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要论文1000字怎么写

中国文化概要论文1000字怎么写

不知于何时，你幽然出现；不知于何处，你开始熠熠发光。从历史的深远处走来，带着先哲们的不朽之作，轻轻地靠近了我，不得不说是精灵。也许是在远古，或许是在更远的时代，你便流行于民间。但我真正地认识你，便是在读《诗经》的时候。305首诗歌的确是一种文化，开创了现实主义诗歌之路。在战国七雄的争战中，你曾一度消沉，而等到战乱平息，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你便悄悄地带上了《离骚》上路。这对你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笔极为可观的财富，因为《离骚》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先河。直到今日，她还在闪闪发光，像黄金一样。不得不佩服你，因为经得住时间沉淀的，往往是永恒的东西。而你独具慧眼，早在千年前，就收容了《离骚》），带着屈原的怨愤与不平。屈原沉入汨罗江，但我知道，就在他沉入水中的那一刻，分明有一个升腾的灵魂随你飘走。这些可谓民族文化大仓库中的先期珍品。你独具慧眼，与《诗经》、《离骚》携手，深味了民族的苦难，理解了屈原的怨愤。经得住时间沉淀的，往往是永恒的。时至今日，它们还在闪闪发光，如黄金一样。跳荡在“坎坎伐檀”声里的“苦难”犹在耳边，“怨愤”随汨罗江水流转千万年。中华文化，可谓博大精深。可在数千年的沉淀中，你——传统诗歌文化的分量最重，包罗最为全面。不仅表达出人民的疾苦、人民美好的向往，还将文人那种柔弱的文人蕴于其中。实在不能不说是你是精灵，古怪、亲近却又让人摸不透。但你这个精灵，不知怎的，却总爱与文人做搭档，他写了，你便检查，值得欣赏的，你便悄悄捎上，没有一丝的犹豫，尽管你的囊中已是沉甸甸的了。还记得你在途径宋代的时候吗？你一路风尘仆仆，到达宋朝时，包裹早已是满满的。但你仍旧不满足，腾云驾雾，来俯视苍生。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朝代，但最显眼的地方便是赤壁。于是，不辞劳苦，你来到这里。“一道天光射向赤壁，便产生了前后赤壁赋的千古绝唱。”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道。也许正是这道天光，使你惊喜万分，像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一般。你在宋代稍做停留，又收集了大包的诗歌，而后又匆匆地踏上了征程。实在不得不说你是精灵，行得匆匆，却从未遗漏过哪一朝、哪一代。恍若隔世，现在你悄悄地靠近了我们。等到你又起程之后，我们及现在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但你依旧前行！因为有了你，我国成了一个诗的国度：诗的历史，源远流长；诗的成就，灿烂辉煌；诗人词者，星光灿烂；诗的风格，艳若群芳！我心中的精灵啊，你如同岁月水流里的白莲，愈加古老，就愈发清香！我心中的精灵啊，望你能够地久天长！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浅说中国文化若说中国文化，只怕要从远古时期说起。但这一时期，一来离我们太远，二来我也不太清楚，便从封建时期说起。　　许多讨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承认一桩事实：中国文化的基调是倾向于人间的，是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的。我们的圣贤才智，历代著述，大多围绕一个主题，即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欧柳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戏曲，还是村里平淡的快板、小说，皆洋溢着强烈的平民特性，以及那无所不备的人伦大爱，同对平凡的留心与尊敬，对于千秋家国的情怀，对苍生万有的期待，激荡交融，缤纷灿烂地构造了平易近人，博大久远的中国文化品格。　　然而前头还有一个“近代”。任何东西到了近代都很奇怪，文化也不例外。数不尽的冲击难以详述，单挑最惨的一回——五四运动。　　之前已有“弃旧易新”的新文化运动将传统文化砍杀得飘摇欲坠，随后紧跟着爆发了五四运动，彻底树起了“白话文学”的大旗，文言最后成为一件历史文物躲进史书一隅供人瞻仰。　　这两次运动大大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在文化上却是严重的“左倾”。白话文学固然激发了俚语俗言的活力，提升了大众文学的地位和社会群体的文化参与力，却也设置了与文言文学不可逾越的天堑，几乎削去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力。老一辈学子影响尚轻，对于我们其误就越发明显了。以往属于孩童启蒙的“小学”教育，属于读书人必备的经学常识，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变得无比艰涩与隔阂，特别是近年来，电视、电脑等大众媒体的普遍流通，更造成了一个“畸形文化”当道、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上模糊了着力的点，漫漶了精神的面，却易于目迷五色地跌入学者所批评的“时尚文化”的辐射圈内，变得中不中，洋不洋。　　余秋雨在《风雨天一阁》中写道：“只有文化，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此三言一语道破文化的本质作用，可谓精辟。中国文化历时五千载，到底何去何从，便不是我这个毛头小子可以阐述的了。　　只好双手合十，默然祈祷，了我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对母语中文难以割舍的孺慕之情。

