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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区域的历史相关论文题目是什么

发布时间:2024-07-31 21: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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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变迁的后果 自然环境变迁的后果——《第七章 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的后果、原因、规律》第一节王元林载《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自然环境从地质时代经过历史时期的变迁而至现今,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各因子气候、地形、水文、土壤、植被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今日黄土高原童山秃秃,林草稀少,沟壑多布,侵蚀冲刷严重,出现许多人地矛盾,成为中国二十多个贫困地区之一,这正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破坏这一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清楚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带来的后果,面对现实,制订相关政策,为当前这一地区的治理服务。 一、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带来的最大恶果是水土流失日益加剧。新石器时代,泾洛流域植被良好,森林茂盛,草地肥美,各种动物栖息其间,这从今天泾洛流域数以千百计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动植物遗存足可证明。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原始农业逐渐发展起来。起初,人们在河谷平原和高原之地小范围开垦,对侵蚀冲刷影响不大。随着人口增多,人们已不仅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经营,就是生态环境脆弱之地,秦汉时已出现大规模地开垦高潮,陇东、陕北就是其中代表。随后虽然东汉以后长达三百多年这一地区多以游牧民族为主,但农业在一些小的地区仍有经营①。隋唐人口增多,隋代陇东、陕北每县就有上万户,陇东、陕北人口达120多万人,远远超过了西汉。唐天宝时陇东陕北人口近百万。陕北洛水流域近31万人口,是西汉时的近2倍。宋金在陇东、陕北更是驻有大量军队,人口激增。以后各代,这一地区人口一直居高不下。明嘉靖时,虽人口较明初有所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减少,但仍达近60万,加上逃户,亦有七八十万之多。再加上沿边驻有延绥、固原镇兵,人口亦当超过百万。“土人耕牧,锄山为田”,开荒耕坡,“虽悬崖偏陂,天地不废”。清乾嘉时这一带人口达285万人之多。虽然陕北仅44万人,但开荒已至山坡险岭,即使梁峁之地也不放过(详后)。一般情况下,每增加一人,需增加耕地2—3顷。陕北、陇东自然还要多些。这样伐林垦荒,带来的结果只能使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加剧。农垦之外,历代在泾洛上游曾置有牧马苑,牧马啃食草根,苑田种植苜蓿或粮食,过度地放牧也会破坏当地植被,加重水土流失,只不过不如垦荒带来的后果严重罢了。一般人对黄土高原垦荒带来的后果认识还不是那样清楚。据调查和推算,黄土高原在有森林覆盖的条件下,土壤年侵蚀模数很小,只有100—200吨/平方公里,而毁林开荒,其年侵蚀模数可达10000—20000吨/平方公里,增加100倍。陇东庆阳、平凉,再加上陇西的定西地区,有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以梁状为主的黄土丘陵沟壑区,一般年侵蚀模数在8000吨/平方公里左右①。泾水上游侵蚀模数最强烈,年侵蚀模数可达1万吨/平方公里左右。环县北部丘陵沟壑区年侵蚀模数7769吨/平方公里,庆阳北部丘陵沟壑区7412吨/平方公里,陇东黄土高原沟壑区5746吨/平方公里。而黄龙山、子午岭、关山(六盘山脉)土石山地森林区年侵蚀模数分别是238吨/平方公里、500吨/平方公里、800吨/平方公里②。其间森林起到的作用还是巨大的。陇东陕北间子午岭,在同治回民起义前,垦殖指数高达25%—30%,其侵蚀强度相当于现在延安一带,而年侵蚀模数已达8000—10000吨/平方公里③,水土流失已十分严重了。而今,泾洛流域水土侵蚀仍然十分严重。陇东、陕北大部分市县水土流失面积占到总土地面积的80%以上,环县、庆阳、镇原、泾川竟占到100%,而森林较多的合水(水土流失面积占到总土地面积75%)、富县(05%)、黄陵(36%)、黄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黄土高原整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3—14页、18页。 ②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综合治理开发分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87页。③唐克丽等:《黄土高原人类活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人民黄河》1994年第2期。(14%),水土流失所占总土地面积稍低。陕北历史上人口密度少,开发程度远较陇东低,今森林仍保持不少,水土流失也就自然不如陇东严重,洛水含沙量自然也没有泾水大。就是渭北旱塬一带,长武(97%)、彬县(84%)、旬邑(27%)、淳化(60%)、白水(63%)等,水土流失在总土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巨大①。昔日洛川塬所在洛川县,今水土流失面积150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83%。这里耕地面积较大,占垦殖指数6%,耕地中夏粮又占很大比重,夏收后农田休耕,又正值雨季,暴雨易使裸露的地表发生面蚀和沟蚀;沟头延伸,沟道深切,沟坡变陡,又引起土体的崩塌、滑坡等重力侵蚀。朱牛乡的月合沟在1923—1955年的32年间,沟头延伸247米(平均每年7米),沟床被切深6米,沟道加宽4米,共损失塬面耕地2亩,流失土壤6万立方米。这样的沟壑在黄土高原地区不胜枚举。沟壑的增多,沟道面积增大,使地形更加破碎。今泾洛流域除原外,大量的梁、峁、沟等破碎地形遍地皆是。洛川朱牛乡沟道面积已达5平方公里(总土地面积仅有90多平方公里),坡度大于25。的陡坡又占沟道面积的53%②。洛川塬地如此,其他破碎地形沟壑之多,面积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如此大量的土壤表层土被冲刷,土壤肥力自然下降。据统计,被冲刷的土壤中,每吨约含氮肥8—5公斤,磷肥5公斤,钾肥20公斤。黄土高原每年要损失肥分5000万吨,比黄土高原农业年施化肥量多好几倍③。历史时期,包括泾洛流域在内的黄土高原地区毁林开荒,轮荒乱垦,使宋时陇东陕北“腴田”、“肥田”后皆成为瘠田、薄田。志丹人曾流传的这样俗语:“山保安,牛羊山,米粮川”,当地应是富庶;而清咸丰时,保安(今志丹)“瘠贫之区,水土最劣,以耕稼则多不毛”④,水土流失造成的恶果已显露出来。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数据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222—223页。 ②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重点县综合治理与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54页。