一种自然的、原生态的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民俗文化曾经被现代性话语斥之为“落后”、“迷信”的被改造的对象，曾经代表着现代化的过去，是古老天真、混沌蒙昧的代名词——尽管在当下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在很多情况下依然被想像成为天真蒙昧的代名词——但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被如此界定的民俗文化是如何纳入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话语之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俗文化又是如何被编织为民族文化的主要象征？民俗文化旅游事业的兴旺，其背后所支配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与权力？我们不得不承认，民俗文化旅游由于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原因而注入了意识形态与商业经济的因素，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意蕴与价值的符号体系，越来越成为空留下承载原有意义的形式外壳。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俗旅游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种表征，越来越成为人们娱乐休闲、摆脱生活压抑的一种方式，民俗风情旅游已经成为发达地区人们寻异猎奇的对象，是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想像之途径，随着民族国家内部地区间经济文化的差距日益凸显，也已经成为地区间文化想像的文化符号。实际上，民俗文化旅游体现了后现代时期文化的诸多特点，真实的实在转化为各种影象，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用一种典型化的或者缩微的方式展示某一族群或者社区具有深厚历史意蕴的民俗文化，真实的生活物化为一堆了无生气的建筑、戏剧化地想像为一套千篇一律的仪式，这本身就已经将一个族群或者社区的历史与文化凝聚于当下的时空当中，历史与文化平面化、瞬间化了。旅游部门一再强调，民俗文化旅游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体验异文化情调，而且是活生生的、真实的生活展现，旅游者将看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体验一次充满异域情调的旅游探险，种种煽情的语言激起旅游者的无限遐想。但是，民俗文化旅游从策划、设计规划、投资建设、推向市场等等一系列步骤都表明，旅游部门向大众推出的是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在这一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无论是采用主题公园、博物馆的形式，抑或原生自然式的民俗生态旅游，都首先着眼于文化再生产与市场的逻辑，民俗文化在当下市场境遇中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主宰着旅游者对民俗文化的接受。因此，无论民俗文化村展示的各族群的民俗文化如何逼真，甚至让你感受一种所谓的真实体验，从其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再生产过程而言，它与许多地方为了获得文化的交换价值蜂拥而上拙劣地展示的地方民俗文化之间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在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文化复制。民俗文化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仪式的展演，失去了民俗生活所具有的历史感与当下性，貌似展示了无限丰富的地方民俗文化生活，民俗文化旅游的市场化实质却分明戳穿了民俗文化旅游的个性化、地方化的谎言。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它威胁着文化的丰富个性与创造性，其实是一种同质化的大众文化。民俗文化的主题公园试图以奢华浮靡的宏大排场来展示、汇集不同族群民俗文化的典型场景，这种民俗博物馆的形式只不过就是对世界的仿真物，人们在参观游览的时候，并不探求一个可靠的、仿真之前的实在，而只需要投入当下的情感去体验现实的游戏。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娱乐、休闲的场所，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它是社会性与工具性的产物，主题公园遵循的是消费主义的市场逻辑，它是大众欲望、权力政治与大众媒介等等诸多社会关系的产物，消费主义的逻辑渗透到主题公园设计的每一个环节。

地方文化调查研究论文题目大全