朋友，你可知道我们幅员辽阔的祖国悠久的文化历史。翻开史书中华文化灿烂的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为祖国而自豪。当你沉浸在“情人节”的玫瑰花香中的时候，你可想过，牛郎织女正在一路奔波，在“七夕”时，即将相会在鹊桥之上? 朋友，当你头戴红色圣诞帽，挤在小教堂里不亦乐乎的时候，你可记得，重阳那天携着双亲登高远望遍插茱萸时的一幕一幕? 朋友，当你操着满口的洋话庆祝“洋节”的时候，你可想到。其实你更应该陪伴自己的长辈倾听民族古乐的动人之音? 朋友，在西方洋节的冲击下，你是否还记得自己的肤色就是大地的颜色，是否还记得自己的血液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让我们放下手中的杯盏，关掉轰鸣的音响，坐在阳台前的月光下静静地思考吧! 当今社会是多元化的社会，是各种文化相互碰撞彼此渗透的社会。闭关自守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只有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才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传统的文化为何要丢弃? 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长廊中。已沉淀了为世人所惊叹的无数瑰宝 ――文字、礼仪、节日等，它们如同天山上奔腾的清流，如同森林间孕育的珍宝，灿烂夺目，博大精深。 中国的节日文化就是一曲唱不尽的民曲，品不够的香茗。新春佳节，寄意于合家团圆；清明节，着意缅怀故者，抚慰亡灵；中秋之夜，明月高悬，清辉洒遍人间，亲人故友共婵娟；端午之晨，龙舟竞发，唱尽胸中豪情，祭奠古人之忠烈，继往开来。可以说，每一个佳节都承载着动人的历史故事，寄托着华夏儿女源自民族本性的希望和祝愿。欢度传统佳节，即是浸足于清泉，沐臂于月光。只觉古代贤德佳人在耳边吟唱；享受民族风俗，即是置身于大海，浴心于波涛。顿感今朝人生美满幸福无比。简言之，佳节既是感受瑰丽多彩的文化魅力的途径，又是联系血脉骨肉之情的纽带。

中国文化概要论文1000字怎么读

“让步政策”是人口下降引起地价降低的结果；当人口饱和遭遇天灾时，发生马尔萨斯抑制，此时人口降幅大大超过粮食减幅；农民起义的根源在于人口饱和；农民起义的结果往往是王朝更替。帝王和王朝为社会提供了公共产品，因而在百姓中享有威望；农民起义既未促进、也未阻碍生产力发展，它只是历史得以延续的一个环节。 关键词：土地价格 人口饱和 王朝威望 联系环节 一、问题的提出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一论断为农民起义研究定下了基调。 为了解释农民起义如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曾经有人提出一种“让步政策论”。他们认为，在王朝后期，剥削率高，农民负担达到“见什税五”的程度，沉重的剥削使农民根本无力扩大再生产，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新王朝的统治者被迫采取“让步政策”，农民负担降到“三十税一”，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用统治者的“让步政策”来解释农民起义后农民负担减轻、生产力恢复和发展的事实，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它无法解释，既然统治者已经把农民起义镇压了下去，胜利者还有什么必要再对失败者让步呢？ 这一致命的缺陷被“让步政策论”的反对者抓住不放。他们指出，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政治危机，在农民起义之前，有可能对农民阶级采取一些“让步”措施。但在镇压农民起义之后，地主阶级就不可能……