③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黄土高原整治研究》,第18页。④咸丰《保安县志》卷一《地理志》。泾洛流域水土流失,像其他黄土高原地区一样,带来的更大灾难是河流中的泥沙增多,河患频增。今黄河泥沙含量已多达16亿吨,其中陕西省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就达8亿吨,占到三门峡以上输沙量的一半。大量的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中,使河道淤高,行洪不畅,易发生河患。今黄河下游成为“悬河”,正是历史上泥沙淤积所造成的。而黄河下游洪水灾害不断,其根源正在包括泾洛流域在内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带来的泥沙。历史上黄河下游大约有1575次洪水灾害(包括溢、决、改道),其中先秦时仅发生过7次漫溢,1次改道。西汉时,黄河下游发生3次漫溢,7次决口,2次改道,共发生12次河患。除其他原因外,西汉时由于在包括泾洛上游的黄土高原屯垦,发展农业,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水土流失,河患也随之增多。东汉以后至隋的五百年间,黄河出现了相对安流的局面,这与黄土高原地区多以畜牧为主,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有关。唐和五代时,黄河河患增多,与唐五代时变牧为农有关①。宋金元时期黄河河患远超以前各代,平均每10年分别发生5、5、3次。元时记载人口虽少,但编户数字并不等于实际数字。明代共发生454次河患,平均每10年发生4次。清代发生485次,平均每10年发生9次。民国发生103次河患,平均每10年发生9次②。河患愈演愈烈,这无疑与人口增多,开垦荒坡沟地,水土流失加重有关。其间水土流失带来的恶果不堪设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影印本,第102—104页。②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二、引起泾洛流域生态失衡,各种自然灾害日益增多。泾洛上游为黄土高原腹地,生态环境脆弱,历史上人们在这里发展农牧业,大力垦田,轮作荒田。特别是秦汉时移民屯垦,使这一流域农田栽培植被面积扩大。唐宋金时期,这里为边防之地,人口增多,屯田面积大增,森林大为减少。明清民国时期,泾洛流域森林遭到彻底破坏。森林破坏,农地增加,水土流失加重,使这里本来就脆弱的自然环境难以恢复,原来森林被覆土壤,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减少侵蚀的作用也就不复存在。人为干预自然环境能力的增强,无节制地破坏自然,使这一流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灾害发生的次数增多,发生频率增加。虽然不是呈直线式上升,但灾害日益增多的态势已十分明了。将历史上泾洛流域发生的旱涝、雹灾、霜冻、蝗灾、风沙、地震以及饥荒等灾害作一综合对比可以发现,泾洛流域在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上半叶、6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末、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13世纪下半叶至14世纪初、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上半叶、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期出现6次灾害多发期。这些灾害常常相伴发生,甚至一年中几种灾害并行,旱涝、旱蝗、旱雹、旱震、旱与风沙等灾相互联系,这些大灾多相连发生,增加了灾害的危害性。大灾之后,又常出现瘟疫、饥荒,这在明清民国时期表现最为明显。6大灾期中,第一灾害多发期发生28次大旱,5次洪涝。第二灾害多发期仅西魏至北周和隋代,就发生17次旱灾,8次雨涝。唐代旱灾年达110次,涝灾65次(其中旱涝同年22次),冰雹30次,霜雪冻48次,蝗灾(包括五代)21次。第三灾害多发期为北宋初期,时间不足五六十年,却发生旱灾20次,雨涝12次,蝗灾9次,雹灾霜冻也发生不少。第四灾害多发期为元代,旱灾25次,涝灾10次,蝗灾7次,雹灾12次,虽第三、四灾害期发生次数不如第二灾害期,但其发生频率仍十分频繁。明清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增多,土壤瘠薄,陇东陕北农业难有太大起色,自然环境恶化的兆头已经显露出来。明至1949年泾洛流域共有12次大旱灾期,3次大涝期。这些旱涝灾害常常是毁灭性的。如万历第一大旱期(1582—1583年)的大旱,“人相食”,死尸枕藉。万历第二大旱期(1586—1587年)陕北延安“饥民多死亡”,陇东各县大饥。天启崇祯大旱期(1627—1631年),麦苗尽枯,饥荒尤甚,人死过半,导致了明末大起义。崇祯末(1639—1641年)、康熙末(1720—1721年)、光绪初(1877—1878年)、光绪末(1899—1901年)、民国(1928—1931年)等大旱期亦危害巨大。除气候原因外,明、清、民国泾洛流域少被覆,易发生干旱。明代泾洛流域有63次雹灾记录,清代泾洛流域雹灾记录达247次,而民国则是年年有雹灾记录。霜雪冻灾明代有52次,清代、民国有148次。虽存有记录的失误,但清代、民国霜雪冻灾应高于明代。明代泾洛流域蝗灾达45次,清代26次,民国11次,如此等等。由于泾洛流域大部分地区仰于天泽,灾害发生的多少无疑影响收成的丰歉。水旱之外,泾洛上游即使霜雪雹灾也容易导致饥荒出现。上游陇东、陕北出现饥荒的次数和规模远多于下游关中,与上游自然灾害多,自然环境恶劣有关。明以前泾洛流域饥荒出现的次数少。唐代,关中饥荒出现49次。宋代,泾洛流域发生16次饥荒。金代饥荒3次,元代27次。明代,泾洛流域共出现123次饥荒,全流域的饥荒45次,泾洛下游饥荒28次,上游陇东达30次,陕北洛水上游达20次。清代饥荒发生次数更加频繁,共有167次饥荒,全流域饥荒7次,泾洛下游45次,陇东97次,陕北18次(统计数字不全面)。虽危害程度较明代小,但发生频率无疑是历代最高的。饥荒的出现除了人为原因外,大多与自然灾害有关。明清泾洛流域自然灾害增多,尤以陇东、陕北发生频繁,大量的统计数字和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正是明清在泾洛上游锄山为田,开山至顶,肆意毁林开荒,使垦田数增多,水土流失面积亦增大,抵御灾害的能力大大降低。自然灾害增多,饥荒频增,脆弱的生态环境已经恶化。 三、黄土高原自然环境的变迁,不仅使河流水文状况恶化,而且使河湖湮塞,引起水荒。由于历史时期大量砍伐林木,森林植被破坏,植物被覆作用降低,不但加速了水力侵蚀,河流泥沙增多,也使河流洪枯量变化大,暴涨暴落。唐时洛水、华池水等流域经过农业开垦,林木减少,洪水时“漂沙圻岸去,漱壑松柏秃”,水土流失较大,而像苇谷等一些小的支流,碧波荡漾,与洛水、华池水等还是有区别的,这里侵蚀较弱。清代,葫芦河(即华池水)流域的子午岭林区还未遭到破坏,河水清澈,仍可灌溉附近稻田①,河水清浊显而易见。上述元时灵台的达溪河也还清澈,到清时也已浊浪滚滚。明嘉靖时称今汭水还较泾水清澈,今情况虽然仍是汭清泾浊,但汭水已开始变混浊,上游华亭、崇信一带林木减少,农田多辟。历史上称作黑水的诸河(古油水以及今直罗河等)今已难窥其原貌,多已变浑。原来称作宁江的九陵川,清时水色澄碧,今也已变浑浊。不胜枚举的事例足以证明,河流多已变浑,清流已少见。_____________________①道光《鄜州志》卷二《舆地部·水利》。由于森林被覆减少,河流冬枯夏涨、暴涨暴落特点异常显著。甘泉境的洛水支流,“春夏盈而秋冬涸”。即使洛水冬春时仅“水深二三尺,面阔七八丈”,可涉足而过,而夏季暴涨时,河川“一望无涯,浪高一二丈”。泾水流域亦是同样。崇信县各河“旱则河水清盈,汗下欲涓滴”,“潦则汹涌奔腾”,水势浩大,汹涌澎湃,“漫无抑制”,洪涸特征十分明显。暴涨暴落,河患日益增加。历史上泾水支流在平凉、泾川、灵台、镇原、庆阳、环县、宁州、正宁、合水、邠州等县城旁都发生过河患。而且,河道泛滥亦趋亦烈。