城市是一部历史长卷，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这些特色和个性就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传统文化的存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恰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特色和个性。 一、城市规划编制中，应注重城市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城市规划是指导城市建设的纲和领，是城市建设中的法律性依据。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经历数百年到上千年的历史过程，在这数百年到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生产形式和文化现象，如人文、社会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出现，会导致各个城市间具有不同的文化和特色。在编制城市规划中，除了指导现阶段的城市经济建设活动外，更重要的是要收集，研究城市发展的历史和寻求文化演变的过程，这些收集和调研工作就是寻找城市规划与城市传统文化的对接，突出该城市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城市的特色和个性，没有体现特色和个性的城市规划可以说是一个不合格的规划，是不能指导城市正确建设的规划，也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城市规划。按此规划建设的城市，将会导致城市建设中的历史断层，对城市的历史文化将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也就是我们常提的“建设性破坏”和“破坏性建设”。 城市规划是指导城市建设的法律性文件依据，在编制规划中首先就是收集城市过去发展的历史资料，其中文化历史资料是重要的收集和研究的对象，并在规划编制中予以重点的体现。如历史名城保护规划、旧城改造规划、传统历史街区保护规划、重点文物古迹保护规划等。由于这些专业和专项规划的编制以及在规划实施中注意发扬城市传统文化，并对一些频临消失的历史文化(包括非物资文化)古迹实施了抢救性保护，城市建设少走了弯路。如襄樊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有很多宝贵的名胜古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中的名胜古迹遭到灾难性的破坏。而就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位于襄樊市区内的我国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故里——米公祠，得到规划部门的有力保护。有一家大型工厂曾“虎视眈眈”的要把米公祠纳入该厂的生活区，并要求拆除米公祠建家属区。为了保护这一宋代名人故居，规划部门按《襄樊市城市总体规划》据理力争，顶住当时的压力，不仅不把米公祠划给该厂，而且还按规划要求，预留了米公祠规划发展用地的范围，米公祠不仅完整的保留下来，而且在该厂生活区用地范围中内，划出一部分用地来，做为米公祠用地。米公祠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打开了尘封30年的大门迎接慕名前来参观游览的宾客，文物部门对规划部门所作的工作“感谢”不尽。又如襄阳古城墙的拆与留和我国最宽的护城河是填还是留的问题，当时也受到严峻的挑战。根据城市规划，规划部门是极力保护，并与文物部门拿出保护性规划意见，呈述市政府，并向单位和市民宣传保护襄阳古城和护城河的重要意义和对襄樊城市今后发展的作用，襄阳古城墙和护城河得以保留。由于在城市规划部门和文化部门不断的努力下，1986年襄樊终于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二、城市规划不仅要继承城市历史文化，而且还要发扬光大城市文化，突出城市个性和特色 城市的历史，是城市的昨天，是城市发展的足迹。城市还将继续发展与延续，历史文化也将延续和发展，在城市规划编制中，不仅要继承城市传统文化，还要凸显城市的个性和特色，没有特色的城市，是没有活力的城市。城市规划的编制除继承历史文化外，还要根据城市今后的发展，而对城市的传统文化加以弘扬光大，增强城市的亲和力，提高城市的特色，打造城市的品牌，提升城市的地位和竞争力。以襄樊城市建设为例，襄樊是三国文化之乡，著名的刘备三请诸葛亮之地就在襄阳城西三十里的隆中。1949年时，隆中诸葛亮故居除几组明清建筑外，面积不足0�5平方公里，为了打造襄樊历史文化品牌，在规划编制和城市建设管理中，在隆中风景区规划用地和环境保护中，给予充分的用地保证，注重生态环境的优化和保护上予以充分的考虑和作出规划的保障实施措施。除加强隆中风景区的建设外，在襄樊市区内分布的其他三国胜迹也予以重点保护和发展，如真武山下的“马跃檀溪”，刘备在岘山上的“濯汉亭”、“濯笔池”，襄阳城内的“荆州古治”，襄阳城东的诸葛亮“去梯问计”楼，樊城西北七里的“关羽水淹七军”之地等三国胜迹，均列入城市规划保护之中。在条件具备时，将逐步发展成为城市文物古迹游览点，并且在襄樊市区最大的广场竖立了14米高的诸葛亮铜像，此广场亦命名为诸葛亮广场，弘扬了襄樊的三国文化。 为了建设和谐襄樊、美丽襄樊，规划充分利用襄阳古城墙和宽阔的襄阳护城河资源，依墙、依护城河规划兴建成环城公园和“襄阳人家”休闲娱乐区，今天已成为襄樊市民和外地游人涉足之地，是襄樊城市建设的一大靓点。 三、城市规划建设应以人为本、以和谐为重 城市是一个大型群居地，是人们生产、工作、生活的共同空间。在这个大“家庭”中，也是和睦相处和矛盾共存的地带，除了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政府协调管理，平衡各方利益，促进城市和谐发展外，城市规划编制中，更应注重和谐城市建设意识，把不协调的因素消除在规划编制之中。我国已步入现代文明建设时期，人们对城市的生产、工作、生活条件的改善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一个高标准的协调和谐城市建设氛围。在20世纪50年代，勾画的社会主义城市轮廓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烟囱林立、高楼高耸”的一片“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的城市“新景象”。