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护理学毕业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社区护理学毕业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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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课题任务时主要从“想借助这篇论文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入手，表明写作意图；写课题要求时主要从“写作时要注意的点”入手，表明写作的时候运用到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下面举例说明：一、毕业论文的课题任务：为JAVA在安卓手机平台设置五子棋游戏的时候提供相应的参考。二、毕业论文的课题要求：1、尽量结合生产、科研及技术设备的革新、技术改造等完成论文。2、要求论文具有先进性、实用性。3、论文选题难度适中。扩展资料毕业论文写作注意事项1、毕业论文是应考者的总结性独立作业，目的在于总结学习专业的成果，培养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文体而言，它也是对某一专业领域的现实问题或理论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探索的具有一定意义的论说文。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可以分两个步骤，即选择课题和研究课题。2、选好课题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研究课题，研究课题一般程序是：搜集资料、研究资料，明确论点和选定材料，最后是执笔撰写、修改定稿。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毕业论文

社区护理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关键词】 分娩；产妇；护理 在分娩过程中，产妇的心理状态与分娩疼痛有着密切关系，疼痛程度往往随着心理状态的改变而变化。如产妇情绪镇定，精神放松，分娩则无痛/html/Clinical 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主要运用何种理论，要达到的目的。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有几种写法：第一种是写明调查的起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经过与方法，以及人员组成等调查本身的情况，从中引出中心问题或基本结论来；第二种是写明调查对象的历史背景、大致发展经过、现实状况、主要成绩、突出问题等基本情况，进而提出中心问题或主要观点来；第三种是开门见山，直接概括出调查的结果，如肯定做法、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说明中心内容等。前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要精练概括，直切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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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被称为白衣天使。护士一词来自钟茂芳1914年在第一次中华护士会议中提出将英文Nurse译为“护士”，大会通过，沿用至今。工作时必须脱下便服穿护士服。护士，必须按照卫健委相关法律条文标准和护理行业规范执行开展相应的护理项目，观察病人体表体重情况，了解病人病情，配合医生治疗，及时处理医疗纠纷，防止医疗事故发生。并从生理心理、社会文化和精神诸方面，负责病人的生活起居，日常活动、用药和安全等问题。从事与医疗有关的全项临床操作或单项专项护理活动，如机械排痰、穿刺输液、入院宣教、出院指导、执行医嘱、铺床换被、安全提示、取药配药摆药、病情速记、资料入卷、采集标本、责任交接、观察病情、医疗废物毁形消毒、医疗垃圾管理分类、收集建议、学习培训、送标送检、引导病员、夜间查房、设备点检、设备保洁、整理内务、5s实施、出院核算、整理病历、宣贯医嘱、护理示教、抢救急救、按时巡查、异常报告、物品发放、电脑登记、维修维护、测量体温、技能考核、病员分类、驱除四害、病员点评等必要的日常护理活动。经执业注册取得护士执业证书，依照本条例规定从事护理活动，履行保护人类生命、减轻病员痛苦、增进健康职责的卫生技术人员

社区护理学毕业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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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专业毕业论 这个是什么内容，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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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护理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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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选题是论文写作关键的第一步，直接关系论文的质量。常言说：“题好文一半”。对于临床护理人员来说，选择论文题目要注意以下几点：（1）要结合学习与工作实际，根据自己所熟悉的专业和研究兴趣，适当选择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2）论文写作选题宜小不宜大，只要在学术的某一领域或某一点上，有自己的一得之见，或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或新的观点和认识，言之有物，读之有益，就可以作为选题；（3）论文写作选题时要查看文献资料，既可了解别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达到什么程度，也可以借鉴人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需要指出，论文写作选题与论文的标题既有关系又不是一回事。标题是在选题基础上拟定的，是选题的高度概括，但选题及写作不应受标题的限制，有时在写作过程中，选题未变，标题却几经修改变动。二、设计设计是在论文写作选题确定之后，进一步提出问题并计划出解决问题的初步方案，以便使科研和写作顺利进行。护理论文设计应包括以下几方面：（1）专业设计：是根据选题的需要及现有的技术条件所提出的研究方案；（2）统计学设计：是运用卫生统计学的方法所提出的统计学处理方案，这种设计对含有实验对比样本的护理论文的写作尤为重要；（3）写作设计：是为拟定提纲与执笔写作所考虑的初步方案。总之，设计是护理科研和论文写作的蓝图，没有“蓝图”就无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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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管理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社会中出现了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一批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应运而生，导致原有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单位体制和街居体制相继失效或失灵。