洛水流域的保安、鄜州、黄陵、同州发生过多次河水侵城的事件。鄜州城不断地内缩,就是受历史上洛水数十次泛滥的影响。就连一些小的支流也在明清时常常为患,平凉城东的浚谷水、泾川的古泾州城和今城外的诸沟水等等皆是如此。河水含沙量大,暴涨暴落,泛滥不断,自然难以航行。西周时,泾水已有航运。此后,“泾河水急石多,深浅不一,商船不致往来”。明清虽曾有试航之举,但由于泾水水浅石多,难以行舟。洛水亦仅可行小船,航行里程仅在大荔以下。形成今天泾洛两河难于航行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泾洛流域水文状况恶化。 泾洛流域自然环境的变迁,还使这一流域水资源枯竭,水利工程难以实施,人们生产、生活难以正常进行,出现水荒。人们原来居于原上,随着河流的下切,水源远在深谷之中,往来取水十分不便。包括德靖砦、栲栳砦、金汤寨、凤川寨等宋金时的军寨,虽然修建时就建于高处,以利军事需要;但仍考虑到在河川池泉之旁,以利饮用之便。随着河流下切,饮水已成为军寨生存的主要问题。其后这些军寨大多废弃,除军事原因外,饮水不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清泾洛上游居民多向川谷泉池边迁徙,就是考虑到水源问题。宁州城居马莲水、城北河、九龙水之交,而明时,城“内乏井泉”,与数百年来河流下切有关。类似情形在庆阳等处屡见不鲜。笔者去陇东、陕北考察,水窖和池塘遍布各个乡村,吴旗、志丹一带,有些在田间地头,甚至公路两旁,利用地势将雨水汇聚、沉淀,以便使用。在这里,人们把水看作异常珍贵之物,节约用水已成人们的习惯。人们饮水都如此困难,农业生产只有靠降雨来决定丰歉了。建国前,陇东、陕北的水利工程寥寥无几,正与河道下切、难以饮用有关。今泾洛上游一带人们往往打数十丈甚至近百丈的深井,就是因为地表水难以饮用而不得不利用地下水。渭北旱塬一带,“居民每苦地高乏水”,也修地窖以聚雨水。明清泾洛下游掀起打井高潮,与地表水枯竭,流水微小难以满足灌溉需要有关。泾洛流域河流泥沙较多,河患频繁,还使泾洛下游诸湖面积缩小或消失,流域内诸泉湮废。除气候原因外,还因森林减少,泥沙增多,湮塞泉泽。泾洛下游的阳华(华泽、赤岸泽等)及其他诸湖的湮废就是如此。甚至黄河下游的大野等大湖泽的消失,也是包括泾洛流域在内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河道变迁,泥沙淤积的结果。四、历史时期泾洛流域植被和土壤的变化,使这一流域土壤承载力低,三料(燃料、饲料、肥料)短缺,土壤肥力下降,粮食亩产降低,土瘠民贫,农业生产徘徊不前。今天,造成黄土高原贫苦的主要原因就是这里生态环境失衡,水土流失严重,人地矛盾尖锐。大量的林木减少,地表裸露。明时,陇东“山无木兮山顶秃”,“山头但有农驱犊”,濯濯童山之上仍植糜种菽①。清时,陇东土壤“瘠硗”,沟坡之苗多仰天泽,稼穑难成②。历史时期泾洛流域由于人们长期的垦殖开发,致使原来开垦时还较肥沃的土地,开垦二三年后被迫撂荒,自然肥力尽失。这在陇东、陕北各州县都是如此。不断地撂荒轮耕,不断地去开垦新的土地,使泾洛流域农业一方面垦殖面积不断增加,水土流失面积也随之扩大。而另一方面,土壤贫瘠,广种薄收,人民仍然贫困不堪。洛川l县一带民众就流传这样的俗语:“种上万万顷,哪怕一亩打半升”,人们不管收获,“有牛没牛尽管种”③。虽辛苦耕种一年,收获却寥寥无几。正如咸丰时保安县人所言,“荒山容易起风沙”,“不管年荒与岁丰,十年总有九年穷”④。原来是“牛羊山,米粮川”的保安,土地承载力大大降低,已难与昔日相比。道光时卢坤所作《秦疆治略》,几乎陕北和渭北旱塬各州县都是“地瘠民贫”。其实,陇东一带“原以土质肥沃,农产富裕”,故历史时期这里人口密度基本上较洛水流域大。加之这里原面较陕北一带大,自然条件优越,故历代开垦多所致力。由于滥垦滥伐,“垦殖无方”,只知扩大耕地面积,撂荒轮作,粗放式经营,“致使土地利用失调”,表层耕土“受雨水冲蚀而流走”,“良田败坏,沟壑纵横。耕田面积日渐支碎”。虽有施肥,但地力消耗和水土流失,使农业单产降低,经济衰微。昔日茂密森林,今为濯濯童山。昔日良田与草原,今为“不毛之沙漠”⑤。随着建国后这一地区人口的膨胀,人均耕地更少,人地矛盾更为突出。为了解决当地粮食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走原来开荒种地,扩大耕地面积的老路子,使水土流失更为严重。人们越穷越垦,越垦越穷,农业终是恶性循环。传统的粗放农业是今日这一地区积贫积穷的重要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康熙《宁州志》卷一《地理·山川》引(明)李绅《山水歌》。②(清)张澍:《天心篇》,收入《历代咏陇诗选》。③民国《洛川县志》卷二四《方言谣谚志·俗谚》。④咸丰《保安县志》卷八《艺文》,(清)彭瑞麟《保安杂咏》。⑤民国《甘肃乡土志》第七章第八节《水土保持》。泾洛流域森林草原减少,水土流失严重,不但使土壤承载力降低,粮食亩产减少,而且使这一地区像其他黄土高原地区一样,燃料、饲料、肥料等三料出现短缺。长期以来,泾洛上游以林木、树枝草灌和作物的秸杆为燃料,树木烧光,就去刨树根。树根、秸杆烧完,就去刨草皮,挖草根,烧牛马粪。这样,自然使三料短缺,生计难以维持。宁夏、固原地区就是三料严重断缺之地①。甘肃庆阳地区华池县,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开荒种田,特别是建国后人口剧增,大量烧柴用材,使这里的子午岭林区的森林和草原受到严重破坏。到80年代初,除东部几乡在子午岭深林区外,其余全县其他地方已无林可砍,无荒可垦。相应地,水土流失加重。柔远河在上世纪60年代输沙量7万吨,70年代增加到3万吨。同时,全县大小7700余条沟至70年代末就有6300多条干枯②。农业降产,薪材短缺,饲料、肥料亦成问题,自然环境已恶化。 历史上,受水土流失和人们耕垦的作用,泾洛上游形成沟谷坡地的黄绵土及原地的黑垆土,前者肥力瘠薄,后者成为黄土高原较优良的土壤。而关中受人类长期耕垦和施肥作用,形成耕作性较好的填土。土壤的肥瘠自然影响到农业生产。关中由于自然条件好,地势平坦,土壤肥美,灌溉便利,虽经自然和人类长期作用,但自然环境恶化的程度远较陇东陕北轻,自然灾害也远较陇东陕北少。有些还因人类的参与,而使自然环境更适宜于人类的发展。前言关中出现的塿土,盐碱地改良自然对促进农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同时,还应指出的是,关中泾洛下游森林减少,湖陂大多干枯,地下水位下降,沿山及滨河一带,砾石、沙子多随洪流而淤积散布,洪潦成灾,原来的“淤田”已变成了“淤沙”。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北山旱塬一带地形破碎,“地瘠民贫”,农业生产环境亦受到很大影响。沙苑自然环境恶化,水草减少,湖泉干枯,已多出现风沙和沙徙现象,屯垦田地多为风沙侵占。可见,泾洛下游自然环境的变化,也带来一定的不良后果。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山西大学黄土高原研究所:《黄土高原整治研究》,第20页。②新编《华池县志》第一编《地理志》。总之,历史时期泾洛流域自然环境的变迁,给这一流域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一方面使许多不良的如盐碱土、沙土等土壤得到了改造,培育出了更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填土、黑垆土等。历史上关中有“膏壤”、“沃野”、“天府之国”的美誉,对粮食生产,推动社会进步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人们毁林垦荒,滥垦滥殖,纵火烧山,锄山为田,使泾洛上游和渭北旱塬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空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地形更加破碎。土壤肥力流失,河患增加,甚至对黄河下游河道和湖泽等都带来了严重危害。而同时,由于森林草原植被遭到破坏,泾洛流域自然灾害明显增多,尤以旱灾最易发生,自然环境的免疫力大大降低。河患频仍,暴涨暴落,泥沙含量大,多浑浊不堪,难于通航。湖泉池陂大多湮废,人们生产、生活用水已成问题。