秦始皇在位之时，吞并六国，并发兵南征北讨，史载“百越之地，尽皆俯首”，“北扩千里”“秦王扫六合”，按战国地图看，领土几乎比战国七雄控制范围扩大了一倍。而且秦始皇“设置郡县”，对征服后的土地注重统治和制度建设，不似其它同时代的征服者如马其顿的亚力山大，或罗马只重征服，不重制度建设；因此使统一的土地统治稳固，这才为中国现在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后人认为，“功莫大过秦皇汉武”。意指秦始皇在武功方面，排在汉武帝之前，历史上无出其右。至今，英语中对中国的称呼China，也是从罗马语Chin（秦）演变过来的，这在一个侧面上表现了秦帝国的影响力。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重视以法治国，秦始皇继承了这个传统，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韩非，曾自叹“若与其同游，则无恨矣”。对将领赏功罚罪，皆依法。秦始皇虽专制，认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国。陈胜、吴广起义，其理由也是“秦法严苛”，其罪当死，不得不反，乃是法逼民反。而并非如后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般因严重腐败，而官逼民反。后世儒家倡导人治，治国不依法，由君主一言而决，而至今日人治之风，马屁之风犹在。 秦始皇首创驿站制度，并修驿道。为庞大帝国的政令通达以及由此而来的郡县制皇权国家奠定了技术基础。“修驿道，设郡县”，这是中国能够采用郡县制这种先进制度，而非类似西方的分封制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期的罗马不能有效控制占领区，只能设权利极大的总督（总督总揽一地的军政大权，都是贵族，基层组织都依靠当地的原有组织），仍旧类似于分封制，这是罗马帝国后来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郡县制是一种平民制度，其军政首脑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绩军功可上可下，可平职调动，这就导致了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的出现。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都可以来自平民，郡县官僚制有效的保证了平民（布衣）参政议政的权利（如李斯，蒙敖等等都是布衣，依军功政绩才出将入相），相比分封制这种贵族政治，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和军队制度就是起源于此。 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为之后近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先进于西方，从而比西方发达奠定了基础。所谓“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变”，“百代犹行秦法政”。两千年的皇权时代的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 李白的诗《古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桑弘羊的论着中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 清代的章太炎在1913年撰写的秦政记也赞扬秦始皇。 ·负面 因为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国”的法家学说，而其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推行以仁爱，中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因此，秦始皇常作为负面典型出现在各种散文、史籍中。如贾谊的《过秦论》等。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贾谊《过秦论》：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始皇被很多史学家看作是一个暴君，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万里长城、秦驰道、灵渠、阿房宫及秦始皇陵等的规模均极为庞大，劳动举国的人口兴修，不少文献均斥责在工程进行时造成不少人命死伤，但另一方面却使各地的交通进一步发展，有助日后交通、经贸、以及各民族之融合。故此，一直成为史学家对于秦始皇功大还是过大的争论点。 2、【毛泽东评秦始皇】 (1)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2)一次，他对章士钊讲：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 (3)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又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 (4)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 (5)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6)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

浅说中国文化若说中国文化，只怕要从远古时期说起。但这一时期，一来离我们太远，二来我也不太清楚，便从封建时期说起。　　许多讨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承认一桩事实：中国文化的基调是倾向于人间的，是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的。我们的圣贤才智，历代著述，大多围绕一个主题，即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欧柳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戏曲，还是村里平淡的快板、小说，皆洋溢着强烈的平民特性，以及那无所不备的人伦大爱，同对平凡的留心与尊敬，对于千秋家国的情怀，对苍生万有的期待，激荡交融，缤纷灿烂地构造了平易近人，博大久远的中国文化品格。　　然而前头还有一个“近代”。任何东西到了近代都很奇怪，文化也不例外。数不尽的冲击难以详述，单挑最惨的一回——五四运动。　　之前已有“弃旧易新”的新文化运动将传统文化砍杀得飘摇欲坠，随后紧跟着爆发了五四运动，彻底树起了“白话文学”的大旗，文言最后成为一件历史文物躲进史书一隅供人瞻仰。　　这两次运动大大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在文化上却是严重的“左倾”。白话文学固然激发了俚语俗言的活力，提升了大众文学的地位和社会群体的文化参与力，却也设置了与文言文学不可逾越的天堑，几乎削去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力。老一辈学子影响尚轻，对于我们其误就越发明显了。以往属于孩童启蒙的“小学”教育，属于读书人必备的经学常识，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变得无比艰涩与隔阂，特别是近年来，电视、电脑等大众媒体的普遍流通，更造成了一个“畸形文化”当道、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上模糊了着力的点，漫漶了精神的面，却易于目迷五色地跌入学者所批评的“时尚文化”的辐射圈内，变得中不中，洋不洋。　　余秋雨在《风雨天一阁》中写道：“只有文化，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此三言一语道破文化的本质作用，可谓精辟。中国文化历时五千载，到底何去何从，便不是我这个毛头小子可以阐述的了。　　只好双手合十，默然祈祷，了我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对母语中文难以割舍的孺慕之情。

中国文化概况论文1000字怎么写

研究中国文化，需要先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总的发展趋势在的脑海中要有一个总的认识选题可以先查阅资料，然后看大家关注的话题，不要盲目下笔，可参考前人写过的文章，自己从这些文章中提取它们的精华部分，根据自己查阅资料的内容，综合分析，然后夹杂自己的观点(切记:勿盲目判断，一定要遵循科学事物发展观)，标新立意，一定可以得到考官的认同

