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3000字怎么写好看

发布时间：2024-08-03 06:57:41

古代文学论文3000字怎么写好看

古代文学学年论文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摘要：李清照的词婉约、清新、忧愤、深沉。李清照的词，倾诉真挚情，善用白描法，熔炼家常语。前期的词，主要描写少女、少妇的生活，多写闺情，流露了她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和别离相思的痛苦。后期的词，多悲叹身世，有时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以表达她的爱国思想。李清照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居婉约派之首，对后世影响较大，在词坛中独树一帜，称为“易安体”。关键词：真挚情，白描法，家常语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李清照作为著名的女作家，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卓然自成一家。她多才多艺，在各方面均有建树，不过最能体现她创作成就的，当属她的词。在她的词中，倾诉真挚情，熔炼家常语，善用白描法，讲求韵律美，使她的词自成一家。下面就从这四个方面来谈谈李清照词的艺术风格。　　一倾诉真挚情　　李清照的词，无论前期的，还是后期的，都包涵着她真挚的感情。或者是表现真挚的夫妻之爱，或者是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或者是南渡之后，面对国破家亡所产生的一腔爱国主义情怀。　　如她前期的作品《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李清照十八岁时，在汴京与太学生、丞相赵挺之之子赵明诚结婚。婚后，夫妻感情笃深，常投诗报词。一年重阳，李清照便作了这首著名的《醉花阴》，寄给在外作官的丈夫，表现词人在重阳佳节独守空闺，思念丈夫的孤寂愁绪。上片由白天写到夜晚，愁苦孤独之情充满其中。下片则倒叙黄昏时独自饮酒的凄若，末尾三句设想奇妙，比喻精彩，末句“人比黄花瘦”，更成为千古绝唱。　　又如她后期的作品《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这是李清照后期词中的杰出作品。全词概括且集中地反映了南渡以后她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境界逼真，情绪迫切，写尽了她凄惶的天涯沦落之悲。充分体现了她后期的那种忧愤深沉的词格。　　北宋灭亡，黎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李清照身逢乱世，又加丈夫新丧，应该说，《声声慢》中“凄凄惨惨戚戚”的情怀，是国难家灾当头，一个百无聊赖的孀妇的痛苦心声，是心底真情的流露。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李清照的悲戚哀愁的心境是有普遍性的，这是国破家亡的时代悲哀。上片头三句，“寻寻觅觅（情），冷冷清清（景），凄凄惨惨戚戚（情）”，写出其凄凉悲伤忧愁的情怀；次二句，“乍暖还寒时候（景），最难将息（情）”，流露出痛苦哀伤之情；再次三句，“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情）晚来风急（景）”，写其凄寒难挨之情；末三句，“雁过也（景），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情）”，表现益加痛苦悲伤之情。下片头三句，“满地黄花堆积（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情）”，表现其凄怅落寞之情；次三句，“守着窗儿（景），独自怎生得黑（情）”，表现其孤寂之情；再次三句，“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景）”，蕴其愁闷忧愤之情；“这次第（全景），怎一个愁字了得（情），总述愁情之浓深。综观全词，层层面面无不染上愁之色彩，多层次言愁。缘情布景，情随境迁，情也各有微妙之不同，但归结一个“愁”字。情景婉绝，浑然一体。再如她的《永遇乐》：　　落日熔金，暮云和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是李清照后期代表作品之一。这一时期的作品，感情极其沉痛，内容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而带有社会和时代的因素。这首词描写了作者晚年生活的一个细节。当时南宋政权南渡后建立了小朝廷，依旧过着犬马声色、歌舞生平的生活，抗金复土大计全抛脑后。作者心中却时时充盈着家事、国事的忧伤。词中描写了面对元宵佳节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繁闹景象，她不愿与来邀的朋友外出游玩，而独自坐在帘儿底下回首往事，听人笑语时的凄怆心境。　　这首词写得深沉、含蓄、凄婉动人。既表达了时代环境的今非昔比，又抒发了作者遭受离乱、饱经忧患后的悲愤情感。透过今昔的变化，表达了深切的故国之思和流亡之痛。词中表现的个人深愁惨痛，正是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们的共同感受。二善用白描法　　李清照的词，很擅长运用白描的手法，这是她用来抒发真挚感情的重要方法之一。

《红楼梦》研究论文　　“开篇不读《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定糊涂。”，《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涉及面广，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意义深刻，其在民间的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大也是其它古典小说难以比拟的。　　从思想内容看，《红楼梦》是非常成功的。它以贾府的盛衰变迁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对封建社会中种种矛盾的揭示，反应出那个时代社会的罪恶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作品以栩栩如生的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及其尖锐的矛盾冲突鲜明的表现了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尖锐斗争，揭露了腐朽害人的封建制度必将衰亡的事实，如贾府的最终衰落；赞颂了勇于反抗的新生力量，如晴雯、鸳鸯的的斗争，宝玉终不愿做克绍箕裘的孝子，终离家出走；揭发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如司棋、晴雯的牺牲，四儿、芳官被赶出贾府，宝黛的爱情悲剧，十二女统归薄命司；褒扬了自由、平等的新生思想，如宝玉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简直是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男尊女卑”的颠覆，宝黛爱情早以不是停留在《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之类的陈词滥调之上，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认同——对四书五经的排斥等。表明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残害以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说明曹公的创作早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　　《红楼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要算是对人物之间性格矛盾的细致刻画，曹公将这些冲突巧妙的连接起来，情节感人，扣人心弦，从而彻底的暴露出封建礼教制造的种种恶果，有力的鞭挞了旧社会的罪恶，将一个又一个悲剧赤裸裸地揭穿出来，进而完成《红楼梦》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对于环境的描写更是为《红楼梦》这一伟大不朽作品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贾宝玉心中，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可敬、最纯洁的人。无论在那个方面都远在男人之上，所以是“人上之人”，这一点尽人皆知不必废话。同时，宝玉更进一步的认为女儿是不能出嫁的，否则便变了质。