由于土壤肥力下降,粮食单产降低,广种薄收,土壤承载力降低,燃料短缺等,农业陷入恶性循环,人们越穷越垦,越垦越穷,使包括泾洛上游在内的黄土高原地区成为中国现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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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学院坐落在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光荣革命传统的革命老区庆阳市,其前身是1978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庆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3年4月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本科层次的普通高校。经过多年建设,学院已发展成为以师范教育为主体,具有多学科、多层次、多种办学模式的新型普通本科院校。 学院现占地面积1200余亩,校舍建筑面积24万多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428亿元。建有两个校区,校本部占地面积218亩,新校区占地面积1000余亩。现有普通在校学生8286人,各类成人学生4000余人。有继续教育学院、中文、历史、英语、数学、物理、化学、政法经管、体育、美术、音乐、教育、计算机科学、教育技术、农学、园林、生命科学、建筑工程系、政治理论教学部等19个教学院、系、部,72个专业,其中本科专业23个,专科专业49个。设有农业科学、教育科学、陇东文化、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陇东资源生物、应用化学、园艺、陇东历史与社会发展等9个研究所和科技与成果转化推广中心。 学院教学设施完备。现有物理、化学、生命科学、计算机、心理测试、教育技术、旱作农业等13个综合实验室,建有电教中心、网络中心、计算机中心、语言教学中心等校内教学实践场所和一批校外实习基地。建成了覆盖全校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并与Internet、中国教育科研网等主干网络联通。教学仪器设备总值3560万元。建有图书情报网、英语教学无线传播系统和校园闭路电视系统,图书馆藏书49万册,中外文学术期刊1000余种。校园环境幽雅,花木繁茂,碧草如茵,景色宜人,先后荣获“全国部门绿化400佳单位”和“全国绿化模范单位”,是孕育桃李、读书治学的理想园地。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772人,其中专任教师421人。专任教师中有教授17人,兼职教授33人,副教授121人,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5人,省政府津贴的专家2人,外籍教师5人,有硕士学位以上教师和在读研究生教师122人。先后有2名教师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9名教师获“曾宪梓教育基金奖”,8名教师获甘肃省“青年教师成才奖”,16名教师获甘肃省“园丁奖”,19名教师获甘肃省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及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奖。 学院学术特色鲜明。先后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各类学术论文4785篇,其中在SCI发表10余篇,出版各类学术专著117部,主编和参编各类教材80部。尤其在陇东文化、老区历史、农业科学、生物资源、语言文字、天体物理、区域经济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果,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比较优势。先后承担并完成国家和省市科研项目496项,有96项科研成果通过省级以上鉴定,40项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109项成果获省教育厅奖励。其中有2项小麦品种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项小麦品种通过国家品种审定。 学院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人才强校”的办学理念,坚持为全省基础教育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形成了勤奋、文明、求实、创新的优良校风,已发展成为陇东及周边地区重要的师资和各类应用人才培养中心,培养合格中学师资及各类应用人才21000余名,为甘肃基础教育,尤其是陇东地区科教文化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 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学院制定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用四年的时间通过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第二步,再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把学院建设成为特色明显、优势突出,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的综合性陇东大学。麻烦采纳,谢谢!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  “文化”一词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因此,对它的使用,必须十分严谨而慎重。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2],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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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文学论文选题参考:1、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2、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3、魏晋南北朝文学与道教。 4、继承与超越——新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写论文注意事项:1、论文里面千万不可以出现“我”这个词,论文具有科学的严肃性、严谨性,避免出现“我”人称代词。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论文改成了“笔者”呢,实际上,用“本文”来替代比较是聪明人的做法,也是在各类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2、论文写作过程中避免出现感叹号,论文应以陈述语句为主,出现语气叹词瞬间降低论文的层次,问句主要在写文章的结构和结论的时候使用,其他的地方能少就少。3、杜绝排比句,排比句很没有逻辑,尤其是文科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排比句会让别人将你的论文当成作文,切记论文不是作文。4、直接引用不超过文章全文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间接引用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主要放在文章的前人研究成果的部分。避免直接引用,一个小技巧就是把直接引用放在注解里面。