浅说中国文化若说中国文化，只怕要从远古时期说起。但这一时期，一来离我们太远，二来我也不太清楚，便从封建时期说起。　　许多讨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承认一桩事实：中国文化的基调是倾向于人间的，是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的。我们的圣贤才智，历代著述，大多围绕一个主题，即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欧柳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戏曲，还是村里平淡的快板、小说，皆洋溢着强烈的平民特性，以及那无所不备的人伦大爱，同对平凡的留心与尊敬，对于千秋家国的情怀，对苍生万有的期待，激荡交融，缤纷灿烂地构造了平易近人，博大久远的中国文化品格。　　然而前头还有一个“近代”。任何东西到了近代都很奇怪，文化也不例外。数不尽的冲击难以详述，单挑最惨的一回——五四运动。　　之前已有“弃旧易新”的新文化运动将传统文化砍杀得飘摇欲坠，随后紧跟着爆发了五四运动，彻底树起了“白话文学”的大旗，文言最后成为一件历史文物躲进史书一隅供人瞻仰。　　这两次运动大大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在文化上却是严重的“左倾”。白话文学固然激发了俚语俗言的活力，提升了大众文学的地位和社会群体的文化参与力，却也设置了与文言文学不可逾越的天堑，几乎削去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力。老一辈学子影响尚轻，对于我们其误就越发明显了。以往属于孩童启蒙的“小学”教育，属于读书人必备的经学常识，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变得无比艰涩与隔阂，特别是近年来，电视、电脑等大众媒体的普遍流通，更造成了一个“畸形文化”当道、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上模糊了着力的点，漫漶了精神的面，却易于目迷五色地跌入学者所批评的“时尚文化”的辐射圈内，变得中不中，洋不洋。　　余秋雨在《风雨天一阁》中写道：“只有文化，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此三言一语道破文化的本质作用，可谓精辟。中国文化历时五千载，到底何去何从，便不是我这个毛头小子可以阐述的了。　　只好双手合十，默然祈祷，了我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对母语中文难以割舍的孺慕之情。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自古就被誉为“礼仪之邦”。中华美德——礼仪的历史也源远流长。从孔融让梨，程门立雪，到雷锋的感人事迹，再到今天的21世纪，礼仪体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马路上扶盲人过马路，在公交车上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礼仪就像是一朵美丽的花，开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弘扬着中华美德——礼仪。　　今天，作为一个中学生，我们也应该注重礼仪。见到老师要问好，碰到同学要点头微笑，不小心伤害别人要道歉，这都是我们基本需要做到的。可是就仅仅这些又有多少人做到了呢?我认为是很少很少。作为一名合格的中学生和新世纪的小主人，我们不仅应该做到懂礼仪、做礼仪，还应该向社会呼吁，弘扬礼仪这个中华美德。　　尊老爱幼，这是中国千百年来流传的礼仪之道，可是这又有多少人做到了呢?我曾看看到这样一段公益广告：在公交车上，一站到了，上来一位拿着重物的花甲老奶奶，可是车上已经没有座位了，老奶奶环顾四周，只见车上的年轻人们都熟视无睹，有的在玩手机，有的在看窗外，权当没看见。这是，一位挺着大肚子的孕妇竟然站起身为老奶奶让座，老奶奶只得唉声一叹，车上的人们脸都红了。最后，广告上出现一排字：礼仪，尊老，在哪?　　这个广告，令我感慨万千。21世纪，科技越来越先进，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可是在社会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素质却退步了。那流传下来的礼仪之道渐渐的在社会上消失不见，人们面对需要帮助的人们，只是冷血嘲笑;面对自己的亲生父母，甚至都大打出手;人与人之间再也没了心平气和的沟通，只有互相难听的谩骂。这些，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所以，让我们行动起来，礼貌待人、尊老爱幼。用一声问候，一个微笑，一次点头，把礼仪带到生活中，带到社会上，把礼仪的种子播撒在人们的心中。　　崇尚礼仪，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