由纯洁无暇的自由身、被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固然可恨，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可悲，大观园自然而然的成为保护女儿们的庇护所，希望女儿们永远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免染上男子龌龊的气味（电视剧中女主角常说的“天底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由此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男人自然是不能进入的（除宝玉和稚嫩的贾兰外，其他男性最多也只进入怡红院，而高鹗的伪作中，贾琏、王大夫竟大摇大摆迈进潇湘馆，荒唐！），园中的逍遥日子近乎完美，继而为查抄大观园的悲剧发生起到了对比和铺垫的作用，让人感伤极深，不禁潸然泪下。而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后，宝黛爱情的成熟则标志着僵持局面的基本形成：家长方面坚持薛宝钗，而贾宝玉不愿放弃林黛玉，贾府的决策者——贾母也陷入了犹豫当中。随后的人情世故的变化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发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各种矛盾爆发，贾家渐渐以无法维持，贾宝玉走什么路子转而成为挽救贾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稳重大体、家境富裕的薛宝钗才能扶持宝玉走上封建主义所谓的正路就顺理成章了。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不少典型人物。如平等待人的宝玉、成熟端庄的宝钗、多愁善感的黛玉、满腹心机的凤姐、逆来顺受的迎春、憨厚可爱的史湘云、情傲孤高的妙玉、善良朴实的刘姥姥等等，每个人物的性格、每桩人事和人情，都描绘的十分细腻、十分真实。　　宝玉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典型。宝玉的性格是及其难得的，受周围出身低下的丫鬟们影响，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公子哥儿，却讨厌士大夫。统治者与被压迫者，本是对立的阶级，而贾宝玉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几乎有些恋母情结的他，很少有主子架子，以伺候丫鬟为乐。摆在封建地主阶级少爷贾宝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去研究四书五经做官，否则便同丫鬟、“戏子”门在一起，走下坡路，他选择了其二，十分尊重和体贴女性。另一特点便是不遵守封建制度的一般规矩，不愿与官宦往来，只要将怡红院门一关，那便是一个世外桃源。对于反对四书五经与科举这样原则性的问题，即使是宝钗、湘云劝他注意仕途经济他也立刻回斥，虽然他的恋爱婚姻问题依然等待家长为他做主，但毕竟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一个人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里看地面”，作者也给予一定的肯定。　　林黛玉则是另一个精神反叛的典型。她幼时丧母、弃父进京，从不像薛宝钗那样以扼杀自己的个性为代价来讨好众人做一个所谓的封建淑女，也不像贾探春那样抛弃亲情以保证封建主子的威仪，更不像王熙凤那样灭绝人性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她至纯至善、崇尚真情却要独自面对这个充满虚伪、邪恶、贪婪、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的社会；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而命运却没有给予她丝毫同情；她坦读《西厢记》，酒后任意挥洒自己的才华。面对这样的环境，她怎能不多愁善感？不是小气、心胸狭窄，只是为唯一的知己---宝玉献出了全部，怎能不患得患失?只是百年后，孰知葬花悲？　　而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薛宝钗则是封建礼教思想下的一个正面悲剧。她十分推崇那些封建思想，把其当作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的最高理想，完全沉浸在为自己编织的网中她遵守作为一个封建淑女所有规则，刻意求工的要求自己成为典范，甚至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不做一件封建礼教所不允许的事。她把自己全部的爱藏于心中，一切去等待家长的抉择乃至支持黛玉和宝玉的结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遵守封建礼教的少女，最终却并没有的属于自己的爱情，反倒给予她的是一个悲惨的宿命。进一步的证实封建礼教的虚伪性。　　王熙凤在<>中是一个迷恋金钱和权力、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对平等和幸福的追求者，面对无耻的贾瑞，她选择了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她有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贾琏在自己生日时出去偷情这件事上所做的是错误的。封建男权蹂躏了无数女子，要求女性遵守所谓的三纲五常，把原本的夫妻的转化成妻妾矛盾，逼得凤姐去迫害尤二姐等原本无辜的人，但在那个时期，这不是可悲、可怜反倒是可恶、可恨、该千刀万剐的。男权的衰落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带来空间与理解，贾府衰亡的一切责任竟都归咎于她，是“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凄凉。　　《红楼梦》无论是在题材、体裁、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都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曹公以优秀的文笔，将种种背景、各色人物、各种事件巧妙地贯穿起来，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紧凑而完整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愧为一部既可读、又耐读的经典名著。

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记叙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很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叙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但是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还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画，但是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离魂记》与《幽明录》的《庞阿》，《柳毅传》与《搜神记》的《胡母班》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196），下迄隋朝建立（489），前后约400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战争频仍，军阀割据，朝代更迭，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文化环境较为宽松、文学艺术极为活跃的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大转变，且极富创造性时期。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轨迹：诗歌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领域。我们从三个线索予以表述：（1）时代线索：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大丰收，其代表人物有“三曹”和“建安七子”；正始诗歌，其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而真正代表正始诗歌成就的是阮籍、嵇康；太康诗歌，作家众多，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除左思外，成就不太高；永嘉诗坛，代表人物有刘琨、郭璞与玄言诗人许询、孙绰等；晋宋之际，陶渊明是成就最高的诗人；齐、梁永明体诗，代表人物有谢朓、王融、阴铿；梁、陈之际的宫体诗；北朝文学以庾信成就最高，庾信是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2）内容线索：建安诗歌，悲伤离乱，慷慨苍凉，梗概多气，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被称为“建安风骨”；正始诗歌继承建安诗歌的传统，由于环境险恶，变慷慨用世为忧生嗟叹；太康诗歌重模拟、颂功德，重形式倾向明显，而左思则是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的继承者。