自然环境变迁的后果 自然环境变迁的后果——《第七章 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的后果、原因、规律》第一节王元林载《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自然环境从地质时代经过历史时期的变迁而至现今,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各因子气候、地形、水文、土壤、植被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今日黄土高原童山秃秃,林草稀少,沟壑多布,侵蚀冲刷严重,出现许多人地矛盾,成为中国二十多个贫困地区之一,这正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破坏这一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清楚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带来的后果,面对现实,制订相关政策,为当前这一地区的治理服务。 一、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带来的最大恶果是水土流失日益加剧。新石器时代,泾洛流域植被良好,森林茂盛,草地肥美,各种动物栖息其间,这从今天泾洛流域数以千百计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动植物遗存足可证明。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原始农业逐渐发展起来。起初,人们在河谷平原和高原之地小范围开垦,对侵蚀冲刷影响不大。随着人口增多,人们已不仅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经营,就是生态环境脆弱之地,秦汉时已出现大规模地开垦高潮,陇东、陕北就是其中代表。随后虽然东汉以后长达三百多年这一地区多以游牧民族为主,但农业在一些小的地区仍有经营①。隋唐人口增多,隋代陇东、陕北每县就有上万户,陇东、陕北人口达120多万人,远远超过了西汉。唐天宝时陇东陕北人口近百万。陕北洛水流域近31万人口,是西汉时的近2倍。宋金在陇东、陕北更是驻有大量军队,人口激增。以后各代,这一地区人口一直居高不下。明嘉靖时,虽人口较明初有所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减少,但仍达近60万,加上逃户,亦有七八十万之多。再加上沿边驻有延绥、固原镇兵,人口亦当超过百万。“土人耕牧,锄山为田”,开荒耕坡,“虽悬崖偏陂,天地不废”。清乾嘉时这一带人口达285万人之多。虽然陕北仅44万人,但开荒已至山坡险岭,即使梁峁之地也不放过(详后)。一般情况下,每增加一人,需增加耕地2—3顷。陕北、陇东自然还要多些。这样伐林垦荒,带来的结果只能使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加剧。农垦之外,历代在泾洛上游曾置有牧马苑,牧马啃食草根,苑田种植苜蓿或粮食,过度地放牧也会破坏当地植被,加重水土流失,只不过不如垦荒带来的后果严重罢了。一般人对黄土高原垦荒带来的后果认识还不是那样清楚。据调查和推算,黄土高原在有森林覆盖的条件下,土壤年侵蚀模数很小,只有100—200吨/平方公里,而毁林开荒,其年侵蚀模数可达10000—20000吨/平方公里,增加100倍。陇东庆阳、平凉,再加上陇西的定西地区,有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以梁状为主的黄土丘陵沟壑区,一般年侵蚀模数在8000吨/平方公里左右①。泾水上游侵蚀模数最强烈,年侵蚀模数可达1万吨/平方公里左右。环县北部丘陵沟壑区年侵蚀模数7769吨/平方公里,庆阳北部丘陵沟壑区7412吨/平方公里,陇东黄土高原沟壑区5746吨/平方公里。而黄龙山、子午岭、关山(六盘山脉)土石山地森林区年侵蚀模数分别是238吨/平方公里、500吨/平方公里、800吨/平方公里②。其间森林起到的作用还是巨大的。陇东陕北间子午岭,在同治回民起义前,垦殖指数高达25%—30%,其侵蚀强度相当于现在延安一带,而年侵蚀模数已达8000—10000吨/平方公里③,水土流失已十分严重了。而今,泾洛流域水土侵蚀仍然十分严重。陇东、陕北大部分市县水土流失面积占到总土地面积的80%以上,环县、庆阳、镇原、泾川竟占到100%,而森林较多的合水(水土流失面积占到总土地面积75%)、富县(05%)、黄陵(36%)、黄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黄土高原整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3—14页、18页。 ②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综合治理开发分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87页。③唐克丽等:《黄土高原人类活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人民黄河》1994年第2期。(14%),水土流失所占总土地面积稍低。陕北历史上人口密度少,开发程度远较陇东低,今森林仍保持不少,水土流失也就自然不如陇东严重,洛水含沙量自然也没有泾水大。就是渭北旱塬一带,长武(97%)、彬县(84%)、旬邑(27%)、淳化(60%)、白水(63%)等,水土流失在总土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巨大①。昔日洛川塬所在洛川县,今水土流失面积150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83%。这里耕地面积较大,占垦殖指数6%,耕地中夏粮又占很大比重,夏收后农田休耕,又正值雨季,暴雨易使裸露的地表发生面蚀和沟蚀;沟头延伸,沟道深切,沟坡变陡,又引起土体的崩塌、滑坡等重力侵蚀。朱牛乡的月合沟在1923—1955年的32年间,沟头延伸247米(平均每年7米),沟床被切深6米,沟道加宽4米,共损失塬面耕地2亩,流失土壤6万立方米。这样的沟壑在黄土高原地区不胜枚举。沟壑的增多,沟道面积增大,使地形更加破碎。今泾洛流域除原外,大量的梁、峁、沟等破碎地形遍地皆是。洛川朱牛乡沟道面积已达5平方公里(总土地面积仅有90多平方公里),坡度大于25。的陡坡又占沟道面积的53%②。洛川塬地如此,其他破碎地形沟壑之多,面积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如此大量的土壤表层土被冲刷,土壤肥力自然下降。据统计,被冲刷的土壤中,每吨约含氮肥8—5公斤,磷肥5公斤,钾肥20公斤。黄土高原每年要损失肥分5000万吨,比黄土高原农业年施化肥量多好几倍③。历史时期,包括泾洛流域在内的黄土高原地区毁林开荒,轮荒乱垦,使宋时陇东陕北“腴田”、“肥田”后皆成为瘠田、薄田。志丹人曾流传的这样俗语:“山保安,牛羊山,米粮川”,当地应是富庶;而清咸丰时,保安(今志丹)“瘠贫之区,水土最劣,以耕稼则多不毛”④,水土流失造成的恶果已显露出来。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数据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222—223页。 ②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重点县综合治理与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54页。③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黄土高原整治研究》,第18页。④咸丰《保安县志》卷一《地理志》。泾洛流域水土流失,像其他黄土高原地区一样,带来的更大灾难是河流中的泥沙增多,河患频增。今黄河泥沙含量已多达16亿吨,其中陕西省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就达8亿吨,占到三门峡以上输沙量的一半。大量的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中,使河道淤高,行洪不畅,易发生河患。