中国国情概要论文1000字怎么写

教人求真学做真人 陶行知提出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人求真”、“学做真人”。他指出“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认为，培养人才不看形式而要看实际的真本领。他称“教人求真”的教师，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这需要具备两种要素：“一，有真知灼见；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谎话。”②教师教人求真，首先就应当教人奋不顾身地追求真理，不做“伪君子”，伪君子为名利所动，会丢掉人生最宝贵的人格，“演出千百之伪状”，而真人则求真知识，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办事，就可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学生学习就是要追求真理做真人，不追求虚名，而要学习为国家为社会工作的真本领。1940年底，陶行知之子陶晓光到成都一个无线电厂工作，厂方要资格证明书，陶晓光因没有正规学历，便向熟人要了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明书。陶行知闻讯后，认为不妥，即电告晓光将证明书寄回，并写信对晓光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之主张进行。倘使这样真实的证明不合用，宁可自己出钱，不拿薪水，帮助国家工作，……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丝毫妥协。……你记得这七个字，终身受用无穷，望你必须努力朝这方面修养，方是真学问。”“③陶行知认为“才”与“不才”，在于其知识、学识是否“真”。真学问的标准在于是否真是经过自己刻苦学习和实践求得，而不是由什么“证书”之类所决定。 陶行知认为在学问上忠于真理，则在政治上必忠于革命。他说：“学问与革命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学问不论新旧，只要是追求真理，便与革命之精神符合，若以学问作买卖，则无论新旧，都有作汉奸之可能，……一个人在学问上能追求真理，则在革命上能杀身成仁。”④陶行知要求真人需是“人中人”，不做“人上人”。他说有人误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他们都是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他们在世界中呼吸，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帮助改造世界，为整个人类谋利益。” 他认为这种立志为老百姓造福、为整个人类谋利益的人，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做人中人”最根本的道理到40年代，陶行知的的人才教育观，又进一步发展为“亲民”的思想）他在办社会大学时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所谓“亲民”就是“要亲近老百姓”．“要钻进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亲近，变成老百姓的亲人，并且要做到老百姓承认我们的确是他们的亲人，”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所要培养的人才已经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人才观相一致。不仅区别于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也不同于资产阶级追求个人发展个人奋斗的人。 陶行知还认为，要引导新一代“学做真人”就要实行全面培养这其中包含三种要素一）要有健康的身体。身体好，我们可以在物质的环境里站个稳固。诸君，要做一个八十岁的青年，可以担负很重要的责任，别做一个十八岁的老翁。 （二）要有独立的思想要能虚心，要思想透彻，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三）要有独立的职业要有独立的职业，为的是要生利。生利的人，自然可以得到社会的报酬，⑦这三个要素，实际涉及了德、智、体三方面的教育。在知识教育上，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而且要有灵活的思想方法和实际本领，他强调为学的方法不在读死书，而“全要研究”，无论准备从事何种职业，都要会手脑并用，“学农的人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农夫的手；学工的人，也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工人的手。这样他才可以学得好。”⑧才可以有独立的职业，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二） 在塑造“真人”的道路上，他认为只有在人类的全部生活实践中才能实现。 他提出教学做合一、智仁勇合一、知情意合一、教育与训育合一的人才培养观，陶行知说：“在感情之调节与启发中使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便同时是知的教育：使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与奉行，便同时是意志教育。意志教育不是发扬个人盲目的意志，而是培养合乎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意志。合理的意志之培养和正确的知识教育不能分开。”③陶行知主张实行智仁勇合一的教育，认为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在当代社会仍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的指标，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应智仁勇兼修，他说：“不智而仁是懦夫之仁；不智而勇是匹夫之勇，不仁而智是狡黠之智；不仁而勇是小器之勇；不勇而智是清淡之智；不勇而仁是口头之仁。”⑩对于智仁勇三者的涵义，他也作了新的解释，即“要求每一个学生个性上滋润着智慧的心，了解社会与大众的热诚，服务社会与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 陶行知在培养人才上，注重整体教育，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如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把训与育分割的倾向，批评说：“在现代中国学校里教与训分家是普遍的现象。教育好像是教人读书，训育好像是训练人做人或是做事；教育好像是培养知识，训育好像是训练品行；教育又好像是指所谓之课内活动，训育则好像是指所谓课外活动。”这是“横的割裂”的教育，是将本来就是“整个的教育”硬分裂成几块，这是一种与生活教育相冲突的传统思想。“生活教育的要求是：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对学生教育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得分割的，”智识与品行分不开，思想与行为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做人做事与读书分不开，即教育与训育分不开”。 （三） 在德育的方法上，陶行知主张从小事做起，实行严格要求的人才教育方法。 陶行知本人就是怀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他也将教育青年树立远大理想、信念放在育人的首位。但他认为任何美好的理想和信念都是“从近处着手”的，塑造真人，必须从小事做起，坚持严格要求，教育青少年从小就要学会迎接和克服困难，他曾给一个叫吴立邦的小孩子写信。题目就是《预备钢头碰铁钉》，告诉孩子“我们在社会上做事就要预备碰钉子”，“假使钉子是铁做的，我们的头皮就要硬到钢一样，叫铁钉一碰到钢做的头皮上就弯了起来”。 陶行知对学生的训练包括各个方面，他曾为育才学校拟定办学旨趣“十字诀”，即：“一个大脑。二只壮手。三圈连环。四把锁匙。五路探讨。六组学习。七 （集）体创造。八位顾问。九九难关。十（誓）必克服。”其中要求学生会动脑动手；要进行德性的修养；知识积累；要学有方法，善于思考；要有唐僧克服八 十一难的精神，为使学生进德修业日日长进，他提出“每日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为了便于学生身体力行，他制定了很多具体的行为规范，仅以育才学校就有《育才学校之礼节与公约》、《育才学生教育二 十九事》、《怎样培养十六常能》、《育才十二要》、《育才卫生教育二十九事》、《育才二十三常能》、《育才十二要》等，这些行为规范的训练，把远大的目标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保证了学生健康地成长。