当时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了。 从今天来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实现了，不仅有电灯、电话，而且电视、电脑已普及，信息开始网络化。但市民对当时憧憬的“工业化”象征——“烟囱林立”的城市看法已不能认同了，而现在要把与城市市区不协调的林立的冒黑烟的烟囱“清”出市区，对保护城市环境尤为迫切。 就襄樊城市建设而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市民编了一个顺口溜：“东、南、西、北、中，处处有化工，”说明当时城市规划建设失调，由于只重视发展工业，而忽视了城市功能分区的规划建设思路和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使城市环境条件越来越差。至20世纪90年代后，在城市规划部门也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因此在襄樊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中，把调整城市不合理用地布置提到重要的规划内容上来，除了进行城市功能分区的布局外，还将不合理的工业企业安排到相应的功能分区之中。 如20世纪建于前进路北的钛白粉厂(当时为郊区、今已成市区)规划迁至远郊的工业区，又如在距市区南15公里以外的余家湖规划化工建材工业开发区，将市区内的医药化工等一批有污染的化工工业迁至余家湖化工工业区。距市区东北远郊的油坊岗建立汽车工业区，将位于市区内零散分布的汽车配套工业企业逐步迁入汽车工业区。由于部分分散在市区内的有污染的工厂外迁，改善了市区的商业服务，文化教育及居住用地条件，城市用地混乱局面得到控制，人居环境得到很大的提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强调的是发展生产，强化城市生产经济，因为那时生产低下，生活条件较差，当时主要是解决“吃饭”问题。生活居住环境还没有提到重要的建设议程之上，而且在发展生产中就提出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奋斗”口号。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经过数十年的奋斗，国力和市民经济条件和生产条件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和改善，对所居住城市的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得以认同。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管理中也走向人性化的建设理念。在规划中除重视城市传统文化的传承，突出城市特色外，重要的是通过规划手法达到“以人为本”的现代和谐城市建设的目标。 过去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主要强调城市快速发展的经济模式，缺失了和谐的人性化建设氛围。如在城市建设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是欠账最多的一块；总是挤占城市公共设施这一块的投入而去“发展”工业这一块；城市开发，往往迁就开发商利益；牺牲市民利益，城市公共绿地被挤占，城市“三废”无力治理、环境恶化、市民身心受到影响。

1990年代以来，在很多场合下，民俗文化不再被权力政治一味地贬损为“落后”、“迷信”、“原始”、“蒙昧”，而是被发明为宏扬民族传统文化、向外来旅游者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民俗村、民俗城、民俗园数不胜数，位于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昔日的宁静古朴，一批批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穿梭往来，许多已经消失的民俗事项被知识分子挖掘发明出来，策划、包装成为动态性、参与性展示古代民俗生活的旅游产品。据旅游研究者的说法，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7％。如此看来，民俗风情旅游不仅仅成为政府部门发展经济、吸引外资的重要文化资源，而且也已经成为满足西方人想像、“了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但是，当我们怀抱全球化的语境联想，以此审视中国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民俗旅游的时候，当我们考虑到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所具有的生态性原则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忧虑的是，民俗风情的旅游越来越抛离其原生的文化生存语境，已经彻底仪式化了。当民俗生活失去其生存土壤，被抛置于戏剧化、仪式化的场景之中，成为观赏和被观赏的对象，不是一种自然的、原生态的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民俗文化曾经被现代性话语斥之为“落后”、“迷信”的被改造的对象，曾经代表着现代化的过去，是古老天真、混沌蒙昧的代名词——尽管在当下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在很多情况下依然被想像成为天真蒙昧的代名词——但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被如此界定的民俗文化是如何纳入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话语之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俗文化又是如何被编织为民族文化的主要象征？