今黄河下游成为“悬河”,正是历史上泥沙淤积所造成的。而黄河下游洪水灾害不断,其根源正在包括泾洛流域在内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带来的泥沙。历史上黄河下游大约有1575次洪水灾害(包括溢、决、改道),其中先秦时仅发生过7次漫溢,1次改道。西汉时,黄河下游发生3次漫溢,7次决口,2次改道,共发生12次河患。除其他原因外,西汉时由于在包括泾洛上游的黄土高原屯垦,发展农业,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水土流失,河患也随之增多。东汉以后至隋的五百年间,黄河出现了相对安流的局面,这与黄土高原地区多以畜牧为主,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有关。唐和五代时,黄河河患增多,与唐五代时变牧为农有关①。宋金元时期黄河河患远超以前各代,平均每10年分别发生5、5、3次。元时记载人口虽少,但编户数字并不等于实际数字。明代共发生454次河患,平均每10年发生4次。清代发生485次,平均每10年发生9次。民国发生103次河患,平均每10年发生9次②。河患愈演愈烈,这无疑与人口增多,开垦荒坡沟地,水土流失加重有关。其间水土流失带来的恶果不堪设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影印本,第102—104页。②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二、引起泾洛流域生态失衡,各种自然灾害日益增多。泾洛上游为黄土高原腹地,生态环境脆弱,历史上人们在这里发展农牧业,大力垦田,轮作荒田。特别是秦汉时移民屯垦,使这一流域农田栽培植被面积扩大。唐宋金时期,这里为边防之地,人口增多,屯田面积大增,森林大为减少。明清民国时期,泾洛流域森林遭到彻底破坏。森林破坏,农地增加,水土流失加重,使这里本来就脆弱的自然环境难以恢复,原来森林被覆土壤,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减少侵蚀的作用也就不复存在。人为干预自然环境能力的增强,无节制地破坏自然,使这一流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灾害发生的次数增多,发生频率增加。虽然不是呈直线式上升,但灾害日益增多的态势已十分明了。将历史上泾洛流域发生的旱涝、雹灾、霜冻、蝗灾、风沙、地震以及饥荒等灾害作一综合对比可以发现,泾洛流域在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上半叶、6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末、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13世纪下半叶至14世纪初、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上半叶、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期出现6次灾害多发期。这些灾害常常相伴发生,甚至一年中几种灾害并行,旱涝、旱蝗、旱雹、旱震、旱与风沙等灾相互联系,这些大灾多相连发生,增加了灾害的危害性。大灾之后,又常出现瘟疫、饥荒,这在明清民国时期表现最为明显。6大灾期中,第一灾害多发期发生28次大旱,5次洪涝。第二灾害多发期仅西魏至北周和隋代,就发生17次旱灾,8次雨涝。唐代旱灾年达110次,涝灾65次(其中旱涝同年22次),冰雹30次,霜雪冻48次,蝗灾(包括五代)21次。第三灾害多发期为北宋初期,时间不足五六十年,却发生旱灾20次,雨涝12次,蝗灾9次,雹灾霜冻也发生不少。第四灾害多发期为元代,旱灾25次,涝灾10次,蝗灾7次,雹灾12次,虽第三、四灾害期发生次数不如第二灾害期,但其发生频率仍十分频繁。明清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增多,土壤瘠薄,陇东陕北农业难有太大起色,自然环境恶化的兆头已经显露出来。明至1949年泾洛流域共有12次大旱灾期,3次大涝期。这些旱涝灾害常常是毁灭性的。如万历第一大旱期(1582—1583年)的大旱,“人相食”,死尸枕藉。万历第二大旱期(1586—1587年)陕北延安“饥民多死亡”,陇东各县大饥。天启崇祯大旱期(1627—1631年),麦苗尽枯,饥荒尤甚,人死过半,导致了明末大起义。崇祯末(1639—1641年)、康熙末(1720—1721年)、光绪初(1877—1878年)、光绪末(1899—1901年)、民国(1928—1931年)等大旱期亦危害巨大。除气候原因外,明、清、民国泾洛流域少被覆,易发生干旱。明代泾洛流域有63次雹灾记录,清代泾洛流域雹灾记录达247次,而民国则是年年有雹灾记录。霜雪冻灾明代有52次,清代、民国有148次。虽存有记录的失误,但清代、民国霜雪冻灾应高于明代。明代泾洛流域蝗灾达45次,清代26次,民国11次,如此等等。由于泾洛流域大部分地区仰于天泽,灾害发生的多少无疑影响收成的丰歉。水旱之外,泾洛上游即使霜雪雹灾也容易导致饥荒出现。上游陇东、陕北出现饥荒的次数和规模远多于下游关中,与上游自然灾害多,自然环境恶劣有关。明以前泾洛流域饥荒出现的次数少。唐代,关中饥荒出现49次。宋代,泾洛流域发生16次饥荒。金代饥荒3次,元代27次。明代,泾洛流域共出现123次饥荒,全流域的饥荒45次,泾洛下游饥荒28次,上游陇东达30次,陕北洛水上游达20次。清代饥荒发生次数更加频繁,共有167次饥荒,全流域饥荒7次,泾洛下游45次,陇东97次,陕北18次(统计数字不全面)。虽危害程度较明代小,但发生频率无疑是历代最高的。饥荒的出现除了人为原因外,大多与自然灾害有关。明清泾洛流域自然灾害增多,尤以陇东、陕北发生频繁,大量的统计数字和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正是明清在泾洛上游锄山为田,开山至顶,肆意毁林开荒,使垦田数增多,水土流失面积亦增大,抵御灾害的能力大大降低。自然灾害增多,饥荒频增,脆弱的生态环境已经恶化。 三、黄土高原自然环境的变迁,不仅使河流水文状况恶化,而且使河湖湮塞,引起水荒。由于历史时期大量砍伐林木,森林植被破坏,植物被覆作用降低,不但加速了水力侵蚀,河流泥沙增多,也使河流洪枯量变化大,暴涨暴落。唐时洛水、华池水等流域经过农业开垦,林木减少,洪水时“漂沙圻岸去,漱壑松柏秃”,水土流失较大,而像苇谷等一些小的支流,碧波荡漾,与洛水、华池水等还是有区别的,这里侵蚀较弱。清代,葫芦河(即华池水)流域的子午岭林区还未遭到破坏,河水清澈,仍可灌溉附近稻田①,河水清浊显而易见。上述元时灵台的达溪河也还清澈,到清时也已浊浪滚滚。明嘉靖时称今汭水还较泾水清澈,今情况虽然仍是汭清泾浊,但汭水已开始变混浊,上游华亭、崇信一带林木减少,农田多辟。历史上称作黑水的诸河(古油水以及今直罗河等)今已难窥其原貌,多已变浑。原来称作宁江的九陵川,清时水色澄碧,今也已变浑浊。不胜枚举的事例足以证明,河流多已变浑,清流已少见。_____________________①道光《鄜州志》卷二《舆地部·水利》。由于森林被覆减少,河流冬枯夏涨、暴涨暴落特点异常显著。甘泉境的洛水支流,“春夏盈而秋冬涸”。即使洛水冬春时仅“水深二三尺,面阔七八丈”,可涉足而过,而夏季暴涨时,河川“一望无涯,浪高一二丈”。泾水流域亦是同样。崇信县各河“旱则河水清盈,汗下欲涓滴”,“潦则汹涌奔腾”,水势浩大,汹涌澎湃,“漫无抑制”,洪涸特征十分明显。暴涨暴落,河患日益增加。历史上泾水支流在平凉、泾川、灵台、镇原、庆阳、环县、宁州、正宁、合水、邠州等县城旁都发生过河患。而且,河道泛滥亦趋亦烈。洛水流域的保安、鄜州、黄陵、同州发生过多次河水侵城的事件。鄜州城不断地内缩,就是受历史上洛水数十次泛滥的影响。就连一些小的支流也在明清时常常为患,平凉城东的浚谷水、泾川的古泾州城和今城外的诸沟水等等皆是如此。河水含沙量大,暴涨暴落,泛滥不断,自然难以航行。西周时,泾水已有航运。此后,“泾河水急石多,深浅不一,商船不致往来”。明清虽曾有试航之举,但由于泾水水浅石多,难以行舟。洛水亦仅可行小船,航行里程仅在大荔以下。形成今天泾洛两河难于航行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泾洛流域水文状况恶化。 泾洛流域自然环境的变迁,还使这一流域水资源枯竭,水利工程难以实施,人们生产、生活难以正常进行,出现水荒。