敲响那一排铜质的编钟，浑厚而清亮的左音右韵由远及近，穿越五千年悠悠岁月和五十三年缤纷花季，在河之洲，水之湄，山之阳，海之滨，泛起层层涟漪，响起阵阵回声，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凝结一个主题:祖国母亲！ 我们以《诗经》关睢的歌喉；以屈原《橘颂》的音韵；以古风与乐府、律诗与散曲；以京剧与秦腔、梆子与鼓词唱您历史恢宏岁月的辉煌，唱响您壮丽的山河亮丽的风景。 我们以岳飞的一阕《满江红》，以文天祥的一腔《正气歌》，以鲁迅的一声《呐喊》，以朱自清的一道《背影》唱响您不屈的脊梁与骨气，唱响您不屈的尊严与神圣。 我们以瞿秋白手中的那束野花；以方志敏身上的那份清贫；以杨靖宇腹中的那些草根；以刘志丹胸前的那块补丁；以焦裕禄窗前的那盏油灯；以孔繁森雪原上留下的那串脚印，唱响您的坚韧与顽强，唱响您的灵魂与精神。 亲爱的祖国，让我们以采薇采茶采桑的手，编织彩灯云锦；让我们以喊江喊海的喉咙，在金黄季节里黄金般的早晨，唱响国歌和飘扬的五星红旗，唱响千百年来朝朝暮暮澎湃的激情。 黄河猛、长江壮、泰山雄、昆仑莽，万里山河浩浩荡荡从天安门前走过，走过一队队雷锋，走过一队队徐洪刚，走过一队队李向群，走过一队队方红霄——走出中国人民最风流最风光最风情的步伐;走出中华民族最壮观最壮美的方阵！仰望蓝天，“神州飞船”，太空穿梭；俯瞰大地、三峡工程，旷世神奇。 亲爱的祖国，五千年的蕴涵和积淀，五十三年的扬弃和继承，一个东方巨人到了可以说“不！”可以发言的时候。您聚集当今世界上最多最广最大的人气和景气，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和平与发展是您热切表达的心声！您不卑不亢不躁不惊，以坦荡豁达和深邃、闲静，阔步在新世纪的黎明！在“十六大”的东风劲吹中，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正继往开来带领着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辉煌。