其《咏史》诗，借古讽今，抒写怀抱，笔力矫健。其后，鲍照《拟行难路》和《拟古》之作，情感抑郁、体气豪迈；庾信《拟咏怀》抒发悲愤，开绮艳、清新、老成的诗风。在玄言诗盛行之际，陶渊明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平淡自然之风开田园诗歌一派。谢灵运和谢朓完成了由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开山水诗一派。梁、陈时期的宫体诗风靡一时，这是诗风的一股逆流。（3）体裁线索。曹操四言诗，曹植五言诗和建安七子的文人五言诗彬彬其盛，蔚为大观。永明体新诗的出现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七言诗也得到了开创和发展。曹丕的《燕歌行》，标志着七言古诗的成熟；鲍照对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制了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曹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发展了乐府诗；以四言写乐府，使四言诗出现中兴。南北朝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又一次集中的民间口头创作。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南朝民歌风格清丽柔弱，代表作为《西洲曲》；北朝民歌风健质朴，代表作为《木兰诗》。散文一改两汉史传、政论独盛的局面，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与汉代散文相比，有四个特点：一、叙事言情的书信和山水散文兴起，用书信的形成写自然山水是魏晋南北朝散文的独创；二、历史传记逐渐独立于史书之外，成为文学传记；三、抒情成分增多；四、文章趋向骈俪。骈体文形成并臻于鼎盛。文章四六句型已成常规，追求精致的对仗、谐调的声律、使事用典、雕饰辞采、骈文创作盛极一时。辞赋由汉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并向骈化和律化方向发展。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主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自由，带来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文体的区分、文风与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新时期。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论著作，阐述了相当完整的创作论，它第一次把创作动机、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归入文学批评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既重视文学发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自身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较全面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成之关系，总结了创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作家品评失当，对声病说盲目排斥，在探讨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阐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发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使文学创作置于其影响与指导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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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越细越好，古汉的话，可以写关于音韵的，研究的人比较少，有写的空间。其他其实研究的很透彻了已经，或许可以结合具体作品，针对某个字或者点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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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好历史论文　　写作的过程，我们练习写作，须先拟定计划。了解范围内的史料及其有关的问题。其方法有二：一、先知材料而后引起写作的兴趣，例如唐人李延寿参修晋、宋、齐、梁、陈、周、隋诸书，熟悉南北朝时期的史料，而后决定作《南史》。二、先有意作书，而后从事于搜集史料。例如徐梦莘欲作《三朝北盟会编》，而后搜集徽钦、高三朝与金人和战的史料。自古以来的著作家，皆无不出此二法。我们写作论文，固然也是这样，更必须先有理论基础，并能运用。且在写作动手之前，必须了解社会上对于这书的编写，是否需要，前人写作有何缺点，计划写作的史书。将有何补充或贡献等问题。否则徒耗精力和时间，所谓劳而无功。若作为锻炼，则无不可。　　著书或撰论文，或练习写作，必掌握材料，并先有一概念，作为写作的起始。概念的来源，或从实际斗争出发，或由于读书引起某种疑问，而欲作进一步的研究，或有心得，改正前人的错误，或比较某一事件各种不同的记载，而求得真相，或受师友的启发，而深入研究。我们有了概念，才能草定内容的大略及编制的形式。著作价值的高下，固决定于它的内容，而编制是否适当，也有一定影响。所谓编制，属于著作的外形，如章节的分配及组织的适宜等皆是。编制的重要，可从《汉书》见到，班固所作《汉书》，文笔变化不及司马迁《史记》。但《汉书》编制整齐，过于《史记》，是世人的公论。故著作如能编制合宜，读者常感觉便利，古人或不注意。今人必须重视，我们初从事于写作，更当这样。　　关于初学写作，我们应注意的，共有五项：一、选定题目；二、拟定大纲；三、搜集材料；四、抄写笔记；五、写作论文。这是历史写作的主要程序。至于史料的考证，及史料与史观的统一，还未提及，仅单纯的就写作而言。程序似很简单，但应用并非易事，兹作说明于下；　　一、选定题目。写作成绩的高下，常与选题有密切的关系。题目的范围，既不可太宽，也不可太狭。它的材料太多，将不易处理，太少将不够应用。所以选题之先，须先了解情况，例如预计材料的有无及工作的难易，更当了解前人已做成那些工作，有何成绩和缺点，是否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若有疑问或不够了解，宜商于师友。这样的慎重考虑，才能选定合宜的题目，进行研究。　　二、拟定大纲。定题后草拟大纲，将为主观的想象，可能后来全不适用。最好对于范围内的材料，有相当的熟悉，并了解前人的工作，才拟定大纲。大纲既不可太详，也不可太略，只能作为努力搜集材料的临时计划。我们阅读的材料增加，了解事迹的情节较为深入具体，对于前人工作的估价将有不同，对于自己的工作重点，也将不同，当有修改大纲的必要。故可利用大纲而不可拘守。初学者，草拟大纲，宜请师友阅看，由其提出意见，供自己参考，修正。　　三、搜集材料。材料有相当的分散，例如关于太平天国的记载，江苏各大城市都有一些收藏，不能满足于一二图书馆。材料丰富的图书馆，对于搜集材料最有帮助，但不可抹杀其他图书馆。书籍的检查，常依靠目录。一般情况，目录只有书名、著者、卷册、出版单位、年代及版本等，而书中内容，读者并不知道，南京图书馆库中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十分之七以上，都是没有什么声名的人的著作。而这些人的著作，却保存了更多真确的和重要的材料。详细目录和专题目录常有助于读者解决问题，还有稿本书籍及未经宣布的文件等，如有机会利用，当不可失去，我们不可以目录知识为满足。　　四、抄写笔记。阅读史料，其中所记情节，常为读者所不知，为避免读后遗忘，或便于重查，皆有抄写笔记的必要。笔记或由读者用自己的文字，撮要记录下来，或抄录记载内的重要文字，专供读者个人的参考，形式和内容，当由他自行决定。一般的说，摘录资料，宜于采用卡片，亦有用纸本者，为建立长期工作基础，每条资料宜自成独立单位，既不冗长，也不断章取义，并注明原书的页数，将来编立标题，即可归纳门类，便于查用。张穆作《癸已存稿·序》称俞正燮为学说：“理初足迹半天下，得书即读，读即有所疏记，每一事为一题，巨册数十，鳞比行笑中，积岁月，证据周遍，断以己意，一文遂立”。理初为俞正燮字，平日积累材料，需要时便写文章，当不困难。　　五、写作论文。历史工作者搜集各种材料后，进行选择合宜的材料，用论点加以联贯，并将其安排在适当的地位，成为有组织的整体，然后写成论文或书籍。著作的长短，将决定于题目的大小及材料的多少，这是从形式而论。