人们原来居于原上,随着河流的下切,水源远在深谷之中,往来取水十分不便。包括德靖砦、栲栳砦、金汤寨、凤川寨等宋金时的军寨,虽然修建时就建于高处,以利军事需要;但仍考虑到在河川池泉之旁,以利饮用之便。随着河流下切,饮水已成为军寨生存的主要问题。其后这些军寨大多废弃,除军事原因外,饮水不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清泾洛上游居民多向川谷泉池边迁徙,就是考虑到水源问题。宁州城居马莲水、城北河、九龙水之交,而明时,城“内乏井泉”,与数百年来河流下切有关。类似情形在庆阳等处屡见不鲜。笔者去陇东、陕北考察,水窖和池塘遍布各个乡村,吴旗、志丹一带,有些在田间地头,甚至公路两旁,利用地势将雨水汇聚、沉淀,以便使用。在这里,人们把水看作异常珍贵之物,节约用水已成人们的习惯。人们饮水都如此困难,农业生产只有靠降雨来决定丰歉了。建国前,陇东、陕北的水利工程寥寥无几,正与河道下切、难以饮用有关。今泾洛上游一带人们往往打数十丈甚至近百丈的深井,就是因为地表水难以饮用而不得不利用地下水。渭北旱塬一带,“居民每苦地高乏水”,也修地窖以聚雨水。明清泾洛下游掀起打井高潮,与地表水枯竭,流水微小难以满足灌溉需要有关。泾洛流域河流泥沙较多,河患频繁,还使泾洛下游诸湖面积缩小或消失,流域内诸泉湮废。除气候原因外,还因森林减少,泥沙增多,湮塞泉泽。泾洛下游的阳华(华泽、赤岸泽等)及其他诸湖的湮废就是如此。甚至黄河下游的大野等大湖泽的消失,也是包括泾洛流域在内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河道变迁,泥沙淤积的结果。四、历史时期泾洛流域植被和土壤的变化,使这一流域土壤承载力低,三料(燃料、饲料、肥料)短缺,土壤肥力下降,粮食亩产降低,土瘠民贫,农业生产徘徊不前。今天,造成黄土高原贫苦的主要原因就是这里生态环境失衡,水土流失严重,人地矛盾尖锐。大量的林木减少,地表裸露。明时,陇东“山无木兮山顶秃”,“山头但有农驱犊”,濯濯童山之上仍植糜种菽①。清时,陇东土壤“瘠硗”,沟坡之苗多仰天泽,稼穑难成②。历史时期泾洛流域由于人们长期的垦殖开发,致使原来开垦时还较肥沃的土地,开垦二三年后被迫撂荒,自然肥力尽失。这在陇东、陕北各州县都是如此。不断地撂荒轮耕,不断地去开垦新的土地,使泾洛流域农业一方面垦殖面积不断增加,水土流失面积也随之扩大。而另一方面,土壤贫瘠,广种薄收,人民仍然贫困不堪。洛川l县一带民众就流传这样的俗语:“种上万万顷,哪怕一亩打半升”,人们不管收获,“有牛没牛尽管种”③。虽辛苦耕种一年,收获却寥寥无几。正如咸丰时保安县人所言,“荒山容易起风沙”,“不管年荒与岁丰,十年总有九年穷”④。原来是“牛羊山,米粮川”的保安,土地承载力大大降低,已难与昔日相比。道光时卢坤所作《秦疆治略》,几乎陕北和渭北旱塬各州县都是“地瘠民贫”。其实,陇东一带“原以土质肥沃,农产富裕”,故历史时期这里人口密度基本上较洛水流域大。加之这里原面较陕北一带大,自然条件优越,故历代开垦多所致力。由于滥垦滥伐,“垦殖无方”,只知扩大耕地面积,撂荒轮作,粗放式经营,“致使土地利用失调”,表层耕土“受雨水冲蚀而流走”,“良田败坏,沟壑纵横。耕田面积日渐支碎”。虽有施肥,但地力消耗和水土流失,使农业单产降低,经济衰微。昔日茂密森林,今为濯濯童山。昔日良田与草原,今为“不毛之沙漠”⑤。随着建国后这一地区人口的膨胀,人均耕地更少,人地矛盾更为突出。为了解决当地粮食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走原来开荒种地,扩大耕地面积的老路子,使水土流失更为严重。人们越穷越垦,越垦越穷,农业终是恶性循环。传统的粗放农业是今日这一地区积贫积穷的重要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康熙《宁州志》卷一《地理·山川》引(明)李绅《山水歌》。②(清)张澍:《天心篇》,收入《历代咏陇诗选》。③民国《洛川县志》卷二四《方言谣谚志·俗谚》。④咸丰《保安县志》卷八《艺文》,(清)彭瑞麟《保安杂咏》。⑤民国《甘肃乡土志》第七章第八节《水土保持》。泾洛流域森林草原减少,水土流失严重,不但使土壤承载力降低,粮食亩产减少,而且使这一地区像其他黄土高原地区一样,燃料、饲料、肥料等三料出现短缺。长期以来,泾洛上游以林木、树枝草灌和作物的秸杆为燃料,树木烧光,就去刨树根。树根、秸杆烧完,就去刨草皮,挖草根,烧牛马粪。这样,自然使三料短缺,生计难以维持。宁夏、固原地区就是三料严重断缺之地①。甘肃庆阳地区华池县,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开荒种田,特别是建国后人口剧增,大量烧柴用材,使这里的子午岭林区的森林和草原受到严重破坏。到80年代初,除东部几乡在子午岭深林区外,其余全县其他地方已无林可砍,无荒可垦。相应地,水土流失加重。柔远河在上世纪60年代输沙量7万吨,70年代增加到3万吨。同时,全县大小7700余条沟至70年代末就有6300多条干枯②。农业降产,薪材短缺,饲料、肥料亦成问题,自然环境已恶化。 历史上,受水土流失和人们耕垦的作用,泾洛上游形成沟谷坡地的黄绵土及原地的黑垆土,前者肥力瘠薄,后者成为黄土高原较优良的土壤。而关中受人类长期耕垦和施肥作用,形成耕作性较好的填土。土壤的肥瘠自然影响到农业生产。关中由于自然条件好,地势平坦,土壤肥美,灌溉便利,虽经自然和人类长期作用,但自然环境恶化的程度远较陇东陕北轻,自然灾害也远较陇东陕北少。有些还因人类的参与,而使自然环境更适宜于人类的发展。前言关中出现的塿土,盐碱地改良自然对促进农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同时,还应指出的是,关中泾洛下游森林减少,湖陂大多干枯,地下水位下降,沿山及滨河一带,砾石、沙子多随洪流而淤积散布,洪潦成灾,原来的“淤田”已变成了“淤沙”。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北山旱塬一带地形破碎,“地瘠民贫”,农业生产环境亦受到很大影响。沙苑自然环境恶化,水草减少,湖泉干枯,已多出现风沙和沙徙现象,屯垦田地多为风沙侵占。可见,泾洛下游自然环境的变化,也带来一定的不良后果。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山西大学黄土高原研究所:《黄土高原整治研究》,第20页。②新编《华池县志》第一编《地理志》。总之,历史时期泾洛流域自然环境的变迁,给这一流域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一方面使许多不良的如盐碱土、沙土等土壤得到了改造,培育出了更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填土、黑垆土等。历史上关中有“膏壤”、“沃野”、“天府之国”的美誉,对粮食生产,推动社会进步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人们毁林垦荒,滥垦滥殖,纵火烧山,锄山为田,使泾洛上游和渭北旱塬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空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地形更加破碎。土壤肥力流失,河患增加,甚至对黄河下游河道和湖泽等都带来了严重危害。而同时,由于森林草原植被遭到破坏,泾洛流域自然灾害明显增多,尤以旱灾最易发生,自然环境的免疫力大大降低。河患频仍,暴涨暴落,泥沙含量大,多浑浊不堪,难于通航。湖泉池陂大多湮废,人们生产、生活用水已成问题。由于土壤肥力下降,粮食单产降低,广种薄收,土壤承载力降低,燃料短缺等,农业陷入恶性循环,人们越穷越垦,越垦越穷,使包括泾洛上游在内的黄土高原地区成为中国现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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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写《以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等等,比如以写《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例,统筹城乡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是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全面落实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对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正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变化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的政策特点是以农补工,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沉淀在土地上。