民俗文化旅游事业的兴旺，其背后所支配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与权力？我们不得不承认，民俗文化旅游由于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原因而注入了意识形态与商业经济的因素，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意蕴与价值的符号体系，越来越成为空留下承载原有意义的形式外壳。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俗旅游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种表征，越来越成为人们娱乐休闲、摆脱生活压抑的一种方式，民俗风情旅游已经成为发达地区人们寻异猎奇的对象，是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想像之途径，随着民族国家内部地区间经济文化的差距日益凸显，也已经成为地区间文化想像的文化符号。实际上，民俗文化旅游体现了后现代时期文化的诸多特点，真实的实在转化为各种影象，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用一种典型化的或者缩微的方式展示某一族群或者社区具有深厚历史意蕴的民俗文化，真实的生活物化为一堆了无生气的建筑、戏剧化地想像为一套千篇一律的仪式，这本身就已经将一个族群或者社区的历史与文化凝聚于当下的时空当中，历史与文化平面化、瞬间化了。旅游部门一再强调，民俗文化旅游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体验异文化情调，而且是活生生的、真实的生活展现，旅游者将看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体验一次充满异域情调的旅游探险，种种煽情的语言激起旅游者的无限遐想。但是，民俗文化旅游从策划、设计规划、投资建设、推向市场等等一系列步骤都表明，旅游部门向大众推出的是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在这一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无论是采用主题公园、博物馆的形式，抑或原生自然式的民俗生态旅游，都首先着眼于文化再生产与市场的逻辑，民俗文化在当下市场境遇中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主宰着旅游者对民俗文化的接受。因此，无论民俗文化村展示的各族群的民俗文化如何逼真，甚至让你感受一种所谓的真实体验，从其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再生产过程而言，它与许多地方为了获得文化的交换价值蜂拥而上拙劣地展示的地方民俗文化之间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在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文化复制。民俗文化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仪式的展演，失去了民俗生活所具有的历史感与当下性，貌似展示了无限丰富的地方民俗文化生活，民俗文化旅游的市场化实质却分明戳穿了民俗文化旅游的个性化、地方化的谎言。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它威胁着文化的丰富个性与创造性，其实是一种同质化的大众文化。民俗文化的主题公园试图以奢华浮靡的宏大排场来展示、汇集不同族群民俗文化的典型场景，这种民俗博物馆的形式只不过就是对世界的仿真物，人们在参观游览的时候，并不探求一个可靠的、仿真之前的实在，而只需要投入当下的情感去体验现实的游戏。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娱乐、休闲的场所，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它是社会性与工具性的产物，主题公园遵循的是消费主义的市场逻辑，它是大众欲望、权力政治与大众媒介等等诸多社会关系的产物，消费主义的逻辑渗透到主题公园设计的每一个环节。

文化差异。文化背景文化节日，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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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晋两地的春节民俗文化对比终过调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仅从春节这一传统节日的风俗方面，作为南北方地域典型代表的浙晋两省，就存在很多不同。首先，在时间安排方面，似乎北方的年味来得更早一些，通常，山西人在腊八节过后，就忙着准备过年了，气氛一日浓似一日。二十三日祭灶王，二十四日为大扫除之日，俗称“胡打扫日”。从这天以后，年事准备工作达到高潮。过去太原有一段谣谚：“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赶做活，二十七去赶集，二十八糊贴扎，二十九去打酒，三十日包饺子，从腊八节一直忙碌到过年。而在浙江，准备过年的工序似乎更简洁一些，准备的日子也更短。不少人都是从过年前几天才开始准备起来，工序也没有北方地区那么讲究。往往买一些鞭炮，准备好丰盛的菜肴便足够庆祝春节了。