其实著作可分为二种：一、低级著作，抄袭前人所述，成为拼凑而成的写作，价值不高。二、高级著作，发前人所未发，或为前人所不知，利用一切能得的材料，有新的观点或看法，并非好奇立，实欲根据真实可贵的材料，改正前人的错误，求出史迹过程的真相。我们初学立固当立大志，但不必期求在短期内写成一鸣惊人的著作，惟当实事求是的练习写作，积久自必能有所成。　　我们更当说明历史著作，不是堆积许多事实而成，事实之外，还有史观及史迹前后相互的关系，即所谓内在联系。史学家为不同的阶级服务，有不同的史观。我们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解释史迹，并能贯穿于著作整体之内，成为全篇的论点，无论引用的事实多少，皆以证明论点为主。另一方面，作者应当注意因果的联系，在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处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中。人类社会各种事物的发展，也不能离开彼此的关系和相互制约，世上没有单独事物的存在。我们叙述历史事迹，无论引用多少事实，皆以表现联系为主。如能处处注意全文的论点及前后的联系，便成为有组织的著作。要之，著作为一整体，以有关的事实组织而成，绝不是堆积事实。我们搜集材料，必先辩别何项事实能为整体的部分及何项不能为整体的部分，适搜集事实足用之后，必须研究如何运用各部分，成为前后有联系、有组织的整体。　　应注意的事项：历史著作必须说明材料的来源，古人多未做到。章学诚于《文史通义·史注篇》称：“人心日漓，风气日变，阙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习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见闻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敷衍成书，古今皆所不免。章学诚有浓厚的复古思想，厚古薄今，但著作既须慎重，也当说明材料出处，却是重要的建议。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及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附著考异，表示材料来源及去取的标准，为作史者的正轨，乾嘉学派对于引用书籍，注明编卷。我们现当注明页数，及出版地点、年月。费林论及此事，并分为二类，兹介绍如下；　　甲：附注。指列在每页下者，可分三项：一、引用书籍的篇页；二、引用史料的原文；三、讨论的证据。　　乙：附表。指附在篇末或书末者，共有三项：一、参考书目；二、关系文件；三、重要的评论。　　费林根据西方近代著作习惯而有这建议。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既有附注，也有附录，占有相当多的篇幅，是书籍中的一例，论文往往有附注而少附录，每一类未必尽有三项，当视需要而定，更有将附注列在论文篇末的，形式有种种的不同，但说明材料出处，实有必要。　　书中若有表图，对于读者将更方便。表的种类很多，作者把许多事实或数字列入表中，读者阅读费时少而收获大，印象深刻，而又具体，过于文字形容。图有图象及地图等。文字记载，对于文化物品形状，多不能详，若有图象，便有帮助。地图为读史不可缺少的工具，应当插入。又如古人著作，把目录列在书末，《史记》、《汉书》都是例证。后人始将目录放在书首，便于读者检查书的内容。前人不知道的，还有索引，近代西方著作，书首必有目录，书末必有索引，且有详细目录及详细索引，前者谓目录每项下又分细目，后者指索引每项下，又分细注之类，尤便于检查。最近我国刊印的书籍，也有末附索引的。　　如何写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的写作和其他论文的写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特定的一些要求，今天和你讨论的就是历史论文写作的有关问题。　　一、历史论文的写法及要求　　最重要的是确定主题，根据主题列出写作提纲，根据历史论文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使用所掌握材料，有计划的依次成文。　　文章以提纲为构架却不为提纲所割裂，它应是史事完整、气势贯联，浑然一体的一个整体。　　写好历史论文要注意以下问题：　　(1)力求寓理论于叙述之中，做到史观与史料的有机联系与内在统一。要既防止空洞理论而缺少史实，流于社会学公式，又要防止堆砌史料，无理论分析。更要力避史论、史料两张皮，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引出规律性、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2)历史逻辑与语言逻辑的统一，历史论文的语言应服务于、服从于历史的真实性。要在保证史实正确、准确的前提下，讲求语法修辞。历史发展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客观的历史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用历史论文或著作表达出来，这就是历史逻辑；体现这个历史逻辑的实践，是通过运用词、句、文章的语言文字手段来完成的。但，“史实真、道理正”占第一位，“文章好”居第二位，要重视历史论文的语言、文辞方面的质量，但不能因词害义，本末倒置。在内容真实丰富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语言文笔的风采。这样，才能成功地达到言以声其心之所得。　　(3)文章要通畅、质朴、简洁，在史学文章里，为了能“真实、凝练、生动”地表达人、事，也可以适当地“文白兼用”或所谓“半文半白”。事实上，一点儿“文言”词与词组没有是不可能的。　　(4)准确地使用引文，历史论文中出现“引文”是必然的，它使立论可靠，有利于提高文章质量，反映作者知识，认识的深度、广度。但也存在着一个引什么、怎么引的问题。首先，经典作家的教导和革命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可以引用。再次，现行的法定的历史教科书内容可以引用。因为它是依据最可靠的资料，参考最新研究成果，采用最为公认的论点，使用最规范简洁的文字写成的。对一些非历史作品，指历史小说，X X 演义、X X史话之类，它们以历史为素材，为原料，可能有文艺价值及教育意义，但非历史，我们不能随便引用。　　(5)历史论文的层次与条理，在一般历史论文中，要注意段落划分，引文形式，注释种类这三点。四、五千字以上的较长历史论文，依史事种类或历史情节的发展，可分为几个大段，加上小标题，使全文结构严整，每题内涵明确。历史论文引文的使用应力求简短、贴切、有份量；恰当地嵌合在整个行文之中，但切忌截头去尾，断章取义。　　二、历史论文的范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四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69，及格率只有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及和教育的工作。

一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二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

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一、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意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人类最早时期的文明。追溯中国历史，至今已有5000年文化积淀，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经过了多种字体的演变，并由此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承了下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不仅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引以自豪，而且要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和智慧，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的学科，也是文史类和师范类院校必开的一门课程，目的是让广大莘莘学子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悠久的古老文化，将这种文明与思想继承下去，影响更多的人。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广义上来讲，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汉语言文学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各种形态的文学思想皆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教、玄学等古代哲学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国最丰富的古代文化组成部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整体文化，对学习中国古汉字、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具有一定帮助。