将治理理论应用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探讨了社区治理的概念、内涵和特征，介绍了我国社区建设中出现的三种典型的治理模式，分析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各自特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了我国社区治理的最终方向和阶段性过程目标。 “治理”一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在最具权威的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或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与此巧合的是，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启动了社区建设的步伐，主要的背景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再象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靠行政权力垄断所有的资源，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2]，个人从单位体制中解放了出来，而原有的主要管理“社会闲散人员”的街道和居委会体制在新形势、新问题面前出现了很多不适应症状，与此同时，社区中也逐渐产生了一些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等，居民也越来越重视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开始参与一些社区公共事务。将“治理”概念应用于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对我国社区的长远发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 社区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社区治理就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由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辖区单位以及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推进社区持续发展的活动。与我国过去的基层社会管理相比，社区治理的特征在于： 1、就主体而言，由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我国过去在对基层社会的管理中，管理主体单一化，只能是政府。而在社区治理中，主体的多元化是必然要求，除了国家（政府）主体之外，还有居民、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辖区单位等。因此，社区的公共事务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决策，政府与社区之间要形成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信任关系，以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3]为目标，达至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2、就过程而言，从强调行政控制到强调居民参与。我国过去的基层社会管理，不论是单位体制，还是街居体制，行政功能都非常突出，命令式的上下级科层色彩浓厚。政府与单位之间、单位与职工之间都是服从与被服从的行政命令关系。市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都按照行政命令模式运行。而社区治理则强调居民参与，要求社区发展的各项规划、社区建设的实施以及社区事务的处理等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居民不再依附于单位或街居组织，更不受它们的庇护，而是彼此形成平等互惠的关系。 3、就结构而言，由垂直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互动结构。我国过去的街居体制结构是从上级政府到街道办事处到居委会再到居民，单位体制结构是从上级单位到下级单位再到居民，只有垂直的关系，没有横向的联系。而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社区主体多元化，街道与居委会之间、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由单向运行转变为双向互动；大量社区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在居民和政府之间又是一道沟通和联系的桥梁，从而将社区中行政力量、自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构筑成横向的网状结构 [4]。 二、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大中城市掀起了社区建设的热潮，民政部首先选择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青岛等城市设立了26个“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通过几年的实践总结和经验概括，形成了几种代表性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本文重点介绍上海模式、沈阳模式和江汉模式的主要特征。 1、上海模式。上海在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改革的过程中，将社区定位于街道范围，构筑了领导系统、执行系统和支持系统相结合的街道社区管理体制。具体而言： （1）社区管理领导系统：由街道办事处和城区管理委员会构成。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下，街道办事处成为一级管理的地位得到明确。随着权力的下放，街道办事处具有以下权限：部分城区规划的参与权、分级管理权、综合协调权、属地管理权。街道办成为街道行政权力的中心，“以块为主、条块结合”。与此同时，为了有效地克服各块分割，建立了由街道办事处牵头，派出所、房管所、环卫所、工商所、街道医院、房管办、市容监察分队等单位参加的城区管理委员会。城区管委会定期召开例会，商量、协调、督查城区管理和社区建设的各种事项，制定社区发展规划。城区管委会作为条与块之间的中介，发挥着重要的行政协调功能，使条的专业管理与块的综合管理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合力。 （2）社区管理执行系统：由四个工作委员会构成。上海模式在街道内设定了四个委员会：市政管理委员会、社区发展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其具体分工是：市政管理委员会负责市容卫生、市政建设、环境保护、除害灭病、卫生防疫、城市绿化。社区发展委员会负责社会保障、社区福利、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计划生育、劳动就业、粮籍管理等与社区发展有关的工作。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委员会负责社会治安与司法行政。财政经济管理委员会对街道财政负责预决算，对街道内经济进行工商、物价、税收方面的行政管理，扶持和引导街道经济。