在庆祝方式上，春节来临之既，浙江人不如山西人那么隆重和讲究。浙江人在过年之前最为重要的准备就是丰盛的肉类食物和年糕，准备好了过年的美酒佳肴也就做好了过年的准备。在初一，较为隆重的是“开门炮”，爆竹声后，碎红满地，灿若云锦，称为“满堂红”。接下里较为隆重的就是走亲访友和祭祖，山西人家对于焚香、燃灯、祭神、摆供品、放花炮、接神、祀祖等很是重视，商户人家在过年期间对财神的祭祀最为虔诚。在大同地区，由于当地煤炭资源比较丰富，所以煤的作用远在古代就已渗透到风俗民情之浙晋两地的春节民俗文化对比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提供，转载请保留网址中，其中用煤生旺火就是当地的一种风俗习惯。每逢春节除夕晚上，家家户户院落门前都要用大块煤炭垒成一个塔状，名日旺火，以图吉利，祝贺全年兴旺之意。里面放柴，上面写个大红字条“旺气冲天”。等午夜十二点，鞭炮齐鸣之时，将旺火点燃。点燃后，火苗从无数小孔中喷出，状若浮图，既御寒，又壮观。从饮食方面看，南方地区以米食居多，而北方人则以面食为主。这在浙晋两省的春节饮食中也表现出来了。在春节期间，浙江人的餐桌上，主要以鸡鸭鱼肉各类等荤菜以及海鲜居多，主食主要是米饭和糯米做的年糕等。在山西，每每临近春节，人们便忙着推上碾子压糕面，赶上毛驴磨豆腐，蒸黄馍馍，做黄酒，擀杂面，炸油糕，过年的美食都要在年前准备好。尤其是做花馍、年糕等，而且在大年三十还必须吃饺子。同样的，南北方人民的饮食口味差异也较明显。浙江地区的年糕甜咸兼具，例如苏州及宁波的年糕，以粳米制作，味道清淡。除了蒸、炸以外，还可以切片炒食或是煮汤。而北方的年糕以甜为主，或蒸或炸，也有人干脆沾糖吃。山西部分地区喜食江米或黄米制成的红枣年糕、百果年糕和白年糕，有的则喜欢在年糕中加入大枣、小红豆及绿豆等一起蒸食。虽然南北方的地域文化差别较大，在春节也有各种不同风俗，但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对于这个全中国共庆的传统节日，浙晋两地的风俗习惯依然有许多共同点。南北文化虽然姿态各异，但在中华文化的熏陶下，两者也呈现出了许多共通之处。比如，在过完年三十之后，初一拜大年，互相走亲访友；初二无事，清闲度日；初三初四女子回娘家，初五为“破五”日，忌串门访友，在家享福便可。初八逛庙会也是重要的活动之一，直到初八整个春节的气氛仍然很浓烈很热闹。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春节期间最后也是最隆重的节日既元宵灯节便到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商业活动遍及全国各地。元宵节张灯，尤具特色，家家挂灯，成双成对。人们对于春节的重视程度更甚于其他的传统节日，无论南北方，春节时放鞭炮、贴春联、守岁、拜年等环节都是必不可少的。每逢春节，鞭炮声总会在大街小巷响起，红色的春联与福字随处可见。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处处笑语欢声迎接春节的到来。无论南方北方，人们都会不远万里地赶回家中与亲人们团聚，在除夕夜合家团圆互送祝福，表达对新年的美好愿望。除夕夜来临，家家户户灯火通明，一家老小欢聚一堂，边看春晚边迎接新年的到来。每当逢大年初一，人们总会穿上新装相互拜年，走亲访友，送上节日的祝福，春节的热闹氛围一直延续至元宵。还是这也是中华民族和谐乐观、安定团结的精神体现。每逢春节，祖国的大江南北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气氛中，无论是万里雪飘的山西还是南国风光的浙江，人们重视亲情、重视传统的精神永远是一致的。无论南方文化还是北方文化，都是对华夏文明的发扬与传承，都是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二、对两地春节文化对比研究的总结评价中国是幅员辽阔、文化多样，南北方独特的地域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文化风貌，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本项目主要通过了解浙晋两省的春节风俗的差异，分析南北方独特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对比与研究南北方文化的差异与不同。本次调研通过对浙江和山西不同的春节习俗的对比研究，使春节这一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得到保护和弘扬，对推动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有着很大的作用。同时，春节作为一个最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传统节日，也值得我们去研究与探讨。由于春节所带来的广大的消费市场，也在推动浙晋两省旅游业的发展的同时也带动浙江地区以及山西所隶属的中部地区的经济的发展。使之推动浙晋两地的建设，使得传统文化为我所用，也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华文化，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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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那些特征都太大，而且没有新意，我觉得可以从一些民歌的归类研究去入手;因为民歌是流传最广、最有典型意义的民间文学！！如果从其他的什么本质特征、基本特征、结构特征都太宽泛了，也没什么意义，自己一点东西都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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