一、新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外交政策调整的内部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和80年代的三大任务。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对外工作应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调整的外部原因：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在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战争的威胁在日趋减小，和平的力量在不断扩大。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身又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中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以更好地适应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在对过去30多年外交实践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新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联苏抗美外交政策。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中国的内政外交受到多方面的局限。80年代以后，与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调整相适应，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即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也不屈服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正是由于实行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新战略，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中国不再喊“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不再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也不再以对某一国家的态度划线决定亲疏。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松动关系。在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放弃了集中反苏。　　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　　80年代，中国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得出了下述结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的时间，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符合国际社会现实的判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支柱，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占世界人口3／4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它们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它们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对维护世界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欧、日本等国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也是要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也是要和平的．不支持战争。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对战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方面核武器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毁灭能力和成为进行政治讹诈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能力，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带给人类的只有毁灭性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核武器本身也变成了抑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时期这一科学结论，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没有这一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法进行。　　3、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因此，要发展经济就要实行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地进行经济合作，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既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先后走了三大步：第一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第二步，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第三步，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的东西。经过这三大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4、以“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　　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在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80年代，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中国人民的三件大事之一。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也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是从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谈话，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形成。1984年5月，在中国六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获得了会议的通过。这表明，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已成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重大国策。　　“一国两制”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在此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运用到解决国内问题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共处。“一国两制”突破了单一制和复合制的传统国家结构，是在单一的国家结构中，允许一些地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问题的主要意义有三点：①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③“一国两制”方针对解决国际上历史遗留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范例。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充实和发展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使中国外交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地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外交从此进入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时期。　　三、 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外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交往范围不断扩大　　80年代以前，意识形态曾在国际政治演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外交存在比较分明的敌友观，往往将交往对象划分为敌友两种。苏联和美国都作过中国的朋友，也都作过中国的敌人。这种敌我界线分明的立场，始终贯穿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外交之中，使中国外交的交往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客观现实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单凭意识形态已无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意识形态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实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中国外交的突出特色是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外交为国家现代化的大战略服务。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在对外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友。超越意识形态有利于中国同各国发展正常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逐渐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展，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或敌人，而是广交朋友，由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转变为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多元化外交”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关系。80年代以来，中国几乎进入了政府间的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会议，形成了多边外交极为活跃的时期。在多边外交活动中，中国坚持发联合国的作用，坚持大小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同时，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　　中国外交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加深，表明中国不再脱离国际社会，而是融人到国际社会之中，为实现一个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而努力。　　（二）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外交的目标一度曾是支持世界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一直被确定为争取世界和平，中国更加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升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并称其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的方式”。　　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不称霸，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大国不树敌，不对抗。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一切国际事务，在国际上讲公道话、办公道事，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对外关系的实践中，中国尽力避免战事发生。80年代以来，中国只是在中越边界上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和在1988年年初同越南发生过小规模的炮击和海战，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双边战争。80年代以来，中国在更加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中国同俄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和越南等达成了新的谅解协议；把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问题控制在不引发军事冲突的程度上。中国采取的这些政策和做法，使那些曾将中国当成‘好战”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国家。　　（三）重视经济外交　　建国初期，中国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主要内容。50年代后朗，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后，中国外交则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明确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外交始终强调发展问题，而在冷战结束后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进入了经济外交时期，这突出表现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变化上。　　（四）外交风格灵活务实　　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中国外交重视强调意识形态而忽视国家利益，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有些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具体表现在：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偏激。第二，对自身的实力估计过高，定位与实力不相符，外交定位偏高。第三、在外交政策上，对世界事务投入和参与过多，尤其是强调斗争过多，在国际上一度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四面出击，超出了自身国力的范围。第四，以世界革命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目标。第五，在外交方法上意识形态色彩浓，对抗性强，缺乏灵活性，经济手段不受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判断，明确外交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中国的外交风格有了切实的变化，更具务实性。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事求是。第二，对中国自身的定位比较客观。客观估价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第三，国家利益成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第四，经过对外交实践的深刻总结．并在对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在80年代，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外交采取了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策赂。90年代，中国外交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更加系统化。“韬光养晦”并不是为了将来一击，而是为了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有所作为。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使中国外交收到了良好的、现实的效果。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无敌国外交、独立自主外交、和平外交、经济外交和务实外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这一系列特点既表明了它的一贯性，也表明了中国外交日益成熟和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些特点将会体现得更加突出、更加鲜明。

中国文化概论论文1000字怎么写的

有一本书就是这个标题不妨借鉴书中的素材： 中国文化概论　　作者：何晓明，曹流著　　ISBN：10位［7563812792］13位［9787563812790］　　出版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1　　定价：￥00元学习、研究中国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审视历史、解剖自身、创造未来，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运用文化结构分析的理论工具，我们可以厘清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向，即，在物态文化方面，尽快完成从自然经济型农业文化向商品经济型综合产业化文化过渡，在制度文化方面，清除宗法关系的遗存，打破“家国同构”定势，建立起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公正、和谐的人际关系、社会规范和政治格局；在行为文化方面，继承“礼仪之邦”的文明遗产，同时革除其烦锁、僵化的历史积垢，重塑中华民族文明、礼貌、活泼、雄健的精神风貌；在心态文化方面，发扬伦理文化注重道德修养，调节人伦关系的优长，以避免西方近代化过程中普遍发生的科技进步与道德沦丧二律背反的历史悖论，同时高扬科学意识，倡导理性思辨，将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训诫与求真、求善、求美的时代观念结合起来，在推进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完成民族价值标准、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的现代转换。当前，史们应该特别注意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变革相对于物态文化演进的“滞后性”特点，在加速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以理性精神和求实态度继承传统，变革传统，从而创造生机蓬勃的21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化。