以街道为中心组建委员会的组织创新，把相关部门和单位包容进来，就使得街道在对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协调中有了有形的依托。 （3）社区管理支持系统：由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民群众及其自治性组织构成。它们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如社区委员会、社区事务咨询会、协调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主要负责议事、协调、监督和咨询，从而对社区管理提供有效的支持。上海模式还将居民委员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作为“四级网络”，抓好居民委会干部的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居委会的作用，推动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维护社区治安稳定，保障居民安居乐业。[5] 2、沈阳模式。从1998年下半年起，沈阳市在和平、沈河两区试点的基础上，开始在全市展开社区体制改革，重新调整了社区规模，理顺了条块关系，构建了新的社区管理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沈阳模式，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明确社区定位。沈阳将社区定位在小于街道办事处、大于原来居委会的层面上。由于原有的居委会规模过小，资源匮乏，如将社区定位在居委会则不利于社区功能的发挥。街道办事处是政府的派出机关，在街道层面上组建社区，则又影响社区的自治性质。因此，将社区确定在街道与居委会之间的层面上，可以避免两方面的弊端，而有利于社区资源的利用与功能的发挥。 （2）合理划分社区。沈阳市将社区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按照居民居住和单位的自然地域划分出来的“板块型社区”；二是以封闭型的居民小区为单位的“小区型社区”；三是以职工家属聚居区为主体的“单位型社区”；四是根据区的不同功能特点以高科技开发区、金融商贸开发区、文化街、商业区等划分的“功能型社区”。 （3）建立新型的社区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由决策层、执行层、议事层和领导层构成。“决策层”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由社区居民和社区单位代表组成，定期讨论决定社区重大事项。“执行层”为社区（管理）委员会，它与规模调整后的居委会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由招选人员、户籍民警、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组成，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职能是教育、服务、管理和监督。“议事层”为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由社区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居民代表、单位代表等组成，在社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对社区事务的协商、议事职能，有权对社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 “领导层”为社区党组织，即根据党章规定，设立社区党委、总支和支部。沈阳模式体现了“社区自治、议行分离”的原则，符合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对社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 3、江汉模式。这是指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制实践的经验。江汉区在学习借鉴沈阳模式的基础上重新将社区定位为“小于街道、大于居委会”，通过民主协商和依法选举，构建了社区自治组织，即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与沈阳模式不同的是，江汉模式没有把社区协商议事会作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并明确提出社区自治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是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社区自治。它的主要做法有： （1）理顺社区居委会与街道、政府部门的关系，明确职责，保障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明确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关系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不是行政上下级的关系。重新界定街道各行政部门与社区组织的职责，街道负责行政管理，承担行政任务；而居委会负责社区自治，不再与街道签目标责任状，并有权拒绝不合理的行政摊派工作。同时还建立社区评议考核街道各职能部门的制度，并以此作为奖惩的主要依据。 （2）政府职能部门面向社区，实现工作重心下移。区街政府部门要做到“五个到社区”，即工作人员配置到社区，工作任务落实到社区，服务承诺到社区，考评监督到社区，工作经费划拨到社区。 （3）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区街政府部门需要社区居委会协助处理“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工作时，经有关部门批准，并征得社区组织同意后，区街政府部门必须同时为社区组织提供协助所需的权利和必要的经费；二是区街政府部门做不好也做不了的社会服务性职能向社区转移时，必须同时转移权利和工作经费，做到“谁办事、谁用钱，谁负责、谁有权”，从而保证社区在协助工作时或在承接社会性服务职能时，做到“有职、有权、有钱”。 （4）责任到人、监督到人。主要指为保证区街政府部门职能转换到位，不走过场，根治过去那种“遇见好事抢着做，遇见麻烦事无人做，遇见责任‘踢皮球’”的顽症，建立“责任到人、承诺到人和监督到人”的实施机制。通过这些措施，江汉区力图建立一种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结合、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互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整合、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社区治理模式。[7] 三、社区治理的比较分析 上述三种社区治理模式是在我国社区建设中涌现出的典型经验总结，既有共同特征，又各具特色，但与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相比，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之处。要实现社区治理的理想目标，还需要做很多的基础性工作，并且这一过程是长期的。 1、共同特征 （1）历史背景相同。