三、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建设汉语言文学是我国高校开设最早的课程之一，该专业注重学生文学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开设与中国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90年代全民经商大潮的兴起，文坛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文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少，90后一代更热衷于现代西方文化，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四、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方式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虽讲述的是古典文化和艺术，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但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影响教师采用高新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图形、视频、声音于一体的方式还原当时历史时期的场景，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学的兴趣，使学生通过影像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教育、佛学等文化。除此以外，通过实地考察和开设孔子学院，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普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学是古老而又具有系统性的一门学科，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能力，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通晓中国古今文化的文坛之士。两汉时期的经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清明时期的朴学及近代民主思想等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全面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身为中华儿女感到自豪。新时代的大学生同时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任务，可利用多媒体或互联网工具，将中国悠久且古老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古代文学鉴赏论文3000字怎么写才好看

这是雨霖铃的诗歌鉴赏可以借用一下你只需要把他们结合一下就可以了赏析一此词为抒写离情别绪的千古名篇，也是柳词和有宋一代婉约词的杰出代表。词中，作者将他离开汴京与恋人惜别时的真情实感表达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词的上片写临别时的情景，下片主要写别后情景。全词起伏跌宕，声情双绘，是宋元时期流行的“宋金十大曲”之一。起首三句写别时之景，点明了地点和节序。《礼记•月令》云：“孟秋之月，寒蝉鸣。”可见时间大约在农历七月。然而词人并没有纯客观地铺叙自然景物，而是通过景物的描写，氛围的渲染，融情入景，暗寓别意。秋季，暮色，骤雨寒蝉，词人所见所闻，无处不凄凉。“对长亭晚”一句，中间插刀，极顿挫吞咽之致，更准确地传达了这种凄凉况味。这三句景色的铺写，也为后两句的“无绪”和“催发”，设下伏笔。“都门帐饮”，语本江淹《别赋》：“帐饮东都，送客金谷。”他的恋人在都门外长亭摆下酒筵给他送别，然而面对美酒佳肴，词人毫无兴致。接下去说：“留恋处、兰舟催发”，这七个字完全是写实，然却以精炼之笔刻画了典型环境与典型心理：一边是留恋情浓，一边是兰舟催发，这样的矛盾冲突何其类锐！这里的“兰舟催发”，却以直笔写离别之紧迫，虽没有他们含蕴缠绵，但却直而能纡，更能促使感情的深化。于是后面便迸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二句。寥寥十一字，语言通俗而感情深挚，形象逼真，如在目前。真是力敌千钧！词人凝噎在喉的就“念去去”二句的内心独白。这里的去声“念”字用得特别好，读去声，作为领格，上承“凝噎”而自然一转，下启“千里”以下而一气流贯。“念”字后“去去”二字连用，则愈益显示出激越的声情，读时一字一顿，遂觉去路茫茫，道里修远。“千里”以下，声调和谐，景色如绘。既曰“烟波”，又曰“暮霭”，更曰“沉沉”，着色一层浓似一层；既曰“千里”，又曰“阔”，一程远似一程。道尽了恋人分手时难舍的别情。上片正面话别，下片则宕开一笔，先作泛论，从个别说到一般。“多情自古伤离别”意谓伤离惜别，并不自我始，自古皆然。接以“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一句，则极言时当冷落凄凉的秋季，离情更甚于常时。“清秋节”一辞，映射起首三句，前后照应，针线极为绵密；而冠以“更那堪”三个虚字，则加强了感情色彩，比起首三句的以景寓情更为明显、深刻。“今宵”三句蝉联上句而来，是全篇之警策。成为柳永光耀词史的名句。这三句本是想象今宵旅途中的况味，遥想不久之后一舟临岸，词人酒醒梦回，却只见习习晓风吹拂萧萧疏柳，一弯残月高挂杨柳梢头。整个画面充满了凄清的气氛，客情之冷落，风景之清幽，离愁之绵邈，完全凝聚在这画面之中。这句景语似工笔小帧，无比清丽。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词有点，有染。柳耆卿《雨霖铃》云：‘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上二句点出离别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意染之。点染之间，不得有他语相隔，隔则警句亦成死灰矣。”也就是说，这四句密不可分，相互烘托，相互陪衬，中间若插上另外一句，就破坏了意境的完整性，形象的统一性，而后面这两个警句，也将失去光彩。“此去经年”四句，改用情语。他们相聚之日，每逢良辰好景，总感到欢娱；可是别后非止一日，年复一年，纵有良辰好景，也引不起欣赏的兴致，只能徒增烦恼。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遥应上片“ 念去去”；“经年”二字，近应“今宵”，在时间与思绪上均是环环相扣，步步推进。“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以问句归纳全词，犹如奔马收缰，有住而不住之势；又如众流归海，有尽而未尽之致。此词之所以脍炙人口，是因为它在艺术上颇具特色，成就甚高。早在宋代，就有记载说，以此词的缠绵悱恻、深沉婉约，“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这种格调的形成，有赖于意境的营造。词人善于把传统的情景交融的手法运用到慢词中，把离情别绪的感受，通过具有画面性的境界表现出来，意与境会，构成一种诗意美的境界，绘读者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全词虽为直写，但叙事清楚，写景工致，以具体鲜明而又能触动离愁的自然风景画面来渲染主题，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末尾二句画龙点睛，为全词生色，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赏析二在群星璀璨的北宋词坛上，柳永是耀眼的明星之一。南宋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有“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即为证明。在不胜枚举的柳词中，《雨霖铃》是流传最广的佳作之一。后人有“晓风残月柳三变，滴粉揉酥左与言”的谑语。柳永，原名三变，字耆卿。少年时到汴京应试，由于擅长词曲，熟悉了许多歌妓，并替她们填词作曲，表现了一种浪子作风。当时有人在仁宗面前举荐他，仁宗只批了四个字说：“且去填词”。柳永在受了打击之后，别无出路，就只好以开玩笑的态度，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在汴京、苏州、杭州等都市过着一种流浪生活。