简单来说，中国文化可以概括为大陆文化。先举两个明显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中国文化的“盆地文化”。盆地模式是理想的中国模式。内部要富饶，背后要有靠山，前方要开阔。“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想想故书中的昆仑仙境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这些都是中国人向往的地方。再看看八大处、十三陵、苏州园林以及北京的四合院，都是盆地模式的体现。盆地模式的这种心态一直保留到现在。比如，到饭店或食堂吃饭的第一波人，一定会找一个比较靠边的地方，自己能够看到别人而别人看不到自己。这就是在营造一个盆地。第二个例子是中国的墙文化。欧美的公司企业周围可以没有围墙，最多只设个标志啥的，可中国的各大单位必然要买很多砖头把自己围起来，形成一个大院。中国人一定要住在墙里面，心里才踏实。世界上最大的，长城，就是墙文化的典型代表。可是从功能上看，墙未必能外御其侮。西北少数民族根本就不把长城放到眼里，可是历朝历代却都要建长城。这反映了中国人防卫、自足的心态。再细说一下，中国的大陆文化是一种小农文化，有一种乡土情谊。中国是几千年的农业国，人口流动性小，所以中国文化要以血缘和土地为中心。中国文化追求一种稳定性，这与海洋文化有所不同。中国人相信一份耕耘一分收获，要想丰收就必须踏踏实实的努力。而西方文化却不这样，他们会投机，一次出海搞到的东西可能够一年用。也正因为如此，西方人有了很多的闲暇时光，可以去钻研艺术和科学，而中国人没有这些闲暇，只能讲求务实主义。在中国，技术的地位要高于科学。比如，古代中国的农学、医学、兵学、天文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因为中国人有种实用理性主义，一门学科必然要有“xx之用”才算好，否则只能是奇技淫巧。由此而来，中国的社会特征是宗法文化。拜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亲戚平时可能不会见到，但每年一定要去拜年，这样才能一遍一遍地确认关系。中国人认为，家为立国之本。古代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由县衙管理，而不必设置检察院法院公安局民政局，就是因为这一点。古代只有刑法没有民法，什么事情一旦闹到衙门去了，必然就是刑事案件了，所有的民事纠纷在家里都能解决。这样，家中的宗族长就极为重要，要靠他调解家庭关系。古代人认为，想平天下必然要齐家，因为当时处理家庭关系是在实在是有挑战性。现代人家里闹别扭，通过摔门、不吃饭、瞪眼等手段很可能就简单化解了，而古代不行，尤其是大家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复杂，《红楼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还有个例子是明朝大将戚继光，在外能扫平倭寇之患，可在家却怕老婆——这说明，处理家庭关系要比化解敌我矛盾困难多了。宗法文化中，人们必然要看重祖宗，看重传宗接代。中国人不去拜上帝，却一定要拜祖宗。祭祖成为中国很重要的宗教活动，有什么事情也要向祖宗汇报。因为有祖宗时时关照着，中国人不是孤独的，古代中国也不可能产生后现代的那种被抛入感，每一代人，都与他们的祖宗和后代息息相关。对于中国人来说，人活着基本上就是为了传宗接代。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谓三不朽——这对一般人来说太难了！一般人怎么不朽呢？就是生孩子。让自己成为孩子的祖宗，让血缘延续，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中国人开心的了。还有佛教的因果报应，最早可能是说的报自己，但中国人认为报应给孩子，所以有什么好事，中国人会想“这是祖宗上积了德”；而万一那个人干坏事，人们会骂他“生孩子没屁眼”，这些例子就是中国宗法文化的体现。总结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啥？新儒家的徐复观认为是“忧患意识”，这从墙文化和盆地文化中能够体现。而李泽厚确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与之相对，西方是罪感文化，日本是耻感文化。）古时候有不改其乐的颜回，当今有善耍贫嘴的张大民，这就能体现出中国人的“乐”。庞朴把这两种观念结合起来，认为中国文化是“忧乐圆融”，是一种中和的文化。中庸之为德，中国文化强求和而不同。从整体上看，中国文化就是一种内部多元而又统一的大陆文化。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是，它能够很好地处理三个关系。一是人与自身的关系，能做到身心和谐。而西方文化是主客二分，灵肉分离、情理分离的。第二个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第三个关系，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国的宗法文化要求社会和谐。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在降低了个人的价值，抹煞了个性。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在于他对个人价值保护不利。

研究中国文化，需要先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总的发展趋势在的脑海中要有一个总的认识选题可以先查阅资料，然后看大家关注的话题，不要盲目下笔，可参考前人写过的文章，自己从这些文章中提取它们的精华部分，根据自己查阅资料的内容，综合分析，然后夹杂自己的观点(切记:勿盲目判断，一定要遵循科学事物发展观)，标新立意，一定可以得到考官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