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城市社会管理出现了复杂、多样的变化，如“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城市的老龄化趋势加剧，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与此同时，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导致大量新型社会组织的产生，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民办非企业、各类社会中介组织等，形成了众多的社会阶层，这些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人士一开始就属于无单位归属者，等等。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原有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单位体制和街居体制相继失效或失灵，因而迫切需要新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各地开展了社区管理运动，探索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 （2）制度设计类似。在社区治理制度设计中，各城市都在社区定位、组织结构、职权划分、运行机制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虽然在细节方面存在差异，但在指导思想上都遵循有利于社区建设，有利于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原则。即使行政色彩浓厚的上海模式，也在居委会层面成立了居民代表大会，开展了居委会直选活动，并建立了“三会一公约”制度，即社区矛盾协调会、听证会、评议会和居民公约，这些措施都扩大了基层民主，有利于群众自治，有利于社区的发展。 （3）动力机制趋同。在理论上，社区治理来源于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社区自身力量，社区居民、社区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实现利益的需求，这是社区建设的主要力量；二是政府的外部推动，政府利用自身掌握的资源，在社区居民的参与下，共同推动社区发展。但在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中，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的结果。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是政府在新的形势面前主动推动的产物。由于政府部门仍旧掌握着众多的资源，城市社区建设目前还脱离不了政府的指导和支持，社区治理还主要靠政府的外力推动。 2、各自特色 上海模式的特色是把社区建设与“两极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强化了街道办事处的权力、地位和作用，并将社区定位于街道，形成“街道社区”，注重政府在社区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强调依靠行政力量，通过街居联动发展社区的各项事业，因此上海的社区治理模式是属于行政主导型的。由于政府的强势推动，近几年上海的社区建设日新月异，社区服务、社区环境、社区文化等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文明社区和文明小区。上海的经验还被北京、天津、南京和杭州等城市借鉴采用。 沈阳模式的最大特点是社区组织体系的建设，按照类似于国家政权机构的设置，创造性地构造社区决策层（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执行层（社区委员会）、议事监督层（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从而形成“议行分离、相互制约”的运行互动机制。单从组织结构来说，沈阳模式属于自治型，因而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了辽宁省内其它城市外，武汉、海口、西安、哈尔滨、合肥等地都学习借鉴沈阳经验。但是，在没有外在环境和内在条件保障的情况下，好的制度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好的实施，沈阳模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容易出现偏离现象，即“穿新鞋，走老路”，这也正是很多学者和政府官员担忧的地方。 江汉模式是在沈阳模式基础上的新发展，以主动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特征，在体制创新中体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不仅重构了社区微观组织体系及运行机制，而且转变了区、街政府部门的职能和行政运行机制，试图建立社区自治系统与政府行政系统的共生机制，形成政府自觉依法行政、社区组织自主管理、社区人自愿参与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并在制度变迁上选择渐进式的道路，即将社区建设规划为三个阶段：近期新型社区培育阶段、中期现代社区发展阶段和远期社区自治完善阶段。江汉模式属于合作型的社区治理模式，而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社区建设都处于从行政主导型到合作型转变的时期[8]。 3、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1）政府常常越位、错位、缺位，仍处理不好政府与社区的关系。由于目前政府在我国社区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又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再加上传统习惯因素，政府还没有理顺自己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导致不该管的事务管了，该管的事务没管或没管好，出现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有学者指出沈阳模式在目前阶段还存在政府“越位”、“缺位”问题，如“以政代社”；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作为依附于政府身上的附属单位或下属单位；大多数基层政府及其官员尚不懂得或不习惯或不善于对社区自治性组织进行政策上的指导；对非政府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机构等第三部门社会组织的培育还不到位等[9]。在上海模式中，街道办事处以前的下派任务继续要居委会承担，“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没有改观，并将居委会主任作为事业单位编制并公开招聘非本社区的人员来担任，社区的行政性负担很重。在江汉模式中，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设立办事机构和人员，直接侵占了社区的办公空间和财政空间。 （2）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社区意识不强。居民社区参与是社区发展的动力之所在，但是在全国城市社区建设中普遍存在居民参与程度低的状况，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典型的社区模式也不例外。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2000年6月的一次大型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5%的居民表示“乐于参加”或“愿意经常参加”社区内各种活动或事务。而且分布不均匀，从年龄层次看，参与社区活动的主要人员是一老一少，“老”是指离退休人员，“少”是指中小学生。