由于失意无聊，流连坊曲，在乐工和歌妓们的鼓舞之下，这位精通音律的词人，才创作出大量适合歌唱的新乐府（慢词），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自古以来，表现男女离别之情的诗词曲赋层出不穷，而独有柳永的慢词《雨霖铃》经久不衰，传诵至今，这确实有很值得研究。探其中缘由，固然与作者坎坷的身世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我认为，《雨霖铃》的成功还在于其独到的表现手法：层次分明，语意明确，铺叙景物，倾吐心情，绝少掩饰；善于用“点染”法，反复涂抹，渲染效果。下面就《雨霖铃》作一粗浅分析：这首写离情的词，可谓淋漓尽致，备足无余。全词围绕“伤离别”而构思，层次特别清楚，语言简洁明了。先写离别之前，重在勾勒环境；次写离别时候，重在描写情态；再写别后想象，重在刻划心理。三个层次，层层深入，从不同层面上写尽离情别绪，可叹为观止。词的起头三句点明时间、地点、景物，事件是与自己心爱的人饯别。晚上，阵雨才停，知了发出凄切的鸣叫，长亭送别，叫人如何能够忍受这离别的痛苦！这蝉鸣助添悲凉，而一开始即道出“凄切”，为这首词定了调子。这一层展开了一个凄凉的氛围。“都门”两句，极写饯别时的心情，委婉曲折。两情依依，难舍难分之际，客船却不断催促。心理矛盾，欲饮无绪，欲留不得。由此可窥见留恋之情深。“执手”两句，再加深涂抹，在“执手”、“相看”、“无语”中更使人伤心失魄。这一层极写留恋之情。以上两层极尽回环、顿挫、吞吐之能事，足以使人为之呜咽。“念去去”以后，则大气包举，一泻千里，似江流出峡，直驰平川，词亦直抒胸怀。以“念”这一领字带起，表明是设想别后的道路辽远，“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浩渺的烟波，沉沉的暮霭，辽阔的天空，全是写景，实际上全含的是情，衬托出旅人前途茫茫，情人相见无期，景无边而情无限。换头以情起，叹息从古到今离别之可哀，“伤离别”点明这首词的主旨。“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句又将推进一层，更何况我正在冷落清秋的时节呢，这是多么难以忍受啊！这是把江淹《别赋》中“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和宋玉悲秋的情思两者结合起来，提炼出这两句。把古人这种感受融化在自己的词句中，更赋予以新的意义。“今宵”二句，又进一步推想别后的凄凉，然而景物清丽真切，真象别者酒醒后在船中之所见。这一句妙在景中有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经•采薇》）也是写离别的。离别的人一看到杨柳，就会想起离别时依依不舍的场面，就会浮现出赠柳昔别的情景，心中就会涌起一缕缕离愁。“杨柳岸”三字明写眼前景而暗写别时情，显得含蓄而有余味。几如身历其境，忘其是设想了。“此去”二句，再推想别后长久的寂寞，虚度美好年华。“便纵有”两句，再从上两句的遭遇，深入下去，叹后会难期，风情无人诉说，艺术地把离别之情推向高潮。以上第三层真是“余恨无穷，余味不尽”（唐圭璋《唐宋词简释》）。这首词写将别、临别以及别后的种种设想，以白描的手法铺叙景物，倾吐心情，层次分明，语意明确，绝少掩饰假借之处。尤其是把别后的情景描写得比真的还真，又以景视之，使人不觉得是虚构的，足见柳永的艺术手法之高妙。所以有人称其“微妙则耐思，而景中有情。……‘杨柳岸晓风残月’，所以脍炙人口也。”（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又有人认为“‘千里烟波’，惜别之情已骋；‘千种风情’，相期之愿又赊。真所谓善传神者。”（李攀龙《草堂诗余隽》）这都道出这首词的妙处的。但我觉得刘熙载在《艺概》中的“点染”之说，更是值得称述的。他认为：词有点染，耆卿《雨霖铃》“念去去”三句，点出离别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三句染之。点染之间，不得有他语相隔，否则警句亦成死灰矣。刘熙载的这段评论，实际上是以画法论词，看出在柳词中的加深描绘，反复涂抹的技巧。既精微入里，而又大胆泼墨。也就是柳词中抒情与写景在章法和修辞的巧妙运用，可谓词中有画。而其中抒情，尤寄寓哲理。所谓“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清秋离别，多情那堪？感情极为沉痛，而染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更是伤心而又凄凉，情景妙合无痕，这一别后之情景，又是加“念去去”三句之点化而得，前后照应，委婉自如。柳词在点染方面的技巧运用，确是达到很高的成就的，在这首词里最为突出。（段秉武）赏析三《雨霖铃》是柳永著名的代表作。这首词是词人在仕途失意，不得不离京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时写的，是表现江湖流落感受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这首词写离情别绪，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词的主要内容是以冷落凄凉的秋景作为衬托来表达和情人难以割舍的离情。宦途的失意和与恋人的离别，两种痛苦交织在一起，使词人更加感到前途的暗淡和渺茫。全词分上下两阕。上阕主要写饯行时难舍难分的惜别场面，抒发离情别绪。起首“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三句写环境，点出别时的季节是萧瑟凄冷的秋天，地点是汴京城外的长亭，具体时间是雨后阴冷的黄昏。通过这些景物描写，融情入景，点染气氛，准确地将恋人分别时凄凉的心情反映了出来，为全词定下凄凉伤感的调子。真正做到了字字写景而字字含情。 “都门帐饮”是写离别的情形。在京城门外设帐宴饮，暗寓仕途失意，且又跟恋人分手。“无绪”，指理不出头绪，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意思。写出了不忍别离而又不能不别的思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正在难分难舍之际，船家又阵阵“催发”。透露了现实的无情和词人内心的痛苦。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是不得不别的情景。一对情人，紧紧握着手，泪眼相对，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两句把彼此悲痛、眷恋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写得淋漓尽致，一对情人伤心失魄之状，跃然纸上。这是白描手法，所谓“语不求奇，而意致绵密”。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写别后思念的预想。词中主人公的黯淡心情给天容水色涂上了阴影。一个“念”字，告诉读者下面写景物是想象的。“去去”是越去越远的意思。这二字用得极好，不愿去而又不得不去，包含了离人无限凄楚。只要兰舟启碇开行，就会越去越远，而且一路上暮霭深沉、烟波千里，最后漂泊到广阔无边的南方。离愁之深，别恨之苦，溢于言表。从词的结构看，这两句由上阕实写转向下阕虚写，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下阕着重写想象中别后的凄楚情景。开头作者先宕开一笔，把自己的感情赋予普遍的意义:“多情自古伤离别”。意谓自古以来多情者都会因离别伤心。“自古”两字，从个别特殊的现象出发，提升为普遍、广泛的现象，扩大了词的意义。但接着“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一句，则强调自己比常人、古人承受的痛苦更多、更甚。江淹在《别赋》中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作者把古人这种感受融化在自己的词中，而且层层加码，创造出新意。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写酒醒后的心境，也是他飘泊江湖的感受。这两句妙就妙在用景写情，真正做到“景语即情语”。“柳”、“留”谐音，写难留的离情;晓风凄冷，写别后的寒心;残月破碎，写今后难圆之意。这几句景语，将离人凄楚惆怅、孤独忧伤的感情，表现得十分充分、真切，创造出一种特有的意境。难怪它为人称道，成为名句。再从今后长远设想:“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四句更深一层推想离别以后惨不成欢的境况。今后漫长的孤独日子怎么挨得过呢?纵有良辰好景，也等于虚设，因为再没有心爱的人与自己共赏;再退一步，即便对着美景，能产生一些感受，但又能向谁去诉说呢?总之，一切都提不起兴致了，这几句把词人的思念之情、伤感之意刻划到了细致入微、至尽至极的地步，也传达出彼此关切的心情。结句用问句形式，感情显得更强烈。《雨霖铃》全词围绕“伤离别”而构思，先写离别之前，重在勾勒环境;次写离别时刻，重在描写情态;再写别后想象，重在刻划心理。不论勾勒环境，描写情态，想象未来，词人都注意了前后照应，虚实相生，做到层层深入，尽情描绘，情景交融，读起来如行云流水，起伏跌宕中不见痕迹。这首词的情调因写真情实感而显得太伤感、太低沉，但却将词人抑郁的心情和失去爱情的痛苦刻划的极为生动。古往今来有离别之苦的人们在读到这首《雨霖铃》时，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赏析四词是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诗体，最早源于古乐府，兴起于唐代，经过晚唐五代的发展，至宋代已极为繁荣。