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必然性,但也导致城乡二元体制逐步形成并不断强化。二是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前。逐步放开农产品市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大量转移,城乡经济的关联度显著增强。三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确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强农惠农政策体系不断强化,初步搭建起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制度框架。国家实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面,全面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不断扩大;逐步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居住的限制,推进城乡平等就业,积极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等等。在充分肯定城乡关系发生积极变化的同时也应看到,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社会结构加快转型、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势头仍未得到遏制,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这主要表现在:农村资源要素流失问题仍然突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本的趋利性使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的资金大量流向城市,在农村形成巨大资金缺口。土地征收征用对农民的补偿标准不合理,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明显向城市、向非农部门倾斜,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缺乏保障。农民工工资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与城镇职工同工不同酬、工资与实际劳动贡献错位的问题依然存在。公共资源配置不利于农村的问题仍然突出。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但由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底子薄、投入欠账多,目前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深度还不够,公共品供给偏向城市,造成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差距过大。财政支农力度与国家财力的增长状况还不相匹配。市管县体制从资源配置上强化了市级政府的调控能力,出现了地级市本级与县级争利、财富日益向市级集中、财政投放日趋集中在市本级的现象,带来县及县以下政府促进发展和提供服务所需要的公共资源严重不足问题,加重了“城市偏斜”。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相脱节的矛盾仍然突出。农民工进城就业,不仅希望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而且强烈渴望融入城镇。但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下,他们仍被视为城镇的“过客”。城镇对农民工“经济性接纳,社会性排斥”,“要务工不管安居”,农民工进城落户门槛高,不能享受同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不能在城镇落户定居,长期奔波于城乡之间。这种不彻底的转移方式起不到稳定减少农民、使土地向务农劳动力稳定流转集中的作用。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创造条件,让农民在城镇安居乐业;又要允许农民继续享有对土地的权益,以此作为应对不确定性及各种风险的生存保障。这是保护农民利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需要。县域经济和小城镇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环节。应扩大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实行财政“省直管县”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加快建立县乡政府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保障基层政府履行基本职能。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依法探索在行政上省直管县的体制。实行有利于小城镇发展的投资和土地政策,加大国家对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投资,增强小城镇的吸引力,把县城和中心镇建设成为生产要素集聚和承载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区域。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重要特点,应从战略上协调好二者的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我国不能像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待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后再去推进农业现代化;也不能走一些发展中国家那种大量进城农民沦为城市贫民的发展道路,不能在城市周边形成大量贫民窟。必须立足国情,确保在农村不凋敝、农业不衰退、农民不破产的情况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应深化农村改革,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进程,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步伐;加强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和新型农民培养,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努力把现代文明引向农村,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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