据统计，参与社区活动的人员中将近70%的人是离退休人员，中小学生占了10%左右，中青年仅占 20%，而且如果没有单位强制性组织参与，中青年的比例将会更低；从收入、文化程度来看，居民收入、文化程度越高，社区参与率越低[10]。由于社区建设的时间不长，居民还没有摆脱单位体制的影响，只把社区当成居所，没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社区意识不强，导致社区建设的动力支持不够。 （3）社区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比较虚弱，社区的公共资源难以整合。目前在社区中，只有政府组织和居委会组织比较成熟，由于政府组织的过于强大，导致居委会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地位被虚化。居委会过分依赖于街道办事处等政府组织，使得其自治功能得不到实现，不能真正体现居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因而也就很难赢得居民的认同，社区的公共资源也就得不到有效的整合。而社区中的其他社会中介组织则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权威，它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代替政府部门组织居民管理公共事务。前面所述的三种模式都没有体现对社区中介组织的重视，而社区中介组织的发展，对较好地满足居民需要，充分发掘和利用社区资源，建立社区民主自治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4、未来的方向和目标 （1）总目标：虽然实现社区自治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但社区自治应是我国社区建设坚持的最终方向，因为社区自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关系到党的社会基础，关系到政府权威的基层来源，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当然，社区自治需要得到我国宏观政治体制的支持。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公共领域的形成，制约社区自治的因素会逐渐消失。因此，社区治理的未来方向是向自治型模式过渡。 （2）过程目标：在实现社区自治的路径上，选择渐进式的道路是比较合适的，而在这一长期过程中，需要重视几项基础性的工作。 其一，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结构，理顺社区中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目前，各社区的制度设计操作性强、理论性弱，机构设置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比较含糊。因此，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各社区的管理体制，使社区的治理结构从单一的垂直结构向网状的水平结构转变，使社区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版块形成真正合作的互动关系[11]。 其二，提升居民社区意识，培养社区自治能力。社区建设要不断地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扩大居民参与的范围和程度，要重视社区功能的开发，发展社区服务，塑造社区文化，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社区居委会要逐步提高自身的能力，能够代表居民的切身利益，减少对行政系统的依赖，赢得居民的支持和合作，共同促进社区的发展。 其三，大力发展专业性的社区服务组织等中介机构。社区中介组织是联结居民与政府组织的桥梁，对于整合社区资源、凝聚社区力量、协调社区矛盾、提供社区服务等诸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现代社区发展必不可少的主体之一。而目前我国的社区中介组织，尤其是专业性的社区工作组织极其缺乏。因此，政府部门应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资助等形式培育社区中介机构的发展，让中介组织承担起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剥离出来的社不知道这样回答能否帮到你。··

社区治理的比较分析 上述三种社区治理模式是在我国社区建设中涌现出的典型经验（1）历史背景相同。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城市社会管理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发端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期开始的社区建设。在实践中党和政府逐渐认识到社区建设不仅仅是一项社会工作，它的发展必然要求重新构造城市管理的微观社会基础，并改革传统的城市行政化管理体制。在历史的教训、现实的压力以及未来的挑战三重撞击下，社区自治的理念及行动方才浮出水面。实践的需要推动认识的发展，各地轰轰烈烈开展的社区建设以及部分城市进行的社区自治的试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研究的热点，许多有影响的成果相继问世，其中有些已转化为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政策。本文试图对以往研究的成果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和评介。一 城市社区自治的引擎单位制的解体、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不断实现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这一切都是政府审时度势、与时俱进、自上而下推行体制改革的结果。体制改革及其带来的客观后果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便成为社区自治的第一推力，这是单位制理论的逻辑结论和核心命题。单位制理论为社区自治提供了理论基础。最早以单位为视角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是美国学者华尔德。他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提出“单位依附关系理论”国内的学者在分析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社区建设的背景和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时，将单位理论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引入到我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造就了一批颇有建树的学者，代表人物有路风、李汉林、李路路、孙立平、李培林、杨晓敏、周翼虎等。单位制的解体为社区自治释放了自主活动的空间，复苏了人性中的个人意识，开启了个人本位的国家社会化的进程。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国家与社会是同质同构、合而为一的国家吞没了社会或社会淹没于国家之中，堪称社会国家化的典范。社会国家化的实质是群体本位、国家至上。孙立平认为，在社会国家化的中国，国家控制着差不多所有的资源、利益和发展机会，并借助于这种垄断广泛地介入社会生活，并对之实行严格而全面的控制，任何独立的社会力量要么予以抑制，要么使之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到 ５０ 年代中后期，个相对独立的，具有一定程度自治性的社会已不复存在［１］。