“宋词”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专用名词。宋代不仅词家众多，且风格亦多样。词本以婉约风格为主，到北宋苏轼才始创豪放一派。柳永是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词人，他继承发展了突出男欢女爱，别恨离愁的婉约词风，剪红刻翠的“艳科”，旖旎温柔的“情语”，成了柳词的主题。《雨霖铃》便是柳词中最能体现这种风格的杰作。《雨霖铃》这首词是作者离开汴京（当时为北宋首都），与情人话别之作。从上片的描写，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一个深秋的傍晚，北宋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郊外，一个临时搭起的帐篷内，一对男女饮酒话别。帐外，寒蝉凄惨地哀鸣，好象在为他俩伤别而哭泣。那不远处的长亭，已经隐隐约约，可见天色将晚，一场大雨也刚刚停歇。天将晚，雨已停，河边不时传来艄公的喊声：“快上船吧，要开船了！”两人不得已徐徐站起，移步出帐外，万般依恋之际，此刻可真的要分手了。你看他们双手相拥，泪眼相看，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船开了，人去了，渐行渐远。情人岸边伫立，含着泪，举着手，一直目送那兰舟消失在无边无际的暮霭里。这就是发生在九百四十年前的北宋词人柳永与情人话别的场面，也就是《雨霖铃》上片所写的内容。首句“寒蝉凄切”，点明节令——深秋，“蝉”而“寒”，鸣音“凄切”，渲染了悲凉的环境气氛，为下文伤别张本，也为全文奠定了感情基调。“对长亭晚”，交代时间、地点，“骤雨”，描写天气。天下雨，正好停留；时将晚，停留时间有限，他们多么希望雨不停，天不晚啊！“都门帐饮”，可知写京都之事，言别离之情。一桌好酒好菜，怎奈二情伤别，满腹离愁，何来心思。实在是食之不香，饮而不畅，是谓“无绪”。乘船的“留恋”情人不忍别，撑船的眼看天将晚不得不割断他们的情丝而“催发”，这种主观意愿与客观形势之矛盾，使别情达到高潮。“执手”二句，生动细腻，描情绘意，绝妙无比。仿佛在舞台上看到的那生旦主角，两手相拥，两肩上耸，诉无语，泣无声，比千言万语，嚎啕大哭，悲之更切。表面写两人分手之情状，实际暗写了他们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柔情蜜意千千万，唯在泪花闪烁间。“念去去”两句，为近景远景相连，虚景实景交融。烟波千里，楚天广阔，茫茫天涯，何处是归程？离愁别绪都几许？风吹浪涌融暮霭。这不仅衬写了别后怅然空虚的心情，同时也暗示了作者在政治上失意后迷茫的前程。《雨》词下阕主要写别后的痛苦。伤情离别，自古皆然，可万不该在这冷落清秋的时节，这叫人怎能忍受？第二句照应首句，“清秋”应“寒蝉”，衬托出自己的离情比古人更深，意义翻新，不入俗结。“今宵”二句为千古传诵名句。“酒醒”遥接上片“帐饮”，可见当时虽然情“无绪”，然借酒浇愁，还是沉醉了。扁舟夜发，愁醉迷蒙，忽然醒来，想必已是拂晓。惊起忙寻觅，情人在何处？所见者唯杨柳岸上晓风残月也。清秋的晓风是凉的，“月”前着一“残”字，而境界全出矣。更衬托了词人当时凄清悲凉冷落的心境。此刻的离愁别绪如风卷浪拥，不可遏止。真是“离愁波涌杨柳岸，别绪风连残月边”。 “此去经年”以下四句虚写想象别后的情景。作者由“今宵”想到“经年”，由“千里烟波”想到“千种风情”，由“无语凝咽”想到“更与何人说”。作者离开情人，寂寞凄凉，孤独万分，从今后即使有良辰美景，也只形同虚设，然而越是有良辰美景，就越发使人念情伤神。恐怕今后只能在“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中虚度余日了。最后两句中，一“便”一“更”，表明念之心切，爱之情深。《雨霖铃》这首词主要以冷落凄凉的秋景来衬托情人难以割舍的离情，可以看出，作者当时在仕途上失意，不得已离京远行，这种抑郁的心情和失去爱情慰藉的痛苦交织在一起，便谱成了这首词的主旋律。其成功之处在于写出了他的真情实感，但格调较低沉，情调未免太伤感了些。另外在表现手法上，这首词以铺叙为主，白描见长，勾勒环境，描摹情态，惟妙惟肖。写景则近景远景相连，虚景实景结合；写情则极尽渲染衬托，层层推进。情随景生，景随情移，情景交融，感人至深。赏析五在那种冷落凄清的季节里，所有的人都会渴望一种相逢。思念在分手后开始生长，长成伫立岸边的棵棵杨柳，盼望着青衫上酒渍斑斑的你乘一叶扁舟从暮霭沉沉的烟波中驶来，轻诉前种风情。那晓风残月依旧醉着，你可曾记得执手相看的泪眼，离别里是谁与你浅吟低唱么？早知道凡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吟唱你的词，可不曾想到，自从你把士大夫的精雕细刻变成了一种流行之后，你笔下的那句“衣带渐宽终不悔”竟成为铭刻古今的爱情誓言。赏析六柳永多作慢词，长于铺叙。此词表现作者离京南下时长亭送别的情景。上片纪别，从日暮雨歇，送别都门，设帐饯行，到兰舟摧发，泪眼相对，执手告别，依次层层描述离别的场面和双方惜别的情态，犹如一首带有故事性的剧曲，展示了令人伤心惨目的一幕。这与同样表现离情别绪但出之以比兴的唐五代小令是情趣不同的。北宋时柳词不但都下传唱，甚至远及西夏，“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柳词盛行于市井巷陌，同他这种明白晓畅、情事俱显的词风不无关系。下片述怀，承“念”字而来，设想别后情景。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有点有染。柳耆卿《雨霖铃》云‘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酲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上二句点出离别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意染之”。确实，“今宵”二句之所以被推为名句，不仅在于虚中有实，虚景实写，更因为以景“染”情、融情入景。“今宵酒醒何处”，遥接上片“帐饮”，足见虽然“无绪”却仍借酒浇愁以致沉醉；“杨柳岸、晓风残月”，则集中了一系列极易触动离愁的意象，创造出一个凄清冷落的怀人境界。“此去”以下，以情会景，放笔直写，不嫌重拙，由“今宵” 想到“经年”，由“千里烟波”想到“千种风情”，由“无语凝噎”想到“更与何人说”，回环往复又一气贯注地抒写了“相见时难别亦难”的不尽愁思。宋人论词往往有雅俗之辨，柳词一向被判为“俗曲”。此词上片中的“执手相看泪眼”等语，确实浅近俚俗，近于秦楼楚馆之曲。但下片虚实相间，情景相生，足以与其他著名的“雅词”相比，因此堪称俗不伤雅，雅不避俗。

既然是鉴赏，那首先要从诗歌的表面意思去解读一下。然后在根据作者当时所处的时间背景环境来剖析他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出此作品的。可以加入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描写等客观因素。这样下来岂止是两三千字能表达的清楚哦。

纵观我国漫长的文学鉴赏史，可见逐步形成了一些传统的鉴赏方式。这种鉴赏方式，有别于西方的模式，也不同于现代的样式，是一种传统的民族形式，显示了特有的思维范式和审美心理与表述习惯。总结和研究传统的文学鉴赏方式，不仅有助于归纳总结古代文学鉴赏的理论和经验，而且有利于发展和提高今天的鉴赏水平。古代作品系文言写作，书面语和口头语不完全一致，因最早的书写工具不方便，用刀、漆书之于骨、甲、木、竹上，即就是到后世有了毛笔、布帛、纸张，也都力求文词简约、凝炼。古汉语本身虽有发展变化，中古之后逐步与口语接近，可是书面语和口头语仍然有较大的差异。为此，即就是古人，对前代或当代作品都有个“助读”的问题。助读的第一步是注释，诠解字义，释明名物，说清典章，交代制度。第二步是“疏”，即在注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或进一步发挥，这较注详明，已较多地掺入讲述人的见解观点。第三步为“笺”，是就注加以申说或评论。《毛诗》篇首“郑氏笺”孔颖达疏：“郑于诸经皆谓之注，此言笺者，吕忱《字林》云：‘笺者，表也，识也。’郑以毛学审备，尊畅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记识其事，故特称为笺。”可见笺与疏接近，都在注的基础上再加发挥。第四步为“证”，旁征博引以印证，借以帮助理解。这四者不是对每篇作品都必须，同时疏、笺、证也无严格的界定，故有注疏、笺证之称。但也明显可见，注，多在说文解字，讲究客观性、科学性，疏、笺、证，则多主观性、学术性、艺术性。正由于这种诠释者的主观意识介入，也就逐步发展成鉴赏性文字。古代文学鉴赏方式的独特性，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旁涉式先秦、两汉时尚未建立纯文学鉴赏的理论，其时的哲学、思想、政治、历史性著作中，有时也涉及到文学作品，其目的并不在于鉴赏，而是作为一项例证。像孟子关于“以意逆志”的阐述：“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万章》上）孟子的原意并不是对文学鉴赏提出见解，也不是对诗经中《小雅·北山》、《大雅·兴汉》等篇作分析鉴赏，而是与弟子咸丘蒙讨论舜与尧及舜与其父的关系，缘此涉及到相关诗句的理解，进而就诗句的理解提出了正确的观点，从而给后世文学鉴赏立下了一个不可移易的法则。