国家对城市社会的管理、控制和整合是通过单位制度完成的。李路路、李汉林认为，城市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被国家组织到国有的或集体所有的单位组织中，由这些单位给与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各种利益，控制他们的社会行为［２］。在单位制体制下国家通过资源垄断控制单位，单位通过资源垄断控制个人，从而形成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的依附与庇护关系。单位制造成了整体性社会和依赖性人格压抑了社会自主发展的空间和动力，泯灭了个人的自主意识和创新精神。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所衍生的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事社分开为社区自治创造了契机和激励。政府职能的转变意味着权力行使方式由直接转为间接，由人格化权威转为制度化权威，政府的权力在缩小，社会的权力在扩大，政府的权力逐渐纳入社会权力的制约之中，会自主活动的空间被开辟被拓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企业甩掉了单位办社会的重负，将繁重的社会职能推向社会，沉入社区。其他如学校、医院、研究机构等社会组织也大都发生了以上意义上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后果是在城市造就了一个既与国家保持一定联系，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民间社会。二 城市社区自治的动力机制和治理模式社区发展的动力既可来自政府，也可来自社会还可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合作。围绕这三种取向，学术界提出了政府主导型、合作型或混合型、自治型三种治理模式，在实践中亦相应形成了上海模式、江汉模式、沈阳模式。政府主导型的上海模式。朱健刚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城市基层社会管理面临着严峻的问题，街道办事处实际上已承担起一级行政政府的职能，却没有相应的行政权力授予，权责不一致限制了街道办事处在地区整合的能力。因此主张政府权力中心下移赋予街道办事处更大更实的权力。在这种模式下，社区的治理主体主要是政府组织，政府对社区的干预比较直接具体，居委会虽然在法律上是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但它是被纳入到政府体系中的组织，其独立性和法律所规定的自治性都受到限制，城市社区在实践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行政化的共同体。同时他又认为，强化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正式行政权力网络，并不排斥社会中介组织构成的非正式权力网络，也不等于社区居委会可以取代同一层面的拥有决策权、议事权、监督权的社区自治组织———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和社区议事委员会，相反政府大力支持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成长，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因此在中国街区内部，国家与社会自治空间之间并非一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有可能处于一种共生共长、良性互动的关系，从而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的态势”［３］。 合作性或混合型的江汉模式。徐勇认为在目前阶段我国城市社区实现完全自治是不可能的。一是在社区中，除了成熟的政府组织以及居民委员会外其他社会组织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权威，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代替政府部门组织居民管理公共事务居民缺乏自组织的意识、社区参与度低。二是政府仍旧掌握着过多的资源，仍是社区管理最重要的主体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要让政府自己退出，将权力主动向社会分化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只能走“政府资源与社区资源整合、行政机制与自治机制互动、政府功能与社区功能互补”之路。在这种模式下，社区的治理主体由政府组织扩展到社区内的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主要是通过规划指导、下放权力、提供经费等方式支持城市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的构建，然后通过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的有效运作，逐步实现社区居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目标，达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自组织状态。自治型沈阳模式。卢汉龙认为，“当社区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成为私人生活的公共空间时，当一个介乎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公共领域开始出现时，社区的管理将是一个自理与治理的过程，任何外力只能起辅助的作用。同时他认为由于政府内部实行科层制因而多一级政府，就多一级管理成本，这种成本高于社区治理成本［４］。”在这种模式下，社区自治的主体主要是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政府对社区的干预主要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一种间接和协商的方式进行。政府主导型模式的价值理念是群体本位主义即社会国家化，采用的是问题——应对思路，实用色彩浓厚，缺乏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战略考虑，因而难以解决好社区发展的长久动力问题。但该模式比较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广为采用。自治型模式的价值理念是个人本位主义即国家社会化，采用的是挑战——终极回应思路，符合历史发展走向，但完全从西方的理论出发，没有认识到我国的国情，自治的理想目标在目前依然缺乏推动的主体和资源。实际上自治型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是自相矛盾的，在理论上主张政府行政权力退出，在实践中却又将政府作为预设的推动主体。但社区自治仍应成为我们坚持的方向，因为社区自治的意义不仅是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它已经上升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构党和政府合法性来源的政治高度。混合型模式是政府主导型和自治型的折衷，在政府推动下培育社会，在社会发展下规范政府，价值取向是自治，政府的介入是必经的过渡。随着社会的强大，政府最终淡出社区被组织让位于自组织。三 社区自治的自治组织社区自治组织是社区自治的载体。在目前社区非政府组织发育不充分的情况下，居委会显然是实施社区自治的核心载体，也是社区组织体系建设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其运作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社区自治和基层民主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因此社区居委会的建设便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城市居民委员会最初作为一种群众性自治组织形式，是广大城市居民自发创造的产物。后经党和政府的推动，成为我国城市社会基层民主的一种制度选择。后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居委会在实践中退化为“准政府组织”，成了政府的腿，在单位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下，处于虚拟化、边缘化的地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居委会的自治角色得以复归和张扬。在计划经济时期，居委会组织架构的制度设计主要采取“议行合一”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社区居民大会或居民代表大会是辖区中最高权力机构，代表全体居民的根本利益，对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决定，选举产生居民委员会，并有权撤换和补选居民委员会成员。居民委员会是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的执行机构，具体执行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的有关决策、决定，主持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在市场经济时期，居委会组织架构的制度设计主要采取“议行分离”体制，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实体型”和“虚体型”两种模式。在实体型“议行分离”体制下，社区自治组织架构有社区决策组织、执行组织、议事组织组成。其中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大会是社区的决策层，即社区的最高权力机构，代表和维护居民的根本利益，选举产生社区居民委员会，听取和审议社区居委会的年度工作报告和下一年的工作计划，推荐产生社区协商议事会人选，对社区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听取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对居委会的工作进行监督。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的执行层，即社区的办事机构，由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接受其监督、向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落实社区居民议会或社区代表会议的决定和决议，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原则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办公经费和成员的工资福利由政府拨付。社区协商议事会是社区的议事层，主要由在社区内有一定影响，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望，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辖区内主要单位领导和知名人士、居民代表组成，工作是志愿性的、无报酬的。其主要职责是在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闭会期间行使对社区的协商、议事和民主监督职能。在虚体型“议行分离”体制下，社区自治组织架构有社区的决策机构、议事机构和执行机构组成。其中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是社区的最高权力机构，其职能和实体型“议行分离”体制的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同。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的议事机构，由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产生，成员没有报酬，属志愿性质，主要职责是定期研究协商居民区的重大事项，在广泛征求居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决定，指导和监督执行机构做好各项工作。社区工作站是社区的执行机构，社工由街道办事处招聘或推荐，工资由街道发放，向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议行分离”体制从社区内部制度保障角度解决了社区自治组织体制建设问题，恢复了自治组织的本来面目，为顺利推进社区自治准备了组织基础。四 社区自治组织与党组织在社区组织网络中，党组织和居委会是最重要的组织。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社区党组织介入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当代中国政治无可回避的选择。问题不在于党组织是否介入，而在于怎样介入。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组织的领导核心，社区党支部对居委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在通常情况下社区党支部和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和居委会主任之间主要是合作与协商关系。这一点学术界已达成共识。陈伟东认为，从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角度看，城市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的关系既不同于农村的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更不同于街道党工委与街道办事处之间的关系。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实行村民自治后由于受到过去从党支部———大队长——小队长这样垂直式的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路径影响，两者出现了权力争夺。城市社区没有这种历史传统，相反居民区的管理历来是以居民委员会的管理为主体。在许多社区居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是交叉任职的，两者之间不存在谁大谁小的权力矛盾，都是围绕居民区群众性工作而开展合作行为［５］。正如林尚立所言：“党支部书记和居委会主任以私人感情为基础的协调关系远比以权力为基础的指令性关系重要，两者只是工作的分工不同，而不存在明显的上下级之分”［６］。说服与交流、合作与协商是社区党支部与居委会关系准则。 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同属国家领域内部的政府组织，一党一政，组织结构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垂直式科层结构。社区党支部和社区居委会同属第三部门的社区组织，社区党支部不是城区党委的派出机构，也不是街道党工委的派出结构，当然其功能和街道党工委有别，它在社区中的领导功能主要是直接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并在参与中从政治上、法律上把握自治的方向。