旁涉式的另一种形态，就是后世的文论、诗论中，作者取例证其论点，涉及到一些作品。原非对这些作品的鉴赏，而实际却对鉴赏起了引导作用。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老杜寄身于兵戈骚屑之中，感时对物，则悲伤系之。如‘感时花溅泪’是也。故作诗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饮》诗云：‘步屧随春风，村村自花柳。’《遣怀》诗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忆弟》诗云：‘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日暮》诗云：‘风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园。’《滕王亭子》云：‘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言人情对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无情之物也。”（卷一）还有《蜀相》“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后游》“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等。这也就引发出鉴赏家对这“自”字的出神入化大加赞誉。薛雪《一瓢诗话》说：“下一‘自’字，便觉其寄身离乱感时伤事之情，掬出纸上。”赵仿说：“天地间景物，非有所厚薄于人，唯人当适意时，则情与景会，而景物之美，若为我设。一有不慊，则景物与我莫不相干，故公诗多用一‘自’字。”（《杜少陵集详注》卷七仇注引）像这种类型，始出旁涉，而后便自成门户。旁涉者本不足以称为鉴赏，但因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无成型的鉴赏文，故这也就成了一种常见的方式。随感式旁涉是由论带出的例，随感则是由例产生的感。这种随遇而发，随兴而发的鉴赏，取例往往有典型性，赏论具有普遍性。这种方式被大量采用，诗话、文论中屡见不鲜。既是随感，也就任人发感兴慨。缘诗而悟诗道从诗句感悟出作诗之理。托名白居易的《金针诗格》（按：《金针诗格》旧署白居易，而书中引宋人梅尧臣语，故为伪托。作者无考。）中说：“喜而得之其辞丽：‘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九枝花。’怒而得之其辞愤：‘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哀而得之其辞伤：‘泪流襟上血，发变镜中丝。’乐而得之其辞逸：‘谁家绿酒饮连夜，何处红妆睡到明？’失之大喜其辞放：‘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失之大怒其辞躁：‘解通银汉终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失之大哀其辞伤：‘主客夜呻吟，痛入妻子心。’失之大乐其辞荡：‘骤然始散东城外，倏忽还逢南陌头。’”作者从具体作品出发，道出了两层意思：一是诗当缘情而发，诗根在于情，喜怒哀乐之情产生丽愤伤逸之诗作；一是其情要“合度”，太过了则会失之于放躁伤荡，就是儒家美学观中的中和之美。这种感悟来自具体作品，讲来自然谐适，极易给人以启迪与教益。缘诗而道诗艺由具体诗句而言诗歌艺术，不必长篇大论，只要稍加点拨，则事理昭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古梅花诗佳者多矣。冯钝吟云：‘羡他清绝西溪水，才得冰开便照君。’真前人所未有。余《咏芦花》诗，颇刻画矣，刘霞裳云：‘知否杨花翻羡汝，一生从不识春愁。’余不觉失色。金寿门画杏花一枝，题云：‘香骢红雨上林街，墙内枝从墙外开。惟有杏花真得意，三年又见状元来。’咏梅而思至于冰，咏芦花而思至于杨花，咏杏花而思至于状元，皆从天外落想，焉得不佳？”作者意在说明诗“其妙处总在旁见侧出，吸取题神，不是此诗，恰是此诗”，诗要善取譬，又要逞想象，喻体与本体血缘愈远且又切合，方称佳选，也就是“天外落想”始妙。缘诗而言人品诗如其人，一般地说是如此。薛雪《一瓢诗话》中曾历数人品与诗品的关系：“畅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寒涩人诗必枯瘠，丰腴人诗必华赡，拂郁人诗必凄怨，磊落人诗必悲壮，豪迈人诗必不羁，清修人诗必峻洁，谨敕人诗必严整，猥鄙人诗必委靡，此天之所赋，气之所禀，非学之所至也。”一般地说人品和诗品是一致的，偶而也有相悖的情况。而人品说是“此天之所赋，气之所禀，非学之所至也”，虽过分强调了先天资质，可也道出了一些规律。随感式鉴赏，或就篇，或就句，谈自己的感受，或言诗道，或言诗艺，或言人品，甚至有时仅以诗为缘起，畅言治国、为人等等道理，形制短小，方式灵活，有理有据，颇易为人接受。它的局限性在于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有时也会出现表面性、片面性的问题。

一篇诗词鉴赏例文：七律出外务工烦骚童意摹李商隐未去时烦归也烦，长江入海怎西还。飞蛾扑火熄方罢，野草潜根烧不干。拼命只求生计好，失眠定为板床寒。火车有轨成双对，月到中秋总会圆。鉴赏：难得的一首反映现实的好诗!为草民说话的好诗！与御用诗人的粉饰太平的“托赞诗”相比，艺术水平和思想内容上都高出不小。简直是“现代唐诗”！！飞蛾扑火熄方罢，野草潜根烧不干。“飞蛾扑火”对“野草潜根”！妙！“熄方罢”对“烧不干”！妙！这对仗妙啊！拼命只求生计好，失眠定为板床寒。拼命===失眠只求===定为生计好===板床寒妙啊！真难想到！现代已经很难见到有水准的古诗体现代诗了。今天偶遇一首，甚为兴奋，故试为文欣赏之：《诗欣赏》这首诗，以西部男性农民工的口吻抒写爱情心理。在对生活环境的变迁感到无奈伤情和困惑之时，主人公对前途仍然充满信心。对妻子的爱仍然浓烈。感情境界深微绵远，极为丰富。颇得唐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七言诗的神髓。开头两句，写主人公外出谋生的境遇和其心境：由于生计所逼一对夫妻要分隔两地生活，现实的压力使他只能无奈地忍受。首句的两个“烦”字，第一个指生计上的“烦恼”，第二个是“麻烦不易”的意思。不去则生计没着落；去则要受长期分离之苦，见面不易。这种两“烦”的局面是主人公不情愿面对但又必须面对的。这让主人公联想起长江总是要向东流一样，自己也是一定要到东部城市去打工的。人力对此是无可奈何的。“长江入海怎西还”一句，既写自然规律，也表达了当今城市化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农民感受、自然规律、时代潮流三者交融。心灵、自然与社会取得了精微的契合。这种借自然规律反映时代的变迁、人的境遇和感情的描写，在骚童的笔底是常见的。写实与象征融为一体，赋予人的感情和社会现象可以感触的外在形态，也就是通常说的“寓情理于自然现象”的抒情方式。三、四句，接着写虽无奈但也不得不出外打工的农民心理，在这种不得不远离家庭的情况下表达对家庭对妻子的爱意。其情境合描手法运用得更为精奥。“飞蛾扑火熄方罢”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自己对妻子家庭的忠诚，如同飞蛾扑火，火不熄灭决不罢休；二是说就算“归也烦”也必须出外打工，别无反顾，犹如飞蛾明知必死也要扑火一样，只能顺应社会潮流才有出路，别无他途。“野草潜根烧不干”有异曲同工之妙。飞蛾是农村最常见的昆虫，野草是农村最普遍的植物，农民用以自比是最恰当不过的。一是说自己会象“野草潜根”一样保重自己的，不会有事，让妻子别担心；二是说有你在家就好象“野草有根”一样，我心里就有了底，到了外面工作就更有劲不觉累“烧不干”的。以上四句着重揭示内心的感情活动，使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具体化，写得很精彩。五六句转入写外向的意念活动。上句写自己，次句想象对方。“拼命只求生计好”是说自己为了家庭生活会拼命工作的。 “失眠定为板床寒”句是推己及人，想象对方和自己常想念对方一样，也会记挂自己，晚上会因想念自己而睡不着。他也想到因自己不在而冷落了妻子，使妻子一人独眠“冷板床”而大为伤感！这“板床寒”三字也交代了为何主人公在两“烦”的情况下选择“扑火”的原因。就是交代了主人公为何忍痛分离也要出外打工的原因---家境贫困。他出外打工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家境。这也是主人公“拼命”工作的动力。如果对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有所了解的话，就知道这“拼命”二字在这里是用得非常地贴切的。最后两句笔锋一转：别难过别悲伤：“火车有轨成双对”，现在有火车，铁轨联着你和我，我和你也像铁轨并排而行一样，人虽离但心永远伴在一起。因主人公远离家乡，想到火车这种他有能力乘坐的最快的交通工具是很合情理的，而且“火车未到轨常连”，其寓意相当入微贴切。可反映出骚童在运用景物描比主题上简直是已进入了化境！等我啊！一休息我就会回家看你的！“月到中秋总会圆”，这里也是用自然现象比说人事。农民都习惯用农历。用月亮的运行规律说时就好像用农历计时一样。用中秋的圆月表示回家团圆在中国那是最自然不过的手法。这样主人公以“很快就会见面的承诺”结束全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