社区居委会不是街道办事处的派出机构，是民间群众自治组织，它与社区党支部的关系不可能与街道和办事处之间的关系一样，它们之间主要是相互支持、协商合作的关系，不应该等同于国家领域中的党政之间那种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五 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组织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目前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淡漠、自治组织资源和体制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政府的强行介入是必需的，但政府的介入超出一定的限度又会破坏社区自治。林尚立认为：“行政权力延伸的程度与居民区自治程度成反比关系。即行政干预越深，居民区的自治水平越低。政权力量的调控对居委会的行政权力干预，前提是居委会本身自治功能不足，但是行政权力干预反而强化了这一状况”［７］。自治功能不足——政府强行介入——更进一步的依赖便成为难以跳出的怪圈。因此确立政府和社区的权力边界便成为社区自治的核心。学者们认为，各地在实践基础上摸索出的“重心下移、权力下放、财力下沉、人员下派”的改革举措存在一个致命的不足，即没有从制度规范的角度厘定政府和社区的权力边界，行政干预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且这些制度设计随意性强、规范性弱。针对这一问题陈伟东、唐亚林提出了较好的思路。陈伟东认为在社区治理上防止政府越权，关键是合理划分政府系统内部的功能和边界，明确社区自治权，建立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合作协商机制。他认为我国政府系统内部在功能上应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社区外政府立法机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其主要功能是建立宪法制度即为各类组织制定集体选择的游戏规则。二是社区外政府指导机构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其主要功能是应用宪法制度制定地方性、行业性的集体选择规则，并指导社区利益相关者建立民主协商制度。三是社区内政府服务机构（直接介入社区公共事务的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其主要功能是直接在社区开展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并与其他社会组织和居民一道共同建立集体操作规则，合作治理社区事务，共同提供社区公共产品。社区自治权包括社区工作者人事任免权、财产财务自治权、教育自治权、社区管理自治权、服务自治权、协管自治权等。唐亚林认为在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之间建立委托代理式契约关系是防止政府既不越位又不缺位、社区自治组织既不错位又不失位的制度保证。其一加快修订《城市居委会组织法》，在法律上对城市社区的性质、地位、任务、组织结构、与政府部门的关系等进行重新定位，尤其是在城市社区协助完成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的各项工作这一问题上作出具体规定，即在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委托城市社区完成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工作时，两者之间建立委托代理关系。其二合理界定政府和社区的权力边界，把属于社区自治权限和范围内的权力还给社区，不属于社区自治权限和范围内的权力不得向社区延伸，可以采用列表的方式把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的权力列举出来。其三实行准入制度，即对确实因工作需要而进入社区的部门、单位、工作任务实行审批制度，并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支付报酬。六 社区自治的内涵和定位什么是社区自治，社区能不能自治，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目前关于什么是社区自治，学术界有三种看法。一是社区自治是政府管理之外的社会自治，由桑玉成等提出。他们认为社区自治就是“社区居民自己管理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区事务”［８］。此观点强调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的分权，反对政府介入社区的管理。理论上的不足之处是忽视了社区自治组织主体之间如何协调权力关系以防止冲突，它们之间的权力关系是自组织协调还是被组织协调。实际上不要政府管理的自治在弱社会小社会的中国是行不通的。二是社区自治就是地方自治，由丁超等人提出。他们认为地方自治就是地方政府，社区自治就是社区政府。他们主张在街道或坊这样的法定社区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社区政府和社区议会。这种观点符合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发展的方向，但在目前尚缺乏实施的基础和条件。三是社区自治是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由陈伟东等提出。他们认为“社区自治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管理与社区管理的简单割裂或冲突，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社区自治组织的自主管理，而应该作如下界定：所谓城市社区自治，是指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社区各种利益相关者习惯于通过民主协商来合作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并使社区进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秩序的过程”［９］。此观点既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又不违背未来社会发展的走向。关于社区定位，学术界有三种观点。徐晓军在城市社区国际比较的基础上，认为社区自治应定位在新兴的住宅小区上。新兴住宅小区已经阶层化或正在走向阶层化，同质性强，用费孝通的话讲是熟悉社会，容易培养认同感、归属感。阶层型社区具备社区自治的基础［１０］。陈伟东等认为社区自治应定位在小于街道办事处大于居委会辖区的规模上，在这一范围内便于资源整合。朱健刚、丁超等认为应将社区自治定位在街道办事处层面上，空间太小难以形成有规模的基础设施，不利于人们的交往，无法形成社区认同感。七 城市社区自治研究存在的问题从研究视角上看，目前社区自治研究文献大都集中在社会学、政治学领域，也即是说，大多数学者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视角，运用社会学的组织理论、转型理论，政治学的公民社会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分析审视发生在我国城市社区这一代表未来社会管理模式、符合人性需求的政治现象。从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经济学的理论系统阐释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最终走向社区自治的动力、社区自治的机理机制及实践模式的文献则显得不够。以后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